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亦稱“性靈派”）是中國在明朝萬歷時期文學領域的一個文學流派。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以被稱為“公安三袁”的袁宏道、袁中道和袁宗道兄弟為領袖。三袁兄弟之外，另有一位重要的作家江盈科。公安派諸人的作品風格明白曉暢，不以涂飾為工，其中以袁宏道成就最高，具有“獨往獨來，自抒其逸”的氣概。公安派提出了一系列體現晚明文學新價值觀的理論主張。“性靈說”便是他們提出的一個著名的口號。公安派反對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擬古風氣，提出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口號，強調真實表現作者個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反對各種條條框框的約束以及“粉飾蹈襲”，發前人之所未發。袁宗道文學創作由模擬復古派轉變為反對復古派也就是1587年(萬歷十五年)，是公安派的起點。從1601年(萬歷二十九年)袁宗道去世的第二年到1626年(天啟六年)袁中道去世為公安派衰落期。
公安派創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潑，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寫閑情逸致，對后世的散文創作影響較大。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贊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系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定義與名稱
公安派（亦稱“性靈派”）是中國在明朝萬歷時期文學領域的一個文學流派。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公安派以被稱為“公安三袁”的袁宏道、袁中道和袁宗道兄弟為領袖。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代表作品有《袁宏道全集》《公安縣志·袁中郎傳》等倡導“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力挽復古頹靡之習氣，開一代文學之新風，為嗣后三四百年間綿延不斷的文學革新思潮揭開了宏大序幕。
發展歷史
誕生背景
萬歷朝的吏治管理非常松散，有的地方官久不任職或不告而歸，既然作為天子都不來管理國家整日沉溺享樂，對于一般士人以身仕國的封建倫理道德已經變得蒼白無力了。即使有冒死抗爭的也落得或貶或罷的命運，袁宏道友人御史潘士藻曾對趙頊的不事朝政與征賦斂財直言以諫，神宗怒而將其貶到廣東省。三袁另一友人給事中李沂剛剛就職一個月就因彈劾東廠宦官張鯨獻珠寶觸動了神宗愛財索寶的軟肋而遭廷仗斥為民。所以，不正之風上行下效，士人也常常是游離于政治中心之外，他們也總想歸隱脫離吏道去適一己之情。其次，神宗與群臣久不相對，官吏考察制度松懈，加之為上者貪財貨，那么為下者自然也是貪污成風而且神宗的久不事朝實際上造成了權威的擱置和權力的分散。形成了臣下之間的爭議與分歧。因此，為官者身處期間要么跟風逐浪失去自我，要么遠離是非保持自我。
公安派的袁宗道和袁宏道為官清正廉潔。他們既不屑降尊貴屈從俗流趨炎附勢，也不喜歡將名節作為人生標簽攀附清流。他們與政治總保有一段距離，為的是保全自己獨立的人格和人性自由。萬歷年間處于思想史上的轉型期，獨具魅力的個性解放思潮襲卷世俗社會。自我被強調至凌駕一切的高度，在個性解放思潮的挾裹中，文藝解放思潮也因之而起。作為時代代言體的文學也開始了變革運動弘揚自我坦露真情成為文學的主題。明萬歷年間，中國封建社會土壤里開始孕育和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叛離封建正統、反對假道學的思想逐漸形成潮流。“袁宏道”正是生長在這樣的時代，他們繼承了同時代年歲較長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李贄的“童心說”，創造了“性靈說”，向“七子”派的文學理論及其作品猛烈開火。在與“七子”的較量中，三兄弟緊密配合：長于論文的宗道，在《論文》(上下)中系統地闡述了散文發展的歷史以及改革的必然趨勢，批判了“七子”字比句擬的復古倒退；善于論詩的宏道，在《敘小修詩》中首次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成為“三袁”文學革新的旗幟。在《敘竹林集》《雪濤閣集序》及大量的信札中，他反復論述詩文改革，抨擊“七子”的錯誤主張；中道的文學主張不僅基本上與兩個哥哥相同，還糾正了長兄宏道某些矯枉過正之處，這些主張集中反映在他的《宋元詩序》《中郎先生全集序》等文章中。在這場論戰中，除三兄弟外，以“袁宏道”為核心，還逐步形成了一個進步文學流派——“公安派”，而袁宏道則被公認為是這個流派的主帥。
