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系元朝脫脫等人奉敕撰修的紀傳體斷代史，是一部系統反映女真完顏氏部族時代和金朝百年興衰歷程的官修史書，主要記述了自完顏阿骨打收國元年（1115年）完顏阿骨打稱帝至完顏守緒天興三年（1234年）蒙古滅金期間一百二十年的歷史，為中國“二十四史”之一。
孛兒只斤·忽必烈中統二年（1261年）七月，忽必烈即下令置翰林國史院，詔命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主持開修《金史》，后因種種變故致使撰修工作遷延八十余年，直至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年）十一月方才成書鐫刻。全書有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全書一百三十五卷，另附《金國語解》一卷。
元修《金史》，主要以金朝實錄、王鶚所作《金史稿》、劉祁所作《歸潛志》、元好問所作《壬辰雜編》等為史源，一并輯取《大金集禮》《大明歷》《中州集》等著述撰修而成，是為后學研究金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作為一部元末成書的官修正史，《金史》在推崇儒學治世思想的基礎上，也反映出元代統治者強調多民族一體和希冀以史為鑒的治世思想；《金史》的成書傳世，則首次從真正意義上確立了少數民族創立政權的正統地位，促進了中華民族一體多元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其所創帝紀編纂體例亦對后世頗具影響，明清兩代官修史書就此均有取法因襲。同時，又因《金史》敘事詳略較為得當，撰修水平多勝宋、遼二史，故此常被后世稱譽為元修三史“最善”之本。
撰修背景
宋元之際，“國可亡，史不可滅”的思想已經開始生發，并漸次為歷朝士大夫階層所漸次接受。金朝滅遼后，“帝統”承襲（“德運”“正閏”）問題尚在爭論期間即已滅亡，《遼史》議修工作就此戛然而止。蒙古滅金不久，繼承這一思想的劉秉忠、王鶚等人，隨即向元朝統治者進言開修遼金二史、傳于后世。
元順帝時期，伴隨著統治階級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加劇，元朝社會矛盾開始日益激化，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呈現出多點爆發的態勢；元朝統治者出于道統延續的政治考量，遂再度詔令翰林國史院開局修史，遼、金、宋“三史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尋求籍此總結前朝興亡經驗，宣揚王朝更迭自有天數，絕非人為所能改變的“天命觀”，繼而達成壓制民眾思想、維護政權統治的目的。
主要作者
《金史》撰修歷時綿長，孛兒只斤·忽必烈時期系王鶚主持議修，累至元順帝一朝重開史局，方才改任脫脫領銜都總，帖睦爾達世、太平、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李好文、王沂、楊宗瑞、沙剌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商企翁等十五人一道參纂而成。
王鶚（1190年-1273年），字百一，曹州東明人，系完顏守緒正大元年（1224年）科舉狀元，官至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天興二年（1233年）金朝滅亡，王鶚在蔡州被俘，后為張柔解救招入幕府。蒙古乃馬真皇后三年（1244年），受聘加入孛兒只斤·忽必烈（元世祖）藩邸；忽必烈登基稱帝初年，王鶚官拜翰林學士承旨，翌年主持撰修遼、金二史。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年屆八十四歲的王鶚去世，謚號“文康”。
脫脫（1314年-1355年），字大用，元蒙古蔑兒乞部人，出身元朝名門望族，父親馬札兒臺曾官拜中書丞相。脫脫自幼身強體壯，少年即能挽強弓，后師從元末名儒吳直方，一生文治武功頗有建樹，十五歲既已出任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元順帝年間，脫脫因平定唐其勢叛亂、驅逐擅權右丞相伯顏、整飭朝綱吏治有功，一度累官至中書右丞相，都總修纂《遼史》《金史》《宋史》。元朝末年領兵鎮壓農民起義屢立戰功，后因派系斗爭遭致彈劾、罷官流放，至正十五年（1355年）為哈麻假傳圣旨賜死，卒年四十二歲。
