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湖之會，中原地區哲學史上的一次重要辯論會，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初在上饒市（今江西上饒）鵝湖寺舉行。由婺學的代表人物呂祖謙出面邀集，旨在調和朱熹和陸九淵兩派的學術爭執，使兩人的哲學觀點“會歸于一”。
淳熙二年（1175年）初夏，呂祖謙在結束福建省之行后，朱熹送呂祖謙回浙江省。途中經過江西上饒的鵝湖寺時，呂祖謙邀請了陸九齡和陸九淵兄弟前來會面，想要居中調和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之間的理論分歧。六月初，陸九淵兄弟應約來到鵝湖寺，鄰近郡縣官吏、學者百人列席觀會。會上主要圍繞治學方法展開辯論，朱熹主張“道學問”和“即物而窮其理”，即從泛觀博覽和對外物的考察來啟發內心潛在的知識；陸九淵主張“尊德性”和“先發明本心”，不主張多做讀書窮理工夫。朱譏陸為“禪學”，“便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狂妄自大者；陸譏朱是“老氏之宗旨”，學說上太“支離”。雙方一連辯論三日，不僅沒有達成共識，反而明確了“理學”與“心學”的分歧所在。最終，雙方都未能說服對方，不歡而散。
鵝湖之會后，朱熹和陸九淵都對各自思想進行了反省和修正，推動了理學的發展。為紀念此會，理學門徒建立了鵝湖書院，成為學術交流的重要場所。此外，這種非官方性質的學術交流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繁榮和發展，也為后世提供了學術討論的范例，促進了中國學術從宋到清的延續和變遷。
合會之因
彼時朱熹、陸九淵二人名聲皆傳于四方，并形成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兩個學派。兩個學派雖同屬儒學，但在治學、修養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分歧。而呂祖謙在哲學上具有兼容朱熹與陸九淵的特質，善于吸納各學派的精華，兼取諸家之長。此外，呂祖謙與朱熹交往甚密，二人在思想上趨于一致。而呂祖謙對陸九淵有識遇、提攜之恩，且對其贊賞有加，稱“此人斷不可失”。因此，呂祖謙想要調和朱熹和陸九淵兩派的學術爭執，使兩人的哲學觀點“會歸于一”。
合會之前
朱熹與呂祖謙
淳熙二年（1175年）春，呂祖謙從浙江東陽出發，在福建建甌一帶逗留了約兩個多月，與朱熹共度四十多天，其中有十多天留在朱熹家中。四月二十四日，朱憙與呂祖謙在建陽區的寒泉精舍開始編寫《近思錄》。他們共同研讀周敦頤、二程（程顥、程頤）和張載的著作，感嘆四位哲人的思想博大精深，理論精妙，有如醍醐灌頂。同時，他們擔心初學者不知道從何入手，于是精選出六百一十二條內容，分為十四卷，編次成書。根據呂祖謙的說法，編寫《近思錄》是為了幫助后學者更好地循序漸進，從基礎到高深，進入儒學的殿堂。這次朱憙和呂祖謙的會晤，因為朱熹所居住的寒泉精舍位于“寒泉塢”，被后世稱為“寒泉之會”。此前，他們通過長期的書信討論，思想已趨于一致，而在“寒泉之會”之后，朱熹和呂祖謙在思想上達成了高度一致，從而促成了《近思錄》的誕生。在結束福建省之行后，朱熹特意送呂祖謙回浙江省，途中經過江西上饒的鵝湖寺時，呂祖謙邀請了陸九齡和陸九淵兄弟前來會面。
陸九淵與陸九齡
在鵝湖之會前，陸九淵與兄長陸九齡都認為即將與朱熹等人進行的學術交流是難得的機會。為了在與朱熹等人討論時保持一致，陸九齡建議兄弟二人先進行討論以形成共識。經過一天的論辯，最后陸九齡完全傾向了陸九淵，表示“子靜之說極是”。又經過一夜思索，陸九齡把兩人的基本看法醞釀提煉成一首詩，詩曰：
陸九淵聽罷認為第二句有些不妥，認為良知乃人之本心，而非古圣所傳。陸九淵作詩曰：
