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火游戏官网,im电竞,美彩国际

來源：互聯網

尤爾根·哈貝馬斯，男，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杜塞多夫，作家、社會學家、德國利奧六世，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從學于狄奧多·阿多諾。先后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并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歷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1994年榮休。他同時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

哈貝馬斯在阿多諾、霍克海默和赫伯特·馬爾庫塞等人的理論框架中發展了自己的思想，沿著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一書的思路，著重考察了當代科學技術發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和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作用，提出了“交往理論”，“交互作用”、“合法性危機”等概念，向右發展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他還認為，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晚期的資本主義社會，不能像卡爾·馬克思那樣從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來認識，而必須對社會進行批判。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成了一個獨立的剩余價值來源，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學說過時了。哈貝馬斯認為通過語言的模式可以改造社會，語言可以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了解，提高人的道德修養，從而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嶄新關系。他的主要著作有《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2)、《走向理性社會》(1968)、《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1973)、《重建歷史唯物主義(1976)、《交往行為的理論》(1981)等。

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當今世界上依舊十分活躍的著名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和“后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利奧六世"。哈貝馬斯修正、深化、豐富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對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尤爾根·哈貝馬斯于1929年6月18日生于杜塞爾多夫，童年因腭裂接受手術。戰爭時，他與其他孩子一樣參加了德國少年團，最后，被編入希特勒青年團。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十五歲的哈貝馬斯所體味到的戰敗及后來的激變，給他的心靈留下了創傷。秋大，他回到了格姆修姆，在美國領導下的“再教育”中，他接受了民主主義的理念并深受感動。由于物資缺乏，他被饑寒所苦惱。1948年，隨著以貨幣改革為首的資本主義經濟復蘇以及社會體制復古的進展，打碎了哈貝馬斯對德國“精神革新”的期待。這時，他讀到了柏林西部地區印刷的有關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小冊子，并被小說《法斯特博士》、《玻璃玉戲劇》、電影“第三男”所傾倒。哈貝馬斯成長于納粹德國時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變得激進起來。1949一1954年，哈貝馬斯分別在哥廷根市、蘇黎世波恩幾所大學學習哲學、歷史、心理學、德國文學、經濟學。1954 年，二十五歲的哈貝馬斯在波恩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內在于歷史中的絕對性一一謝林《世代》哲學的一項研究”。1956年秋天，他獲得了狄奧多·阿多諾第一代研究助手的地位，二十七歲的哈貝馬斯成為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一員。1959年，由于得罪了霍克海默，哈貝馬斯辭去研究所工作，之后兩年無業。

著書授課

1961年哈貝馬斯完成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獲大學教授資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學。60 年代初的哈貝馬斯，在“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理念下，一邊探討激進民主主義的可能性，一邊著手構筑與作為具有傳統的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的地位相符的他的理論體系。實證主義論戰發端于哈貝馬斯去海德堡赴任之前，1961年10月在圖賓根舉行的德國社會學學會的研討會上，當時波普(K·Poppcr)與狄奧多·阿多諾分別就“社會科學理論”做了報告。其后，作為那次討論的“補充”，哈貝馬斯發表了“科學的分析理論與辯證法(1963 年)一文。自此以后，雙方選手輪番出場，第二輪論戰開始。1964 年哈貝馬斯在社會學雜志的另一期上發表了“被實證主義一分為二的理性主義”一文，用以反駁漢斯·阿爾勃特。這兩篇構成實證主義論戰支柱的論文被收錄到哈貝馬斯的論文集《社會科學理論》中。

1964～1971年，哈貝馬斯辭掉海德堡大學的工作，返回法蘭克福，在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并協助狄奧多·阿多諾指導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60年代后期的哈貝馬斯引入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論，除了米查里奇的自我心理學分析外，還有分析受壓抑的沖動是如何使語言變形的阿爾弗雷特·勞倫茨的語言病理學。70年代初期，哈貝馬斯雖然對馬克恩主義有一些重要的保留，但基本是維持對階級社會進行階級分析的觀點，并將當時社會狀況的特征定義為“后期資本主義”。

