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印光（1861-1940），即印光法師，諱圣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自號繼廬行者。俗姓趙，名丹桂（僅見于沈去疾撰《印光大師年譜》），字紹伊，號子任，陜西陽（今合陽縣）人。為佛教凈土宗第十三祖，相傳其為大勢至菩薩的化身，與釋虛云、釋太虛、李叔同并列為“民國四大高僧”。
印光法師幼隨兄讀儒書。光緒七年（1881年），21歲的印光法師于終南山出家，后前往湖北竹溪蓮花寺掛搭，又于陜西雙溪寺受具足戒。光緒十二年（1886年），印光法師于凈土道場紅螺山資福寺念佛，自號“繼廬行者”，研讀大乘經典。光緒十九年（1893年），印光法師跟隨普陀區(qū)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南下，此后安居普陀二十余年，專心閱經念佛，期間曾兩度閉關，開講《彌陀便蒙鈔》。民國元年（1912年），高鶴年將其文稿刊登于《佛學叢報》上，署名為“常慚愧僧”，由此印光法師開始引起關注。后高鶴年將其信稿印為《印光法師信稿》，徐蔚如刊行其書稿為《印光法師文鈔初編》。民國八年（1919年），他開始接受信眾皈依，此后二十余年，皈依弟子達十余萬。因印光法師常至上海印經書，民國十一年（1922年），他前往上海傳授佛法，期間李叔同三次致書印光法師終拜其為師。民國十九年（1930年），他前往蘇州報國寺閉關，后創(chuàng)辦“蘇州弘化社”，專印佛書贈人，代佛宣化并參與賑災濟貧。抗戰(zhàn)爆發(fā)后，印光法師遷往靈巖山寺安居。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四日，印光法師圓寂于靈巖山寺，后被尊為凈土宗第十三祖。
印光法師生平不作寺院住持，不收剃度弟子，其著作有《凈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印光法師文鈔》正續(xù)篇、《印光法師嘉言錄》等。印光法師提倡和合圓融的儒佛關系，認為儒佛本無二致，兩者“合之雙美，離之雙傷”，并推崇凈土念佛法門為眾生成就果位的必然途徑。他的凈土思想對推動居士佛法和城市佛法發(fā)展起到深遠影響，對和諧社會的建設起到借鑒作用及在促進佛教慈善事業(yè)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弘一法師曾盛贊印光法師，認為大德如印光法師者，三百年以來只有他一人而已。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十二日，印光法師出生于陜西省郃陽縣赤城東村（今陜西省合陽縣路井鎮(zhèn)赤東村），俗姓趙，名丹桂，字紹伊，號子任。印光法師之父趙秉綱與母張氏均以善良聞名于鄉(xiāng)里，其家兄弟三人，印光法師居幼，其出生后六個月，便因雙目患上急性結膜炎，幾近失明，后雖然治愈，但視力受損不能久視，眼疾時發(fā)時好。印光法師早年居于陜西老家，后隨兄長前往長安區(qū)（今陜西西安）求學，幼時便跟隨兄長學習儒學，雖體弱視力差，但聰穎過人，深受長輩們稱贊。
印光法師以儒學為己任，喜歡程朱理學，受到韓愈、歐陽修等辟佛思想影響曾排斥佛教。十五歲時，印光法師因眼疾幾乎雙目失明，臥病在床幾乎不起，偶然之機翻閱佛經，才明悟其先前排斥佛教的無知，自此放棄程朱理學批閱佛經，后眼疾不治而愈，于是一心皈依佛法。
出家為僧
清光緒七年（1881年），印光法師前往終南山南五臺蓮花洞寺道純和尚處剃度出家，居住于太乙峰大寺，正式開啟佛教弟子的生活。但印光法師出家未滿三個月，其兄長前往寺內，假說其母張氏病重，請他回家看看。印光法師回家后被逼換下僧袍，不準其外出，后趙家親屬前來勸說，但印光法師不為所動，并趁機逃出家門，返回蓮花洞寺。為避免受到家人影響，道純和尚送給印光法師一塊銀元，讓其離寺去行腳參訪。印光法師奉其師道純和尚之命，一路朝東南方向跋涉，前往皖南徽州小南海云游修學，后掛單于湖北竹溪蓮花寺，并在寺中打煤炭燒水。
諸寺掛單
光緒八年（1882年），印光法師的小南海之行止步于湖北竹溪蓮花寺，并在寺內研讀《龍舒凈土文》殘本《書傳》，其凈土法門思想由此開啟。同年，印光法師前往陜西興安雙溪寺，于印海定公律師座下受具足戒，后前往終南山太乙峰潛修，前后共居住五年時間，終日誦念佛經，使其佛法修為提升到新境界。光緒十一年（1885年），印光法師前往陜西省七十里外南五臺山大頂親自侍奉觀音菩薩香火，并念佛修行。
光緒十二年（1886年），因聽聞河北懷柔紅螺山資福寺為凈土道場，印光法師心向往之，后前往資福寺掛單念佛，自號“繼廬行者”以明志，意為繼承廬山東林寺凈土宗祖師慧遠法師之志。次年正月，印光法師告假前往五臺山朝禮，后返回資福寺，虔誠修持佛法三年時間，習讀大乘經典，歷任香燈、元等職。光緒十六年（1890年），印光法師由紅螺山前往龍泉寺，擔任“行堂”之職，同年冬前往東北三省游歷。次年，印光法師結束東北地區(qū)游歷后返京，后移住阜城門圓廣寺。
安居普陀