歐陽玄（1283年-1357年），字原功，號圭齋，湖南瀏陽人，與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同宗，彼時以文章著稱于世。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延祐二年（1315年）賜進士出身，官拜岳州路平江州同知。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受命出任《遼史》《金史》《宋史》纂修總裁官，后又多次官拜翰林學士承旨；至正十七年（135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五歲，追封楚國公，謚號“文”。著有《圭齋文集》流傳于世。
成書歷程
早期醞釀
蒙古滅金后，金朝舊臣元好問等人認為，金朝典章制度完備，幾乎可以比肩漢唐，應當記錄傳至后世，故以“國亡史作”為己任，開始發憤著書、首倡撰修《金史》。蒙古乃馬貞氏元年（1242年），漢族劉秉忠進入孛兒只斤·忽必烈（元世祖）藩邸參事后，同樣向元初統治者提出了“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于后世，甚有勵也”的建言，認為舊朝國體雖已滅亡，但其國史不可不立，且為舊朝修史亦對新朝多有裨益，力薦元朝統治者應當正式將《金史》撰修提上日程。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時任翰林學士承旨王鶚進言稱：“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力主博采前朝遺事，開院撰修遼、金二史；隨后張柔進獻金實錄及秘府書，一并建議正式開局修史。孛兒只斤·忽必烈中統二年（1261年）七月，忽必烈下令置翰林學士院開修遼、金二史。
歷朝詔修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3年），時任參知政事商挺、翰林學士承旨王鶚推舉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單公履、郝經、髙鳴為學士，楊恕、孟攀鱗為待制，王惲、雷膺為修撰，周砥、胡道（）、孟祺、閻復、劉元為應舉，《金史》初期纂修班子就此搭建成型。至元五年（1268年），王鶚年邁辭官后，元修《金史》逐步擱置。忽必烈之后，又歷趙禎、趙曙、成宗、文宗等數朝，雖屢次詔修遼、金、宋三史，但受元朝政權時有動蕩、正統義例紛爭漸起、史料散佚史才不足等疊加影響，始終未能纂修成書。
鐫刻刊行
累至元順帝一朝，各地反元農民大起義已是此起彼伏。元朝統治者迫切希望假借修史之手，繼而進一步宣揚天命觀、神學論，希冀從思想統治入手挽救元朝日趨式微的命運。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元順帝決心下令重開史局，以中書丞相脫脫為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帖睦爾達世、中書平章政事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侍御史李好文、禮部尚書王沂、崇文太監楊宗瑞等為總裁官；江西省湖東道按察使沙剌班、副使王理，翰林待制伯顏、監察御史趙時敏、國子博士費著、太常博士商企翁等為纂修官，按照“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的原則展開撰修。其間，脫脫“三史各為正統”“江南三省官田稅收資為修史”的裁定，為后續撰修工作的順利進行奠定了基礎。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年）十一月，遷延八十余年的《金史》一書最終脫稿，翌年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首版刊刻發行。
內容概要
