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Japanese economy）是指日本的經濟狀況。日本是世界經濟強國。截至2025年，日本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完全多元化且技術先進，日本與大多數發達國家一樣，服務業占據了 GDP 的最高百分比（約占 GDP 的62%）。在日本的服務業中，最重要的行業是批發零售貿易（約占 GDP 的7%）和房地產（約占 GDP 的6%）。制造業是日本經濟的引擎，約占 GDP 的22%，日本的建筑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約占 GDP 的5%。
明治維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邁向現代國家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日本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契機，在該過程中，日本完成了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的轉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沉重打擊了日本的經濟，導致日本社會陷入混亂。戰后日本經濟經歷了1946~1955年戰后經濟復興時期；1956~1972年經濟高速增長時期；1973~1990年經濟穩定增長時期；1991~2015年經濟低迷時期。當地時間2024年2月15日，日本內閣府公布的初步統計結果顯示，2023年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1.9%，反映物價上漲的GDP名義增長率為5.7%。2023年日本GDP初步統計數據為591.482萬億日元，約合42106億美元，低于德國的44561億美元。日本的名義GDP從世界第三位下降到世界第四位，被德國反超。2024年一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環比下降0.6%；二、三季度經濟增長緩慢，環比增速分別為0.5%和0.3%；而2024年四季度日本經濟預期將環比增長0.3%。2024年日本負債超過千萬日元的公司破產數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5.1%，達到10006家。這是11年來日本破產企業數量首次超過1萬家。日本央行在2024年3月19日加息后，將政策利率設定在0%至0.1%區間。2024年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約557.5萬億日元，同比增長0.1％；核心消費價格指數連續40個月同比上升，實際工資水平連續3年下降。截至2025年9月，日本9月外匯儲備為13413億美元，前值13242億美元。2025年10月，日本債務已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0%，位居全球前列，若繼續財政擴張甚至增發國債，可能引發金融風險。日本內閣府2025年11月17日公布，2025年三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率計算下降1.8%，為6個季度以來首次負增長。
概況
日本是世界經濟強國。2023年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1.9%，反映物價上漲的GDP名義增長率為5.7%。2023年日本GDP初步統計數據為591.482萬億日元，約合42106億美元，低于德國的44561億美元。日本的名義GDP從世界第三位下降到世界第四位，被德國反超。
2024年一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環比下降0.6%；二、三季度經濟增長緩慢，環比增速分別為0.5%和0.3%；而2024年四季度日本經濟預期將環比增長0.3%。2024年日本負債超過千萬日元的公司破產數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5.1%，達到10006家。這是11年來日本破產企業數量首次超過1萬家。日本央行在2024年加息后政策利率維持在0.5%。2024年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約557.5萬億日元，同比增長0.1％。
截至2025年9月，日本9月外匯儲備為13413億美元，前值13242億美元。2025年10月，日本債務已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0%，位居全球前列，若繼續財政擴張甚至增發國債，可能引發金融風險。2025年三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率計算下降1.8%，為6個季度以來首次負增長。受美國關稅政策影響，10月日本對美出口額同比下降3.1%，連續7個月萎縮，三季度貨物及服務貿易出口環比下降1.2%，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正轉負。同時，內需也難以形成有效支撐，當季占日本經濟比重一半以上的個人消費環比微增0.1%，物價持續高企加重民眾生活負擔、壓抑購買力；內需的另一支柱企業設備投資環比增加1.0%，但先行指標“除船舶、電力的民用機械”訂單額環比下滑2.1%，4個季度以來首次為負增長，民間住宅投資按年率換算跌幅逾三成，幾乎抵消疫情后復蘇成果。
發展歷史
明治維新時期
明治維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邁向現代國家之路。在短短20幾年間便完善了鐵路、電話和郵政等基礎設施建設，開始大規模生產并出口棉紗和生絲，掀起了工業革命的熱潮。日本之所以在短期內得到如此發展，其原因在于江戶時代培育起的強大技術實力。
明治政府的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等人冒著政府瓦解的危險，在明治4年（1871年）果斷施行了廢藩置縣措施。木戶幸一等人占據了明治政府權力的中樞，決心要早日將日本建設成現代化國家。在廢藩置縣措施實施僅數月后，明治政府就派出很多高官長期遠赴歐美考察，這就是由巖倉具視擔任團長的巖倉使節團。包括津田梅子（6歲）在內的很多留學生也隨團前往歐美學習。這些人回國后，為日本的現代化做出了巨大貢獻。明治政府還大力推行殖產興業政策，將各項近代工業移植到國內，力圖使日本早日成為與歐美實力相當的資本主義國家。
首先廢除了阻礙近代工業發展的封建制度，如關卡、驛站及工商業者行會（同業組織）之類，在此基礎上積極推進基礎設施的建設。此外，在輕工業和農業領域，政府還設置了大量國營工廠（官營模范工廠）作為民營企業的樣板，以促進民營工業的發展。在輕工業領域創辦的有品川玻璃制造所、愛知紡織所、深川工作分局（生產水泥）、札幌麥酒釀造所等工廠，其中最為有名的當屬被指定為世界遺產、位于群馬縣的富岡繅絲廠。政府通過雇傭歐美技術人員和專家，實現了近代工業的發展。被雇傭的外國人前后約有3000人，在達到頂峰期的明治9年（1876年），當年有500多名外國人赴日。這些人都身懷絕技，政府之所以能招聘到這些人才，是因為為他們提供了豐厚的薪水。
殖產興業政策的環節之一，是內務省主辦的國內勸業博覽會。國內勸業博覽會為日本工業的現代化做出了重大貢獻。19世紀80年代前半期，大藏卿（大臣）松方正義推行通貨緊縮政策。為此，農產品價格暴跌，很多農民破產。但是，部分有錢有勢的富農殺價購買破產農民的土地，他們或成為寄生地主，或放高利貸從中牟取暴利。這些富農和城市富商開始用賺到的錢買賣股票或創辦公司。因此股票交易活躍起來，新的公司陸續誕生。其中景象最繁盛的當屬紡織業和繅絲業等輕工業領域。到了明治時代中期，輕工業領域掀起了一場產業革命。就這樣，在短短20多年間，日本便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
兩次世界大戰時期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日本經濟面臨慢性蕭條的狀況下爆發，超過四年的戰爭消耗，給世界經濟乃至日本經濟造成巨大的影響。帝國主義列強在國家統制下，動員所有自然資源、生產設備資源及交通資源投入軍需生產，并將大量勞動者投入戰爭。參加這場戰爭的18個國家投入6500萬人以上的兵力，其中死于戰爭的人數為999萬8771人，重傷者629萬5512人，輕傷者1400萬2039人，被俘及失蹤人數達到598萬3600人，人員傷亡觸目驚心；人員傷亡外，一戰對資源的破壞及消耗也同樣令人觸目驚心。然而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則成為軍需物資的供給地，得以從戰前的經濟蕭條中解脫。事實上日本一戰期間黃金準備增加了1億8300萬英鎊，僅次于美國的2億7800萬英鎊，在此次戰爭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國際收支變化的數字表明，日本資本主義確立期中，唯一一次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的時期便是一戰中的1915年至1918年間，再次印證了日本在一戰期間“坐收漁人之利”的事實。
一戰不僅成為日本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契機，同時在該過程中，日本終于完成了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的轉化，這預示著農業稅收已經不再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工、農業在政府財政收入中的角色、在整個產業結構及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發生了決定性的逆轉。
