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經典，全稱《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又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金剛經》，是大乘佛教中的一部綱領性經典。由于篇幅適中，得到廣泛傳播，三論、天臺、賢首、唯識各宗都有注疏，特別受到六祖慧能以后的禪宗重視。書名意為“依靠金剛石般無堅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貪欲虛妄以及煩惱，超越生死而達到涅槃[pán]的彼岸。”《金剛經》的作者相傳是佛的大弟子阿難，其中記錄了佛陀和弟子須菩提的問答和宣講，從佛的教義出發，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討論對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二是如何修行才能成佛，主張“空”的思想。
《金剛經》在中國、東亞、東南亞、中亞等地區皆有流傳，也存有多種語言的譯本。該經書最早由后秦時期鳩摩羅什法師譯成文言文，該本也是普及度最高的漢文譯本，此后還有北魏菩提流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南朝陳真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隋達摩笈[jí]多《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玄奘法師《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義凈法師《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五種譯本，相關版本和注疏繁多。《金剛經》采用抽象思辨的形式喚起人的智慧和理性，并直接影響了后世禪宗主張“取消一切形式，覺悟只靠自己”這一思想的產生，從流傳和內容上都開啟了佛教的中國化與世俗化的進程。歷代注疏豐富，如后秦僧肇《金剛經注》、隋吉藏《金剛經義疏》、隋智顗《金剛經疏》等。
《金剛經》流傳期間還衍生出大量書法、繪畫、文學作品，豐富了中國民間藝術題材，推動了古代藝術發展，并為中國古代藝術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書名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全稱為《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多經》，簡稱《金剛經》，其梵語原名vájra-cchedikā-praj?ā-pāramitā-sūtra，此經以“法喻”立名，金剛主要有堅硬、銳利、光明三種含義，在鳩摩羅什的譯本中，“金剛”被用來比喻般若智慧，“金剛”堅硬如寶相般若，能夠摧毀一切，又不被一切破壞，破除一切煩惱，又不被煩惱所惑；“金剛”銳利比喻觀照般若，破除有情眾生的我執和法執；“金剛”光明比喻文字般若，能斬斷有情眾生的無明，使得眾生走向光明大道而獲得覺悟，“能斷”指般若智六祖慧能夠斬斷有情眾生的迷惑煩惱，“般若”是成佛的大智慧，其體堅硬，其相銳利，其用光明，故而以“金剛”來比喻，“波羅蜜多”含義為抵達彼岸，從生死此岸到達涅槃彼岸，禪宗六代祖師慧能有《金剛經六祖口訣》：“不著諸相謂之彼岸，若著諸相謂之此岸。”“心迷則此岸，心悟則彼岸。”而要從此岸到達彼岸必須修行大乘佛法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所以《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多經》從名稱直譯來看意為“依靠金剛石般無堅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貪欲虛妄以及煩惱，超越生死而達到涅槃的彼岸。”
