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賢縣志》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社會主義新縣志。歷史上，上海市地區編過許多地方志，留存至今者即達130多種。《奉賢縣志》是上海市解放以來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社會主義新縣志，它的出版對上海市地方志編寫工作將是一個很好的推動。
序
序一
編社會主義的新方志，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祥今略古，著眼現代，為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服務，使新的方志在兩個文明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在新的地方志中，要準確地反映一個地方的歷史發展和經濟文化發展的面貌；記載當地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主義黨領導下為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進行英勇不屈的斗爭，為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行的艱苦奮斗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使讀者認識并尊重客觀規律。
《奉賢縣志》內容豐富，資料翔實可信，體例完備，具有科學性、現代性和完整性的特點，在地方性方面也有其特色，是一部有社會主義時代特點的新方志。《奉賢縣志》有自然地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人物、社會等各方面的豐富資料，這樣的志書是一個縣的“百科全書”。對一地的行政管理人員來說，是一部很好的“資治通鑒”；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來說，是一份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社會主義教育和愛縣愛鄉教育的生動教材。
《奉賢縣志》從1981年開始編纂，到1987年付印出版，前后歷時6年。這是奉賢區黨政領導自始至終的重視和支持，各方面學術力量的指導和幫助，全體編寫人員辛勤勞動、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的結果。奉賢縣的經驗可供編寫地方志的借鑒。
我相信，《奉賢縣志》的出版將對奉賢縣的各項工作起到鼓舞和促進作用。我祝愿奉賢人民在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建設事業中創造出更加巨大的成績。
序二
盛世修志，敷教之弘制。三才垂文，啟運之極致。懿我中原地區，自古富輿地之記，繇是山川道里明，物土民情無隱，文獻足稽，布政有據，博厚高明，悠久成業。且夫金字作塔，壘眾石而為錐基；《一統》成書，撮眾志以括全局。是故縣志之興修為勤政之所尤切要也。
浦左奉賢，襟海帶江之境，人杰地靈之區，控揚子三角洲之通道，翼名城上海市為屏藩。雖立縣、屬市之年淺，而建置興利之意銳且濃。白紙繪畫，乃麗乃工。方規模之粗具，值新機之降誕。爰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還，洪鐘一鳴，群情振奮，爭乘奔流，戮力競為新時代新任務貢其心力智慧。奉賢區以固有基礎，破浪勇進。縣委、縣府，恪奉政策，洽應民志。數載之間，依藍圖以起拔，生產挈農工而齊駕；海涂巧辟，專業勃興，藏富于民，萬戶開顏；出口創匯于外，城鄉一體于內；教、科、文、衛，乘勢以扇形開展；修志遠慮，及時而躍登日程。方今全國地方志之修撰，照眼繁花，耀如雨后春筍。奉志成書，乃在當先之列。紀撥亂反正之豐功，揚社會主義之天聲，鑄鑒住知來之明鏡，礪四化必成之決心。即一滴水，以見太陽，亦豈不令人神快而心慰哉。
奉賢區命名，有其歷古傳說，謂孔門高徒言偃嘗過此地。所以古城青村鎮有言子祠堂；道又有奉賢一街，十口相傳，云即子游經行講學所到。逮至建縣，援為嘉名。事于史傳，末見記述，然古史缺文，何其多矣；傳說之成佳話，又何傷其為傳說也。孔門四科，宋前廢公宗文，學優則仕，宰于武城縣。夫子經其治地，境內充耳弦歌之聲，因成禮樂為教之名。事有今古殊方，其同向者：當前大啟五講四美之風，廣開精神文明之花；潛默之道，遠勝往古。奉賢循遵今日標準，又克保有傳統美利，上下齊德以奪取“全國文明城市”之令譽，吾其不憚卜辭日“貞吉”。