光緒十九年（1893年），法雨寺化聞和尚前往北京請藏經，欲將《清敕修大藏經》運回普陀山，圓廣寺以印光法師處事謹慎，便將其推薦給化聞和尚。后印光法師跟隨化聞和尚護送經書南下，前往普陀山海島法雨寺?lián)问鬃蜕校矄斡诓亟洏牵撕笥」夥◣煱簿悠胀由蕉嗄辏瑤缀踝悴怀錾剑找鼓罘痖営[藏經，期間曾兩度閉關，前后共計六年。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印光法師前往寧波阿育王寺，參拜釋迦牟尼佛舍利數(shù)十日，后返回普陀山。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印光法師應阿育王寺僧眾請求，開啟其一生中唯一的講經，開講《彌陀便蒙鈔》，后于法雨寺結識虛云大師，同年在其講經完畢后于寺內珠寶殿側閉關。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高鶴年居士兩次訪道普陀，并在法雨寺吊唁化聞長老。后高鶴年于化鼎丈室拜會印光法師，印光法師將凈土宗信、愿、行修持法展示給高鶴年。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印光法師致函高鶴年，詢問其禪學進境，并叮囑高鶴年前往法雨寺與其一談。后高鶴年前往普陀與印光法師會晤，兩人談經五日五夜。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高鶴年致函印光法師，其欲往終南山結茅修習，印光法師復函高鶴年讓其再來普陀一談，信函中叮囑高鶴年要留意秦中佛法，要注重躬身踐行，不可虛擲歲月。次年，印光法師再次進京，協(xié)助諦閑法師請大藏經，事情處理完畢后返回法雨寺藏經樓。此后印光法師多次與外界往返信函，詢問佛法弘揚傳播的狀況，并希望提倡凈土宗法門及因果報應。
講經布道
聲名漸起
民國元年（1912年），狄楚青居士于上海市創(chuàng)辦《佛學叢報》，后高鶴年將印光法師的幾篇文稿刊登于《佛學叢報》上，并署名“常慚愧僧”，逐漸引起世人關注。北京政府任職的徐蔚如居士讀到《佛學叢報》上“常慚愧僧”的文章后，四處打探印光法師的下落。民國三年（1914年），印光法師的“凈土法門普被三根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佛教以孝為本論”首次刊載于《佛學叢報》。同年狄楚青居士與印光法師會晤于普陀山，并建議將《揀魔辨異錄》流通出去，后狄楚青返回上海市后刊印一千冊流通于市場。民國五年（1916年），徐蔚如曾兩度前往普陀山求見印光法師，并求得其三封信稿帶往北京，后于次年將印光法師書信刊印五千本送人，取名為“印光法師信稿”。此后印光法師清修生活被打破，信函日漸增多，每月信函達到上百件。同年秋，因高鶴年居士勸說，印光法師重新考慮此前不接受弟子皈依的決定。
印書弘化
民國七年（1918年），徐蔚如將其歷年搜訪到的22篇印光法師文稿于北京印行，命名為《印光法師文鈔初編》。七月，印光法師在高鶴年居士陪同下，前往揚州刻經處刻印《安士全書》，事情完畢后途徑上海市時，與狄楚青、程雪樓、王一亭、陳子修、鄧心安等居士會晤，他廣談孔孟之道與凈土因果之理。次年（1919年），周孟由居士兄弟侍奉祖母登山拜訪印光法師，并請其收為弟子，后印光法師分別賜予兄弟二人法名，由此印光法師開始接受弟子皈依，此后二十余年內，其皈依弟子達到十余萬。同年秋，徐蔚如又將印光法師的38篇文稿印發(fā)，取名為《印光法師文鈔續(xù)編》。民國九年（1920年），張云雷與徐蔚如再搜集34篇印光法師文稿，后周孟由、朱赤萌、黃幼希三人合初、續(xù)兩編，按照類別編輯次序，詳細校勘，命名為《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并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發(fā)行。此后這部《印光法師文鈔》經過揚州藏經院、中華書局、上海佛學書局、蘇州弘化社等處一印再印，最終風行天下。
因印光法師經常前往上海市印發(fā)佛經，卻沒有落腳的住處，后于民國十年（1921年），印光法師經高鶴年接受與真達和尚會晤，后真達和尚請印光法師前往三圣堂下院太平寺供養(yǎng)庵居住，此后印光法師常由法雨寺到上海專門從事佛法宣傳教化工作。民國十一年（1922年）春，印光法師應定海知縣陶鏞之請，幫忙修撰《普陀山志》，后陶呈請省長呈報“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表揚印光法師，北洋政府將徐世昌題字“悟徹圓明”的匾額送往普陀山法雨寺。后因印光法師為募集印發(fā)《安士全書》經常往來于上海市，真達和尚特意開辟一座凈室作為印光法師落腳處。同年李叔同致書印光法師欲拜其為師，但遭到印光法師拒絕。次年，弘一法師于接引佛誕生日用香燒臂留印表明其志，再次致書印光法師，請求將其收入門墻，依舊遭到印光法師拒絕。民國十三年（1924年）底，弘一法師再次致書苦求印光法師收其為徒，印光法師推脫不過答應下來。民國十五年（1926年），因陜西省、甘肅省一帶爆發(fā)水災，印光法師從印發(fā)《印光法師文鈔》的款項中撥付3000元，匯往災區(qū)，后中華書局排版印發(fā)《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共分成四卷、線裝四冊出版，成為正編《印光法師文鈔》。
代佛宣化
因上海市佛教人士獲悉印光法師居住于太平寺，導致信函及前來問道者日益增多，使其深受人事繁雜的困擾，于是在民國十七年（1928）到十八年（1929年），印光大師急欲尋求清凈之所歸隱，后真達和尚與上海居士關絅之、沈惺叔、趙云韶等人商議，尋到蘇州報國寺，真達和尚花費幾千大洋加以修繕。民國十九年（1930年）二月，印光法師由上海太平寺搬至蘇州報國寺閉關。印光法師到達蘇州市后，創(chuàng)辦一所“蘇州弘化社”，專門負責印刷佛書用于贈人。此后蘇州弘化社印刷《凈土經論》《安士全書》《印光法師文鈔》及其他各種初級佛書，幾年之內便印送書籍四五百萬部及佛像百萬余幀，印光法師通過贈佛經之舉代佛宣化，期望能夠挽救世道人心。同年冬，倪文卿居士前往蘇州報國寺拜印光法師，兩人談及時事境況及民生災難，印光法師認為明年情況可能更壞。后印光法師聽聞家鄉(xiāng)陜西省出現(xiàn)旱災，便匯去銀元1600元前去賑災。民國二十年（1931年）夏，釋大醒前往蘇州報國寺拜謁印光法師，此行同來拜謁者有日本居士神田惠云、上海居士李光宇、福建省居士蔡惠誠及釋文濤。