而《金剛經》的中文譯名由于對原文理解的不同，不同譯本出現有分歧，隋朝大業年間達摩笈多的譯本翻譯為《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其中“波羅蜜多”是梵語pāramitā的音譯，也可以譯為“波羅蜜”，鳩摩羅什的譯本省略了能斷，翻譯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北魏菩提流支和南陳真諦譯本皆是如此，而唐代玄奘法師在弘福寺將其譯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即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第九會《能斷金剛分》，義凈在公元702年譯為《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只在譯名前加了“佛說”二字，其余與唐僧譯本相同。譯名的分歧主要是在“金剛能斷”與“能斷金剛”兩者的區別，從梵語原文來看，鳩摩羅什將“金剛”理解為“般若智慧”，而玄奘和義凈的翻譯則是將兩者顛倒，將“金剛”理解為煩惱，故而在譯名上處理不同。
成書
梵文本
《金剛經》的產生年代約在公元前二、一世紀的古印度，隨著印度佛教的衰亡，《金剛經》的梵文本也逐漸亡佚。經文主要是佛與須菩提的對話錄，也被認為是阿難陀記錄。據現代學者朱小豐依據佛經內容，對《金剛經》的成書年代進行了考據，正文中有“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明顯是后世佛門弟子的評論和感嘆。經中多次提到釋迦牟尼于燃燈佛處無法可得，這也是釋迦牟尼死后才出現的傳說和理解。經中一再談到三千大千世界，提及“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又以“發阿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主要勸戒，并且對小乘佛教的修習持否定態度，如:“若樂小法者，若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于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認為信小乘佛教的人無法理解這部經。上述幾點，都是大乘尤其是大乘空宗的特色，而印度佛教中小乘與大乘的分裂出現在公元一世紀左右，龍樹（約公元150—250年)時《大品般若經》已是主要經典，鳩摩羅什譯《金剛經》時也是把它當作重要佛經之一來譯的，故《金剛經》的成書應約在公元二世紀前。
漢譯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自后秦時期弘始四年（402）被譯出后共有六個譯本，分別是：鳩摩羅什法師在長安逍遙園譯出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元恪永平年間（508年）菩提流支法師在在洛陽永寧寺翻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陳蒨天嘉三年（562年）真諦法師于制持寺譯出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法師達摩笈多于隋時在洛陽市譯出的《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李世民貞觀二十三年（649年）玄奘法師譯出的《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天授久視元年到李旦景云二年（700至711年）義凈法師在洛陽薦福寺譯出的《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現存敦煌本《金剛經》中，鳩摩羅什譯本的寫本最多，據統計大約有兩千本以上，而其他譯本的寫本稀少或是沒有，可見鳩摩羅什譯本也是普及程度最高的譯本。
鳩摩羅什譯本
鳩摩羅什（344年至413年，一說350年至409年），父親是天竺望族，后至龜茲，羅什生于此，七歲出家，博讀大小乘經論，前秦釋道安晚年“聞羅什在西域，思共講習微言”，前秦皇帝苻堅于建元十八年（382年）攻伐焉耆，三年后滅龜茲，鳩摩羅什被劫至涼州，苻堅被姚萇殺害，后涼建立后，鳩摩羅什因此在涼州滯留，在這十七年滯留在武威郡的時間里，鳩摩羅什逐漸熟悉和掌握了漢語。之后姚興攻打后涼，鳩摩羅什被帶入長安西明閣組織譯場，在這里鳩摩羅什譯出了大量佛教經典，《金剛經》也在其中，還著有數本佛教著作，為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作出了較大貢獻。弘始十五年（413年）鳩摩羅什卒于長安。
