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指對攻戰的反對，并用“義”的標準劃分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是墨子的政治和軍事主張之一，同也含“兼愛”的倫理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政治局面動蕩，各國之間經常發生兼并攻伐。在墨子看來，只知自愛、不知兼愛，是爭端和禍亂的根源，會導致父不慈、子不孝、君不惠、臣不忠，并最終造成互相爭奪、攻伐的局面。基于此，墨子形成了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核心的治世思想。面對當時無法避免戰爭的客觀現實，墨子進一步提出了“非攻”，以及立足防御、好戰必亡的戰爭觀，將是否主動發起戰爭作為衡量戰爭正義與否的標準。此外，他還區分了“攻”與“誅”的不同，即討伐無罪之國是“攻”，討伐有罪之君則為“誅”。“攻”是不義之舉，而“誅”在一定條件下是合理的。
墨子的“非攻”思想展現了良好的道義追求，對人的內在道德的推崇，以及對戰爭的抨擊，體現了墨子渴望救國救民、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在勸導統治者放棄戰爭方面，墨子及其弟子做了眾多努力，其中的“止楚攻宋”“止魯攻鄭”等故事，被后世稱為仁舉。
定義內涵
非攻是墨子的反戰思想。墨子認為，戰爭是有害的行為，當大國攻伐無罪之國時，“人其溝（邊）境，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這對該國的人民是一場浩劫，對侵略者也沒有好處。
墨子針對戰國諸侯兼并戰爭，提出了反對理由：其一，戰爭是災難、禍害的根源，因掠奪性戰爭而亡國的國家不可勝數；其二，戰爭會對交戰雙方的民眾帶來深重災難，給社會物質財富造成巨大的損失；其三，墨子用“義”作為標準界定與劃分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兼并掠奪戰均屬于不正義的戰爭；其四，當時的現實情況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發動兼并掠奪戰的國家所得利益并不足以彌補在戰爭中所失去的利益。
墨子提倡“非攻”，但并非反對一切戰爭。他將戰爭區分為“誅”與“攻”兩類，伐“無罪之國”定義為“攻”，這是非正義的戰爭；將伐“有罪之國”定義為“誅”，如大禹征討有苗、商湯放逐夏桀，武王伐紂等，這是一種正義的戰爭。
提出者
墨子，生卒年不詳，姓墨名翟，戰國時期至唐宋年間皆持此論，自元代開始有爭議。春秋戰國時期魯國人（又說宋國人或楚國人），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出身平民（有說其為貴族之后），精通手工技藝。他早年多在魯國生活，深受儒家學說影響，但后來厭倦儒家煩瑣的禮制，創建了墨家學派。他曾到齊、宋、衛、楚等國游歷，宣揚自己的學說，游說大國不要攻擊小國，有“止楚攻宋”“止齊伐魯”“止魯山縣文君攻鄭”等事跡。
墨家思想以“十論”（即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命、非樂、天志、明鬼、兼愛、非攻）為主體，是墨子為救社會之弊而提出的富有針對性的學說。為了實現“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墨子提出了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命、非樂、天志、明鬼、兼愛、非攻，十項具體行事主張。他探究了知識與邏輯方面的問題，論述知識的分類與來源，并提出了檢驗知識真偽的“三表法”，又以“心之察辨”作為其補充；在其方法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邏輯體系中，他闡明了“辨”的目的與作用，論述了關于“辨”的四項原則和七種方法。同時他在力學、光學等自然科學方面也有所成就，被譽為“中國科圣”。墨子的學說在當時影響很大，與儒學并稱為“顯學”。現存《墨子》五十三篇，是研究墨子及其學說的基本材料。
誕生背景
歷史背景
在春秋末期和戰國初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周王權的衰落，出現了文化下移、民間知識階層興起的新現象，百家爭鳴初現端倪。周平王東遷以后，周代的統治地位不斷削弱，逐步喪失了對全國的統治權，并屈從于諸侯的霸權。中央王權的衰落，導致原來用以鞏固周王朝統治的各種禮制與觀念，日漸失去了它們的制約作用，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隨著權威禮制與觀念的崩潰，意識領域的禁被打破，隨之而來的是思想的活躍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其突出表現便是“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