新修縣志，為書三十二卷，兼有卷首一，都凡一百二十數萬言。溯古及今，迄于經濟體制改革。衡輕權重，有當書者靡不記。事皆求實，文堪副質。圖表并陳，綱舉目張。中央首長對新修地方志所提之明確要求“務必較舊志增加科學性和現代性”者，悉能深刻體會，盡力做到，不愧其為社會主義新地方志也。稿經三修，其征集累積之原始材料達二千五百余萬言。抽繹提煉之功巨矣，訪求網羅之力亦至大也。五載辛勞勤敏，修志諸君子之忠耿疲荼，概可知也。予嘗叩其成功之道，諸君子為言曰：“無他。上賴領導之支持，下靠志同道合之協力。”善者言乎。予因憶歷史學大師公伯贊在日，縱論歷史名著《資治通鑒》成書之訣竅曰：“在于司馬光善能組成一志同道合之小集體耳。”天下事難得者志同道合。雖有金寶，匪可求致。誠得志同道合班子，金石可開。治史、修志之取成在此，理政、處事又何莫不然也夫。
序三
奉賢區是祖國錦繡江南的一塊寶地。她北枕黃浦江，南臨杭州灣，以盛產新對蝦屬而馳名中外，又旁鄰金山石化城，有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有光榮的革命斗爭傳統和勤勞儉樸的五十多萬人民。解放以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日新月異，正在飛速地發展。
奉賢的建縣已有260多年，歷史上修有三部縣志，一部乾隆志由幾任知縣合修而成，一部光緒志是韓佩金三任奉賢知縣三修而成，一部民國志稿纂修于中國國民黨政權行將崩潰之日，不果而終，僅留下殘缺不全的草稿。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指引下，自 1981年開始編纂新的《奉賢縣志》。我是1985年來奉賢區工作的。在此之前，已知《奉賢縣志》被列為全國地方志“六五”規劃的重點項目之一，還赴黑河市參加了全國性的縣志稿評議會。如今，新的《奉賢縣志》正式付印出版，確是太平盛世的一大壯舉。
古人曾說，“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管子·形勢》)“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術遠者考之于近。”(漢·陸賈《新語·術事》)新的《奉賢縣志》是個綜合性的信息、資料寶庫。其中，有全縣古往今來的地理民情，有各行各業的發展沿革，有值得借鑒、吸取的歷史經驗。案頭一卷，隨時翻閱，察古知今，得益非淺。本人來到奉賢，經常閱讀《奉賢縣志》稿本和一些鄉鎮志、部門志，感受甚深。對于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來說，《奉賢縣志》則是部良好的鄉土教材。志書中所記載的奉賢區地區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反對封建剝削和壓迫的斗爭，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可用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是全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相信每一個讀者都將以濃厚的興趣一讀為快。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晉·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對于客居他鄉的奉賢籍專家學者和其他家鄉兒女來說，《奉賢縣志》是一座溝通信息、加強聯系的橋梁，加深對故鄉的悠悠思念之情，獻計獻策，為振興桑梓貢獻力量。曾經在奉賢區這塊土地上為推翻三座大山而浴血奮斗的革命老前輩，從中可重溫昔日的崢嶸歲月，激起同奉賢人民魚水深情的美好回憶和深切懷念。《奉賢縣志》還可把本縣的各種經濟信息向全國各地輻射，有利于大力發展橫向聯系和協作，繁榮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
在《奉賢縣志》即將告竣之際，我衷心地感謝全縣的編采人員，特別是縣志辦公室的同志完成了一件上對祖宗、下對子孫的好事。《奉賢縣志》的編纂是個浩大的文字工程，決非幾朝幾夕所能事。奉賢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全體編采人員數年來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奉賢縣志》是眾手修志、眾口評志、眾目審志的產物。我也衷心地感謝上海市及全國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專家學者對《奉賢縣志》修編工作所給予的各種支持和幫助。
祝愿奉賢區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愿可敬的奉賢人民生活得更加美滿幸福!
凡例
一、本志是一縣的“百科全書”，各門各類力求全面記述，各行各業盡量統合古今，重點放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的60多年、特別是解放后的30多年中。
二、本志繼承修志傳統，橫排豎寫，縱橫結合，為減少結構層次，全志不設“編”，采用分志并列體，除卷首、編后記外，設32個分志，計149章511節。分志排列以大類為序，但不明標類別，其順序為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雜記。
