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游記》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年）來中國旅居17年和途中往返時7年的回憶錄。該書是馬可·波羅于1296年參加威尼斯共和國和熱那亞的戰爭被俘之后，在獄中口述由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筆錄而成。這部書在歐洲各地有不同的名稱，在法國被稱為Le Devisement dou Monde（《對世界的描述》），今通譯為《寰宇記》（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在意大利則為Il Milione （英文：The Million；中文：百萬）；而世界上最為常見的書名是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有時又稱為《馬可·波羅書》。
《馬可·波羅游記》全書共有二百二十九章，大體分為四卷。第一卷記載馬可·波羅等人東游沿途見聞，直至元朝元上都遺址（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草原）。第二卷記載孛兒只斤·蒙哥孛兒只斤·忽必烈及其宮殿、首都，節慶，游獵等事宜；自上都南行至杭州市、福州市、泉州市及東南海沿岸諸州等事。第三卷記載日本、越南、英國東印度公司、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諸島嶼和非洲東部。第四卷記載成吉思汗后裔諸韃宗王的戰爭和亞洲北部。關于中國的部分（第二卷），馬可·波羅用82章的篇幅將中國形象表述得較為鮮明，記述了中國元朝的國內政局、國家制度、社會情況以及元大都（今北京）、杭州市等國內幾十個城市的具體情況。
《馬可·波羅游記》是中世紀歐洲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書籍之一，被譽為“世界一大奇書”。該書的原稿是用中世紀的法意混合語寫成的，后經不斷傳抄，并在傳抄過程中被譯成拉丁語、意大利各種方言和其他歐洲語言。游記一書原稿已佚，現存各種文字的抄本約140多種，各種文字的刊本120多種。其中1938年出版的保羅·伯希和（P.Pelliot）與穆勒（A.C. Moule）合訂英譯本被公認為最完善的本子。《馬可·波羅游記》被認為是一部旅行紀實文學作品，但同時也融入了一定程度的虛構元素。采用敘事文的風格，詳細地描述人物、情節和環境；同時運用對比、夸張等手法，使作品更加生動有趣，增強了讀者的閱讀體驗。其次，該書最初的原稿沒有明顯地分成詳細的章節，只是大略可分兩部，一部分記述個人歷史，一部分記述各地情形。
《馬可·波羅游記》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思想價值。該書為研究元朝時期中國社會的情況提供了參考；書中所描述的亞洲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多樣性，為歐洲人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激發了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在許多世紀中，該書一直是歐洲人了解亞洲（主要是中國）的主要依據之一，催生了地理大發現，對15世紀歐洲的航海事業起到了推動作用，促進了東西方經濟貿易往來和文化的交流。西方學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指出，“《馬可·波羅游記》不是一部單純的游記，而是啟蒙式作品，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于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的廣泛復興”。
書名
《馬可?波羅游記》是中世紀歐洲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書籍之一。這部書在歐洲各地有不同的名稱。在法國被稱為Le Devisement dou Monde（《對世界的描述》），今通譯為《寰宇記》（描寫文 of the World）；在意大利則為Il Milione （英文：The Million；中文：百萬）。現今世界上最為常見的書名是其英文名：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有時又稱為《馬可·波羅書》。
《寰宇記》
《馬可·波羅游記》最初是用中世紀的法意混合語寫成的，初稿已佚，而根據原稿傳譯的大約140多種抄本中，最早的由西班牙托萊多教會圖書館收藏的塞拉達拉丁文抄本，其書名為《寰宇記》。原書名的直譯是《對世界的描繪》。1938年，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P.Pelliot）與英國東方學家穆勒（A.C. 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法—意混合語原文抄本并用多種版本校訂、增補的英文譯本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在倫敦出版。
《百萬》
在意大利《馬可·波羅游記》譯為Il Milione （英文：The Million），中文為《百萬》，之所以取名為《百萬》，是因為馬可·波羅每次談起孛兒只斤·蒙哥的巨大財富時，總是用對威尼斯人來說極為龐大的數字，如“在大殿外面，參加宴會的客人在四萬以上。可以肯定，這一天大汗收到了十多萬匹駿馬。”而當時的威尼斯雖說是歐洲最富有和最大的城市，可是人口不過十萬。 因此，馬可·波羅的數字對威尼斯人來說是難以置信的。由此，馬可·波羅本人也被人戲稱為“百萬先生”，而他的居所則被稱為“百萬先生寓所”。
創作背景
歷史背景
