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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梅洛-龐蒂（法語：Maurice Merleau-Ponty，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是法國現象學哲學家、存在主義哲學家、美學理論家、文學評論家，他被稱為“法國最偉大的現象學家”“無可爭議的一代哲學宗師”。

1908年3月14日，梅洛-龐蒂出生于法國西南部羅舍福爾一個天主教徒家庭，1926年考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并于之后擔任教職。他曾于1939年到1940年期間服兵役，任陸軍少尉。1941年，他與在巴斯德中學任教的薩特等人創立了名為“社會主義與自由”的抵抗運動組織。1945年，梅洛-龐蒂與薩特、西蒙·德·波伏娃等人共同創辦了《現代》雜志，梅洛-龐蒂也在同年開始其大學教師生涯。1950年1月，他和薩特一起揭發蘇聯設置集中營，6月，因對朝鮮戰爭爆發后的局勢看法不同，他和薩特產生政治立場上的分歧。1952年，梅洛-龐蒂獲法蘭西學院哲學教授席位。1961年5月3日，梅洛-龐蒂猝死在書桌旁，享年53歲。

梅洛-龐蒂最為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克服勒內·笛卡爾的二元論，對此他創立了“身體-主體”（body-subject）概念作為克服笛卡爾身心二元論的解法。通過這一概念，他把心靈的根源放在了身體和世界之中，并提出“知覺世界”這一身體以外的空間拓展概念。通過對身體與主體間的可逆關系的考察，他還提出了“可逆性”這一概念用來克服傳統哲學的二元對立。梅洛-龐蒂與胡塞爾一樣認可知覺的首要性地位，并在胡塞爾的“知覺”概念之外引入了“肉身性”這一概念，他還在辯證法的領域中提出了“超辯證法”這一新概念。

梅洛-龐蒂在存在主義盛行年代與薩特齊名，他的《知覺現象學》和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一起被視作法國現象學運動的奠基之作。梅洛-龐蒂的努力在現象學事業上并沒有產生完全積極的效果，但卻真正地推動了結構主義的歷史進程。多斯評價梅洛-龐蒂：“對于整整一代哲學家來說，梅洛-龐蒂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他把他們從沉睡中喚醒，令他們面對新的問題，雖然他們最終紛紛放棄哲學，成了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精神分析學家。”

主要生平

學生時代

莫里斯·梅洛-龐蒂于1908年3月14日出生在法國西南部羅舍福爾的一個天主教家庭，祖父是醫生，父親則是一位軍官。在他三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他和母親、哥哥、妹妹生活在一起，在一個封閉的親密氛圍中長大。

梅洛-龐蒂于1919年就讀于勒阿弗爾中學，這也是薩特11年后任教的同一所中學。梅洛-龐蒂于1923年轉學巴黎路易·勒格朗中學，1926年進入法國著名的巴黎高等師范學院。這是他的哲學生涯的真正開始。當被問及是如何進入到哲學生活中的時，梅洛-龐蒂這樣說道：“至于傳記問題，我這樣回答：在我進入哲學班的時候，我已經明白我想要從事的是哲學。因此，我從未有過最低程度的懷疑。”他晚薩特兩年入高師，不過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卻只晚了一年。薩特考了兩次才通過，他卻是一蹴而就：他于1930年獲得學士，同年7月獲得中學哲學教師資格證書。

梅洛-龐蒂的大學時期，法國對德國現象學的繼承與研究已經初具規模。1929年，梅洛-龐蒂在索邦大學笛卡爾圓形教室聽過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的講座，但沒有立即認可現象學這一影響著整個人文哲學甚至是人文科學概論的新思潮。該講座由伊曼努爾·列維納斯和一位同事于1931年翻譯成法文出版，名為《笛卡爾式的沉思》（德文版作了修訂，遲至1950年才出版，而根據這個德文版翻譯的另一個法文版本《笛卡爾式的沉思與巴黎演講》于1991年由法蘭西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大學及教學實習期間，梅洛-龐蒂與年齡稍長的薩特、尼贊（1905-1940）、雷蒙·阿隆（1905-1983），讓·伊波利特（1907-1968），與自己同齡的西蒙·德·波伏娃（1908—1986）、列維-斯特勞斯（1908）等人初步相識，不過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在服兵役約一年以后，梅洛-龐蒂開始到中學任教，先后在多所公立高中教書。在波維和夏特爾等地任教期間（1931-1935），他開始接觸胡寨爾的一些著作，開始透過文本來把握后者的思想，這也是梅洛-龐蒂的現象學起點。他于1933年以《關于知覺本質的研究計劃》向國家科學資金管理處申請資助，在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進修了一年，第二年又以《知覺的本質》申請延長資助，但沒有獲得批準。

擔任教職

梅洛-龐蒂于1935年回到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擔任了4年的輔導教師（1935-1939）。在回到巴黎的最初一段時間里，梅洛-龐蒂和雅各·拉岡（1901-1981）、喬治·巴代伊（1897-1962）等人是科熱夫（1902—1968）講授的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忠實聽眾，并深受其影響，辯證思維也因此成為了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此期間，梅洛-龐蒂開始向一些學術刊物如《理性主義》、《心理學雜志》等投稿，主要是一些書評。他最早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是他在1935年為德國著名現象學家舍勒（1874-1928）的《基督教與怨恨》寫的書評，他尤其關注舍勒對于情感意向性與純粹意識意向性的區分。1936年發表了對馬塞爾的《存在與擁有》一書的評論，關注該書對肉身化主體、活的身體的分析。同年還發表了有關薩特的《論想像》一書的評論，看到了薩特在這一問題上對于現象學的獨特貢獻。這些書評涉及的相關哲學家及其作品對于他日后提出自已的身體現象學思想至關重要。

創作開端

梅洛-龐蒂于1938年完成其第一部專著《行為的結構》，該書四年后在法蘭西大學出版社發表（1942）。這本著作與他廣泛接觸行為主義、動物心理學、格式塔心理學、兒童心理學有關，現象學開始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似乎還沒有占據主導地位。從附錄中可以看出，他主要參考的是考夫卡等格式塔心理學家的著作，當然也引用了胡塞爾和舍勒的一些東西。胡塞爾于1938年去世，梅洛-龐蒂在1939年閱讀到了《國際哲學雜志》悼念胡塞爾的專輯，并開始了解到《歐洲科學的危機和先驗現象學》要傳達的關于生活世界的理論。同年3月，他花了六天時間到盧汶的胡塞爾檔案館查閱其未刊稿，并第一次見到了胡塞爾的最后一位助手芬克。