三、本志設總述于全志之首，設概述于分志之首，以為全志和分志之綱。設大事記于卷首，為全志之經，所志者為本縣作用大、影響久的大事，或不記即為缺門的要事，或帶有起點性的新事。
四、本志記事，上限盡可能追溯到各類事物開始之初，下限大致迄于1984年底，有的內容則有所延伸，甚至到擱筆之日。
五、本志以圖(包括照片)、述、志、表、傳、錄、記為主要表述形式。照片集中與分散相結合，以集中為主。圖、表隨文設置。
六、本志對解放后歷次政治運動的記述，遵照‘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不設專卷，分散于大事記及其他有關分志之中。
七、本志人物志不為在世人立傳、立表，入志人物力圖豐富多彩，注重反映革命先烈、能工巧匠、工商實業者等人士的活動。
八、本志對縣境內市屬以上各單位的概況，依據行業性質，歸并于有關分志。
九、本志的統計數據，除注明資料來源者外，原則上依據縣統計部門資料。
總述
(一)
奉賢區地處長江下游三角洲平原，位于上海市區的南郊，北枕黃浦江，南臨杭州灣，擁有31.6公里長的海岸線和13公里長的江岸線；縣境與南匯區、上海市、松江區、金山區四縣及上海市閔行區交界，總面積674.58平方公里，其中市屬農場65.08平方公里。
4000～6000年前的海岸線岡身地帶在本縣偏西部南北縱貫，12世紀所筑的里護塘由東偏西南橫臥。岡身西側為河湖交互沉積而成的湖沼平原一部，岡身東側系以江海沖積物為主的濱海平原區，整個地形呈現東高西低的半碟狀態勢。
縣境氣候溫暖濕潤，年平均氣溫15.5℃，常年無霜期230天，年平均降水量1062毫米。全縣河道縱橫交叉，灌溉著50萬畝耕田，通航數以千計的運輸船只。6條公路干線編織成繁忙的陸上交通網。里護塘、人民塘、團結塘等海塘依次向大海推進，將滄海變作良田。
有關出土文物表明，距今三四千年前，縣境西南部柘林鄉一帶已有人類居住。秦漢兩晉南北朝時屬海鹽縣境，唐宋元明時屬華亭市境。清雍正四年(1726年)正式自華亭縣析出建縣，縣名因相傳孔子學生子游曾至縣境講學而得。1958年11月由江蘇省省劃歸上海市。中共奉賢區委員會(簡稱中共奉賢縣委)和奉賢縣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南橋鎮。1984年底全縣轄有19個鄉、300個村(大隊)、3243個小組(生產隊)和1個縣屬鎮。境內有3個市屬國營農場。同年底總人口為51萬人(含市屬農場等2.6萬人)。縣屬48.4萬人口中，農業人口為43.3萬人，占89.46%，農業勞動力為27.5萬人。
相傳，春秋時夫差曾葬三女于南橋之北，今三女岡遺址仍有跡可尋。元末以后，境內先后建有南園、一邱園等10余所園林，皆小巧玲瓏，可惜大多毀于戰火。目前正在縣城興建的上海古華公園，將集奉賢區古園林之大成，成為全縣游覽的中心。
奉賢是著名的民歌之鄉，山歌演唱已有400多年的傳統。山歌之多、篇幅之長、歌手之眾，甚為少見。位于古岡身南端的柘林古文化遺址是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在南橋和奉城尚有元明時的佛閣和古城墻遺跡可供觀瞻。縣內有宋代至清代建造的石拱橋12座，百年以上古銀杏31株，鄔橋鄉有株古牡丹已生存近400年，可謂“花中長者”。
(二)
奉賢人民富有愛國主義和革命斗爭的光榮傳統。
明嘉靖，倭寇竊踞林等地，騷擾沿海鄉里。本地人民奮起抗擊，頭橋、錢橋、莊行等鄉至今流傳著誘殺“野人”“倭子”的動人傳說。明朝軍隊在陶宅等地與倭寇數番激戰，終于廓清倭患。明末，清軍南下時，本籍志士何剛輔助史可法堅守揚州市，中書舍人李待問以身殉國，千戶李唐禧兵敗被俘，大罵不止而死。更難得的是本地高橋婦女、明永寧王世子妃彭氏，聚眾數千，矢志抗清，連克10余州縣，被俘后堅貞不屈。
清代，奉賢區人民不堪封建王朝和地主階級的統治，屢次起義反抗。咸豐十一年(1861年)農民朱全等帶頭“鬧漕”，曾占領縣城，攻打南橋。此后，太平軍進軍本縣，當地民眾奮起響應，有的帶路，有的投身于戰斗行列。當太平軍攻克浦南重鎮南橋時，窮苦百姓熱情歡呼：“南橋、南橋，兩下兵交，活捉洋鬼，洋槍當柴燒。”同治元年(1862年)，英法聯軍和清軍大舉反撲。太平軍先后在蕭塘、南橋和柘林鎮武漢三鎮浴血抗擊，擊斃法軍提督卜羅德于南橋，在反侵略史上寫下光輝一頁。同時，沿海鹽民和農民，不堪鹽警壓迫，長期進行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緝私局、反迫害的斗爭。
清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本縣首鎮南橋各店鋪紛紛懸掛白旗表示響應，奉城城垣革命軍設立崗位，舊縣令封印卷逃。不少奉賢區籍人士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民國8年(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波及本縣，南橋各商店、學校組成救國會，罷市罷課，集會游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陰謀，反對賣國賊媚外求榮。本縣青年學生湯爻，作為松江區代表出席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成立大會。