賑災濟貧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六月，因湖北漢口及安徽蕪湖爆發(fā)水災，江北各地賑災等事情，印光法師捐款1430元，其中1000元為印書款，同年秋，印發(fā)《凈土十要》。次年（1933年），印光法師在報國寺閉關期間，創(chuàng)作《凈土五經重刊序》及《重修<清涼山志>序》。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印光法師閉關期滿，報國寺主持明道、靈巖山寺監(jiān)院妙真、壽量寺主持德性與蘇州市士紳張一麟等人，請求印光法師留在蘇州宣傳佛法，印光法師應允，后杭州浙江省佛教會主席鐘康候居住請印光法師移往杭州，被印光法師晚宴辭謝。同年，陜西省大旱，印光法師得到王幼農居士的信函，于是從存折中提款一千元匯往災區(qū)，匯款之后，其存折內晉升百元用以維持報國寺日常開銷。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佛教界修建護國息災法會，并派遣代表前往蘇州請印光法師出關說法，因推脫不掉，印光法師出關后前往上海，后在佛教凈業(yè)社社址覺園說法。當時印光法師聽聞綏遠災情嚴重，他便將法會之上一千多人皈依的香敬，共計兩千九百多元全部捐了出去。印光法師返回蘇州市后，剛下火車便去提款，又將僅存的印書款一千元匯往災區(qū)。
拒日贈經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冬，因七七事變及上海八一三戰(zhàn)爭，日軍侵華活動日益猖，戰(zhàn)火彌漫蘇州城，于是印光法師順應妙真和尚及眾弟子的懇求，在十月初十遷往城外的靈巖山寺安居。印光法師居住于靈巖山寺期間，有人帶領日軍軍官拜訪印光法師。日本軍官取出日本修訂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欲將其贈送給靈巖山寺，但遭到印光法師拒絕，他認為靈巖山寺的僧眾只是念經的僧人，并非專門研究經文要義的僧人，應該將《大藏經》轉贈專門研究經義之處。
圓寂靈巖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十二月，印光法師自感時日無多，致書德森法師，告知其上海所有的款項全部印發(fā)《印光大師文鈔》，并交代其死后無需大力操辦，僅需送來訃文及題跋即可。次年（1940年）春，印光法師在回復章緣凈居士的信函上再次提及其生命將走到盡頭的話。十月二十七日，印光法師身體不適出現(xiàn)微疾，次日，他召集寺眾會談，認為靈巖山寺主持之位不可長久空懸，并推舉妙真法師擔任，得到全體寺眾的支持。眾人將升座之期定在十一月初九，但印光法師認為太遲，后改定在初四，印光法師依舊認為太遲，最終改為十一月初一。
十一月初一，妙真和尚在靈巖山寺升座出任主持。十一月初三晚間，印光法師吃下一碗粥，后對真達和尚等人訴說凈土法門，沒有奇特之處，但要擁有懇求至誠之心，無不蒙受佛祖接引、帶業(yè)往生。此后印光法師的精神便逐漸疲憊，體溫逐漸降低。初四凌晨一點半時，印光法師坐了起來，口說念佛見佛，決定往生，說完后他便大聲念佛。兩點十五分時，印光法師讓人取水洗手，完畢后說他受接引佛接引，將要往生而去，并讓眾僧念佛發(fā)愿，說完后他便在椅子上面西端身正坐。三點多時，妙真前來，印光法師叮囑妙真，讓其維持道場，弘揚凈土宗。此后印光法師便不在說法，只是嘴唇微動輕聲念佛，最終于五時許，印光法師在眾僧念佛聲中安詳圓寂，享年八十歲，出家為僧六十年。
民國三十年（1941年）二月十五日，印光法師圓寂百日后舉行荼毗（是指僧人死后的火葬），荼毗三日之后，眾人撿骨得到印光法師的五色舍利百余顆，此外又有舍利花及血舍利等共有一千余粒。同年，印光法師的弟子輩及上海市緇素（指僧俗），于上海凈業(yè)社覺園成立“印光大師永久紀念會”，并刊發(fā)印光法師的遺著，發(fā)行《弘化》月刊并宣揚凈土宗念佛法門，最終尊印光法師為凈土宗第十三代祖師。
相關著作
印光大師的著作有《凈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增廣印光法師文鈔》正續(xù)篇、《印光法師嘉言錄》等。
作品簡介
《印光法師文鈔》分為正、續(xù)、三編，共有一百余萬字。其主體是以書信為主，此外還包括答問、序言、論、疏、跋、記、贊、偈、題詞、楹聯(lián)、發(fā)隱、法語、開示、緣起、說明、啟事、附錄等內容，基本上囊括印光法師的全部文稿。最早印光法師于《佛學叢報》上公開發(fā)表文章，為高鶴年求稿發(fā)表。民國六年（1917年），徐蔚如搜羅二十余篇印光法師的文稿，在北京刊印并命名為《印光法師文鈔》，次年再刊印《續(xù)編》，同年秋由商務印書館將《初編》與《續(xù)編》合為一部，發(fā)表為一冊。民國十二年（1923年），印光法師讓商務館另行排印增訂本，共有四冊，此外中華書局于民國十四年（1925年）刊行增廣本，仍編為四冊。
《凈土決疑論》主要通過與禪門行者對話、辯論等方式，闡釋凈土奧義。印光法師從理性與事修的區(qū)分解說禪宗提及的唯心凈土、自性彌陀的說法，他指出對于祖師的轉語不能訓文釋義，也不能單執(zhí)著于這等言語，更應該看到祖師們還有其他宣揚念佛的說法。其亮點在于對永明延壽禪凈四料簡的解說，從理事上來解答禪宗與凈土宗的矛盾。
