欽立（1910年10月29日—1973年8月6日），字卓亭，筆名胡蠻、祝本，山東省巨野縣大義鎮人，中國文史學家、古文獻專家。畢業于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曾任職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廣西大學。1951年至1973年任東北地區師范學大學教授。編有《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校注有《陶淵明集》。另有《逯欽立文存》等著作出版。其所著《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共250余萬字，經過二十余年的修改和刪定，被認為是先唐詩歌總集的集大成者，被譽為“研究上古中文言文學者必備之書，填補空白之作”。
人物經歷
1910年10月29日（農歷九月二十七日）生于巨野縣大義集村的一個地主家庭。其祖父以商販起家，兩個伯父曾做過牛馬生意，其父逯靜軒為私塾先生。逯八歲時入私塾，后在家庭包辦下與李姓成婚。193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隨即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專門研習漢魏六朝文學。曾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廣西大學（桂林）、東北師范大學任職。逯先生對于漢魏六朝文學造詣頗深，撰述很多。1940年，他感到明人馮惟訥所輯《古詩紀》、近人丁福保所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雖然"搜括靡遺"，有功于世，但仍存在嚴重缺失，遂在前書基礎上重新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謠，另謀新編。工作時斷時續，直至1964年，始編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這部百卷巨軼。其中《隋詩》10卷，為目前收錄隋詩最為全備的總集。另有《陶淵明集》校注（中華書局）等。
逯欽立的學術生涯始于北京大學，1929年春考入縣立師范講習所，暑假又考進菏澤市山東省第六中學，曾兼任校刊主編，開始發表新體詩和散文、小說等。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6年轉入中文系，呂振羽劉禹昌、詹瑛、劉錫銘等組織“社”，研討元曲，又與湯用彤、任繼愈等人保持來往。曾主編《北大周刊》，并以筆名“胡昭衡”（即英語“human”的音譯）發表雜文、散文和小說，宣傳抗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逯欽立進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后與聞一多等295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師生步行自長沙經貴州省抵達昆明市。到云南省后就讀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中文系。
1939年，逯欽立以北京大學學籍畢業，考入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其在文學組師從羅庸、楊振聲，研修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1940年兼文科研究所研習助教。1942年在南溪李莊北大文科所辦事處以畢業論文《詩記補正》通過答辯，并獲教育部核發的碩士學位。畢業后，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44年與羅筱成婚。1945年，逯欽立協助傅斯年編輯抗戰時期史語所的學術論集《六同別錄》，并發表論文《漢詩別錄》。
1946年，逯欽立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回南京。此時逯欽立開始校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并發表了多篇論文。194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隨中央研究院遷往臺灣。10月，經傅斯年向廣西大學校長陳劍翛推薦，逯欽立被聘為廣西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遂移家桂林市。1949年9月被廣西大學繼任校長盤珠祁聘為中文系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參與創辦桂林文協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籌建工作。1950年出任桂林市文聯副主任，并被推舉為桂林市人民代表。