興起期(1587年-1595年)
從1587年(萬歷十五年)到1595年(萬歷二十三年)袁宏道提出公安派文學理論核心主張之前為公安派文學的興起期共九年。這一時期，袁宗道是主帥，袁宏道是副帥，袁中道作用不大。袁宗道文學創作由模擬復古派轉變為反對復古派，就是公安派的起點。袁宗道文學創作由模擬復古派轉變為反對復古派是1587年(萬歷十五年)。因此，1587年(萬歷十五年)為公安派興起期的起點。袁宏道在興起期主要是在袁宗道帶領下快速成長。袁宏道文學稟賦在三袁中最高，但成長需要一個過程。興起期袁宏道和哥哥、弟弟兩次拜訪李贄，尤其是1591年，他又單獨去麻城龍湖拜會李贄，深受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袁宏道視野大開，明白以前的創作都是鸚鵡學舌,并不是自己的真情實感；“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從此，他改變詩文創作之風“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卓然獨立”。1592年(萬歷二十年)袁宏道考中進士，更是如虎添翼，以自己的詩文創作實踐支持袁宗道。復古派在袁宗道領銜、袁宏道協助、袁中道和其他人員參與的公安派進攻下影響逐漸減弱，公安派文學的影響逐漸增強。1592年(萬歷二十年)，王世貞、汪道昆、吳國倫等復古派核心人物相繼去世后，公安派的影響超越“后七子”，逐漸占據文壇主流地位，直到1596年大興。
鼎盛期(1596年-1600年)
從袁宏道于1596年(萬歷二十四年)提出公安派文學理論核心主張開始到1600年(萬歷二十八年)袁宗道去世，袁宏道無論在文學理論還是創作方面都取得巨大實績，袁宗道、袁中道及其他公安派成員呼應、支持、協助袁宏道，公安派快速發展到鼎盛，共五年。在鼎盛期袁宏道是主帥，袁宗道是副帥，袁中道是干將，公安派其他成員如江盈科、陶望齡、潘之恒等對公安派的大盛也起了一些作用。袁宏道深受焦竑、李贄影響，尤其是1591年單獨拜訪李贄之后思想發生飛躍，又于1595年(萬歷二十三年)結識湯顯祖，1597年(萬歷二十五年)發現徐渭詩集而大受影響，并融會貫通焦、李贄、湯顯祖、徐渭等人的思想，然后在孫吳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公安派文學理論的核心主張，1597年(萬歷二十五年)開始創作大量體現其主張的作品，與復古派在吳中的代表人物張獻翼激烈論戰，最終徹底擊敗復古派，1598年去北京任職繼續反對北京的復古派，和袁宗道一起在北京崇國寺結社。袁宏道的這些活動標志公安派進入鼎盛期，同時也表明他后來居上，超越其兄袁宗道成為公安派主帥。
第一、袁宏道提出公安派文學理論的核心主張。1596 年(萬歷二十四年)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等公安派文學理論的核心主張。“獨抒性靈”是就創作內容而言的，強調作家創作要抒發自己的情感，表現自己的個性，這樣的作品才會各具特色；“不拘格套”是就創作形式而言的，就是要根據內容來確定相應的形式，不拘泥于古代格律。“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后七子”活動中心地區——吳中地區的提出，給復古派以有力批判，在當時產生巨大影響，得到很多士人的認可和擁護，逼迫“后七子”成員也因此改變復古、擬古文風，個別成員甚至轉投公安派,是公安派大興的起點。第二、袁宏道創作了大量體現其主張的作品。1596年(萬歷二十四年)底袁宏道清理自己的文稿，先刻印舊作《敝集》，又將任吳縣縣令以來的詩文編為《錦帆集》刊印，繼續闡發性靈說的內涵且有所補充，與《敘小修詩8白蘇齋冊子引》一起稱為公安派“性靈說”的三篇代表作。1596年冬丘長孺將《北游稿》分寄袁氏兄弟，袁宏道作《丘長孺》,更加強烈地批判因襲模擬文風。