公元前139年至公元前126年，中國使臣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古代西域包括中國新疆以西和中亞一帶）。早在漢朝，中國和羅馬帝國之間有一條經過天山、中亞、伊朗、兩河流域直達地中海東岸的“絲綢之路”，因此產生了貿易往來。
13世紀，蒙古游牧民族肆行武力擴張，征服了亞洲的大部分和歐洲的東部，由此蒙古帝國成為橫跨歐亞的大汗國。及至孛兒只斤·忽必烈繼承王位，遷都大都（北京），成為當時的政治中心。蒙古在各地建立了完善的驛站制度，并派兵保護和維持交通秩序。在中亞、西亞和俄羅斯等地所建的汗國，也都注意保護商道。公元1202至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以后，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國城壟斷了地中海東部的航運和貿易。威尼斯的勢力范圍和元朝銜接起來，這種形勢也更有利于歐洲人的東來。馬可·波羅出生于這個時代，在這樣的便利形勢下，加上家庭條件、個人努力，就得以達到漫游世界的目的。
作者背景
馬可·波羅
公元1254年，馬可·波羅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家族世代經商。公元1260年，他的父親尼科洛（Niccolò）和叔叔馬菲奧（Maffeo）攜帶貨物自威尼斯出發到達元朝的首都元上都遺址（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草原），受元朝派遣出使羅馬教廷。公元1271年，馬可·波羅跟隨父親、叔叔一同啟程前往中國。馬可·波羅懂得多種語言（蒙古、突厥、波斯文等），受到孛兒只斤·蒙哥青睞，派他出使各地，由此在中國旅居17年。后來，伊利汗國阿魯渾（Argon）的皇后伯岳吾·卜魯罕去世，阿魯渾派三位使臣到元廷求婚，孛兒只斤·忽必烈選一位十七歲少女弘吉剌·伯藍也怯赤（Cocacin）出嫁，由馬可·波羅一家護送，他們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共和國。
1298年，馬可·波羅在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中被俘，與小說家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關在一起。在獄中，魯斯蒂謙將馬可·波羅對東方的描述記載下來，成為游記一書。因為《馬可·波羅游記》廣為流傳、聲名遠播，熱那亞人便于1299年將他無條件釋放。此后馬可·波羅定居威尼斯，娶妻成家，并成為威尼斯大議會的議員。1324年，馬可·波羅逝世，葬于圣勞倫士教堂墓地。
魯斯蒂謙
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是意大利的一位小說作家和編年史學家。豐富的文學想象力使魯斯蒂謙喜歡并擅長描寫一些激烈的戰爭場景、驍勇的武士和離經叛道的女子，同時在法律方面所受過的培訓又使他希望從馬可·波羅嘴里得知所有事情的真相。
他與馬可·波羅一起在監獄里度過了一段時間，并在此期間與馬可·波羅成為朋友。他是《馬可·波羅游記》的合作者和代筆人。魯斯蒂謙對《馬可·波羅游記》的寫作方式存在一些個人風格和表達習慣，他使用古法語作為撰寫《馬可·波羅游記》的語言，盡管他并不完全掌握法語的語法規則，但他仍將馬可·波羅的經歷以恰當的方式記錄下來。
主要內容
《馬可·波羅游記》共有四卷，每卷分章，每章敘述一地的情況或一件史事，共有二百二十九章。第一卷記載了馬可·波羅一行人東游沿途見聞，直至元朝上都。第二卷記載了孛兒只斤·蒙哥孛兒只斤·忽必烈及其宮殿、首都，節慶，游獵等事；自大都（北京）南行至杭州市、福州市，泉州市及東南海沿岸及諸海諸州等事。第三卷記載了日本、越南、東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諸島嶼和非洲東部。第四卷記載了成吉思汗后裔諸韃靼宗王的戰爭和亞洲北部。書中記述的國家、城市的地名達一百多個，介紹了許多不同的空間和人物，如皇帝、國王、伯爵與市民等；還有中亞、西亞以及東南亞的自然風景、人文風土與建筑空間等各個領域的內容。
序言
序言部分共6章，記述的是馬可·波羅的父親尼科洛和他的叔叔馬菲奧兄弟二人，自1260年至1269年前往東方的過程，以及自1271年至1295年期間，馬可·波羅一行三人前往中國的旅途與寄居中國的梗概。
書的開篇，對當時人們十分驚奇的事物作了介紹：“皇帝、國王、公爵、侯爵、伯爵、克利夫蘭騎士隊和市民們，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們，不論是誰，如果你們希望了解人類各種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區的差異，請讀一讀或聽人念這本書吧。你們將發現，在這本書中，正如馬可·波羅所敘述的那樣，我們條理分明地記下了東方各大地區——大亞美尼亞、波斯、韃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所有偉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馬可·波羅是威尼斯共和國市民，聰明而又高貴，被稱為‘百萬先生’。他親眼目睹了這些事情。……所有讀或聽人念這本書的人，都應置信不疑，因為這里所記敘的一切都是真實的。”
第一卷
第一卷共55章，記載了馬可·波羅等人東來時所去過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以及沿途的所見所聞，包括亞美尼亞、兩河流域、波斯、中亞、帕米爾高原、天山南北等地。
書中對西域各地的記載
“莎車王國和它的居民，進入了莎車王國的境內，全程約有五天的路程。居民中大部分是回教徒，一小部分是聶斯脫里派基督徒，向大汗稱臣納貢。該地物產富饒，生活富裕，盛產棉花。”
“和田大省，和田是它的首府。省名也叫和田。全省的距離有八天的路程，在大汗的版圖之內，人民信奉回教。省內有許多城鎮和要塞，和田是它的首府。省名也叫和田。這個地方物產豐饒，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非常充足。產品有棉花、亞麻、大麻、各種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經營農場、葡萄園以及各種花園。他們依靠商業和手工業維持生計，但都不是能征慣戰的戰士。”