日本是一個島國，不僅本土面積狹小，而且資源十分貧乏，戰爭所需要的大量物資都嚴重依賴進口。1937年7月， 日本法西斯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直接威脅到英美等西方列強的在華利益，引起了英美一部分資本家和進步人士的不滿。9月14日， 富蘭克林·羅斯福下令禁止屬于美國政府的商船運送武器、軍火及軍事器材去中國和日本[6](377頁)。但是，日本仍然能夠從英美等國輸入石油、鋼鐵、再生鐵、汽車、飛機等軍需物資。1941年7月，美國凍結了日本在美國的大量資產， 并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不久，英國和荷蘭也作出同樣決定。日本本土資源的嚴重不足和“以戰養戰”策略的破產是影響日本戰爭經濟的又一重大因素，它直接造成日本前線軍需供應不足和國內局勢不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口損失嚴重，現役軍人的補充和勞動力的供給一直是困擾日本戰爭經濟發展的難題，常常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日本法西斯主義實行強制征用勞動力的政策，嚴重地影響了日本勞動力的再生產和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發揮。
二戰后期，盟軍的轟炸和封鎖，沉重打擊了日本的經濟，導致日本社會陷入混亂。②本整個工業生產能力較之戰略轟炸前大幅降低了40%，其中重要產品生產能力的下降幅度分別為：燃油83%、飛機發動機75%、飛機機體60%、電子通信70%、陸軍武器30%、海軍武器28%、造船15%、輕金屬35%，化學品10%。
戰后經濟復興時期(1946~1955)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6日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批準“日本投降后的美國最初對日政策”，明確了“解除日本武裝使之非軍事化”的目標，這成為美國占領軍對日政策的最優先課題。“非軍事化”內容除了解散軍事機構、排除軍國主義勢力以外，還要實施旨在“破壞作為潛在戰爭能力的日本工業生產力”的措施，這顯然會波及日本科技發展的物質基礎。就科技本身而言，日本在戰前已達到相當發達水平的軍事科技研究當然也在被禁之列，其中飛機、核能、雷達（電波研究）、機床等研究領域成為受禁重點，尤其是禁止飛機和核能研究的政策一直持續到占領期結束，其他科技活動也受到了嚴重影響。
隨著美蘇冷戰加劇與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美國自1948年開始改變對日占領政策，將日本建成“遏制共產主義的防波堤”成為其對日政策的最大目標，為此從抑制日本轉向扶植日本，從解除日本武裝轉向要求日本“再軍備”，從推行嚴厲的戰爭賠償計劃轉向減少甚至取消日本的戰爭賠償，其結果是使日本得以保留戰前遺留下來的工業化物質基礎來推進科技發展，美國軍隊對日占領政策的方向轉換成為戰后日本科技發展的起點。
戰后日本科技發展的啟動，其首要課題是從美國導入質量管理(QC）方法。這是因為，戰前日本向歐美出口的產品以“價廉物差”聞名，而要復興日本經濟，必須擴大出口，要擴大出口，必須提高產品質量。事實上，早在1946年，日本科技界就邀請美國質量管理專家戴明來日本開設質量管理講座。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當月美軍即成立了“駐日兵站司令部”，以“直接采購”方式向日本企業大量訂購戰爭所需物資。7月，占領當局指令吉田內閣建立以舊軍人為骨干的國家警察預備隊，為開赴朝鮮戰場的美國軍隊守備軍事設施和物資倉庫。隨著美軍訂貨單如雪片般飛向日本企業，日本列島成了美軍最大的后勤供應站。由于這是美軍未經“日本政府”而直接向日本企業發出的軍事訂貨，故稱為“特需”，日本生產的煤炭、卡車、鐵蒺藜、鋼材、毛毯等軍用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朝鮮。1952年占領當局許可日本重新開始從事飛機生產活動，為美軍修理軍機成為戰后日本飛機產業發展的起點。環顧當時亞洲地區各國，只有戰前已具備工業化基礎的日本才達到了可為美國軍隊提供戰爭物資的工業水平，但日本生產的工業產品仍不能滿足美軍指定的質量要求。有鑒于此，日本要接受“特需”訂單，必須大力提高產品質量，這進一步推動了質量管理方法的普及。
隨著七年占領期于1952年結束，占領當局對日本的飛機、核能等領域的研究禁令自然解除。面對美蘇之間展開了研制核航彈、氫彈的軍備競爭的國際科技發展形勢，戰后日本科技是以發展軍事技術為主還是以發展民生技術為主，成為關系到戰后日本是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重大抉擇。1952年4月片面對日媾和的《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生效后，占領當局立即開始將一些武器、飛機的生產許可權限移交給日本通商產業省，還公開地向日本企業訂購凝固汽油彈用的容器、燃料桶、槍炮彈、照明彈、火箭彈定向裝置、飛機輪胎和儀表等軍用品，武器成品在“特需”物資清單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到首位。順應美國欲將日本作為“遠東兵工廠”加以利用的需要，日本的部分軍工企業開始悄悄地復活和發展。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1956~1972）
戰后初期，廣大日本國民從媒體上了解到由洗衣機、冰箱、電視等家用電器塑造的美國人的家庭生活，對此充滿了希望和憧憬。日本民眾希望達到美歐國家那樣的物質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與當時日本生產技術的相對滯后形成了尖銳矛盾，如何更快地解決這個矛盾成為推動日本技術發展的根本動力。
1950年開始的技術引進，助推了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在20世紀50年代，通過出口、特別是朝鮮特需，越來越多的民間企業已經不缺資金(包括外匯)，缺的主要是技術，而企業所需要的技術，又正好已經由美歐企業開發出來，日本只要把美歐先進技術引進來，通過模仿、消化與改良，就能迅速使之產業化和商品化。懷里揣著鼓鼓錢包（包括銀行貸款)的大批民間企業競相為引進技術而投資（包括配套投資），這意味著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已經從經濟復興時期的“出口”、“特需”轉向民間企業設備投資，形成了投資主導型的經濟增長。通過設備投資熱潮，由歐美國家開發的新技術、新產品大量流進日本，使原有產業設備一舉更新，家電、鋼鐵、電力、石化、電子等一大批新興產業崛起。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也就是戰后重化工業化的過程。
1960年由池田內閣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為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一面旗幟，使廣大民間企業大受鼓舞，迅速擴大的設備投資推動了先進技術的導入，促使生產設備日趨高級化和大型化。例如在鋼鐵業，最大高爐容量從1953年的不到1000立方米擴大到1973年的4600立方米，1977年在世界容積最大的十座高爐當中，日本占了七座。①無論是煉鋼廠還是石化聯合企業，其大部分裝置都依靠從歐美引進的技術，但日本企業對引進的各種技術設備和生產系統充分地加以消化，部分加以改良，使之在整體上構成十分平衡和協調的系統，甚至做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以戰前工業化積累（特別是人才）為基礎，日本具備使技術引進得以成功的社會基礎，特別是企業經營者、科技人員、技能勞動者具備迅速將歐美先進技術學到手、并且把技術引進與自主開發結合起來的能力。
20世紀60年代，日本技術引進成功的一個主要結果就是形成了“一號機進口，二號機國產，三號機出口”的良性循環，即從國外引進機器設備后，能很快地將“物化”在機器設備中的技術消化為自己的血肉，用于制造國產機器設備并加以改進，使國產機達到能與引進來源國的機器設備進行競爭的水平并用于出口。有日本經濟學家指出：“通過弄清日本為什么能夠成功地引進技術，可以解開日本經濟增長的秘密。”
隨著日本經濟迅速增長，民間企業的氣場大增，1961年前后日本各地出現了民間企業自辦“中央研究所”的熱潮，大學畢業生中愿意到企業工作的人才也日益增加。建立“中央研究所”熱，與其說是民間企業為了追求基礎研究的實際價值，不如說是為了提升企業的地位和名聲，以便吸引更多大學畢業的優秀人才。與此同時，日本民間企業用于研究開發的資金日益超過依靠政府預算支出的研究開發資金（這種情況持續到今天）。顯然，資金充裕就可以購置更好的研究設施①，吸引更多的研究人才，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民間企業的研究人員數已經達到大學科技部門研究人員數的兩倍。這意味著“企業優位”“民間企業主導型”的日本研究開發結構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形成。
經濟穩定增長時期（1973~1990）
1973年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趨于終結。以石油危機為分界點的前十年與后十年，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長率從9.3%下降至3.6%。與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下降到2%以下相比，日本經濟在高速增長結束后仍保持3.6%的“中速增長”或“穩定增長”水平，與當時日本科技工作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是分不開的。
作為一個自然資源極其貧乏的國家，日本全國能源需求的70%依賴廉價石油進口，而且主要來自中東地區，因此石油危機對日本的沖擊巨大。日本整個科技體系被動員起來應對危機，通產省努力尋找能代替石油的所謂“替代能源”，包括核能、天然氣、煤炭、水力等，并在1974年開始實施“陽光計劃”，致力于開發太陽能、地熱能、煤炭的液化和氣化、風能、海洋能等“新能源”，1978年又開始實施致力于研發節能技術的“月光計劃”。從日本危機對策的整體效果看，真正起到實際作用的主要是核電發展、節能推廣、產業結構調整和能源外交，至于太陽能等新能源技術則由于成本很高，加之進入80年代油價趨穩，雖然費了很大力氣開發，卻暫時未能進入實用階段。
在核電技術方面，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從美國引進兩種輕水堆——沸水反應堆(BWR）和壓水反應堆（PWR)，并于70年代初期投產，然而在其運行過程中卻發現不少嚴重缺陷，致使故障多發造成停機頻頻，設備運行率只有40%。為此，通產省從1975年度至1985年度以產官學合作方式開展了三次輕水堆改良計劃，取得了明顯成效：BWR設備利用率從1975年的35.4%提升到1984年的72.2%，PWR設備利用率從46.6%提升到76.2%。