中國共產黨誕生后，本縣的革命斗爭更加如火如荼。民國14年，為聲援“五”反帝運動，本縣成立后援會，組織學校師生募捐和宣傳，支持上海罷工工人。在江蘇省省立第四中學就讀的本縣青年沈志昂，不顧校方阻撓，毅然去上海多倫路參加反帝示威游行。在此前后，共產黨人侯紹裘等秘密來到奉城、莊行等地，開展革命鼓動工作。民國14年，李主一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本縣首批中國共產黨黨員。翌年，李主一、唐一新等秘密組織農會。民國16年3月，北伐軍途經本縣，農民協會帶領貧苦農民斗爭土豪劣紳。中共地下組織發動沿海平安等地鹽民起義，鹽警聞風遠遁。
民國16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縣黨部被改組。在李主一等創辦的奉城曙光中學，秘密建立本縣第一個中共地下支部和中共奉賢縣委。民國17年6月，中共黨員趙天鵬等鎮壓四團鎮惡霸地主張沛霖。民國18年1月，陳云、劉曉、唐一新等領導莊行農民舉行武裝起義。
民國26年11月，本縣淪陷。日本侵略者在本縣恣意殺戮無辜，焚燒村鎮，制造慘案130余起。全縣被焚房屋3200余間，540多人被殺害，人民死于非命者不下2000人。
民國27年初，中共浦東工作委員會(簡稱浦東工委)正式成立。同年夏天，在泰日橋鎮建立本縣第一支抗日武裝——奉賢區人民自衛團。此后，本縣青年積極投奔中共領導下的淞滬會戰游擊隊第五支隊。五支隊在頭橋和蔡家橋鎮斃、傷、俘偽軍警近百名。民國30年，中共浦南工委成立。民國31年9月，日偽在奉賢等地構筑封鎖線實行“清鄉”。中共浙東區黨委指派朱亞民(時稱諸亞民)率領11名指戰員堅持浦東新區反“清鄉”斗爭。他們在本縣蘇家碼頭、錢家橋等地多次狠揍日偽軍，并在泰日橋鎮策反一個中隊的偽軍起義。在斗爭中，12人的隊伍壯大成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淞滬支隊。整個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游擊隊在本縣境內與日偽軍作戰20余次，斃、傷、俘日偽軍和策反偽軍共400余人。在浦東、浦南兩個工委領導下，本縣建有3個中共區委、7個中共支部，地下黨員60人。民國34年10月，新四軍浙東縱隊奉命北撤，途經奉城、青村港、泰日橋等地，沿途受到本縣群眾大力支援，僅第四、第五兩個區就籌糧1.5萬公斤。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挑起內戰，革命人民被迫重新拿起武器。民國35年夏，受中共淞滬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淞滬工委）指示，本縣新寺地區首先成立武裝小組，開展游擊活動。此后，浦東人民護丁總隊(后改名浦東人民解放總隊，簡稱浦解總隊)在本縣泰日橋、胡家橋等地打擊國民黨武裝力量。浦解總隊第四中隊在曲折的斗爭中不斷壯大，至解放前夕已發展到100余人。浦解總隊的“機動”和“奮斗”兩個中隊，也活躍在本縣東鄉。解放戰爭時期本縣的中共地下組織，建有6個支部和1個小組，黨員60人。
1949年5月13日下午，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九兵團二十軍占領南橋，本縣西境解放。次日清晨，九兵團三十軍占領奉城，全境解放。從此，奉賢歷史翻開嶄新的一頁。
(三)
本縣偏處海隅，曾被視為“斥鹵之地”，但縣境西部南橋、蕭塘等地成市已逾千年，開發甚早。金兵進據北方，中原士族紛紛南渡，不少人定居本地。到元、明間，境內陶宅已成華亭市東南境重鎮，經濟、文化均甚發達。陶宅衰落后，青村(即今奉城)遂成海防要地。
自然和人文方面的有利條件，造就了本縣歷史上一批名人。蕭塘人衛涇，宋時官至吏部尚書、御史中丞。元代，陶宅陶與權是松江區地區八大豪富之一。明初，陶宅詩人袁凱因寫《白燕詩》而被稱為“袁白燕”。他的同鄉晚輩張弼是明初著名書法家，人稱“吳中草圣”。膾炙人口的《杜十娘》原作者宋懋澄，是鄔橋牛橋人。家住柘林鎮的明代著名學者何良俊，親受倭患之害，所著《四友齋叢說》等保存有珍貴的明代史料。陶宅人黃之雋是清代有名望的學者。據清光緒《重修奉賢區縣志》所載，自宋至清，本縣先后有88人考中進士，舉人、貢生為數更多。
辛亥革命后，各界聞人，不斷涌現。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員沈志昂，跟隨軍官教導團參加了廣州起義，最后在廣東省汕尾市壯烈犧牲。曾同劉曉并肩戰斗的李主一，英勇就義于上海龍華獄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蘇浙縱隊司令丁錫三，走過了曲折的人生道路，最后為革命灑盡鮮血。高橋人滕白也，曾任英皇家美術、科學、貿易學院院士，是馳名歐美的指畫高手。動物學王家楫、地質學家袁見齊，都是國內深孚眾望的科學家。光明鄉廟涇村人蔡增杰，是東北電業管理局高級技術人員，曾被稱為全國“電力工業元老”。程午加是當代有名的音樂家。同時，本縣歷史上還有數以百計的能工巧匠，他們對人民的貢獻，有口皆碑。