1972~1981年，他轉入西德施塔恩貝格的麥克斯·普朗克協會，任普朗克科學技術世界生存條件研究所第二所長。1981年5月8日，哈貝馬斯在《扎伊特》報上，以“修倫堡的崩潰”為題發表了文章，講述了自己下決心離開研究所返回法蘭克福大學的經過。后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教授。1983年，返回法蘭克福大學的哈貝馬斯在《交往行為理論》所確立的理論框架下，主要在兩個方面集中精力展開了自己理論的細節。一個是把 18 世紀末以來的西歐近代文化在哲學——思想上如何自我理解進行系譜論式的追蹤。這項工作從獲阿多諾獎時的講演“近代——未了的研究課題”(1980 年)開始，到《近代哲學的言論》(1985 年)而告一段落。另一個是由近代論所確認的關于法與道德的思想不完善的問題，即雖然近代社會不可逆轉的多元化、后習慣、后傳統狀況日甚，但是，利奧六世及社會理論家們對此現象拿不出有效的對策、對于這個問題，哈貝馬斯所進行的現狀診斷與開出的處方是在交往理性化原則的基礎上使“商談理論”具體化并加以活用。為此，哈貝馬斯一力面在《道德意識與交往行為》(1983 )及《對商談倫理學的闡釋》(1991年)中，試圖通過批判地研究克爾巴庫的心理學以及新亞里士多德主義完成與發展商談倫理學。另一方面，關于法的問題他出版了《事實性與適當》(1992 年)一書，試圖從商談理論的角度解釋孕育民上主義的各種問題，表明其實踐的方針。1994年，哈貝馬斯榮休。

晚年生活

哈貝馬斯退休后仍然從事研究、著述和學術政治活動。90年代，他同弟子以及當時的黑森州環境部長菲舍爾一起組織政治俱樂部，定期舉行政治沙龍，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討論內政外交問題，對現政府外交政策發生了直接影響。1998年德國大選中，哈貝馬斯在關鍵時刻為社會民主黨提供理論支持。2018年7月4日，89歲高齡的哈貝馬斯獲得“德法新聞工作者表彰”。此前，哈貝馬斯還獲得了日本稻盛基金會頒發的京都獎、挪威政府頒發的赫爾拜獎、美國國會頒發的具有哲學界的諾貝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及“德國書業和平獎”等多項榮譽。

哲學思想

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

技術理性批判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最主要的內涵之一，許多新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對此都有論述。關于發達工業社會中科學技術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見解，對于這一理論的系統表述應當歸功于哈貝馬斯。1968年哈貝馬斯寫了題為《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的長篇論文，系統闡述了一種獨特的技術理性批判思想。

技術理性批判主題的選擇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繼承，但是，哈貝馬斯同霍克海默、狄奧多·阿多諾等人的主要爭論在于是否需要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本身進行合法性論證的問題。哈貝馬斯提出，在批判社會之前要先反思批判理論本身；解決批判理論的規范意義問題。正是基于這一問題的思考，哈貝馬斯主張為社會批判理論本身奠定理性的和規范性的基礎。理性批判的宗旨不是對理性的拒斥，而是對理性的重建。理性文化的危機在于理性的片面化，只有充分發揮理性和現代性內在的潛能才能真正找到克服理性危機的途徑。因此，正是通過技術理性批判這一主題，哈貝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合理化的核心思想。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論基礎，正是他在1968 年與《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同時發表的《認識與興趣》中完成的，在其中他提出了以興趣為導向的認識論。因此，有必要把這兩部著作的內容結合起來，闡述哈貝馬斯的技術理性批判思想。

科學技術的兩重性

關于科學技術及技術理性的兩重性問題，是哈貝馬斯的技術理性批判的出發點。哈貝馬斯認為，在現代發達工業社會科學技術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這種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確是“第一位的生產力”，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但另一方面，科學技術也正成為一種新形式的“意識形態”，成為一種統治形式或統治力量。哈貝馬斯充分肯定科學技術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然而，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科學技術不只成為第一位的生產力，它同時還有另外一方面的屬性，即它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為統治提供合法性的異化力量。哈貝馬斯斷言，科學技術在當代已經“具有了一種辯護的功能”，已經具有意識形態的功能。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一種新形式的意識形態，即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它不同于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但同樣具有辯護的功能。

以興趣為導向的認識論

在確定了技術的兩重性和異化特征的前提下，哈貝馬斯從理性的內在機制去揭示理性異化的原因以及重建理性的途徑。在《認識與興趣》中，哈貝馬斯提出了以興趣為導向的認識論構想，他在《認識與興趣》的前言中指出，該書的目的是“分析認識與興趣之間的聯系”，分析認識與興趣之間的聯系應當支持的論斷是：徹底的認識批判只有作為社會理論才是可能的。這一命題主要是批判實證主義的認識論觀點。他認為，19 世紀中葉以來，實證主義打著“拒斥形而上學”的旗號，否認哲學反思的價值，不再思考認識的社會條件和意義，用現代科學事實和認識來排斥認識批判的反思，把認識論變成了純粹的知識學。這種做法，一方面“把科學對自身的信任教條化”，排除了科學對自身的反思，使科學和技術成為自律的力量；另一方面，阻礙了人們對社會科學現象進行自我反思的研究，把認識局限于自然科學領域，從而縮小了理性的內涵和范圍。正是基于這種分析和批判，哈貝馬斯強調認識論首先必須是一種社會理論。哈貝馬斯提出的作為社會理論的認識論的核心思想，是反對把認識變為脫離生活的純粹的自然科學的靜觀，主張認識是建立在社會歷史條件中的活動。

