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索不達米亞文明(Mesopotamia Civilization)，又稱兩河流域文明。是指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現今伊拉克境內）所發展出來的文明，是西亞最早形成的文明。主要由蘇美爾、阿卡德、巴比倫、亞述等文明組成。
伊拉克古語稱為美索不達米亞，希臘語為“兩河之間的土地”。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文明，可以上溯到距今六千年以前，在時間上實早于埃及。蘇美爾人是兩河流域古文明的奠基者。他們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定居于美索不達米亞的南部，并不是當地的土著。日后西亞各地各時代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皆受到蘇美爾人的影響，并對東西方各族人民有著強烈的影響。尤其是語言與法律。
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孕育的這片肥沃的沖積平原上，人們以農耕的生活方式安家落戶。這片土地常年少雨，美索不達米亞人筑堤修渠以貯存洪水。這些灌溉系統確保了每年的豐收，這里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如烏爾和埃里都。人口增加，社會繁榮。城鎮建有寺廟、糧店、國庫，還有祭司、官員、藝人和工匠的居住區。國王都被尊為神。市鎮逐步發展成城邦，甚至帝國。隨著社會發展，人們需要記錄動物和食品交易的工具。美索不達米亞人利用生黏土板發明了楔形文字——第一種書寫文字。
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巴比倫在公元前二千年期間，它的空中花園是聞名于西方的古代奇跡，其國王漢謨拉比留下了一套法律。其對犯罪、家庭糾紛和商業矛盾作出法律裁決。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為我們留下了法律、文學和工程學的豐厚遺產，為現代文明奠定根基。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是人類最早的文明之一。美索不達米亞被稱為“文明的搖籃”。在現今伊拉克的沙漠之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孕育。
簡介
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希臘語的意思是兩河之間的土地）文明（又稱兩河文明）發源于底格里斯河（Tigris）和伯拉河（Euphrates）之間的流域——蘇美爾（Sumer）地區（中下游地區）。美索不達米亞是古巴比倫（Babylon）的所在，在今伊拉克（Iraq）共和國境內。
這一帶遠古時期居住著許多種族，是干旱區域，但下游土地肥沃，很早就發展了灌溉網絡，形成以許多城市為中心的農業社會。亞述南部為巴比倫尼亞。巴比倫尼亞北部叫阿卡德，南部為蘇美爾。
兩河流域是亞洲三大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另外兩個發祥地是黃河—長江中下游平原和印度河流域。
兩河流域文明最早的創造者是公元前4000年（6000年前）左右來自東部山區的蘇美爾人。他們會制陶，發明了文字，根據考古資料，當時處在原始社會解體階段。公元前3000年，蘇美爾人建立了城邦。在公元前24世紀，阿卡德王國首次統一了兩河流域。