袁宏道在為江盈科所作的《雪濤閣集序》中提出“時使之也”的觀點，批評當時文壇盛行的復古風氣，自覺探討詩文自《雅》至明代的流變，論證自己的文學思想。《雪濤閣集序》表達的思想主張袁宏道對前后七子倡導的文學復古運動提出了批評，認為復古派扼殺了文學創作的生命力，其擬古之作僅僅是“剿襲模擬”的濫腐之辭。他認為詩文的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進而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這就是著名的“性靈說”。在為江盈科《雪濤閣集》所作的序中，他探討了詩文的流變方向，闡釋其中緣由，并極力印證自己的思想。《雪濤閣集序》的后半部分則著重強調擬古之害，并為江盈科的詩文作辯護，反駁時人提出的“近平近俚近俳”的異議。
衰落期(1601年-1626年)
從1601年(萬歷二十九年)袁宗道去世的第二年到1626年(天啟六年)袁中道去世為公安派衰落期。這是一個逐漸衰落的漫長過程，共二十六年。1600年秋天袁宗道去世和京師攻禪事件是公安派衰落的開始。1610年(萬歷三十八年)袁宏道去世導致公安派更加衰落年，1626年袁中道的去世則標志著公安派的徹底衰落。這一時期，袁宏道去世之前仍舊是公安派的主帥；袁宏道去世之后，袁中道接過公安派大旗，成為主帥。對于公安派在京師結蒲桃社(葡萄社)和談禪論學，東林黨和浙黨結成了聯盟，發起攻禪運動。從禪風熾盛的1598(萬歷二十六年)前后至1601(萬歷二十九年）前后，京師攻禪勢頭日漸高漲，最終演變成一場政治斗爭。袁宏道去世前后,公安派其他健將也紛紛去世，江盈科于1603年(萬歷三十一年)去世，陶望齡于1607(萬歷三十五年)去世，黃輝于1612年(萬歷四十年)去世。袁宏道等公安派主要人物紛紛去世加劇了公安派的衰落。
袁宏道因遭受痛失大哥袁宗道和京師攻禪事件的雙重打擊，銳氣明顯不如以前“狂禪”有所收斂，穩實有所增加，對“狂禪”導師李贄的看法也有點變化；“先生(指袁宏道)之學復稍稍變，覺龍湖等所見，尚欠穩實”。徐渭關注社會現實的思想開始對袁宏道發生影響，進而袁宏道文學思想也有所改變。此一時期袁宏道“性靈說”內涵與李贄“童心說”相通的內容已完全消失，創作方法和作品風格也從率性而作到講求工煉，對傳統經典作品也從“不可以優劣論”到部分奉為楷模，都表明他文學思想的轉變。在《行素園存稿序》中提出“物之傳者必以質，文之不傳，非曰不工，質不至也”的觀點，把內容視為詩文創作的第一要義，部分糾正了自己在前期創作中只重個人的情趣，而多少與客觀社會現實絕緣的傾向。1599年(萬歷二十七年)之后，袁宏道憂慮國計民生的作品明顯增多，如《答沈伯函4竹枝詞8荊州后苦雪引》等揭露了萬歷礦稅之禍，《顯靈宮集諸公川《馮琢庵師川答王繼津大司馬川與黃平倩壽鄒南泉先生六十序》等抒發了對國事日非而大賢不出的焦慮，《程母義行述》《鄭母節行始末》《明司城陳君墓石志銘’題出世大孝冊》等倡言合理道德。這些轉變是袁宏道適應社會的結果，也是公安派開始衰落的休珈作的第一要義，這部分糾正了自己在前期創作中只重個人的情趣，而多少與客觀社會現實絕緣的傾向。
1599年(萬歷二十七年)之后，袁宏道憂慮國計民生的作品明顯增多，如《答沈伯函從竹枝詞對荊州后苦雪引》等揭露了萬歷礦稅之禍，《顯靈宮集諸公》《馮琢庵師》《答王繼津大司馬與黃平倩從壽鄒南泉先生六十序》等抒發了對國事日非而大賢不出的焦慮，《程母義行述》《鄭母節行始末》《明司城陳君墓石志銘題出世大孝冊》等倡言合理道德。這些轉變是袁宏道適應社會的結果，也是公安派開始衰落的體現。袁宏道于1610年(萬歷三十八年)去世，公安派不僅損失領袖和衰落前期的主帥，導致袁宏道中僅剩袁中道一人；還因袁中道和袁宏道感情深厚，袁宏道的去世給袁中道以巨大打擊，袁中道悲慟過度，差點死亡。袁宏道去世前后，公安派其他健將也紛紛去世；江盈科于1603年(萬歷三十一年)去世，陶望齡于1607(萬歷三十五年)去世，黃輝于1612年(萬歷四十年)去世。袁宏道等公安派主要人物紛紛去世加劇了公安派的衰落。
袁宏道去世前，袁中道逐漸成長，寫出《李溫陵傳》和其他作品，極力協助二哥袁宏道，甘當副帥。袁宏道去世后，面對對公安派日漸增多的非議，袁中道站出來維護公安派，成為公安派衰落后期的主帥和中流砥柱。隨著晚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導致東林學派崛起和陽明心學消歇，文學復古思潮再度復興，晚明弘揚主體，張揚個性、正視人欲的性靈文學思潮漸漸衰微。1626年(天啟六年),袁中道去世，公安派徹底衰落。
主要觀點
公安派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于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贊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