所謂“百家”主要指儒、道、墨、法、名、陰陽、縱橫、雜、農九家，其中儒、墨、道、法影響最大。他們從各自所代表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出發，努力推行自己的政治、經濟主張。而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些賢士相對于政治權勢是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在墨子生活時代，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相對自由，給各種學說的產生創造了一個寬松的學術氛圍，正因為得益于此，代表平民基層利益的墨家才能夠應運而生并迅速壯大。墨子和他的徒屬后學組成了一個有嚴密組織、共同執行一定政治任務的社團，而不僅僅是單純的、普通的學派或學術團體。
根據戰國時期的社會現實，墨子詳細分析了社會動蕩，天下大亂之現象。認為大亂的根源是“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并提出了相關治理措施。又根據戰國時期的政治、經濟及思想狀況，繼續分析社會大亂的其他方面因素及改善方式。認為天下無“義”是社會動亂的根本因素，而止戰、反對鋪張浪費、避免上層過度享樂致使下層民眾利益受損成為推行天下之“義”的根本舉措，墨家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核心的治世思想基本形成。
思想背景
墨子的思想受到了孔子和老子的影響。老子的道家學說與墨子的墨家主張的內容有一定的相通性。老子主張“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朱謙之認為，這里的“不仁”，并非不講仁義，而是無所偏愛。這一點與墨家的“兼愛”主張有相同之處。此外，老子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思想及“儉”等思想與墨家學派的“天志”“節用”等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處。二者思想均起源于上古文化，老子思想對于墨家的思想主張起到了一定的借鑒意義。
《墨子公孟》記載，墨子認為儒家思想是“亦當而不可易者”。墨子在創造墨家思想主張之時，批判繼承了儒家思想的某些主張，借鑒儒家思想而將其更新換代，加以改造，形成了墨家思想。墨家主張“節儉”、“兼愛”、“尚賢”等思想，與儒家提倡的“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泛愛眾，而親仁”、“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后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等思想均有一定的相通之處。而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相愛，交相利”也是從孔子主張的重義輕利思想中批判繼承的。儒家思想以統治者視角發表言論，而墨家學派則主要代表下層勞動人民，二者的根本差異導致思想主張有所區別。
論證過程
在墨子時代，戰爭是無可回避的社會現實，墨子在兼愛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非攻”，將是否主動發起戰爭作為衡量戰爭性質的重要標準，由此來判斷戰爭正義與否，并進而提出立足防御、好戰必亡的戰爭觀。
戰爭與道義
墨子認為，大不攻小、強不侮弱是“義”的基本要求，反之則為“不義”。在看待戰爭的問題上，墨子所秉持的基本立場就是“非攻”。在墨子看來，國與國之間的征伐，就其本質而言，都是不義之戰，因此應當盡可能避免戰爭的發生。對此，墨子采用設喻、說理等方式進行了層層剖析。
墨子首先以“入他人園圃，偷竊桃李果實者”“入他人欄廄，取人馬牛者”“殺無辜的人，剝下人家的衣服皮襖，拿走戈劍者”，這些不義之事為例，說明統治者不僅知道這些盜竊、殺人行為都是不義之舉，明白這些行為的嚴重程度層層遞增，同時也清楚必須對其進行懲罰的道理。
接下來，墨子針對統治者無視“義與不義之別”的種種表現。他說，殺一個人，說它不義，一定構成一個死罪了。如果照這個說法類推下去，殺十個人，十倍不義，構成十個死罪；殺一百個人，一百倍不義，構成一百個死罪。這個道理，世上的人大概都懂。然而，相比于這些，更加不義的事，就是進攻別國。但是，到了此時，大家卻不知道反對，反而稱贊它，說它義。在這里，墨子明確指出攻人之國等同于殺人越貨，而統治者卻不以為辱，還自認為義舉。因此，墨子直問，究竟“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墨子不僅指出這些行為的荒謬，還分析了該行為背后的心理基礎。對于習以為常的事物，人們先是產生麻木之感，無動于衷，進而顛倒黑白。所以，墨子認為，正是由于當時戰亂頻仍，導致人們不以為發生戰事有何不妥，從而導致了不以是為是，不以非為非，是非觀的顛倒麻木等現象的發生。
