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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盛世，又稱永樂之治，是明初三大盛世之一，指從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到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期間，在朱棣統治期間出現社會安定，國家富強的盛世。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朱元璋第四子，受封為燕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其長孫朱允炆登基稱帝，即明惠帝，也稱建文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因建文帝施行削藩，朱棣遂起兵反抗，揮師南下，史稱“靖難之役”。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奪位登基，是為明成祖，次年改元永樂。朱棣即位后，施行了一系列治世措施。永樂時期，在經濟方面，以“斯民小康”為致治綱領，與民休養、鼓勵農事生產，遷徙安置大量流民、興修水利疏通大運河。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恢復，手工制造業如礦冶業、制鹽業、造船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在政治方面，繼續推行削藩政策以加強中央集權，大興科舉儒道，初步形成了文官執政的內閣制度。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北京從此成為明朝的政治中心，在地方設置管轄架構，比如東北、西北、西南設立行省或管理司，設哈密衛、貴州建制等。在文化方面，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集成古今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編成，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這本典籍包容了先秦以來所有經典的書，客觀上備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書不至于失傳。在外交方面，積極與東南亞及中亞各國展開交往，形成了良好朝貢關系。永樂期間，宦官鄭和先后七次遠航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對外宣揚國威，大力開拓海外交流，擴大了明朝的影響，與世界多國建立了友好關系；派陳誠出使西域，開創了萬國來朝局面。在民族關系方面，明朝與西域諸國開展了大規模的交往，安撫蒙古、女真、西藏自治區以及西南少數民族各部，使得國內各民族的經濟文化聯系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例如，永樂七年（1409年），在東北設置奴兒干都司，下轄130多個衛所。在軍事方面，改革軍制、建立京衛，朱棣先后五次親征漠北，以保證邊境安寧，又于永樂四年（1406年）出兵平定屬國安南（今越南）作亂，并于永樂五年（1407年）在河內設立交趾布政司（行省），使其成為當時明朝的行省之一。

永樂時期，明成祖朱棣延續和發展了洪武之治的部分國策，政治相對清明，社會較為安定，生產發展快速，國力漸至強盛，奠定了當時中國在亞洲和世界上的強國地位，并為之后“仁宣之治”奠定了基礎。清代所修《明史》中對評述永樂時期“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肯定了治世成就。

概念由來

當代學者劉后濱在《從貞觀之治看中國古代政治傳統中的治世與盛世》一文中指出“所謂盛世，指社會發展的一種理想狀態，側重于國家治理的成果，主要特征是在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基礎上達到經濟發達和文化繁榮的局面”。學者楊聯合在《值得商的歷史概念：封建盛世與治世》一文中認為“所謂治世或盛世，只是相對來說，封建統治者注意調整統治政策而出現的政治清明、社會秩序比較穩定、經濟繁榮的局面”。而“永樂盛世”的后世肯定最早見于清代所修《明史》中評述“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提出了盛世一說。當代明史學者晁中辰在《論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還是“永宣之治”》論著中提出“正是在朱棣永樂年間，出現了鄭和下西洋的空前壯舉，在東北地區設立奴兒干都司，組織三千文士編《永樂大典》，五征漠北，八十萬大軍下安南，大規模營建并遷都北京，浚通大運河，使大運河一年的漕運能力由不過五十萬石提到五百余萬石；陸續興辦一些浩大的工程卻國力不絀，這種盛世景象，是明朝其他時期見不到的”，認為稱“永樂盛世更合乎歷史實際”。

治世背景

歷史背景

洪武之治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應天府稱帝，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朱元璋在位期間，注意減輕農民的負擔，下令農民歸耕，獎勵墾荒，組織各地農民興修水利，恢復經濟生產；同時嚴厲懲治貪污腐敗的官吏；朱元璋還下令解放奴婢，清查戶口，增加人口，解除了元朝時期工商業對工匠的束縛制度；為了加強皇權，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清除權臣，使六部直接隸屬于皇帝；在加強皇權的同時，朱元璋又實行分封制，他將二十四個兒子和一個從孫分封在全國各地，欲使其“夾輔王室”；除此之外，朱元璋還下令興建學校，選拔學官。經過一系列施政措施，明朝初期社會生產逐漸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力迅速增長，史稱“洪武之治”。洪武時期的政策在永樂時期得到了延續。

政治背景

靖難之役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被封為燕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棣到封地北平府（今北京）就藩，之后曾多次參與北方的軍事活動，在軍中有較高威望。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其長孫朱允炆登基稱帝，即朱允炆，也稱朱允炆。建文帝登基后，因有感藩王勢大難以掌控，遂決定削藩，結果使得各路藩王紛紛向燕王朱棣靠攏。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坐鎮北平市的燕王朱棣即以“清君側，靖國難”為口號，起兵反抗，揮師南下，史稱“靖難之役”。雙方交戰歷時近四載，大小百余戰，至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南京政權投降。燕軍入城之日，南京宮城中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六月十七日，朱棣登基稱帝，并將建文帝在位的四年改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次年，朱棣改元永樂。

社會背景

靖難之役給明初剛剛得到恢復的社會經濟，又帶來了不小的破壞，尤其是戰爭劇烈的地區，所受的破壞更大，形成“淮以北鞠為茂草”的破敗景象。在朱棣即位的同時，江南財賦重地的蘇、松、杭、常一帶發生了大水災，生產陷入了困境。由于戰亂和災荒，江南水災發生后，流民達十二萬戶以上；在山東省、河南省、北平（后改北直隸）所屬州、縣，幾乎到處都是流民。流民人數多達數百萬，以致在永樂初年，形成了流民充斥的局面。