這些未刊稿，尤其是《觀念二》《觀念三》對他的影響非常大，這在許多作品中都反映出來，他從中發掘出了胡塞爾哲學中的許多“非思”因素。這些方面不乏他對胡塞爾著作的創造性解讀或誤讀。

創辦《現代》雜志

梅格-龐蒂于1939年9月—1940年9月再度服兵役，任陸軍少尉。退役后，他在巴黎的加爾諾中學任哲學教師。1941年，他與在巴斯德中學任教的薩特等人創立了名為“社會主義與自由”的抵抗運動組織，主要工作是辦一份同名的刊物。梅洛-龐蒂后來回憶說，這個名稱是薩特提出來的。盡管薩特在這一時期離馬克思主義相當遠，但他堅持這一事實：社會主義應該絕對地與自由相容。因為法國共產黨不愿與該組織接觸，由于其成員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知識分子，該組織不久就宣布解散了。梅洛-龐蒂在1942年曾參與胡塞爾手稿轉移到巴黎保管的計劃。他1944年在孔多塞中學負責高師考前輔導班。1945年，他出版了代表性著作《知覺現象學》，同年7月將《知覺現象學》作為主論文、《行為的結構》作為副論文提交答辯，通過答辯并獲得博士學位。

也是在1945年，梅洛-龐蒂與薩特、西蒙·德·波伏娃等人共同創辦了《現代》雜志。梅洛-龐蒂也在同年開始其大學教師生涯，按部就班地走向最高學術殿堂。1945-1948年期間，梅洛-龐蒂任教于里昂大學。1945年起任講師，1947年兼任高等師范學校講師。1947年，他在法國哲學學會發表了題為《知覺的首要性及其哲學結論》的演講，并于同年出版了《人道主義與恐怖》。后者是他在《現代》雜志上發表的論文的匯集，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問題、人學問題等，它在蘇聯問題上保持一種含混姿態：既批判極權主義，又批判西方的自由主義，同時對蘇聯的許多做法（諸如對尼古拉·布哈林的審判）表示同情。薩特正是在梅洛-龐蒂的這些文章影響下逐步走向馬克思主義的。

1948年，梅洛-龐蒂出版了論文集《意義與無意義》，同樣是《現代》雜志上的論文匯集，涉及到哲學與藝術的關系問題、社會歷史問題等。他于這一年升任教授，并成為旨在把非共產主義覺系統的左派聯合起來的“革命民主聯盟”的發起人之一。1949-1952年，梅洛-龐蒂任索邦大學主講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的教授。

晚年經歷

1950年1月，他和薩特一起揭發蘇聯設置集中營，6月，因對朝鮮戰爭爆發后的局勢看法不同，他和薩特發生了重大分歧。這個時期，薩特一改往常與共產黨保持的距離，開始靠近共產黨，而梅洛-龐蒂在政治上開始保持沉默，并因此成為黨內知識分子攻擊的首要目標。他于1951年在第一屆國際現象學會議上作了題為《論語言現象學》的報告，開始撰寫未能完稿或者干脆就是放棄洪汛濤《世界的散文》，后者源于他對薩特的《什么是文學》（最初于1947年發表于《現代》雜志第17—22期）的回應。針對薩特嚴格地區分散文和詩歌，并且要求文學介入社會和政治的立場，梅洛-龐蒂認為偉大的散文也是詩歌，語言并不是透明的工具。

梅洛-龐蒂從1952年起任法蘭西學院教授，繼任拉威勒的教席，這一教席的前任是勒·魯瓦，勒·魯瓦的前任則是著名哲學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梅洛-龐蒂看中柏格森的哲學，并且在身體問題和存在問題上明顯受到他的影響。1953年1月15日，他在法蘭西學院發表就職演講，薩特前往旁聽。該演講名日《哲學贊詞》，亦名《哲學之肉》，堅持哲學家在不脫離自己的處境的同時，保持與現實的適度距離。梅洛-龐蒂在法蘭西學院的講課最初圍繞語言、歷史問題展開，后來則轉向自然和本體論問題。這些探討的確越來越走向純粹學術，因此與薩特的“存在主義即人道主義”的口號和通過社會運動的方式宣傳存在主義的理念格格不入。

圍繞薩特1952年發表在《現代》雜志（第81、84、85期）上的《共產主義者與和平》，梅洛-龐蒂的學生和追隨者、該刊重要編輯勒福爾（1924-）在第89期發表了《馬克思主義與薩特》的論戰文章，薩特則在同一期上發表了《回應勒福爾》。薩特重新支配《現代》雜志，并否決了梅洛-龐蒂提出的在該刊上發表論戰文章的要求。到同年5月份，兩人最終決裂，梅洛-龐蒂辭去《現代》雜志編輯職務，勘福爾也在此前離開了。梅洛-龐蒂于1955年出版了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作《辯證法的歷險》，借助于盧卡奇及其老師馬克斯·韋伯關于合理性的思想來探討社會歷史問題，并指責薩特是“極端布爾什維克主義”。西蒙·德·波伏娃在《現代》雜志上以《梅洛-龐蒂與冒牌的薩特主義》進行激烈的反批評。此后，兩位法國現象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幾乎形同路人，只是在個別場合偶爾見上一面。1959年，梅洛-龐蒂參與創立統一社會黨，開始撰寫《可見者與不可見者》。這本以本體論為目標的著作未能完成，和《世界的散文》一樣，最終由他的文稿執行人勒福爾整理出版。他在1960年出版了論文集《符號》，由后期的哲學論文與政治時評構成。1961年1月，他的《眼與心》發表于《法蘭西藝術》雜志，同年5月3日，他因病逝世于巴黎家中，當時正在準備第二天的課程。《現代》雜志隨后以184和185合卷的方式刊登了“梅洛-龐蒂紀念專集”，收錄了他本人的《眼與心》和薩特回顧性的動情之作《梅洛-龐蒂永生》等。

主要思想

知覺的首要性

分析行為概念

在《行為的結構》里，梅洛-龐蒂認為為了理解意識與自然的關系，必須從分析行為概念入手。行為的概念相對于“心靈的”和“生理的”這兩個對立的古典概念來說是中性的，因而有可能重新闡釋靈魂與肉體的關系并且進一步解決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機械論與生機論和目的論、因果決定論與自由之間的古老的對立提供一條新的思路。

在《行為的結構》中，梅洛-龐蒂批評了伊萬·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指出后者的錯誤在于把行為看做世界各種事物和關系中的一個物。梅洛-龐蒂認為，行為既不是一個物也不是一個純意識，它對知覺經驗顯現為一個形式或結構。繼而，他分析、批評了約翰·華生的行為主義心理學，指責后者取消心靈和意識領域，將人的行為還原為一對一的刺激-反應的機械因果關系，而人的身體則變成了僅僅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的被動對象。對此，梅洛-龐蒂指出身體是一個能動的主體，它通過知覺將它周圍的世界組織起來并且賦予世界以意義。