1951年10月被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聘為教授，移家長春市。期間為其學生編寫了多種中國古代文學的油印講義、作品選等。1955年出任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后逯欽立重新輯校其《古詩紀補正》的書稿，與中華書局商議后定名為《先秦兩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最后出書時更名《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逯欽立被迫賦閑在家。1973年，逯欽立致函中華書局，詢問《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書稿處理情況。中華書局復告其書稿“妥存我局”。8月6日，逯欽立趕赴學校參加“批林批孔”運動的途中突發心肌梗死，后不治去世，終年64歲。
學術貢獻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逯欽立先生是當代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學研究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漢魏六朝時期。學術界受惠最大的是他以一人之力編纂一百三十卷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此書迄今仍然是學習和研究這一時期文學的必要書籍。除此之外，他在漢詩研究、陶淵明研究、漢樂府研究和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有價值的成果。
逯欽立先生對蘇、李詩、班婕妤詩和古詩年代的考訂，迄今仍是不刊之論。尤其是蘇武詩的考訂，他提出了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蘇詩晚于李詩出現，且蘇詩出于李陵集。他引庾信《哀江南賦》證《詩品》“子卿《雙》”當為“少卿”之誤，其考訂的精審，令人嘆服。他的陶淵明研究，在陶詩研究中卓然成家，他的某些觀點，雖不能成為定論，但由于其論據的翔實，深具學術討論的價值。在古代文論研究上，他對文筆的考辨，可以說是繼劉師培之后對此題目最為詳盡的討論。他將文筆發展的歷程，通過大量資料調查和辨析，論述得至為清晰。他提出文筆說起于東晉初；文指有韻的詩、賦、頌、等一類的制作，筆指無韻書、論、表、奏等一類的制作。這個觀點比前此時期簡單地提出在劉宋時，要更為準確。此外，他對陸機《文賦》寫作年代的考定，在當時也是很難得的成果。因為陸機作《文賦》的年代，古人基本相信杜甫的說法，認為是陸機二十歲時所作。在逯欽立先生之前姜亮夫先生《陸平原年譜》，亦定為二十歲時。但逯欽立先生經過對陸云三十多封《與兄平原書》分析，一一考定其史事，最終提出《文賦》當是陸機作于永寧元年，陸機時年四十一歲，是為陸機晚年所作，其關于文的見解已經成熟。這個考定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價值和意義的，對于我們正確了解《文賦》出現的背景，從而準確評價《文賦》的理論價值，提供了研究的基礎。
綜上逯欽立先生的諸研究，其實我們發現，這些成果其實都是逯先生在整理《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過程中產生的。因此研究逯先生的學術歷程和學術成就，應該深入開展對他這部書的研究，比如他是如何選這個題目的，選題的動機是什么，他開展這一學術工作面臨什么樣的挑戰。
我們知道，漢魏六朝的作家作品，自唐以后散佚甚，總集、別集能夠存世的數量非常少。總集僅有《文選》和《玉臺新詠》兩部，別集能夠讓人相信保留六朝舊集原貌的，大概也就是《嵇康集》、《陶淵明集》、《鮑照集》等寥寥幾部。逯欽立先生據《古詩紀》引用書目說還有陸云、謝朓、庾信諸人，但陸云，《隋志》著錄十二卷，至《崇文總目》著錄僅八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十卷；謝朓，《隋志》著錄十二卷，《崇文總目》僅著錄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則著錄為五卷。《直齋書錄解題》說：“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馀視詩劣焉，無傳可也。”是樓炤將謝集十卷刪為五卷。庾信，《隋志》著錄二十卷，《崇文總目》已不見，《直齋書錄解題》亦著錄二十卷。但《直齋書錄解題》說：“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為首冠。”是二十卷之《庾集》實非六朝舊集。宋以后，這種散佚的情況更加嚴重，故明人起而搜輯裒集，馮惟訥《古詩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編輯的。雖然其書存有體例不純，牴互出及錯收漏收等毛病，但亦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說：“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作，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源者，不能外是書而他適。