再看節能技術。20世紀70年代，由于公害問題日趨嚴重，加上發生石油危機，世界各國汽車業都遇到了嚴重挑戰，甚至被稱為進入了“汽車業的冬天”。日本卻逆勢而上，將汽車業遇到的挑戰轉化為挺進世界市場的機遇，將公害和石油危機的壓力轉化為促使汽車節能減排的動力。1971年，即美國國會通過旨在減少汽車排放尾氣中的有毒物質的“馬斯基法”的第二年，剛剛成立的日本環境廳就強制要求日本汽車企業嚴格履行連美國汽車企業尚未能履行的“馬斯基法”，起初日本汽車企業對環境廳的過苛要求表示不滿，但科技人員卻知難而進，積極利用微電子技術來控制發動機燃料噴射、開發新型的發動機等，使燃燒狀態達到最佳化，產生了明顯的節能效果，在全球率先達到了當時最嚴格的美國環保法規的要求，從而奠定了日本汽車業在環保發動機領域的領跑者地位。日本由于國土狹窄，本來就擅長發展小型車，又通過百折不撓的努力增強了節能減排的功能，使日本造小型汽車不僅打入了世界汽車市場，而且成了搶手貨，在世界各國掀起了一股“小型車”熱，世界“汽車業的冬天”對于日本汽車產業反倒成了“春天”。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小汽車產量超過了美國。
經過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日本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以至在80年代被譽為“世界工廠”。日本應對公害與石油危機的努力還體現在對整個產業結構實施轉型，使產業重心從高能耗型的“重厚長大”產業轉向低能耗型的“輕薄短小”產業，從鋼鐵、煉鋁等基礎材料產業轉向汽車、微電子等加工組裝型產業。到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產業結構轉型不僅使日本對石油的需求明顯下降，還推動了日本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甚至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1980年日本正式提出“技術立國”方針，采取各種政策措施來推動產官學的科技合作與交流。然而，日本提出的“技術立國”方針卻被美國視為“技術民族主義”（“技術立國”的英語譯文是technonationalizim)，認為日本在“以國為本”的“立國”方針的背后，隱藏著將美國視為假想敵、以激勵日本科技工作者發揮不輸于美國的創造性的意圖。這當然為推行“技術霸權主義”的美國所不容，結果導致日美貿易摩擦上升到更加激烈的科技摩擦階段。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逝世，結束了長達64年的昭和時代。皇太子明仁在日本經濟繁榮的最頂點登基，年號由昭和改為平成，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最為低迷的時期自此拉開序幕。1989年，日本央行主動加息，刺破日本經濟泡沫，日美貿易摩擦告一段落。1989年5月開始，日本央行連續五次加息，將貼現率從2.5%提高到1990年8月的6.0%。此后日本房地產泡沫被刺破，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在經濟泡沫崩潰后，日本國內大量企業開始主動將產能轉移至東南亞等地，這也使得日本本土對美貿易順差大幅下滑。1996年，日本在美國貿易逆差中的比例從1991年65%的高點下滑到了28%，日本也從而退出了美國對外貿易摩擦的主舞臺。
經濟低迷時期（1991~2015）
20世紀90年代，由于泡沫經濟崩潰，日本經濟長期低迷，被稱為“失去的十年”。進入21世紀后，日本經濟繼續萎靡不振，2011年發生的3·11日本地震又使日本經濟遭受重創，在長達25年的經濟低迷時期，日本科技在繼續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作為工業化的成功者，日本在80年代利用其雄厚的工業技術基礎，達到了領先世界的水平。但是，由于缺乏創新與開拓精神，90年代日本在興起于美國、以互聯網應用為標志的信息技術革命中落伍了，日本的國際競爭力世界排名大幅下降。1999年，日本在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普及率方面，分別居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明顯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滯后的現狀。這表明日本在運用工業化的成功基礎向信息化過渡方面，存在著嚴重的戰略失誤。
1990年至1998年期間，日本通過大規模財政刺激、企業出海積極自救。1990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日本經濟在泡沫破裂后景氣度快速回落，但受日本開啟大規模財政刺激（主要投向基建）、日本企業大范圍出海等因素的對沖，企業盈利保持穩定，失業率維持在4%以下，GDP名義增速在1996年反彈至2.7%，居民的杠桿率保持在68%左右并未下滑。1998年至2009年期間，日本經濟最低迷的10年，居民開啟去杠桿。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日本經濟再次造成沖擊，日經指數跌破13000點，日本企業營業利潤率跌至1.8%達到平成時代最低點。此后到2009年的10年間，是日本經濟景氣度最低迷的10年，失業率上行至4%以上，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在1999年滑落至0以下。這一時期，日本居民開啟去杠桿，家庭負債率在2007年下滑至低點60%。2008年次貸危機再次沖擊日本經濟，GDP名義增速在2009年跌至-6.20%，失業率升至5.1%，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最高水平。
2010年至2019年期間，隨著安倍政府開啟“極端”貨幣政策刺激，經濟逐步復蘇。2010年后，日本經濟在刺激政策下開始出現復蘇跡象，GDP名義增速有所回升，但整體增長較為溫和。
在2012年末，安倍晉三重新擔任首相并推出了以“大膽貨幣政策”為核心的經濟復蘇計劃。這一政策框架包括了靈活的財政政策和刺激民間投資的產業政策。盡管實施了一系列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日本的經濟復蘇速度卻顯得緩慢。在2013年至2019年期間，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均增速僅為0.9%。特別是在私人消費方面，增速表現更為疲弱，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復合增速也未能達標，僅為0.7%，遠低于2%的政策目標。日本在2013年至2019年期間的企業盈利改善，部分來源于名義GDP增速與企業利潤增速的顯著差異，后者的增速高于前者。主要原因是日本企業加速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從而增強了海外利潤的貢獻。
經濟復蘇緩慢（2018~2025）
2018年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0.7%，較2017年1.9%的增速大幅下滑。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雖然日本經濟已連續7年保持增長，但增長勢頭已顯露疲態。數據顯示，日本去年四個季度經濟增幅分別為-0.2%、0.6%、-0.7%和0.3%，其中第三季度經濟大幅萎縮主要是因為日本西部地區暴雨和北海道地震等自然災害。這種正負交替的經濟增長態勢被日本經濟界人士稱為“原地踏步”，全年來看難尋亮點。
日本內閣府2018年12月判定，以2012年12月為起點的本輪經濟復蘇到2017年9月就已達到58個月，超過從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持續57個月“伊奘諾景氣”，成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二長的景氣擴張期。如果此輪經濟復蘇持續到2019年1月，將成為日本二戰后最長復蘇期。雖然2018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緩慢，但日本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收益首次突破10萬億日元大關，增長率高達13%。這意味著日本企業如今日益通過海外業務在當地掙錢再將收益拿回日本，并減少國內工廠生產和出口。因此在日本國內經濟產出疲軟的同時，日本企業在全球卻保持良好擴張勢頭。
2019年日本德仁登基，令和時代開啟，日本經濟繼續好轉，資產價格加速上行。一方面，日本內生動能逐步復蘇，逐步擺脫“通貨緊縮陷阱”，GDP回歸潛在產出水平。在安倍晉三時代開啟的漫長的流動性寬松政策的基礎上，日元持續性貶值形成了輸入性通脹，刺激日本出口，改善日本企業盈利。疫情之后，日本用工短缺進一步支撐員工薪酬同比增速上行，疊加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財政刺激政策，刺激居民消費支出，推升通脹預期，進一步加速了工資—物價的良性循環，日本CPI同比增速自2022年4月以來升至2%以上。
2023年，以美元折算的日本名義GDP規模時隔55年被德國反超，日本由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跌落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2023年，日本經濟呈現良好復蘇態勢，名義GDP為4.210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5.7%。內需整體呈現回升態勢，個人消費出現增長，企業利潤有所改善，就業情況與居民收入逐步改善。，日本經濟運行主要體現以下特征。一是通脹率始終維持在目標水平以上。2023年以來，日本的通脹率一直維持在3%左右，居民最低工資也逐步上調，這標志著未來日本有望從成本推動型通脹轉換為工資和物價同步上漲的需求驅動型通脹。二是受益于日元的貶值，日本出口持續增長，國際收支顯著改善。三是企業盈利持續改善。2023年，日本所有企業利潤連續兩個季度持續回升。就制造業而言，由于供給側制約因素逐步消退，汽車生產復蘇推動企業利潤增長。四是日本資產吸引力上升，外資情緒高漲。2021年，日本FDI流入增長近2倍，此后FDI流入維持高增趨勢。其中，金融保險、電氣機械和運輸設備行業吸引外資占比最高。五是資本市場重現繁榮景象。2023年日經指數上漲約28%，在主要股指中漲幅僅次于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2024年，日經指數已超過30多年來最高值38915點，且與當時相比，日股的估值水平更為合理、盈利能力更為出色且擁有更好的企業治理。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預測，2025年日本實際GDP增速將反彈至1.5%，經濟有望在2026年恢復到潛在水平。