他反對把心靈領域還原為生理領域甚至物理領域，反對用低級的東西解釋高級的東西，也反對用高級的東西解釋低級的東西。他認為這三個領域應該作為三種類型的結構而整合起來并且通過不同的中介而實現相互過渡。低級結構作為高級結構的基礎，而高級結構則是低級結構的重新構成，他相信這樣一種結構的哲學能夠超越唯物論與生機論、唯心論的二律背反。據此他認為，在行為的結構中，環境與行動之間的關系不是原因和結果的機械決定關系，而是一種有意義的辯證關系：環境只是行為的誘因而不是原因，行為對于外界環境的反應必須通過生理和心理的中介，并且取決于行賦予環境的意義。在該書的結尾，梅洛-龐蒂斷言：“如果人們通過知覺理解了使我們認識種種存在的行為，那么人們剛才接觸到的一切問題都可以歸結為知覺的問題。”這樣，《行為的結構》預告了梅洛-龐蒂的第二部著作《知覺現象學》的誕生，《行為的結構》也被視為開創了法國結構主義的先河。

知覺現象學

梅洛-龐蒂認為，哲學的功能就是引導人重新學習正確地看世界，而“哲學家的絕對知識就是知覺”。在他看來，知覺是第一性的，而“被知覺的世界”不僅是一切科學知識的基礎，而且“永遠是一切合理性、一切價值和一切存在的預設基礎”。因此，對知覺的描述就成了梅洛-龐蒂哲學思想的核心。

在《知覺現象學》的“前言”中，梅洛-龐蒂通過對現象學的幾個重要主題的討論闡發了他自己所理解的現象學，并且勾勒出他的知覺現象學的基本思路。首先他指出，胡塞爾的現象學自身包含著兩種矛盾的傾向：一方面現象學是對本質的研究，認為一切問題都要回到對本質的定義；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把本質重新放回存在中去的哲學，并認為只有從其“事實性（facticite）”出發才能理解人和世界；它是一種把自然態度的肯定懸擱起來的先驗哲學，又認為世界作為一種不可剝奪的在場在反思之前“已經在那里”了，要努力重新發現這種與世界的樸素接觸并確立這種接觸的哲學地位；它既是一種要使哲學成為“嚴密科學”的雄心，又是對“被親歷”的空間、時間和世界的領會；它只是對經驗如其所是地進行直接描述，而不考慮其心理起源和因果解釋，但胡塞爾在其最后的著作中又提到“發生的現象學”。鑒于這種自相矛盾的現狀，梅洛-龐蒂認為現象學還不是一種業已完成的哲學體系，它仍然是一種尚未定型的哲學運動。因此拘泥于引證前人的成說并沒有多大意義，他的意圖是要通過自己的研究把這個現象學加以確定和具體化，并在自己的思想中發現現象學這些矛盾傾向的統一和它的真實意義。

回到事情本身

在梅洛-龐蒂看來，胡塞爾的著名口號“回到事情本身”的真正含義“就是回到這個認識之前的而認識總是談起的世界，對于這個世界來說，任何科學的規定性都是抽象的、符號的和從屬的，就像地理學對于風景的關系那樣，人們首先是從風景那里得知什么是一片樹林、一片草原或一條河流的”。這是一個被人所知覺和親歷的原初世界，全部科學都建立在這個世界之上。如果沒有從人的觀點出發對于這個世界的經驗，科學的符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因科學只是對這種經驗的第二性的表述和對這個原初世界的一種規定或解釋。對于這樣一個先于分析與科學的知覺世界，人既不能用反思分析的方法也不能用科學解釋的方法，而只能用純粹描述的方法去把握。梅洛-龐蒂指出，知覺不是一種關于世界的科學，不是一個行動，也不是有意地采取一個立場，它是使一切行動凸顯出來的背景和預設的前提。世界也不是一個人掌握了其構成規律的對象，而是人的一切思想和知覺的自然環境和場所，它在人對它進行分析和解釋之前早已存在了。而人在世界中存在，人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認識自己。

重新解讀知覺

在梅洛-龐蒂看來，現象學的意向性公式 “任何意識都是對于某物的意識”的真正含義，就是承認意識本身是對世界的謀劃，它注定要存在于這個它既不包括又不占有的世界上，并不斷地投向這個世界。

因此，意向性就是意識對世界的一種意義關系。由于對象的不同，現象學的“理解 ”方法就必然與古典的“智識”方法有所不同。智識僅限于認識“真正而不變的自然”，而理解則要重新把握總體的意向。面對一個被知覺的物、一個歷史事件或一種理論，表象只能看到一些屬性、遺跡和觀念，而理解則能把握它們獨特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方式既體現在物的屬性中，也體現在一次革命的一切事實中或一個哲學家的一切思想中。

因此，梅洛-龐蒂認為，應該在每一種文明中重新發現那種涉及他人、自然、時間和死亡的獨特的行為模式，這不是物理-數學類型的規律，而是形成世界的某種方式和一些歷史的維度。由于與這些維度的關系，人們的任何一句話、一個姿態，即使是習慣性的和漫不經心的，都有了一種意義，因為它們都是對處境表明了某種態度或采取了某種立場。梅洛-龐蒂在此說了一句名言： “因為我們存在于世界上，所以我們被判定具有意義（sens）。”

既然任何東西都有一個意義，那么應該同時從經濟、政治、宗教、意識形態以及作者的心理和生活事件等一切觀點出發去理解一個歷史事件或某個作家的一種理論，并且.在一切關系下面重新發現同樣的存在結構，在歷史的深處達到存在意義的核心，這樣的理解才是總體的理解。只要不把這些不同觀點孤立起來，它們就都是真的。“正如馬克思所說，歷史不是用頭在地上走路，這是真的。但同樣真實的是，歷史也不用它的腳來思想。或者不如說，我們所要關心的既不是它的‘頭’，也不是它的‘腳’，而是它的全身。”

最后，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前言”中總結道：“現象學最重要的收獲，無疑是把極端的主觀主義和極端的客觀主義在其世界概念或合理性概念中結合起來了。”在他看來，現象學的世界不同于世界本身，它不是純存在，而是意義，它通過我的種種經驗的相交并通過我的經驗與他人經驗的交疊而顯露出來。因此，作為意義的世界是與主體性和相互主體性不可分離的。正是這兩種主體性一方面在我現在的經驗中重新把握我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面在我的經驗中重新把握他人的經驗，從而創造了意義世界中各種因素的統一。而且，現象學的世界不是一個預先的存在的顯露，而是存在的奠定；哲學也不是一個預先的真理的反映，而是像藝術那樣是一個真理的實現。因為唯一預先存在的邏各斯（理性）就是世界本身，而哲學使它過渡到明顯的存在。梅洛-龐蒂重申，哲學家的任務就是去思考世界、他人和自我，并構思他（它）們之間的關系，全部《知覺現象學》正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論述的。