要使純粹認識論從實證主義的知識論重建為批判的、自我反思的社會理論，首要的問題是建立興趣同認識的內在聯系，把興趣(interest)置入認識論中作為核心范疇。興趣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理性指導原則，它不是服從于“任何自然基礎”，而是同人的勞動和相互作用緊密相連。興趣指導認識，作為認識的基礎，同時引導人類社會發展。哈貝馬斯區分了三種基本的興趣，即技術的認識興趣、實踐的認識興趣、解放性的認識興趣。所謂技術的認識興趣是指人們通過理性把握和技術征服的手段占有或者支配外部自然和外部世界的興趣，通過有效地控制自然的過程，達到把人類從自然界的強制中解放出來的目的；所謂實踐的認識興趣是指建立和維護人與人的相互理解，確保人的共同性和社會統一的興趣，其目的是通過對于人類歷史的解釋，使人從陳舊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控制關系中解放出來；所謂解放性的認識興趣是人類對于自由、平等、獨立和主體性的興趣，其宗旨是通過自我反思，從對對象性的力量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基于所解決的問題的不同和追求的目的的不同，這三種認識興趣建立和推動了三種科學一一自然科學、精神科學和批判的社會科學的發展。這樣一來，哈貝馬斯就全面建立起興趣在認識中的主導作用和基礎地位。在三種基本的認識興趣和相應的科學形態中，哈貝馬斯突出強調解放性的認識興趣和建立在這一認識興趣基礎之上的批判的社會理論。一方面，哈貝馬斯強調作為解放性的認識興趣的核心，即反思性對于人類的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哈貝馬斯強調解放性的興趣對于其他兩種興趣及對于理性的科學的核心地位，主張以解放性的認識興趣為主導建立批判理論的理性基礎。

通過以興趣為主導的認識論的建立，哈貝馬斯在方法論上為社會批判理論及其技術理性批判主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把認識從單純的知識論的靜觀引向社會生活的自我反思，打破了工具性的技術理性對理性范疇的控制，首次把批判理論建立在認識論基礎之上，即建立在解放性的認識興趣的理性概念之上；同時在理性的框架內解決技術理性異化的問題，并且從理性的內在潛能中確立重建理性的基礎。具體說來，理性文化的異化的根本問題在于，技術的認識興趣的發達及技術成果的濫用，導致了技術理性的危機。而擺脫技術異化的途徑不是從理性之外尋找某種力量，而是發揮理性的豐富的潛能，突出理性反思的解放性的認識興趣的核心地位，重建合理的理性范疇。這也就是要以交往理性的合理化來抑制技術性的認識興趣及其理性后果的消極作用。

交往行為與技術異化的揚棄

哈貝馬斯在《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一書中對技術異化的根源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在哈貝馬斯看來，技術異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現代發達工業社會條件下，以科學技術為背景的勞動的“合理化”導致了交往行為的“不合理化”。因此，要消除科學技術的異化，就必須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從而以交往取代勞動在人類社會和社會歷史理論中的核心地位。

哈貝馬斯借助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關于工具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的概念來區分勞動和交往。他在《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中對比了勞動(工具行為、目的合理性)與相互作用(交往行為)，而在后來的《交往與社會進化》一書中更加明確地探討了勞動與交往的差別及其社會地位。哈貝馬斯反復強調區分交往(相互作用)與勞動范疇的必要性，他反對取消二者的差別，從交往中推論勞動，或者把交往歸結為勞動。他認為，卡爾·馬克思曾經論述了勞動和相互作用(交往)的關系問題，但是馬克思對相互作用和勞動的聯系并沒有作出真正的說明，而是在社會實踐的一般標題下把相互作用歸之勞動，把交往活動歸之為工具活動。因此，哈貝馬斯強調以主體間性，即主體和主體間的溝通和理解為主要內涵的交往行為和交往理性的至關重要性。

首先，在哈貝馬斯看來，勞動和交往之間的區別是非常明確的。勞動主要是一種工具行為，一種“目的理性活動”，是一種強調行為目的、行為手段與行為結果之間的內在一致性的行為。這種作為目的理性活動的勞動組成了社會的生產力，其價值指向是特定理性目標的實現。與此不同，交往行為是指主體間遵循有效性規范，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而發生的交互性行為，其目的是達到主體間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社會的一體化、有序化和合作化。

其次，同勞動相比，交往活動具有優先性。在區分了交往和勞動的基礎上，哈貝馬斯強調這一對范疇的重要性，他認為，我們可以按照目的理性活動(勞動)和相互作用(交往)在社會諸系統中的地位來區別不同的社會系統或社會類型。而就交往與勞動的相互關系來說，我們應當賦予交往活動以更重要的價值和優先地位。勞動雖然也包含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但其主導指向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它強調的是人對自然的改造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而就人本身的發展而言，合理和平等的交往與理解具有更為重要的人本學價值，它代表著人類進步的方向，同人類解放的目標是一致的。在更深的意義上來說，勞動中所展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或者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只有在主體間自由交往的基礎上才能走向和諧，而不再是片面的“征服”與“改造”的關系。換言之，人與自然的合理的相互作用要以人與人的自由交往為前提，主體與客體間的關系要服務于主體間的關系。