第二卷
第二卷共82章，記載了中國元朝的情況，是一部元（1271~1368年）初社會的生動寫照，一部中世紀保存至今的第一手材料。游記詳細地記載了元朝初年的情況，包括政事、戰爭、宮廷秘聞，北京、太原市、杭州市、蘇州市、揚州市、開封市、成都市、昆明市、泉州市等歷史名城和巨大商埠的繁榮景況。書中還把中國的科學技術，育蠶治絲、制鹽造紙、使用貨幣、橋梁和宮殿建筑藝術、城市規劃、市政管理、社會救濟、植樹造林等方面的成就和經驗作了簡要的描繪。
書中對杭州的記載
“杭州主要街道的兩旁，矗立著高樓大廈，男人跟女人一樣，皮膚很細，外貌很瀟灑。不過女人尤其漂亮，眉清目秀，弱不勝衣。她們的服裝都很講究，衣服是綢緞做的，還佩戴著珠寶，這些珠寶價值連城。”“行在城（指杭州市）所供給之快樂，世界諸城無有及之者，人處其中自信為置身天堂。”
書中對蘇州市和吳州的記載
“蘇州城漂亮得驚人，方圓有三十二公里。居民生產大量的生絲制成的綢緞；不僅供給自己消費，使人人都穿上綢緞，而且還行銷其它市場。他們之中，有些人已成為富商大賈。這里人口眾多，稠密得令人吃驚。然而，民性善良怯懦。他們只從事工商業，在這方面，的確顯得相當能干。如果他們的勇敢和他們的機智一樣優越，那么，就憑他們眾多的人口，不僅可以征服全省，而且還可以放眼圖謀更遠的地方。”
第三卷
第三卷共42章，記載了中國鄰近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越南、緬甸、老撾、爪哇、蘇門答臘島、印度、斯里蘭卡以及印度洋沿岸及諸島嶼等國家的情況，此外還提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埃賽俄比亞）、桑給巴爾、馬達加斯加等。馬可·波羅對本卷提到的某些國家的描述，是從海道的歸途中短期取得的片斷印象，而對另一些國家因馬可·波羅本人從未去過，僅是憑傳聞敘述的。
書中對印度的記載
“印度一個國王“項上戴環，全飾寶石，如紅寶石、藍寶石、綠柱石，及其他寶石之類……胸前項下，懸一絲線，串大珠104顆與紅寶石數粒。……臂上亦帶三金環，全以重價珍珠寶石為飾；腿上，甚至腳趾亦然。因是國王所帶之黃金珍珠寶石價值連城。此事不足為異，蓋其所藏甚多，兼為國中之所出也。”
書中對日本的記載
日本“據有黃金，其數無限……君主有一大宮，其頂皆用精金為之……宮廷房室地鋪金磚，以代石板，一切窗桅亦用精金，由是此宮之富無限，言之無人能信。” 日本“亦饒有寶石珍珠，珠色如野薔薇，甚美而價甚巨，珠大而圓，與白珠之價等重。”
第四卷
第四卷共14章，記載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諸王之間的戰爭和俄羅斯的情況。本卷所述的事實并非馬可·波羅親身的經歷，而是他在中國期間聽到的傳聞的回憶。馬可·波羅最后概括了寫《游記》的目的是“為了人民能通過我們了解到世界上的許多事物”。
書中對俄羅斯的記載
“俄羅斯省幅員遼闊，分成許多地區，北方的疆界和以上敘述的黑暗地區接壤。它的居民是基督教徒。他們在教堂中的禮拜儀式，遵照希臘的教規。俄國出產大量的紫貂、貂、狐和其它這一類動物的毛皮。還盛產臘。俄國還有不少的礦山，從礦山中可以獲得大量的白銀。”
“西方韃靼人有一個國王，名叫蒙哥帖木兒，他把王位傳給青年武士禿剌不花（Tolobuga）。但是，有一個勢力非常強大的人名叫脫脫蒙哥（Totamangu），他得到另一個韃靼王名叫那海（Nogai）的幫助，殺死了禿剌不花。于是，脫脫蒙哥在那海的支持下，登上了國王的寶座。他在位不久就死了。脫脫（Toctai）是一個非常有才能和辦事精明謹慎的人，他被推選出來繼承了王位。”
作品特點
風格
《馬可·波羅游記》被認為是一部旅行紀實文學作品，但同時也融入了一定程度的虛構元素。全文不采用第一人稱，只有在偶然的情況下才流露出個人的語氣。其中偶爾也用第三人稱向讀者說明馬可·波羅見到某種事物或碰到某種遭遇，這使得此書具有”突出的非個性化“特征。其次，本書最初的原稿沒有明顯地分成詳細的章節，只是大略可分兩部，第一部敘述個人歷史；第二部篇章甚多，長短不一，記述各地情形。這與現行的多種文本是有差異。
例如，書中對哈刺章省的邊遠地區“巨蛇”的描繪，“這里還產蛇和巨蛇（鱷魚）。這種巨蛇有10步長，身圍有10掌尺，前面接近頭部的地方，有兩只短腿，有三個爪子，眼睛比四個便士的硬幣還大，閃閃發光。兩顎很寬，足可吞下一個人。”這種被大肆渲染的巨蛇就是鱷魚。
還有部分一定程度虛構的元素，如“男子有坐月子的習俗。孕婦一經分娩，就馬上起床，把嬰孩洗干凈包好后交給她的丈夫，丈夫立即躺在床上，扮演起“母親”的角色去護理嬰兒，一共要持續40天。這期間，親朋好友都向他道喜，而他的妻子則在一旁默默料理家務，侍候丈夫的起居。”
語言
《馬可·波羅游記》首版在1298年問世，原稿已佚，史學界普遍認為該書最初著成時的語言——是在中世紀的亞平寧半島的城市中常用的法語或一種變體法語。這種變體法語是流行于意大利的文學語言，被稱作“法意混合語或法威（尼斯）語”。此種語言也是當時流行于西方的騎士文學所用的主要語言，但是其中夾雜有其他語言。
例如，在“孛兒只斤·旭烈兀對他部屬的演講”這一節中，當旭烈兀確知孛兒只斤·別兒哥帶領了這樣龐大的軍隊前來時，他召集他的全軍將領們，并且對他們講了以下的話，“公正的兄弟們，兒子們和朋友們。他說：“你們知道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經十分賞識和幫助你們，在許多次的戰斗中，你們一向幫助我取勝。”
手法
《馬可·波羅游記》采用了敘事文的特點。作者運用生動的語言和豐富的細節，通過描述人物、情節和環境，使讀者能夠形象地感受到他所見所聞的場景。作者還善于運用對比、夸張等手法，使作品更加生動有趣，增強了讀者的閱讀體驗。例如，書中征戰的內容，如“君等應知一韃靼君主之作戰，若率萬騎，則命一人長十人，一人長百人，一人長千人，一人長萬人，俾其本人只將十人，而彼十人亦各將十人，以次類推。”
版本與譯本