陸氏兄弟的詩都強調了發明本心的重要性，并對朱熹的格物致知、讀書窮理提出了反對。陸九齡的詩“孩提知愛長知欽，古圣相傳只此心?！币?a href="/hebeideji/7230671861314371595.html">孟子的理論為基礎，闡述了人們天生具有的良知和敬愛之心，將其視為古圣傳承下來的核心。然而，陸九淵對“古圣相傳只此心”這種觀點微有保留，他認為每個人都有不朽的本心，不僅古代圣賢才有，用“斯人千古不磨心”糾正了陸九齡的看法。同發明本心相反的是朱熹的讀書注經，陸九齡用“留情傳注翻蓁塞”微諷朱熹的好作經注傳疏反使本心蕪塞，而以“著意精微轉陸沉”慨嘆堯舜孔孟發明本心的精微之學千年來的沉淪埋沒，隱然有以陸九淵上接堯舜孔孟心學道統的用意，但他詩中并沒有提到如何發明本心。陸九淵的“墟墓興哀聶氏宗祠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便借用了《中庸》和《周易風水》中的經文來闡述發明本心的方法，強調了誠實和保養對于本心的重要性。他將自己的發明本心比喻為久經考驗的泰華岑，而批評朱熹的讀書窮理為支離事業，認為朱熹的學說將會終窮沉淪。
合會辯論
鵝湖之會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五日召開，由呂祖謙主持，朱熹與陸九淵攜若干門人參與，鄰近郡縣的官吏與學者百余人列席觀會，辯論持續三天。
為學之法與為人之方的爭論
朱熹與陸九淵的辯論主要圍繞在治學方法上展開。朱熹主張“道問學”和“即物而窮其理”，即通過廣泛的觀察和閱讀，探求事物的本質，以啟發內心的潛在知識。他認為，學習應先致知而后存心，心與理是兩碼事，理生萬物，心具眾理，要通過“格物窮理”才能理解和掌握萬理。
陸九淵則強調“尊德性”和“先發明本心”，不主張多做讀書窮理的功夫。他認為，學習應從內心出發，探索人的內心本質，然后再廣泛涉獵群書。陸九淵主張心即理，認為心與理合而為一，強調“發明本心”，以簡易功夫代替朱熹的讀書窮理。
“支離事業”與“易簡工夫”
在前往鵝湖寺途中，陸九齡與弟弟九淵形成共識。在鵝湖之會上陸九齡提議以詩作答，吟誦先前作的詩，從道在吾心出發主張簡易的發明本心，微諷朱熹的好作經注傳疏反使本心蕪塞，慨嘆堯舜孔孟發明本心的精微之學千年來的沉淪埋沒。陸九淵也吟誦途中作的詩表示自己的觀點，他的詩作張揚了其“心學”，而且譏諷朱熹的治學之道是“支離事業”。朱熹則強調問學而致知，也就是通過閱讀先賢經典，探求“天理”，認為陸九淵的治學方法過于簡化，忽視了對具體事物的探究和理解的重要性。
在鵝湖會上雙方爭辯激烈，陸九齡、陸九淵兄弟一方攻勢較猛。呂祖謙在辯論雙方之間進行了許多協調工作，并且虛心傾聽雙方的觀點。然而，在會議上他沒有明確表態，甚至似乎有一些偏向朱熹的傾向。
“尊德性”與“道問學”
“尊德性”與“道問學”是《中庸》所提出的一種關于“尊德”與“問學”關系的概念，指君子人生修養中的不同層次與不同方面。理學崛起后，由于講學與求知需要的凸顯，這一問題便成為一個重大問題，而所謂“朱陸之爭”便由此而展開。
在朱熹看來，“尊德性”與“道問學”屬于兩碼事，是平行并列而且相互平衡的關系，所以就有了“去短集長”意在求同的努力，暗示他認為陸九淵的“尊德性”是他的短處。但在陸九淵看來，這二者不是平行或并列的關系，而是體與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系。陸九淵主張“尊德性”代表著“道問學”之超越的根據與先在的前提，始終發揮貫注與主導作用，堅持“尊德性”對“道問學”的價值優先性。
朱熹和陸九淵的分歧在于“尊德性”的首要地位，即“涵養本原”和“有基筑室”的根本不同，這源于他們心、性、理的不同構架，從而導致各自學習重點的不同，即“發明本心”還是“格物窮理”。陸九淵主張“發明本心”，反對朱熹一味讀書的窮理辦法，注重心性修養。而朱熹則認為要“格物致知”，認為通過讀書積累知識的方法可以“居敬窮理”。
合會結果
辯論會并沒有達成共識，反而明確了“理學”與“心學”的分歧所在。最終，雙方都未能說服對方，因此只能不歡而散。
沒有參與合會的張栻也密切關注著這次的會面。鵝湖之會剛結束，張栻就致書朱熹，問“陸子壽（九齡）兄弟如何？肯相聽否？”意思是陸姓兄弟為人如何、朱熹此行是否達到目的。朱熹回復表示充分肯定陸氏兄弟的為人氣象，不過并沒有使其達到“肯相聽”的目的，并有斷言：“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將流于異學而不自知耳?！冰Z湖之會后朱熹也做出了較多的自我反省，當十月張拭來信問及鵝湖之會情況，朱熹復信卻第一次反躬自責確有屋下架屋的“支離”之病：“至于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朱熹認為自己過于注重章句的規范，導致作品的意境變得淡薄，不再與經典的核心思想相一致。但這不等于他贊同了陸九淵發明本心的心學，但卻顯示了他經學思想上的又一重大飛躍，開始全面重新改寫、修訂、整理自己的經學著作。