本縣素以“敦本重學”著稱于世。明末清初，青村(今奉城)“文風大盛”，“凡有子弟者，無不令其讀書”，“海濱稱文墨之區，必以青村為首矣”(見曾羽王《乙酉筆記》)。數百年來，本地區教育事業不斷發展，解放后尤為迅速，培養出了一批批人才。據不完全統計，至1984年底，本縣歷史上已有大學生2556人(缺1949～1958年數)，其中留學生62人。在外工作的奉賢區籍科技、研究人員約有千人，其中高級科技、研究人員100余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本縣先后有100余人被評為省、直轄市級以上的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其中，農業勞動模范秦金林、保糧模范周樹權等為全縣所熟知。
本縣歷史上輩出的名人是奉賢的光榮和驕傲!
(四)
本縣的產業結構，素以農業為主，但鹽業也占相當比重，并輔之以手工業。清雍正三年（1725年)，縣境鹽區擁有課蕩、稅蕩和報升涂蕩等各類蕩田95518.5畝，灶丁19521人。以此推斷，當時的產業結構，農業約占70%，鹽業和手工業約占30%。這種狀況大致延續到清代末葉。
辛亥革命后，糧油加工業和紡織業等開始興起，工業比重逐漸上升。相反，由于海涂淤積，里護塘外大批蕩田陸續得到墾殖，不少鹽民棄鹽務農，鹽業比重不斷縮小。至民國25年(1936年)，鹽田僅存2.5萬畝。約占全縣總面積的6%。到1949年底，全縣的產業結構，工業產值占39%，農業產值占61%。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本縣一直是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糧棉夾種的農業縣。
解放初期，即從1949年至1957年間，全縣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與農業的比重大體上在1949年的水平上下擺動，仍由農業執全縣經濟的牛耳。
1958年始，地方國營工業和縣辦集體工業迅速發展，并出現了人民公社所辦的工業和鎮辦的工業。此后三年間，全縣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產值一度超過農業產值。自執行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正確方針，加強農業生產，全縣農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上升到60%以上。
1971年，生產大隊開始辦工業，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急劇上升，1972年再次超過農業比重，達到53.21%。至1978年達到68.66%。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浪潮首先從農村掀起，本縣農業向開拓式的多層次的現代化農業轉化，農村勞動力進一步向社、隊工業(后改稱鄉村工業)和多種經營轉移。在農業大力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本縣充分利用依托大城市的有利條件，鄉村工業迅速騰飛。本縣農村三級正、半勞動力，出現“兩增一減”，即鄉(公社)和村(大隊)的增、村民小組(生產隊)的減的趨勢。至1984年底，全縣農村總戶數137433戶，總人口431529人，三級勞動力275401個，占總人口的63.8%。其中女性145612個，占52.9%。在三級勞動力中，鄉級68326個，占24.8%；村級75590個，占27.4%；村民小組級131485個，占47.8%。、全縣工業總產值所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已達80.17%，農業（包括林、牧、副、漁）的產值雖也在不斷增長，但比重下降為19.83%。鄉村工業的產值占整個農村經濟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57.7%上升到75.5%。1984年農村勞動力的結構已發生歷史性變化，即鄉村工業勞動力所占三級總勞動力的比重首次超過純農業勞動力比重，鄉村工業勞動力的比重從1978年的19.5%上升到41.08%，而純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卻從1978年的64.9%下降到41.04%。
同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業生產中糧棉油的一統天下局面已被沖破，以西瓜、蘑菇、葡萄、石刁柏等為主的種植業和以安哥拉兔、對蝦屬、鮮魚等為主的養殖業蓬勃發展。林、牧、副、漁各業在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由1978年的21.19%上升到1984年的27.46%。