《馬可·波羅游記》的原稿是用中古法-意混合語寫成的，原稿已佚，后經不斷傳抄、刊行。現有抄本、刊本兩大類：抄本約140多種，刊本約120多種。最早的抄本是西班牙托萊多教會圖書館所存塞拉達（Zelada）拉丁文抄本，然后是巴黎國立圖書館所存B.N.fr.1116抄本的文字最接近原稿；最早的刊本是1477年在紐倫堡出版的德語譯本；然后是1938年出版的保羅·伯希和（P.Pelliot）與英國東方學家穆勒（A.C. Moule）合訂英譯本是較為流行的版本。
版本系統
《馬可·波羅游記》在流傳中產生了許多內容各異的抄本和譯本，所有的各種版本大致可劃分為兩個系統，即A系統和B系統。A系統的文本很多，主要版本有F本、FG本、P本。B系統版本很少，重要的是，此類版本包含了一些A系統所沒有的內容。此系統版本中稿本代表Z本和R本。兩個系統的版本在中國都有流傳 ，魏易、張星烺、馮承鈞、李季等分別翻譯了各種版本的游記。
A系統版本
F本（地理學會本）
目前被公認為最早、最接近原本的稿本，即弗斯考羅·貝納德托（Foscolos Benadetto）文本，是在14世紀抄寫于意大利。此抄本所用語言是最接近原稿的，但內容有所刪略。其行文載體是一種與中世紀法語相近的語言，或稱之為中古法意混合語，這是游記原書所用語言。此版本不分卷，共232章，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述馬可·波羅的個人生平；第二部分篇幅甚長，各章長短不一，分別論述各地情形。該抄本于1824年由法國地球科學會作為《旅行記與回憶錄文集》之第一集刊印出版，因此F本又常被稱為“地理學會本”。
P本
P本是圣多明尼克會碩士、編年史專家弗朗西斯科·庇庇諾受教會命令所譯的拉丁語文本。其目的在于”激發宗教的熱忱和促進傳教的工作“，因此庇庇諾刪去了一些他認為違背基督教教義的內容，使之適應于宣揚基督雅威的偉大的宗教使命。此版本的內容大致分為三個部分，改變了游記的最初布局。全書有366條注釋，其中大部分是對地名或特產的簡單注釋。1485年，庇庇諾本首次刊行于比利時的皇家安特衛普足球俱樂部。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所閱讀和攜帶的就是此版本。
FG本
FG本，F是指抄本原文為宮廷法文，G是它的現代法語譯著者讓·格羅姆·頗節（Jean Pierre Guillome Pauthier）名字中的Guillome的第一個字母。此抄本與F本相近，但并非源于F本。1306年，法國國王腓力四世之弟沙爾勒·德·伐洛瓦伯爵（Charles
de Valois）派騎士蒂博·德·瑟波瓦（Thibaud de Cepoy）去君士坦丁堡，途中在威尼斯共和國遇到馬可·波羅。1307年8月，馬可·波羅送給他一部游記的抄本。以后此抄本輾轉傳抄，至今傳世的尚有五個寫本，分別收藏在巴黎、伯爾尼和牛津大學的圖書館和博物館。1865年，法國學者頗節匯校了這五種抄本，將其由中世紀宮廷法文譯成現代漢語，并利用東方史料進行注釋，他將全書內容分為四個部分，后世多遵循這一體例。頗節的譯注工作開創了近代馬可·波羅研究的先河。
英國學者亨利·玉爾（Henry Yule）對FG本的研究做出了更大的貢獻。他把頗節的法文譯成英文，并據F本和賴麥錫的R本予以補丁，再利用比頗節更為豐富的東方史料加以注釋。1903年，此書經法國漢學家亨利·考狄爾增補注釋后再版。1920年他又增加了一卷注釋和附錄。書中附有詳細的注釋和大量的插圖、地圖，至今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玉爾和考狄爾先后整理的這部著作，曾被譽為19世紀博學的不朽名著，成為馬可·波羅研究的基本文獻之一。
B系統版本
Z本（蔡拉達本）
蔡拉達是指這個抄本18世紀的擁有者紅衣大主教弗朗西斯科·蔡拉達。這個本子是1470年左右用拉丁語寫成的，后歸蔡拉達所有。“Z”即蔡拉達名字的第一個字母。“Z寫本”比老法文本及相似的各版本均好，它雖然將老法文版本刪節了三分之一，但是轉錄了三分之二。另外，還有兩百段為老法文版所無，這兩百段中有五分之三見之于賴麥錫本。本書翻譯時所依據的本子是美國人科姆諾夫（Komroff）編訂的英文本，該版本是依據賴麥錫本而來的，其中又把原來一些過長的篇章分成幾個短章。本書在翻譯時還借鑒了其它一些版本的內容，并依據有關史料對其中錯誤之處進行了校勘。
R本（改訂本）
R本是1559年刊行的意大利地理學家G.B.賴麥錫（Ramusio）文本，因此簡稱“R本”。此版本用意大利文譯成，收在賴麥錫主編的三卷本《航海與旅行》的第二卷中。這個刊本以與庇庇諾本相似的拉丁文本為基礎，并將之和一本現在已經佚失的手稿編在一起，其中包括來自一個現在已經埋沒的卻真實可靠的傳說。他還增加了一個前言，其中利用了威尼斯共和國的一些傳奇和閑談，如將波羅家族三人衣衫襤褸、身著蒙古服裝回到威尼斯家中的故事收入其中。此版本中的地名多經修改，還刪除了部分章節，其章、卷、分段也與其他版本有異，但同時增加了很多新的章節，有大量內容甚至是A系統版本中所沒有的。全書除譯文外，并有80多頁的序言，介紹馬克·波羅的生平、內容概要、譯文版本、原抄本語言等，并附有注釋和索引“，曾一度成為最具權威的英譯本。
各種譯本
合編本（百衲本）
在A、B兩系統版本也出現了合編本，即將二系統的版本融合于一部著作中。1938年，摩勒（A.C.Moule）和保羅·伯希和（P.Pelliot）在倫敦出版了《寰宇志》。它“是F本和其他一些版本段落的英文合編本，這些段落在F本中沒有卻散見于17世紀的其他一個或更多的版本中。”它以F本為底本，并將與F本不同或增多的文字或段落以斜體字方式填入正文，在左右兩側注出其版本簡稱。文前有詳盡的導言，書后有各種版本的目錄，稱得上是“一部百納本式的英譯本”。該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被眾多學者認為是“最全面、最具權威性的一部著作”。
漢文譯本
魏易譯本
1913年北京正蒙書局出版的《元代客卿馬哥博羅游記》，為中國第一部《馬可·波羅游記》的譯本。譯者為魏易，浙江杭縣人。此書是由梁啟超題箋，共分兩冊。魏易選擇的版本為“馬斯登本”，本身問題很多，也沒有其他版本的詳加勘校（只在個別地方參考了“地球科學本”），加之魏易是一位文學翻譯家，缺乏歷史學家的訓練與素養，難免有粗陋之處。該書引起較大反響，中國人第一次讀到這部“世界奇異之書”的全譯本。此后不少專家學者對馬可·波羅進行深入的研究。
張星烺譯本