主要人物

明成祖朱棣

朱棣，生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為朱元璋第四子、朱允炆朱允炆之叔父。史載朱棣“相貌雄偉，目重瞳子，龍行虎步，聲若洪鐘”。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棣被封為燕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就藩北京。建文帝即位后，厲行削藩?，朱棣以“靖難”名義興兵。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奪位登基，是為明成祖，次年改元永樂。朱棣在位期間，對內以“斯民小康”為致治綱領，與民休養、鼓勵生產，對外則積極推動外交發展、多次親征漠北、鞏固邊疆。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在最后一次出征蒙古班師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享年六十五歲。朱棣在位二十二年，謚號為“文皇帝”，故又稱“文皇”，廟號“太宗”，明世宗時改“太宗”為“成祖”。

解縉

解縉（公元1369—1415年），字大紳，號春雨，江西吉水人。解博學多才，熟悉歷法，詩歌、書法，《明實錄》稱贊他“文學書札，獨步當時”，受到朱元璋器重。朱棣即位，所頒詔敕號令皆出解縉之手。解縉入值文淵閣后，成為朱棣的首席顧問。在朱棣的授意下，解縉負責重新修纂《太祖實錄》，并且開始編纂《永樂大典》。但《永樂大典》最終修成之前，解縉因立儲等事已經失寵。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正月，在被貶、關押多年之后，解縉被錦衣衛指揮使紀綱殺害在獄中。

鄭和

鄭和（公元1375-1433年），本姓馬，小字三保，回族，云南昆陽（今云南晉寧）人。洪武時期入宮，初在燕王朱棣藩邸任職，后隨朱棣起兵有功，升為太監，賜姓鄭，歷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世稱“三保太監”。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鄭和六次作為正使太監下西洋，在最后一次歸國途中卒于古里，享年五十八歲。

明朝時以婆羅洲為中心，婆羅洲以西稱“西洋”，以東稱“東洋”。鄭和所到的地區大都在婆羅洲以西，俗稱“三保太監下西洋”。鄭和所率船隊到過的地方有：渤泥（今西加里曼丹北部）、滿剌加、爪哇、室利佛逝、蘇門答剌、泰國、占城、真臘（今柬埔寨）、錫蘭山（今斯里蘭卡國）、榜葛剌（今孟加拉國）、古里（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安南（今越南）、彭亨（今馬來半島）、小葛蘭（今印度西海岸）、美洛居（今馬魯古群島），遠至波斯灣的忽魯謨斯島、紅海岸的阿丹（亞丁）和伊斯蘭教圣地天方（麥加），以及非洲東海岸的不剌哇、竹步、麻林等地。

治世措施

人口和疆域

明初全國土地由行政系統和軍事系統分別管轄，行政系統即縣（州）所轄的土地，逐級匯總于府（州）、布政使司、戶部；軍事系統是指衛、直轄都司的千戶所掌管的土地，逐級匯總于都司（行都司）、五軍都督府。明朝永樂期間，明成祖多次明成祖北伐，先后在與蒙古邊境一帶設置四十余個衛所防衛，包括東勝、云川、官山、全寧、老哈河等衛，都是明朝邊防重地，其走向大致為陰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倫河一線；洪武時期設置遼東都司以經營遼東（今東北地區南部），多次進軍黑龍江流域，勢力一度達到黑龍江口與庫頁島。至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設置奴兒干都司，共轄一百三十多個衛所；洪武時期大肆向北擴張領土，疆域一直拓展到鴨綠江、圖們江兩江流域，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放棄了在元朝雙城總管府設立的鐵嶺衛。至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同意將歷代屬于中國的咸興以北地區讓給朝鮮。

洪武、永樂時期，明朝通過在西南地區設置一系列土司機構“三宣六慰”，使邊界達到緬甸中北部、老撾北部、泰國北部一線；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明軍進攻安南，南限達到日南州一帶。次年設置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正式成為明朝的一個行政區，下設十五府、三十六州、二百余縣。永樂最甚時期，疆域遼闊，北抵蒙古，西達西域，東北控制女真，西南擁有西藏自治區，并有朝鮮、安南（今越南）為屬國，永樂年間明朝極盛國土面積約達1000萬平方公里。由于明太祖實行軍民分治，軍戶不歸戶部和地方官管理等原因，故而明朝的官方戶口統計數存在戶口漏報不實現象。在自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至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期間，全國的戶口總數在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達到了六千六百多萬，到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下降到五千零九十五萬，以后又長期徘徊于五六千萬之間。史載永樂時期最多時人口約達六千六百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七人，后世學者推測應有七千萬人左右。

經濟

重視農事生產

朱棣稱帝時，因戰爭、災荒導致經濟蕭瑟，尤以北方地區的經濟受的破壞最重。為恢復經濟生產，朱棣提出的“斯民小康”成為永樂時期的致治綱領。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二月，朱棣下詔與民休息，他頒布詔書，宣布將在“靖難之役”中長期被南北雙方破壞過后的華北大平原，包括山東省、北平市、河南省全部免除三年徭役；鳳陽縣、淮安市、徐、滁、揚地區免除租稅一年，天下其它州縣租稅減半。他還下令戶部“數有令擅役一軍一民者，處以重法”，并重申對“再犯者，誅不宥”，以使百姓休養。