相關書籍
人物貢獻
中興凈土宗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印光法師增列《楞嚴經·大勢至念佛圓通章》為凈土法門基本經典，與《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華嚴經·普賢行愿品》名為“凈土五經”，擴充完善凈土宗的理論基礎。他通過書信、序言、疏記、題詞、贊頌等方式，將凈土教義弘傳四方，使凈土思想深入人心。印光法師還先后于上海市、蘇州市成立弘化社，刊印凈土經書數(shù)十種，多達數(shù)十萬冊，除刊印《印光法師文鈔》《印光法師嘉言錄》外，又重印《凈土十要》《往生論注》《徹悟語錄》《蓮華世界詩》等十余種蓮宗語錄一同弘揚，因此印光法師也被譽為近代凈土第一良導。
此外印光法師一生專門弘化凈土宗，將凈土法門總結為四點。第一為適用于一切根性，萬修萬人去（是指萬人修行萬人往生）。第二為凈土法門含攝一切法門，又超過一切法門，凈土法門為佛教中“至圓至頓”的法門。第三為凈土法門為佛教一切宗派的最后歸宿。第四為凈土法門修行易而成就高，用力少但成效快。
創(chuàng)建凈土道場
民國十五年（1926年），印光法師與真達和尚前往靈巖山，規(guī)劃創(chuàng)建靈巖山寺十方專修凈土道場，后于民國十九年（1930年），真達和尚負責實施修建寺院。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夏，印光法師將原名為崇報寺改名為靈巖山寺，并為山門撰題對聯(lián)，即“凈土法門普被三根，實如來成始成終之妙道；彌陀誓愿全收九界，示眾生心作心是之洪。”開辦念佛堂，訂立念佛堂每日持行細則等。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印光法師移住靈巖山安居，建造大雄寶殿，后建天王殿改名為彌勒閣，改供戴五冠彌勒佛本像，制定規(guī)章制度，并為創(chuàng)建靈巖凈土道場撰寫《靈巖寺永作十方記》《靈巖山篤修凈土道場啟建大殿記》等文章、對聯(lián)及《靈巖念誦儀規(guī)》關于佛菩薩圣誕諸贊、偈，凈土宗十二位祖師贊、偈等。此外印光法師創(chuàng)建靈巖凈土道場時訂立五條規(guī)約，一為主持不論臺、賢、濟、洞，但以戒行精嚴、深信凈土法門為準，只傳賢，不傳法；二為主持論次數(shù)，不論代數(shù)；三為不傳戒，不講經；四為專心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應酬經懺佛事；五為無論任何人，不得在寺內受剃徒弟。
開拓弘化新方式
印光法師弘化佛法，不采取傳統(tǒng)如登大座講經說法、佛學義理研究、舉辦僧教育等方式，他主要通過文字弘法，一是倡刻和流通佛書善書，二是撰寫文章及問法者的書信往來。印光法師創(chuàng)辦弘化社，通過倡刻和流通佛書善書傳播佛法，他從內容和形式上注重易于流通，易于閱讀，基本免費贈閱或酌情收取成本費的方式流通。他通過通俗易懂的佛書善書的廣泛傳播，使忙于世務不能進入寺院修行之人也能接觸佛法，這是適應時代特點的弘化新方式。
開創(chuàng)佛法普世化
印光法師的弘法因緣，主要以廣大民眾為主，以佛教的菩薩精神普化眾生。他認為佛教主要不是書齋中的研究對象，并非為少數(shù)人服務，其首要使命為引導人覺悟，救世度眾生，因此印光法師選取三根普被、利鈍咸收的凈土法門，教人起信發(fā)愿，通過通俗易懂、簡單易行的念佛法門，教導人背迷合覺，離苦得樂。《印光法師文鈔》將佛理寓于樸實無華、切實平易的文字中，開創(chuàng)平民化、普世性的弘化路線，使更多民眾進入佛道，受到佛法普世教化。
人物思想
佛教思想
儒佛融合
印光法師身兼儒佛知識，引儒入佛，確定凈土經論，通過建社刊書等方式，光弘凈土教義。他認為儒家思想落實在為人，基本守則為學會做人，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每個人都應該尊崇倫理道德，恪守本分，各盡其責，棄惡從善。他以凈土法門為其度化眾生的本懷，為廣大信眾開示凈土法門的殊勝之處，教導行人正確學習佛法，念佛成佛。他認為儒學本無二致，只是功夫深淺不同，如果淺而論之，兩者基本相同，但深而論之，佛要比儒深，強調儒以誠為本，佛以覺為宗。印光法師認為儒學側重“應世”，佛學側重“修心”，兩者分別側重社會學宗教與心理學宗教，只有將社會學與心理學有效結合起來，凈土佛學與儒學才能獲得雙贏。佛與儒在修行上存在差異，但兩者和而不同，應求同存異，儒佛之間應該相輔相成，兩者必須和合圓融，他提出以孔孟之道為人生的必修課，以修學佛法為選修課。
印光法師提倡和合圓融的儒佛關系，首先認為儒佛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儒家中庸之道與佛家的中道相似，故而提出儒佛無二道的觀點。他站在宏觀角度看待儒佛關系，認為儒佛本無二致，只是佛法講的見修行果中的修道不同。其次儒學之間“合之雙美，離之雙傷”，其儒佛思想融合儒家“性善說”在佛家“佛性說”之中，提出“人人皆可成堯舜，人人皆可作佛” 的口號。他呼吁重視因果教育，認為不僅佛家講因果，儒家也談因果，而儒佛都談因果，因此因果是不可或少的教育。于是印光法師提倡因果、斷惡修善、恢復本性，輔助儒家護國救民、正本清源的觀點。