在鵝湖之會后，朱陸之間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不快沉默和旁攻側擊。然而，雙方也逐漸恢復了往來。淳熙四年（1177年），陸九齡寫信給朱熹問及禮制，淳熙五年夏（1178年），陸氏兄弟兩次致書朱熹“自訟前日偏見之說”，雙方關系有所緩和。淳熙五年秋，二陸高弟子劉淳叟經呂祖謙引薦，來訪朱熹并進行講論，為陸九齡與朱熹的再次相見創造了良好氛圍。
淳熙六年（1179年）二月，朱熹赴南康任途中，陸九齡再偕劉淳叟在三月前往鉛山縣訪朱熹，兩人在觀音寺相談三天。這次會見中，陸九齡表現出對朱熹學說的認同，逐漸轉向朱熹的觀點。朱熹在《祭陸子壽文》中提到陸九齡從鵝湖之會到觀音寺之會的變化，贊賞他“降心以從善”。雖然陸九齡轉向朱熹，但兩人在具體問題上仍存在分歧。淳熙六年九月，陸九齡在給呂祖謙的信中提到自己已幡然認為鵝湖之會的觀點為非，并表示要“著實看書講論”。然而，陸九淵依舊堅持他的“心學”觀點，盡管在方法論上有所轉變，但在核心理念上并未改變，始終未能完全認同朱熹的學說。
后續辯論
南康之會
淳熙八年（1181年）春天，陸九淵攜弟子到南康軍（治所星子縣）拜訪朱熹，意在請朱熹為亡兄陸九齡書寫碑文，即呂祖謙所撰的《陸先生九齡墓志銘》。陸九淵的到來讓朱熹非常高興，兩人相談甚歡。朱熹還邀請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講學。這一次，陸九淵主講《論語》中關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一章。他認為，要以義利來區分君子和小人，關鍵在于分辨他們的心志。對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去做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這主要是因為各人的“志”不同。追求功名利祿的人，有的心志在于謀求升遷發財，他們讀書只是為了謀生計，這樣的人是“喻于利”的小人；而有的人的心志在于為國家和人民謀福利，他們會“先顧及天下之憂而憂，后顧及天下之樂而樂”，這樣的人是“喻于義”的君子。陸九淵以心志高下來鑒別人的品德，不僅表達了他的心學理念，也為自己的心學觀點進行了辯護，強調了心學與現實生活的密切關聯。對于這次演講，朱熹的評價是“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在場氣氛十分熱烈，所講精妙之處學子喝彩。此外，是否應該因為思索而形成觀點、因講學而產生議論、因規模較大而在教學中設置標準版本，是朱陸南康之會上爭論的核心議題。而這三個議題又與鵝湖之會時討論讀書講學是否必要密切相關。
演講結束，朱熹站起身，向陸九淵致意，并直言“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熹在此不曾說到這里，負愧何言！”隨后，朱熹還邀請陸九淵將講課內容整理成《講義》，并在書院刻碑立碑。他還親自為《講義》寫了一篇跋文，以此表明兩人在義利之辯上達成了共識。此次南康之會朱陸二人的根本分歧仍然沒有消除，但沒有當年鵝湖之會的劍拔弩張，而是較為平和，氣氛融洽。
無極太極之辯
朱陸二人的無極太極之辯，起于淳熙十五年（1188年），但實際爭論早在淳熙十二年（1185年）之前就開始了。淳熙十二年初，陸九韶開始與朱熹爭論無極太極問題，陸九淵隨后延續了這一爭辯。
淳熙十五年（1188年）四月十五日，陸九淵給朱熹寫了一封長信，提出了他的觀點：太極本身就是萬化根本，無形而有理，在太極之上加無極無異于床上疊床，多此一舉，強調“極”字應訓為中。朱熹在回信中反駁道，“極”字原義指至極或極限，而非中；極言其有理，無極言其無形，無極不為多余。他批評陸九淵將陰陽直接等同于道，混淆了形上形下的區別。
陸九淵繼續批評朱熹在無極太極上繞圈子，認為朱熹實際上并未真正理解太極，他堅持太極之上加無極會混淆儒家的人倫根本，重申“極”應訓為中，并批評朱熹將太極定義為“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迴出常情，超出方外”，這是禪宗的說法。朱熹在回應中重申了自己的觀點，并表示不愿再繼續爭辯。
最終，朱陸雙方在無極太極問題上的辯論未能達成共識。朱陸的這次無極太極之辯，實際上討論了三個主要問題：有無無極的問題，陰陽定性的問題，以及“極”字訓中或訓至問題。
