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生卒年不詳），辛氏，名钘，字文子（一說名文子），又稱計倪、計研，號計然、漁父，春秋時期宋國葵丘濮上（一說民權縣、一說河南省蘭考縣、一說菏澤市鄄城縣臨濮集一帶）人，著名謀士、經濟學家。史載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有關文子的最早記載見于《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并時，而稱姬宜臼問，似依托者也。”認為文子是老子的弟子。后關于文子其人，又有計然、文種、彭蒙之師、關尹、田文等多種說法。南宋時晁公武《群齋讀書志》引北魏李暹[xiān]注，載文子：“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于老子。”這一觀點的流傳最廣、影響最大，今學界多從此說，認為文子應為計然。
史載文子為晉國亡公子，初師從老子，其拜師求學具體時間尚不可考，大概于老子為周守藏史期間，或老子去周隱居以后。文子少時南游于越，后作范蠡師，曾多次向越王勾踐獻策，與范蠡、文種齊名。《越絕書》《吳越春秋》中載有文子（計然）七策，內容涵蓋民生治理、舉賢任能、流通經營、陰陽吉兇等多個方面。《史記·貨殖列傳》載范蠡言：“計然之計七，越用其五而得意。”可見文子之計對越國發展的重要作用。
作為道家黃老之學的奠基者，文子不僅繼承、發揚了老子的思想，并結合時代、經濟等社會背景，拓展了原有的道家思想，并廣泛吸收別家所長，后世范蠡、韓非子、蓋公、曹參等人皆受其影響。勾踐滅吳之后，文子的弟子范蠡北上至齊，促成了齊國稷下學宮黃老之學的產生。黃老一派在戰國中后期和漢初時期兩度成為顯學，并在西漢中期以后廣泛流傳于民間，與民間盛行的神仙方術思想相結合，最終發展為道教。
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文子，晉國亡公子，葵丘濮上人。春秋中至春秋后期，文子師從老子。其拜師求學具體時間尚不可考，大概于老子為周守藏史期間，或老子去周隱居以后。《漢書·藝文志》錄有《文子》九篇，班固注：“老子弟子，與孔子并時。”《文子》一書也以闡釋老子思想為核心，（唐）柳宗元在《辨文子》中認為《文子》旨意皆以《老子》為本，可見文子與老子思想間的密切聯系。
春秋后期的晉國，正處于六大貴族集團爭奪政權的激烈斗爭時期，計然為避戰禍而逃亡至越國，至越后，計然結識了越國大夫范蠡，作范蠡師，與范蠡、文種三人齊名，并經由范蠡舉薦順利在越國謀得職位。計然作范蠡師一事，在多本文獻中皆有記載。如（南梁）裴骃《史記集解》引徐廣言：“計然者，范蠡師也。”（宋）《太平御覽》引《范子計然》記述了文子與范蠡互盟、拜師一事，“道藏”即《道德經》原本，可見老子、文子、范蠡三人之間的師承關系。
勾踐困于會稽時，聽從范蠡、文子之策，求和于吳，侍吳國三年。后勾踐得返越國，急欲伐吳，數問文子策。文子勸誡勾踐要在開戰前積蓄足夠的糧食、錢財、布帛，不可冒失強取，勾踐遂開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戰前準備。另有勾踐召開庭前會議，征詢伐吳事項，然群臣無人進言，勾踐大怒，抱怨群臣無人可用。文子直言，君王要先正己身，然后考察臣子，秉持任用群臣的基本準則，掌握臣子的各項情況，才能做到任人為用。勾踐在越期間，文子共獻有七策，既有民生治理、舉賢任能等治國方略，也涵蓋了流通經營、陰陽吉兇、天象變化等。
身份考據
對于文子其人的看法，綜古代文獻與今人研究，有計然、文種、彭蒙之師、關尹、田文等多種說法。有關文子的最早記載見于《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并時，而稱姬宜臼問，似依托者也。”認為文子是老子的弟子。后（北魏）李暹作《文子》注，認為文子與計然實為一人。（唐）李善、（唐）徐靈府、（宋元）杜道堅皆持此說，這一觀點的流傳最廣、影響最大，今學界多從此說，認為文子應為計然。
去向考據
勾踐成功伐吳后，越王驕傲專橫、誅殺功臣。文子不得已裝瘋賣傻以保全性命。《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記載，文子假裝發瘋，大夫曳庸、扶同、皋如等人，也被日漸疏遠，不再受朝廷重用。今有學者考明清史料，認為文子可能隱居于計峴山、計籌山一帶，山下有計村，計族甚盛。《史記·貨殖列傳》載有其弟子范蠡的去向，范蠡認為，計然家七計在越國只用了五計，余下二計可以為自己所用。后范蠡變名異姓，北上至齊，利用文子的經營之道從事商業活動，成為當地巨賈，同時發揚老子、文子思想，最終促成了齊國稷下學宮黃老之學的產生。
計然與《計然》考據
《史記·貨殖列傳》載：“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郡之上，乃用范蠡、計然。”今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據《容齋續筆》所引蔡謨觀點，認為《計然》為范蠡所著書名。后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李學勤駁其觀點，認為計然為人名，非篇名，其后學界多從此說。