儒家之德中，印光法師尤其關注“孝”，儒家以奉養(yǎng)安親、后世揚名為孝，佛家認為真正的大孝，不僅要報答父母之恩，生時奉養(yǎng)孝敬，死后也要救其脫離輪回苦海。他認為孝為儒佛共有的價值觀念，并以此作為實現(xiàn)儒佛融合的起點。他提倡通過《安士全書》與《了凡四訓》等勸善之書，希望通過因果教化世道人心，他從扎根于綱常倫理的儒家思想入手勸說眾人，使佛教徒增進信心，不信佛教之人也能獲得啟發(fā)。而在他勸諭念佛往生西方凈土的嘉言中，貫穿者儒家經世精神，即勸人在家念佛，重視家庭教育及關注社會民生。
凈土判教觀
隨著思想的發(fā)展與現(xiàn)實狀況常不對等，近代以來，關于宗門與教下之間的誤會、爭訟從未平息，印光法師并非從宗與教之間的互謗、斗爭入手，而是從“不宜混濫”上使宗與教各安其位。他認為宗教互相涵攝，輾轉有教家之宗、教家之教、宗家之教與宗家之宗四種差別。同時他認為宗為前鋒，而教為后勁，兩者所辦都是一事，所說的內容屬于一法，只是語言設施及門庭不同而已。宗教存在差異，但必須以圓融的眼光去看待宗教關系，既不能互謗，也不能混濫。于是印光法師以凈土思想為根基，以佛攝儒、融合諸宗歸凈土法門，其念佛思想便建立在判教觀基礎之上。
因佛教各大宗派依據的佛教經典不同，其判教體系也不同，與之承接的教理和修持方向也大不相同。而法門眾多，但修行有難易之分，根機有利鈍之別，利益也有大小之分，使修行之人對法門的抉擇至關重要。印光法師的判教觀承續(xù)歷代凈土祖師的觀點，在末法時代主張，最為適合眾生根機、獲得利益最大的當屬凈土宗的念佛法門。他承續(xù)古說，并在此基礎上判彌陀凈土念佛法門為特別教理，其他宗門或教下皆為通途。經過印光法師的判教，使得凈土念佛法門的特殊性和優(yōu)越性顯現(xiàn)出來，而凈土法門也不再為超度亡靈的工具，成為人們修行證果的必由之路，成為修行人成佛的捷徑。
凈土修學觀
印光法師的凈土修學觀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楞嚴經·圓通章》的重視，并由此揭示念佛往生的修學方法。凈土宗自判教創(chuàng)宗以來，一直將三經一論作為經典依據，印光法師重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并將其列為三經之后，并以《普賢行愿品》殿后。他認為《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的念佛法門為凈土念佛的最妙開示，念佛可攝意、舌、耳、眼、鼻和身六根，如果前三根能夠攝得住，便能很容易降服后面三根。而在攝意、舌、耳的過程中，攝耳根為六根的關鍵，心念口念都是念佛之法，攝耳諦聽，長此之往便能攝六根于耳根，這是念佛三昧中最穩(wěn)妥、最便捷、最契合大眾根機。“都攝六根”為因，“凈念相繼”為果，為達到境界，以“都攝六根”之法念佛，自然會“凈念相繼”。他特別推崇持名念佛，認為念佛的關鍵以消除大眾對于持名念佛的誤解，樹立往生西方的強大信心，助力亂世的凈土行者完成解脫的終極目標。
二是往生凈土的必備條件為信、愿、行，以及通過簡化念佛方法十念記數(shù)來方便信眾。印光法師認為信愿行三軌為凈土念佛法門的修行宗旨，“信”是指相信婆娑世界之苦與極樂凈土的殊勝莊嚴，是對法藏比丘在因地修行并發(fā)愿建立起來的西方極樂國土的詳細描述。“愿”是指婆娑世界受苦眾生，發(fā)愿脫離婆娑之苦，發(fā)愿欣求往生凈土安養(yǎng)之國。“行”是以持名念佛作為最緊要的安排，于一切時、一切處皆可念佛，念念都在阿彌陀佛圣號之中。于日常生活中，所有自利及利益他人的行為，都可以作為積累往生西方凈土的力量。信愿行如三足鼎立，缺一不可，但信與愿的分量更重。“十念記數(shù)”為印光法師獨創(chuàng)攝心方法，他認為其可去妄養(yǎng)神，可快可慢，無時間限制，利益更大，此法更適合鈍根之人攝心念佛。印光法師實現(xiàn)十念記數(shù)與《圓通章》念佛形式的巧妙結合，簡化凈土行者的修行方法，使得凈土念佛理論更清晰、更具實操性。
三是依據經典解釋往生達到的重要非必要的境界，突出“帶業(yè)往生”的優(yōu)越性。他認為持名念佛應以“信愿行”為規(guī)則，以“都攝六根，凈念相繼”為方法，而“一心不亂”與“念佛三昧”并沒所有人均可達到，對于在家居士修持凈土法門，不應作為硬性目標。他推崇“佛力本愿”思想，即使明心見性，仍未脫離六道輪回，往生西方凈土可以達到不退轉的境界。此外印光法師強調凈土念佛為特別法門，并突出“帶業(yè)往生”的優(yōu)越性，而凈土法門依靠佛力幫助，可以使得念佛行者帶業(yè)往生西方凈土，不必經歷艱辛的努力與修行。
禪凈異流
印光法師認為禪凈為最契合時代的法門，他通過觀察大眾實修情況后發(fā)現(xiàn)，修行者容易進入狂禪狀態(tài)，并且難以大徹大悟。他從弘揚凈土法旨的角度出發(fā)，鮮明地提出禪凈異流的主張，傾向于辨析禪凈二宗之異，通過說明二宗的不同來避免學人對凈土本旨的迷失和輕忽，彰顯凈土宗的殊勝。他認為宋代以來的禪凈雙修，只是注重于參悟，卻忽略信愿求生，失掉佛力加被；還將接引佛與西方凈土歸于唯心凈土，抹煞主客觀的區(qū)別；認為“念實相佛”，其結果為禪也靠不住，凈也靠不住。
印光法師為克服佛門談宗論宗的空虛學風，弘揚凈土之旨，特意辨析宗與教的異同。他認為在原始階段，釋迦摩尼的佛法及各宗派初祖講論的法旨并無二致，宗與教沒有區(qū)分。只是佛法在弘傳過程中，因受眾根性不同，出現(xiàn)不同受眾的宗與教。但末法時代的佛門僧眾大多少讀儒書，不明世理，卻一心想要直接契合佛法，不經由入世間就想要直接出世間，不經過教便想要直接入宗，這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禪宗通常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修行方法最便捷易行，但只有上上根性之人才能由悟而證，對一般根性之人而言，禪宗明心見性的修行方法不如凈土宗持名念佛穩(wěn)妥。此外隨著眾生業(yè)障的增多，根性便逐漸陋劣下來，這種依靠自身修行之力解脫生死的人就會越來越少，禪宗直指人心的方法便不適用于末法時代。因此印光法師強調凈土法門為末法時代眾生成就果位的必然途徑，并特別強調真信切愿、持戒念佛的重要性，認為眾生無論根性高下，皆可通過念佛法門，借助阿彌陀佛慈悲愿力的攝受，從六道輪回中超脫而出，往生西方凈土。