阿卡德王國的創建者是薩爾貢，國力強盛時疆界直到伊朗西部，西到敘利亞和小亞細亞。公元前2191年覆滅。蘇美爾人重新復興，統一了蘇美爾和阿卡德，建立了烏爾第三王朝，后于公元前2006年被埃蘭人和阿摩利人所滅。阿摩利人在前1894年建立起巴比倫城邦。
巴比倫開始比較弱小，到第六代國王漢謨拉比時逐漸強大，統一兩河流域，建立了古巴比倫王國，并頒布了《漢謨拉比法典》，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到前1595年被赫梯(Hittites)所滅。
隨後統治兩河流域的國家是亞述。亞述帝國通過軍事擴張形成跨區域政權，到前7世紀，亞述帝國范圍包括了全部兩河流域、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在亞述巴尼拔在位時國力達到鼎盛，已經進入鐵器時代。到前605年被新巴比倫王國人所滅。
迦勒底人(Chaldeans)于前626年在巴比倫建國，史稱新巴比倫王國，或迦勒底王國。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時，占領了敘利亞、腓尼基、巴勒斯坦，滅了猶大王國，俘巴比倫囚虜，國力達到鼎盛，并且修建了空中花園，重建馬爾杜克神廟。最終于前538年被波斯帝國(Persian Empire)所滅。
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是兩河文明的鼎盛時期，《舊約圣經全書》稱其為"希納國"（Land of Shinar）。兩河沿岸因河水泛濫而積淀成肥沃土壤，史稱"肥沃的新月地帶"（南美的那個和"金三角"齊名的地區堪稱"罪惡的新月地帶"）。由于兩河不象尼羅河一樣是定期泛濫的，所以確定時間就必須靠觀測天象。蘇美爾人發明了太陰歷，以月亮的陰晴圓缺作為計時標準，把一年劃分為12個月，共354天，并發明閏月，以彌補與太陽歷相差的11天。把一小時分成60分，以7天為一星期。還會分數、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和解一元二次方程，發明了10進位法和16進位法。他們把圓分為360度，并知道π近似于3。甚至會計算不規則多邊形的面積及一些錐體的體積。
演變順序
早期美索布達米亞經歷了幾個制度發展階段。從家庭到奧伊庫斯(擴展了的家庭)，到城邦，再到政治和社會組織的帝國形態的演變過程。
奧伊庫斯，城市和帝國
美索布達米亞社會的發展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一、從遠古時代到大約公元前8000年是狩獵采集時代的社會。
二、從公元前8000年到大約公元前3500年是以家庭組織為基礎的永久性村莊農業時代。公元前6000年之后的某個時代，農業村莊在美索布達米亞沖積平原上建立起來了，而且谷物在灌溉的幫助下被培植出來。
三、從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400年是南美索布達米亞的神廟、神廟城市和城市國家的古典時代。這個時代可以被分成幾個階段。
1.從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是神廟社區形成的最早階段。
2.從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750年是所謂的史前時期或典型的神廟社區階段，這個階段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奧伊庫斯社會形態。
3.從公元前2750年到公元前2400年，神廟社區被組合成城市國家，而且地方多城政權處于新出現的王權的庇護下。