固亦采珠之滄海，伐木之鄧林矣。”當然隨著學術研究的發展，《古詩紀》一書作為學術研究參考用書，越來越難以參用。故民國時丁福保重新編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書有鑒于馮書的漏牴牾，參考清人馮舒的《詩紀糾謬》，刪汰馮書的繁蕪，訂正訛謬，體例清嚴，故長期以來為學術界參考使用。但是丁書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其止取漢以來，漢之前的韻文不收，不能不無遺憾。又其參考遵用馮舒《詩紀引謬》，而自己的考訂不多，馮舒之錯謬之處，丁書亦不加辨別。此外，最為不便的是，丁書所錄諸詩，均不注明出處，難以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也正是有鑒于這樣的情況，同時也是學術發展的需求，逯欽立先生遂重新整理編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逯欽立先生這部總集的優點和貢獻，學術界早有定評，在中華書局的《出版說明》中明確指出其優點有五，都是精審之言。先師曹道衡先生曾在中華書局出版此書的推薦信中，總結其成績，說到其搜輯佚文，認為這個工作比收錄完整的作品更為艱難。這是非常準確的評價，只有作過這方面的工作，或者重視文獻資料的研究者才能深切體會得到。本書引用數百種子史文集，傳世文獻中凡于搜輯相關者，逯先生無不采擇。而新出文獻，逯先生亦盡量采擇，如敦煌市出土文獻、日本所出《文選集注》等。這一點在每首詩、每一句詩后的附注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要知道，逯先生從事這個工作的時候，完全依靠個人一本書一本書的搜檢，甚至連索引一類可供使用的工具書也不多。此外，當時的古籍整理也還沒有完全展開，所以大量的書都必須依靠編者親自去調查。從這個角度講，與今天的學者在能夠借助電子文獻、古籍整理的成果，乃至復印機、掃描儀等現代化手段相比，愈發顯得逯先生工作的艱難和成就獲得的可貴。除了傳世文獻以外，逯先生此書大量利用了當時新出土的材料，如敦煌市出土文獻等。能夠從如此廣博的文獻中一條一條地搜輯，足見逯先生對文獻的熟悉，以及他研究的深入細致。
然逯先生此書，并不僅是搜輯全備，更由于其考訂精詳，解決了許多文學史上的懸疑問題。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的《漢詩別錄》，就是在其搜輯的工作過程中，考訂而成的成果。他對于蘇、李詩以及班婕妤詩、古詩的考訂，其結論可靠，證據充分，推理嚴密，為學術界所信服。然《漢詩別錄》只是逯先生考訂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他用論文形式發表的成果，而魏晉以后的考訂，只以精簡的文字附于每首詩下，然其提出的觀點，大都可信。如《秋懷詩》，逯先生斷為謝靈運作，這看似非常簡單的判斷，其實是有嚴密的考證的。但限于體例，逯先生不能在《集》中展開，但他在《〈古詩紀〉補正敘例》中提出三條證據，考證當為謝靈運詩。比如晉人應亨《贈四王冠詩》，舊說多據《初學記》以為應亨是東漢人，陸侃如《中國詩史》并且以為是東漢五言詩的始創作品。但逯先生據曾培《初學記校記》考訂為晉人，又據《通典》，考訂為王景系等四人加冠之作。這對于糾正以往的文學史誤識，準確認識五言詩寫作，是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的。再如宋代詩人吳邁遠，《詩品》稱為“齊朝請”，其實吳邁遠是宋人，宋元徽二年坐桂陽王劉休范之亂誅死。逯欽立先生考訂列入宋代詩人之列，糾正了南朝人鐘嶸的錯誤。這樣的考訂很多，每一種考訂其實都需要有非常縝密的論證。只是因為體例關系，而只能將觀點列于集中。而有些看似遵循《古詩紀》，其實仍然有逯先生自己的判斷。因為《詩紀》錄詩，往往徑據所見文獻，不作考訂，又不注出處，有不同記載和著錄作品，可否相信《詩紀》，是需要有文獻判斷的眼光的。比如《全梁詩》所錄蕭統和蕭綱的詩，其作品的歸屬非常復雜。比如明代通行本《玉臺新詠》所載蕭統諸詩，趙姓覆宋本《玉臺新詠》就不錄。趙均發現的宋本，是在明末，馮惟訥當未見到，然其并未據當時通行本《玉臺新詠》是為蕭統，而是題為蕭綱，這是對的。但這些作品，在唐朝的類書中，往往也題為蕭統，如《照流看落釵》、《名士悅傾城》、《美人晨妝》諸詩，《藝文類聚》十八題為蕭統，但《詩紀》均題為蕭綱，這是有見地的。逯先生此處便依據《古詩紀》題為蕭綱，而沒有歸為蕭統。