陰陽道器之爭
在易學之陰陽說問題上，亦體現了朱熹與陸九淵思想的分歧。陸九淵“陰陽即道”堅持一陰一陽就是形而上者的思想與其“天人本一”、“內外合，體用備”等觀點是完全一致的；朱熹的“所以陰陽者道”堅持陰陽是形而下的、道是形而上的，與其理本論也是一以貫之的。
在對于《易傳·系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理解上，朱熹秉承了程頤的觀點，認為陰陽是氣而非道；他認為道是超乎所有形器之上，具有支配決定權的本體，陰陽之氣只是形器而已。而陸九淵堅持《易傳》本來的的觀點，站在心學立場上反對朱熹把陰陽說成形器的觀點，強調陰陽就是道，一陰一陽之變化流行便是道本身。陸九淵反對將陰陽和道想分割裂看待，他認為陰陽和道是一樣的，都是形而上。
曹立之墓表之爭
曹立之，本名建，字立之，來自贛州市。曹立之原是陸九淵的門下弟子，但在師從陸九淵期間發現陸姓學說不符合自己的理念，于是改為學習朱熹的學說。淳熙六年（1179年），曹立之前往南康區拜訪朱熹求學，朱熹對這位學子頗為贊賞。淳熙十年（1183年）二月，曹立之去世，朱熹在同年五月為他撰寫了墓表。在這篇墓表中，朱熹詳細描述了曹立之改變學派的經過，并對他本人表示贊揚，然后對陸九淵的學說進行了批評。朱熹的《曹立之墓表》似乎有借曹氏之名攻擊陸氏學說的嫌疑，他將曹立之改變門庭的原因歸因于朱學和張學的“窮理益精”，而將陸學描述為只注重頓悟的禪學。朱熹對陸學的諷刺和批評引起了陸九淵及其弟子的強烈不滿。
淳熙十一年（1184年）二月，朱熹特意將墓表寄給陸九淵，并在信中詢問陸姓對《曹立之墓表》的看法。陸氏本就對曹立之離師求學的行為感到不滿，而朱熹寄來墓表更是雪上加霜。陸九淵尤其認為，朱熹所撰的墓表對曹立之的經歷有很多不準確之處，并希望朱熹能夠修改以符合事實。曹立之事件的爆發讓朱陸二人本就緊張的學術關系急轉直下，愈發不可調和。
主要人物
呂祖謙
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世稱東萊先生，婺州（今浙江金華）人，南宋理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其開創“金華學派”（又名“婺學”“呂學”），與朱熹、張并稱“東南三賢”。
呂祖謙出身“東萊呂氏”，自幼隨父在福建省任所，師從林之奇。至杭州市，師從汪應辰和胡憲等人。后以祖致仕恩，補為將仕郎。隆興元年（1163），其參加禮部進士科考試，獲賜進士及第，又中博學宏詞科，特授左從政郎。乾道二年（1166），回鄉為母守孝。乾道六年（1170），重新擔任太學博士，并兼任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乾道八年（1172年）二月，其父去世，久居明招山守墓服喪。淳熙三年（1176年），因李燾推薦，升任秘書省秘書郎。因參與修訂《徽宗皇帝實錄》《圣宋文海》，得到了趙昚的褒揚。淳熙二年（1175年），呂祖謙邀請朱熹與陸九淵等人參加“鵝湖之會”，首開書院會講之先河。淳熙八年（1181），呂祖謙病故，享年四十五歲，入葬明招山麓呂姓家族墓地。嘉定九年（1216年），趙擴賜謚號“成”；嘉熙二年（1238年），趙昀改謚“忠亮”；景定二年（1261年），追封呂祖謙為開封伯，配享孔子廟。
呂祖謙在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上折中調和朱熹理學、陸姓心學，對永康市學派、永嘉縣學派的“事功之學”也有所吸收，為學講求務實致用，兼取諸家之長。呂祖謙一生著述頗豐，著有《易說》《春秋左氏傳說》《周易系辭精義》《歷代制度詳說》等，并與朱熹合編《近思錄》。南宋理學家朱熹評價曰：伯恭有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云夢之富而不以自侈，詞章有之華而不易。
朱熹
朱熹（1130年－1200年），小名郎，小字季延，字元晦，又改為仲晦，號晦庵、晦翁，號云谷老人、滄州病叟等，世稱紫陽先生、考亭先生等，祖籍婺源縣（今屬江西省婺源縣）松巖里，出生于福建南劍（今福建省南平）尤溪縣城外秀峰下顯肅皇后館舍，南宋哲學家、教育家、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
