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明代后期杰出的文學家袁宗道的詩文合集，全書共二十二卷。他因喜好唐朝白居易、宋代蘇軾的詩文，將自己的書室取名為“白蘇齋”，因而用作集名。現存的明代刊本，未署年代，大約是刻于天啟年間。現在有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白蘇齋集》
袁宗道（公元1560—1600年），字伯修，號石浦湖北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歷十四年（1586）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曾任太子朱常洛（后為光宗）講官，官至右庶子。他與弟宏道、中道齊名，并稱“袁宏道”。由于他們是公安人，因而稱他們的文學流派為“公安派”。現在的荊州古城東南城墻上，有三座身圓頂尖的磚塔，形如豎立的三管巨筆直刺青天，這是人們?yōu)榱思o念公安“三袁”的，名叫“三管筆”。
一般認為宗道的才華不如兩個弟弟，但“公安派”的文學主張，首先是由他提出來的。其主旨是反對當時文壇上盛行的模擬和復古的風氣，主張以文學抒寫個人的真實感情，不拘泥于前人的法度。而袁宏道（中郎）在《敘小修詩》中，首次提出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成了“袁宏道”文學革新的旗幟。當時三袁身處明代萬歷年間，宦官專權，朝政日非，礦監(jiān)稅使遍布各地，民怨紛起。同時自明代中葉以后，隨著手工工商業(yè)的萌芽，思想領域中日益滋長著帶有民主色彩的進步思想，與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傳統(tǒng)說教格格不入。
三袁兄弟均與當時具有叛逆精神的杰出思想家李贄有交往，他們的思想雖然遠遠不如李贄尖銳激烈，驚世駭俗。但明顯受到李贄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傳統(tǒng)觀念，尋找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志趣，因此他們對仕途的看法和追求自由，放情山水的處世態(tài)度，帶有要求個性解放的積極意義，同樣反映在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主張中，這些歸根結蒂都表現了晚明個性解放的社會思潮。清代將三袁文集一概查禁，主要考慮恐怕還在于此，而不在于他們的集子中有個別觸犯清人忌諱（主要是輕蔑異族）的字眼。
在文藝思想上，袁氏兄弟是很有革新精神的。他們在文學史上的重要貢獻之一，是他們在文學理論上提出的創(chuàng)見以及積極從事革新的功績，這已為文學界所公認。明代詩文有過兩次復古運動，第一次在弘治、正德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所倡導；第二次在嘉靖、隆慶年間，以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倡導。“前七子”的復古，原是為糾正宋明理學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和反對粉飾太平、虛浮無實的“臺閣體”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后來卻走上了形式主義的道路。至于“后七子”的復古，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的口號，則是變本加厲地把文藝創(chuàng)作推向復古摹擬的歧途，危害嚴重，他們認為文學發(fā)展一代不如一代，甚至發(fā)展到“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李開先《昆侖張詩人傳》）的地步。
其流弊則是剽竊蹈襲成風，毫無生氣，面對這一倒退逆流，在嘉靖，以王慎中、唐順之等人為代表的“唐宋派”，以及稍后的徐渭等進步作家，都曾先后揭露過當時文壇的這一嚴重弊端，反對前后“七子”的文學主張。但是，這些人或因帶上濃厚的道學家色彩，或因理論不夠系統(tǒng)，又寡不敵眾，仍然沒有動搖“七子”在文壇上的統(tǒng)治地位。到了萬歷年間，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壤里已孕育和發(fā)展著資本主義，叛離封建正統(tǒng)，反對假道學的思想逐漸形成潮流。“袁宏道”繼承了同時代年歲較長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李贄的“童心說”，創(chuàng)造了“性靈說”。“掃時詩之陋習，為末季之先驅”（袁宏道《答李之善》）繼歸有光、唐順之等人以后，向“七子”派的文學理論及其作品展開了攻擊。在反對復古派和形成“公安派”的過程中，袁宗道起了創(chuàng)始的作用（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稱“實自蘇天爵發(fā)之”）。