有利于世界的偏見

在對知覺進行現象學的考察之前，梅洛-龐蒂首先在“導言”中批判地審查了有關知覺的幾個古典的概念和假定，指出由于其錯誤偏見，它們不僅不能說明反而遮蔽了知覺經驗的真實性質，由此表明必須回到作為活生生的經驗的知覺現象的必要性。

某些古典哲學家把知覺分析為一些感覺，感覺是主體受到刺激后在主體內部產生的孤立的內在狀態即“印象”，這些感覺的總和則構成知覺。梅洛-龐蒂指出，古典哲學設想的這種孤立的感覺被剝奪了一切聯系和意義，因而與人的親身經驗格格不入。因即使是最初步的經驗也都是具有意義的，而且最簡單的感覺所與也有一種“形象-背景”的結構。正如許多零相加仍然等于零一樣，許多沒有意義的感覺要素相加仍然不能產生一個有意義的知覺整體。為了擺脫這種困境，另一些人拋棄了這種把感覺看做主觀印象的概念，而把感覺看做可感對象的屬性。比如紅不是一種主觀感覺，而是在感知者之外的對象的紅色屬性。

梅洛-龐蒂認為，這樣做的結果只是從極端的主觀性和非決定性跳到了極端的客觀性和決定性，陷人一種“有利于客觀世界的偏見”。其錯誤在于把世界看做一個“自在”，其中任何東西都是孤立的和被決定的。而根據一種與此相關的心理學的“恒定假設”，知覺則被還原為一對一的因果決定的過程，在其中相同的刺激恒定地產生相同的感覺。為了駁斥這些錯誤，梅洛-龐蒂舉了幾個心理學實驗的例子。同一強度的聲音在不同環境下會被知覺為不同的音高，客觀上長度相等的直線在知覺中卻是不相等的，紅色與綠色混在一起則被知覺為灰色，等等。這些例子證明被知覺的東西具有模棱兩可性并且屬于一定的知覺領域（champ）或前后關系（contexte），而并不是由客觀外界的刺激直接決定的。因此他認為，必須放棄把知覺分解為一些感覺的做法，并把對自在的外部世界的信仰懸擱起來，了理解知覺的真實含義，必須回到前客觀的現象領域。

現象的領域

與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不同，梅洛-龐蒂所理解的現象學并不研究一種預先存在的理性的實現或一個世界的可能性條件，而只研究存在對意識的顯現。這個顯現的領域被梅洛-龐蒂稱“現象的領域”。它并不是一個像奇觀那樣展現在一個沒有肉體的心靈面前的客觀世界，而是由一個具有肉體和獨特觀點并且被其具體處境制約的主體所知覺的模棱兩可的領域。對這個領域的現象學反思將使人們重新發現人類的知覺經驗的本性和世界對人類的原初意義，并且恢復對相互主體性的親歷的經驗。梅洛-龐蒂指出，一方面由于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海森伯格的不確定性原理的提出，古典理論關于決定性的客觀世界、脫離處境的絕對觀察者和絕對的科學真理的概念受到了挑戰；另一方面，世界大戰所帶來的野蠻、非理性和不自由顛覆了超歷史的永恒理性和自由以及合乎理性的人類社會的古典信念。

因此，哲學的任務首先是回到先于客觀世界的被親歷的世界，正是在這個世界中我們才能理解客觀世界的權利和界限，恢復事物的具體面貌，恢復有機體對待世界的特有方式，并把其固有的歷史性歸還給主體性。我們必須重新發現現象，這是活生生的知覺經驗的層面，他人和事物最初正是通過這種經驗呈現給我們的，而“自我一他人-事物”的系統也由此產生。梅洛-龐蒂把這種知覺的覺醒和對現象的重新發現稱為“哲學的第一個行動”。

“身體”概念

梅洛-龐蒂認為，人們生活于世界中，人們可以認識和談論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這一切可以發生都是因為人們首先在這個世界中有一個觀看世界的位置、一個立足點，人們“身處于”（être situe）世界之中。如果說“世界”是研究論題中的一個極，則與之相對的一極乃是“主體”，在梅洛-龐蒂的哲學中，更是“身體”（le corps）。一方面主體（身體）總是生活在世界中并且總是朝向世界去存在，主體（身體）的生活能夠被理解是基于一個作為背景、環境和處境的世界總是已經在先被給予的前提。另一方面，世界之所以可被談論，又是依賴于一個處身世界的主體的位置、視角和態度；沒有這個作為導向體系零點的主體（身體），世界便無所環繞，沒了中心，也因而不得成其為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總是沒有辦法離開“主體與世界的悖論”，問題總是需要在兩極之間展開，而意義也正誕生于兩極之間的張弛關系中。

對于梅洛-龐蒂來說，世界最為原初的意義在于這是一個被知覺的世界，而同時，這個被知覺的世界又是主體始終投身于其中的處境，主體始終是往世中去的存在（être-au-monde）。相比于薩特對海德格爾這一術語的翻譯“être-dans-le-monde”，梅洛-龐蒂的翻譯“être-au-monde”強調了一種趨向性，即對于梅洛-龐蒂而言，主體在世界中存在，但并不是好像死物一般僅僅是被擺在世界中，也不是單純地作為命定的、被動的被拋者寓于自己的宿命之中，而是投身世界、帶著某種意向或某種目的朝向世界去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并不單純是空間位置的關系，好比一個物體擺在一個容器里面，而是人要占據和據有這個世界。如此理解下的“往世中去存在”不僅僅是一個為人所領會到的抽象結構，而更加需要落實為一個具體的依托。當提到人屬于這個世界、人擁有一個世界的時候，正是在一種具體和現實的意義上體驗和領會這種“擁有”和“屬于”。而之所以能夠在此談論這種“具體的”“現實的”“往世中去存在”則恰恰因為人是“具一體”（具有身體）的存在。“身體是往世中去存在的媒介，而擁有身體對于一個生命來說就是介入一個確定的環境，參與某些謀劃和持續不斷地置身其中。”在這里，身體以“往世中去存在”的根本方式實存著，而同時“往世中去存在”托身于身體而示現。二者相互解釋和相互界定，成為梅洛-龐蒂現象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