再次，技術異化的實質是以科學技術為背景的勞動的“合理化”導致了交往行為的“不合理化”。在哈貝馬斯看來，勞動與交往的這種理想的統一的價值關系在現實中并沒有確立起來。在晚期資本主義階段，由于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勞動的“合理化”已經實現，它越來越符合科學技術的要求。但是勞動的這種合理化脫離了主體間交往的基礎，其結果是削弱或吞沒了主體間的合理的相互作用，把人的關系和行為降格為物的關系，導致了人的全面物化，使人成為工具，全面地屈從于技術社會的統治。哈貝馬斯認為，在資訊和大眾傳播媒介背景下，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直至社會組織都“越來越多地服從于目的理性活動的結構”，勞動的工具理性結構明顯地壓倒了交往的價值理性結構，結果，技術與科學逐步取得了某種“準獨立性”或自律性，成為統治的基礎和內在邏輯。哈貝馬斯認為，要從根本上揚棄技術的異化，就要真正建立起主體間的理解，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

交往行為理論

消除技術異化和交往行為合理化是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哈貝馬斯認為，科學技術成為一種統治人的異化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勞動活動的過分“合理化”導致了交往行為的“不合理化”，因此，要揚棄科學技術的異化就要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來取代勞動在傳統社會和傳統社會理論中的核心地位，而這同時意味著社會歷史理論范式的重大轉變，即歷史理性的關注點從“主體一客體”結構向“主體一主體”結構(主體間性結構)轉換。正是主體間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可以消解科學技術和工具理性的自律性和異化性質，哈貝馬斯稱之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

普遍語用學：關于交往的一般理論

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在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普遍語用學的任務是確定并重建關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條件，是交往行為理論最重要的基礎。普遍語用學的宗旨是：通過對話建立共識，建立“理想的言語情景”(ideal speech situation)，為開放、自由、自主互動的主體間的非強制性交往和共識奠定基礎。

交往行為與語言理解

哈貝馬斯認為，根據行為的協調機制，特別是語言引導在行為中的作用，可以把社會行為區分為交往行為和策略行為兩種基本的類型。其中，策略行為(strategic action)主要是受工具理性支配的行為，主要涉及主客體之間的關系，而交往行為(communicative action)則主要是受交往理性或價值理性調節的行為，主要涉及主體間的交往關系，它更多地依賴語言理解所形成的意見一致。這兩種行為所對應的主要活動領域也有所側重，工具理性調節的主要是政治、經濟等系統或體系(system)，往往直接受金錢和權力等因素的影響，而交往理性主要調節的是生活世界(life world)，更多地依賴作為知識儲備的文化因素的調節作用。

語言理解在交往行為中占據重要地位。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的實施主要依靠“以理解為趨向的語言用法”，是絕對服從“以言行事的目的”的行為。交往行為的具體內容表現為：行為參與者在共有的生活世界中，根據共同的語境解釋來一起確定行為計劃，確定目標和目的。在這種交往行為中，語言理解占據重要的地位，行為參與者通過語言的溝通達成一致、包容差異確定有效性要求等，形成相互理解。換言之，交往行為本質上屬于言語行為。

通過對交往行為和策略行為的比較分析，哈貝馬斯論證了言語行為和理解在交往行為中的核心作用，為交往行為理論奠定了堅實的語用學基礎。通過這種論證，哈貝馬斯在根本上拓寬了社會行為和社會運動的理性基礎，把理性范疇從技術理性的局限中解放出來，突出了交往理性的地位和作用，為揚棄技術異化、建立平等合理的交往行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交往行為的“理想的言語情景”

由于語言理解在交往中占據核心地位，建立平等的、合理的言語行為模式就成為達成共識和理解的關鍵。在普遍語用學的視野中，關于合理的言語交往模式的討論只是在語言的基本運用上所作的思考，帶有一般和基礎的性質，因此，普遍語用學所建立起來的是排除了其他因素的“理想的言語情景”。理想的言語情景包括比較復雜的內容，其中最基本的有兩方面的要素：一是交往參與者必須遵守的言語的普遍有效性規范；二是交往參與者必須具備的交往能力或交往資質。