鳩摩羅什的譯本最早也是流傳最廣，鳩摩羅什于401年開始在逍遙園翻譯經書，此本具體翻譯時間按《高僧傳》中記載，約在弘始八年（406年）左右，全稱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收錄于《大正藏·般若部》第八部·第二三五號，共5180字（民間譯本5176字，區別在于第八分最后一句“是名佛法”四字的有無）。在鳩摩羅什的翻譯中曾有“不可譯論”，認為漢梵兩種文字文體區別甚大，體式不同，鳩摩羅什所在的時代之前的譯本雖然能得到其中大意，但是譯文味同嚼蠟，難以達到向廣大受眾傳教的目的。所以在翻譯過程中采取了刪減的方法，使得正文具有較強的敘事性和流暢的說理，因此流傳較廣，后世主流譯本也都采取此版本。
鳩摩羅什的譯本整體結構是“偈頌——正文——偈頌”，羅什在其譯《成實論》卷一“十二部經品第八”說中提到偈頌的方式是民眾喜聞樂見的，并且結構嚴整，便于記憶，鳩摩羅什還在翻譯的語言方面采用了白話，使得語言流暢簡練，如正文開頭交代了佛陀為眾人講經說法的準備工作，“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坐。”以寥寥數語表現了佛陀安詳的舉止和以身作則的修為，形象生動便于傳播。鳩摩羅什譯本還建立了相對的邏輯定義，將說理范圍集中在心性的基礎上，組織出一套相互證明、相互否定的理論框架，破除一切有無，告誡眾生斷除兩邊，既不著眼于法相也不著眼于非法相，認識到共性與差異之間的辯證關系。
菩提流支譯本
關于菩提流支法師的記載較少，生卒年不詳，其傳記收錄在《續高僧傳》卷一、《歷代三寶記》卷九中，《金剛仙論》中提到，菩提流支“遍通三藏，妙入總持”。北魏永平年間，菩提流支抵達洛陽市，元恪將其安住在永寧寺，令七百梵僧輔佐其翻譯工作。
菩提流支譯本的《金剛經》譯于永平二年（509年），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中收錄其兩個版本，均在《大正藏·般若部》第八部·第二三六號，譯本一譯法與鳩摩羅什本接近，內容上差別也不大，譯本二的篇幅略長，與陳真諦譯本內容相近。按《大正藏》第八冊：“《金剛般若》，前后六翻。按《開元釋教錄》，此第二譯。《思溪》經本竟失其傳，誤將南陳真諦三藏者重出，標作北魏留支所譯，大有庭。”可知此版本是偽本。
真諦譯本
真諦三藏（499~569），西天竺優禪尼國人，蕭衍使臣張汜從抉南國禮請來華，于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十五日抵達南海，兩年后，始達建康（今南京)。永定二年（558)在杭州市、晉川諸郡停留，從事經論翻譯。太建元年(569)染病，至正月十一日遷化，時年七十有一。真諦三藏來華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傳記64部、278卷，所攜梵本并多羅樹葉兒凡240夾，如果翻譯下來有兩萬多卷，藏于廣州制旨和王園兩座寺廟里。
此譯本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基于梵語原本的重新翻譯，譯于陳天嘉三年（562年）梁安郡，收錄在《大正藏·般若部》第八部·第二三七號。此本與菩提流支譯本二相接近，在原經后注上有“尋此舊經，甚有脫誤”，由此可知真諦重新翻譯的原因是舊譯流傳過程中出現脫誤。
達摩笈多譯本
達摩笈多（542或543-619年）,《續高僧傳》卷二：“本南賢豆羅啰國人也。”，達摩笈多至二十五歲受具足戒，于楊堅開皇十年（590）冬十月延入京城。
此本譯出時間不詳，全稱《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收錄于《大正藏·般若部》第八部·第二三八號，共7109字，智昇《開元釋教錄》有記載笈多“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及《普樂經》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偽鄭淪廢，不暇重修”，可知此時李淵和唐太宗虛心改過可能已攻下洛陽，時間或許在公元616年左右，此本或為草稿本，故不入唐目錄書《大唐內典錄》與《開元釋教錄》的“入藏錄”，此本為六種譯本中的“直譯本”，即根據梵語原文字句逐一翻譯，語法句法均不做改變和刪減，由于兩種語言差異較大，所以此本文風晦澀難懂，但是對于梵漢對比的研究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玄奘譯本