主要產業
第一產業
農業
2023年日本農業GDP從2022年的5312.10日元十億增至5369.50日元十億。日本農業GDP自1994年至2023年平均為6372.15日元十億，2000年達到歷史最高值8015.90日元十億，2018年創下4808.90日元十億的歷史最低值。
日本農林水產省2024年公布的2023年版《農業白皮書》顯示，2022年日本農業總產值同比增加1.8%至90015億日元。20世紀90年代的總產值在10萬億日元左右，而2024年以來一直在9萬億日元前后徘徊。
各門類的產值如下圖所示。畜產居首，產值為3.5萬億日元（38.5%），其次是蔬菜（2.2萬億日元，24.8%）、大米（1.4萬億日元，15.5%）和水果（0.9萬億日元，10.3%）。大米產值同比增加了1.8%，這是由于大米不再作為主食作物，導致了民間庫存量減少，從而促使了交易價格的回升。
從日本各都道府縣的農業產值來看，第一位是北海道（12919億日元），第二位是鹿兒島縣（5114億日元），第三位是茨城縣（4409億日元），第四位是千葉縣（3676億日元），第五位是熊本縣（3512億日元）。
另一方面，在日元持續貶值的背景下，近年來農產品進口額出現激增。2023年實際進口額為90536億日元，同比減少2.0%，但超過了農產品的國內總產值。相較2020年的進口額62129億日元，短短3年間增長了40%以上。
日本農產品進口的主要來源國依次是美國、中國內地、澳大利亞、巴西、泰國和加拿大，這6個國家占到了進口總額的60%。尤其是小麥，99.8%依賴于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國。
2023年日本主食用米產量為661萬噸，同比減少1.4%。2022年的需求量為691.1萬噸，10年間減少了10%以上。因此，農戶近年來一直在加大改種米粉用米和飼料用米的力度。
《農業白皮書》顯示，2023年日本以農業為主要工作的“骨干農民”共有116.4萬人，在最近20年間減少了一半。他們的平均年齡為68.7歲，49歲以下從業者僅占大約10%（13.3萬人），老齡化問題持續加劇。
2022年，日本國土面積37.8萬平方公里，人口1.25億人，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1%，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重為3.2%。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數據，日本農業呈現以下特征：一是糧食安全保障壓力大。2023年，日本耕地面積429.7萬公頃，占國土面積11.5%，人均耕地面積0.52畝，糧食穩定供應壓力較大。二是農業生產者兼業化、老齡化加劇。2020年，日本兼業經營體占比64.0%，65歲以上骨干農戶占比69.6%，與2015年相比分別增加5.1、4.7個百分點。三是農業經營規模逐步擴大。2020年，平均每個農業經營體的經營耕地面積為3.1公頃，與2015年相比增長20.4%。四是專業化、科技化、組織化經營加快推進。例如2020年，日本單一經營體（主導農產品銷售額占比超80%）、準單一復合經營體（主導農產品銷售額占60～80%）、復合經營體（主導農產品銷售額占比不足60%）分別占81.7%、13.0%、5.4%。五是六次產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進入成熟發展期。2021年，日本農業生產相關事業的年總銷售額為2.7萬億日元，同比增長1.7%。
漁業
日本漁業由遠洋漁業、近海漁業、沿岸漁業和養殖業組成，漁業生產中海洋捕撈占的比重較大。2015年漁業生產量約470萬噸，其中海洋捕撈量約360萬噸，海水養殖量約110萬噸。2018年，日本水產品總產量約377.4萬噸，居世界第10位；其中水產養殖產量約64.3萬噸，居世界11位。主要漁獲種類有北方藍鰭金槍魚類、三文魚類、魚類、沙丁魚、竹笑魚、秋刀魚、日本鯖、魷魚、鲆鰈類等。主要養殖對象有海藻、魚類、鲆鰈類、鯛魚、鰻鱺、牡蠣科和扇貝等。
日本漁業歷史悠久。20世紀初以西底拖網漁業就已經到達中國東海和黃海作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漁業發展迅速，1960年漁業生產量超過600萬噸，1973年超過1000萬噸，并于1984年達1280萬噸的歷史紀錄。其后，隨著遠洋漁業的衰退及沙丁魚資源的崩潰，日本的漁業生產量從20世紀80年代末急劇減少，2000年減少到630萬噸；2000年以后，日本漁業生產依然呈現下降趨勢；2015年的產量為470萬噸，僅是1984年的36%。80年代漁業生產量世界第一的日本，已被中國、歐盟諸國、美國、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印度及越南等國家或地區所超越。日本漁業的生產值也從1982年的29772億日元，下降到2015年的15916億日元。漁業從業人口也一直在減少，從1993年的32萬人減少到2016年的16萬人，而且漁業從業人員的老齡化嚴重，截至2016年，55歲以上的從業人員的比率高達60%。
日本遠洋漁業的盛衰可以說是日本漁業的一個縮影。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遠洋漁業高速發展。1973年生產量近400萬噸，從中國東海到南冰洋，從白令海到非洲，世界各大洋都留下了日本遠洋船團的蹤跡。而隨著燃油價格的高漲和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制度的施行，日本遠洋漁業開始走下坡路，2015年的產量為36萬噸，僅是高峰年的8%。以黃線狹鱈為主要漁獲對象的北太平洋底拖網漁業和在中國東海、黃海作業的以西底拖網漁業相繼衰敗，現僅存續以北方藍鰭金槍魚類為捕撈對象的遠洋圍網和延繩釣漁業，但作業空間和捕撈限額都在金槍魚類國際管理機構的嚴格管控之下，前景依然嚴峻。
魚是日本人飲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日本人每人每天的水產品消費量約168克，占日本人均動物蛋白攝取量的40%以上，在世界各國中名列前茅。但日本水產品的自給率在1964年達113%后一直減少，2015年只有59%。為滿足國內的需求，很多水產品依賴于進口，2015年日本的水產品貿易逆差為151億美元。
日本漁業的產量、產值、就業人口及自給率等各項指標都趨于下降，反映了日本漁業所存在的深刻問題和面臨的潛在危機。在對漁業資源競爭和對高品質水產品需求越來越激烈的國際背景下，日本漁業的重要性及如何通過改革獲得再生得到了新的認識，日本各界振興漁業的呼聲也越來越大。在200海里時代，各國對近海漁業資源的管理和利用是關鍵，日本近海沙丁魚、鳀科、日本鯖等小型中上層魚類資源量巨大，但這些漁業資源易受環境的影響。日本對近海主要魚種實施限額捕撈管理（TAC)，根據2016年的資源評估結果，主要魚種60%~70%的資源狀態處于中位或高位，尤其是繸鱗小沙丁魚和鮐魚資源已出現恢復態勢。
日本政府2024年6月發布的2023年度版《水產白皮書》，其中數據顯示，2022年日本漁業從業人數持續減少，養殖業產量下滑。數據顯示，2022年日本漁業從業人數降至12萬人，而2008年約22萬人。此外，因秋刀魚和槍烏賊遭遇漁荒，2022年日本漁業與養殖業的產量較上年減少24萬噸，為392萬噸。白皮書表示，持續下滑的數據表明，“支撐地區經濟的漁村活力下降”。白皮書介紹，日本2022年度食用海鮮的人均年消費量從2001年度巔峰時期的40.2公斤降至22公斤。日本消費者不購買海鮮的理由主要包括“家人要吃肉類”“烹飪麻煩”等。
林業
日本林業資源豐富，森林面積約為3.75億畝，占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二，其中約40%為人工林。森林所有權分為私有林、公有林和國家森林三類，占比分別為57%、12%和31%。得益于人工林的持續發展，森林蓄積量穩步增長，截至2022年3月底已達到約56億立方米。
2022年，日本林業總產值為5807億日元，其中木材產值占比約60%，達3605億日元。同年國內木材供應總量為3462萬立方米，其中鋸木、膠合板和木片用原木占比65.5%，達2208萬立方米。從樹種結構來看，杉木王（日本雪松）占比最高，達59.9%，其次是日本扁柏（日本柏樹）占13.5%，日本落葉松占8.7%，硬木類占7.7%。
在日本林業現代化進程中，高性能林業機械設備的規模與配置水平是衡量行業機械化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截至2023年，日本高性能林業機械設備保有量已達15066臺，是2013年2.4倍。從設備構成來看，專用集材設備數量最多，達4781臺；其次是打枝、截斷與集材一體化作業設備，數量為2,308臺；具備伐倒、打枝、截斷、集材全流程作業能力的多功能設備也達到2174臺。
日本高性能林業機械設備的持續投入使用，顯著提升了林業生產效率，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為日本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撐和物質保障。
第二產業
制造業
日本工業高度發達，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主要部門有機械制造業、建筑業、化學工業等，粗鋼、汽車、船舶、彩電、錄像機、電能等產品產量均居世界前列。太平洋工業地帶集中了全國工業產值的3/4，特別是三灣（東京灣、伊勢灣、大阪灣）一海（瀨戶內海）地區集中了全國鋼鐵生產能力的88%、石油精煉的84%和石油化工的94%。日本工業原材料主要依靠進口，因國內市場狹小，工業產品主要銷向國際市場。2025年10月，日本工業產值同比增長1.50％。日本工業生產自1954年至2025年平均增長4.42％，1960年2月達到30％的歷史最高點，2009年2月達到-37.20％的歷史最低點。