教育思想
印光法師認為家庭為國家、社會的倫理根基，國家與社會的治亂興衰，皆以家庭倫理關系的協(xié)調為依歸，家庭倫理關系的協(xié)調，又以教養(yǎng)兒女為基礎。他認為家庭教育要重視對家庭成員進行道德倫常和克己修身等封建倫理規(guī)范的培養(yǎng)，以及強調強化佛教因果等觀念的傳習與教授。印光法師提倡女教，其思想根源來源于儒家思想，他認為母教要從胎教開始，而在孩子出生之后，教育以做人為基本準則，告知孩童因果之事，進而念佛，再讀善書，使其知曉禁忌，孩童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天資與書本，而是父母師長的躬身實踐。他認可男女平等，并且認為女性應具有更大社會權力，男女之間的區(qū)別只是社會分工不同。印光法師提出的女德教育，是為培養(yǎng)賢善女子，造就出賢女、賢妻與賢母，以此改善社會的道德風氣，促進社會安定與太平，他認為教女為齊家治國的根本，而教子為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但教女尤為重要，即女德教育應以教女為重，其主要對象為家中未出嫁或者尚未成為人妻人母的女孩。
印光法師認為成人為教育目的觀念體系的初始層次，明確提出成人教育應當在人之少年蒙童時期便及時進行，為其將來成就完滿人格奠定堅實基礎。他認為對于年小弟子，應當先教育他們先學做人，打好成才基礎，避免本末倒置。其教育目的觀中透顯著儒家修身、成人、入世、立功式教育色彩，此外他認為佛法應該蘊藏于人們日常生活中，本是與世俗生活圓融無礙的，而成人為成佛的必要前提和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同時印光法師認為因果規(guī)律教育作為佛教緣起理論的核心，為包括家庭教育在內理論思想的重要內容，無論世間圣人，還是出世間的佛與菩薩，以及他們教化眾人的依據和手段，其實都逃不過因果自然規(guī)律的制約。他還認為在近代中國社會提倡良好的公民教育，必須發(fā)揚善惡因果及輪回報應的理論教育，否則家庭教育便不會有實際效果。
人物影響
推動居士與城市佛教發(fā)展
印光法師對近現(xiàn)代居士佛教、城市佛教發(fā)展產生深遠影響。由于居士佛教、城市佛教的發(fā)展，印光法師鑒于當時僧侶與叢林佛教混亂、衰落的現(xiàn)實，以及他對社會發(fā)展態(tài)勢的把握，定下堅持不剃度收徒，不主持寺院的規(guī)定，將其主要精力致力于廣大在家信眾的教化，不隨便勸人出家，還勸阻男女居士出家，除非出家因緣完全成熟。印光法師在《印光法師文鈔》中存在大量勸人在家修行、一心念佛的開示，強調關鍵之處不在身體出家，而在心之出家。他弘化大量在上海具有影響力的佛教居士，進而形成在中國近代佛教中非常活躍、很有影響的居士群體，有利推動并提升近代居士佛教與城市佛教的發(fā)展，對現(xiàn)代社會佛教發(fā)展具有借鑒作用。
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印光法師的佛教倫理對和諧社會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他強調以印制流通善書、家庭教育、婦女教育等為載體，以注重因果報應為內容的倫理教化。印光法師的佛法弘化注重以人倫教化為基礎，強調念佛修行以凈業(yè)三福為前提，他注重人倫、注重因果的倫理教化思想與措施，對建設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鑒與指導意義，其開創(chuàng)性的弘化方式，符合社會發(fā)展大趨勢。
擴大普陀山名聲
印光法師使一方凈域觀音道場普陀山增光添彩。印光法師被譽為大勢至菩薩化身，他安居普陀山三十余年，并且長期以普陀山為基地大力弘揚凈土法門，使凈土念佛之風更加宏盛，凈土文化的底蘊與資源更加深厚與豐富。普陀山為接引佛兩大脅侍菩薩共同弘化凈土念佛法門的勝妙道場，法雨寺也被視為大勢至菩薩的圣地，印光法師因在法雨寺藏經樓潛修而成就，因在普陀山弘化念佛法門而聞名，普陀山自開山以來，尤其是身于中國佛教四大名山后，前來潛修弘法的一宗祖師只有印光祖師，這也為一方凈域普陀山增光添彩，也使普陀山在凈土法門及整個中國佛教中的地位提高，擴大其影響力。
促進女教受重視程度
近代社會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教會女學不斷興起。印光法師作為出家僧人，兼顧世間之法，他認為家庭母教為賢才崛起及天下太平的根本，他強調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從胎教開始，而孩童教育又以教女最為重要。印光法師承認女子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來源于子女教育及家庭穩(wěn)定，這種思想對于現(xiàn)代社會及家庭危機，具有深思及借鑒意義。
促進佛教慈善事業(yè)發(fā)展