立足防御，主張非攻
總體來看，墨子以戰爭為不義之舉，主張非攻，尤其反對掠奪戰爭。但他所處的戰國時期，征戰頻仍，當時列國之間的兼并戰爭持續進行。所以墨子面對當時的現實，并不主張盲目的和平主義，而是將戰爭區分為侵略他國戰爭和自衛戰爭。他認為自保戰爭有其合理性，也是迫不得已必須進行的。針對當時的復雜環境，一方面墨子堅決反對“攻”，即反對以大欺小，恃強凌弱。另一方面墨子并不主張放棄武備，聽天由命，而是主張要積極整飭軍備，做足防御力量，積蓄足夠實力以圖自保。
在軍事方面，墨子也的確是以善“守”而知名。《戰國策·齊六》篇載：“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就是說，現在燕國王公用疲憊的民眾抵抗整個齊國軍隊，整整一年都未被攻克，就運用了墨子的守城之法。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也稱贊墨子“善守御”。馮友蘭對此評價道：“墨翟反對兼并戰爭，但他不是簡單的和平主義者；他主張非攻，而不主張非戰，他反對攻，卻講究守。”
關于如何去“守”，墨子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備”，即充分的準備。墨子從倉粟、庫兵、城郭、人心多個角度，論述了如何做到有備無患。墨子進一步指出，“備”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需要統治者經年累月地實施。假如統治者對此不重視，而耽于享樂，就會導致“備不具”的局面，給國家安全帶來威脅。墨子不僅在理念上重視“守”，在實際行動上，墨家還制作了不少防御器具，像是連弩車、投擲車等。
另外，墨子守御不是一味死守，而是彈性防守，守中有攻。在《蛾傅》篇中，墨子講述了如何在敵人逃跑的情況下，伏兵攻破敵營。要取得最后勝利，攻也是不可缺少的手段。
好戰必亡
在墨子戰爭觀中，還有一個重要觀點，即好戰必亡。夫差是春秋時期吳國的國君，他在位時任用伍子胥、孫武等人改革軍事，增強武力，曾經攻破楚國都城郢，幾乎滅掉楚國，后又打敗越國，北上中原，一度成為霸主。但因為貪心過大，好戰不倦，恃強凌弱，終于被越國勾踐所滅。此外，墨子還舉出荀瑤的例子，進一步加以闡述。智伯與趙、魏、韓三家同為春秋后期晉國大夫，智伯地盤最大，實力最強，卻不知足，強向韓魏兩家索地，又圍趙毋恤于太原市，企圖滅掉趙家。最終趙、魏、韓三家協力同心，共滅智伯。
針對墨子“好戰必亡”的觀點，有“好攻伐之君”向墨子提出了反證，他說，齊國以及由晉分出的趙、魏、韓皆因好征伐而強大為反證，試圖說明好戰未必會亡，甚至可能會借此強國。對此，墨子以好戰必亡的普遍性與好戰未必亡的個別性作答。之后，這位“好攻伐之君”回避了攻伐戰爭掠奪性，試圖也以“義”來說明攻伐的合理性：“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對此，墨子說明了何謂“義”，墨子告訴對方，“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這才是征戰之“義”。由此，墨子也全面表述了對戰爭性質的看法，仁人君子所應該做的事情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攻伐之事是“天下之巨害”，因此“非攻”不僅是對小國弱國有利，對于大國強國而言，“非攻”也是有利的，因為這不光是從道義角度說的，就是從實際方面看，好戰也早晚必將招致“巨害”。
關聯學派
墨家起源于春秋戰國時代，與儒家、道家共同組成了漢族的三大哲學體系，“非攻”是墨家的重要思想。墨家成員幾乎都是平民，“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宗旨。墨家組織紀律嚴明，領袖為“鉅子”，普通弟子被稱為墨者。墨子可能為第一任鉅子，第二任及后來鉅子的產生則通常由前任巨子所推舉認可的人擔任。
墨子逝世后，墨家相繼出現孟勝、田襄子、腹?等鉅子。初期，墨家鉅子由賢能者擔任，領導墨家學派進一步發展壯大。戰國時期，孟勝居楚，田襄子在齊，腹位秦，發揚墨家學說，并受到諸侯國君的任命與重視。此外，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中也稱戰國時期儒墨兩家“皆有可為國教之勢”。但后期鉅子之間彼此攻擊，內部爭權奪利導致墨家學派歷經演變，形成了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三墨。至戰國末期，墨家逐漸式微，劉徹時期又逢董仲舒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導致墨家學派受到巨大打擊，漸近消失。