思想
思想來源
道家思想
文子師從老子，其思想也主要受老子影響，其思想核心是對老子“道”學說的繼承和發揚。“道”作為一個哲學范疇，由老子最先提出，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老子》對“道”的定義較為含混，認為“道”無狀、無形、是恍惚、混成的概念，老子的“道”是無法被具體化的，這也是后世唯心主義釋“道”的根源。文子在繼承老子觀點的基礎上，從唯物主義角度對“道”進行闡釋，將道家思想引向人事與治世。
儒、法思想
文子吸納儒家、法家的的仁、義、禮、法、兵等思想，將傳統道家之學發展為黃老學派，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指出：“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其中“道德”即黃老思想，司馬談旨在說明趨于實用、重于治世是春秋末至戰國各家學說的共同特征，更是兼綜儒道法的黃老思想的突出特點。黃老一派在戰國中后期和漢初時期兩度成為顯學，并在西漢中期與民間盛行的神仙方術等思想相結合，最終發展為道教。
思想內容
政治哲學思想
道、德為本
文子道論是承老子思想而來，認為“道”是萬物之始。他在闡釋“道”時，認為“道”具有普遍性、連續性和無限性，文子的“道”不僅包括天地萬物，也包括天地萬物的內在規律。同時，文子以“氣”論“道”，認為無論是物質現象，還是精神現象，都是由“氣”構成的，這是對老子“道”論的進一步闡釋，是傳統“道”論的重要發展。此外，文子秉承老子的入世精神，將道家學說運用于經世治國，以“治天下”為己任，將“道”闡釋為“規律”與“法則”，進而演變為為治國之術，要求統治者先修己身，循道行德，人民才會歸服，君王才可建功立業。文子積極肯定帝王治世的重要性，要求君王在面對世道衰下人人失性墮落的現實，要執道御民，從而使人“復性”、“各得自然”。
文子在論述“道”與“德”的關系時，認為“德”是“道”的具體化后的產物，“道”是材料，“德”是成品，因此“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如同陰陽一體般不可分割。在事物形成、發展過程中，“道”“德”是最為基本的，故合稱“道德”，并將其推廣至治世政教之中，強調以“道德”教民、治國，主要在于順應民性、知曉民欲，肯定人性中趨于功利的一部分，即“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肯定人追求功利的行為，為君者可以通過順應民性而使百姓聽從。
在“道德”基礎上，文子進一步提出“無為而治”，從“無為治國”和“君王治心”兩個層面進行論述。首先，以“無為”為治國的基本策略，強調要順應事物的本質，遵循社會發展規律，不可強為。“自然之治”可以使天下百姓順從君主，使天下之事皆不失舉。其次，“無為”也是君主治心之術，指圣人心性清凈，不受外物干擾，君王所作所為需遵德循理、順應自然，不以私志治理國家，同時使用“道德”來教化百姓，即“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使百姓“已雕已琢，復歸于樸”，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無治而無不治”的治國境界。
儒、法兼收
老子學說中，排斥仁義、禮法，認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文子則認為“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文子以無為、德治作為基本政治方針，同時也強調要在此基礎上，實行仁、法兼收的政治措施。
一方面，文子援儒入道，在文子與楚平王的對話中，文子反復強調忠、仁、義、禮在治國中的重要性，將德、仁、義、禮并稱為治國的“四經”，指出“四經不立，是為無道”，將儒家的倫理性思想發展為政治性思想，進一步運用在具體的治國策略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文子在對待儒、道關系時，始終將道置于首位，強調先有道德，后有仁義，體現出文子的道本位思想。
另一方面，文子援道入法，道法結合。今有學者提出將黃老學派命名為“道法派”，即依據文子的這一思想。文子將法治視為實現德治的重要手段，主張法制要以德為本，時變因循，不可一味守舊。在立法方面，文子反對以士行約束民行，不以過高的要求苛責百姓。文子也反對高為量、重為任、危為難的三責法令，認為“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難而誅不敢。”強調立法要依據民眾的行為特點，符合民眾的意愿。在法文方面，文字反對嚴法、峻法，認為法文要有度、寬緩、簡省，使法制易于執行。
經濟思想
重視儲備，及時流通