永樂時期繼續執行了朱元璋時期重視社會生產的政策。永樂初年，因戰爭和災荒形成的大量流民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的發展，也是社會不安定因素。朱棣即位伊始便下令多地招流民復業，鼓勵從事農業水產，并時常資助其耕牛、種子之類。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為準備遷都北京，明政府將直隸蘇州市等十郡、浙江省等九省的富民以及山西省等地商人遷徙至北京地區。同年，又命令凡十惡死罪等應依律處決的罪犯都送至北京地區從事生產墾荒。至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流民基本安置復業完畢。永樂時期，棉花在全國普遍種植，因此棉花、布帛就成為國家賦稅的重要部分。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收稅糧三千四百六十一萬二千六百九十二石。永樂十七年（公元1419年），共征收布帛一百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七匹，絲綿二十四萬六千五百七斤，棉花絨五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四斤。由于棉花、棉布產量的增加，明朝政府往往用棉布向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換馬。

礦冶業

明代的礦冶業分為官營和民營兩種。官營的是由明朝政府派遣官員直接經營管理，民營的則需取得政府的許可，向政府交納一定的課額，明代的官礦計有金銀銅鐵鉛等礦業。永樂時于陜西商縣、福建浦城、貴州太平溪、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開金銀礦場。至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金得四百九十五兩，銀三十九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兩。這一時期，民營礦業的生產量也有較大發展，據《明實錄》所記載的國家歲征課統計，永樂七年，鉛課計二千七百四十一萬六千四百八十八斤；永樂十二年（1414年）最多，銅課為二千八百四十九斤；永樂十五年，鐵課達五十一萬四千三百零九斤。永樂時期，礦冶業的技術水平已相當高，鑄造的華嚴銅鐘，現存北京西直門外覺生寺（俗名大鐘寺），它因鐘內鑄有華嚴經而得名。鐘身通高五點八米，重八萬四千斤，鐘口鑄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鐘內鑄有《大方廣佛花嚴經修慈分》《金光明經》，鐘外鑄有諸佛菩薩名稱，約有二十二萬字，全部為楷書。

制鹽業

明初，制鹽工業的直接生產者稱為“灶戶”，登記為灶籍。當時兩淮、兩浙、山東省等主要產鹽區，大多用灶煎熬制鹽，稱為灶戶。明代全國的鹽務由戶部掌管，在戶部之下，于各產鹽地設都轉運鹽使司（簡稱轉運司、鹽運司或鹽司），政府核定各地歲辦鹽課的定額，一直落實到灶戶，并撥給灶戶草場，供其樵采，作為煎鹽時的燃料。洪武初年，鹽課的數額是“仍依舊額”，即按照元代的定額下達。永樂時期改定了鹽課的標準，規定“兩淮、兩浙各灶戶，每丁歲辦小引鹽一十六引，每引重二百斤”。全國定額鹽課總數“大小引目二百二十余萬，解太倉市銀百萬有奇，各鎮銀三十萬有奇”。鹽課在永樂時期的財政收入中，處于僅次于田賦的重要地位。

造船業

永樂時期，因漕運發展、貿易需求等經濟因素與“倭患”、海戰等軍事因素，在官辦與民營造船業并存的情況下，明朝的造船技術和工藝在前代積累的基礎上有了重要發展。永樂時期，南京除了有延續宋、元兩代的“龍江船廠”，還有專門為下西洋造大舶新建的“寶船廠”以及黃船廠、快船廠、馬船廠等專業船廠。如鄭和下西洋所用龍船（又稱寶船），多為南京城北龍江官辦又稱“寶船廠”所產。漕運沿線船廠多為民營，種類有淺船、風洛杉磯快船隊、黃船、遮洋造等，遮洋造裝載糧食可達五百石。

興修水利

永樂時期，重視興修水利。為解決江南頻發水災，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浚吳淞江，動員了十多萬人，到第二年九月完工，蘇松地區農田大受其利。永樂時主要的水利工程是對南北大運河的治理。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因承擔南北運輸主要運力的大運河淤塞嚴重，于是明朝政府命工部尚書宋禮，征用山東省及徐州市、應天、鎮江市三十萬民眾參與運河疏浚和治理工程。運河會通后，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明朝就罷海運而專任河運。此后，朱棣任命陳瑄為漕運總督，繼續治理水道。經過宋禮、陳兩人對運河的治理，運河得以真正貫通南北，南至長江口，北及大通橋，運道三千余里。減輕人民輸送漕糧的艱苦勞役，促進了南北經濟的交流，沿河兩岸商賈會集，臨清市等沿河城市更加繁榮起來。

商業

工商業

永樂年間延續洪武時期對商業施行的放寬政策，如減輕商稅、關稅，限制征稅范圍等，使得商品生產在明初有了較大發展，商業相對繁榮。隨著南北大運河的疏通，商品經濟得到發展，全國各省區都有不少人脫離農業生產，轉而從事工商業，大小商人的數目快速增長，這些商業經營者的足跡遍布全國多地及海外，江南地區、東南沿海地區和運河沿岸地區尤為商賈聚集之處。同時，工商業市鎮也隨之興起，出現蘇州市、南京、天津市等工商業城市。

對外貿易

明代前期，朝廷嚴禁私人從事海外貿易，朝貢貿易成為對外貿易的唯一合法途徑。這種貿易形式在永樂至宣德年間臻于鼎盛。在永樂年間，鄭和六下西洋，滿載瓷器、茶葉、鐵器、絲綢、金銀等各類商品，同亞洲、非洲各國進行商品交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海外各國紛紛與明廷建立朝貢關系。從中國輸出的商品，有生絲、絲綢、瓷器、銅器、鐵器、食品、各種日常用具以及牲畜等，其中尤以生絲、絲織品、瓷器為大宗。輸入中國的商品，則以海外各地的特產和香料為主，也有羅紅紗、番被、嘉文席、西洋布等少量手工業品。