哈貝馬斯認為，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的首要任務是確立言語的有效性基礎，即交往主體在交往過程中必須普遍遵守的規范。言語的有效性基礎對于每一個交往參與者都帶有強制性，否則，任何共識、意見一致和理解都不可能達成。哈貝馬斯將言語的有效性基礎概括為四個基本要件，即可領會性、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確性。他認為，這四個要件是通過言語達成理解的前提性條件。除此之外，成功的交往行為還要求交往參與者必須具備遵循這些言語的有效性要求而進行交往的能力，這就是“交往性資質”(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一般說來，交往性資質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選擇陳述性語句(to choose the propositional sentence)的能力；表達言說者本人的意向(to express his intentions)的能力；實施言語行為(to 表演 the speech act)的能力。

交往與主體間性

交往參與者遵循言語的普遍有效性要求進行交往，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其核心是建立“主體間性”結構，即自主的、主體間平等的、合理的交互關系或相互作用。平等的、合理的主體間性結構，即“主體一主體結構”的確立構成了個體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礎。在談到言語的有效性基礎，即可領會性、真實性、真誠性、正確性四個基本要求時，哈貝馬斯強調這四個有效性要求對應于四個基本領域，即語言、外部自然、內部自然和社會。由此，依據上述四個要件而展開的語言理解活動實際上展開了人的三重交往關系：言說者“與作為現存物的總體性的‘外在世界’的關系”；言說者“與作為所有被規范化調整了的人際關系(在一個給定的社會中，它們被認為是合法的)之總體性的‘我們的社會世界’的關系”；言說者“與作為言說者意向經驗之總體性的‘特殊的內在世界’的關系”。而這三重交往關系的核心是建立合法的人際關系，確立主體性和主體間性。對于主體間性結構的重要性的強調必將深刻影響人們關于社會歷史運行機制的看法，由此，哈貝馬斯提出要以交往行為理論來重建歷史唯物主義。

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

哈貝馬斯認為，平等的、合理的“主體間性結構”或“主體一主體結構”應當取代“主體一客體結構”，在社會進化和社會歷史理論中處于核心地位，“主體一客體結構”應當從屬于并服從于合理的“主體一主體結構”，傳統歷史唯物主義必須經歷核心范疇的轉換過程。歷史唯物主義重建的關鍵在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聯系，似乎應該由勞動和相互作用之間的更加抽象的聯系來代替。”

哈貝馬斯認為，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它的不加反思的歷史客觀主義，主要體現在過分突出生產力、生產方式等對于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而忽略了道德規范結構在社會進化中的重要意義。因此，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首要任務就是更為全面、更加合理地評價生產力在社會進化中的作用，更為全面地理解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哈貝馬斯討論這一問題的基本做法是：限定“社會勞動”、“生產方式”、“類的歷史”、“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辯證關系”等范疇和命題在社會歷史領域的核心地位，主要把它們限制在人類歷史的早期；同時，強調人類社會的進化的主要內涵不是與生產方式和技術密切相關的工具理性和戰略行為的發展規則，而是建立在語言之上的交往行動和相互作用的規則。為了說明交往與生產、交往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系，哈貝馬斯首先從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分析入手。他認為，勞動與交往是人類的兩種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同語言交往相比，勞動在某種意義上更為基本，因為社會地組織起來的勞動和分配所取得的進化成就顯然先于“發展了的語言交往”的出現。但交往并不因此而變成附屬的和被決定的因素，語言交往在人類進化與生存中不但同勞動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而且其重要性將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增強。在之后的歷史發展中，勞動、生產力、技術等依舊是社會進化的重要推動力，但不是唯一的決定力量。

哈貝馬斯認為，必須把語言理解和交往納入社會進化的動力機制中。社會進化的動力機制主要在于交往：行為主體在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和主體間的交往中，把外部結構轉變為內在結構，屬于思想、觀點、道德、能力的學習過程。道德發展、自我同一性和社會(集體)同一性是一致的。因此，哈貝馬斯主要是在主體的學習機制和個體的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層面上來理解社會的進化。在哈貝馬斯看來，主體的學習不僅包括認知與技術學習過程，也包括道德和實踐學習過程，后一個維度的學習過程導致交往資質的獲得和自我同性的建立，這是社會進化的根本動力。他認為，主體的學習機制導致主體的交往性資質的獲得，這其中最主要的是主體的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哈貝馬斯認為，主體的交往性資質和自我同一性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前習慣階段或前操作階段，交往參與者直接通過實施性行為來表達意向，作出反應，此時尚沒有與行為相分離的規范體系，行為者停留在“自然同一性”的層次上；在習慣階段或具體操作階段，交往主體能夠形成交互動機系統，利用規范審視采取行為，但是，此時的規范還主要是“角色規范系統”，尚缺少普遍化的規范系統，行為者處于“角色同一性”的層次上；在后習慣階段或規范操作階段，主體能夠就規范本身進行論證，為主張和行為辯護，彼此之間的交互性行為是建立在對規范的普遍有效性的反思與商談基礎之上的，行為者達到了“自我同一性”的層次。