四、從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1750年之間出現了第一個古代帝國。在這一時代，美索布達米亞諸城市被外來人侵者征服，并被聯合成為較大規模的帝國。盡管帝國迅速地彼此繼承，并且個體政權起伏不定，但是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1750年由帝國所孕育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變得永久制度化了。
前都市社會
前都市時代在美索布達米亞的演變過程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美索布達米亞城市起源的關鍵在于第四千年的村莊。這些村莊是小型農業社區，或許是幾百人的農業社區，他們靠土地上的產品、捕魚和某種畜牧業維持生計。他們制作石質工具，縫制衣服，并制造一些陶器；銅被使用在較大的村莊里，可以想象為由巡回工匠使用的。總的說來，美索布達米亞村莊是自給自足的社區，但是他們與外界進行貿易活動。陶器類型的擴散表明了地方物品的交換，而且諸如黑暇巖這樣的稀有石頭被發現在村莊中，它們是從遙遠的地方被移到這里的。
這些小的社區用兩種方式之中的一種組織起來。家庭或許是最重要的社會實體。領導權是父性的一種職能；崇拜被很多家庭執行，并由這些家庭代表；財產被控制并在家族內分配。某種類型的委托—庇護關系可能也已經是重要的了。仆人們或一個家族當中強有力的人們或者地方富有者、一個神廟或宗教崇拜的信徒、外來的金屬制作專業人士都可能靠庇護關系而被束縛在村莊結構中。
產生小型社區需要的家庭和受保護者的生活通過宗教聯合起來。在個人家的壁爐上或者在小村莊神完中，自然與豐產之神受到崇拜。從較晚后的文字材料中，我們能夠想象這些前都市人民的思想。對于他們來說，宇宙是一個整體。自然、人類和神都是同一物種。自然事件、風暴和雷雨、干旱、洪水、日月升降、谷物的生長不僅僅是無個性特征的、機械地循序漸進的力量，還是能表達自己渴望和動機的有目的的、有愿望的和生機勃勃的生物的活動。人類生活在其他眾生物當中，在外表和活動上與它們不同，但在內在動力和感覺生命質量方面卻相似。古代人民不認為他們有特殊的思維。他們的宗教表達出：家庭、村莊和經濟是統一的，是一個世界，在那里，人們、自然和神被毫無縫隙地捆綁在了日常生活的經驗上。這個世界，這個經驗整體將被納人晚后時代的神話和宗教中，并將把特殊的價值觀和社會形態給予美索布達米亞文明。
由于相互聯系的經濟和宗教的發展，這些村莊社區演變成了更復雜的神廟社區。村莊生活不再是靜態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灌溉變得更加廣泛，陶器的質量和裝飾技術提高了，金屬冶煉時代開始，而且金屬工具與石器一起出現。有證據表明，在放牧、捕魚、園藝農業、谷物種植、貿易和金屬加工以及寬范圍的交換網絡等方面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經濟專門化。從技術和經濟變化的證據來看，我們能夠演繹出村莊一定正經歷著重大的社會變革。勞動的分化或者專門化正在增加。個體或許開始從業余半工半農的工作轉向了專門從事陶器制作或金屬冶煉的全職工作。其他人們一定已經從事于在臨近村莊間進行交換活動，并且必然得到其他生產者農業剩余的支持。也有可能在農業、放牧或狩獵活動中按性別進行勞動分工。
勞動專門化的發展引起了社會分化：社會越復雜，某些群體就越有可能控制其他群體。為了幫助控制和協調一個更為復雜的社會，或者為了開發增加了的資源，家長、戰士、祭司和土地所有者便作為主子、保護者和統治者出現。新精英階層的控制在受保護者的支持下傾向于削弱基本的家庭結構。個人將作為戰士、工人和仆人而被吸收進有權勢者的家族(奧伊庫斯)內。考古記錄表明到公元前四千年末期最重要的傾向是建筑較大規模的神廟。神廟建筑的新規模表明了村莊社區對宗教的奉獻正在增加。剩余產品為了宗教目的被奉獻，大批勞動者被調動起來從事大規模的項目。神廟的發展也暗示了在經濟和宗教事務組織中集權的出現。執行對神的崇拜激勵著村莊擴大神廟、接受祭司對村莊經濟的控制權，為了建筑、裝飾和服務神廟的利益而增加生產和勞動分工。