袁宗道長于論文，他在《論文》（上、下）兩篇中，系統(tǒng)地闡述了散文發(fā)展的歷史以及改革的必然性，批判了“七子”字比句擬的復古倒退論。實際上，袁宏道從論戰(zhàn)到文學創(chuàng)作都已形成了一個進步文學流派——公安派，這是一個以三袁為核心的整體。于是，“學者多舍王（世貞）、李（攀龍）而從之，目為‘公安體’”（見《明史·袁宏道傳》）。至此，前后“七子”統(tǒng)治文壇達百年之久的局面被以“三袁”為核心的“公安派”沖破了。
《白蘇齋》中大部分（卷七至卷二十二）是文。分為《館閣文》、《序》、《志、狀、祭文》、《箋》、《記》、《說書》、《雜記》諸類，其中《說書》類是闡述儒家經典的文章，其觀點主要從王守仁學派及李贄學說中來，以禪宗思想解說，合儒家舊論，而反對朱熹的學說，特別強調人的本心即所謂“赤子之心”是無善無惡的，一切道德修養(yǎng)，都只是為了返回自然的本心，而不是在人為規(guī)范的約束下追求處于自我的目標。“赤子之心，無分別無取舍，所謂第一念也。大人事業(yè)只用第一念，有余裕矣。”情欲也是人性的自然，所以“存天理、滅人欲”之說是荒謬的，向“所謂不離情欲而證六理，正圣門為仁之真脈也。”這種思想，概括地說，是既要求承認情欲的合理性，又要求能夠在不否認情欲的前提下達到一種高尚的，自然的道德境界。
在哲學上當然是一種唯心主義，但其實際意義，卻是反映了明代社會隨著工商業(yè)發(fā)展，市民階層的活躍而形成的肯定人的物質欲望和本能要求的新思潮。他們提出的“性靈說”，“性”是指個性，性情，“靈”指心靈，即意念和感受。要求創(chuàng)作“獨抒性靈，不拘俗套”（《敘小修詩》）“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于情無所不暢，無境無所不取”（《雪濤閣集序》），可見其創(chuàng)作思想的核心是：創(chuàng)作必須“任性而發(fā)”、“情真而語直”，抒發(fā)作者內心深處的真實思想感情，做到個性化、自然化。語言運用，要求“寧今寧俗”，不襲用半句古人。與此同時，他們重視并學習民間文學和新興的小說、戲曲。袁宏道稱贊《水滸傳》勝過司馬遷的《史記》；王實甫的《西廂記》、高則誠的《琵琶記》等可與《六經》、《語》、《孟》相提并論。（《觴政掌故》）。
袁宗道的主要貢獻，是他針對前后七子的文學復古理論，“在館（翰林院）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明史·袁宏道傳》），他先后發(fā)表《論文》上下二篇，批駁了前后“七子”及其應和者違反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倡導剽竊蹈襲，復古倒退的謬論，他認為作家應“從學生理、從理生文”（見袁宗道《論文》〔下〕）。作家要加強思想修養(yǎng)，鉆研文學知識。隨著時代的進步，各個時代自然有自己時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和藝術風格以及那一時代的通俗語言，這就是強調要正確理解文學與時代，古與今的聯系。袁宏道曾說過：“世道既變，文亦因之。”（《與江進之》），“代有升降，由法不相沿”（《敘小修詩》），認為“古有古之詩，今有今之詩，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說的都是同樣的意思。
《論文》上篇論文章主“達”，即清楚地表述心中所思、口中所說，認為“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意思是說言辭能否達意，是算不算文章的區(qū)別，必須要把文章寫得清楚明了，做到“口舌代心”說、寫一致。古今文章不同，是由于古今語言變遷，今人視古人之文為古奧，誰又知道這在古代只是普通至極的街談巷議呢？如果身為今人卻刻意模仿古人，恰恰是違背了古人，是專求不達，作者認為：“文言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下篇論寫文章須寫個人胸中見識和真情，所謂“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chuàng)出一般言語”，也就是“文如其人”。如果作者腦中先就空空蕩蕩無一物，那“無意見”，那么行文“則虛浮，虛行則雷同矣。”他又用戲子來打比方，“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模擬耳。”自然，這樣做的結果，是雖哭不哀，雖笑不喜，絲毫不能感染人。這兩篇之意不很深，但文章寫得深入殘出，形象生動，說理十分清楚，被公認為是在中國文學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文學理論著作，至今這種看法仍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袁宏道的散文，突破了傳統(tǒng)文言文的陳規(guī)格局，自然地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而清新明快。