哈貝馬斯認為，以個體的道德發展為宗旨的學習機制非常重要。一方面，主體的“自我同一性”的確立代表著個體的主體性的發展。另一方面，學習機制是社會進化的根本動力。社會本身不會學習，社會的進化學習是以個體的學習為基礎的。正是主體的這種學習機制(包括道德的學習和技術的學習)同社會運行的交互作用，成為社會不斷在新的層面上面對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的內在動力機制。哈貝馬斯通過對主體在道德層面上建立自我同一性并實施合理的交往行為的這種學習機制的分析，把交往作為重要的要素納入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拓寬了傳統社會歷史理論的視野。

交往行為理論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維度

普遍語用學的功能是通過建立“理想的言語情景”為交往行為理論提供一般的理論基礎，確定所有交往行為必須遵循的一般性規范。然而，交往行為的實際實施要在現實的世界中展開，受到各個方面的因素的制約。因此，要進一步拓寬交往行為理論的視域，探討交往行為的現實語境和交往理性的現實文化功能。基于這樣的理論邏輯，哈貝馬斯在兩個維度上進一步拓寬和深化了交往行為理論。一是20世紀80年代哈貝馬斯在《交往行為理論》(1981)、《現代性的學話語》(1985)、《后形而上學思想》(1988)等著作中通過對系統和生活世界的探討，把生活世界作為主體間的交往行為得以展開的文化世界在理論上加以建構。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哈貝馬斯在《在事實和規范之間》(1992)、《包容他者》(1996)、《后民族結構》(1998)等著作中致力于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和跨國的平等的話語政治模式，在政治領域實踐交往行為理論，為交往行為理論開拓了以商談倫理學為特征的政治哲學維度。

生活世界的“非殖民化”

在生活世界理論中，哈貝馬斯進入了社會哲學的視野，把關于交往的“不合理化”現象的批判轉化為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問題的批判，把交往的合理化訴求在實踐層面上轉化為擺脫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任務，即轉變為生活世界的合理重建。哈貝馬斯認為，要真正實現交往的合理化，應當用生活世界理論來為交往行為理論奠定重要的理論基礎和社會文化基礎。生活理論主要有以下內容。

第一，生活世界的構成要素、功能和基本定位。生活世界包括三大結構成分：文化、社會和個人。這三個功能就體現了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內容：通過文化傳統的反思實現文化再生產，通過對規范和法律的反思實現社會統一，通過個人同一性和自我實現來完成社會化。哈貝馬斯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而由文化、社會和個性構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或領域，而是為行為主體提供給定的文化傳統力量(知識儲備)規則體系和價值支撐的條件和背景世界。作為交往行為主體的主體間性的生活世界實際上是以文化的解釋力量內在地與所有其他三個世界相互交織和相互影響，或者構成所有這些對象領域的內在的文化機理。

第二，生活世界是主體間的交往得以展開的現實基礎。哈貝馬斯強調由文化、社會和個性構成的生活世界是交往行為者始終在其中運動的背景，是主體間交往的意義世界和文化世界。交往行為者正是在生活世界中形成意見一致的文化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形成群體的歸屬和認同感，形成個體同一性，并加強社會整合的。

第三，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生活世界是主體間的交往行為得以展開的文化世界，但是，在現實中，生活世界本身也會遭遇問題和危機，交往的“不合理化”在現實上表現為生活世界被各種系統所殖民化。哈貝馬斯進一步分析了現代理性危機條件下的生活世界的狀況。這一分析體現在他關于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關系，以及關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闡述之中。哈貝馬斯非常詳細地分析了人類社會從部落社會經過傳統社會，直到現代國家組織化的社會的演進過程中體系與生活世界的分離。在哈貝馬斯看來，問題在于隨著社會的發展，系統的復雜性越來越增強，它的獨立性也在不斷增強。理性化的經濟系統和科層化的行政權力系統開始擺脫原本由生活世界所形成的交往規則和價值信念，開始在金錢和權力的交往媒介的支配下自律地運行。獨立化的系統反過來于預和破壞生活世界的文化機制，造成生活世界的危機和系統與生活世界的沖突。哈貝馬斯把這種現象稱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第四，通過擺脫“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推動交往理性的合理化。在哈貝馬斯看來，擺脫“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主要途徑應當是發揮生活世界的理解協商和非強制性意見一致的功能，推進文化再生產、社會統一和社會化的協調發展。但是這種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不是簡單地向原初的文化共同體回歸，而是在生活世界迄今為止的合理化基礎上重建交往理性的合理化。哈貝馬斯從多方面展開了關于交往合理化以及生活世界合理化的構想：一是強調語用學的功能，突出平等的、非強制性的言語交往、協商商談的交往功能；二是對文化生活世界內在的傳統規范引入反思的機制，建立起深層的或批判的闡釋學，為交往的合理化奠定更為合理的基礎；三是強調以相對獨立的公共領域保證大眾的民主參與，建立分散的民主機制，通過公共領域的平等、自由的商談和對話形成基于公共論辯所產生的意見一致，并通過共同輿論控制經濟和政治系統權力，防止系統對生活世界的干擾和侵蝕。