貨幣

明朝建立之后，元代所發行的寶鈔仍然通行了一段時間，一度銅錢與寶鈔通用，以紙幣為主，銅錢為輔。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三月，為統制江南經濟及打擊江南豪民、富戶、商人等階層，朱元璋“詔造大明寶鈔”。至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四月，經戶部奏請，印造十文至五十文，共五等小鈔，以便利民間使用，大明寶鈔成為明代唯一貨幣。寶鈔發行之后，被大量運用，如賞賜給皇親貴族及朝貢使臣，支付百官俸祿，用作軍隊軍費，采購大宗物資等，此后寶鈔不斷濫發，不斷貶值。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朱元璋下令禁用銅錢，軍民要將手中的銅錢送到官府，兌換寶鈔。之后又下令禁民間以金銀交易。可民間無視官方禁令，仍以金銀、銅錢或者各類實物進行交易。

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進一步強化寶鈔的地位，重申“禁金銀交易”，著力解決寶鈔流通不振、不斷貶值的問題。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左都御史陳瑛建議，在全國推行戶口食鹽法，通過人人每日都要消費的食鹽，強制使用寶鈔，增加寶鈔流通，又可回收寶鈔，緩解貶值。在全國范圍內，凡征稅、罰贓等，均規定收取寶鈔，以此回收寶鈔，保持其價值。經過強力措施，永樂朝寶鈔被強行推廣到社會經濟領域中，貶值的趨勢暫時放緩。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鑄永樂通寶，至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又差官于浙江省、江西省、廣東省、福建省四布政司，鑄永樂通寶。永樂通寶用于對外貿易和賞賜，而非國內流通，鄭和下西洋時攜帶了大量永樂通寶。永樂通寶大量出口到日本，備受歡迎，成為硬通貨。在日本爭雄的各路勢力如織田信長、黑田如水、仙石秀久等的軍旗、甲胄之上，均可見永樂通寶的圖樣。但到了永樂末年，寶鈔又不斷貶值，致物價高漲，無法抑制。

政治

加強中央集權

朱棣稱帝初期，曾一度對部分建文遺臣如齊泰、黃子澄、陳迪、方孝孺等人實行了殘酷的鎮壓，造成“誅十族”“景清”等政治迫害慘案。同時，朱棣亦決定實行削藩政策，以加強中央集權。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九月，為穩固帝位，朱棣大封丘福、朱能等追隨其左右的靖難功臣。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朱棣先行恢復了被朱允炆貶削的周王、朱榑、代王、朱楩各藩王的地位，示之以恩。同時，朱棣將影響較大的寧王困于南昌市。之后，他分別在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十一月革去代王的三護衛及官屬；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五月削去齊王的官屬和護衛，八月又將其廢為庶人；同年，削岷王的護衛并罷其官屬；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削遼王護衛；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廢朱橞為庶人；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的同母弟周王，在朱棣的示意下，主動獻還三護衛。至此，朱棣基本實現了削藩的目的。但朱棣對藩王分封并沒有從制度上進行改變，仍對其子漢王高煦和趙王高燧按祖訓設立了護衛。

文官內閣制度

朱棣率軍進入京師的時候，大批文官逃離，翰林院留下的官員不及十數人，朝廷缺官現象嚴重。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八月七日，在朱棣正式頒布繼位詔書的一個多月后，他啟用了建文舊臣解縉、郁新、夏原吉、蹇義、金幼孜、黃淮、胡儼七人，在皇宮東閣門內建起一個辦事的機構即文淵閣，讓這些官員入直參預機務。因為建于皇城之內，人皆稱之為內閣，新的朝廷中樞機構從此形成，內閣制度正式設立。

朱棣命令入閣的七位閣臣，主要任務有兩項，一是為皇帝起草詔令，二是與皇帝商議機務。當時閣臣的階秩不高，賜五品服，是中級官員，實際上閣臣的權位遠遠不及尚書。永樂時期，閣臣雖得參預機務，但其權力卻受到種種限制，建言行事，即使得到皇帝的贊許，在推行中也還會有顧忌。但以翰林儒臣為基礎組建的內閣，開始代行皇權，處理幾乎全部政務，仍在永樂朝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在以后成為了有明一代的定制。至仁、宣時期，明朝的內閣制度才有進一步發展，閣權逐漸重于部權。

大興科舉儒道

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八月，除北京外，明政府在全國范圍舉行了鄉試。次年會試，取錄四百七十二人，取錄人數與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乙丑科相同，為當時視為稀有之盛。會試后對中式舉人們進行了殿試，考生們被命采天文、律歷、禮樂制度為問，內容更為寬泛，不限于儒家之學。殿試后，朱棣親選庶吉士曾棨等二十八人入翰林院讀書，他也經常親往翰林院檢查諸人學業。明代翰林院庶吉士的制度，也由此科而成為定制。早在“靖難之役”時期，朱棣率師南下曾經過山東孔、孟之鄉。他當時限令將士，不得入境騷擾，表示了尊儒之意。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二月初一，朱棣向群臣表示“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宣布將祭孔的日期定在每年三月初一，成為明朝走向文官治國的開端。除去大興科舉及尊崇儒教之外，朱棣還利用開館修書將士大夫們籠絡起來。永樂朝頒降于府、州、縣學的書籍計有：《明大誥》三編《大明律》《禮儀定式》《表箋式》《減繁行移體式》《新官到任須知》《韻會定式》《六部職掌》《科舉程式》《孟子節文》《朔望行香體式》《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孝順事實》《為善陰》《勸善書》《五論書》等。