日本大型制造企業的商業調查指數（BSI）在2025年第三季度意外上升至3.8％，而上一季度為-4.8％，為自2024年第一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這一結果輕松超過市場預期的下降至3.3％，標志著自2024年第四季度以來的最高水平，也是連續三個季度首次回到正值領域。這一改善反映了出口的急劇反彈，因為企業在新實施的15％全面關稅之前向美國提前裝運貨物。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與日本達成貿易協議，對包括汽車在內的大多數日本商品征收15％的基準關稅。BSI基于對日本大型制造商的調查，是對這個嚴重依賴工業產出的國家經濟健康狀況的關鍵衡量指標。制造商對未來幾個月持樂觀態度，預計第四季度進一步上升至3.9％，隨后在2026年第一季度略微下降至3.3％。
2023年日本制造業GDP從2022年的120606.60日元十億增至121800.40日元十億。日本制造業GDP自1994年至2023年平均為103155.96日元十億，2023年達到121800.40日元十億的歷史最高點，1994年為84669.10日元十億的歷史最低點。
2024年，日本制造業占GDP約20%，是支撐日本經濟的核心產業，2024年制造業營業利潤由上年的17.9萬億元增加到約21.2萬億日元。比較2023財年和2024財年的制造業影響因素變動情況，依舊是原材料/資源價格上漲和能源價格持續上漲，2024年勞動力短缺也成上升因素。
2023年，日本在半導體設備上占30%左右份額，而在半導體材料上，則處于壟斷地位，占60%左右的份額。在19種關鍵的半導體材料，日本壟斷了其中的14種。
工業用機器人等自動化設備附加價值很高，且存在大量獨立技術開發成果。2025年，在全球領先的工業機器人排名前九大的制造商中，日本企業占據五個席位，包括愛普生(13%)、發那科(11%)、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8%)、安川(8%)和電裝(4%)。日本數十年來對機器人研發的投入，以及其出口驅動型的制造業經濟，鞏固了其在該領域的領導地位。
在制造流程中，“CAD/CAM”“工業機器人”“編程/軟件/信息系統”“自動控制技術”及“智能傳感技術”的應用日益普及。其中，“工業機器人”“自動控制技術”和“智能傳感技術”在員工301人以上的大型企業中應用率超六成，而在員工50人以下的中小微企業中的應用率僅約三成。
在碳纖維行業，日本的東麗、帝人等三家企業在航空航天級碳纖維市場占據主要地位，東麗T1100G級產品抗拉強度達7.02GPa，是波音787機身的核心材料。日本企業在碳纖維原絲（PAN基為主）制備技術上占據絕對優勢，純度、穩定性、一致性全球領先。東麗的T1100G（拉伸強度7.0GPa）、M40X（高模量）等產品壟斷航空航天等高端市場。日本企業在預浸料、編織工藝（如三維立體編織）和表面處理技術上積累深厚，適配復雜應用場景（如火箭發動機殼體）。日本企業主攻航空航天、高端工業（風力發電葉片、壓力容器）等附加值高的領域，全球市場份額占比超50%（高端市場占比超70%）。與波音公司、空中客車公司等巨頭長期合作，形成技術壁壘和供應鏈綁定。
汽車工業是日本的支柱產業和最大的出口產業。生產汽車的著名企業有豐田汽車、日產汽車、東洋工業、三菱汽車等。其中豐田汽車是日本最大的汽車制造廠，銷售額近5年平均增長22%。
日本汽車生產量從2025年7月的631759輛下降至8月的463991輛。日本汽車生產自1980年至2025年平均為675,122.47輛，2006年3月達到歷史最高值961,994輛，2011年4月達到歷史最低值249,772輛。
2024年，日本豐田汽車成為唯一一家年銷量破千萬輛的車企，該公司以1080萬輛的銷量拿下了2024年全球車企銷量冠軍。豐田汽車連續5年位居榜首。
日本水泥生產量從2025年8月的3609千噸增加到9月的3646千噸。日本水泥生產自1985年至2025年平均為5944.57千噸，1997年3月達到9368千噸的歷史最高點，2025年2月達到3270千噸的歷史最低點。
2025年10月，日本機床訂單同比增長16.8%，達到1,430.84億日元，超過市場預期的9.9%增長，并較上月上調后的11%增長加快。這是自3月以來訂單達到的最高水平，受到20.7%的外國需求激增的推動，達到了1,075.22億日元。此外，國內訂單同比增長6.3%，達到355.62億日元。機床總訂單同比增長7%，達到13,082.99億日元，其中外國和國內需求分別增長9.8%和0.4%。
礦業
日本的礦產資源貧乏，雖然其礦產資源種類較齊全，但蘊藏量都很小，因而有人稱之為“金屬資源標本國”。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地面將近2/3為新生界及新期火成巖之噴出巖，地質構造運動激烈且斷層多，導致礦床小、礦層薄、礦石雜質含量高。在日本的礦藏中，煤、碳酸鈣、硫以及銅、鉍等的蘊藏量相對較大。煤主要分布在北海道和九州。日本煤炭蘊藏量約為86億噸，已探明的可開采儲量僅為10億噸，這當中有2/3靠近海域，水份和瓦斯含量高，開采費用高。
許多重要礦產，日本均是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的進口國，包括煤、液化天然氣、石油、鐵礦石、錳礦石、鎳、銅、鉛、鋅、鉻鐵礦、貴金屬、稀土、鈦鐵礦和金紅石、鈷、鋁、鎘、鎵、鋯、金剛石、螢石、鉀鹽、磷等。日本每年進口的礦產品占進口總量的40%-20%左右。日本的進口礦產資源主要來源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澳大利亞、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和俄羅斯。
據日本物質材料研究機構公布的調查數據表明，日本的國內“城市礦山”中，各種金屬的儲藏量在世界上都屬較高水平。比如，電子產品中，金的含量達到6800噸，銀達到約6萬噸，分別占世界儲量的16%和22%。而銦這種稀有金屬的“儲量”達到1700噸，是世界儲量的61%。
日本跨國礦業公司多采用“參股不控股”“以協作求發展”的方式參與全球礦產資源爭奪，通過與國際投資機構、跨國礦業公司及資源國公司合作，在礦產資源全球配置中占據有利位置。
日本主要礦業公司三井物產擁有巴西ValeparS.A.公司（淡水河谷公司母公司）18.24%的股權，屬于幕后決策者。而淡水河谷這座由巴西總統親自任命總裁的超級企業，在三井物產的決策推動下，不斷地吞并、壟斷。CMM公司和淡水河谷合計擁有巴西22處鐵礦中的18家開采權，可謂巴西鐵礦兩大巨頭。三井物產首先從CMM創始人的孫子手中買進CMM公司60%股份，加上之前已經擁有的40%的股份，三井物產徹底并購CMM，隨后，三井再將一半的CMM股份賣給淡水河谷，幫助后者成功控制CMM。在合作過程中，三井物產不僅向淡水河谷公司提供產品和技術，還積極給于后者以金融援助，幫助后者擴展業務范圍。2001年，必和必拓在蒙古發現世界級超級銅礦，隨后將許可證轉讓給加拿大的艾芬豪礦業公司，2005年，艾芬豪礦業與三井物產物產達成協議，三井提供運輸、基建等，共同開發，2006年，力拓集團收購加拿大艾芬豪10%的股份。整個過程，三井物產與必和必拓、力拓雖未直接接觸，卻將自己成功綁定在一起。與礦業巨頭的資源捆綁在鐵礦領域更明顯，在澳大利亞24個主要鐵礦中，日本企業重點投資8家，參股16家，三井和力拓共同擁有西澳大利亞紐曼地區的兩座礦山（西安吉拉斯礦山和羅布河礦山）；三井和必和必拓共同擁有MAC鐵礦等5家礦山。智利科亞瓦西作為智利最大的三家私營銅礦之一，其股份由斯特拉塔持有44%股份，英美公司持有44%股份，三井物產持有12%股份，另外兩家智利最大私營銅礦均有日本企業參股（三菱集團等日企）。2006年，三井物產擁有印度SesaGoa公司51%的股份。2007年，三井通過印度韋丹塔公司收購三井所持印度SesaGoa51%的股份，不再控股SesaGoa，“隱身”于印度韋丹塔公司，再透過印度韋丹塔公司收購澳大利亞最大的銅生產公司WMC銅資產、美國銅業公司Asarco、購入贊比亞銅業投資公司所持孔科拉銅礦28.4%股份等。2003年，三井物產投資190億日元，持有中國鄂爾多斯市電力冶金公司的25%權益，主持鄂爾多斯煤炭、冶金、電力、黃河引水工程。鄂爾多斯電力冶金公司迅速成為擁有世界最大硅鐵工廠的企業。每年生產硅鐵55萬噸和硅錳15萬噸，覆蓋日本總需求量。與礦業巨頭開發蒙古銅礦，建設運輸線路，與鄂爾多斯形成協同運作，三井物產通過對一個龐大工程的把握，將日本、蒙古、澳大利亞、中國，甚至俄羅斯的資源捆綁在一起。
電力
日本電力工業的主體是10家按地域劃分的私營電力公司，即九大電力公司（北海道、東北地區、東京、中部、北陸、關西、中國、四國、九州）及沖繩電力公司，分地區壟斷經營各公司的發電、輸變電及配電等業務。而電源開發公司、原子能發電公司、34個縣營公司和20個發電公司則作為躉售電力公司，將其所發電力出售給10家私營電力公司。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日本經濟持續低迷，電力工業增長同步放緩。為了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機制，降低電價，提高發展效率，1995年，日本開始第一次電力改革，主要措施是放寬發電市場準入，培育獨立發電子商務，同時部分開放電力用戶，獨立發電商可以進入售電市場直接向用戶售電。第二次電力改革開始于1999年，主要措施是進一步開放用戶（2000千瓦及以上用戶，約占總用戶的30%），同時開放電網的輸電業務，促使電力公司開始競爭。第三次電力改革開始于2004年，擴大銷售環節的市場化（63%的用戶參與市場），設立中立的電力協會和電力躉售交易所，保證輸電網絡的無歧視開放和公平使用，實行統一的輸電收費制度。
2008年的日本第四次電力體制改革，進一步加強監管壟斷環節，確保電力市場競爭的公正。同時經過成本效益分析，推遲了全面放開售電市場的時間。通過電力市場化改革，日本的電力工業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在發電環節，獨立發電企業、電力公司形成市場競爭；在輸配電環節，仍由日本9大電力公司負責運行全國所有的輸配電網，提供公平、公開的電網準入和過網輸電服務；在售電環節，9大電力公司負責向各自區域內部50千瓦以下的用戶供電，本地電力公司、其他地區電力公司、電力供應商均可對50千瓦以上的自由化用戶供電，形成了零售競爭格局。
建筑業