以商談倫理為特征的話語政治

20世紀90年代以來，哈貝馬斯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于政治哲學領域，其主要政治訴求是在政治領域(包括國際政治領域)倡導和實踐交往行為理論。而進入政治領域的交往行為理論的宗旨，概括起來，就是要建立以商談倫理為特征的平等的話語政治模式。從總體上可以把哈貝馬斯的政治哲學概括為話語政治，他主張“一種程序主義政治，要求把交往理性的商談原則貫徹到政治領域，以達到超越自由主義政治和共和主義政治的目的”。由于他的政治哲學的著眼點不僅是社會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而且思考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利益關系，因此，對“民族國家”的批判和對“后民族民主”的倡導是哈貝馬斯政治哲學思考的重要視角。

民族國家批判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的產生同權力世俗化，即歐洲從基督教宗教權威中解脫出來，產生了世俗的民族國家這一歷史事件密切相關，因此，應當從民族國家的特征分析來展開現代性批判。概括起來，民族國家的歷史成就就在于，通過在法律上和文化上確立了公民資格而成功地解決了個體的團結和社會的一體化。具體說來，宗教共同體的解體帶來了雙重問題：一是對雅威的信仰崩潰后出現了多元化的世界觀；二是“民眾的流動性和個體化”的加強，從而使世俗的國家的合法化出現了問題。其次，雖然民族國家取得了許多歷史成就，但是，民族國家的的出現和強化也帶來了一系列內部的和國際范圍內的問題，特別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義和共和主義、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的緊張關系。其中的核心問題在于，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國家主權的意義、民族存亡意識、民族自由、民族獨立性等問題也隨之出現并且不斷強化，這也是現代性危機，即現代社會面臨的矛盾的一種突出表現。

后民族民主：以商談倫理為特征的對話政治

后民族民主是哈貝馬斯以交往理性為核心構想的一種話語政治模式。這一以商談倫理為特征的對話政治既關乎民族國家作為法治和民主國家的發展，也關乎一種合理的國際秩序和世界格局的形成。

第一，對于民族國家應當采取一種歷史的、理性的、現實的態度，不能采取不加分析地捍衛或拋棄的簡單化立場，而應當在揚棄民族國家的局限性的前提下，逐步建立一種以后民族民主為特征、由“后民族國家”形成的世界格局。后民族國家的特征是：在保持民族國家作為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主體的前提下，拋棄民族國家的種種不合時宜的政策，建立行之有效的跨國機構，用以補充民族國家職能上的嚴重不足。這也就是他所說的“后民族民主”(postnational democracy)。他認為，后民族民主是一種話語政治，主張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民族國家應當在保持民族完整的情況下，持一種理性的開放態度，同各種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展開對話和交流，走向后民族國家的世界格局。他特別強調歐洲發達國家的重要性，主張使歐盟實現聯邦制，推動后民族民主進程。

第二，在后民族民主的具體構想上，哈貝馬斯一是強調交往理性的規范潛能，主張建立一種程序主義的話語政治模式；二是強調生活世界的文化功能，突出交往理性的道德內涵，提出了商談倫理的話語政治模式。前者具體表現為在民主和法治的國度中建立以商談倫理為基礎的程序主義范式，后者具體表現為一種包容他者、尊重差異的普遍主義倫理文化。這種通過合理的程序保護主體的自由和政治參與，維持個體和共同體平衡，以商談倫理為基礎的程序主義范式，在哈貝馬斯那里，還有更為寬廣的視野和更為深刻的道德內涵，這就是平等地保護和對待一切人，特別是弱者和具有差異的他者的權利。這就是他提出的新的普遍主義。

著作

1962年：《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論資產階級社會的類型》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論資產階級社會的類型》，是哈貝馬斯出版的首部重要著作。這是哈貝馬斯1961年提交給馬爾堡大學的教授資格論文，在此基礎上，他又對伊曼努爾·康德、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以及馬克思有關公有領域理論進行了若干追述，并于 1962年出版。全書共7章。該書表示了市民公眾領域自由主義模式的建立以及在社會福利國家中的變遷，呼吁了市民公眾領域覺醒的重要性。在學生運動高漲及新保守主義逆歷潮流而動的過程中，這部著作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

1976年：《重建歷史唯物主義》

《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出版于1976 年。該書從形式上看是本論文集，但從論述的內容的整體上看，它展現了作者的理論抱負和他要建立的理論大廈的輪廓，同時也向讀者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和研究的思想，這些思想對于人們了解、認識當代新卡爾·馬克思主義的特點有重要意義。全書共四個部分，作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評價問題、社會進化的動力問題、社會制度的生命力問題、對話在社會中進化中的作用等內容進行探討。作者主張用現代西方的社會學、哲學以及改良主義觀點，改造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以適應晚期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提出對1938年約瑟夫·斯大林所確定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重新加以考慮”，主張吸收新進化論和發生論結構主義的觀點“重建”歷史唯物。