玄奘本姓陳，名、洛陽氏人。13歲出家，21歲受具足戒。貞觀三年（629）西行求法，經新疆以及中亞等地，入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師從戒賢，貞觀十九年（648）返回長安，歷時十九年，旅程五萬里，從貞觀十九年開始在弘福寺和大慈恩寺從事翻譯經書的工作。
玄奘于貞觀二十二年（648）和龍朔三年（663）兩次翻譯《金剛經》，一般認為前者已經失傳，后者收錄于《大般若經》中，為第九分《能斷金剛分》，此譯本全名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共8208字，相較于鳩摩羅什的譯本，玄奘在譯名中強調了“能斷”二字，在其理解中，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無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唐僧譯本與鳩摩羅什譯本的意譯不同，玄奘更多采用直譯，玄奘認為佛經的翻譯是在佛祖的注釋之下，故而不做改變，較之鳩摩羅什為普及佛法而做的刪減，內容更加豐富，可以澄清鳩摩羅什譯本中的一些概念，化解鳩摩羅什譯本中的一些矛盾，在佛學義理上，此譯本更加平衡，不會導致讀者進入“空”的虛無主義之中。
義凈譯本
義凈出生于貞觀九年（635），俗姓張，義凈七歲出家，李治威亨二年（671），義凈三十七歲時隨商人前往印度，西行求法，后入那爛陀寺修習佛法，垂拱元年（685）離開印度，沿海路東歸，在室利佛逝國停留了十年，進行翻譯佛經，寫書籍，證圣元年（695）五月，回到洛陽，敕封義凈“三藏”的名號，并設立翻譯場所，先天二年（713）正月，七十九歲的義凈在長安大薦福寺翻經園圓寂。
義凈譯本全稱為《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譯于長安三年（703）在西明寺譯出，全文5118字，是六本譯本中字數最少的，此本兼有鳩摩羅什與唐僧譯本的優點。
思想內容
兩個問題
《金剛經》相傳是由佛陀的大弟子阿難陀所作，記錄了佛陀和弟子須菩提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的問答，它從佛的教義出發，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討論對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二是如何修行才能成佛。
其中第一個問題，對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佛陀提出了“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不可說”，這一觀點意為佛所說的世界只是假借了世界的名稱，其實根本是不存在的，此外佛還提出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金剛經》認為“心”這一認識主體想要達到所謂“無所住”的境界，就要否定認識對象與認識器官，舍棄一切留戀與執著，能夠透見到世界的虛妄不真。并且佛還認為“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余涅槃而滅度之。”其否定了客觀世界的真實存在，而肯定了佛教持有的純粹理念和修行共同的極致——涅槃。
關于第二個問題，從《金剛經》譯名的意思來看，要達到成佛的境界要有金剛不壞之志和大智慧，要舍棄各種妄想之心，內心中要破一切執著信念，行動上要利益一切眾生，此外還要誠心受持誦讀《金剛經》。
“空”的思想
金剛經的核心思想是佛教的“空”的思想，這一思想來自于佛教的有無宗，最早體現在印度原始佛教中的“人無我”思想。《金剛經》文本的核心思想著眼于“破”和“立”，破除一切相，包括我相、人相、心相，最終在“破”的基礎上“生心”。
佛教所說的“相”構成了整個世界，一切法包括有為法和無為法，有為法因緣而有生有滅，沒有自性，無為法因緣所生，永恒常住，而在佛教的觀點里，這有為法和無為法都是需要破除的。《金剛經》沿著“確認到超越再到確認然后再超越”的路徑，給予人類的生存以關懷，“破”“立”的辯證關系正式對于確認與超越的統一和理性與信仰相融通的詮釋，旨在關注人類自身生存狀況、消除人類痛苦、追問人類終極，在體會認知人類以及世界本真的基礎上達到心靈解放和精神自由的狀態。