《金史》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全書立《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通計一百三十五卷，末附《金國語解》一卷，系元朝官修“三史”和中國現行“二十四史”之一，比較系統地記述了上起完顏阿骨打收國元年（公元1115年）完顏阿骨打稱帝，下至完顏守緒天興三年（1234年）金國覆滅的一百二十年歷史，大量載錄了金朝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對外關系等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的內容，是為當代研究了解女真族所建金朝興衰歷程的最基本史籍。
《金史本紀》記述了從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出生（1068年）到金哀宗天興三年金朝滅亡（1234年）期間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該部通篇按照編年體敘事邏輯，先立《世紀》，后置《本紀》，再作《世紀補》，簡要追述了金朝立國前，女真族完顏部始祖完顏函普、德帝烏魯等十位首領的生平事跡；詳細載錄了金朝立國后，完顏阿骨打、李世民、完顏亶、完顏亮、完顏雍、完顏璟、完顏永濟、完顏珣、完顏守緒等九代帝王的言行政績，并以此為全書總綱；《世紀補》則為逝世后追加帝號的三位“父皇”補修立紀，簡要刻畫了其生前履歷。
《金史·志》從“天文、歷法、五行、地理、河渠、禮制、樂制、儀衛、典服、兵、刑、食貨、選舉、百官”等十四個方面出發，集中記述了金朝建國百余年間的各種典章制度、行政區劃、自然現象等情況，敘事較為詳盡，內容豐富多元。《百官志》系《金史·志》的主要撰修部分，不僅載錄了金朝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架構，而且還介紹了女真部族特有官制的基本情況。
《金史·表》涵蓋“宗室表、交聘表”兩部分，宗室表采取表格加按語的方式，記述了金朝完顏氏家族的世次關系；交聘表則以年號紀年的方式，收錄了金朝與鄰國政權往來的主要史事。
《金史·列傳》以編年體的敘事方式，先后為后妃、王公、宗親、權臣、世戚、忠義、文藝、孝友、循吏、酷吏、幸、列女、宦者、方技、逆臣、叛臣等人物立傳750余篇，重要歷史人物皆在文末加以“論贊”，或簡評或略論其是非功過。《金史·列傳》立《外國傳》，重點記述了金朝與西夏、高麗政權之間的一系列史事，是為元修三史的一大亮點。
撰修特點
敘事詳略得當
《金史》初修之際，已有前朝史家元好問、劉祁等人廣泛搜集金代史料整理成書，而后又有元將張柔進獻所藏金代歷朝官修實錄。及至元順帝再度詔修《金史》，元朝數代史家既已陸續修成反映金代史實的《大金集禮》《大定遺訓》等史書多部，同時又有元朝初年王鶚等人所作《金史稿》為底本，續修《金史》所需史料實則已經達到比較完備的程度。
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使得元順帝一朝纂修《金史》工程大為簡化，記述敘事也有了比較充分的史料儲備，繼而促成了《金史》敘事詳盡、干支分明的撰修特點。譬如《金史》的《天文志》，比較詳盡地記述了金朝一代所發生的歷次日食、月全食、太陽黑子等天文現象，其間所發生的42次日食活動全部詳細記錄在冊，對后世研究這一時期天文現象提供了基本參考；又如《金史》的《河渠志》，比較詳盡地記載了北方水陸交通和當年治理黃河的相關歷史，大篇幅介紹了金朝統治年間的重要水利興修、黃河水患爆發、河渠疏浚治理等事件。
在行文結構上，元修《金史》敘事層次也頗為分明。纂修者大多采取了統分結合的敘事邏輯，注重分清事件發展的主流與支流加以展開。如《金史》記述出河店之戰，完顏阿骨打完顏阿骨打御駕親征一事即載錄于《本紀》篇；而俘虜遼朝末代君主和宋朝徽、欽二宗，則主要系宗翰、宗望兩人功勞最多，故多詳細載錄于《宗望傳》《宗翰傳》篇，繼而使得全書篇幅既能詳略得當，又顯得重點突出。
體例多有創新
《金史》撰修雖總體取法前代史書，但在體例運用上卻不墨守成規，且具頗多新穎之處。《金史》在沿襲歷代史書為實位帝王立紀傳統的基礎上，首創專門記述女真部族歷代先祖生平事跡的“世紀”篇，清晰刻畫了女真族建國前的歷史面貌；首創專門記述逝世后追封帝號人物生平事跡的“世紀補”，進一步廓清了金朝帝位世襲傳承的歷史脈絡。
