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是東漢思想家王充的著作，主要說明了王充對萬物生成，生死以及善惡禍福的看法，內(nèi)容結合了儒、道兩家思想，體現(xiàn)了東漢經(jīng)學的特點?！墩摵狻肥且徊扛挥袘?zhàn)斗性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著作，在中國哲學史上有重要地位。全書共三十卷，八十五篇（《招致》僅存篇目，實存84篇）。
東漢時期，肇始于西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之學已經(jīng)成為讖緯學，相信陰陽災異和巫祝，把儒學改造成了帶有宗教性質的儒教?！墩摵狻啡珪闹黝}就是批判讖緯神學所帶來的各種迷信，包括對天是 “百神之大君”的迷信，對鬼神及各種禁忌的迷信，以及對圣人“神而先知”的迷信。而王充掃蕩所有這些迷信的理論基礎和批判武器就是 “自然”。對一切迷信的神秘對象、現(xiàn)象、靈異、神跡，王充都堅定地予以駁斥。
《論衡》從理論上揭露了讖緯迷信的荒謬之處，動搖了“君權神授”的思想，沉重地打擊了董仲舒以來的天人感應目的論。在讖緯宗教迷信盛行的時候，王充的認識論對于反對神學目的論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但是由于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他的認識論基本上還是樸素的直觀的，而且也具有經(jīng)驗論的缺點。
作者
王充（27—約97）東漢會稽上虞（今屬浙江省）人，字仲任。王充原籍魏郡元城（今大名縣），因祖上有軍功，封會稽陽亭，于是全家遷居于此。后又遷到虞縣居住。
王充少時成孤兒，鄉(xiāng)里有孝名。六歲時開始受教育，八歲進入書館學習，王充特別優(yōu)秀，很快學完識字課程。于是他告別老師，轉習儒家經(jīng)典。年青時受業(yè)太學，師事班彪，勤奮好學，博通九流百家之言。歷任郡功曹、州治中等。因與權貴不合，幾次辭職。他一生最高的名位，是在他六十一歲左右擔任的郡守師爺。
王充稱“元氣”為天地萬物之物質基礎，人也是稟受天地元氣而成。反對天人感應論，批判祥瑞、譴告說和讖緯迷信。依據(jù)“燭火喻形神”的觀點，抨擊有鬼論。又重視“心意”，即思維的作用，并主張以“效驗”作為檢驗知識可靠性之標準。反對當時儒者“好信師而是古”之風氣，提出“漢高于周”之歷史進化思想。然又認為國家之治亂安危，個人之貴賤壽夭均受“期”“時”“數(shù)”等必然因素的支配，具有命定論的思想。其著作在《后漢書》本傳僅提到《論衡》和《養(yǎng)性書》?！墩摵狻ぷ约o》則說有《譏俗》《政務》《論衡》《養(yǎng)性》等四部分類法。流傳至今者有《論衡》八十四篇。郭齊勇教授認為王充是一個思想上的豪杰，他尊重實踐、倡導實證，挑戰(zhàn)流俗，在他的哲學中，洋溢著一種在當時極其罕見的科學精神。
書名
書名含義
關于《論衡》一書的名稱，王充在《自紀》中說：“《論衡》者，論之平也。”意謂無偏見的平正之論，故名。以批判天人感應和讖緯迷信為主要內(nèi)容。在《對作》中，他進一步解釋道：“故《論衡》者，所以輕重之言，立真?zhèn)沃健！薄罢摵狻?，就是要跳出世俗的成見，對古往今來的重要學說重新考其真?zhèn)巍屍漭p重。換言之，就是要洗汰掉其中的不真不誠之處，顯露出真正有價值的義理。
成書
成書背景
西漢晚期以后，今文經(jīng)學發(fā)展，災異之說蔓延，而政治上的混亂局面，也促使各方政治力量都采取了偽托神意的方式為自己造勢，并試圖利用神意打擊對手，為自身行動的合法性尋找根據(jù)。因此，讖緯之學得以登堂入室，并進一步推動了傳統(tǒng)經(jīng)學的神學化。但與此同時，一批具有理性精神的思想家并沒有被讖緯之學的神秘面紗所蒙蔽，以揚雄和桓譚為代表的學者們對讖緯現(xiàn)象展開了有力的批判。此時的儒家思想雖然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占支配地位，但與春秋戰(zhàn)國時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學說打上了神秘主義的色彩，摻進了讖緯學說，使儒學變成了“儒術”。王充即在此讖緯之學興盛的情況下寫就《論衡》，對一切迷信的神秘對象、現(xiàn)象、靈異、神跡，都堅定地予以駁斥
成書過程
按《王充年譜》，劉莊永平二年（59年），王充開始寫作《論衡》，此時是“時輟時作”，到了永平末年，才“專精一志”，投入寫作。按史事，又可以確定部分篇目的寫作年份：《別通》《超奇》《案書》為漢明帝永平五年寫就；《佚文》于永平十七年寫成；《明雩》《須頌》《宣漢》三篇寫于漢章帝建初元年；《雷虛》于建初四年完成；《驗符》《恢國》寫于建初五年；《講瑞》寫于元和、章和之際；劉肇永元元年又續(xù)《講瑞》稿。永元二年：《自紀》大約于永元二年完成，王充時年六十四歲。王充于劉莊永平二年開始寫作《論衡》，至漢和帝永元二年《自紀》篇完成為止，共計三十二年。