文子在以天象變化來推演糧食豐歉的變化，認為每六年中，每隔三年會有一個豐收年，再三年會有一個歉收年，所以糧食的儲蓄和流通都要遵循豐歉的規律。儲備糧食之時，要注重商品品質，同時不要浪費，才能在歉收年時留有余糧。貨幣交易與物品交易都不要積蓄時間過長，一味積壓財貨會使資金的流轉周期過長，還可能會有錯失市場、物品腐壞等情況出現，影響經濟收入。
調節供求，控制物價
文子強調統治者需通過調節供求的經濟辦法來調節物價，使物價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如果糧食過于便宜，斗米二十就會傷農，進而影響農業生產，造成土地荒蕪。如果糧食過于昂貴，則會影響商業發展，導致經濟下行。較為合理的糧食價格在三十到八十之間，對供、銷雙方均有利。
用兵思想
為民舉兵
文子強調用兵不可為君主的一己私欲，而應基于存亡平亂、為民除害的需要，即“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文子》中征引黃帝、炎帝及共工、顓頊的事例，來進行說明。認為真正的圣人不僅要保全自己的國家，還要心系天下，以天下太平為己任。當天下有殘害人民的亂主時，應有正義之氣，舉兵討其德之失。
勝即能止
指用兵時不可好戰、不可戀兵，君主必須以嚴明的道德修養來克制驕縱用兵的欲望。與他國相抗時，“夫亟戰而數勝者即國亡。亟戰即民疲，數勝即主驕。”屢屢發動戰爭會導致百姓疲憊、經濟衰微，最終使為政者失去民心。“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在征戰之后，要留給社會足夠長的時間來休養生息。
著述
文子著有《文子》（《通玄真經》），是重要的道家黃老學派論著。古本《文子》已散佚，大致成書于公元前264至公元前239年間（春秋戰國時期）。1973年河北定州的西漢中山懷王墓出土簡本《文子》，證明了《文子》確是先秦古籍，但可能經后人篡改、增益。今傳世本《文子》即后人增改后的版本，大致成書于漢初。至唐代，李隆基篤信道教，尊《文子》為《通玄真經》，屬道教四部圣經之一。
關于《文子》的作者，有衛國將軍文子公孫彌牟、公叔文子、田文、計然、文種、尹文等多種說法。今學界多認為是計然所著。在成書時間上，《文子》應晚于《莊子》，略早于《韓非子》，與《荀子》《呂氏春秋》是同時代的書籍。
貢獻及影響
貢獻
文子作為黃老之學的奠基者，不僅繼承、發揚了老子思想，同時也對傳統道家思想做出了新的闡釋。首先，文子秉承了老子的入世精神，提倡“以道德治天下”，將道家學說應用于經世治國，為黃老道家核心政治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文子及稷下學宮黃老道學從唯物主義角度出發，強調道家思想的實用性、功利性，將其進一步引向了人事與治世。其次，文子同時兼容儒家、法家學說，進一步完善了傳統的道家學說，顯示出以道為本、兼容別家的學術傾向，開學術融合風氣之先，是齊國稷下“兼容百家”的黃老之學的基礎。
后世影響
在文子之后，后世許多哲學家皆受其影響，較有代表性的如：范蠡、韓非子、蓋公、曹參等。其中，范蠡作為文子弟子，受文子的影響最大。他直承文子思想。勾踐滅吳之后，范蠡北上至齊，促成了齊國稷下學宮黃老之學的產生。黃老一派在戰國中后期和漢初時期兩度成為顯學，并在西漢中期以后廣泛流傳于民間，與民間盛行的神仙方術思想相結合，最終發展為道教。
戰國時期，韓非子作為法家的代表性人物，《韓非子》中內容多反映出其受文子思想的影響。如《文子》載：“虛無者，道之舍也。”《韓非子》載：“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可見二者之間的相繼關系。文子援道入法，在傳統道家學說中融入了法家思想，韓非子可能部分吸納了文子思想，故二人著作中有相近時語。
西漢，開國功臣曹參在稱相后始宗黃老，采黃老“無為而治”思想。《史記》載有：“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曹參之后，劉恒、漢太后、劉啟等都尊黃老，士大夫也多從黃老之學。元康年間，時朝臣魏相上書，引有“謂之貪兵。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欲見賢于適（敵）者，謂之驕兵，義兵”等語，皆為《文子》中語。西漢著名學者蓋公，也尤善治黃老之學，后發展為膠東半島蓋公黃老派系。秦時秦始皇焚書坑儒，包含《文子》在內的黃老著作，可能都由該派系保留、整理，后膠東學派在《文子》古本的基礎上，重編《文子》，即《漢書·藝文志》中所錄《文子》九卷本。
人物評價
東漢時思想家、文學批評家王充在《論衡》中評老子與文子在道家學說中的地位，認為：“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肯定二人在道家學派中的奠基性作用。
唐中葉馬總在《意林》《容齋隨筆－》中載文子雖貌不及人，但篤學審慎，評其“見微知著，其志沉沉，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