事實表明，本縣已經由傳統的農業縣逐步轉化成為以工業經濟為主體、工農業生產全面發展、商品經濟初具規模的大城市郊縣。
(五)
1949年本縣的工農業總產值為4675.42萬元。經過三年恢復時期，至1952年底達到6262.73萬元，比1949年增長33.95%。
1953年始，執行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本縣將財政經濟委員會改為計劃委員會，負責編制農業、副業、基本建設、物資和財政收支五大門類的年度計劃，管理上實行“以塊為主，條塊結合”的計劃體制，通過行政手段和經濟政策來實現計劃。至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本縣總產值達7714.15萬元，比1949年增長64.99%，平均每年遞增10.53%。其中，工業增長72.87%，農業增長59.94%。
國家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的1958年，因受“左”的思想影響，本縣經濟工作出現嚴重失誤，生產計劃指標一高再高，甚至提出“畝產萬斤糧”等脫離實際的要求，挫傷了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再加上三年困難時期的影響，生產呈現下降趨勢。1961年工農業總產值為8907.58萬元，比1958年至1961年總產值平均數10006.87萬元還低12.34%，其中工業低7.48%，農業低18.38%。
1962年中共中央制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錯誤，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1965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4301.78萬元，比1961年增長60.56%，其中工業下降3.35%，農業增長139.87%。
1966年，國家開始實行第三個五年計劃，本縣也首次編制五年計劃(1966～1970年)，不幸的是開始了“文化大革命”，計劃工作受到干擾和破壞，但經廣大干部群眾的艱苦努力以及社隊工業的迅速興起，至1976年底工農業總產值仍達37396.19萬元，按可比口徑計算，1976年比1966年增長98.79%，其中工業增長336.29%，農業增長0.31%。總產值每年遞增7.1%。
長期來，上級計劃部門下達給本縣的指令性計劃多達22項，其中國家計委下達的有8項，上海市增加的有14項，計劃管理管得過多、統得過死。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計劃比較尊重客觀規律。1982年以來，計劃改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充實了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內容。1984年開始進行計劃體制改革，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切實尊重和保障生產單位和承包戶的產銷自主權，調動了干部管理和群眾生產的積極性。1985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44999萬元，按可比口徑計算，比1976年增長227.57%，其中工業增長337.52%，農業增長29.3%。總產值每年遞增14.1%。
工農業生產總值，1984年比1949年增長15倍，增加金額105746.24萬元。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43.6倍，年均遞增率為11.47%；農業總產值增長3.5倍，年均遞增率為4.39%。1984年與1978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1倍，平均遞增率為13.14%，增長數為59006.02萬元，相當于1949年至1978年增長數46740.22萬元的1.26倍。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65倍，平均遞增率為17.63%，增長數為56269.92萬元，相當于1949年至1978年增長數32095.12萬元的1.75倍；農業總產值增長0.14倍，平均遞增率為2.2%，增長數為2736.1萬元。