不同的經濟活動、分等級的社會經營和宗教信奉的結合產生了一種新形態的社會、經濟和宗教組織—神廟社區。神廟以可分享的信仰為基礎，即土地和所有的人類，事實上是自然界本身，都是神的財產。宗教提供了一種社會觀念，這種觀念超越了對特殊氏族和家族或者對首領和權貴的特殊興趣和忠誠，并把所有人民都統一起來為神服務。通過在忠順的崇拜、服務和獻祭中使他們的生活井然有序，人類的努力能夠幫助確保正常的自然和宇宙秩序。如果神廟靠宗教認同統一起來，并在祭司領導權下運行，那么神廟社區就是靠它們的自然政治社區建立起來的，而且祭司們必定是審判官和政客。神廟祭司們有可能被需要去解決社區內的爭端，在那些社區內，形形色色的人們不再確信正義，并且在家庭范圍內不再關心正義。
神的崇拜必然需要一種經濟和宗教社區。神廟的建筑依靠大批人們貢獻他們的產品和勞力。神廟的存在也必然需要連續的經濟組織體系以便于宗教服務。食物的奉獻使得神廟可以為從事崇拜和領導活動的祭司們、創造漂亮神廟紀念物的工匠、旅游并帶回珍貴物質材料以裝飾眾神之屋的商人提供給養。這樣神廟對農民的物質資料收稅，以維系宗教、管理、貿易和手工業中的專門人士。
神廟也可能起到了促進內部成員之間互相交換產品的作用，其方式是作為一個經濟機構來行事，這個經濟機構的目的是調動剩余產品和勞動力，并在農民、牧民、漁民、手工業者、貿易者、金屬冶煉者和其他人們的社區中間再分配社會產品。在較晚后時代，神廟管理土地，并把土地租賃給佃農，或者組織農奴和奴隸進行農業生產，以金錢和種子放貸，征稅，為農業目的發放貸款，并為灌溉投資。神廟制作紡織品和其他產品，并用珍貴的物質進行交換。
在一個已然復雜的社會中，神廟經濟響應對聯合專業化活動的需要而出現，但是接下來卻變成了一種重要的力量，使得勞動專業化、社會分層和社會變化更加深人。神廟支持財富和權力集中到祭司們手中；它們促使農民變成農奴，并促使奴隸階層形成。神廟也通過支持創造新型紀念性建筑、裝飾性物體、車輪、帆船和改進金屬物體的手藝人，而支持勞動的進一步專業化。神廟還通過支持科學和建筑藝術、宇宙哲學、宗教和文學領域的專門人士，而支持文明社會中的文化發展。首要的是，我們應該把為經濟和宗教目的的文字發展歸功于神廟。這種偉大創造活動的爆發—文明的誕生—是一種新型社會的思維、經濟以及世界性宗教興趣的表達。
早期美索布達米亞神廟社區的形成便是由村莊社會向新型較大規模更高級的、不同的且擴展了的家族社會的根本轉變。然而，神廟社會保留了較早期社會重要的聯合性和統一性。它們把家庭、村莊和受保護者單元都聯合進了無所不包的整體和經濟中，并且靠人類和神的一體性而把它們在一個更大的規模上統一起來。以“眾神位于自然界之外并必須被崇拜、撫慰、說服和脅迫”的教義為基礎的宗教崇拜的形成，為共同經濟的結合和政治秩序與正義的供應提供了宗教理論基礎。新政體的標志是對政治、經濟和宗教事務有獨一無二的領導權，對崇拜和經濟交換的集權統治，并且是一種產生歸屬意識和意識到自己獨特文化的優越性的統一社會。
從神廟和奧伊庫斯到城市國家
第一批城市從美索布達米亞各個神廟與戰士奧伊庫斯的介質中產生。在這個文明中，最早的一批城市因人口集中和構建稠密而擁擠設施的人口學和物理學過程而產生；并且在這個文明中，隨后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改變了美索布達米亞社會的內部結構。