作為主體的身體與作為對象的身體

梅洛-龐蒂在1952年的一篇總結中提及他在《知覺現象學》中的“身體”概念，指出“它是在主體的一邊，是我們觀看世界的立足點，是精神得以擁有某種物理和歷史處境的地方”。把身體看作是在主體的一邊，這是梅洛-龐蒂身體理論的關鍵之處，但同時也構成了其早期哲學的困難處境，使得他在最后的著作中不得不以新的術語（“肉身”，la chair）重新解釋身體概念的奠基性作用。

把身體看作是在主體的一邊，這種觀點主要對立于把身體當作對象來看待的舊的傳統。這種對立，用梅洛-龐蒂的話來說，也可以表述為“現象的身體”（le corps phenomenal）與“客觀的身體”（le corps objectif）的對立。

梅洛-龐蒂指出，“客觀的身體”或者“作為對象的身體”，側重于從物的層面來解釋身體，仿佛“身體”（在此指人的身體）只是世界萬物中平凡的一件事物，只是一堆占據廣延的軀殼骨肉。如此理解下的“身體”，是與精神相剝離的，不具有主動性和構成能力，而只是好似死物一般被擺置和被調配。這種看似有些簡單化的身體概念卻是長久以來占據支配地位的傳統觀念。

梅洛-龐蒂在《行為的結構》中不止一次地強調，身體是“活的”（vivant）。“活的”與“有生命的”（vital）兩種表述字面含義非常接近，但卻體現了兩種態度。“有生命的”是一種客觀的描述，人可以好似全不關已地去說，某物是一個有生命的物體；而“活的”這種表述卻涉及正在說話的人自身的體驗，說某物是“活的”，不僅是說A是有生命的，還意味著A當下正在“活著”，正在好像人此刻一般地體驗著、經歷著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梅洛-龐蒂所要研究的是“活著的身體”（Leib），而不是要對“物理的身體”（Korper）進行認知的研究。在此意義上，梅洛-龐蒂區分出一種不同于“客觀的身體”的身體，即“現象的身體”（Le corps phenomenal），或“身體本身”（le corps propre）。

身體圖式

在梅洛-龐蒂看來，主體除了在與對象（或客體）的對立中呈現意義之外，還有其自身的意義。它揭示了一種出發點、一種立場和觀點。即當談到“身體”是一主體的時候，除了將之與作為對象或物體的身體作區分之外，亦同時揭示了這是一個活動的運行者、各種內部外部感知的體驗者，是“往世界中去存在”的現實的承載者。

梅洛-龐蒂以“身體本身”（le corps propre）作為主體，而沒有沿用“主體”、“自我”、“精神”以及“意識”（“純粹意識”）或“此在”等這些已經存在的概念作為其“主體”概念，表現出其對于這些概念的不滿意及其對于“身體本身”這一新發現的信心。在“身體本身”這一概念中，有著此前各種主體概念的影子，特別是胡塞爾“純粹意識”和海德格爾“此在”概念的影子。“意識”的構建（constitution）作用和“此在”作為“人的實存”（human existence）、作為“共在”結構中的個體存在、作為“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的特征在梅洛-龐蒂對身體本身的描述中都有所體現。所以，“身體本身”的概念不等同于“意識”或“此在”，而是一個具有獨創性的、自身完整的概念。

“身體本身”具有“含混”的特征。“含混”（ambigue）或“含混性”（ambiguite），在梅洛-龐蒂的現象學中，所體現的并不是其在日常語言中的意義，并不帶有通常認知的貶義色彩。梅洛-龐蒂認為，人對身體的認識遠未獲得真正的明晰性。因為各種身體理論都于其自身的立場和出發點，沒有任何一種可以窮盡地囊括身體之全部，以勾勒出身體的全貌。梅洛-龐蒂的理論是一種從含混性的角度來把握身體的觀點，意味著哲學家在談論對身體的看法之際，保有對自身總是立足于某一觀點、而不能以俯瞰的方式一覽無余地去觀看的處境的認識。

總是處身于某個“觀點”，這是人朝向世界存在的實況。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實況揭示出一種含混的存在模式，即不是純粹作為意識或精神存在著，也不是單純作為軀體存在著，而是以一種模糊了邊界的方式存在著。在這里被賦予首要地位的，是自身的存在，或者說是身體本身的存在。人首先是人的身體，以身體的方式存在著和參與著一切活動，包括反思活動本身得以運行，都是在托身肉體的存在中才具備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首先是“身體本身”，客觀科學序列之前的“前反思序列”的身體，其次才得以從“身體本身”的存在中、在已經獲得的思維習慣和文化傳統中，承繼心物二分的觀念。分界線或者說斷裂，乃是從餃子的整體中生長出來的東西。

從這個意義上說，含混性與明晰性之間不是矛盾的關系，而是胡塞爾意義上的“奠基”（Fundierung，grounding）關系。含混性以及由于含混而造成的不明晰，在此作為存在的原初形態而具有重要的意義。含混不代表拒絕明晰，而是前于明晰狀態的混沌整體。梅洛-龐蒂說：“哲學家承認他不可分割地擁有對明晰性的喜好與對含混的意識。當他滿足于接受含混時，這被稱為歧義。在大哲學家那里，含混變成為主題，它有助于確立確定性而不是對此構成威脅。”

“身體本身”的整體性或統一性也不單純是一個所要了解的結果。認識到“身體是整體先于部分的一個現象”并不足以解釋身體作為一個在運行中的整體的特征。對于梅洛-龐蒂來說“身體本身”除了是一個人所能體驗到的整體之外，還是一個在運行中的整體，或者說是“能動的”整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格式塔理論雖然能夠從整體結構方面揭示身體的整體性，卻仍然不能完全地表述身體作為整體和統一體的自身運作特征。基于這些考慮，梅洛-龐蒂借鑒了身體圖式（le schema corporel）的概念而非上述兩種表述來表達“身體本身”的這種統一性和整體結構。

身體圖式（le schema corporel）也是梅洛-龐蒂自現代心理學借鑒的概念。此一概念主要用于解釋身體的空間性及其運動等方面的問題。即人的身體并非若干器官在空間中的堆積，肢體的動作也并不是聚集于身體某一部位的點由一處向另一處的位移。“我在一種不可分割的擁有中擁有我的身體，我通過身體圖式得知我的每一個肢體的位置，因為我的全部肢體都包含在身體圖式中。”然而身體圖式本身并不是一個含義清晰的概念。梅洛-龐蒂指出這一概念此前所為人接受的兩層含義，即：身體圖式被理解為對“我們的身體體驗（experience corporelle）的概括”；身體圖式不再是“在體驗過程中建立的各種聯合的簡單結果，而是在感覺間的世界（le monde intersensoriel）中對我的身勢（posture）的整體意識，是格式塔心理學意義上的‘形式’”。