公安派強調文學抒情的真率，認為文學作者不應預先設定格調、道德為外在規范，而應一任主體內在真實情感的流露，達到所謂“情真而語直”的效果，真實主體情感的感發被賦予極高的文學價值。即認為表現于作品中的真情，應以一種自然傾瀉而不假藻飾的方式沖口而出，所崇尚者在于“露”和“本色”。追求一種作為美學范疇和人生情致的“趣”與“韻”，當時被一般士大夫視為偏離雅道的戲曲、小說、民俗音樂都成為公安派汲取文學營養的資源，借用其形式表現接近民間生活的主題。
創作特點
公安派詩文創作與其理論主張多有呼應，早期創作優于后期，文優于詩。公安派的文章自然而個性鮮明，灑脫而凝練，題材廣泛而富于情趣。小品文以議論見感情，雖篇幅短小但蘊含的內容深厚，有時具有幽默感。作品在語言上向口語靠攏，許多文章與白話文相仿；但另一方面作品的文字又極洗練，不因其靠攏口語而流于冗雜，是以其文筆既輕松自如，又凝練有致，作者的感情和個性即由此顯露。
明代詩文自前七子登上舞臺以后就一直以“復古”為核心，到了后七子主盟的隆慶、萬歷之際，文學復古思潮已經發展成為極具深度和精度的理論體系。公安派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復古、反墓擬的思想，所欲針對者正是晚明復古思潮，可以說公安派是在反思和批判復古派的過程當中確立自身的。而公安派最重要的思想資源是李贄的童心說，如錢謙益所言:“萬歷之季，海內皆詆訾王、李，以樂天、蘇軾為宗，其說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實自卓吾發之”(《初學集》卷三十一《陶仲璞遁園集序》）。李贄所引領的哲學思潮，是依據王守仁“心自然會知”之說，把人的物質生活欲望作為符合人性的東西加以肯定，而把束縛人精神自由和相應行動的“德禮”“政刑”作為使人失所的東西加以否定，他把童心作為為人為文的基礎，而把違背童心的視為假人、假文。公安派前期的性靈說可以視為童心說的繼承和發展。
代表人物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袁宗道（1560—1600）
晚明著名文學家。字伯修，號石浦，湖廣公安（湖北公安縣）人，與弟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并稱“三袁”，同為文學革新派——“公安派”的領袖。宗道十二歲應童子試時，督學看到他的試卷，就驚奇地說過：“子當大魁天下”。果然在萬歷十四年（1586）舉會試第一，時年二十七歲。后官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當過皇長子的老師。宗道在文學上的主要貢獻，是他針對前后七子的文學復古理論，首先“在館（翰林院）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明史·袁宏道傳》）。他與宏道、中道發起、聯絡一批反復古主創新的作家、詩人，在北京西郊崇國寺組織“蒲桃社”，這就是“公安派“的形成。所以明末清初著名作家、詩人錢謙益評價宗道：“其才或不逮二仲（宏道），而公安一派，實自蘇天爵發之”（《列朝詩集小傳》）。武宗元的著作有《白蘇齋集》二十二卷行世，其中有不少有關公安的詩文。
袁宏道(1568～1610)
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明代文學家，"公安派"主帥，袁宗道二弟。荊州公安(今屬湖北)人。袁宏道始終無意于仕途，萬歷二十年（1592）就中了進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訪師求學，游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游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說“戀軀惜命，何用游山？”“與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創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袁中道（1570~1623）