其中，成就最大的要算山水游記，他們幾乎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觀賞考察了文物勝跡，他們對風光景物，既獨具慧眼，又能妙筆生花，行文自然流暢，別具風格。我們古代游記文本以記實為主，準確生動地把客觀景物描繪出來。柳宗元、蘇軾的山水游記則筆端充滿感情，在記實描寫的同時增加了抒情性。三袁的山水游記近于柳、蘇，但抒情性更為強烈，而且筆墨靈活，經常把寫景、記事、抒情、議論結合在一起。在景物描寫上，不是面面俱到的寫實，而是用寫意法攝取客觀景物的神情，這樣就形成了清雋流暢，自然醇美的特色，這從袁宗道的《極樂寺紀游》、《岳陽紀行》、《游西山》等可以看出，其中也時常流露出追求閑適的生活態(tài)度，如宗道的《小西天》，就寫出他游小西天“如脫籠鳥”，“若歸故巢”的心境。表現了他涉足山水，借物求情的寫作特點，從而使他們的游記文學達到了很高的美學境界。
袁宏道的游記文中，固然寫到名山大川的奇觀勝景，捕捉其景物的某一特征；但更多的是描寫各地風光的常景常情，諸如北京農家的村婦毛驢、麥浪垂柳、豆棚瓜架，江南山林的水藕花、庭院閑話、漁歌答問，無不涉筆成趣。不求奇詭，而主淡雅；不嘩眾取寵，而以常情動人，是三袁游記文學的另一特色，公安派的散文，是晚明最有代表性的“小品文”。
袁宗道的《箋牘》，也是真性情流露的尺牘、傳記，在給親朋好友的書信中，真可謂“信口信腕”毫無拘束，抒發(fā)真情實感，擺脫任何俗套，字里行間洋溢著天然情趣，如《陶編修石》，就是很有名士個性特色的書信。
吳越間名山勝水，禪侶詩朋，芳園精舍，新茗佳泉，被兄數月占盡，真不虛此一歸。而弟也，躑躅一室之內，婆娑數樹之間，得意地處可說，雖居鬧世，似處絕崖斷壑，耳目所遇，翻助愁嘆，乃知世外朋儔，甚至衣食，斷斷不可一刻不會也。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籠八哥，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恨不即掣裂鎖，與之偕飛。……燕中求反，亦其艱難，近又尋得一人乃諺與樸，相遇無幾，又別去矣，此君氣和骨硬，心腸潔凈，眼界亦寬，第學問稍有異同處，家弟亟口贊嘆……
從對陶石簣南歸數月游山玩水，無拘無束生活的羨慕，抒發(fā)了作者向往自然之情。特別是讀袁宏道幾種詩文集后的心情，更可看出他們兄弟之間文學主張的志同道合。而從對顏與樸的贊賞中，也表現了袁氏兄弟高雅脫俗的性情。文筆輕巧流暢、比喻生動形象。
袁宗道的詩大抵圍繞其個人日常生活，所見所聞，及朋友交往。他似乎是一個性格比較平和的人，所以詩中很少激烈奔放的情緒，只是用淺顯，親切而又有些羅嗦的語言。記述日常生活，如《對酒》，是他在京城做官時所作，表達一種閑逸的情趣和對山林生活的向往，在當時有許多人競相以古雅拗折的語裝腔作勢時，這樣的詩無疑是給詩壇帶來了一些新鮮的氣息，更能代表其詩歌特色，是那些描寫自然風光，反映風俗人情，閑適意趣的詩篇，如《歸光》：旁傍青山曲，門當綠水斜。
長巒通澮，古木間水蛇麻。
吾欲學桑麻，將無逐及瓜。
還因歸里日，預已惜離家。
家鄉(xiāng)青山綠水，古木桑麻，優(yōu)美古樸的的景色，詩人感到格外親切，才剛剛回到家鄉(xiāng)，卻已有舍不得離家的惜別之情，這感情非常真摯，樸實而有新意，直抒胸臆，而獨出機軸，他寫的《食魚筍》、《新野道中》、《春日閑居》三首詩，也都流露了詩人的真性情，清新活潑。
袁宗道詩歌創(chuàng)作思想內容的一個方面，對社會的危機、政治的黑暗、官場的腐敗，人民的苦難和愿望，也有所體察。如《過黃河》，描寫黃河波浪洶涌的情景：“一葉凌浩渺，沸波濺其上。鼓棹度中流，東西迷所向。雷車爭砰钅訇，雪屋互排蕩。”即是客觀景物的描摹，也是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狀況形象化的寫照。正是基于對當時黑暗現實的強烈不滿，他們袁宏道兄弟都以風雅自命，而對功名富貴表示厭惡。表達了對上“折腰俯首”，對下征收賦稅審訊囚徒的官吏生活無比厭惡，向往閑適自在，不拘世俗禮法的生活，袁宗道在同樣這首詩里，就以黃河的驚濤駭浪比喻宦海的險惡：“宦海多風濤，絕勝洪河浪。”又在《將抵都門》詩中說：“只合尋鷗伴，誰令入鷺行。”《初春和陸放翁韻》中說得更坦率：“四十方強已厭官，催人頭白是長安。”
袁宗道及兩個弟弟——公安派的文藝思想與創(chuàng)作，對當時和后世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錢謙益說：“中郎之論出，王、李之云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澤之病，其偉功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謂“其詩文變板重為輕巧，變粉飾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袁宏道掃除前后七子復古主義對文壇的影響，改變詩文風尚，形成以清新輕俊為基本特征的公安體，在文學史上的這一偉大功績，實在是功不可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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