金剛經的“空”還體現在其言說方式上，《金剛經》以佛陀與須菩提的問答對話的形式呈現，佛陀在書中的地位是絕對的權威的，但是在對須菩提提問進行解答時，佛陀很多時候都沒有給出直接而明確的回答，只給出了相對抽象的理論，這種言說方式給到后世的禪宗以啟示，這種似是而非的回答正和“空”的虛無觀點相暗合。在佛陀對于事間萬物的認知中，其觀點認為人們所見萬事萬物的區別只是緣聚緣滅引發的變化，而事物的態勢是變化的，不可以用一時的狀態來定義其本性，例如“佛法”，“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意在“佛法”這一事物實際上并非是佛法，而是名為佛法，語言只是一種符號，一旦事物被命名其內在本性就被定性了下來，這與“空”相違背，而一旦有這一想法就會執著于相，自稱掌握所謂“佛法”的，便一定沒有掌握佛法。
影響
《金剛經》的流傳主要有幾方面內容，一是《金剛經》多次被翻譯，二是《金剛經》注疏種類繁多，三是《金剛經》相關靈驗記的編纂，四是《金剛經》的信仰模式。
佛教自從西域傳入以后，中國譯經事業興起，至唐代進入全盛時期，演變為中國佛教，其中當以禪宗為代表，禪宗的理論以“心”為主，至六祖慧能，“心性論”達到高峰，這與改立《金剛經》為立宗經典有關。《六祖壇經》受到《金剛經》影響，禪宗的佛學義理還吸收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出現了三教合一的契機。
宋代以來，儒學復興，由于儒學義理化的需要，對于《金剛經》的研究也未曾停止，相關注疏也異軍突起，大量增加。而與唐代不同，由于儒學地位的提高，上層精英階級不再奉佛教為尊，在這種情況下佛教信仰向下層轉移，佛教中國化與世俗化進一步發展，相關注疏也變得靈活多樣，內容豐富，其中還出現了修持儀軌（記述儀式軌則之經典的通稱），宋以后的《金剛經》注疏大量垂涎“陀羅尼”“真言”，即所謂咒語，使得大乘佛教經典變成了可操作的宗教信仰，凸顯了其神圣性。
佛教的靈驗記一直是宣傳佛法、鞏固信仰的重要手段，唐代以來，關于《金剛經》的靈驗故事就已經出現了，其中內容多以現實利益為導向，具有功利色彩，而到了宋元明清時期，靈驗記中故事情節也變得完整和離奇，這也是佛教世俗化的體現。
《金剛經》的流傳反映了也推動了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融入中國文化體系的進程，佛教逐步內化為一種民族意識，如其中“虛無”“極樂世界”“輪回報應”的觀念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識力量，《金剛經》這一最為普及的佛教經典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佛教信仰的影響擴大，信仰根基深入民眾，并與中國其他思想如道教、儒家思想合流，對中國中古以來的民族意識與社會形態的塑造產生的重要影響。
《金剛經》還流傳到其他國家，日本、韓國、中亞等地區均有其流傳痕跡，其譯本也有梵語、文言文、尼泊爾文、藏文等多種語言，二十世紀以來還出現了以鳩摩羅什譯本為原本的英文譯本，推動了佛教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
版本
《金剛經》梵本自傳入中國以來，雖然有六種譯本，但是其中鳩摩羅什譯本最為重要，流傳也最廣，故而《金剛經》版本流傳除梵本外主要有兩條分支，一是鳩摩羅什譯本的版本流傳，二是其他五種譯本的流傳。
梵文本的發現
近代以來一些殘損的梵文文本被發現，目前整理出的《金剛經》梵文本共有三種：
鳩摩羅什譯本的嬗變
科分，又叫科判，用于對佛經各個篇章的劃分，從401年至414年鳩摩羅什弟子僧肇所作的《金剛經注》和北齊所刻泰山經石峪摩崖殘存的1000余字拉看，最初的《金剛經》原本是一氣呵成的并未有分篇，而今日通行本則有三十二篇，關于《金剛經》三十二分的劃分作者學界考據有兩種說法，一是《金剛經》三十二分本為梁昭明太子所作，這一說法出現于元末明初。二是《金剛經》三十二分為五代十國時期定型，其作者也大概率是五代人。隨著敦煌市文獻的發掘和考據，后一種說法可信度更高。
而在三十二分本之前，還有學者從敦煌文獻中發現的十二分本，這些現存的十二分本其流傳時間都基本在公元七世紀到八世紀，而宋代以后《金剛經》流傳基本就以三十二分本為主，根據智顗《金剛般若疏》與吉藏大師《金剛般若疏》的記載中可知十二分本為菩提流支所作，其中記錄的子目與敦煌文獻中基本相同，由此可知三十二本的流傳是經過長期演變而來。對比十二分本，三十二分本在每一篇的長度上更為均衡，利于誦讀。