1981年：《交往行為理論》

《交往行為理論》是哈貝馬斯思想發展的里程碑，它既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理論的總結，又是后20年思想發展的起點。全書分 2卷，共8章。其基本思想可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提出個超越意識哲學和個人主義的交往理性概念；二，建立一個以生活世界和系統相互獨立和相互影響的二元結構的社會觀，超越傳統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一元論社會觀；三，以此為基礎構畫一個批判性的現代性理論，重新把握從盧卡奇到狄奧多·阿多諾的異化和工具理性批判理論的意義，分析和解釋現代性的病癥和人類解放的新的潛能。

全部作品列表

影響

政治學

作為一位力圖調和英美傳統和歐陸傳統、具有綜合意識的政治利奧六世，哈貝馬斯對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具有開創性的貢獻。第一，哈貝馬斯對政治規范的證成，為理解個人性與公共性的關系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哈貝馬斯對現代實定法之規范性基礎——交往和商談的民主程序——的闡釋，就是他對現代政治規范的證成。在這一證成中，他在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之間所進行的調和，為人們理解和處理個人性與公共性之錯綜復雜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有啟發性的視角。第二，他對普遍主義的闡釋，為探索差異政治問題打開了一個重要缺口。哈貝馬斯的普遍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獨斷主義的可能以及潛在的話語霸權，差異政治問題在其中得到了比較令人信服的解決。第三，他對“應當之軟弱性”的揭示，為激活政治哲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提供了一種重要思路。他在先驗主義傳統占據主導地位的當今政治哲學界，開辟出了一條向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和馬克思傳統復歸的路徑。這條路徑沒有使政治哲學喪失其對規范性的執著追求，在這條路徑上，政治哲學的規范性因為獲得了現實的奠基而更能彰顯其規范力量。哈貝馬斯的政治哲學使人更加深刻地認識當今主流規范性政治哲學，同時也更富有成效地來構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

倫理學

哈貝馬斯對道德命題的有效性所做的語用學建構，拓寬了倫理學研究的維度與空間，他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從形而上學到后形而上學的倫理視域轉換，在倫理學史上具有“尼古拉·哥白尼式轉向”的超越性意義。哈貝馬斯以社會哲學實踐向度上的道德規設替換思辨向度上的倫理建構，試圖在涵涉意義、道德選擇的生活世界中來為倫理學客觀性作出新的辯護，以取代形而上學倫理學，表征了當代西方倫理學去形上、去中心、反基礎與反本質的趨勢和特質。通過倫理致思的后形而上學轉向，哈貝馬斯在道德話語建構上懸置了先驗理性的自我設定，而代之以互主體的合理論辯和相互承認，從而使倫理學從受制于形而上學決定論的封閉性因果思維走向由真實存在者而非伊曼努爾·康德式的理智性人物所開顯的開放性辯證思維，這既拓展了道德意義生成的理性空間，也重構了倫理學得以證成的理性根基。

評價

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我把哈貝馬斯看成對社會最有用的當代哲學家，他為社會民主政治做了最大的貢獻。”

英國馬克思學學者喬治·利希海姆：“其大多數同僚在某個領域的一個角落艱辛耕耘的時代，他卻使自己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成為整個領域的主人。其中，沒有任何削角細分（corner-cutting），也不存在任何駕輕就熟地回避難題，或欺騙性地闡述未經研究而得出的結論：無論是對波普爾（Popper）的反駁，對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Peirce）實用主義的剖析，對謝林（Schelling）形而上學中世紀先驅的探究，抑或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更新，他都同樣出神入化地掌握材料，并以其令人羨慕的才華闡明其中復雜的邏輯疑難。他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種將最困難的資料融會貫通并使之重新成為有序整體的能力。”

劍橋大學哲學系教授雷蒙德·蓋伊斯：“哈貝馬斯著作中飄蕩的后期自由主義的和煦懷舊的暖風攜帶著特定歷史階段的聲音······哈貝馬斯炮制了一個將話語神圣化為公共理性的核心媒介的準先驗性哲學，并通過將在英國、荷蘭、美國、和法國特別盛行的自由主義傳統和在德國具有很強吸引力的伊曼努爾·康德主題結合起來為進一步“融入西方”披上了意識形態的外衣。

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任劍濤：“哈貝馬斯深切地關心社會大災難后人們怎么辦的問題，始終保持著作為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

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政治哲學領域專家劉擎：“哈貝馬斯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矢志不移地、廣泛而系統地對現代性展開建設性的批判，力圖在揭示啟蒙傳統內在困境的基礎上開辟新路，以繼續現代性這項未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