《金史》在沿襲歷代史書為前代修史立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纂修“交聘表”，專記金朝與宋朝、西夏、高麗政權之間使臣往來、會盟議和、表章交換、戰事攻守等重大歷史事件；“交聘表”又以金朝年號紀年，分置“時間、宋朝、夏朝、高麗”四欄，從縱向比較和橫向發展兩個維度出發，較為系統清晰地呈現了金朝與周邊諸國的交往關系及其發展變遷。
專立《金國語解》系撰修工作的又一創新。女真語作為金朝通用語言文字，政權滅亡后即被漸次廢止、不再使用，元修《金史》專立《金國語解》一篇，分置官稱、人事、物象、物類、姓氏等五目，逐一標稱作出漢語解釋載入正史，為后世研究了解金朝歷史和女真文字提供了諸多便利。
思想主張
推崇儒學
元修《金史》繼承了金朝儒學治世的理念，以“天命、王道、仁政”等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旨趣在全書多有體現。如在《金史·列傳》中，纂修者便多次引述儒家經典論贊、品評金代各類人物，以儒家倡導的“仁、義、忠、孝”為義理衡量標尺，褒揚有德、有識、忠正之士，貶斥叛逆、誤國和碌碌無為之輩。又如《金史本紀》《金史·志》中，纂修者同樣以儒學“天命論”為經緯，強調金人滅遼朝而得天下皆拜神明所賜，萬物五行相克相生亦不能跳脫天命，鮮明傳遞了元代統治者“小至個人榮辱，大到王朝興替”皆為天命的修史理念。《金史》成書之際，都總裁阿魯圖所作《進金史表》，則進一步將“天命論”與“仁政”思想為一體，把金朝治國之道集中歸結為“以武力奪取天下，靠儒學維護道統”的政治表達，清晰展現了元修《金史》對儒家思想的認同與推崇之意。
多民族一體
元朝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性統一政權，在確立“三史各為正統”撰修原則的基礎上，對金朝“同華、同夏與同漢，同經籍、同文脈與同為正統，同籍貫、同編戶與同國人，同風、同文、同倫，同君、同軌、同宇”等多民族一體的歷史發展特點進行了較為系統地梳理，并將多民族一體的思想主張融匯貫穿于《金史》各卷之中，敘事多視金朝為一個整體而立論，鮮有談及各類人物的族別屬性，繼而進一步淡化了有金以來的“華夷紛爭”。譬如《金史》論贊，在品評金朝各民族人物時，往往不再突出強調人物族別，記載也多以評價他們的歷史功過為主。即便偶有涉及民族區分問題，《金史》記述也多立足于社會發展的視角來展開。
以史為鑒
《金史》完書刊刻之際，《進金史表》即申明了“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的修史理念；隨后，元順帝又對時任中書丞相阿魯圖等群臣直言：“史既成書，前人善者，朕當取以為法，惡者取以為戒，然豈止激勸為君者，為臣者亦當知之”，更為坦率地表露了元朝統治者“君臣皆應以史為鑒，共同維護元朝統治”的心跡。《金史》纂修史官在論贊部分，同樣對金朝立國百余年的興亡原因多有分析探究，認為金朝興衰除受天命影響外，還受到人謀和用兵的多重影響。在元末各地農民起義不斷、政權風雨飄搖之際，通過修史總結前朝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宣揚元朝政權上承“遼、金、宋”而得正統的合法性，希冀籍此來挽救早已身處危亡之中的王朝統治，則進一步凸顯了《金史》撰修以史為鑒的現實需要和重要意義。
歷史影響
政治影響
元修三史的成書傳世，首次真正意義上承認和確立了少數民族建立統一政權的正統地位，促進了中華民族一體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盡管有明以來延至當代，仍有部分學者不以金朝為正統，但始終未能改變這一既有事實。《金史》作為一部元朝官修的紀傳體史書，較為直觀地記述金朝年間時代發展變化的同時，也集中反映了元朝統治階級民族、家國觀念的演進變遷。譬如元朝官修“三史各予正統”的治史思想，《金史》少提人物族別而多以“金人”相稱的敘事手法等，都進一步促進了后世同華、同夏與同漢觀念的生發，推動了后世同經籍、同文脈和同為正統理念的發展，加速了唐代以來同籍貫、同編戶和同國人認知的形成，對后世家國同體意識和中華民族一體思想的確立產生了深遠歷史影響。
史學影響