朱熹自小聰明，少年喪父，遵從父親遺命，受學于胡憲、劉勉之、劉子翚，遍學佛、道、儒經典，趙構紹興十八年（公元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曾任同安縣主簿、知南康軍、知漳州、知潭州荊湖南省路安撫使、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職，為官清廉，政績顯著。期間，他拜李侗為師，受其影響，開始深入研究儒家理學，構建閩學體系，并聚徒講學。宋趙擴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在韓侂胄的支持下，南宋朝廷掀起了反道學的高潮，朱熹被視為“偽學之魁”，閩學也被禁，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朱熹病逝，葬于建陽縣唐石里后塘九峰山下大林谷。嘉定二年（1209)詔賜“文”，理宗時贈太師、封“文天祥”，后改“徽國公”，從祀孔子廟。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詔升“先賢朱子于十哲之次”。
朱熹以繼承伊洛傳統為己任，以二程思想為基礎，充分吸收北宋其他理學思想家的思想營養，建立了集兩宋理學之大成的理學體系，世稱“程朱學派”，朱熹理學，在明清兩朝被提到儒學正宗的地位。朱熹積極從事教育活動，所到之處熱衷開設書院與州縣學校；其重建白鹿洞書院時手訂的教規，成為全國書院典范。生平廣注典籍，對經學、歷史學、文學、樂律以至自然科學都有不同程度貢獻，并對繪畫、書法、詩詞、金石篆刻等亦有很高的造詣。曾吸收當時科學成果，提出對自然界變化的某些見解，如關于陰陽二氣的宇宙演化說，如從高山上殘留的螺背角無齒蚌論證地質變遷說等。朱熹學術著作甚富，有《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集傳》及后人編纂的《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
陸九淵
陸九淵（1139年-1193年），字子靜，后世尊稱為象山先生，撫州市金溪（今江西臨川區）人。于趙構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在一個逐漸衰落的宗法式大家族出生，死于趙惇紹熙三年十二月（公元1193年）。陸九淵性情早熟，三四歲時便為思考“天地何所窮際”而“忘寢食”，八歲時讀孔孟、二程之書，便察覺到他們之間的不同，后來讀到古書中對“宇”、“宙”二字的解讀，頓悟明白“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他年少時聽聞靖康之變年間夷狄亂華之事，很有慷慨復仇之意。
陸九淵仕途不算順利，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才考中進士，此時他已經33歲，在這之后，其學說的影響力才漸漸擴大。陸九淵于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被任命為迪功郎和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次年，應呂祖謙之邀，他與陸九齡一同與呂祖謙、朱熹在信州（今江西上饒）鵝湖寺會面。這次會面被稱為鵝湖之會。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他調到建寧府擔任隆安縣主簿，并在崇安滋進行講學。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率門徒到南康區拜訪朱熹。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得薦為國懿仲正，赴國學，講《春秋》，享明堂，為分獻官。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主管臺州崇道觀閑職，歸江西省故里講學。次年，在貴溪市應天山講學，建“寺院”。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改應天山名為象山區，是謂陸九淵。紹熙二年，為抗金侵犯，防守荊門市，主動赴任荊門軍，嚴邊防、改弊政、修郡學，達到了“政行今修，民俗為變”的程度，次年去世，謚號文安。