1955年—1959年，日本建筑業GDP產出從0.38萬億日元增長到0.65萬億日元，年復合增長率為14.5%。戰爭中日本的工業基礎設施受到嚴重破壞，大量城市建筑物也被摧毀，日本的建筑業面臨著巨大的重建任務。在這一時期，建筑企業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修復受破壞的建筑物和基礎設施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建計劃和政策，鼓勵建筑業的發展，并通過提供貸款和補貼等方式支持重建工作。此外，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在日本建立軍事根據地，帶來了許多軍工廠以及港口建設的訂單。這些因素都為后續日本經濟的騰飛過程中建筑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60年—1975年，日本建筑業GDP產出從0.89萬億日元增長到14.32萬億日元，年復合增長率為20.32%。自1960年起，日本經濟進入了快速增長期，建筑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日本全國各地大興土木，建設一批基礎設施。日本政府為東京奧運會的總投資達到1萬億日元，其中90%的投資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1964年10月1日，世界第一條投入商業營運的高鐵線路東海道新干線通車，成為這一時期日本基建繁榮的注腳。日本政府趁此契機帶動了房地產、建筑業、通信業等快速發展。1972年，田中角榮內閣發表《日本列島改造論》，開始實施日本列島改造政策，意圖興建“新25萬人城市”，配置大規模工業地區，進一步通過實施大規模基建拉動經濟增長。
1976年—1990年，日本建筑業GDP產出從15.18萬億日元增長到43.44萬億日元，年復合增長率為7.26%。1985年，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廣場協議后，美元兌日元的匯率大幅貶值，從廣場會議前一天的1美元兌238日元下滑到1986年7月的1美元兌154日元，這對日本的出口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從而導致了短暫的“日元升值蕭條”。但從1986年開始，日本政府以日元升值為契機，引導經濟增長結構由外需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為此，日本政府在財政貨幣政策方面加大了對經濟的干預力度，擴大了公共投資和公共項目預算，這些措施作為擴大內需的先導，有力促進了經濟增長結構的轉變。日元升值帶來的財富效應和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在日本國內造成了設備投資、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的過度膨脹，“泡沫經濟”開始出現。
1991年—2010年，日本建筑業GDP產出從44.96萬億日元下降到26.20萬億日元，年復合增長率為-3.32%。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人口紅利出現了拐點，日本適齡購房人群開始大幅減少，日本政府意識到房地產危機的即將到來，主動挑破泡沫，將利率從2.5%提升至6%，控制貨幣供給，減少房貸提供，上調土地稅，房地產泡沫破裂。與此同時，在1991年—1996年期間，政府依舊投資基礎建設，建設投資一直穩定在800萬億日元左右。因為有基礎建設的托底，雖然房地產泡沫破裂但依舊沒有很大影響到建筑業，建筑企業數量繼續上升，建筑工人數量在1996年達到歷史最高的692萬人。1996年之后，隨著基建投資的減少，建筑工人數量也開始減少。1999年起至2009年，日本建筑企業數量開始下降，年均破產建筑企業超過3000家，日本建筑行業進入谷底。
2011年后，因震后重建的復興工程和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舉辦需要對基礎設施再升級，建筑投資開始有所回升。疫情逐漸緩和后，日本建筑業復蘇加速。據日本建筑業聯合會統計，2022財年（2022年4月1日—2023年4月1日）日本國內建設訂單總額同比大增8.4%，達到16.2609萬億日元，創出過去20年來的新高。這一數據是日本建筑業聯合會對在2022財年接到建設訂單的93家會員企業的統計結果。2022財年，來自日本民間的建設訂單額增長6.8%，達到11.8593萬億日元。其中來自制造業的訂單增長41.6%，達到3.0575萬億日元，拉動整體增長。來自日本政府機構的訂單額也增加11.5%，達到4.3234萬億日元。例如，由于日本各高速公路公司推進的“高速公路更新項目”，建成超半個世紀的老化高速公路的修繕和更新工程訂單就有多個。
2023年度日本建設投資額達到約70.32萬億日元，同比增長2.2%；其中，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分別為25.34萬億日元/44.98萬億日元，各自約占總投資的36%/64%，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4.5%/1.0%。
第三產業
2023年日本服務業GDP從2022年的19906.10億日元增長至19914.40億日元。日本的服務業GDP自1994年至2023年平均為24613.46億日元，2000年達到最高值27926.40億日元，2020年達到最低值19562.80億日元。
批發貿易是最重要的部門，占第三產業活動的15％，其次是醫療保健和福利以及生活和娛樂相關服務（各占12％），信息和通信（11％），零售貿易和運輸郵政活動（各占10％），金融和保險（9％），房地產（8％），商務服務（7％），以及電力、燃氣、熱力供應和水和貨物租賃（各占3％）。
運輸業
2023年日本交通運輸業GDP從2022年的2368070億日元增至2579700億日元。日本交通運輸業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自1994年至2023年平均為249251.5億日元，2017年達到292868億日元的歷史最高點，2008年達到204035億日元的歷史最低點。
動漫產業
根據日本東京動漫展覽會協會發布的《2024動漫產業報告》，2023年日本動漫市場規模達到了3.3萬億日元（約合157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4.3%，創下歷史新高。其中周邊銷售的市場規模為7008億日元，同比增長4.71%。
日本動漫IP（知識產權）的商業化路徑通常包括內容創作、IP授權、產品生產、銷售渠道和消費者市場幾個關鍵環節。首先，動畫制作公司負責內容創作，這些作品在電視臺、流媒體平臺同步播出，積累粉絲基礎后，IP進入商品化階段。動畫公司通常與日本大型玩具廠商簽訂授權協議，廠商獲得角色形象的商品化授權后才能進入生產階段，最終通過線上線下多個渠道進入市場。日本國內的零售商如Animate、秋葉原專賣店，以及跨境電商平臺共同構成了龐大的日本動漫周邊銷售網絡。
在全球范圍內，日本動漫IP的周邊市場增長迅速，尤其在北美、歐洲和東南亞等地。日本電子商務公司Buyee調查報告顯示，全球范圍內最受歡迎的動漫周邊是手辦，購買者中有70%為男性，單價5000日元以上的商品最暢銷。從整體看，33%的海外消費者更傾向于購買動漫T恤等服飾類商品，18%的消費者更關注家居用品。這一趨勢表明，日本動漫市場正逐步從傳統的核心粉絲經濟擴展至更廣泛的普通消費者群體。
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日本動漫周邊市場采取了差異化的市場策略。對于核心粉絲群體，主要推出高端限量版商品。同時，市場也沒有忽視普通消費者的需求，動漫主題的家居用品、手機殼等需求旺盛，兒童文具、玩具在全球范圍內也有廣泛市場。
日本動漫IP的周邊市場已經形成了一條成熟的商業鏈，并且在不斷向全球拓展。不少日本動漫作品會在Netflix等全球流媒體平臺上播出，加上社交媒體的話題效應，海外消費者可以在第一時間接觸到日本動漫，并同步產生周邊消費需求。數據顯示，跨境電商平臺上的動漫周邊銷售高峰，通常發生在動漫新劇開播的當月和海外上映的同期。此外，線下展會、粉絲見面會等活動，也能夠吸引全球動漫迷前來購買限定商品。
2023年，以終端用戶消費金額計算的日本東京動漫展覽會市場規模（產業·廣義）同比增長14.30%，至3兆3465億日元，網絡發行和海外市場對增長貢獻明顯。此外，海外市場大幅增長18.11%至1兆7222億日元，規模和增速均再度反超日本國內。
2023年，日本動畫在日本國內市場規模達到1兆6243億日元：其中電視動畫、動畫電影、流媒體和碟片共同構成影像流通市場，規模約4517億日元；角色商品、音樂、游藝和線下演出共同構成衍生市場，規模約1兆1726億日元。
對外貿易
日本的貿易逆差從2025年10月的2318億日元大幅減少至去年同月的4999億日元，表現優于市場預期的2800億日元逆差。出口同比增長3.6%，達到9766.3億日元的七個月高點，連續第二個月增長，并超過了1.1%的增長預期，盡管增速較9月的4.2%增長有所放緩。日元貶值提振了海外出貨價值，部分抵消了美國關稅帶來的沖擊。與此同時，進口增長0.7%，達到9981.1億日元的九個月高點，表明連續第二個月增長，違背了0.7%下降的預期。增長反映了冬季前的提前采購，特別是能源和原材料。
2022年以來，日本的貿易差額波動較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生產中斷和其他與正冠狀病毒亞科大流行相關的問題。2022年，該國連續幾個月出現貿易逆差，因為進口增長超過出口。一方面，日元疲軟有助于推動出口創下歷史新高，但另一方面，這也使得進口產品的成本，尤其是食品和能源商品，變得非常昂貴。與澳大利亞、中國內地和黎巴嫩之間報告的貿易逆差最大，而與美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韓國和新加坡之間報告的貿易順差最大。
日本的出口在2025年10月上升至9,766.3億日元，高于上個月的9,413.7億日元和一年前的9,425.6億日元，創下七個月來的最高水平。這一增長是在與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達成9月貿易協議后出現的，該協議將幾乎所有日本進口商品的關稅降至15%，而此前汽車關稅高達27.5%，其他商品威脅性關稅為25%。然而，分析師預計，隨著汽車制造商開始將關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美國出口貨物仍將保持低迷，盡管最初通過降價抵消了這些成本。自1960年以來，高科技產品出口一直是日本經濟增長的引擎。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約19％。主要出口產品包括：運輸設備（總出口額的24％），其中汽車占16％；機械設備（20％），主要是發電機械和半導體設備；電氣機械（17％），如半導體、集成電路和電器設備；化學品（11％），主要是塑料材料和有機化學品；以及制成品（11％），如鐵和鋼制品、有色金屬和金屬制品。日本的主要出口伙伴是美國（20％）、中國內地（19％）、歐盟（12％），特別是德國（3％）、韓國（7％）、臺灣（6％）、香港特別行政區（5％）和泰國（4％）。