內(nèi)容
主要思想
性
王充與孟子不同，從道德和事實的區(qū)別、特別是強調客觀效應角度來理解人性。王充認為，孟子以人幼小時“無有不善”，以證人性本善，是不完善的。因為這無法解釋惡的來源。比如，堯舜時代，賢人輩出，可比屋而封，然堯子丹朱傲和舜子商均虐，“并失帝統(tǒng)”。告子之論指出了不上不下的“中人”之性，合于孔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之論，但沒有看到“極善極惡”兩極端者，不知孔子“唯上智下愚不移”的真義，所以，告子之言雖有一定道理，但亦與事實不全相符。荀子針對孟子的性善論提出性惡論，但卻無法解釋善的來源。陸賈認為人以禮義為性，在人能察己受命。但是，王充認為，性善者固然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即使能察，在行為上卻“背禮畔義，義挹于善，不能為也”。關于董仲舒的人性論，王充認為，他是看到了孟荀二人的人性論各有所長，又皆有所蔽。孟子看到了人性的正面，荀子則看到了人性的背面。董仲舒試圖將二者統(tǒng)合起來，以為人之情性有陰陽二面，但是，他卻以性善情惡二分來看待人性，卻不符合實情。因為就實際來看，性不可能純善，情也不可能純惡。劉子政認為：“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發(fā)，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fā)者則謂之陰?！?a href="/hebeideji/7271815840860012601.html">王充認為“性在內(nèi)不與物接”之說“恐非其實”。因為：“性也與物接，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惻隱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fā)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于外?！本C合考究先秦諸子以來的人性論，王充比較認同世碩的性有善有惡論。他說“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yǎng)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yǎng)而致之則惡長”。因此，“（情）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yǎng)焉?！?/p>
王充自己對性的說法是：“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作為人，都稟有五常之性；但又受到父母之性的影響。所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下臺，周文王厄羑里城遺址矣。以圣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由此看來，他所謂性，是人所稟的五常之性及其行為中的習性乃至才能等的綜合，既沒有一定不變永恒的人性，也沒有可逆的人性。
從沒有不變的人性角度看，王充認為性是有善亦有惡的。“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币虼?，他所謂性與正統(tǒng)儒家的性不是同一個概念。 性有善有惡的觀點其實是為教化論做鋪墊。為人君父，觀察臣子之性，“善則養(yǎng)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善漸于惡，惡化于善，成為性行?！?/p>
王充的人性論基本屬于漢朝居主流地位的性有善有惡論。這種觀點不僅使他的人性論以天道和氣化論為基礎，也為其教化論、政治法制觀和社會歷史觀提供了人性的基礎，同時，也為他的時命論作了預設。
自然觀
所謂“自然”，在王充這里就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它相對人事而言是“無為”，如他說:“天道自然，非人事也?！庇终f：“夫天道，自然也，無為?！薄胺虻貏?，天時，非政所致。”關于自然無為的含義，他說，無為乃“無心于為而物自化，無意于生而物自成?！睂ⅰ盁o為”理解為沒有主觀私意的作為而萬物自己變化的過程。“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竦瓱o欲，無為無事者也?！碧祀m動，氣雖施，但都并無主觀的意愿去生物或為物，萬物自生，這就是無為。所以，自然之道，不是人所欲所為者，天地并無自己的目的。