在哲學學術領域，陸九淵自視為孟子之正統，又多受佛教禪宗思想的影響，建立起“心學”流派的邏輯結構，將“心”之范疇提高到了宇宙本體的高度，主張“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提出了“心即理”，“發明本心”，“尊德性而后道問學”，“切己自反”等觀點，其講學語錄整理出版為《陸九淵集》，《象山先生全集》等。
陸九齡
陸九齡（1132-1180年），字子壽，人稱復齋先生。金溪縣（今江西撫州市金溪縣）人。父親陸賀，陸九齡是其第五子。長兄陸九思、二兄陸九敘、三兄陸九皋、四兄陸九韶。陸九齡與小弟陸九淵并稱“二陸”。妻子為吳愛卿。陸九齡的家庭成員眾多，包括祖母、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陸姓后裔、家屬子女和仆人等，總人數有數千人之多。然而他的家庭以孝悌和諧著稱，受到了趙昚的贊賞，稱其家庭為“滿門孝悌”。后來，趙昀也頒詔表彰陸姓義門，稱贊他們家族十代人都能和睦相處、仁愛謙讓。
陸九齡從小就聰慧端莊。十歲時，他的母親去世。稍長大后，陸九齡進入郡學求學。當時秦檜掌權，程氏學派衰微，陸九齡對新任的博士學黃老兒不遵循理法的境況感到不滿。于是他回到家中跟隨父兄學習。時任吏部員外郎的許忻退居臨川，與陸九齡相識并暢談將當代的文獻知識盡數告訴他。于是，陸九齡更加努力學習，精通了陰陽、星歷、五行、卜筮等學問。進入太學后，由司業汪應辰推薦為學錄。他在乾道五年（1169年）時考取了進士，被調任桂陽軍教授，后改去興國軍，還沒到任，正趕上湖南省茶商到廬陵郡起事，風聲傳到臨郡，人心惶惶。陸九齡臨危受命，表示“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調遣屯兵來防御，閑時與鄉里的子弟練習射箭。敵人雖未至，但讓人忌憚而保護了郡縣的安全。陸九齡到興國縣，嚴格要求自己，通過勸勉安撫百姓，并引導人們求學，當地的求學氛圍逐漸濃厚起來。不到一年，由于繼母去世，他辭去了職務。服喪期滿后，他被調到全州擔任教授，但還未上任便病倒了。
陸九齡四十九歲去世，被追贈為朝奉郎、直秘閣，謚號為文達。有著作《復齋文集》。呂祖謙稱之："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厘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并觀，卻立四顧，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合會地址
鵝湖之會舉辦的地址在信州（近江西上饒）鵝湖寺。鵝湖寺最初建于唐朝大歷年間，最初稱為仁壽院，后來因山名而改名為鵝湖寺。鵝湖山最早的名字是荷湖山，因山上原有一片湖泊，夏日時荷花盛開，因此得名荷湖。據傳說，在東晉時期，荷湖山上有一位隱士養著一群紅鵝，后紅鵝騰云駕霧而去，鵝去湖空，便改荷湖為鵝湖。
之后，在南宋嘉定年間（公元1208-1224年），由于理學在“慶元黨案”后的磨難，正值“嘉定更化”，理學得到了充分發展的機會。為了紀念幾位理學大師的鵝湖之會，人們在鵝湖寺旁建立了四賢祠（或稱四賢堂）。鵝湖寺位于山麓，靠近官道。四賢祠后來改名為鵝湖書院。在淳熙十年（公元1215年），朝廷賜名為文宗書院。雖然四賢祠的具體建筑地點比較明確，但關于其建立的確切時間，志書記載較為模糊。同時，對于四賢祠建成前后的教學活動情況，缺乏清楚的記載。祠改稱書院的時間和是否有教學活動，也沒有明確記載。盡管有許多細節尚不清楚，目前鵝湖寺旁的鵝湖書院依然存在，但寺院本身，無論是在峰頂的，還是在山麓的，都已經被毀了。
關于鵝湖之會的地點，學界存在一些爭議。有的學者認為是在今江西上饒，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是在今江西廣信。陶躍生在考證鵝湖寺的地點時指出：“信州鵝湖寺”既非位于今江西上饒，亦非位于江西廣信，而應該是位于今江西鉛山：《象山縣全集》卷三六《年譜》中有一句：“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于鉛山”，由此可見鵝湖寺所在地應該是鉛山。
學者李才棟指出，鵝湖寺實際上有兩個位置。一個位于鵝湖山的山頂，是唐朝大義禪師所建。宋代咸平年間，另一個鵝湖寺在鵝湖山麓官道旁再次修建，與山頂的寺院同名，都稱為“慈濟寺”，由同一方丈主持。一般來說，山頂的鵝湖寺被稱為峰頂寺，而山麓的鵝湖寺則被稱為江南第一大佛。朱、陸等人舉行的鵝湖之會是在山麓官道旁的鵝湖寺舉行的。