“肉身”概念

梅洛-龐蒂本人在其首兩部著作中強調從身體作為主體的方面來理解身體這一概念，如同他本人所總結的“身體不是一個對象” ，身體“在主體的一邊” ，它是“知覺的主體”是“自然的我” 。梅洛-龐蒂的這一觀點是為了與傳統的身體概念（笛卡爾式的身心二元的概念）以及生理學、心理學的身體概念區分開來，在對身體概念全新的理解中為存在尋找一種突破主客二分的“第三條道路”。然而在將身體看作是在主體一邊的同時，梅洛-龐蒂看到他的知覺現象學還是或多或少地陷入了一種“意識一對象”的對立中，而使問題依舊停留在這種主客對立的狀態下，這對于重返前客觀、前反思序列的世界構成了一定的障礙。在其最后著作的工作筆記中，他提到：“《知覺現象學》中提出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因為我著手于‘意識'與‘對象'的區分。”而梅洛-龐蒂后期哲學和課程中所發展出的“肉身”概念也恰恰致力于透過他稱之為“超辯證”或者“好的含棍性的”關系發展出一種超越這種二分的交織的本體論。

作為“主體/客體”的身體

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將“身體”雖視為在主體的一邊，是“知覺的主體”，但并不是一完全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主體概念的主體。他是強調身體在主體的一邊，更是為了指出“身體”不是一個死物般的物體和對象，而是人借以朝向世界去存在的立場和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身體應被看作是在主體的一邊，但卻不能因此而抹殺了其作為對象（客體）的一面，身體更應該說是一“主體/客體”（sujet/objet）。

《知覺現象學》中“客觀的身體”（corps sobjectif）與“現象的身體”（corps sphénoménal）是兩個相對立的概念。在對二者的區分中，梅洛-龐蒂雖未直接表明要舍棄前者，但卻極有傾向性地表明，更應當把身體看作“現象的身體”（corpsphénoménal），看作“身體本身”（corps spropre）。取代這種區分的“作為可感者的身體”（le corps scommesensible）與“作為能感者的身體”（lecorps comme sentant），卻被梅洛-龐蒂明確稱為是“我們身體的兩邊”（les deux “c?tés” de notre corps）。二者不再是關于身體的兩種相對的看法，而是身體同時兼具的兩個“邊”（c?tés）；梅洛-龐蒂也不再強調要特別傾向于從某一“邊”（c?tés）來看待身體，反而側重點轉到了要同時看到身體是有兩邊的。這也正意味著梅洛-龐蒂后期對作為其哲學之基礎和核心概念的“身體”概念的批判和修正。即《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中的“身體”不再僅僅是一個從內部達到的“知覺的主體”，而更是一個盤桓于世間的存在—“兩維的存在”（un étre à deux dimensions），“有深度的存在”（étre des profondeurs），“多層次、多面向的存在”（étre à plusieurs feuillets ou à plusieurs faces），是“存在的原型”（un prototype de I'être）。

“身體”（le corps）與“肉身”（la chair）

“身體”概念在梅洛-龐蒂后期的著作中獲得了一種新的、原創性的表達，即“肉身”（la chair）。1945年《知覺現象學》的出版，梅洛-龐蒂漸漸建立起一套以“身體”（le corps）為核心和基礎概念的知覺現象學。對他而言，身體自身的存在（實存）為人提供了一種新的存在（實存）模式，亦即透過身體圖式這樣一種底層的結構、朝向世界、實況性地去存在。在其最早的兩部著作中，梅洛-龐蒂已經完成了一個新的身體概念的建立，這個“身體”是不同于普通事物的，它是人借以朝向世界實存以及在世界中存在的立足點，它是在主體的一邊，是一個委于肉身的主體。對梅洛-龐蒂而言，將身體看作是在主體的一邊，僅強調這是一個委于肉身的主體，對于一種試圖超越主客二分、回到前客觀、前反思世界的現象學來說，是一個理論上的漏洞。梅洛-龐蒂在指出這一問題同時，也在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即透過身體既在主體的一邊、又在事物的一邊這樣兼具兩面的特性，將身體揭示為主體/客體（sujet-objet）、能感知者/被感知者（le sentant sensible）、能見/可見者（voyant/visible）。

肉身的超辯證法

在梅洛-龐蒂眼中，只有“好的辯證法”才是他所說的“超辯證法”。好的辯證法是“沒有綜合的辯證法”，它必須始終明白任何一個命題都只是從活生生的經驗理的思維，這是因為它能夠沒有限制地想象關系的多樣性以及人們稱之為含混性的東西。”梅洛-龐蒂要研究的是“關于存在的辯證的定義，它既不能是自在的存在，也不能是自為的存在??它必須在反思造成的斷裂之前，在存在的周圍、在存在的視域中，既不外在于我們也不內在于我們，而是在兩種運動交織的地方，在‘有著’某物的地方，去重新發現存在”。

這兩種運動交織之處就是身體。身體是由事物組成的世界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看到和感覺到事物的事物。身體（其本身是可見的）可以看見事物，這不是因為事物是意識的對象，與身體有一段距離，而是因為這些事物恰恰是正在看的身體存在于其中的周遭環境。身體的這兩個方面（被看者和觀看者、可見的和不可見的）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我身體的經驗和他者的經驗是同一個存在的兩面。”這種最根本和最原初意義上的交織，這種可見的和我自身的匿名的普遍性，就是梅洛-龐蒂所說的“肉身”。

為了強調這一原始存在元素的單一性，梅洛-龐蒂將其命名為“世界之肉”。在廣延與思想之間的、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之間的虛假的區別之下得到的實在，為這樣的實在提出一個現象學的描述，這是梅洛-龐蒂首要關注的，也是貫穿其整個哲學生涯的。他并不是假設思想和廣延的同一。但是，人都是同一“世界之肉”的一部分。“通過一種交錯，在我們成為他者和我們成為世界的地方”，人將自己置身于其本人和事物之中，置身于本人和他者之中。交錯這個詞類似于字母X那樣的線條的交叉，它強調的是存在諸方面的、感知者和被感知者的、可見的和不可見的無法分開的聯結。

語言問題

《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一書中還提到語言的戰略性地位。與可見的和不可見的這一反面/正面的關系相對應，梅洛-龐蒂思考語言時總是讓語言以沉默為背景：“語言只能生活于沉默中；我們拋給他者的任何東西都已經在這我們從不曾離開的偉大而沉默的土地上萌芽生長。”“由于他們已經在自身中體驗到 “言語的（la parole）誕生就像從（他們的）沉默的經驗底下冒出氣泡來一樣”，所以，沒有人可以比哲學家更能知道“所謂體驗也就是言說的體驗（vécu-parlé）”。