王充用“氣”來解釋這種自為的天道。氣自生自滅，自變自化，根本不存在一個意志來左右它，萬物包括人在內(nèi)也是如此。當時很多儒者受天人感應思想支配，認為“人有是非，陰為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即天有意志，能賞罰人，福善禍淫。王充則認為天只是和地一樣的物質實體：“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又說，“夫天，體也，與地無異” ，“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之與地皆體也”。天是可以加以把握和理解的客觀實體，并非在存在上更為基本的“氣”，并不具有神秘的道德力量。氣是萬物生成的基礎，其中沒有意志加以左右，因此人的命運好壞也以自然為原則，只跟稟氣的厚薄有關。人出生的時候，氣稟已經(jīng)定了，也就意味著命運也已經(jīng)定好，無法通過后天的努力，比如祝禱等行為加以干預。
生死與鬼神
王充把人之生死看成是一個自然過程，所謂鬼神就是陰陽的兩個方面而已。王充認為：“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好比“水之為冰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冰釋為水，人死復神”一樣。
關于人死不能為鬼，他有以下論點：其一，人死后，其形體朽壞，不可能再變化為活人的身體。假如人死還能轉化為有形的鬼，那么，自古以來死人何止億萬數(shù)。豈不是道路上一步一鬼，到處是鬼。其二，人死像火滅一樣，不能復燃。其三、人們都認為鬼為人死后之精神，但聲稱見到的鬼并非“裸袒之形”，要知道衣服是無精神的，不可能被鬼穿在身上。所以，鬼是不可能有活人形體的。最后，人死不能為鬼，因為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不存在死后有知的情況。
方法論
王充志在批判百家，其基本態(tài)度在于能“疑”能“反”，即王充自己所謂的“疾虛妄”?！凹蔡撏?，即破除“虛妄”。王充認為一切“是非”問題，必須訴于事實和效果來決定。但并非所有事情都能由經(jīng)驗判斷，比如形而上的問題，因此王充強調要結合“耳目”和“心意”。王充認為徒信“耳目”傳聞，則每為“虛像”所誤，故人雖應重效驗，但必有一番檢索考察功夫，即所謂“詮訂于內(nèi)”。詮訂則“心意”之事。就是說“思考”可以審定效驗的可信程度。如果一味信“耳目”的聞見，所得知識很可能失實。
歷史哲學
王充對歷史的見解有其特別之處。古代哲學家，多托古立言，其結果使人理想化古代，以為一切皆古優(yōu)于今；此觀念王充深辟之。王充認為：“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保ā洱R世》）甚至認為按照事實，則實今優(yōu)于古，《論衡·宣漢》篇曰：“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勝于周，度土境則周狹于漢。”并且認為儒者所說的圣王與圣治，只是一種理想，并非古代實有。
傳本
古本
王充在《自紀》篇中說“吾書亦才出百”，而《后漢書》記載《論衡》有八十五篇。根據(jù)虞翻（164年～233年）的說法，《論衡》原有百篇。到蔡邕（133年－192年）手中遺失數(shù)卷，只剩八十五篇。后來葛洪（約283年～約363年）、范曄（398年～445年）都只能見到八十五篇。唐宋所見版本也只是這八十五篇之內(nèi)。趙禎慶歷五年，楊文昌刻本是現(xiàn)代各本的根源。
現(xiàn)在的《論衡》版本有兩個系統(tǒng)，一個是元刊明正德補修本，《累害篇》不缺一頁，是由慶歷本、乾道本、至元本直傳下來的。元刊是元代至元六年，宋文任紹興路總管時對宋本進行的局部修版與補刻。黃暉認為該本后來在明正德年間經(jīng)歷過修補，且質量較高。劉盼遂認為這個版本是宋本以來現(xiàn)存最好的本子，稱贊其“紙刻鮮朗，字字員秀，脫胎于魯公，更覺有逸致，宋本之存于今日者，當奉是本為泰、華矣”。該本殘卷藏于上海圖書館。
一個是由明成化本到通津本。嘉靖十四年（1535），蘇獻可刊刻了通津草堂本《論衡》，這是明代以后最為流行的版本，明成化本為其底本。通津草堂本衍生出了三種明代版本：其中程榮《漢魏叢書》本的文字較優(yōu)，對通津草堂本偶有校正；明末的閻光表刻本、《廣漢魏從書》本雖然同時參照通津草堂本和《漢魏叢書》本而刊刻，但訛誤較多。此刻本目前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