張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知名專家，他在留學德國時就開始留心搜集《馬可·波羅游記》的各種版本。1903年，他選擇亨利·玉爾的英譯版本并開始將之翻譯成中文。“玉爾本”從內容上看最為廣博，考訂之精密，一度曾是標準版本。張星烺在翻譯的同時，還多處補其疏漏，增寫了“中國史書上之馬可·波羅”一章及“元代西北三藩源流略記”。此種譯本僅出版導言1冊，本書第1卷1冊，一直尚未續成全套。
1937年，張星烺新譯本與“合訂本”相比，增益較多，如中譯本333~336頁關于摩爾尼教的記載，是新增的特別重要的資料；與舊譯本相比，新譯本文體為白話文。舊譯本后附有長篇注釋，詳列各家考據學說，而新譯本僅為原文，只是在各地名后略為注釋今地。新譯本作為雅俗共賞的版本，主要面向一般民眾，與玉爾合訂本并行不悖。
馮承鈞譯本
馮承鈞翻譯的原本為“法國沙海昂（A.J.Hcharignon）所編訂，屬于古法文版本的系統，但增加了”R氏本“的若干篇章。馮承鈞譯著時，以其對中西交通的淵博知識，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刪節部分大約以第五十九章以后較多，僅第一卷就刪節約1/6左右。沙海昂編訂本原有珠玉沙礫雜陳之嫌，經過馮氏的努力，可以說已經消除。這是一種特別全備和審慎的漢譯版本。馮承鈞在譯著時放棄”馬哥孛羅“的舊譯，改為”馬可·波羅“，被人們沿用至今。
李季譯本
李季翻譯的是1932年“K氏本”的第九版，這個譯本的章節與“馬斯登本”已不大相同，許多過分長的章節各分成幾個短章，使之與“玉爾本”相符，可供讀者按圖索驥，查核玉爾和高第的詳盡注釋與考證。科曼洛夫幾乎將一切注釋盡行刪除；如對中國三四十個地名僅注出兩三個。李季在翻譯時補入一些注釋。
陳開俊等人譯本
1981年，陳開俊等人合譯的《馬可·波羅游記》為解放以來中國第一部漢譯本，引起了學術界極大關注。該書是根據美國作家曼紐爾·科姆羅夫的英譯本翻譯的。新譯者的扉頁上寫道：《馬可·波羅游記》是由馬可·波羅口述，魯斯蒂謙筆錄的，久己膾灸人口的名著。全書著重敘述了中國元代的初期，在政治、經濟、戰爭、文化及各地的民情風俗，凡是他的足跡所及，對上述情況都有或簡或詳的記載。它第一次向歐洲人介紹亞洲，特別是中國的情況，揭開了“東方之迷”。因此是一本學術性質很強、史料價值可貴的長篇游記文學。他們這次在翻譯過程中，作了一些新的考證和增補工作。
作品價值
歷史價值
《馬可·波羅游記》是西方東方文學中重要的歷史文獻，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馬可·波羅游記》是西方文獻中對蒙元帝國記載最為詳盡的歷史文獻，雖然不少地方有夸大之詞，但絕大多數的記載都可以在中國歷史文獻中得到證實。游記一書為中國學者提供了研究蒙元史的一手文獻，也為當時的歐洲展現了蒙古帝國的真實畫卷。書中記述了馬可·波羅在中國各地的見聞，記載了元朝初期的政事、交通、節日盛況等，尤其詳細描寫了元大都的情況，以及南京市、鎮江市、蘇杭等各大城市商埠的繁榮。這為研究元朝時期中國社會的情況提供了參考，無論是從經濟、政治、還是文化、科學藝術、外交等領域，讀者都可以了解到一些史料中所未記述到的內容。比如，《馬可·波羅游記》中多次提到紙幣這個問題， 還用一章專門介紹了元朝的紙幣，包括紙幣幣材、 造幣機構、制造工藝和形制、紙幣流通等。
思想價值
《馬可·波羅游記》所描述的亞洲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多樣性，為西方人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激發了他們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該書是西方知識體系中的一部分，為東西方之間的思想交流提供了一個重要渠道，為后來的學者、思想家和探險家們開辟了新的視野。
《馬可·波羅游記》的傳播和接受，成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社會集體想象物”。首先，游記一書拓寬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念，在中世紀時，意大利人的思想擺脫了歐洲的傳統觀念，轉向外部世界的發現；當時關于東方的游記基本都是意大利人所寫，馬可·波羅把歐洲人的視野拓展到大陸的最東端，遙遠而神秘。在14世紀，歐洲一些思想活躍的人開始按照游記提供的知識塑造世界觀。其次，《馬可·波羅游記》激發了歐洲人的世俗觀念，對財富的迷戀，對愛情的追求，這種情感滿足了個人的欲望。中世紀晚期出現的遼朝形象，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一種解放力量。游記一書成為意大利所夢幻新生活的象征，成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國。
《馬可·波羅游記》的傳播在中國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反思。人們對書中所述的亞洲奇聞異事、社會制度和文化習俗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并加以思考、比較和評價。這對于當時中國社會的開放、變革和自我認知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作品影響
促進經濟貿易
《馬可·波羅游記》推動了中西方之間的貿易活動，帶動了經濟效益，并促進了商業交流與合作，為擴大商業貿易提供了重要指南；同時加強了東西方國家之間的政治外交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和增進兩者之間的合作。書中詳細介紹了各種亞洲商品，如絲綢、香料、寶石、陶瓷等；以及對中國的商品生產、運輸和商業環境的細致觀察和描述，包括當時的貿易網絡、市場需求和商業機會，最后將這些信息傳遞到歐洲。該書激發了歐洲商人對亞洲商品的興趣，并促使他們向東方尋求更多的貿易機會。根據游記中的描述，馬可·波羅通過陸地和海上的旅行建立了一條連接東西方的商業路線。他的旅行經歷打破了一些貿易壁壘和物流難題，書中描述的陸上和海上航線成為后來的商人和探險家們所遵循的道路。