錦衣衛和東廠

明朝的錦衣衛設置，始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原儀鸞司而置。原本設置的儀鸞司，主要擔任儀仗宿衛。改建錦衣衛后，成為皇帝控制天下臣民的直屬機構。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正月，朱元璋廢罷了錦衣衛詔獄，焚毀刑具。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稱帝后即復置錦衣衛獄，并以親信紀綱典親軍，掌詔獄。朱棣不僅恢復詔獄，而且在錦衣衛下增設北鎮撫司，以南鎮撫司治儀仗軍匠諸事，而以北鎮撫司專司詔獄，也稱鎮撫司獄，從制度上給予了明確的位置。紀綱以手下指揮事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等為羽翼，將錦衣衛權勢擴大到極致的程度。從朱棣即位直到永樂十四年（公元1416年），屢造冤案，殺害官民無數。永樂十四年（公元1416年）七月，紀綱被御史彈劾伏法。

朱棣即位后，為加強對文武官吏的監察偵緝，公開使用宦官，授予其“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官民隘事”等大權，宦官開始正式進入明朝政治生活之中。朱棣于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一說永樂七年）設立東廠(簡稱東廠)，由親信宦官擔任?領。永樂時期成為宦官勢力發展的最初時段，而東廠此后則成為明代的特權監察機構、特務機關和秘密警察機關，也是世界歷史上最早設立的國家特務情報機關，其分支機構遠達朝鮮半島。

遷都北京

北平府是明成祖朱棣為王時的藩地，也是遼金元的故都，為政治要地，由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定名。明朝初期，北方蒙古貴族不斷南下騷擾，為抵御蒙古貴族的進犯，將北平府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比南京更為適宜。故而早在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元月，明成祖朱棣即頒詔“以北平為北京”，計劃遷都，為此將北平府改名順天府。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下詔征調工匠、民夫百萬人開始建造皇宮和城垣，其形制布局源于明南京和中都的宮城以及元大都宮城。營建工程在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六月全面展開，由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具體管理宮城建設。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順天府宮殿群的建設工程基本竣工。在南北長九百六十米、東西寬七百七十米、面積七十二公頃的矩形平面內，宮殿、樓閣、亭密布，內河流經。此時，隨著運河的疏通，解決了南糧北運問題，遷都所需物質條件也已具備。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朱棣又改順天府為京師，即北京。次年，他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

遷都北京對此后鞏固北方的邊防和加強對全國的管轄起到積極作用。為了順應遷都的需要，明成祖朱棣實行"二京制"，北京為政治、軍事中心，設為首都，金陵(今為南京)為副都，以經濟為中心，但依然保留了南京的六部九卿，同北京擁有相同的官職體系。從朱棣遷都后就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的邊防體系和以南京為中心的經濟體系。兩都相輔相成，稱呼也一直沿用到清代。遷都后，雖加強了明朝的北部邊防，但首都距離邊境太近，也容易成為游牧的少數民族攻擊的目標，在此后的明朝時期，北京多次暴露在蒙古及滿洲等少數民族軍隊的直接攻擊之下。一旦大同市、宣府等邊鎮告急，京師就將進入戒嚴狀態。弘治十三年（1500年），兵部在給皇帝的奏疏中說：“頃北虜入寇大同，勢甚猖，京師戒嚴，人心懼。”正統十四年（1449年）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騎兵兩度兵臨北京城下。

文化

《永樂大典》

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命解縉以“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為宗旨，編一本集成古今的類書（類似百科全書）。解縉遂召集了一百四十七個人，在一年之內就修成《文獻大成》。朱棣大為不滿，又命姚廣孝為監修，會同解縉、王景、鄒輯等編著此書，期間參與者達兩千多人，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朱棣親閱后作序并賜名《永樂大典》，次年全書抄寫完畢。《永樂大典》正文為兩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裝訂為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總字數約三億七千萬字。書中保存了中國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種典籍資料達八千余種，除了著名的經史子集，還有哲學、文學、歷史、地理、宗教、醫卜等各類著作，包羅萬象。全書體例“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按字、句、篇名、書名分韻收錄，方便檢索。

外交

朝貢制度

朱棣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八月至十月，明成祖先后八次派遣行人、給事中、宦官分赴安南、爪哇、西洋、蘇門答臘、逞羅、占城、真臘、朝鮮、滿刺加、柯枝等國，對諸國國王予以賞賜，邀其入貢明朝。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由于貢使日多，明成祖朱棣下令重置洪武年間中廢罷的市舶司。于是，大明朝延在福建省、浙江省、廣東省分設來遠、安遠、懷遠三市舶司，負責接待各國來使，而于京師設會同館以待國賓。為了與各國來人交流，同時還設置了四夷館，專掌翻譯各國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永樂年間，朱棣派陳誠先后四次出使中亞一帶。在絲綢之路沿途，陳成所訪哈密市、吐魯番盆地、撒馬爾罕、別失八里、失刺思、哈烈等國皆遣使朝貢于明朝。當時，不僅與明朝保持朝貢關系的國家數量眾多，而且先后有渤泥、滿刺加、蘇祿、古麻刺朗四國國王親赴天朝勤見明成祖朱棣，其中三位留葬于中華大地。后世史家稱頌明成祖統治時期，“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

外交活動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日本遣使與明朝政建立了邦交關系，洪武后期，明朝和日本的關系有所疏遠。朱棣即位后，于永樂元年（1403年）即派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同時，日本使臣已至寧波市，十月到南京。明朝政府優禮相待，兩國間又恢復了友好關系，貿易來往逐漸頻繁，擴大了兩國人民的經濟文化交流。永樂間，明政府和朝鮮兩國使臣往來緊密，年均四五次。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朝鮮國王李芳遠命世子讓寧大君為進表使，率領一個龐大的使團前往南京，朱棣以超過迎接一般國王的規格予以接待，成為當時中朝關系的一件大事。永樂遷都北京后，中朝兩國首都相距更近，往來更為密切，《明史》稱“而大事之禮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禮，他國不敢望也。”