通行本
對王充《論衡》進行全面校注的受認可較高的出版物一共三種：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注釋》，劉盼遂《論衡集解》，黃暉《論衡校釋》。
《論衡注釋》由北大歷史學系《論衡》注釋小組編，由中華書局于1979年出版。內(nèi)容通俗易懂，適合廣大讀者閱讀。
《論衡集解》由中華書局1957年初版，以明通津草堂本為主，參考宋元古本及明清諸本，?？碧嵴?，兼采眾說。
《論衡校釋》由商務印書館1935年初版，以明通津草堂本為底本，借鑒朱宗來、楊守敬等人的校錄。在校勘層面，實現(xiàn)了方法、理念的“古今會通”；在注釋層面，實現(xiàn)了立足《論衡》與廣征經(jīng)傳的結合。是目前研究《論衡》最為通用的參考資料。
后兩種考釋較詳，資料豐富，適合研究者使用。均被收進中華書局出版的《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另外，張宗祥的《論衡校注》以通津程刻為主, 兼采他本，也是比較受學界認可的本子。
評價
歷史貢獻
郭齊勇教授認為，《論衡》的歷史貢獻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論衡》繼承并發(fā)展了黃老道家的自然元氣（或者“氣”）理論，自覺地以元氣來解釋宇宙天地間萬事萬物的本質，將人規(guī)定為萬物中的一種。他又用“自然”來規(guī)定元氣，使“自然”成為包括天地和人在內(nèi)的一切事物的基本特性。而“自然”的內(nèi)在性質正是“無為”。因此，《論衡》由元氣的自然性邏輯地推出了天道的無為性，從根源上切斷了天道干預人事的可能性。
其二，《論衡》利用天道無為的特性對譴告之說展開批判，指出讖緯譴告之說是建立在“天道有為”的虛假前提之上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同時，他還具體地分析了譴告之說的邏輯，揭示了其內(nèi)在的自相矛盾之處，并從歷史的視角推測了譴告之說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根源及其實質?！墩摵狻返姆醋l告思想極大地推動了漢代批判讖緯神學的思潮，體現(xiàn)出一種理性的光輝。
其三，《論衡》批評了當時流行的鬼神之說，他主張：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鬼；人們自稱所見過的鬼魂，絕不是人死之后精神變成的，而是一種有毒的氣體，它會使人中毒，產(chǎn)生憂懼之情，并出現(xiàn)幻象，把幻象當作死去親友的精神所變成的鬼魂。《論衡》的無鬼論從自然哲學的角度對“死亡”與“鬼魂”現(xiàn)象做出了獨到的解釋，極大地發(fā)展了古代的無鬼論思想。
其四，也是《論衡》哲學最有價值的地方，在于它體現(xiàn)了一種尊重實踐、倡導實證、破除偶像、挑戰(zhàn)流俗的科學精神。王充是一個思想上的豪杰。他疾惡如仇，但他沒有把自己的血性放在逞強斗狠上，而是化作挑戰(zhàn)世俗的勇氣、機智和豪情。他不滿于當時學者的故弄玄虛和不求甚解，決心將那些似是而非的“公論”“定說”洗汰一遍，要用實踐和實證而非成見和妄語來重新確定它們的真?zhèn)?。對于圣賢，他尊重他們，但卻是把圣賢還原成“人”來尊重，而不是把他們當作似神似妖的偶像來崇拜?？傊?，在《論衡》中，在他的哲學中，洋溢著一種在當時極其罕見的科學精神。然而，也正因為罕見，這一精神才愈發(fā)顯得寶貴。
哲學局限
《論衡》的哲學局限主要體現(xiàn)在命運觀上。郭齊勇教授認為《論衡》導向了“絕對宿命論”：
王充將“自然”變?yōu)椤澳滩蛔儭钡拇~。按照這樣的邏輯，王充一方面承認“命”是人稟受元氣而生，另一方面卻又聲稱就是在人稟受元氣的一瞬間，“命”的全部內(nèi)容已經(jīng)被決定下來了。這將命運說從“自然”導向神秘主義，并最終得出了“骨相”“星位”之類的“非?？晒种摗??？梢哉f，王充是從“自然”出發(fā)來討論命運問題的，但討論的結果卻是“反自然”的神秘主義的“命定說”。這也是王充對自己一向崇尚的科學精神的偏離。
文學特色
《論衡》文字直率，取理自然，不依經(jīng)典，是漢代新穎之作。文章形式親近儒家經(jīng)典《詩經(jīng)》。在表達方式上，平易樸實，論理直白，松散自由。《論衡》的文字特色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文字洗煉，駢散相間。其二是用典審慎，審美深沉。其三是剴切敷陳，直抒胸臆。
文字洗煉，駢散相間