日本的進口在2025年10月同比增長0.7%，達到了9,998.1億日元的九個月最高水平，超過了市場預期的0.7%下降，標志著連續第二個月增長，反映出冬季前提前采購。然而，最新增長比9月的3%增長要弱，因為成本壓力仍然存在，企業在年底采購時變得更加謹慎。進口從中國內地增長（0.8%），從美國增長（20.9%），從中國香港增長（10.8%），從中國臺灣增長（9.5%），從東盟國家增長（2.5%），但從歐盟下降（-9.0%），從俄羅斯下降（-2.1%），從澳大利亞下降（-7.4%），從中東下降（-6.3%）。盡管日本與美國在9月達成貿易協議，但日本企業仍面臨15%的關稅，可能對工資和信心產生連鎖影響。為減輕家庭負擔，東京正在準備一項21.3萬億日元的刺激計劃，這是自大流行病以來最大的一項計劃，其中包括將于2026年1月開始實施的新冬季能源賬單補貼。
日本的主要進口商品是礦燃料（總進口額的22％），其中石油占10％，液化天然氣占6％；電氣機械（15％），主要是電話、電報和半導體；化學品（10％），主要是醫療產品和有機化學品；機械設備（10％），特別是計算機和機組；食品（9％），如魚及魚制品、肉及肉制品；制成品（9％），主要是有色金屬；原材料（6％），主要是有色金屬礦石和鐵礦石及其濃縮物。日本的主要進口伙伴是中國內地（23％）、歐盟（12％），尤其是德國（3％）、美國（11％）、澳大利亞（6％）、韓國（4％）、沙特阿拉伯（4％）、臺灣（4％）、阿拉伯聯合酋長國（4％）和泰國（4％）。
日本在2021年是世界第四大出口國和進口國。2020年其出口額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5.6%。截至2019年，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場是美國（19.8%)和中國內地(19.1%)，主要出口產品是汽車、鋼鐵產品、半導體和汽車零部件等。截至2019年，日本的主要進口市場是中國內地（23.5%）、美國（11%）和澳大利亞（6.3%）；主要進口產品是機械設備、化石燃料、食品、化學品和工業原材料等。
2023年，日本汽車出口量達到442萬輛，較2022年同比增長16%，但仍低于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481萬輛，并且首次被中國（491萬輛）趕超，位于世界第二大汽車出口國。
消費電子
日本的消費電子行業曾經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強的，但隨著韓國和中國等國家的競爭加劇，日本消費電子行業正處于衰退狀態。然而，消費電子行業在日本仍然是一個主要產業。2014年，日本消費電子游戲市場總收入為96億美元，其中58億美元來自手機游戲。到2015年，日本已成為全球第四大PC游戲市場，僅次于中國、美國和韓國。
旅游
日本的游客抵達人數從2025年9月的3266800人增加到10月的3896300人。日本的游客到達人數自1991年至2025年平均為922,935.78人，2025年4月達到歷史最高值3,908,900人，2020年5月達到歷史最低值1,700人。
日本的旅游收入從2025年8月的38640705日元下降到2025年9月的31965301日元。日本旅游收入自1985年至2025年平均為6,284,168.54日元，2025年8月達到歷史最高值38,640,705日元，2020年5月創下最低記錄39,000日元。
2023年，訪日游客消費總額為5.3萬億日元，與2019年相比增加9.9%，在實際GDP中所占比重接近1%；平均每人旅游支出為21.2萬日元，與2019年相比增長33.8%，入境游客消費帶動服務貿易出口增加。
2019年，日本吸引了3190萬國際游客，2019年入境旅游排名世界第11位。《2021年旅行和旅游競爭力報告》將日本列為世界117個國家中的第一名。2019年日本國際旅游收入高達461億美元。
金融業
日本作為整個亞洲地區較早開展消費金融的國家，其消費金融行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開始快速發展。日本消費金融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起步，消費金融行業集中度很高，屬于壟斷性很強的行業。20世紀50年代中期后，日本經濟開始持續增長，非銀行消費信貸業務在大阪開始興起，起初的貸款對象多為一些手工作坊的老板，其資金需求的特點是金額小、周轉快。日本小區模式的出現也聚集了大量的上班族，其逐漸成為消費信貸的最大客戶群體。
為整頓市場，保護消費者權益，1983年日本發布了貸金業自律行政命令并頒布《貸金業法》，開始對貸金業者實行注冊登記制度。從此“貸金業”規范成為不吸收存款而向消費者和中小企業提供融資的行業，標志著貸金業被政府納入了正規金融體系。由于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銀行已沒有足夠的資金和能力進入消費信貸市場，非銀行消費金融貸款公司扮演了市場的主要角色。2000年后開始，鑒于“消金三惡”所產生的嚴重社會問題，日本民眾對貸金業產生反感情緒，日本的消費金融正式進入了“監管強化期”。
為了加強懲治力度，2006年，日本政府開始分四個階段對《貸金業法》進行修訂并逐步實施，《利息限制法》對日本消費金融行業的打擊尤為致命。日本最高法院規定，所有超過《利息限制法》上限的利息均為無效，且貸款額不得超過借貸者年收入的1/3，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還給借貸者。法令從2010年6月18日起全面實施。僅2006年至2010年，借款人已通過訴訟，追討超過4.4萬億日元“超征利息”(約合人民幣2724億元)。
截至2024年，日本的消費金融領域有四大巨頭：三井住友財團旗下子公司Promise，三菱財團旗下子公司Acom、Atful，及三井住友銀行旗下2000年成立且發展迅速的消費金融公司Mobit。主要的產品都是不限用途、隨借隨還的現金貸。
日本銀行也在積極推動消費金融業務，現金貸則成了主力，在過去五年間漲幅高達七成，2016年末的總量高達5兆6000億日元。現在，銀行除了普遍為借款人提供超過年收入1/3的消費貸款，更令人震驚的是，銀行貸款利率設計是借款額度越高，利率越低，如三井住友銀行100萬日元以下的消費貸款利率為12%～14.5%，借款100萬到200萬日元，利率10%～12%，從而造成借款人向銀行過度借款。據統計，有96.4%的80家銀行為貸款額超過1/3年收入的人提供貸款，22.9%的19家銀行為超過年收入的消費者貸款。銀行消費貸款余額2013年3月為3兆5442億日元，3年后的2016年3月迅速提高到5兆1227億日元。
六大財團
三菱集團、三井物產、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財團。前三者是直接繼承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財閥譜系的集團，在上世紀50年代前后形成，為解體后重組，具備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戰后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以主辦銀行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財團進行金融整合，最終形成如今的三菱日聯金融集團、三井住友金融集團和瑞穗金融集團。這三大金融集團是為對抗外部經濟勢力而由“官民一體”整合而成，它們為綜合商社的國際化提供了堅實的金融基礎。
二戰后重新聚集起來的日本財團不同于原先的財閥。一方面，在原來的家族成員被趕走之后，經營企業的都是職業經理人；另一方面，為適應美國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日本財團由原來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轉為多家公司聯合持股。日本財團發展到這一階段，已由原來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轉變成網狀球體持股結構。
日本財團的產權構成方式是交叉持股，也就是環形持股方式。相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財閥的金字塔型組織結構，這是一種網狀球型結構，信息傳遞交流速度更快，更適合市場環境。日本的六大財團，每個財團都掌控著數十家大型企業。財團運行實行的是類似立體作戰的形式：金融如空軍，商業如海軍，產業如陸軍，空、海軍為產業（陸軍）發展護航。就是憑借這套“產商融”結合體制，日本在戰后與美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經濟對抗。日本財團通過成員企業間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資等手段，形成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它十分強調“和”與“團結”，雖以國際通用、標準化形式出現，但帶有明顯的東方儒家文化的烙印。
這些財團實力驚人，控制著全日本60％的總資產、55％的總資本、60％的銷售渠道和20％的就業人員。
相關問題
日本經濟面臨增長乏力、通脹高企、內需疲軟、出口收縮等多重困境，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在此背景下，高市早苗政府日前推出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恐難奏效。
外患持續 內憂難解
日本經濟可謂內外交困。從外部看，美國關稅“大棒”令經濟持續承壓；從內部看，日本經濟還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三季度日本經濟拉響“負增長”警報，直接原因是外需急劇收縮。根據日本內閣府的數據，美國政府加征關稅令日本出口明顯下滑，三季度貨物及服務貿易出口環比下降1.2%，外需對當季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0.2個百分點。
財務省2025年12月公布的貿易統計結果顯示，受美國關稅政策影響，日本對美出口額自2025年4月以來連續7個月同比下降。受此影響，日本連續4個月出現貿易逆差。四季度開局，數據也不樂觀。10月，日本對美出口額同比下降3.1%。其中，汽車、半導體制造設備及醫藥品3個大類的降幅分別為7.5%、49.6%和30.8%。汽車出口額降幅有所縮小，但仍是導致日本對美出口額持續下降的最大因素。