《金史》作為一部記載多民族融合薈萃的史書，其史學價值的體現是多方面的。就體例而言，《金史》在因襲歷朝修史舊制的基礎上，首創運用了《世紀》《世紀補》的修史體例來進行帝紀編纂，盡管其間內容記述不多、語焉不詳，但仍對后世修史有開創之功，后為明修《元史》、清修《明史》所取法。《交聘表》《金國語解》也系《金史》纂修者所獨創，尤其是《金史》后附的《金國語解》篇，不僅反映了《金史》民族史的特色，同時也彰顯了元朝史官對歷史發展大勢的洞察和遠見。
就史料而言，《金史》撰修時間綿長，史料積累頗豐，既有金朝重視修史且留存有較好的史料基礎，又有金朝遺老元好問等人始作《壬辰雜編》（已失）《歸潛志》的積極奠基，后有元初修史總裁王鶚等人所作《金史稿》的奮力開創，終有元末都總裁脫脫的果斷裁決和總裁官歐陽玄等人的系統集成，使得《金史》較為完整地反映了金朝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族等諸多領域的歷史史實，繼而成為了一部記載多民族融合薈萃的官修史書，頗受歷代史學家所稱譽。同時在當下金朝史籍著作多散佚或失傳，女真早年因無文字而史料缺失，后續女真所創語言文字又漸次衰亡，西夏因未納入正統而缺乏完備記載的現實境遇下，盡管元修《金史》本身存有不少歷史學缺陷，但這一匯聚了當年諸多反映金朝歷史原貌史料的史書傳世，對于當代研究金朝和女真族歷史依然具有重要史學影響。
就功用而言，《金史》雖有諱言金朝前中期的金蒙關系和戰事，又或間有不少記載內容的疏漏訛誤，但總體較好地反映了金朝所處時代宋、金、遼、元、西夏等王朝政權的關系變化和金朝一代典章制度、民族關系以及民族意識的重要演變，使得中國歷史的整體發展進程與面貌得以完整呈現。與此同時，《金史》一書還比較詳備地記述了金代的政治軍事、人口經濟、社會結構、行政區劃、自然現象等內容，對后世研究金朝時期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歷史演變，乃至借鑒吸收金朝一代軍政外交的成敗經驗均產生有多方面影響。
歷史評價
明清時期
《金史》自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付梓鐫刻，流傳至今已有近七百年歷史，古今史家多有好評，但也間有批評。明人鄭所著《井觀瑣言》曾詬病“史中凡改姓名者，當其未改，只有著其舊名，乃得事實”“今《金史》盡書后所更名宗望、完顏宗弼之類，非是”，認為《金史》記述宗望、宗弼等曾有更名經歷的人物時，一律載新名而不用舊名，有失史實。清人趙翼所作《二十二史札記》則評價“《金史》行文雅潔”“敘事最詳略，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 認為其行文整潔雅觀，敘事詳略得當，撰修水平遠勝《宋史》《元史》等官修史書。清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也稱譽《金史》“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認為在元朝所修宋、遼、金三史中，《金史》是為修撰最好的一部。清人施國祁、顧炎武等也對《金史》敘事、史裁、文筆多有稱頌。
近現代時期
清末史家李慈銘曾在《荀學齋日記》中指摘《金史》“乃絕不見史載佳處，至多不成句讀，蓋當時記載，皆俚俗之詞，無能為之潤色也”，認為元修《金史》問題甚多，實在乏善可陳，以至于自己想要為之潤色都無從下手。近代史家梁啟超則認為：“元人所修宋遼金三史，在諸史中稱為下乘，內中《金史》因官修之舊，較為潔凈。”已故學者張孟倫認為：“《金史》是修得較好的，但又是有缺點的”。他以《金史》所錄卷十三《衛紹王紀·贊》為例，稱譽《金史》撰修已然擺脫了歷代史家論贊的因襲弊病，對《金史本紀》既已載錄的史事不再論贊部分加以評斷，而是傳至后世以求公論；同時張孟倫也指出“《金史》記事，往往有一事，而重見于兩三處的”弊病，“重重復復，實在令人怨煩，不愿卒讀”。當代史學界一般認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雖難稱上乘之作，不能與《史記》《漢書》等相媲美，但在元修三史中仍屬最好的一部，較之明修《元史》而言亦略勝一籌。
版本流變
《金史》初刻于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傳世至今已有近700年歷史，其間歷經數次刊刻印刷，現為史學界所廣為熟知的主要有：元至正本、明洪武本、明南監本、明北監本、清殿本、清局本、民國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中華書局修訂本等版本。