鄭和下西洋

明成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七月十一日，朱棣派遣宦官鄭和為正使，王景和為副使，率水手、官兵兩萬七千八百余人，船隊攜帶賜給諸國國王的金織文綺彩絹，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他們從蘇州劉家港（今太倉市東瀏河鎮）出發，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島及斯里蘭卡（今斯里南卡）等地，經印度西岸折回返國。最遠到達印度半島的古里國，勒石為記，于朱棣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才返回。鄭和每到一處，都以瓷器、絲綢、銅鐵器和金銀等物，換取當地特產，與亞非各國加強聯系，隨行人員馬欣著《流涯勝覽》、費信著《星搓勝覽》、鞏珍著《西洋番國志》，記述航行中的見聞。

隨后，鄭和分別在明成祖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明成祖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明成祖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明成祖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及朱瞻基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六次出使西洋，到達過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國、馬六甲、馬來西亞、印度、馬爾代夫等南亞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過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的一些國家。

鄭和遠航西洋，還對所經的南海島嶼進行反復的勘查，并對一些島嶼進行命名。如將西沙群島的西部島群命名為“永樂群島”，將南沙群島中較大的一個島嶼命名為“景弘島”（鄭和副使王景弘的名字），另一個島嶼命名為“馬歡島”（鄭和譯員馬歡的名字），還有一個較大的島嶼命名為“費信島”（鄭和幕僚費信的名字），并將南沙群島中的一群島礁命名為“鄭和群礁”，成為明朝在南海區域行使主權、進行管理的有力證據。鄭和遠航擴展了隨行眾人地理知識，跟隨鄭和遠航的隨從人員馬歡和費信、鞏珍等人，回國后分別寫下了《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等書，詳細記載了所經歷各個國家的風土人情。永樂時期，在對外關系上，奉行睦鄰外交政策，繼續發展同亞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不僅加深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友誼，同時也促進了對外貿易的興起。

民族

蒙古

朱棣朱棣時，明朝與西域諸國開展了大規模的交往。明朝在其勢力強盛時期積極與西域諸國往來，并試圖恢復漢唐時期對西域的經營。朱棣即位之初派人到哈密市進行招撫，“許其以馬市易”，對此，肅王安克帖木兒積極回應，他遣使臣馬哈木沙、渾都思貢馬190匹。為了使朝貢順利進行，朱棣特地下諭甘肅省總兵官宋展，要求他將所貢的好馬送到南京，對所貢之馬應計值給賞，做到厚往薄來，嚴禁沿途軍民侵擾貢馬和市馬。對于安克帖木兒的這次朝貢，明朝予以優厚的賞賜。朱棣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安克帖木兒又一次遣使來朝，請求賜爵，朱棣封其為忠順王，“使守其地，遂撫其民”，為了感謝明成祖朱棣的冊封，安克帖木兒于這年的十一月貢馬謝恩。

根據《明太宗實錄》的記載，從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蒙古部兔力帖木兒被封忠義王到明成祖駕崩之間這十多年時間，除永樂十八年（公元1416年）、永樂十九年（1417年）兩年沒有貢馬外，其它時間每年都來朝貢馬。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出現了六次之多。在永樂后期出現了西域諸國聯合來朝的現象，主要有永樂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哈密與吐魯番市、哈密與柳城的貢馬和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哈密與撒馬爾罕的貢馬等。

女真

洪武年間，明朝政府曾派遣官員到黑龍江下游吉烈迷等族去招諭，但當時由于交通困難，以及其他條件尚未成熟，所以收效不大。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明太祖朱元璋經營東北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經營和管理。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派行人邢樞與知縣張斌前往奴兒干，至吉烈迷各部落招，獲得成功。接著，各部首領相率入京，明朝政府建立了奴兒干、建州等十衛，各部首領分別任命為指揮同知等職，并賜誥[gào]印冠帶襲衣。明朝政府為了加強對東北地區女真、吉烈迷、達斡爾族、蒙古等族人民的管理，從永樂元年到永樂七年，在烏蘇里江、黑龍江流域等地設置了一百三十二個衛。

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奴兒干官員忽剌佟奴來朝，奏稱奴兒干地處要地，應該設立元帥府。明朝政府同意這一建議，于這年閏四月在東北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簡稱奴兒干都司），任命東寧衛指揮康旺為都指揮同知，千戶王肇舟等為都指揮僉事。同年六月，又置奴兒干都司經歷經歷一員。永樂九年春，朱棣又派宦官亦失哈等率官軍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順黑龍江而下，護送康旺等奴兒干都司的官員前去赴任，直至亨滾河口對岸的特林地方，正式開設奴兒干都司，管轄西至斡難河、北抵外興安嶺、東越海直至苦夷（今庫頁島）的大片地區，成為明朝政府管轄黑龍江省、烏蘇里江流域等地最高一級的地方行政機構。

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直屬明朝中央政府，是軍政合一的最高地方行政機構，設有都指揮使、都指揮同知和都指揮僉事等軍政長官。在都司的所在地，經常有二百名至五百名駐防軍戍守，每兩年輪換。都司以下的各個衛所的官員，一般是由其當地部族首領擔任。明朝中央政府選其酋長及族長授以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其余仍沿襲舊俗，各統其屬，由明朝中央政府頒予“誥敕”（委任狀）加以任命，并頒給印信、襲衣（明朝官員制服）。