外需失速，內需也陷入疲軟。綜合日本官方數據，2025年9月日本實際工資同比下降1.4%，連續第9個月下降；10月日本核心通脹率（CPI）上升3%至112.1，連續50個月同比上升。日本農林水產省數據顯示，截至11月9日這周，一袋5公斤裝大米均價為4316日元（約合人民幣198元），刷新2025年5月創下的紀錄。
從外部看，美國關稅“大棒”令經濟持續承壓。盡管日美在7月達成貿易協定，美國統一將對日本進口商品征收的關稅調至15%，但仍高于此前2%—3%的水平，重創以汽車為代表的日本出口產業。日本汽車產業利潤約為7%—8%，無論關稅由日企獨擔還是日美進出口商共擔，企業都瀕臨無利可圖。汽車產業出口萎靡不僅拖累GDP增長，還將沖擊電子、鋼鐵等上下游產業鏈，令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從內部看，日本經濟還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一是產業路線選擇失誤削弱競爭力，如在新能源汽車上押注氫燃料，錯失鋰離子電池這一國際主流機遇；二是少子化老齡化問題突出，65歲以上人口占比近三成，不僅導致勞動力短缺、部分企業因“用工荒”而倒閉，也制約消費市場擴容；三是國內通脹嚴重，加之日元貶值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輸入性通脹持續加劇；四是社保開支攀升，導致財政資金捉襟見肘；五是政府債務規模龐大，已占GDP約263%，財政能力被削弱且財政風險極高。
“救市”乏力 擴武不止
為應對經濟困局，日本內閣2025年12月推出一項規模達21.3萬億日元（約合1354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占GDP接近3%。這是高市早苗政府上臺后的首個重大經濟政策，旨在解決物價上漲，并擴大半導體、人工智能、造船業等領域的投資。據悉，該計劃的一般賬戶支出達17.7萬億日元，較2024年同期的13.9萬億日元大幅增長27%。高市早苗表示，如果稅收增長不足以支付全部費用，將通過發行新債券來籌集刺激方案資金。
高市早苗拋出“救市”政策，卻引發市場普遍擔憂。日本共同社指出，盡管首相高市早苗表明將兼顧經濟增長與財政紀律，但市場上對支出膨脹導致財政惡化的憂慮正在加劇，日元和債券遭到拋售。
日本當前處于嚴重通脹階段，與安倍晉三時期通貨緊縮的宏觀經濟環境截然不同。此時投入大規模資金不僅效果有限，還可能加劇通脹，加重政府債務負擔。同時，該計劃也未明顯觸及經濟結構改革，難以解決日本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日本財政分配矛盾凸顯：民眾迫切期盼改善民生、減輕稅負，而高市早苗政府卻在修憲擴武路上越走越遠，這將嚴重擠壓社會資源、抑制經濟增長潛力。若高市早苗政府靠增發國債來補擴軍資金缺口，實質是將難題轉嫁給未來，屬極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此舉也將加劇政府負擔，使其經濟民生承諾更難以兌現。更危險的是，從日本近期對澳出口護衛艦、對美出口MIM-104防空導彈的動作看，日本正加速偏離“貿易立國”道路，試圖借發展軍工給經濟“續命”。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將令日本在經濟轉型中走入歧途。
四面樹敵 自食苦果
高市早苗政府將施政重心置于安保外交議題，對亞洲鄰國發起挑釁、挑起爭端，在外交上四面樹敵，此舉對日本經濟毫無益處。高市早苗上臺后公然發表涉臺錯誤言論，暗示武力介入臺灣海峽的可能性，破壞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對雙方經貿交流合作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目前，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對象國和最大進口來源國。中日雙邊貿易額連續多年超過3000億美元。不少日本政企學界人士擔憂，日中關系波動將給日本經濟增長前景增加更多不確定性。
中國游客也一直是日本旅游業的重要支柱。據日本觀光廳統計，2024年中國游客在日消費總額位列各國游客之首。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研究員木內登英日前刊文指出，若訪日中國游客大幅減少，日本GDP或將減少0.36%，初步計算經濟損失將達2.2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011.6億元。
戰后日本得以快速發展，很重要的一點是走“輕軍備、重經濟”的發展路徑，同時搞好與周邊國家的鄰里關系。高市早苗在涉臺問題上突破底線，與中國挑起對抗，這種錯誤行徑將破壞中日關系健康發展，使日本錯失中國經濟發展機遇，加劇日本經濟復蘇難度。
高市早苗政府將施政重心置于安保外交議題，對亞洲鄰國發起挑釁、挑起爭端，在外交上四面樹敵，此舉對日本經濟毫無益處。軍備投入本質上屬于資源消耗，雖短期內能帶動軍工產業發展，但無法催生持續的經濟連鎖反應，也難以轉化為穩定的發展動力。同時，日本的擴軍路線將引發亞洲鄰國及國際社會的高度警惕，破壞日本與亞洲國家間正常的雙多邊合作，使得高度依賴外部市場的日本經濟進一步承壓。日本經濟若要真正扭轉困局，需直面自身結構性問題，而非秉持短視思維，向外轉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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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版 ものづくり白書.経済產業省.2025-12-05
日本拿下60%芯片材料市場：19種關鍵材料，日本壟斷14種.深圳市電子商會.2025-12-05
全球頂級工業機器人制造商TOP9：日本企業占5席，全球市占超4成！愛普生和瑞士ABB集團均以13%居首位.騰訊.2025-12-05
全球碳纖維氈市場競爭格局:中日美企業技術對比.普若思新材料.2025-12-05
碳纖維向航空工業的“浸潤”.新浪財經.2025-12-05
日本汽車生產.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創歷史！2024全球車企銷量排名出爐，兩家中國車企入圍前十.新浪財經.2025-12-05
豐田集團2024年全球銷量減少3.7%，仍居榜首.新浪財經.2025-12-05
日本水泥生產 1985-2025 數據 | 2026-2027 預測.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日本機床訂單.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深挖日本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為何東南亞成日本致命軟肋?.界面新聞.2025-12-05
日本，隱藏在全球礦業背后，在你毫無察覺間打造了一個礦業帝國.界面新聞.2025-12-05
日本電力工業.中國大百科全書.2025-12-05
日本建筑業轉型經驗參照.新浪財經.2025-12-05
日本 - 從GDP的服務.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日本第三產業指數.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日本 - 從GDP運輸.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動漫市場規模創新高，日本如何把動漫周邊做成大生意.新浪財經.2025-12-05
業界“藥丸”10年后，日本動畫狂掙3兆3千億?產業報告全面解讀.17173新聞中心.2025-12-05
日本貿易收支.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日本 - 出口.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日本 - 出口（年）.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日本進口同比.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List of importing markets for the product exported by Japan in 2021.trademap.2023-06-25
List of supplying markets for the product imported by Japan in 2021.trademap.2023-06-25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 of GDP): Japan.worldbank.2023-06-25
Japan.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2023-06-25
日媒關注:確認超過日本，中國成世界最大汽車出口國.中國網.2024-02-01
How things got ugly for some of Japan's biggest brands.CNN Money.2023-06-25
PC games revenue to hit $42 billion in 2020 - DFC.gamesindustry.2023-06-25
日本 - 入境旅游人數.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日本 - 旅游收入.Trading Economics.2025-12-05
Trends in the Visitor Arrivals to Japan by Year.jnto.2023-06-25
The Travel &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2021.weforum.2023-06-25
日本消費金融行業的發展及啟示.百家號.2025-12-05
日本企業財團模式解析.經濟導刊.2025-12-05
聲名赫赫的日本六大財團，卻造不出一個頂級富豪.百家號.2025-12-05
內外失策，日本經濟深陷泥沼.騰訊網.2025-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