在美索布達米亞，神廟社區集中了管理者、祭司、手工藝人和神廟領域的工人等，他們的活動把周圍村莊帶入了與宗教和社會中心的密切關系中，并產生了第一批“城市”。然而，城市的物質形成并不意味著受地域限定的城市國家的出現。在神廟城市發展的最早階段，并非神廟鄰近地區的所有土地和人民都是神廟社區的組成部分。地方人民中的一些可能已經屬于氏族或其他奧伊庫斯單元，散布于主要神廟區域內，但并不是神廟復合體的組成部分。在這些事例中，神廟城市并沒有代表一個假定區域內所有居民的單獨社區。它們不是城市國家。
然而，從大約公元前2750年，神廟社區和城市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到那時為止，美索布達米亞布滿了無數的神廟城市，這些神廟城市不再是獨立的地區，而是屬于較大的區域文化。相同的神在不同的城市中受到崇拜；相同的語言、宗教信仰和文化創造被整個美索布達米亞分享。某種不同信仰的結合—一種區域或“民族”文化的形成—正在實現。同時，政治組織的規模也正在變化。到大約公元前2750年，發展中的神廟和城市已經成為農業空間和宗教與政治權威的敵對者了。城墻被建筑起來，出現了邊界爭端，村莊和城鎮被具有進取心的戰士們掌握。
而且，祭司們的領導權受到了盧伽爾(Lugal）—偉大者、軍隊首腦、巨頭或國王——的挑戰。這些新的權力爭奪者可能有幾種起源。國王作為神廟的戰士代表而出現，并變成了祭司權威的敵人；或者他們已經是領主、巨頭或神廟鄰區氏族的長老，他們在政治上沒有被聯合進神廟社區內，并且在懸而未決的新條件下變成了尋求政治霸權的競爭者。無論國王的起源是什么，他們是通過征服而逐漸地把諸多神廟社區聯合成了第一批地域國家。在早王朝時期(公元前2750年一公元前2400年)神廟城市和它們的鄰居被融合成了密集的城市國家，后者接下來便互相征服，形成了多城政體，即第一批小帝國。
這樣，神廟社區、城市國家和擁有幾個城市單元的政體必定是有區別的。神廟是一種社會、宗教和經濟組織形式，它促進了城市物質狀態的發展，但古代美索布達米亞城市卻與神廟社區有幾個不同的關系。在一個階段，城市是神廟社區的物質介質或表達。在另一個階段，它變成了政治和地域單位，包括神廟、或許包括其他的奧伊庫斯，處于卑微國王的統治之下。地域城市國王盡管是神廟社區的物質產品，但卻是把神廟納人自己權限之內的軍事首腦和國王們的政治表達。最后，隨著早期美索布達米亞帝國的形成，神廟社區和包含神廟社區的城市變成了一個更大的多城政體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新事例中，城市與社會的關系被再次轉變了，我們將看到這點。
帝國和城市
在美索布達米亞和希臘社會，帝國的出現都轉變了人類組織的規模和社會中城市的作用，帝國控制著大面積的區域，包括大量神廟和城市。而且，帝國的發展恰恰不是新型政府的形成，或不僅僅是建立在較小單元基礎上的較大規模國家的附加，而是體現了新形式宗教、經濟和社會的創建。與神廟和城市的形成相像，帝國的形成意味著所有現存制度的根本重組。城市的歷史繼續，但城市的意義在歷史上是不同的。
美索布達米亞帝國有兩種起源:一種起源是美索布達米亞神廟城市對對方權力的爭奪；另一種起源是北美索布達米亞草原居民對南方神廟城市的征服。阿卡德帝國(公元前2371年一公元前2230年)統治時期，城市仍是半自治的單元，后者由他們的恩西和地方首領領導，或者由統治者任命、監督和調動的外來管理者領導。隨著漢漠拉比巴比倫帝國(公元前1792年一公元前1750年)的形成，神廟社區和城市向新型社會的轉變完成了。
美索布達米亞帝國發展的最突出方面是中央集權權力實踐的完善和大規模王權的合法化。薩爾貢(Sargon)通過創建常備軍作為王室家族的一部分而開始了形成帝國政府的過程。到烏爾三世統治時，分配給戰士的土地授予考慮到了一種更加分權和“封建”形式的政府。烏爾三世注意到了一種公民官僚制度和傳統統治者制度的創建。用以維持戰士生活和管理者行政管理的土地授予、稅收以及審判得到了充分發展。新法典到漢漠拉比統治時逐漸形成。