合會影響
朱陸的思想反省與修正
鵝湖之會后，朱熹和陸九淵都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反省和修正。朱熹認識到自己在論辯中的不足，承認自己有陸九淵指責的“支離”之病，并積極與陸九淵交流，肯定對方注重涵養、收斂本心的長處，表示要“去短集長”。他重新修訂自己的經學著作，思想上有了重大飛躍。陸氏兄弟也進行了自省，并與朱熹繼續討論學術問題，意識到朱熹的讀書窮理在認識中的作用。
促進學術思想的交流與發展
鵝湖之會體現了中國古代學術界自由討論的精神，繼承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傳統。它不僅僅是一次學術爭論，更是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與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之間的思想交鋒。此后，雙方繼續進行學術交流和辯論，推動了各自學派的發展，明晰了道學與心學的基本分歧。這種非官方性質的學術交流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繁榮和發展。它為后世提供了學術討論的范例，促進了中國學術從宋到清的延續和變遷。盡管中國封建社會大部分時間里存在政治和思想專制，但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下，學術辯論模式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發展與創新。
關聯概念：鵝湖之晤
鵝湖之晤，亦稱為第二次鵝湖之會，是指南趙昚淳熙十五年（1188年），陳亮與辛棄疾在鵝湖寺的會面。這次會晤仿照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人的“鵝湖之會”，故被稱為“鵝湖之晤”。
淳熙二年的鵝湖之會對南宋的學術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十三年后，陳亮仿效這一傳統，約請辛棄疾、朱熹在鉛山紫溪相會。雖然朱熹未能到場，但陳亮和辛棄疾在鵝湖相聚，共同討論時事和學術，逗留了很長時間，因此也被稱為鵝湖之會。這次會晤的規模不及淳熙二年的鵝湖之會，也不以爭議著稱，更多的是兩位文化名人之間的思想交流，但在文學史、思想史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后世也多次在鵝湖書院舉辦學術會議，以紀念這兩次重要的歷史會面。現代學術界繼續在這里舉辦研討會，吸引海內外知名學者參與，發揚鵝湖之會的自由討論和學術交流精神。
后世紀念
為紀念鵝湖之會，理學門徒建立了鵝湖書院。鵝湖書院有著800余年的歷史，在宋時書院被列為“四大書院”之一，藏書量最高曾達三萬余冊。其先后被兩位皇帝題名賜字，趙昀賜名為“文宗書院”，康熙親書并賜“窮理居敬”匾額和“ 章巖月朗中天鏡，石井波分太極泉”楹聯，盛極一時。自宋代至清代，鵝湖書院多次因戰火毀損又多次修建，并于清朝公元1717年進行擴建，新筑山門、牌坊、大堂、浮池、拱橋、碑亭、御書樓；兩側更修建廂房數十間，作為士子讀書之所。
書院內的君子路寓意高貴品格，狀元橋和泮池象征前程似錦，書院石牌坊已有500余年歷史，刻有琴、棋、書、畫、葫蘆、朱筆、香囊等圖案。鵝湖書院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的單位，上饒市人民政府為保護書院投資410萬元進行了全方位保護，開展保護石質文物、防治白蟻等工程。并且鵝湖書院每年都會開展讀書會、成長禮、辯論賽、經典誦讀、書畫大賽等文化系列活動。
參考資料 >
鵝湖之會：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一場民間學術交流會 .中國歷史研究院.2024-06-26
鵝湖書院800年：弦歌未沉，古朗于今.人民網，轉自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2024-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