元至正本
元至正本系《金史》祖本。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金史公文》載稱“今令江浙、江西二省開板”“印造一百部”，即《今史》修成后第二年率先在杭州市鐫刻付印，這便是最早一版的《金史》祖本了。元至正本形制為細黑口、四周雙邊，半頁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簡稱元刻本。元明交替之際，因至正本《金史》刻板漸次散失，加之元朝年間刻印《金史》本就不多，故已知現存的元刻本《金史》均系殘本。中國國家圖書館今藏元刻本《金史》有甲、乙、丙、丁、戊五種，甲本今存五十四卷，乙本今存四十三卷，丙本今存七卷，丁本今存四卷，戊本僅存一卷；另有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等藏有少量卷次，累計疊加已知現存不相重復的元刻本《金史》八十八卷。
明洪武本
《金史》第二個版本系明洪武年間的覆刻本。元至正本《金史》刻成不久，元朝治下各地便已烽火四起、戰亂不斷，《金史》刻板也隨即遭到損毀，明朝初年至正本已很難見到。明洪武年間，朱元璋下令重刊歷朝史書，《金史》遂于福建書坊開板雕刻，最終刻成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二月。該本系至正本《金史》的覆刻本，形制為左右雙邊，少量四周雙邊，同為半頁十行、每行二十二字，世稱明覆刻本，又稱明洪武本，是為后世諸本中傳真度最高的本子。正因明洪武本與元至正本形制高度趨同，所以直至清代末年內閣大庫所藏至正本面世，仍有不少當世學者和藏書家誤將兩本混為一談。
明南監本
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時任錦衣衛千戶沈麟提議校勘歷代史書，然屆時《金史》“浙版已亡，止存印本”，故嘉靖帝即令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主持重刻涵蓋《金史》在內的《二十一史》，總體以元至正本為底本再次開雕刻印，最終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七月由新任祭酒林文俊主持雕印完書，總體形制與元至正本相一致。新刻南監本《金史》完計2398面，校訂修正了元至正本中的一些顯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誤，加之刻印板式凌雜、字體時方時圓、刻成不復細勘等缺憾，南監本《金史》修成不久即被稱為 “大花臉本 ”；但總體相較后世版本而言，仍屬《金史》諸本中訛誤較少的善本。明南監本《金史》卷首均刻有“大明南京國子祭酒臣張邦奇、司業臣江汝璧奉旨校刊”字樣，版心上方亦刻有 “嘉靖八年刊”字樣，后續遞修補刊工作一直持續到清代初年。清乾隆殿版《金史》刻成后，明南監本便再鮮有刊印。
明北監本
北監本系明萬歷年間北京國子監所刻，是為《金史》傳世的第四個主要版本。朱翊鈞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南監本《金史》等史書屆已刻成數十年，府庫所存官刻舊板多已磨損嚴重，北京國子監遂“奏請重刊二十一史”，萬歷帝詔命時任司業張位主持雕板刻印。自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以南監本為底本組織開雕，直至萬歷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605年-1606年）刻成，《金史》重刻工作前后歷時近十年，累計花費府庫銀兩六萬金。北監本《金史》形制仍為左右雙邊、半頁十行制式，但每行所載字數改為二十一字，版心上部刻有 “萬歷三十四年刊”字樣，總體版式較為整齊，但不如南監本古雅，且內容校勘不精、訛誤明顯增多。明崇禎年間和清康熙年間，北監本《金史》又曾歷經兩次校刊，訛誤問題始終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總體質量尚且不及南監本。
清殿本