印光法師對中國近代佛教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具有促進作用。1917年秋，京津地區(qū)發(fā)生水災，印光法師等人前往賑災，后到上海市組建佛教義賑會；1926年，因陜西省災荒，印光法師以印制《印光法師文鈔》的款項撥付3000元匯往陜西賑災；1931年因長江爆發(fā)大洪水，印光法師與佛教同道發(fā)起賑災募捐活動等。此外自從1919年以后，印光法師在上海等地推行念佛法門，與各地居士成立蓮社、創(chuàng)建放生念佛道場、設立佛教凈業(yè)社等方式推廣佛教慈善事業(yè)，使皈依者日益增多，達到十余萬人。印光法師一生勤儉、惜福，將更多精力投入扶危濟困、救助孤寡等公益活動中，對中國近代佛教慈善事業(yè)起到積極貢獻。
人物評價
李叔同稱贊印光法師，認為大德如印光法師之人，三百年以來也只有他一人而已。此外，他還在演講中認為，印光法師雖然精通佛法，主動勸人修念佛法，他的俗家弟子多接受過高等教育，但他絕不與這些弟子談論佛法的哲理，只是勸說他們專心念佛，弟子們聽說印光法師的勸說，都能夠接受奉行，不敢輕視或猜疑念佛法門。
釋太虛認為，印光法師志向與品行淳樸篤實，風格堅強有力，接受他教誨或誦讀其文章的人，都會感激并折服印光法師的威勢和品德，對其十分崇敬與仰慕，他列為蓮宗（即凈土宗）十三祖當之無愧。
學者梁啟超稱贊印光法師，有德高僧弘揚佛法，都會看破時節(jié)與緣分，順應時機調理眾生。印光法師，深得文字禪定的真理，真的稱得上是今日一群盲人的眼睛。
學者謝志斌在《花開見佛、凈土宗及其祖庭》中認為，印光法師的一生，由儒學轉入佛學，他主張儒佛融會，學佛由做人學起，他的《印光法師文鈔》風行天下，教化之功幾乎遍及全國。
了然法師曾作頌稱贊印光法師：貌古心慈性直口快，訓教往來精神不懈。合物施財欣然慷慨，淡泊資身離世貪愛。法語流傳遍布中外，普化群生同歸蓮界。凈宗導師十方歸拜，臨終見佛安詳自在。
人物軼事
菩薩化身
印光法師圓寂前四年，有位居士講述一個關于印光法師的故事。某日，這位還是初中學生的居士，曾經做過一個夢，這位還未接觸過佛教的居士夢到觀世音菩薩，雖然她沒有學過佛法，但她對白衣觀音還是熟悉的，夢中觀音菩薩告訴她，有一位大勢至菩薩將要在上海講經說法，并讓她趕快去聽。這位居士便詢問觀世音是哪位大勢至菩薩，于是觀音便告訴她為印光法師。就這樣她們全家都去聽印光法師講法，她還求見印光法師，并將夢中的事情說了出來，但印光法師聽后將她大罵一頓，說她這是妖言惑眾，還讓她今后都不要再說了，嚇得她不敢講出來。四年之后，印光法師圓寂后，她才將這件事情公布出來。
求經皈依
印光法師在蘇州市創(chuàng)辦弘化社后，便向外界印發(fā)并贈送佛書，如果是外地人，只要付郵費也可以寄贈經書，于是雪廬居士便發(fā)信索求經書，后來便獲得了《學佛淺說》《佛法導論》等經書。雪廬居士閱讀后，獲得啟發(fā)并萌生皈依佛門之心。后來雪廬居士聽其濟寧市的朋友提及，印光法師是位精通儒學的高僧，于是雪廬居士便想要向其當年請教，但因路途遙遠未能成行。其后，雪廬居士結識一位印光法師的弟子，通過這名弟子以信函向印光法師舉薦雪廬居士皈依，隨后便獲得印光法師的許可，并賜名德明。此后印光法師親筆寫信，勉勵雪廬居士要專心修行凈土法門，兩人之間經常書信往來，問答佛法。三年后，雪廬居士專程前往蘇州報國寺拜謁印光法師，當時印光法師正在閉關，但他仍然抽出時間接見雪廬居士，兩人從早到晚交談一天時間，仍然感覺話猶未盡。
相關人物
人物親屬
民國高僧
虛云法師
虛云法師（1840年-1959年），俗姓蕭，名古巖，又名演徹，法號德清，后自號“虛云”，改字“幻游”，其祖籍為湖南湘鄉(xiāng)縣，出生于福建泉州。清咸豐八年（1858年）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并從妙蓮和尚受具足戒。光緒八年（1882年）自普陀山到達五臺山，后經四川入藏，并前往不丹、錫金、印度、緬甸與尼泊爾等國禮佛，回國后參加海會寺的念佛法會。光緒三十年（1904年），虛云法師入住云南雞足山（今云南賓川）缽盂庵，并募集資金修復雞足山迦葉尊者弘法道場，后返回上海，與中華佛教會籌備代表進京請愿，呼吁保護寺廟，并被賜予“佛慈洪法大師”的稱號，攜帶《大藏經》及紫衣、缽具等返回云南。宣統(tǒng)三年（1911年），釋虛云前往上海參與中華佛教總會的籌備組織，后出席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大會。1918年，他主持修復昆明云棲寺，歷經十年基本完成。1924年，虛云法師與釋太虛等人出席于廬山舉辦的世界佛教聯(lián)合會會議，后主持修復涌泉寺、南華禪寺及大覺禪寺。1952年，虛云法師主持修復完大覺禪寺后，前往北京成立中國佛教協(xié)會，后當選為名譽會長。1953年后，虛云法師先后到黃龍寺、秀峰寺、海會寺、東林寺等地禮佛拜祖，晚年主持江西云居山真如寺，親身率眾，刻苦修持。1959年，釋虛云圓寂于云居山，世壽120歲。
太虛法師
太虛法師（1890年-1947年），俗姓張，乳名淦森，浙江海寧人。釋太虛幼年父母雙亡，后隨外祖母寓居海寧縣長安鎮(zhèn)大隱庵。他七歲開蒙，十三歲充當百貨店學徒，十六歲于蘇州依止士達監(jiān)院出家，法名惟心，后于寧波天童寺受戒，并于天童寺參禪。太虛法師兩次前往慈溪汶溪西方寺閱《清敕修大藏經》，大寫佛學理論與禪修實踐的基礎，其早年廣泛涉獵《天演論》《大同書》等進步書籍，并與“革命僧”云棲祩宏交往。后順應時代要求，提倡佛法革新，提出“人間佛教”的思想，主張從思想、制度和經濟三方面革新佛教。1912年，釋太虛于鎮(zhèn)江金山寺設立佛教協(xié)進會，此后先后創(chuàng)立和領導中華佛教總會、武昌佛學院、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等佛教機構，并曾訪問日本、歐洲、美國及東南亞等國。1947年，太虛法師于玉佛寺召開中國佛教整委會第七次常務會議，并為玉佛寺退居震華封龕，親書“封法語”，為其最后遺墨，后因舊疾復發(fā)圓寂于上海玉佛寺，終年五十九歲。