此外在敦煌市文獻與通行本的對比中，學者發現《金剛經》的內容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流通本較之敦煌文獻缺少六十二字（一說六十字，區別在于段首“爾時”二字）的文字，經對比，這一段文字在早期鳩摩羅什本中并未出現，而是后來補入，這一段文字被稱為“冥司偈”，其內容為：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于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
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根據《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唐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金剛經解義》三本文獻中記載的材料可知這六十二字是由靈幽法師補入的，相傳是靈幽法師起死回生，在冥界獲得的啟示，是《金剛經》信仰的靈驗，其補入時間約在822至868年之間，此時佛教遭遇會昌滅法這一事件，學者推測“冥司偈”是為了推廣佛教而編造的理由。
鳩摩羅什譯本的版本流傳
鳩摩羅什譯本的版本繁多，其版本系統劃分也有許多標準，例如按刻印形式劃分可以有單行本、合經本、叢書本，按產出方式可有寫本和刻本等等，以下是各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以供參考。
此本書寫于李恒長慶四年（824），現存唐拓本，全文5043字，書寫工整，無錯字。
此本為敦煌市寫本，現藏于中國書店，掛面有損傷，缺少十六字，另有一處添一字，四處共缺四字，五處錯字，實際為5040字（補上損缺的十六字）。
此本為卷子本，李漼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長十六米，上有版畫，完整無缺，共5125字，較之柳本多85字，其中二十一分多60字，也就是“冥司偈”。這個版本是現知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確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20世紀出土于敦煌，現藏于大英圖書館。
此本為南唐保大五年（947）壽春府永慶寺道颙法師石刻本，共5150字，較之咸通本多兩字，即“冥司偈”段首“爾時”二字。
此本為南宋趙昀紹定二年（1229）刊刻，完成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裝幀精美，實際字數5143字，其中有三字有誤。
明成祖朱棣在永樂二十一年（1423）匯集各家注釋，編輯為《金剛經集注》，此本摒棄三十二分，認為其“破碎經義”，共5169字，有一處錯誤。
流通本即明清時期通行版本，內容與朱棣本基本一致，而采用了三十二分，標準字數為5176字。
其他五種譯本的版本流傳
其他五種譯本，現存最多的為《清敕修大藏經》本，宋朝的《開寶藏》《契丹藏》《趙城金藏》《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宋元之際的《宋磧砂延圣寺刻本藏經》《普寧藏》，明朝的《初刻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嘉興藏》，清代的《乾隆大藏經》，民國時期的《頻迦藏》《普慧藏》，韓國的《高麗藏》《高麗再雕藏》，日本的《縮刻藏》《卍正藏》《卍續藏經》《大正新修大藏經》，以及中國當代學者修造的《中華大藏經》中都收錄有此五譯本的《金剛經》。此外還有敦煌遺書中存有此五種譯本的寫本。
衍生作品
《金剛經》流傳甚廣，相關寫本數量繁多，其中不乏著名書法家書就的抄本，這些抄本流傳至今也成為了具有較高歷史和藝術價值的書法作品，如摩崖石刻《泰山金剛經》、柳公權《金剛經》、趙孟頫書《金剛經》、傅山小楷《金剛經》六種等等。隨著宗教世俗化，《金剛經》還出現了《金剛經變》一類的繪畫作品，如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內次北廊向東塔院內西壁吳畫《金剛變》，工人成色損。次南廊吳畫《金剛經變》……并自題。”敦煌莫高窟中也有著大量《金剛經》相關壁畫，為古代繪畫藝術提供了重要參考。《金剛經》的流傳也帶來了大量靈驗記，這些報應故事也為中國民間文學提供了素材，如宋代李昉等人編纂的《太平廣記》中就有《金剛經》報應故事，促進了佛教傳播，也成為中國古代文學重要題材之一。
參考資料 >
金剛經.中國大百科全書.2025-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