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愛新覺羅·弘歷下令重刻歷代正史，武英殿遂以明北監本為底本展開校勘，最終在乾隆十一年鐫刻成書，再版《金史》形制與明北監本總體相一致，世稱“殿本”；鑒于本輪校勘對北監本訛誤多有承襲，校修工作所做努力頗為有限，且有新增多處舛(chuǎn)誤，故史家多不以其為善本。殿本成書次年，乾隆帝即下令改譯《金史·金國語解》，后續譯修工作一直延續至愛新覺羅·旻寧年間。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武英殿取乾隆四年所刻殿本原版，在未加嚴肅校勘的情勢下，對《金史》進行了板片挖改、內容增刪，致使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刻《金史》錯誤百出、面目全非。進至道光年間，清政府再度啟動重刻《金史》，這次刊刻雖對殿本訛誤多有承襲，但也對標《永樂大典》修補了南監本以來的部分闕文。
清局本
江蘇書局本刻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系以道光殿本為底本的《金史》刻本，形制改用左右雙邊，每半頁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鐫刻做工較為嚴謹，是為《金史》的第六個刻本，簡稱局本。但因局本所依殿本《金史》本就舛(chuǎn)誤甚多，且同治年間所作校勘工作極為有限，故當代學者多不看重局本，史料功用評價亦是褒貶不一。
民國百衲本
百衲本史書系近現代國學大師張元濟主持影印，由商務印書館1935年正式出版發行，因其集宋、元、明、清等歷朝歷代刊印的《十七史》至《二史》可見本為底版，擇善而從之，殘缺不全者則以他本配之，故稱為“百衲本”。百衲本《金史》是以元至正本七十九卷（含目錄二卷）、明覆刻本五十八卷為底本，以殿本為通校，以南監本、北監本為參校，間引施國祁《金史詳校》校勘而成，百衲本素以版本精善，校勘審慎，印刷精美而廣受稱譽。
中華書局點校本
點校本《金史》是新中國成立后，由當代歷史學家傅樂煥、張政烺主持點校的新一版《金史》，中華書局于1975年正式出版發行。校勘過程中，工作人員以百衲本為底本，以北監本、殿本為參校，廣泛借鑒吸收《大金國志》《大金集禮》《三朝北盟會編》《金史詳校》和《永樂大典》殘本等既有史學研究成果，一并加以撇號、分段、校勘，繼而使得諸多史料中訛倒衍脫的問題得以校正，是為當下流通最廣的《金史》版本。
中華書局修訂本
修訂本《金史》系當代學者程妮娜主持校修，中華書局2020年出版發行的《金史》最新版本，匯聚了當代《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本輪修訂仍以百衲本為底本，通校元至正本、清武英殿本，參校明南監本、北監本、清局本、《永樂大典》殘本，進一步吸收施國祁所作《金史詳校》、文淵閣所版《四庫全書》本、張元濟所作《金史校勘記》等前人校勘成果，一并參詳正史、類書、文集、出土文獻、校讀札記和高麗古籍展開本校、他校，對中華書局原點校本《金史》進行了系統性修訂，最終形成《金史》校勘記2780余條，是為當下比較的好《金史》流通本。
后世研究與衍生作品
《金史》成書以來，雖稱元修三史最善之本，但其本身問題同樣不少，清代學者施國祁在所著《金史詳校》一書中，大致將《金史》纂修體例和版刻問題歸結為總裁失檢、纂修紕繆、寫刊錯誤三類，稱其敘事存有體例不當、相互矛盾、史實錯誤、年次脫誤、內容重復、遺漏甚多和人名地名記載混亂、戰事也多揚勝諱敗等現象，廣為后世歷史學界所接受。縱然《金史》傳世至今不乏詬病，但因其本身具備較高史學價值和諸多亟待澄清的歷史史實，故此仍被視為研究金史的最基本史料，長期受到國內外歷史學者的研究與關注。
明朝年間，對于《金史》所作工作甚少，主要成果多集中體現在《金史》重刻方面，且間有文官士族反對將其列入正史序列。傳至清代，在清朝主張“滿漢一體”新觀念的影響下，《金史》研究開始逐步受到重視。崇德年間，皇太極曾命希福等人以滿文翻譯《金史本紀》，后又詔令將滿文《金史本紀》譯為蒙文，內容與滿文本相一致。康熙年間，清代漸有考訂、校勘、補遺等《金史》研究成果問世，先有倪燦、黃虞稷等取材《金史》撰成《補遼金元藝文志》《遼金元藝文志》在前，萬斯同取材《金史》修成《金諸帝統系圖》《金將相大臣年表》在后，較好地補充了元朝官修《金史》中《表》《志》二部的部分缺失。