《論衡》的創(chuàng)作筆法穩(wěn)健，反對矯飾之文，以內(nèi)容寫作為主，同時注重文辭的節(jié)奏感和韻律感。整部作品基本上秉持用字洗煉的原則，行文敘寫多駢偶，在結構上錯落有致，在句法上好用反問排比，在諸多的篇章中都有所體現(xiàn)。喜用雙重否定的表達形式，以反證法為指導，強調辯論的反差效果。文字洗煉，駢散相間是《論衡》顯著的特色之一。
用典審慎，審美深沉
《論衡》用典審慎，善于發(fā)掘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悖謬之處。王充審慎用典而并非隨意引用，他在《語增》篇中指出經(jīng)典中的“失實” 內(nèi)容，駁斥 “虛增之語”，達到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例如，王充認為堯，舜雖然是圣主賢君，但也不是儒書中所稱“一人不刑”。王充專門提出，據(jù)考察，堯舜也有征伐的行為，并非不用刑法。審慎用典的追求減弱了對經(jīng)典著作的盲目遵從，增強了自己作品的可信度?！墩摵狻穼徝郎畛粒谶x取具體事例時多從批判俗弊，諫言統(tǒng)治者及有益世風教化的大局出發(fā)，而并非為一己之私欲。在“氣”論“命”論的統(tǒng)攝下，文字的鋪排組合實際上飽含深意。其深沉之用意，論事之大義昭然若揭。
剴切敷陳，直抒胸臆
剴切敷陳，直抒胸臆的特點，是《論衡》文本中最具個人濃重色彩的一部分?！墩摵狻芬粫星槌渑?，氣度不凡，是同時期作品中的殊類。就整體而言，《論衡》當中積極批判反思，抒發(fā)個人情感的部分是占據(jù)主要篇幅的。如《藝增》一篇，王充連舉儒家經(jīng)典《詩經(jīng)》《尚書》《周易》《論語》中的八個“增過其實”“失實離本”例子，令人眼前一亮。抒發(fā)胸臆的內(nèi)容構成《論衡》作品中具活力的部分。抒發(fā)胸臆，慷慨激昂的情感潤色使得《論衡》文本更具可讀性，得到長久以來的持續(xù)關注。
影響和價值
哲學方面
第一，《論衡》是中國哲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也是現(xiàn)在研究王充思想的主要依據(jù)。自從董仲舒治《公羊傳》，明天人相感之說，以為天是有意志的，與人的意識相感應。大小夏侯姓、眭弘、京房、翼奉、李尋、劉向等都推演其說。儒家到了此時，內(nèi)部起了質的變化，披著巫祝圖讖的外衣，有宗教化儒家的趨勢?！墩摵狻酚辛Φ毓袅?a href="/hebeideji/7117508791426400888.html">天人感應學說，劃定了天人之間的界限，轉變了儒家的發(fā)展趨勢，讓儒學被重新確立為一門學問，而不是一種宗教。
第二，《論衡》當中有關“氣”的論述，為宋明理學中的“氣”學奠定了基礎，為理學家解決宇宙論問題和善惡問題提供了思路。王充認為天是與地相類的有固定形體的存在，雖然由氣構成，但不是氣，氣是組成萬物的最為基本的存在。宋代張載（1020年～1077年12月6日）的“虛空即氣”、“宇宙即氣”，認為“氣”是本原，即吸收了王充的思想；朱熹（1130年～1200年）認為氣是構成萬物的材料，但不是世界的最高本原（即“善”），而氣稟是人不能實現(xiàn)“善”的原因，因此導致了“惡”的存在。
文學方面
第一，以批判虛妄的精神求取現(xiàn)實的審美真諦。這種思想在與神意吞噬世俗的撞擊中向兩方面擴展：一是重新重視文學摹寫客觀現(xiàn)實，二是個性人格的復蘇。從文學摹寫現(xiàn)實的意義來看，王充的思想帶有明顯的儒士文化求實色彩，王充的文學求實充分表現(xiàn)于對現(xiàn)世的頌揚譽美。從個性人格的復蘇看東漢文學思潮的發(fā)展，王充真美觀對沉埋于神學虛妄的人文發(fā)現(xiàn)，深刻地啟示了漢末魏晉逐漸強化的擺脫政治羈的文人才情。王充所稱頌的個性是融入現(xiàn)實客體中與時代起著共時作用的（如頌揚當朝盛世）。
第二，對文士與文的重視。與漢朝經(jīng)學博士體系重世儒的觀念相反，王充稱頌“文儒”勝“世儒”，認為“文儒之業(yè)，卓絕不循”；尤其是尊重文章，顯現(xiàn)于“貴今”、“文德”、“文采”方面。這種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重文”觀不僅與東漢文學文體大備的繁盛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同趨，而且成為一種具有極強生命力的文學理論現(xiàn)象，催促著東漢魏晉文學思想的新變，如曹丕《典論·論文》贊文章大業(yè)，反對“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葛洪《抱樸子》的“貴今”意識（《鈞世》）和“文德”觀念（《尚博》）。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