字小修，亦作少修。湖北公安人。“公安派”領袖之一，袁宗道、袁宏道胞弟。16歲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讀老莊及佛家之書。成年后科場考試，幾經落第，于萬歷四十四年(1616)中進士，授徽州府教授、國子監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長愈豪邁。與其兄宗道、宏道并有文名，時稱“三袁”，同為公安派。其績稍遜于宏道。其文學主張與宏道基本相同，強調性靈，"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較兩兄晚歿，后來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則善矣"（《蔡不瑕詩序》）。這是他與兩兄稍異之處。袁中道作品以散文為優，游記文如《游石首繡林山記》、《游鳴鳳山記》、《金粟園記》、《玉泉澗游記》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文如《寄蘊璞上人》、《答潘景升》、《與曾太史長石》等，直抒胸臆，文筆明暢；日記《游居柿錄》反對復古擬古，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寫性靈。晚年針對多俚語纖巧的流弊，提出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主張。創作以散文為佳，游記、日記、尺牘各有特色。游記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記寫得精粹，對后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其詩偶有關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寫得較清新。但詩文思想較平泛，酬作應答、感時傷懷，藝術上創新不夠。有《珂雪齋集》20卷，《游居柿錄》（《袁小修日記》）20卷。
影響和價值
本國影響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云霧”（《公安縣志·袁中郎傳》），游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沖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后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公安派其文學主張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性靈說”既把文學的主體性人的情感，提高到了超過形式的高度，同時將文學的抒情功能重新賦予文學。當時，全國400多名文人雅士集合在“公安派”旗下。作為晚明文壇反復古運動領袖的三袁兄弟，他們的理論與創作，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代表的“公安派”，又是體現一個時代先進的文學流派。“袁宏道”對中國文學的重要貢獻之一，是他們在文學理論上的創見和革新。由于“公安派”的影響，“七子”首領之一的王世貞，到了晚年，文風也開始轉變。至此，前后“七子”統治文壇達百年之久的局面，終為以“三袁”為核心的“公安派”所沖破。
公安派以清新流亮的文風、不規成矩的理論獨步一時，對明代文壇的剿襲之風具有廓清之效，使得被七子派格調論所排斥的詩文經典和審美風格重新得到重視，文學界變得更加多元化。但此后不久便彈射四起，公安體被斥為俳諧俚易，信筆掃抹。而在其轉向晚期之后，在理論和創作上均失去了早期的鋒芒，被不久之后興起的竟陵派所取代。清代論及公安派的學者很少，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公安派脫胎于陽明后學之泰州學派，被清代士大夫階層主流的學術思想視為明代亡國的禍因，被當作一種異端而空疏的思想和文學而加以排抑。直到20世紀30年代，周作人、林語堂、郁達夫、劉大杰等人對晚明以袁宏道為代表的“性靈”文學給予極大肯定。
1994年11月，南慕名專程赴公安拜訪《三袁傳》作者李壽和。于次年完成了博士論文《公安派文學理論研究——以袁氏三兄弟為代表》。“公安派”所倡導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卻影響了幾百年。晚明至清代的文學大家鐘惺、譚元春、張岱、錢謙益、金圣嘆、李漁、王夫之、朱彝尊、袁枚等，與“三袁”所領導的文學改革運動，均有一脈相承之處。近代宣稱“尋覓童心”的龔自珍，聲明“稱心而言”的馮桂芬，主張“自抒胸臆”的王韜，倡言“我手寫我口”的黃遵憲，提出“文學改良”的梁啟超等，也直接、間接地受到“公安派”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再度掀起“袁宏道熱”：“三袁”文集競相出版，評價“三袁”思想及作品的文字不斷見諸報刊；魯迅、周作人、胡適、郁達夫、林語堂、阿英、劉大杰等一批大家先后加入這股“熱潮”中。?