1984年，本縣首次進行國民生產總值統計，全縣國民生產總值64226萬元(不包括市屬單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327元，折合506美元；勞動者年末人數316694人，勞均金額2028元，折合773美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7660萬元，占全縣總值的27.5%，勞動者年末人數144956人，勞均金額1218元；第二產業增加值38514萬元，占總值的60%，勞動者年末人數141934人，勞均金額2713元；第三產業增加值8052萬元，占總值的12.5%，勞動者年末人數29804人，勞均金額2701元。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為43：57，消費基金大于積累基金。其中：利潤總額17361萬元，稅金7535萬元，折舊費2835萬元，積累性基金共27731萬元；職工工資(社員實際收入)34065萬元，職工福利基金(工業金)1174萬元，其他1256萬元，消費性基金為36495萬元。
(六)
社會生產的長期發展，本縣逐漸形成了一批地方土特產、名牌優質產品和出口產品，在搞活經濟中起著開路先鋒的作用。
網、蒲包、竹席等編結，是本縣傳統的手工藝品。清乾隆《奉賢區縣志》記載：“青村罾網最著，漁人賴以利用，即他邑也爭購之。”民國初期，奉城陳姓所編網具在國貨展覽會上受到嘉獎。莊行鄉煙墩村一帶所編“龍鳳”、“吉祥”花紋圖案的竹席、床沿、漆籃等技藝高超。
本縣的工業產品，已銷往除臺灣省外的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標準、自治區、直轄市。三角田刀、四艙尖頭泥船、月牙河鍬、櫓板齒鐵塔、頭橋菜刀等，曾被評為上海市手工業局系統的地方名牌產品。頭橋的木制馬桶、腳桶、提桶被命名為市農機工業局“信得過產品”。晶環牌機油冷卻器、上海牌兩用扳手、工農11型195—2C汽缸頭、QY8噸液壓千斤頂、靈寶牌藥用硫酸鎂、GM型丙烯酸酯共聚漿料等被評為上海市農機工業局的優質產品。鼎豐乳腐被譽為“進京乳腐”，榮獲國家食品行業的最高獎——銀質獎章。神仙魚牌神仙白酒和神仙大曲雙雙獲得國家農牧漁業部優質產品證書。金雞牌上海辣醬油榮獲國家輕工業部及上海市輕工業局優質產品證書。ZB一1250真空包裝機榮獲國家對外經濟貿易部重大成果四等獎，為國家填補一項空白。象牌電風扇被評為上海市名牌產品。
本縣為外貿提供的產品日益增多。1984年，全縣出口產品達70多個種(類)，出口總值7076萬余元(其中直接出口5097萬余元，間接出口1979萬余元)，占當年工農業總產值的6.28%。其中，工業產品出口5894.22萬元，占出口總值的83.29%，涉及46家工廠。工業產品出口總值中，直接出口4050.27萬元，間接出口1843.95萬元。農副業產品出口總值中，直接出口1047.24萬元，間接出口135.46萬元。工業產品中，以服裝紡織為大宗，出口達3498.04萬元，占全縣出口總值的49.43%。農副業出口產品中，以兔毛、對蝦和蘑菇為大宗。兔毛全年出口77.77噸，價值360.24萬元；對蝦屬全年出口188噸，價值292.2萬元；鹽水蘑菇和鮮蘑菇全年出口571.61噸，價值197.46萬元。在各出口單位中，出口總值超過100萬元的有15家工廠，金匯內衣廠和泰日皮鞋廠分別為全縣第一、二名，出口額達1112.08萬元和782.98萬元。
本縣農副業方面的特產，原以高橋天花粉、青村港大蒜、鄔橋崩瓜、柘林鐵梗青篙、頭橋二橋“工字”萬蟹樓大閘蟹、漴缺鯽魚、沿海一帶的鋸緣青蟹(俗稱光澤黃顙魚)等稱著。解放以來，隨著地理環境和種植、養殖業的變化，高橋天花粉等悄然隱名，新的物產卻脫穎而出，比較聞名的有種植業方面的中熟晚“雙豐一號”水稻、“新澄一號”西瓜、新寺鄉的葡萄，養殖業方面的安哥拉兔、對蝦屬等。
本縣地方風味小吃，素以三官堂(即今光明鎮)的豆腐，沿海的蝦醬、青蟹、“黃甲老虎”(一種海魚)，莊行鎮的粽子，高橋的天花粉等馳名。目前有的失傳，有的產量甚少，代之而起者有對蝦、乳腐肉、炒鱔絲等等，已為烹佳肴。
(七)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本縣具有6個方面的有利條件，有助于國民經濟不斷地向前發展。
首先，同其他9個兄弟縣一樣，本縣地處開放型的多功能的全國經濟中心城市上海的郊區，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已經為本縣經濟發展發揮了良好作用，并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城鄉一體化計劃的逐步實施、科技支農的不斷加強，必將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本縣北與閔行開發區隔江相望，西南與金山區石化總廠為鄰，東南將與上海市新的輕紡工業基地接壤，已處于上述3個工業區形成的三角形外接圓內。依托和憑借這些條件，城鄉融合，相互滲透，可變遠郊的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同時，本縣地處黃浦江南岸、杭州灣北部，在滬(上海)、甬(寧波)、杭(杭州)大三角的腹部。陸路有貫穿縣境南北的滬杭公路將滬浙相連，縣內則鄉鄉有公路，村村通汽車；水路以金匯港和浦東運河為主的骨干河道交織成網，北通浦江，南連大海。科學地開發和建設金匯港出海口，將大大縮短滬甬杭間的水運距離。