逯欽立先生精于目錄、版本，這也是做輯佚、編集工作的學者所必備的。但這一點在《先秦漢魏南北朝詩》一書中不能得到展現。不過，逯先生將這樣的經驗撰成《古詩紀補敘例》，我們從中看到逯欽立先生所作這一工作具有的學術功力和付出的辛勤。比如他在《略論校勘材料》中提到對類書和總集的使用，對《文選》李善本、五臣本和《文選集注》諸本異同的辨析，足見逯先生在選錄作品時校勘之明審。除使用版本校勘，逯先生還據詩歌的句法、章法、用韻、用詞等辨析審斷，這些都見出本書在校勘上的用功之深。對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一百三十多卷、數千首詩歌都能夠作如此細密的考訂，需要編者具有怎樣的學術積累和準確的判斷，這是本書具有如此高學術價值、讓學術界信服的基礎。逯先生此書，不僅為學術界提供了可以信服、放心使用的文本，他的工作更給后學者提供了典范，因而成為二十世紀古代文學獲得成就的標志性成果。其所著《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共250余萬字，經過二十余年的修改和刪定，被認為是先唐詩歌總集的集大成者，被譽為“研究上古中文言文學者必備之書，填補空白之作”。
陶淵明研究
在陶淵明研究領域，逯欽立先生于考證、校勘、注釋和評論等四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1979年之前，陶淵明還沒有特別好的校注本。逯欽立先生率先以元初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十卷本為底本對陶集進行整理。 1949至1978年，是古典文學研究學科統一時期。在本階段對陶學研究做出卓越成就的是逯欽立、王瑤兩位前輩，各自著成形成學術階梯的《陶淵明集》。王瑤先生的《陶淵明集》，是近百年來第一本將淵明作品按寫作年代的先后加以重新編排的著作，惜其底本、參校本等不詳。逯欽立本則非常明確，其底本是李公煥注本。李注本博采眾說，開集注之先河，明清兩代屢見重刻。參校本為曾集刻本、蘇寫本、焦竑刻本、莫友芝刻本、黃藝錫刻《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本。參校了湯漢注本、何校宣和本、吳瞻泰匯注本，對其他圖書類書等所引文字，也一一進行比勘，錄出異文。相應增補異文子注，以便訂正訛誤，保存作者原文，并不一律屈從本集。在正文與子注異文的選擇篩汰上，注重以當時習語為鑒，并不局限于今人通過藝術或邏輯分析認為哪個更加合適。此外，逯先生還將《五孝傳》、《四八目》、《八儒》、《三墨》等偽作，悉從刪去；仍依魯刻蘇寫大字本次序編詩文七卷，卷首列入蕭統序及目，保存舊集原貌。在注解上，逯欽立先生參酌諸家，不取過于附會之說。袁行霈先生稱其“注釋亦多有發明，是目前在中國大陸最多引用的一部陶集。”書后原附有逯先生《關于陶淵明》、《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兩篇文章。由于前者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環境下所寫，不能完全體現逯先生陶學成果，在重印時，已經抽掉。而《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后所附跋文，是逯先生指明其陶淵明五十一歲說之誤。其嚴謹與誠懇可見一斑。可以說，逯欽立先生校注《陶淵明集》是個非常出色的本子。
關于陶淵明思想的論述，逯欽立先生結合當時文化思潮，經學、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靈活對待陳寅恪“新自然主義”觀點。
逯先生自言《讀陶管見》具有“讀書筆記性質”、“涉及的問題又未必有關宏旨”。但其筆記出于多年讀陶集的體會，而所論恰是理解陶淵明及其詩文之難點所在，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陶淵明少年時期江州一帶各種社會思潮的斗爭》提出“從陶淵明的詩文看，他是喜愛六經深受封建教養的。”認為他接受經學，除家庭教養之外，“更決定于當時當地熾盛一時的經學思想”。原因是：淵明十二至十五歲期間，經學一度在江州興盛，江州又是佛道兩種宗教相當泛濫的地方。在這種并存狀態中，產生了佛道和儒學之間，佛法和玄學之間的復雜矛盾斗爭。那么，青壯年時代在江州度過的淵明，他的生活思想、人生觀和創作思想便不能不受到各種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與考驗。逯欽立進一步表明，“陶淵明少年時代的主導思想來自當時的儒家經學，這決定了他的從政理想和事業心，乃至決定了他一生的倫理道德觀點。……陶淵明還是崇尚玄學思想的。他所以寫出《形影神》詩是由于他擁有玄學知識；此詩既有揭露道佛迷信的進步的一面，又有玄學本身局限性的一面；他所以口口聲聲講委天安命乃是在生活上實踐玄學教義；這種玄學教義使他的人生觀和創作思想受到很大的消極影響，自不待言。”
逯先生在這里對陳寅恪先生的“新自然說”有所吸收。陳寅恪《陶淵明的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以《形影神》詩論證出淵明的哲學思想為“新自然說”；而“新自然說的要旨在委運任化”。作者特別指出：“此委運任化，混同自然之皆不可謂其非自然說，斯所以別稱之為新自然說也。”陳氏論陶之思想及考證，文甚辯給，只是結論稍顯冷僻。朱光潛先生在《陶淵明》一文中點出“冷僻”所在，即“只是把淵明看成有意建立或皈依一個系統井然壁壘森嚴底哲學或宗教思想，像一個僅守繩墨底教徒。”逯先生吸收了“委運任化”說的合理成分，充分考慮到當時的文化思潮，經學、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在淵明成長過程中所發揮的滲透作用，使得“新自然說”進入到更為合理的社會范疇之內，而不是個人對某種家族沿襲下的思想傳統刻意地繼承與保衛。