中國大陸的“公安派研究熱”，主要分兩個方面：一是出版了16部“三袁”文集和研究“三袁”的專著，各級報刊發表了數以百計的論文；二是成立和召開了“兩會”。出生于桂花臺附近的李壽和，多年致力于“三袁”研究，成就卓著。他聯絡湖北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的幾位專家、學者，于1987年5月成立了“湖北公安派文學研究會”。接著在三袁故里召開了為期3天、來自18省市的10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的全國“首屆公安派文學討論會”，會后又出版了《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第一輯。媒體評論“兩會”和《三袁研究》“填補了文學史研究的一項空白”。
20世紀70年代始，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特別行政區三地學界不約而同地興起研究“公安派”熱潮。首先是在海峽彼岸的臺灣。據不完全統計：從1971年至1992年，臺灣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臺灣大學、臺灣輔仁大學、高雄大學及臺灣師范大學等校的8位學者所撰寫的博士、碩士論文選題均為“公安派文學”。并先后出版了《袁中郎之文學思想》(楊德本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版)、《袁中郎學記》(韋仲公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袁中郎研究》(袁乃玲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袁中郎文學研究》(田素蘭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袁中郎尺牘》(廣文書局，1989年版)等書。還再版了《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偉文圖書公司出版)、《袁中郎全集》(襟霞閣精校本、清流出版社出版)、《白蘇齋類集》(袁宏道著，偉文圖書公司出版)、《珂雪齋近集》(袁宏道著，偉文圖書公司出版)、《珂雪齋前集》(袁中道著，偉文圖書公司出版)、《袁石公遺事錄》(袁照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出版)等”。
國際影響
作為中華文化精華的“公安派文學”，早在明末即東渡日本，一位叫陳元貝斌的明遺民將《袁中郎集》攜帶而去的。不久，一位叫元政的日本僧人讀到《袁中郎集》，他將與陳元貝斌仿“公安派”風格酬唱的詩文結集出版。這本《元元唱和集》，即為日本第一本以文言文印刷、仿“公安派”風格的著作。由于陳、元二人的倡導和傳播，正處于“江戶時代”的日本學者中有不少人“皆慕中郎風”，他們以袁宏道為精神領袖，以“公安派”理論為武器，積極開展反復古運動。還有，日本花道界因受袁中郎的藝術專著《瓶史》的影響，竟由此產生了一個流派——“宏道派”。?
據不完全統計，自1935年至1989年，有13位日本學者在日本書報刊上發表了24篇有關“公安派”研究的論文。這些論文中，以和歌山縣大學教授松下忠的作品最有代表性。松下忠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明代文學與日本江戶時代文學的比較研究，他于80年代發表的一系列有關袁中郎“性靈說”研究的精辟論文，頗受學界好評。“三袁”逝世后不久，其作品傳至黃海彼岸的朝鮮王朝。許筠、南公轍、金昌協、洪慎、南克寬、樸趾源等多位朝鮮國古代作家、學者的著作中，均先后涉及“袁宏道”的文學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后幾位學者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清乾隆年代，其時“三袁”著作因“有偏謬語“，而被朝廷“抽毀”。據韓國學者介紹：在18世紀李朝政府圖書館“奎章閣”的藏書目錄中，也列有《袁中郎全集》和《珂雪齋集選》。
20世紀80年代，韓國學界“研究中國‘公安派’熱”再次興起，如外國語大學校、忠南國立大學、高麗大學校就有5位學者以“公安派文學”為博士、碩士論文選題。中韓兩國未建交前，韓國學者不能直接到中國大陸求學，只能到臺灣。兩國建交后，韓國學者可自由來中國學習、交流，“公安派”熱隨之進一步升溫。韓國“公安派”學者中，以外國語大學的南德最有代表性，他在攻讀碩士學位時，研究中國清代學者金圣嘆，而金又恰是步袁宏道后塵的。南由金圣嘆而對袁宏道產生興趣，以后他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其論文即以“公安派”為題。
