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王內帝是古代漢字文化圈的在國內自稱皇帝、對中原外交時自稱國王的一種國家體制。此體制發軔于南越國，在西夏、大理、越南各朝代以及日本都使用過，燕國、渤海國、吳越（錢镠在位時）、南唐（958年—972年）、高麗（1275年前）雖然一般對內也稱王，但存在類似的體制。
使用國家
南越
公元前214年，嶺南百越之地納入秦朝版圖，不久后秦始皇去世，天下隨即大亂，駐守嶺南的秦朝官吏趙佗等圖謀獨立，便在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國。南越草創時尚未采用帝制，趙佗只稱“南越武王”。漢高帝統一中原后，派陸賈冊封趙佗為南越王。呂雉臨朝，漢與南越國關系惡化，趙佗乃自稱“南越武帝”，使用黃屋左，命令稱“制”，與漢朝無異。劉恒即位后派陸賈再次出使南越，責備趙佗自立為帝之事，趙佗上表謝罪，表示不再使用帝制。但史載“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可見南越國是最早采用外王內帝體制的國家。 ? 1983年在廣州象崗山發掘的南越國第二代君主趙眜的陵墓中，出土了金印“文帝行璽”，可資證明。
到南越國第三代君主趙嬰齊繼位后，娶漢女邯鄲氏為王后，并藏起先帝玉璽，在國內也自稱國王。但據《太平寰宇記》記載，三國時吳王孫權曾派呂瑜發掘趙嬰齊的陵墓，其中有皇帝信璽、皇帝行璽等金印，可知趙嬰齊未必完全取消帝制。
西夏
西夏君主在慶歷和議后接受宋朝冊封為夏國王，還接受遼、金的冊封，但對內稱皇帝（黨項語稱兀卒），使用廟號、年號。
大理
大理國君主對內稱皇帝（白語稱驃信），使用自己的年號，與宋朝交往時稱國王，趙光義曾封大理皇帝為“云南省八國都王”，宋徽宗則在政和七年（1117年）冊封段正嚴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云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但總體而言大理與宋朝官方交往非常稀少。蒙古征服大理以后，大理末代皇帝段興智被蒙哥汗封為摩訶羅嵯（梵語“大王”），才終于取消帝制。
越南
939年，吳權稱王，為越南獨立建國之濫觴；968年，丁部領被尊為“大明勝皇帝”，翌年建年號為太平，越南（交州）開始使用帝制，歷代皆稱帝建元。973年獲中國宋朝冊封為交趾郡王，1174年南宋升格李朝英宗李天祚為安南國王，元朝時稱安南國世子（元朝承認的安南國王陳益稷及其子陳端午在中國武昌），明朝仍稱安南國王，清嘉慶中改稱越南國王，如此形成了典型的“外王內帝”體制。對此體制，阮朝人黎統所作《邦交錄》中評論道：“我越從古區宇自別……讖云：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書。其不廢事大之禮者，智也。”潘輝注則將此體制歸納為“內帝外臣”，他說：“我越奄有南土，通好中華，雖君民建國，自別規模，而內帝外臣，常封號，諸理勢，誠所宜然，故其冊封之禮，貢聘之儀，歷代邦交，視為關著。”
以阮朝明命帝以后為例，越南稱呼中國為“北朝”，越南君主與中國君主一樣使用“天子”、“皇帝”的稱號，接見除了中國以外的外國使節之時，皆使用“大南國大皇帝”的稱號。然而，對清朝則使用“越南國王”的頭銜并接受其冊封，向北京派遣如清使，在中國皇帝面前行跪拜之禮。越南稱呼對華外交為“邦交”而非朝鮮那樣的“事大”，暗示著對等的外交關系。
越南采用此種體制，中國自然一清二楚。南宋時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經略安撫使李曾伯就奉趙昀圣旨，調查了安南私自使用年號的事實。元代的《文獻通考》和《宋史》都記載安南“自帝其國”的事實，但將其起始置于李日尊（李圣宗）建國號大越之時。然而，中國默認了這種現狀，正如元人馬端臨所言“累朝以其僻在海隅，不復與較也” ? ，只有在朱棣征伐安南時將“外王內帝”作為胡季嫠的罪狀之一（“不奉朝廷正朔，改國名大虞，妄稱尊號，紀元元圣” ? ），其余時期都不過問。清代修四庫全書時得《越史略》一書，對于其中安南對內稱帝之舉以“吳楚僭王、春秋絕之”的態度而無視。到了晚清，隨著中法越南交涉的開始，這點更為清朝知曉。兩廣總督劉坤一奏曰：“越南之于我朝本屬羈之國，閱其歷代記載，亦復帝制自為”。御史張佩綸認為“越南自絕于中國久矣”，“越自福映始封，國中僭號，稱我為北朝”，因此“即灰滅亦何足惜？”這些認識也影響到了清政府對越南的政策，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中法戰爭期間中國的“不敗而敗”。