墨家思想分前后兩個時期，墨家前期的思想主張包括兼愛、非攻、尚賢、墨子·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等。在墨家后期的發展過程中，主要思想與前期注重社會倫理思想不同，演變為崇尚認識論與邏輯學思想，側重實踐等，逐漸形成墨家獨具特色墨辨邏輯思想，即世界古代三大邏輯體系之一。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在中國日益發展繁盛，對墨家及其著作《墨子》之研究漸漸興起，逐漸受到社會重視，即所謂墨家復興。
關聯概念
墨子的十大主張為：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
尚賢
尚賢即崇尚賢者。墨子把人才看作是“國家之珍”“社稷之佐”，把崇尚賢者看作是“為政之本”。墨子反對奴隸制的世卿世祿制度，主張選拔人才要“不避貧賤”“不避遠”“不避疏”，要做到“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定）賞，量功而分祿”。這樣的目的不僅由于他們是賢者，更是為了把事辦好。
尚同
尚同即“下同于上”。墨子認為，國家混亂是由于缺乏共同的認識和共同的政治領袖所致。因此他主張“尚同”，即“一同天下之義”。其辦法是，首先天子、三公、諸侯、鄉長、里長等都是賢者；然后人們按照各級政長的是非，由上而下層層上同，做到“尚同而不下比”。墨子主張尚同的目的，是想建立一個以天子為首的全國統一政權。
兼愛
兼愛與“愛有差等”相對，指一種一人人平等相愛為特征的愛人原則。愛人應當“兼”而不別，不分親疏遠近、尊卑上下，做到“愛無差等”。兼愛可以避免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相互攻伐、篡奪，實現天下和調。后期墨家進一步將兼愛推衍為具有博愛傾向的“周愛人”或盡“愛人”。
節用
墨子主張節約財用，節用的目的在于利民。為此，墨子制定了節用之法：各行各業“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圣王弗為”。為了貫徹這一原則，墨子對飲食住行等財用都做了具體規定。
節葬
墨家提倡節葬，認為“（儒）厚葬久喪，重為棺，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認為這樣的厚葬久喪，會讓國家和人民陷入貧窮和混亂，且并非圣王知道。《墨子》中有《節葬》篇，專門提倡節葬。
天志
《墨子》的《墨子·天志》篇中有：“天為貴，天為知（智）。”認為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最高主宰者，能對人賞善罰惡，即“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天志是衡量人們行為是非的標準，墨子以天志偉法儀，用以推行兼愛主張，儆戒統治者要行仁義，做圣王。
明鬼
明鬼意為明確相信鬼的存在及作用。墨子認為鬼有明知，能“賞賢罰暴”，能“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墨子看來，承認不承認鬼的存在，直接關系到天下的治亂。為此，他用其主張的“言必立儀”的“三表法”，從“眾之耳目之實”、三代圣王之事、古代典籍等方面，論證了鬼的存在。
非樂
墨子考差了音樂后，認為音樂是不利于天下的，本著有利于天下的事就興，不利于天下的事就除，墨子認為對音樂應該非之。他指出，當時民有三患，即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勞不得息。貴族們鳴鐘伐鼓，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遇上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之類的問題，也不能用演奏音樂的辦法解決。因此，墨子認為，音樂不僅無用，而且有害。制造樂器，以及音樂歌舞隊伍，都要花費財富，為了湊集這些財富“將必厚措斂乎萬民”。
非命
《墨子》一書的《非命》篇中有：“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述），非仁者之言也。”墨子反對把一個人的“貧富壽夭”等生活遭遇，看作是天命注定，主張“強力而為”。墨子還用“三表”法論證了命的不存在。