行政組織方面的前進伴隨以王權的教義和神話的培養。國王被看作是神的代表，由眾神選出來承擔神的壓力和管理世界的一個凡人。國王負有維持人類與整個宇宙協調一致的責任。國王代替他的人民實行苦行并尋求神的引導；諸神通過國王把他們的愿望傳達給人類。以諸神的名義，國王維持法律和正義。國王確保自然的恩惠和人類與自然的協調一致。社會中的秩序、人類與自然關系中的秩序最終意味著宇宙中的秩序以及人類與混沌和諸神與混沌斗爭的勝利。
這種王權觀念源自現存宗教思想，但王權的存在反過來又轉變了宇宙和諸神觀念。帝國的形成產生了大神觀念，大神超越了任何特殊的地點和形勢。馬爾都克變成了主神—天空神、帝國內全體人民的神。目前大神是更遙遠的并掌握著一個較大的區域；宇宙被設想為由萬神統治著，萬神爭吵、辯論、靖和，并在他們當中決定事件的過程。一種更復雜的宇宙觀念反映了社會和政治現實更為復雜的經歷。王權和帝國已經改變了人類的思維視閡。
在行政管理結構和王權神學方面的這些變化，意味著并需要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意義深遠的變化。一個新地域王國的形成和王制的發展減少了神廟祭司們的政治權威。具有宗教合法性的世俗統治與祭司統治分離開來；國王的審判超越了神廟祭司們的審判活動。神廟逐漸受到國家的控制，并且本質上被限制在了宗教事務上。
帝國的形成也毀壞了神廟經濟。國王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而掌握了神廟土地，而且國王地產以神廟地產為代價發展起來。神廟地產也被分給戰士、書吏和工人，作為服務報酬。到烏爾三世時期，控制土地的神廟體系崩潰了，而更加多樣化的財產分配形式獲得了勝利，包括國王的、分封的和私人的以及幸存的神廟土地。
對土地控制權的丟失也意味著對人民控制權的丟失。到烏爾三世時期，商人和手工藝人從神廟的庇護轉向了王室的庇護。然后，商人和手藝人逐漸使自己從王室庇護與控制下解放出來，變成了獨立的創業者而非統治者的代理人。到公元前1750年為止，土地和遠距離貿易方面的私有經濟因素已經存在了，而且獨立的商人與政府代理商和政府管轄的商人一起操縱各自的資金。另外，為了代替舊有神廟和國王對土地與貿易的控制，新法典被設計以規范所有權、經營、租賃、交谷租種和放貸。皇帝也提出了保護受保護人和貧窮債務者以反對保護人和有權勢者的法律。市場和司法制度代替了直接的奧伊庫斯監督。到烏爾三世統治末期，神廟制度已經被融合進了較大的社會中。
這些變化最深刻的結果是“社會個人”的出現。對土地、貿易或手工活動的個人控制和交換經濟的雛形、法律和契約，把個人與整個社會直接聯系起來了，繞過了家族或神廟集體的規范或監督作用。社會個人反過來又成為新宗教和倫理思想的基礎。在一個偉大中央集權的帝國世界中，如果存在廣為適用的司法制度、廣泛的貿易和社會精英極大的地域性變化，那么對秩序和正義的需要被投射給了宇宙，而且諸神逐漸被設想為不僅是強有力而且是理性和合乎道德的，他們關心個人的健康，也關心社會的健康。新時代的宗教強調了對虔誠和儀式懲罰的需要、勸解眾神并避免他們生氣的需要，但是也結束了神作為父親的身份和在他們同情與寬恕方面的自信。
然而，帝國為了保持新型政治經濟而轉變了社會。它們為了控制土地和財政資源、人們與技術，而粉碎了神廟結構的內在統一性和較小城市與村莊社區的協調一致，它們需要去存在。在新社會中，個人從家庭、村莊和神廟控制中解放出來了，但他們變得更加依賴國王的管理、法律和正義。一個更加高度專業化的社會產生了。王權因為統治而被專業化，神廟因為崇拜而被專業化，市場因為貿易而被專業化，法律因為規范而被專業化。已經打破了舊社會的紐帶之后，帝國為新社會提供了混合語、共享宗教信仰、司法體系和政治觀念，這些對新社會都是重要的。