第二，本縣有31.6公里長的海岸線。近岸水域除貼岸潮流作用外，轉流期間并受到上下水體頂托和深槽水體補償的影響。本縣淺灘位于南匯蘆潮港鎮深潭和金山深槽兩個深水區之間，是淤漲性岸段，長江口擴散的泥沙大量淤積于此，解放以來以平均每年100米的速度外漲，是杭州灣北岸漲灘最快的地區。僅據1958年至1981年的計算，本縣海灘共淤積了324.6×10立方米的泥沙，約51929.6萬噸，平均每年淤積2257.8萬噸。目前，自低潮位以下至負7米等深線以內仍處在不斷淤積的階段。這就使本縣具有海涂資源豐富的天然特點。本縣海涂面積共有6萬畝，占南匯區、奉賢區、金山區三縣沿海灘涂的60%。潮間帶動物資源比較豐富。但灘涂漁業的利用率還很低，放養對蝦和鮮魚6600畝，僅占11%。其余仍處于零星采捕或放養家禽的狀態。如果因地制宜，統籌規劃，逐步圍墾和開發尚未開發的5萬余畝灘涂，發展種植業和海水養殖業，前途確實可觀，可以為全市“郊區農民口糧立足于自給、城市主要副食品供應立足郊區”多作貢獻。同時，廣闊的灘涂也為上海城市的擴散、發展較大規模的新工業區創造了良好的地理條件。
第三，本縣的農業生產，特別是水稻和棉花，有多年的種植優勢，播種面積居全市第二位。綠肥早稻數十年來在全市享有聲譽，播種面積目前占全市的五分之一。早稻單產，1949年至1984年的36年中，有34年超過市郊十縣平均水平，其中24年名列首位。青村公社(鄉)的早稻單產先后10年超千斤(500公斤)，相繼派出241人次前往國內9個省市傳授水稻栽培技術。后季稻在1955年至1982年的28年中，有12年奪得市郊十縣第一。1969年，糧食常年畝產743.5公斤，列為全國第一。棉花生產有較長的種植歷史，1949年至1984年的36年中，有26年皮棉單產超過市郊十縣平均水平，其中6年名列首位。1968年，皮棉單產90公斤，與南匯區并列全國第一。按照“穩糧調棉”的原則調整種植業結構時，發揮綠肥優勢，有利于調整熟制和品種，把全縣的糧田面積穩定在30萬畝左右。種植業結構調整后，5年內棉田面積將從1984年的17.5萬畝逐步壓縮到10萬畝左右。壓縮下來的棉田面積，可根據市場信息和供求關系，按照“服務城市，富裕農村，開拓國內外市場”的目標安排種植。
第四，發展第三產業大有潛力。第三產業產值較高，但1984年本縣的比重低于全市25.1%的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50%以上的水平。本縣每個農村人口1984年平均占有耕地僅1.16畝，是個人多地少的縣。目前，尚有五六萬個農村勞動力資源過剩，有利于進一步向工、副、商業轉移，有利于創建“農民街”，發展小集鎮，繁榮第三產業。
第五，本縣鄉村工業在承接城市工業擴散的同時，大力發展自產自銷產品，對市場有較強適應力。在鄉村工業總產值中，屬于市場調節的約占70%，屬于直接或間接納入國家計劃的僅占30%，以市場調節為主，活力強，發展快，并在實踐中積累了多徑開發、找米下鍋、注重人才、注重供銷、注重橫向聯系等有效經驗。至1985年底，已有安徽、四川省、江蘇、遼寧省、河南省、湖南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湖北、江西省、陜西省、貴州省、新疆、山東省、廣東省、福建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等16個省(自治區)的60批701人次的經濟考察團前來本縣考察。本縣也相繼派出20余批150人次的縣級考察團前往云南省、福建、四川、廣東、山東、安徽、遼寧、江蘇、湖北、江西、貴州等省學習。全縣共有15個鄉、局的23家企業與18個省(自治區)的74家企業進行多層次、多渠道、多行業的橫向經濟協作，體現出以鄉辦企業為主、技術協作為主、食品加工為主的特點。與此同時，本縣也從外地引進先進技術和資金，開辦了4家新的廠(店)。發揮這一優勢，將會獲得更大效益。
第六，近年來，本縣注重培養和引進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人才。至1984年底，全縣有大專以上畢業生1448人，中等專業學校、中師和中技畢業生2341人。取得各類職稱的科技人員1325人，其中獲得高級職稱的4人，獲得中級職稱的90人。截止1985年底，全縣已引進各類專業技術人員298名。至1984年底，全縣創辦的各類技術學校共有12所，已畢業學員192名，在校學員600余名。近幾年來，各單位注重智力投資，派人去有關大專院校接受培訓。同時，經常與在外工作的奉賢區籍專業人員溝通信息，請他們為振興家鄉獻計獻策。
當然，本縣經濟要騰飛，也有不利因素。地理上，黃浦江在給予水上便利的同時，也給本縣的工業、陸路交通和人才流動帶來了困難；地處濱海，每年夏秋間不乏風暴潮之害；本縣海灘，悉以細顆粒粉沙和粉沙質泥為組成物質，利用率低，加重了開發難度；鋼鐵等原材料缺口較大，流動資金短缺，使鄉鎮工業的持續發展受到制約；各種專業人才缺乏，不適應客觀的需要。
有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只要揚己之長，避已之短，全縣人民齊心協力，團結奮斗，奉賢必將以嶄新的風貌崛起于東海之濱、杭州灣畔!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