催生地理大發現
《馬可·波羅游記》創生了歐洲民眾心目中“物的帝國”想象，孕育了歐洲啟蒙思想的形成，刺激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擴張與貿易。該書在許多世紀中都是歐洲人了解亞洲（主要是中國）的主要依據之一，激發歐洲人向東方學習，為歐洲人開拓了知識領域和視野，對15世紀歐洲的航海事業起到了推動作用。1375年編繪的喀塔蘭州大學地圖，里面中亞和東亞部分就取材于此書。從15世紀起，意大利的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意大利語：Cristoforo 科倫坡）、葡萄牙的達·伽馬（葡萄牙語：Vasco da Gama）等眾多的航海家、旅行家讀了《馬可·波羅游記》以后受到鼓舞和啟示，燃起他們對于東方的向往和冒險遠航的熱情，紛紛東來尋訪中國。19世紀以來，通過各國學術界對游記一書的深入研究，為中世紀亞洲的地理、民族、風俗、物產，經濟、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多重價值的參考資料。
推動文化交流
《馬可·波羅游記》開啟了歐洲地中海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對話之門，是一部具有早期全球化意義的偉大杰作。書中傳播了民族文化，介紹了亞洲各國的宗教信仰、藝術和建筑等方面的特點，使得歐洲人能夠更好地了解亞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同時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相互了解與交流，為兩種文化之間的友好關系打下了基礎。同時《馬可·波羅游記》在形式上開創了旅行文學的新篇章，是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對于當代社會，深入研究《馬可·波羅游記》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響與價值，有助于促進世界文明的和平發展。
作品評價
美國社會學家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指出，“《馬可·波羅游記》不是一部單純的游記，而是啟蒙式作品，對于閉塞的歐洲人來說，無疑是振聾發聵，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于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的廣泛復興”。
意大利探險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意大利語：Cristoforo Colombo）聲稱，“馬可·波羅的書引起了我對東方神秘的向往，在我的航行中，很多次是按《馬可·波羅游記》里說的去做的。”
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學家賴麥錫（Ramusio）說，馬可·波羅在1299年寫完《馬可波羅·游記》，“幾個月后，這部書已在意大利境內隨處可見”。
中國歷史學家楊志玖認為：“馬可·波羅書中記載了大量的有關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情況，人物活動和風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國文獻中得到證實， 隨著研究的深入，還可繼續得到證實。 其中不免有夸大失實或錯誤等缺陷，但總體上可以說是基本屬實的。”
中國學者張西平在《<馬可波羅游記>與中國文化的西傳》中評價：“在中世紀的東方游記中沒有任何一本游記的影響能和《馬可·波羅游記》相媲美，這本游記對歐洲文化所產生的長遠和持久的影響，并且對歐洲人的東方觀所產生的無法 估量的重大作用。”
中國學者楊瑞剛在《品讀馬可·波羅游記》認為：“馬可·波羅及其游記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打開了中古時代歐洲人的地理視野，在他們面前展示了一片寬闊而富 饒的土地、國家和文明，引起了他們對于東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歐洲人沖了中世紀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
相關爭議
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
是否到過中國
持否定態度
1995年，時任大英圖書館藏書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英文名：Francis Wood 中文名：吳芳思）在其所著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中全盤否定馬可·波羅曾到過中國。他認為馬可·波羅的中國之行為虛構編造，他只去過黑海沿岸，關于中國的知識主要來自于道聽途說和波斯人的導游手冊。主要論據有四點。其一，在中國的文獻中找不到馬可·波羅；其二，《馬可·波羅游記》對襄陽市戰役等的記載不真實；其三，馬可·波羅久居中國卻不懂漢語，書中許多地名都用蒙古語、波斯語等；最后他沒有提及茶葉、漢字等中國特有的事物。在最新版的譯本中，她提出馬可·波羅未提及筷子這種對歐洲人而言非常神奇的東西，這是難以解釋的。
另外1966年德國學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國學者海格爾（John W.Haeger）、1982年，英國學者克雷格·克魯納斯（Craig Clunas）先后發表文章，對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持否定態度。
持肯定態度