明朝政府為了溝通從內地到奴兒干地區的交通，就在其境內設置了東西兩條驛站線路，保證傳遞文報，運送官軍和貢賦等。往東是“海西東水陸城站”，起自海西底卜失站（今黑龍江雙城區西，拉林河畔花園屯古城），向東北沿松花江而下，直到黑龍江下游奴兒干都司治所附近的滿涇站，沿途經過五十多個城站。往西為“海西西陸路”，從肇州起，經松花江、洮兒河往西直至兀良河（今滿洲里市附近）。兩條驛站線路，連接遼東都司轄境內的驛路，溝通了奴兒干都司和北京之間的交通。為了維護驛路的暢通，明朝政府在驛路經過地區征調當地各族人民供應勞役、畜力（站丁、站狗）。為了供應航運的需要，明朝政府還在今天吉林市附近松花江畔建立船廠制造船只，當時遼東都指揮使劉清曾數次于此督造船只。

西藏

西藏，明時稱烏斯藏，藏族農牧業并重。藏族的上層喇嘛和各個部族的酋長構成各級封建主，占有大量農奴和牲畜。西藏地區盛行藏傳佛教，教派眾多，互相爭奪統治權。洪武年間歸附明朝。朱元璋下詔設置烏斯藏和朵甘思兩個都指揮使司，同時敕封藏傳佛教各派首領為大國師、國師，利用藏族僧俗貴族進行統治。永樂時期，朱棣進一步提高藏傳佛教領袖的官爵封號，敕封噶舉派首領哈立麻為大寶法王，薩迦派首領昆澤思巴為大乘法王。還兩次邀請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入京講經說法，宗喀巴命弟子釋迦也失入京朝貢，被封為灌頂大國師。后來，釋迦也失在宣德年間還被封為大慈法王。西藏自治區三大法王的體制至此正式確立。此外，明成祖還敕封一些較有影響的藏傳佛教首領為贊善王、護教王、輔教王、闡教王、闡化王，其地位略低于大法王，而高于大國師和國師。明朝通過對各派宗教領袖的敕封，有力地加強了對藏區的管理。永樂時期，曾在藏區沿邊設立多個茶馬司，與藏族開展茶馬貿易。永樂時，還開通自雅州（今四川康定）至烏斯藏的驛道，以促進與藏區的茶馬貿易和經濟文化交流。

西南

中國西南地區，洪武年間已實現統一，朱元璋沿用歷代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立一些土司，任命少數民族頭領為土官，“使之附輯諸蠻，謹守疆土，修職貢，供征調，無相攜貳。”永樂時期，朱棣繼續加強對西南的管轄。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貴州思南、思州的土司互相仇殺，明成祖在平定戰亂之后，乘機鏟除這兩個土司的勢力，設立貴州布政使司，下轄四府八州，直接歸屬中央政府管轄。永樂時期，國內各民族的經濟文化聯系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從而有力地推動了邊疆地區各民族自身的發展。

軍事

平定安南

安南（今越南）是東南亞國家之一，是中原地區的近鄰。明朝建立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即派遣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安南國王陳日煃遣使向明朝朝貢。當時安南國內政局不穩，國王常為權臣所廢立。朱棣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屬國安南（今越南）新王派人朝賀，請求得到朱棣的冊封。朱棣聽從禮部的意見，先行派遣官員到安南探訪實情，核實后正式冊封其為國王。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原安南國王的臣屬裴伯耆逃到中國，將新王篡位的事情揭露。八月，老撾遣人送來了原國王之弟陳天平。朱棣遣人送陳天平回國繼承皇位，途中遭遇伏兵劫殺。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七月，明成祖命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大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鎮守云南省的沐春沐晟為左副將軍，帥豐城侯李彬等十八將軍，號稱統兵八十萬，分道進討安南。

九月十六日，朱能、張輔率師至龍州縣。十月二日，朱能因病死于軍中，張輔受命代朱能統軍，即率師自憑祥市進入安南境內。張輔以明成祖諭意，列舉季犛二十罪。安南則布兵堵截，號稱兵力二百萬。張輔與沐晟兩路明軍攻勢銳利，很快進至安南內地。永樂四年十二月，張輔軍進至梂江北。張輔與沐晟軍合勢攻克多邦城、東都（河內）。接著遣左參將李彬進攻西都（清化）。第二年正月，張輔、沐晟敗安南軍于普賴山，斬首三萬。之后進至木丸江，殺其將阮子仁、黃世岡百余人。三月，又于富良江大敗敵軍，斬獲數萬。至九月，將安南國王、太子等人活捉。

朱棣改安南為交，納入明王朝版圖，設置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按察司，分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任命原北京行部尚書黃福以尚書兼掌布政司、按察司二司事，以都督僉事呂毅掌都司事、黃中副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布政司左參政王平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為按察使，裴伯耆為右參議。于是安南成為當時明朝的行省之一。

親征漠北

明朝建立后，以元順帝為首的蒙古勢力從大都退往漠北，仍保留著元朝的統治機構，史稱北元。經過明軍的屢次打擊，加上內部的紛爭，至洪武末年分裂為韃、瓦剌和兀良哈三部。至永樂時，朱棣對蒙古采用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兀良哈部早已歸附，并在靖難之役中為朱棣立有赫赫戰功。韃靼部勢力較強，朱棣有意聯絡瓦刺部，與之抗衡。明成祖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永樂大帝朱棣命丘福率軍十萬萬征討韃靼，全軍覆沒。明成祖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二月，朱棣親率五十萬人出征，太子留守南京，皇長孫留守北京。五月，明軍發現了韃靼部孛兒只斤·本雅失里的位置。朱棣命每人自帶二十日糧食，率輕騎疾馳。在成吉思汗興起的鄂嫩河與本雅失里遭遇，雙方大戰，最終本雅失里敗逃。明軍在回師途中又遭遇阿魯臺部，激戰數日，阿魯臺戰敗逃遁。朱棣估計敵人可能貪圖重，必會前來劫掠，便設下埋伏。明軍班師時，果然有人來襲。霎時伏兵四起，敵人潰逃，被俘有幾十人。朱棣第一次親征大獲全勝，韃靼部的勢力被削弱。