弘一法師
弘一法師（1880年-1942年），幼名文濤，又名廣侯，字叔同，號漱筒，法名弘一、演音，晚年自號晚晴老人。他祖籍為浙江省平湖市，出生于天津市，幼時天資聰穎，喜愛詩詞、書法及篆刻。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弘一法師加入城南文社研討儒學詩賦，后因維新變法時支持康有為而被迫前往上海市避禍。曾求學于上海南洋公學，受業(yè)于蔡元培，后東渡日本留學。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弘一法師加入中國同盟會，后于東京創(chuàng)辦春柳社，為中國早期話劇第一個演出團體，次年于日本公演《茶花女》，拉開中國話劇演出的序幕。宣統(tǒng)二年（1910年）起，分別任教于天津北洋高等工業(yè)專門學校、浙江省兩級師范學校及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1918年，他于杭州虎跑寺出家為僧，次年前往靈隱寺受具足戒，弘揚南山戒律，創(chuàng)辦南山律學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的主張。1934年于南普陀寺創(chuàng)辦佛教養(yǎng)正院，在抗戰(zhàn)期間于福建省等地傳經，后于1942年10月圓寂于泉州溫陵養(yǎng)老院，終年63歲。此外他還將西方美術流派和藝術思潮引入中原地區(qū)，出版有《西洋美術史》《歐洲文學之概觀》《石膏模型用法》等著作，以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道祖略譜》《在家律要》《四分律含注戒本講義》等。
后世紀念
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塔銘
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塔銘為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秋所立，它由釋太虛撰文，并由張鳳所書，郭希安刻石。整個塔銘為長方形石刻，其長度為61厘米，寬度為53厘米，其上銘文共有28行，每行滿行為22字，改塔銘目前存放于西安市長安區(qū)圣壽寺。
印光故里
印光法師故里位于合陽縣路井鎮(zhèn)赤東村。其中村口有口大澇池，澇池北邊有排朝東窯洞，為昔日“念佛堂”，當年印光法師皈依佛門后，曾為村里人捎回勸人向善的書信，如今村里依舊保存印光法師親筆信件等物品，已成為珍貴文物。澇池東面大巷東頭，路北普通農家便為大師故居，出大巷往東北方向約200米，為趙姓祖。農歷臘月十二日為印光大師誕辰紀念日，每年這天當?shù)厝硕紩e行集會，利用賽詩會、演戲、社火表演等民間藝術形式懷念印光大師。此外村中還建有“印光紀念堂”及陜西省佛教協(xié)會副會長界明法師集資修建的“印光大師舍利塔”。
印光法師紀念堂
印光法師紀念堂位于印光法師的故里，即今合陽縣路井鎮(zhèn)赤東村，已建成頗具規(guī)模的建筑群。印光殿巍然聳立，殿后為印光大師舍利塔，其由青石雕刻而成，而塔身下部為圓柱形，上面雕刻有游云水浪圖案，此外塔座為方形，四周有精雕雙龍及蓮花圍欄，塔下地宮內珍藏有印光大師的舍利。塔座石階共有十三級，取印光大師為凈土宗十三代祖師之意。紀念堂周圍還有一排九間念佛堂，能夠滿足四方僧眾的需求。
印光法師影堂石塔
印光法師影堂石塔位于西安市長安區(qū)五臺街道南五臺山圣壽寺塔北側約50米處，為圣壽寺附屬建筑，為民國方形三層樓閣式舍利塔。印光法師圓寂后，俗弟子分請舍利供養(yǎng)于蘇州靈巖山、西安南五臺、廣州九龍、四川華陽、江蘇無錫、上海真如寺等地。1945年，十方信士將印光法師舍利和影像迎回南五臺圣壽寺，并建塔供奉，其中塔位方形三層樓閣式，由塊石筑砌，通高為8.41米，底層每邊長為3.55米。塔頂四角攢尖，置石雕寶瓶式塔剎。底層東面辟有方形塔門，額嵌有于右任先生所題“印光大師影堂”石銘；其內筑有方形塔室，面積約為4平方米，供有印光法師遺像。影堂北壁嵌有《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塔銘》2方，由釋太虛撰寫，張鳳翙所書，二層原嵌有楷書“印光大師舍利之塔”銘，現(xiàn)已無存，三層額題“佛光佛塔”四字，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遺墨。
參考資料 >
印光大師法語.豆瓣讀書.2023-10-21
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豆瓣讀書.2023-10-21
印光大師家庭教育嘉言錄.豆瓣讀書.2023-10-21
印光法師話素食護生.豆瓣讀書.2023-10-21
印光法師論儒學.豆瓣讀書.2023-10-21
印光大師永懷錄.豆瓣讀書.2023-10-21
印光法師講演錄.豆瓣讀書.2023-10-21
印光故里念佛堂.合陽旅游網.2023-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