英國的亨利·玉爾（Henry Yule）、法國的亨利·柯蒂埃（Henri Cordier）和漢學家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意大利的列奧納多·奧爾施基（Leonardo Orschki）、美國的柯立夫（F.W.Cleaves）等均承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大多數中國學者也承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并認為其書中的記載基本上是值得信賴的。其中，歷史學家楊志玖發現在《永樂大典》引錄的《站赤》一書里，發現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政府遣元魯得、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印度），去伊利汗國阿魯渾大王位下，為發給同行者分例口糧的公文記錄，當即聯系到《馬可·波羅游記》中有關阿魯渾王妃死后，派遣兀剌臺（Oulatai）、阿卜思哈（Apousca）、火者（Coja）三位使者到元朝請求賜婚，三使者奏請大汗邀馬可一家同行，護送弘吉剌·伯藍也怯赤（Cocachin）公主由海道至伊利汗的記載，發現兩書所記載三位使者的名字完全一致。同時，法國學者泊希和（P.Pelliot）也從伊利汗史家拉都丁（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al-Tawarikn）中，找到了三使臣護送闊闊真公主到達伊利汗的記錄。以上文言文、波斯文及歐洲文三種文字中見到相同記載，從而為《馬可·波羅游記》的真實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是否只來過中國北方
只去過北京
美國學者海格爾檢讀《馬可·波羅游記》一書，發現其中關于中國的記述有許多矛盾和可疑之處，他認為馬可·波羅只到過北京市（元代的汗八里即大都）一帶，其他記載都是在北京聽來的。在《馬可波羅在中國？從內證中看到的問題》，作了一番論證和解釋。首先，他指出《馬可·波羅游記》書中有許多可疑和難解之處，各種版本的分歧，人名、地名的難以對證，馬可·波羅本人看到的和傳聞的記載混淆不清，所述事跡與實際情況不符，旅游路線難以考訂清楚。進而指出，游記書中關于中國中部和南部的敘述，具有公式化、缺乏細節描繪的缺陷。如關于蘇州市的敘述，“以工商業為生“等，這些對于其他城市同樣適用。認定馬可·波羅的消息是來自第二手或是第三手而非親眼所見。
去過中國南方的城市
中國學者楊志玖認為，馬可·波羅去過中國南方多個城市。首先，馬可·波羅出使哈喇章（云南省），對云南的風土人情、人物和戰爭等情節描繪的詳細和確切來看，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單憑傳述是不可能寫的如此具體；其次，馬可·波羅伴送蒙古公主出使波斯，從北京直至泉州市，中間是有機會經過中國中部和南方一帶，對這些地方的敘述，應當是根據自己的見聞；最后，馬可·波羅出使印度，從印度回來，從泉州向北走，出使印度時，則從北京往南走，這也提供給他游歷中國南北各地的機會。
是否做過揚州總管
馬可·波羅講到揚州市說他“曾親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這城三年之久”。根據《元史·地理志》的記載，認為揚州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為行省，十四年（1277年）為路，推測馬可·波羅在這時為江淮行省或路的長官。頗節在為馬可·波羅書寫的緒言中，明確斷定馬可·波羅在1277年至1280年間，做揚州及其附屬的二十七個城池的長官（gouverneur）。沙海昂也認為馬可·波羅曾做過揚州“總管”。
玉爾認為在1276年至11277年間，馬可·波羅不過二十三歲，到中國才兩年，絕不可能做行省的長官。他進一步指出，馬可·波羅曾當過行省長官的印象，主要是由剌木學（Ramusio）譯本造成的，其中“代上述之一男爵”一語可能是譯者加的注釋。根據地學會本，他認為馬可·波羅可能做過揚州路的長官。
中國學者張星烺在《中國史書上之馬哥孛羅》長文中，認為馬可·波羅在揚州市做的官是淮東道宣慰使，他的論斷是在認定馬可·波羅就是《元史》上的樞密使孛羅的前提下提出的。
馬可·波羅是否在做過官，目前無史明證，有一版本還說他在揚州住過三年。學者認為他可能做過鹽務官，雖無確證，但可備一說。
是否懂漢語
懂漢語
法國學者頗節（G.Pauthier）在1865年刊行和注釋的《忽必烈樞密副使博羅本書》（Le Livre de Marco Polo）中首先認為，馬可·波羅所學會的四種語言是文言文、維吾爾文、八思巴蒙古文和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波斯文。
不懂漢語
《馬可·波羅游記》注釋家英國的玉爾和法國的柯蒂埃，對于馬可·波羅懂漢語一說持否定態度。原因有三，第一，馬可·波羅把蘇州解釋為“地”，把杭州市（行在）解釋為“天”，是對“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誤解；第二，漢語的書法很特殊，馬可·波羅卻一點沒提到；第三，馬可·波羅在書中提到許多地名，如Cathay（遼朝，即北中國）、Cambaluc（汗八里，即大都）等，都是蒙古、突厥或波斯語的稱呼。這些地名都有漢語，但馬可·波羅卻不用，說明他不懂漢語。
中國學者楊志玖認為，馬可·波羅不懂漢語，是和當時的社會情勢有關。元朝是蒙古貴族建立的朝代。雖然利用了一些漢族進行統治，但有任用不少色目人（西域人、回族）幫著治理國家，而這些人的地位遠在漢人之上。成吉思汗時曾借用維吾爾文拼寫蒙古語，孛兒只斤·忽必烈時用西藏自治區僧人八思巴造蒙古新字，政府詔令統用蒙古新字。因此漢語、文言文在當時的官場上并不是必要的。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時，江淮行省的官僚中竟無一人通文墨，蒙古族的漢文知識尚且如此，所以馬可·波羅不懂漢語是可以理解的。
《馬可·波羅游記》是否為偽書