城市被徹底轉變了。隨著帝國的制度化，神廟、城市和城市國家不再是地域政府、自治城市、祟拜者的社區和經濟交換的社區。城市居民不一定分享一種集體生活。一些是世界主義者—戰士、官員、祭司和商人—他們的生活和職業是帝國范圍的；而且他們僅僅暫時屬于他們居住的那個城市。相反，出于生活而居住在單個城市并對家庭有深刻依附感的地方人民，不再與有序的整個社會有內在聯系了。
帝國的出現為城市提供了新的歷史意義。因此，城市只能被理解為一個較大的和不同形式的社會運作中的諸多因素。在那個較大的社會中，它們掌握著神秘性。美索布達米亞城市是宗教和限定并使社會的帝國形式合法化的觀念的誕生地。它們是神廟的家鄉，神在那里被崇拜，是與非技術農民人口相對的技術人口的居住地，是歷史傳說和口頭傳說的遺產儲存地，這些保持著城市的神圣氣味。對它們最早的居民而言，美索布達米亞城市已經是一類生命體。它們保留了其居民的情感聯系，但它們本身不再是一個世界。隨著帝國社會的形成，城市與政體、城市與宗教、城市與經濟、城市與宇宙思想的短暫聯系被破壞了。城市不再代表社會、文明或諸神。現在它們最后被理解為用于各種層次的社會活動的物質背景，那些事務中的一些比城市本身更加世界主義或帝國主義或宇宙性；那些事務中的一些是更加狹隘的和更加有局限性的。美索布達米亞城市已經變成了競爭場所、廣場和市場，在那里較大帝國社會的所有職能相互交叉；美索布達米亞城市是統治者、祭祀、商人和工人以及農民處理各自事務的地方。它們是活動的小結節，但不再是社會組織中的集體單元。
蘇美爾人
蘇美爾人是兩河流域古文明的奠基者。蘇美爾人稱自己為“黑頭的人”（sag-gi-ga），稱他們居住的地方為“文明的君主的地方”（ki-en-gir）。然而他們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定居于美索不達米亞的南部，并不是當地的土著。蘇美爾人與那些居住在亞洲西南部的塞姆人不同。他們可能是從中亞細亞一帶或里海地區遷移而來的。蘇美爾人圓顱短頸，軀體形態接近于蒙古人種。早期蘇美爾人在眾多領域豐富的發明與發現，是人類智慧的杰出成就，更是兩河流域和西亞的古代文明的基礎。日后西亞各地各時代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皆受到蘇美爾人的影響，并對東西方各族人民有著強烈的影響。尤其是語言與法律。
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是古代蘇美爾人發明的神秘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寫起來既不用筆也不用紙，而是用木棒直接刻在泥板上。這種特殊的書寫材料使文字可以長久的保存，也造就了其所承載的文明的不朽性。
約在公元前3500年，蘇美爾人發明了從右到左直行寫的象形文字，因書寫不便，后改為從左到右的橫行。最早的蘇美爾文字是刻在石頭上的。約在公元前3200年，蘇美爾人開始采用泥板刻字，即將濕潤狀態的黏土做成長方形的泥版，用蘆葦或木棒削成三角形尖頭在上面刻上字，然后把泥板晾干或用火烤干。由于當時蘇美爾人所用的筆尖頭呈三角形，落筆處印痕深寬，提筆處較細狹，筆畫像楔子，所以，后人將其稱為楔形文字，又叫釘頭字或箭頭字。在公元前1500年，楔形文字已成為當時兩河流域各國以及同古埃及之間往來的通用文字。楔形文字遂成為迄今為止人類使用的最古老的書面語言。
隨著社會日趨復雜，人們把楔形文字使用在動物和食品交易上，以保留下諸如綿羊和谷物等商品的交易記錄。此后楔形文字也被運用于其他方面，抄寫員記載下了第一部為西方熟知的文學著作——《吉爾伽美什史詩》。這部史詩講述了追求永生、但最終失敗的國王吉爾伽美什的故事。
楔形文字最早發現于17世紀。1835年，法國人亨利·羅林森在今伊朗西部發現了著名的《貝希斯敦銘文》。這是一塊記功石刻，主要記述了波斯帝國國王大流士一世的一些功績。以古波斯文、新埃蘭文、巴比倫文這三種楔形文字鐫刻在貝希斯敦巖崖上，包括銘文以及銘文上方有大流士和被他打敗的九名反叛首領的浮雕。