語言是“存在的最有價值的見證”。語言還是沒有打斷存在整體的存在的見證，因“就像有人（雅各·拉岡）曾說過的，視覺本身、思維本身是“以語言的方式構造起來的’，是字母之前的關聯，是在沒有任何東西或有些其他東西的地方的某物的幻影”。談說的言辭（la parole parlante）將其在活生生的經驗中逐漸形成的所有根深錯節的關系帶到表面，將生活和行動的語言以及文學和詩歌的語言帶到表面，這個談說的言辭正是哲學的主題。當然，哲學是“這樣的語言，它只能從內部并通過它的運用而被認知，它向事物開放，被沉默的聲音召喚，并繼續為作為所有存在之存在的關聯而努力”。

人物著作

梅洛-龐蒂生前發表的著作不算太多，但加上死后經人整理出版的未完成作品和有關課程筆記，也為哲學史留下了大量的材料。按出版先后，以著作形式出現的作品是：《行為的結構》（1942），《知覺現象學》（1945），《人道主義與恐怖》（1947），《意義與無意義》（1948），《哲學贊詞》（1953），《辯證法的歷險》（1955），《符號》（1960），《眼與心》（1964），《可見者與不可見者》（1964），《法蘭西學院課程摘要：1952-1960》（1968），《世界的散文》（1969），《論自然：法蘭西學院筆記與講稿》（1995），《知覺的首要性及其哲學結論》（1996），《1959—1961年課程筆記》（1996），《旅程》（1997），《旅程二》（2000），《兒童心理學與教育學：索邦1949—1952課程》（2001），《馬勒伯朗士、比朗和柏格森那里的心身統一》（2002），《1948年漫談》（2002），《個體與公共歷史中的創設；被動性問題：法蘭西課程筆記，1954-1955》（2003）。

主要著作及內容簡述

《行為的結構》

《行為的結構》（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是梅洛-龐蒂的第一部著作。這部作品完成于1938年，并于1942年在法國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在結構上分為四章十一節。學界普遍認為，《行為的結構》和三年后（1945年）出版的巨著《知覺現象學》一起構成了早期梅洛-龐蒂哲學探索的理論結果。而梅洛-龐蒂的這些早期著作正是來源于他博士研究工作完成的兩部論文。

在《行為的結構》中，梅洛-龐蒂認為，為了理解意識與自然的關系，必須從分析行概念入手。行為的概念相對于“心靈的”和“生理的”這兩個對立的古典概念來說是中性的，因而有可能為重新闡釋靈魂與肉體的關系并且進一步解決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機械論與生機論和目的論、因果決定論與自由之間的古老的對立提供一條新的思路。在展開論證的過程中，梅洛-龐蒂利用了強調有機體生命的整體特征的格式塔心理學，特別是戈爾德斯坦的《論有機體》，利用戈爾德斯坦的整體主義觀點，并且把它融合到他稱之為行為結構的“辯證”概念之中。

梅洛-龐蒂認為，在行為的結構中，環境與行動之間的關系不是原因和結果的機械決定關系，而是一種有意義的辯證關系：環境只是行為的誘因而不是原因，行為對于外界環境的反應必須通過生理和心理的中介，并且取決于行為賦予環境的意義。在該書的結尾，梅洛-龐蒂斷言：“如果人們通過知覺理解了使我們認識種種存在的行為，那么人們剛才接觸到的一切問題都可以歸結為知覺的問題。”這樣，《行為的結構》預告了《知覺現象學》的誕生，并且在某種程度上開創了法國結構主義的先河。

《知覺現象學》

1945年出版的《知覺現象學》（La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是梅洛-龐蒂的博士論文，共分為三個部分十七個章節。他在這部著作中表述了其前半生的主要哲學觀點，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體系。

《知覺現象學》共分為“引論”與三個部分。在“引論”中，梅洛-龐蒂通過對現象學的幾個重要主題的討論闡發了他自己所理解的現象學，并且勾勒出他的知覺現象學的基本思路。他依照身體在知覺、知識和意義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出了身體一主體的觀念。梅洛-龐蒂認為，知覺并非簡單地就是可以在其上培養反思能力的意識的或認知的行為。在許多原初的和根本的方面，知覺都是前意識的和前主題化的，也即在心靈把知覺當作需要研究的理智的主題之前所理解的那種印象。在知覺之中身體占據著首要的地位。在第一個部分中，梅洛-龐蒂發現，現象的實在是作有意義的整體或格式塔—作為現象場而呈現的。這種現象場同時包含著相對于我們的意義的前景和背景。梅洛-龐蒂認為，身體或者身體一主體就是我們生活中的意義的給予者。簡言之，人是人的身體，如果沒有身體，人就不可能存在。人在人的身體中發現意識、經驗及身份。此書的第二部分，梅洛-龐蒂著力分析被知覺的世界。他在這里表明所謂的“感覺”已經是知覺的一種形式，從而已經是觀念的表達。他指出感官已經是“敏銳的了”。心靈和觀念已經告知了給予我們特殊種類感覺材料的感官什么材料是可以理智地進行處理的。這些材料以循環的方式促使感官在知覺中“敏銳”。本書的最后一部分則是提到了自為的存在和在世界上的存在的問題，主要涉及到我思、時間性與自由的問題。

《可見的與不可見的》

莫里斯·梅洛-龐蒂于1961年5月3日去世。在他的文稿中，有一份特別的手稿，這是他兩年前開始撰寫的一部著作的第一部分。這部著作題為：《可見的與不可見的》（Le visible et l'invisible）。本書共分為七個章節，并參雜大量附錄與研究筆記。在這一最后的著作中，梅洛-龐蒂試圖解決一些古老的哲學問題，比如，如何在不把人的生活經驗還原為它所不是的存在，不和它相矛盾并且留有余地的情況下，解釋生活經驗的模糊。他還通過指出主體間性是所有人類行為的前提，而不是通過證明，解決了他人心靈的問題。梅洛-龐蒂提供了一條通向生活世界本體論的多方面及充分的道路，完成了胡塞爾自己試圖完成卻沒有完成的目標。他向我們顯示了如何防止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和教條主義。這些東西一起構成了胡塞爾所警告的西方文明的危機。