乾嘉年間，愛新覺羅·弘歷乾隆敕撰《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三種，為遼、金、元三史所載人名、地名、文華殿大學士通計加注6680余條，是為后世研究遼、金、元三朝歷史以及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的重要工具書之一，后被統一收入清代官修《四庫全書》。同一時期，杭世駿所作《金史補》首開清代史家補注《金史》的先河，畢沅等人所作《續資治通鑒》則率先打破了前人著書多談宋而略遼、金的治史偏見。清代中葉，隨著考據學和金石學的發展，《金史》研究開始日趨興盛，先后成書的有趙翼所作《甘二史札記》、錢大昕所作《金史考異》，考證、校勘了元修《金史》中的諸多謬誤。清代后期，清人施國祁耗費二十余年功力寫成《金史詳校》一書，校得偽謬、衍脫、顛倒等諸處約四千余條；隨后又有李有崇所著《金史紀事本末》（自成一體，并附考異）、黃大華所作《金宰輔年表》一卷相繼完書，這些都為后世研讀和把握《金史》提供了諸多便利，并繼而推動了《金史》后續研究的縱深發展。
二十世紀以來，在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史學新思想的宣導下，中國金史研究方向也漸次從傳統史學轉向實證史學、現代史學，同時史學界對《金史》的考補工作持續依舊。繼清人施國祁治《金史》大成之后，復有近代學者張元濟以元至正本和明覆刻本為底本，出校《百衲本金史校勘記》兩千余條。這一時期，金史研究開始趨于運用考古發掘和歷史文獻結合的“二重證據”法、“三史兼治”“三史互證”法，先后涌現出了王國維、馮家升、毛汶、金毓黻、陳述、姚從吾、傅樂煥、張政烺、張博泉等諸多金史學大家，形成了《〈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金史拾補五種》《遼金國事史論文集》等一批研究著述，1975年中華書局出版發行的點校本是為新中國成立后《金史》研究的典型代表，其間金史研究也經歷了由興盛轉入低谷、再度演進為高潮的流變。
延至當代，隨著國內外金史研究的漸次深入，加之不斷有金朝碑刻墓志最新出土，學界校勘研究《金史》的成果屢屢刊出，2020年相繼發行的中華書局《金史》修訂本、《今注本二十四史·金史》，即為當代《金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放眼世界，亦有日本、歐美、俄羅斯等地多國學者長期潛心金史研究，其中尤以日本起步為早。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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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稱“中國”到納入“正統”——中國正史中的《金史》.中國歷史研究網.2023-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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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為什么關注宋史.光明日報.2023-03-21
一個“實多疏略”，一個“獨為最善”：《金史》是如何完成的？.今日頭條.2023-03-25
重磅 |《金史》修訂本出版.今日頭條.2023-03-21
金史本紀.故宮博物院.2023-03-21
從正史修撰看民族交融的歷史進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2023-04-07
敘事詳核，文筆老潔——今注本《金史》出版.學習強國.2023-03-27
海上之盟作為金宋關系起點再審察.澎湃新聞.2023-04-16
“上海讀者是傳統文化的知音”.光明網.2023-03-21
點校本《金史》《梁書》修訂本亮相2020年上海書展.光明日報.2023-03-21
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故宮博物院.2023-03-21
絲絲入扣 字斟句酌——《金史》修訂本出版始末.光明日報.2023-04-16
今注本《金史》出版.中國歷史研究院.2023-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