日本
隋朝以前，日本（倭國）的君主自稱“おおきみ”，訓為大王，曾經對中國稱臣納貢并受冊封，如漢委奴國王、卑彌呼被封為親魏倭王及南梁冊封倭五王。隋朝時，日本致隋朝的國書中有言“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煬帝很不爽地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唐朝時，日本君主對國內及與渤海國、新羅交往時自稱天皇，與唐交往時則被稱為倭王或日本國王。在14世紀以后的勘合貿易中，使用“日本國王”稱呼的人并非天皇氏，而是實際掌握政權的室町幕府足利將軍，此稱呼沿用至德川家光時改稱“日本國大君”。
類似國家
北燕
十六國中的北燕在北魏的壓力之下與劉宋交往，在劉義隆時以黃龍國之名“每歲遣使獻方物” ? ，馮弘更是在435年被劉宋冊封為燕王，宋人亦認為北燕“受我正朔”。但北燕一直對內自稱天王、自建年號，死后被追謚為皇帝，對高句麗也以皇帝自居。
渤海
大祚榮初建渤海國時自稱震國王，后被唐朝冊封為渤海郡王，但在國內采用帝制。六頂山古墓群出土的貞惠、貞孝二公主墓志銘中，稱呼父親大欽茂（渤海文王）為“皇上”，此為臣下對皇帝的稱謂。渤海諸王亦自建年號，另外其君主配偶亦被稱為“皇后”。
吳越
唐朝末年，錢在浙江省地區保境安民，被封為吳王。朱溫篡唐后，錢镠拒絕羅隱的稱帝北伐建議，而是接受后梁冊封為吳越王，923年晉升吳越國王，后又接受后唐冊封。盡管他沒有稱帝，但一切儀制采取帝制，建元天寶、寶大、寶正，并冊封新羅、渤海國諸國。 ? 932年錢镠臨終前囑咐“子孫善事中國”，他的兒子錢元瓘（錢傳）繼位后遵照父王遺命，取消了年號及帝制，但仍保留廟號。
南唐
937年李昪（徐知）代吳立齊，后以繼承李唐自居，稱皇帝。958年柴榮揮師南下，南唐不敵，中主李璟自去帝號與年號，但其余仍為帝制。 ? 971年李璟之子李煜（李從嘉）繼位，請求趙匡胤特許給父王復帝制，上廟號元宗，翌年取消一切帝制，自稱江南國主。
高麗
公元918年，泰封大將王建（高麗太祖）在諸將的擁護下推翻弓裔，自稱為王，定國號為“高麗”。933年，王建被后唐冊封為王俁，此后大部分高麗國王均受中原王朝（后唐、后晉、后周、北宋、遼朝、金朝、元朝、明朝）冊封（定宗、德宗、李誦、高麗獻宗、趙構、昌王、恭讓王則沒有接受冊封的記錄）。高麗國王雖接受中原王朝的冊封，卻長期采用類似中原王朝的皇室制度。高麗國王自稱“朕”，國王的命令稱為“詔”、“制”、“圣旨”（王治時曾一度改詔為教）；國王的繼承人被稱為“太子”；國王的母親被稱為“太后”，首都被稱為“皇城”、“皇都”，高麗國王被尊稱為“皇帝”、“皇上”、“海東天子”等，配偶有時亦尊稱“皇后” ? ，王昭還有被直接稱為“皇帝”的記錄，甚至王建和光宗曾自建年號。在儀制方面，高麗國王穿皇帝專用的黃袍，并筑圜丘壇以祭祀昊天上帝。從顯陵出土的高麗太祖王建銅像來看，其頭戴二十四梁通天冠，用的是唐代皇帝之制。高麗中期的1140年高麗仁宗定禮祭服為九七章，王晛時定冕服為九旒十二玉。其官制也“竊仿中朝”。不過，高麗國王雖然私下僭用大量帝制，但始終不敢公開使用帝號。1134年，妙清等指使右正言黃周瞻上疏請求高麗仁宗公開稱帝建元，但沒被接受。
1275年高麗向元朝稱臣后，高麗王昛從元大都返回開城即位，不再自稱“朕”而改稱“孤”或“寡人”，“皇帝”改為“殿下”，“皇上“改為“主上”，“太子”改為“世子”，“圣旨”改為“宣旨”，“詔書”改為“教書”，“赦”改為“宥”；將尚書省和中書省改為議府，樞密院改為密直司，御史臺改為檢察司，吏部和禮部改為典理司，刑部改為典法司，侍中改為中贊，平章事改為贊成事，高麗的廟號制度從高麗忠烈王死后廢止，祭天等活動也不再進行。元朝時期的高麗大臣崔反映了這一情況：“陪臣私謂王曰圣上、曰皇上，上引堯舜，下譬漢唐，而王或自稱朕、予一人，命令曰詔、制，肆宥境內曰大赦天下，署置官屬皆仿天朝，若此等類，大涉僭逾，實駭觀聽。其在中國，固待以度外，何嫌之有也？逮附皇元，視同一家，如省、院、臺、部等號早去，而俗安舊習，茲病尚在。大德間，朝廷遣平章闊里吉思公釐正，然后渙然一革，無敢有蹈襲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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