逯欽立先生認為《形影神》詩是針對當時廬山釋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論》及《萬佛影銘》所寫的一組哲理詩，運用玄學自然之義來反對佛道迷信，此說為《形影神》提供了新解。
逯先生在解題中言“取形影神三物，總為一題，此可注意者一。以自然二字，揭出生之真諦，此可注意者二”，直接提出此組詩關鍵所在。故在論詩與當時佛教之關系前先充分論述了“形神對舉，以詮人生”的先例。認為“形神二字之用以辨理遣辭，魏、晉以來，雖益大行，惟以發為文章，視作一種教派之思想理據，而震撼一時風行數世者，則為釋慧遠之《形盡神不滅論》。……然如觀其內容，則此《形盡神不滅論》，實兼就佛門要義，即報應說，為之設一理論根據，而不限于沙門應敬王者一事也。”既然“慧遠以形神論，為罪福報應之理據”，那么后世論者無論站在護法還是貶佛的立場上，都習慣以形神為言。陶淵明與慧遠比鄰，不可能對其形神論充耳不聞，“《形影神詩》之有設報應論，斷可知也。”另外，晉義熙九年慧遠立佛影，作《佛影銘》，銘中兼及形影神。并遣人邀請謝靈運撰作銘文，此事自然是聞于遠近。“影之與神形發生因緣，始于此事，淵明形影神之命題，必針對此事為之。”
與慧遠觀點的同異，關乎陶淵明之思想。故全文第二部分“釋義”旨在推闡“題中自然之一義及詩中教要之辭旨”，分為“論此詩之為反報應說”、“論此詩之為反形盡神不滅說”兩個專題。慧遠滅生以絕情、息神生之論，不順化之說，與淵明主稱情以得生、自然以遂生者之論，縱浪大化，不喜不懼之旨趣相反。逯先生經過嚴密考證推理，得出的結論是：“淵明之見解宗旨，與慧遠適得其反，《形影神》詩，實此反佛論之代表作品。”更加明確了詩人的可貴之處在于對待佛教迷信問題，陶淵明與當時門閥士族文人抱著完全相反的態度，他所服的就是當時玄學家的自然觀。逯欽立先生在肯定這種自然觀的唯物主義因素外，又指出其帶有形而上學性質，易使人“蔽于天而不知人”，這也是造成詩人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逯先生對陶淵明的隱居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陶淵明在最后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心情實際上是復雜和矛盾的。他雖然出身庶族，但其祖陶侃畢竟是東晉新貴，在政治上曾取得過成功。故而歸隱并非淵明首選，是放棄政治理想之后，“不得已”而做出的選擇。
《宋書》本傳云：“（陶淵明）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逯先生考《宋書·百官志》，“知陶為祭酒，即長史祭酒，職位較高。”又“陶淵明八歲，是年遭父喪”，即幼年失。“太元甲申（公元三八四），陶淵明二十歲。家庭衰落。”（《陶淵明事跡詩文昔年》）以“弱冠逢世阻”（《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為據。足見其出仕前的青少年時期生活是比較拮據的。那么，這種“不堪吏職”之說，便顯得不易理解，很值得懷疑。逯先生進一步提出，他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祿代耕”思想決定的，是因家貧而出仕，“談不到什么忠君思想”。逯欽立又指出陶淵明以祖輩的榮寵為傲，是一個“深受封建教養懷有政治理想愿意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故當宋武帝討伐桓玄，他東下附“義旗”，其“封建正統思想”又非常突出地表現了出來。所以，陶在最后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他的心情實際上是復雜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擺脫了封建統治羅網，感到極大慶幸與愉快”，“另一方面，歸隱就要終身放棄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饑寒痛苦”。故而，其歸隱是“不得已”而為之，“陶淵明所以成為一個隱士，決定于他的思想見解和道德品質，更是決定于他生活的歷史時代和社會風氣”。逯先生認為退隱躬耕，對詩人來說是件大事，但這“并不是使他成為偉大詩人的充分條件或因素。”更直言“研究陶淵明，不允許過分強調他的歸隱”，這會導致“把非主要的作品當作主要的”，使研究偏離了應有的方向。這對于今天的陶學發展仍然具有深刻的意義。但我們也應當對逯先生的觀點批判地繼承，對陶淵明“忠君”思想有更加充分的認識，畢竟其《命子詩》除了自矜祖上功業外，還有“在我中晉”、“天子疇我”、“慎終如始”這樣鮮明表達立場的詩句。故其仕隱，有更為深刻的原因與意義，并不止于在“以祿代耕”與“放棄政治理想”間徘徊，有待于后人進一步研究。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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