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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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書是戰國時期墨家學派有關墨學著作的合集，是由墨子、墨子弟子或墨家后學在不同時期編而成，集中反映了墨學思想。《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由于漢代獨尊儒術，墨子之說逐漸式微，加上漢末及魏晉兵亂，七十一篇已散逸不全。《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未說明篇數。《中興館閣書目》和《玉海》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較《漢志》已缺十篇。到清代，編輯《四庫全書》時，《墨子》已僅存五十三篇，且不少篇章文字有顛倒錯誤，不適合閱讀。乾隆時，互校此書，整理出了一些頭緒。乾隆四十七年（1782）至四十八年（1783），畢沅在盧文弨、孫星衍二人所校《墨子》的基礎上，“遍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訛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墨子》一書才適合閱讀。以后，孫詒讓在清儒前賢考釋校注《墨子》的基礎上，作《墨子間詁》，對《墨子》作了系統詳盡的校注。
其中，《兼愛》篇反映了墨子的倫理思想。兼愛是墨子學說的理論基礎。墨子認為，當時整個社會之所以有這么多問題，如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殘害、家與家之間的相互劫掠、國與國之間的相互攻伐，以及君臣之間的不忠誠、父子之間的不慈孝、兄弟之間的不和睦，等等。其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人與人之間沒有一種無差等的愛，如果人們都能夠做到兼愛，那么就會像墨子所言“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辱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怨恨，可使毋起”，從而達到天下的大治。能夠反映墨子社會主義的是《尚賢》《尚同》《非攻》。墨子所認定的“為政之本”就是尚賢。墨子主張任人唯賢的用人原則，反對任人唯親，主張從天子到下面的各級官吏，都要選擇天下的賢人來充當，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同時代的思想家。《節用》《節葬》《非樂》三篇反映了墨子的經濟思想，墨子深刻揭露了統治階層的奢靡生活給勞動人民帶來的苦難，并提出了各種限制統治階層、保護勞動人民利益的措施和方法。墨子的宗教思想主要體現在《天志》《明鬼》《非命》三篇中。如果說“兼愛”是墨子的理論基石和核心，那么天志觀則是墨子思想的原動力，是整個思想體系的邏輯起點。《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這6篇又稱《墨經》或《墨辯》，有的認為是墨子所作，多數學者認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其中，《經上》《經下》兩篇所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涉及邏輯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倫理學、數學、力學、光學等學科。
《墨子》一書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墨子》思想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正因如此，它不被統治階級所賞識和利用。到秦漢，墨學已開始逐漸隱沒，墨子的事跡已不被人們所熟知，史學家司馬遷在為墨子作傳時，也只有寥寥數語。近代以來，學者進一步發掘《墨子》的思想學說蘊含，批判地汲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對繼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非攻思想推行失敗的原因
盡管墨子的非攻思想值得提倡，但卻沒有被戰國時期的統治者所采納。究其原因，與其脫離了統治者現實需求有很大關系。
“義”與“不義”的界限不明
“義”與“不義”不甚明了的界限，成為為政者不采納墨子思想的原因。盡管墨子希望依靠天子來明確義的實際含義，但統一標準的缺乏無疑為實踐增添難度。“尚賢”的問題也在此，“智”可分為大智與小智。大智慧不會在普通人中產生，即使產生也很可能由于在成長過程中沒能接受良好教育與正確引導，而逐漸泯沒為小智慧者。但小智者可能存在個人貪欲增長或難以服從社會管理等情況，從而產生社會爭端，增加國家管理難度。