?“公安派”還乘風破浪到達大洋彼岸的美國，據知：1974年至1988年，先后有洪銘水、周質平等4位美籍華人學者用英文撰寫了6篇以“公安派”為題的博士、碩士論文。壽和兄曾于2000年6月應邀赴釜山廣域市大學講授“公安派”文學，“公安派”文學成了名符其實的“國際學”。
后世紀念
柳浪湖遺址
?公安縣城斗湖堤鎮西南郊為袁宏道歸隱公安時的住處。公元1600年(明萬歷二十八年)宏道棄官還鄉后，在此買得洼地300畝，“絡以重堤，種柳萬株，號曰柳浪”。還建造柳浪館，有樓、臺、亭、，湖中植菱栽藕，喂養游魚。宏道在此薈集文人雅士，讀書吟詩，參禪悟道，閑游山水達6年之久。后代騷人墨客常慕名來此賦詩抒懷，如清朝文人侯家光的《柳浪懷古》詩就形象地描述出柳浪湖的變遷：“柳浪湖上柳如煙，柳浪湖下浪接天。……豈知浩渺煙波里，當年會此住袁公。……蘇天爵小修(宗道、中道之字)擅文詞，中郎(宏道)更是開天平。……三百年來景物非，人去亭空水四圍。……東風吹浪碧參差，畫棟雕粱成蕭索。惟有三更湖上月，曾照先生貯詩瓢。”柳浪湖因宏道的聲名和本身的風光，以“柳浪含煙”列入“公安八景”。
“袁中郎故里” 碑
?經過幾百年的動亂，有關“袁宏道”的遺物多已散失，“袁中郎故里”碑系寥寥僅存者之一。有碑高200公分，寬55公分，厚20公分。碑正中鐫刻著“袁中郎故里”5個莊重、古樸的大字，右上刻有“愛新覺羅·颙琰元年十月重立”，左下是“前明萬歷乙卯秋九月荊郡立”。“乙卯”即公元1615年(萬歷四十三年)、袁宏道逝世5周年。據袁中道《游居柿錄》乙卯年記事：中秋節前某日，“郡太守吳公立一石碑于中郎宅前，曰‘袁中郎故里，蘇云浦書’”。蘇云浦，即江陵進士、曾任監察御史的蘇惟霖。云浦與宏道交往甚深，宏道歿后，云浦擇宏道次子岳年為婿，又聘宏道長女為侄媳。這塊古碑一直被里人視為珍寶，先立于柳浪館袁宏道故居前，后移至古城隍廟側。到了20世紀80年代，此碑重立于阝斗湖堤鎮油江河東岸常青樹叢中。沒有幾年，油江河旁埋下水道，此碑在遷移中竟被一些人折成兩截后扔在縣文化局院內的角落里。縣一中校長謝為政某日偶見此殘碑，一番扼腕后即與幾位教師將這塊重達千斤的殘碑運至該校花園里。花園的花匠告訴我：謝校長非常珍惜這塊石碑，計劃在校內修建“三袁”紀念館，將此碑重立于館內。
《袁公壙志》
在公安縣博物館的陳列室里，有一件出自400年前的珍品——《明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袁公志》，是本縣1989年文物普查時在宗道(伯修)、中道(小修)并葬墓地附近一塊莊稼地里發現的。《壙志》分兩塊，磚刻，各70公分見方，厚約3公分。一塊刻題目，一塊為正文，約有千字。讀大部分清晰可辨的文字可知：《壙志》立于“萬歷壬寅十月朔”(即萬歷三十年，公元1602年寒衣節日)， “黃輝，字平倩，號慎軒，‘公安派’作家之一，萬歷十七年進士，與宗道同為翰林院侍講，也是其摯友之—。中道在《石浦先生傳》中曾說：“先生(祝洙)與同學友黃公輝交若兄弟。先生死，黃公哭之悲慟。”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宗道在北京卒后，喪事全由黃輝主持。” ?
參考資料 >
湖北公安三袁:敦厚家風哺育文學三子星.中央紀委國家監委.2023-11-15
明代“公安派”創始人袁中道作品注釋集出版-中新網.中國新聞網.2024-01-25
2012考研文學史:點睛名詞解釋 跨越第一門檻.中國研究生招生信息網.2024-01-25
“三 袁” 故 里 覓 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2024-01-25
公安派.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1-23
明朝公安三袁指的是那三人?“公安”文學流派的文學主張是什么.上游新聞.2024-01-26
公安派.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1-25
袁宏道:明代文學家 公安派”代表人物.荊州市人民政府.2024-01-26
袁中道: 明代文學家，“公安派”領袖之一，與兄宗道、宏道并稱“三袁”.荊州市人民政府.2024-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