第一點疑問，在中國史籍中沒有一件有關馬可·波羅的可供考證的材料。在馬可·波羅前后到達蒙古的西方傳教士、使臣、商人留有行紀的不下10人，但他們的名字和事跡卻極少見于漢文記載。其中孟帖·科兒維諾（John of Monte Corvino）留居大都三十余年，據說曾勸說汪古部長闊里吉思皈依天主教，但在中國史籍上毫無記載。因此在漢文史籍中找不到名字或事跡并不是鑒定某一物、著作真偽的唯一標準。而且在文言文的《永樂大典》中發現一段與馬可·波羅一家人離開中國有關的可供考證的資料。
第二點疑問，有些具有中國特色的事物在其書中未曾提到，如茶葉、漢字、印刷術等。馬可·波羅在書中確有許多沒有提到的中國事物，但是，這些事物在元代其他來華的西方人的記載中也同樣未提到。魯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k）曾提到契丹人（中國人）的書寫方法，他還提到藏族、唐兀人和畏吾兒人的書寫方法，因為他是頗有學識的傳教士，對各國文字有興趣；馬可·波羅則是商人的兒子，文化水平有限，他的興趣主要在工商業和各地奇風異俗方面，對文化事業則不予關注。
第三點疑問，書中有些記載夸大失實或錯誤，如冒充獻炮攻襄陽市、蒙古王宗譜系等。馬可·波羅把蒙古攻取襄陽歸功于他們一家的獻炮顯然是錯誤的，但蒙古用炮攻破襄陽的事實確實存在，馬可·波羅當然是在中國聽到的，而且可能是在襄陽聽到的，這就可以作為他們到過中國的證據。至于蒙古王室譜系的錯誤，主要在他敘述成吉思汗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前的幾位皇帝的名字和次序上。這些皇帝都已死去，馬可·波羅聽到的只是傳聞，因而發生錯誤事可以理解的。
第四點疑問，游記一書是抄自波斯文的《導游手冊》。在1829年德國的徐爾曼（K.D.Hullmdnn）提出，馬可·波羅所記的關于蒙古帝國的情況是從曾到該國的商人們那里聽來的，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賽俄比亞的消息則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國的福赫伯認為，馬可·波羅所記中國數章是取自他處，也許是波斯文資料；在1982年英國的克魯納斯發揮福赫伯的話題，認為慕尼黑大學的赫伯特·弗蘭克提出，馬可·波羅可能看過“某種波斯的《導游手冊》”，有可能有些現在已經失傳的導游手冊的內容加上道聽途說，便成了他游記的基礎。可見，所謂的波斯《導游手冊》，是最后這位學者從前人的“推測”中加工而成的。他們連一個實例也沒有舉出。
漏載的內容
馬可·波羅講到福建刺桐（泉州市）附近有一名Tingiu城出產一種碧藍色（azure）瓷器，遠銷世界各處。說明《馬可·波羅游記》中已經提及中國的瓷器。
伍德認為馬可·波羅提到紙幣，但未提到印刷術；又說，馬可·波羅講到在杭州市的風俗時，提到人死后其親屬用紙制人、馬、駱駝、奴婢的像和紙幣等焚燒以殉，但未說明這些是印刷品；馬可·波羅所經城市如福建省為印書中心，杭州有書商聚集的橘園亭等，馬可·波羅均為提及。因為馬可·波羅是一名商人，習慣于注意商品情況如珍貴產品及貨幣價值等，與作為傳教士魯布魯克的觀察重點不同。當時歐洲還沒有印刷術和印刷品，怎么要求他說出印刷術的名稱呢。
意大利學者奧爾施基對馬可·波羅不識漢字的解釋是，像馬可·波羅這樣缺乏文學的或精神方面創造力的外國人，很難接近或接受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當時在各官府中一般設置翻譯人員，有譯史，從事筆譯，有蒙古譯史和回族譯史（為西域人翻譯）；有通事，從事口譯，蒙古語稱怯里馬赤。因此，不同漢語或文言文并不妨礙馬可·波羅在中國從事各種活動。
伍德認為馬可·波羅在中國呆了十七年，在游記書中并沒有提及茶葉，杭州街市中茶館很多，他們一家應該光顧品嘗，即使不去也不應毫不提及。學者傅海波認為，這可能是因為馬可·波羅不愛喝茶或蒙古族沒有招待過他茶。奧勒斯吉認為，馬可·波羅對他本國人不了解和不賞識的事物就不愿談，這可以解釋他未提茶的原因。當時蒙古人和其他西域人也不大喝茶，馬可·波羅多半和這些人來往，很少接觸漢族，因而不提中國人的飲茶習慣。
伍德在書中專辟一章，名為《他漏掉了長城》，這以遺漏看起來很糟糕，但值得爭論的問題是，長城在13世紀時什么樣子以及當時它是否存在”。她指出，現在所見的長城是明朝開始用磚石建造的，而以前的長城則是用黃土所筑成的，不過，經過搗碎夯實的加工仍很堅固，至今仍有遺跡。他又為此事辯護，認為這是由于馬可·波羅回國后，未能及時把其旅行情況向人宣布，待以后離開故鄉時，才從過去零散的記錄中口述于人，因而出現了編輯上的錯誤。他又從威尼斯道奇（Doge）圖書館引用了一段關于馬可·波羅到中國的路線，抵達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后，他折向東南，過印度的恒河至孟加拉，沿西藏山區至中國的陜西省、山西省最后到達大都，而無需穿越長城。
關于長城，中國的歷史記載很多，在秦始皇修筑萬里長城以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各國已在其境內修筑城墻以防外敵。秦朝以后，除唐、北宋、遼和元朝以外，歷代都有修筑。伍德所引斯湯頓《記事》中提到馬可·波羅到中國時長城尚未存在，他心目中的長城是明代修建的，元朝時當然不會有。
亨利·玉爾對馬可·波羅未提及長城的解釋。在《導言》中，他說“書中未提及長城，但吾人有理由相信，當馬可·波羅在他口述某一章時，他心中所指，定是長城。”他指出《馬可·波羅游記》一書的上卷第59章《天德省及長老約翰的后裔》所述該地“即吾人所稱之葛格（Gog）與馬葛格（Magog），而彼等則稱為汪古（Ung）與蒙古（Mungul），即傳亞歷山大帝所筑的壁壘，此處則指中國北邊的長城。
參考資料 >
Marco Polo et le Livre des merveilles.中國國家圖書館.2023-11-16
陳得芝 | 二十世紀各國蒙元史研究匯總.東亞文史研究動態網.2024-01-24
【李影影】《馬可·波羅游記》:物的跨文化想象與啟蒙.民族藝術雜志社.2024-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