因此，墨子理解的“賢”必不能僅用“智”概括，它更傾向于一種范圍概念。但這種缺乏統一標準的概念，使墨子提出的“賢國攻伐不賢國為正義的主張”成為偽命題：“賢”的標準不明，那么“義”的標準在“非攻”上更難清晰。郭沫若也提出：“墨子所謂‘誅’大約就是義戰， 所謂‘ 攻’ 就是非義戰吧”，并借此推出侵略者也可以打著“誅的旗號去侵略，那樣“義戰”與否就更加難以區分，成為干擾社會的“煙霧彈”。
脫離社會政治文化場域
墨子的主張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場域相脫離。在勸導統治者放棄戰爭方面，墨子及其弟子做了眾多努力，如“止楚攻宋”“止齊伐魯”“止魯攻鄭”等。但這些國君盡管在戰爭攻伐與否方面被說服，卻仍舊不能全面采納墨子的“ 非攻” 思想。
如孟子講“ 春秋無義戰”，“無義戰”既指諸侯國之間假借周天子名義，或無視周天子發動戰爭的不義，也指戰爭對百姓造成苦難的不義。但諸國間弱肉強食主要與社會大環境有關，社會沒有為諸侯國保留充足的時間來穩定發展。一方面國家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統治者欲望的增長與敵對國家的虎視眈，使統治者大多希望通過戰爭吞并國家來獲取利益。因此，墨子提倡的需要國家依靠長時間穩定發展而達到的“非攻”“天下皆賢”“人人兼愛”之目標是難以實現的。
與社會實際需要脫節
墨子的主張實際上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無論國家的政治狀態是清明節或混亂，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沖突與利益糾纏最終都需要依靠實力解決。這可以從完成了戰國統一大業的秦朝，反推“為何墨家沒能解決天下亂局，而法家可以”的問題。
社會立場是墨家與法家最根本的不同點。首先，法家變法遵循歷史向前發展趨勢，推崇“法今王”：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打造以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為中心的政治體制并逐漸實現社會大一統。同時使用一系列方式“尊君”：政治經濟學領域君主獨攬大權，思想文化角度全面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可以說，法家構建了一個思想與行動全面封禁的國家統治方式。
雖然在現當代，這種方式從人權與自由角度頗受非議，但無疑對思想百家爭鳴的戰國完成思想統一有效果。與此對比可見，提倡“兼愛、非攻、尚賢” 的墨家，很難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完成“天下一統”的政治理想。
軼事典故
止楚攻宋
《墨子·公輸》中，記載了墨子止楚攻宋的事跡，墨子通過談判斡旋的手段，將一場戰爭消弭于無形之中。墨子首先通過辯論，迫使魯班和楚王承認，楚國攻打宋國是不義且不利的。然而，楚王還是認為攻宋是可以成功的，于是墨子和公輸盤進行了一場兵棋推演，證明了攻宋是打不贏的。公輸盤黔驢技窮之后，威脅殺掉墨子。墨子此時告訴楚王，他已經派他的弟子們去保護宋城了，就算殺掉他，也不能成功。最終，墨子迫使楚王放棄了攻宋。
止魯攻鄭
《墨子·魯問》中，記載了墨子勸阻魯陽文君攻打鄭國的故事。魯陽文君認為他攻打鄭國，正是順應了上天的意志。墨子以鄰家之事為喻，說：“如果有一個人，他的兒子兇暴、強橫、不成器，他的父親因此鞭打他。此時，鄰居家的父親，也拿起棍棒來打這個孩子，說是順應了孩子父親的意志。這不是很荒謬嗎！”墨子見魯陽文君理解了這個道理，進一步闡釋何為“義”、何為“仁義”，希望魯陽文君以仁治國，停止侵略他國的行為。
評價
影響
墨子提出的“兼愛非攻”理念，是維護勞動者根本利益的主張。墨子身體力行，為維護和平做了很大貢獻，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護和各國統治者的尊敬。西漢，由于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墨家思想的影響逐漸衰落，到了清朝中期，墨家幾乎銷聲匿跡。近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關注先秦諸子中的非儒家思想，墨家得以復興，梁啟超還提出了“墨學救國”。在梁啟超的啟發下，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等，也都投入了墨學的研究。新世紀以來，“兼愛非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它其中包含的國家平等、反對侵略、合作互利等現代國際法思想，對構建和諧的國際社會，造福整個人類社會有重大意義。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