隨著韃靼部的衰敗，瓦剌部強盛起來，時常騷擾邊境。明成祖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朱棣決定第二次親征，并讓皇太孫隨行。六月七日，在忽蘭忽失溫（今蒙古烏蘭巴托東）遇到瓦剌的主力部隊。此戰慘烈，雙方損失相當，直到傍晚，瓦刺部才敗走。明成祖永樂二十年（公元1422年），朱棣親統大軍討伐阿魯臺，此時阿魯臺已經占領了張家口市之北的興和要塞，并且降服了屏障明朝東北邊境的兀良哈三衛，且欲在長城附近截擊明軍。朱棣則直趨多倫縣（在開平衛）附近的阿魯臺的營地，同時派了兩萬人馬進攻兀良哈三衛，終于在七月使之降服。等到明軍抵達多倫時，阿魯臺攜人馬遠遁至外蒙古，朱棣于九月末返回北京；永樂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朱棣為阻擋阿魯臺對北方邊境的進攻，于八月末率軍出征，在通過了興和和萬全以后尚未能與阿魯臺的人馬接觸。至十月，得知阿魯臺已被瓦剌人打敗，朱棣遂在十二月返回北京。

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對蒙古用兵，明軍通過土木進抵開平之北，但是此次又未能夠遇上阿魯臺的大帳。在歸途中，朱棣身體不適，在榆木川（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病逝，享年六十五歲。“永樂明成祖北伐”基本實現了戰術目標，與蒙古各部建立了宗藩關系。同時，為了支持連年的大規模戰爭，明朝也耗費了大量錢糧，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軍制改革

永樂時期，對軍制進行了部分改革。首先，朱棣在削藩的同時取消了前朝護衛制度，藩王護衛剩下不足洪武時期的五分之一，但并未徹底執行，朱棣仍給其子高煦和高燧設立了護衛。其次，朱棣為鞏固遷都北京后的軍事力量，即“天子戎邊”，調取了大部分駐在南京的京衛，使包括原先各藩護衛成為京衛，北京的京衛遂成為明朝一代數量最多的親軍。再次，明政府在京師設駐營及京營，進行操練，以便和邊境軍隊定期輪換駐防，必要時可直接參戰。最后，明政府在在長城附近及以南的遼東、薊州（北京之東）、宣府、大同、山西省、延綏、固原市（陜西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和甘肅省的戰略要地設立一批邊防重鎮，由地區的都指揮使司節制。明政府長城沿線屯兵設鎮，有效遏制了邊界以北的蒙古部入侵。

治世影響

永樂時期，明成祖朱棣延續和發展了洪武之治的部分國策，政治相對清明，社會較為安定，生產發展快速，國力漸至強盛，奠定了當時中國在亞洲和世界上的強國地位。在政治方面，永樂時期建立的文官制度在有明一朝逐漸形成了后來內閣制度的雛形，被西方國家所效仿，一直延續至二十一世紀。同時，自北京成為首都后，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并延續至今；在經濟方面，朱棣在位時朝貢貿易空前繁榮，而大運河經過在永樂時期的治理疏通，則帶動了運河周邊城市的經濟發展繁榮，直至清代大運河仍在發揮重要作用；在文化方面，《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收錄上至先秦下達明初的古代重要典籍達七八千種之多，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三百多年多年；在外交方面，永樂時期形成的朝貢體制為以后明朝諸帝所一直沿用，鄭和下西洋又以龐大的船隊和先進的航海技術，將海上絲綢之路從印度半島延伸到非洲東海岸，開辟亞非之間的交通網絡，增強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響。永樂期間的治世措施，為之后“仁宣之治”奠定了基礎，仁、宣二宗繼持守成之策，致力于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以致從洪武年間開始的明初盛世持續達七十余年。

歷史評價

積極評價

清代所修《明史》中對評述永樂時期“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肯定了治世成就。近代明清史專家孟森評價認為“此明一代之侈言國威者無不歸功于永樂之世也”。學者商傳在《明成祖大傳》專著評價認為“自永樂設置內閣及削藩以后，從朱元璋時代延續下來的文武之爭漸趨結束，文官治國的形勢日漸明朗，成祖設內閣、立太子、定科舉諸多的安排已經將國家引向治世”。歷史學者王天有評價永樂時期”中國市場非常活躍，以致成為世界金融商業中心，對后來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起到了推動作用”。學者王偉在《明前期政治生態與士大夫主體意識研究》專著中認為，永樂時期遷都北京“在緩解明朝國防壓力的同時也增加了南北漕運的負擔”。

消極評價

明代學者錢謙益批評朱棣在“靖難”后的大肆誅殺和對建文蹤跡的持續追尋，認為“文皇帝茍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新，遺種未殄，必滅此而后即安”。愛新覺羅·弘歷論朱棣時指出“晉陽之甲以清君側為名，七國之反以誅晁錯為名，大抵亂臣賊子必有說以為兵端，燕王之稱靖難，亦猶是也，”把朱棣獲得皇權的方式定義為篡奪。私人史家段玉裁在《明史十二論》中也對直斥朱棣“篡奪”行為，將朱棣獲取皇權方式的性質由“靖難”界定成“篡弒”。英國漢學家崔瑞德和美國學者費正清在聯袂主編的《劍橋中國史》中評價永樂時期迫害建文遺臣、復置錦衣衛和設立東廠的措施時認為，“朱棣在使用這些權力的手段時創造了明朝專制主義的一種最可鄙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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