在《可見的與不可見的》開始，梅洛-龐蒂首先給出了對知覺信念的看法。他認為這是非常重要、原初和首要的，成了他其他分析的關鍵之點。他肯定了他堅定的信念：“我們看到了事物自身，世界是我們所看到的世界。”他進一步聲稱，這是人人都有的一個知覺信念。他進而批評哲學和科學的模糊，以及它們拒絕參加到它們把其置于實驗桌上的世界之中。對梅洛-龐蒂來說，哲學的任務不是認可和實在本身接觸的不可能，或認可不值得和實在本身接觸。同樣哲學的任務也不是讓哲學家脫離世界，獲得一個觀察世界活動的“客觀的”地方。哲學的任務正好相反。哲學應該是和世界接觸的方式，接觸世界的最原初的層面，接觸人所身處其中的這個世界。因此，梅洛-龐蒂總結說，哲學需要改革，甚至是他從之受益的胡塞爾和薩特的哲學也需要改革。

著作年表

人物影響

梅洛-龐蒂的哲學影響遠遠超出法國和歐陸哲學界并拓展到了英美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的梅洛-龐蒂復興的情況不同，梅洛-龐蒂在分析哲學中的影響雖然沒有如想象的那樣壯觀，但卻一直持續不斷。簡而言之，他對分析哲學的影響主要集中在認識論、心靈哲學以及認知科學的研究領域中。分析利奧六世們援引梅洛-龐蒂的哲學思考作為他們批評自身傳統中表象主義的資源。另外，梅洛-龐蒂對于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e）批評的理性內容甚至引發了關于感覺與認知之間關系的討論。

梅洛-龐蒂的哲學思想及其發展，他對德國現象學創造性的繼承和偏離，他對法國現象學運動的特殊貢獻——偏離薩特而開創的存在現象學之路，他對知覺運動中的理想性的深刻反思，他對這種運動從表達到存在、從在世的存在到肉體的過程的闡述，他在哲學和科學、人文科學概論、心理學、藝術等諸多領域的溝通方面所做出的卓越成就，他對現象學、存在主義、格式塔心理學、構成主義、語言學、繪畫理論等諸多學派的吸收與批判??等等體現出梅洛-龐蒂思想及其相關研究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其重要性不僅在于梅洛-龐蒂的許多思想精華和精神內涵至今仍未窮盡，有待繼續挖掘；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問題，他希望的能夠重建感覺物與意義之間原始連接的本體論探索，他發出的精神召喚不僅仍然鮮活，而且還具有深刻的啟迪作用。按照薩特的看法，梅洛-龐蒂的思想仍活在當代。

學界研究

近二十多年來，國際學界對于梅洛-龐蒂哲學思想的興趣與日俱增。法國正在經歷著梅洛-龐蒂哲學思想的復興。在分析哲學占主導地位的英語世界，梅洛-龐蒂哲學影響卻始終延續不斷。漢語學界移譯梅洛-龐蒂的論著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但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才有完整的中譯本，關于梅洛-龐蒂哲學的中文研究專著和文章也只是在近年來才在數量和質量上有長足發展。

評價

著名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海德格爾在梅洛-龐蒂逝世后寫的一封信中說道：“雖然我本人沒有見過梅洛-龐蒂，但通過他所說的和他所主張的，我可以想見在他身上具有一種自由和誠實的精神，他知道思想的事情是什麼，知道思想要求什麼……我們感到安慰的是，這位剛剛離去的朋友，他已經在一條真正的思想道路上留下足跡，這條路通向從未被世俗的喧囂吵鬧和惟利是圖的動亂所染指的領域。”

新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主義者讓·伊波利特評價梅洛-龐蒂道：“我們得益于梅洛-龐蒂的東西比我們認為的要重大得多。他的工作對于我們來說變成為那些熟悉的風景，我們對它們視而不見，因為它們總是在那里，并且包含在我們的目光之中。”

對于梅洛-龐蒂的死亡，他的追隨者瓦朗斯說道：“我想不起有哪一種死亡更讓人感到沮喪的了。在一瞬間，我們已經意識到一種真理維度從我們這里被撤走了，一種長久期待的關于真實的表達永遠不會被說出來了。”

里希爾（Richir）和塔森（Tassin）在他們所編的《梅洛-龐蒂：現象學與經驗》一書中說：“完全就像其他作品和其他工作一樣，梅洛-龐蒂的工作在這三十年中沒有停止‘活著’。”

F.拉波安特（Lapointe）和C.拉波安特在他們所編寫的《梅洛-龐蒂及其批評者：國際參考書目（1942-1976）》的前言中則表示，在梅洛-龐蒂死后的十年間，其榮耀在法國已有部分的消逝，而他在國外的影響卻顯著增加。他們同時表示，如果梅洛-龐蒂還活著，他的哲學貢獻將增長到超過目前的范圍。

美國的勞洛（Lawlor）也評價道，在這種分析哲學霸權的語境中，對于梅洛-龐蒂的有意義然而少量的研究堅持了下來，甚至還很活躍。”

日本學者廣小二（Koji Hirose）表示：“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斷言：梅洛-龐蒂哲學研究最近在日本變得非常活躍，‘日本梅洛-龐蒂俱樂部’于1993年成立，如今有上百名成員，每年都出版它組織的會議的論文集。”

名言語錄

1.真正的哲學在于重新學會看世界。——《行為的結構》

2.我只是要指出哲學不再應該按照雅威、人、被造物的劃分來進行思考。——《哲學贊詞》

3.問題在于描述，而不在于解釋和分析；

在我能對世界作任何分析之前，世界已經存在，從聯系諸感覺和客體的透視外觀的一系列綜合中得出世界，看來是人為的，因為各種綜合正好是分析的產物，不可能在分析之前實現；

因為我們是貫穿的與世界的關系，所以我們構想世界的唯一方式是懸置這種活動，拒絕向世界提供我們的同謀關系，以及不使這種活動發揮作用；

作為世界的啟示的現象學建立在自己的基礎上，或以自己為基礎。

——《知覺現象學》

4.我的身體作為我的知覺的導演，已經將我的知覺與事物本身相一致這樣的幻覺顯現出來；

那些不大可能不改變科學的存在觀念就可以保留的真理——以表達和思考的巨大困難為代價—以傳統本體論的語言進行了重新表達——似乎科學需要將自己排除在它自己建立的相對性之外，需要將自己置于游戲之外，似乎失明于存在是科學成功地確定存在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學會了物理地安置物理學家的物理學，學會了把心理學家置于社會-歷史世界中的心理學都已沒有了絕對俯視的幻覺：它們不僅僅寬容，它們也強行要求徹底審查我們對科學之前的世界的歸屬；

我們不僅僅指責反思哲學將世界變成意向對象，而且歪曲了反思的“主體”的存在，將這種存在構想為“思想”，最后，使主體與其他“主體”在其共同世界中的關系成為不可設想的。

——《可見的與不可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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