《吉爾伽美什史詩》
《吉爾伽美什史詩》是古代兩河流域阿卡德帝國人的作品，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這是一部英雄式的史詩，用楔形文字刻寫在12塊大型泥板上，共3000多行。主要講述了烏魯克國王吉爾伽美什一生的傳奇故事。這部古老的史詩，反映了上古人民與自然搏斗，探索自然規律、生死奧秘的過程。在后來出現的希臘神話故事河歐洲其他國家的民間傳說等故事中均可見到它的影子。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史詩中記述的一場大洪水、方舟擱淺和鴿子尋找陸地的情節，與《圣經》中創世紀的神話幾乎完全一致。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烏爾城遺址處發現了洪水的沖積層，證實了《圣經》中地球大洪水的傳說起源于烏爾。這部史詩的泥板現藏于英國大英博物館。
《漢謨拉比法典》
《漢謨拉比法典》刻在一根黑色的玄武巖柱子上，巖柱高2.25米，上部周長約為1.65米，底部周長1.90米。石柱上部雕刻著太陽神、正義神沙瑪什授予漢謨拉比王權權標的浮雕，下部是用楔形文字鐫刻的法典全文。整部法典一共3500行，分前言、正文和結語三個部分，用阿卡德語寫成。前言主要宣揚王權神授，歌頌漢謨拉比的豐功偉績。結語則表明漢謨拉比遵從神意，創立公正嚴明的法典以垂永久，后世如有人不遵循法典，必遭神譴。法典的正文共有282條，內容涵蓋訴訟、盜竊、債務、奴隸等各個方面，是世界上現存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建筑
空中花園
古巴比倫王國曾經有過一座漂浮在半空中的美麗園林，被希臘學者列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空中花園”古稱“懸苑”。空中花園的位置估計是在離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大約100公里附近，位于巴比倫河東面，是在四大文明古國最興盛時期—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4—公元前562）所建。它建筑在王宮一側，是一座玲瓏雅致、層層收縮的人工土壇。它的底部呈正方形，占地1260平方米，高25米。壇分4層，每層上均有巨大石柱支撐，土壇之間有大理石步階相連接。石柱上有長4.8米，寬1.2米的巨大石板拼起來的地板。為防止滲水，石板上都鋪有浸透柏油的柳條墊，砌上兩層磚，還要澆筑一層鉛。經過這些措施以后，才在上面鋪上4—5米厚的腐殖土，種植奇花異草以及各種樹木。
為了防止干旱和方便澆水，建筑師們還特意設計了機械的提灌設備。運用機械提水的吸筒不斷地從幼發拉底河里取水，把河水徑直引到花園頂部的蓄水池中，通過無數導管，做成人工光溪流和瀑布，用這些水澆灌花木。遠望似鮮花長在空中，故稱“空中花園”。
關于空中花園的建立，還流傳著一個美麗的傳說。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娶了米提斯公主為王后，公主美麗動人，深得國王的喜愛。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國王發現公主常常面色哀愁，于是就加以詢問，得知原來公主是因為思念家鄉而得病。于是他召集工匠按照公主的故鄉景物建造一座花園，花園位于層層疊疊的階梯之上，上面栽滿了奇花異草。花園中有幽靜的山間小道和潺潺流水，景色十分秀麗。工匠們還在花園中央修建了一座城樓，矗立在空中。由于花園比宮墻還高，從外面看上去就像懸掛在空中，于是被稱為“空中花園”。最終，巧奪天工的園林景色終于博得了公主的歡心，使公主重獲笑顏。
公元前3世紀的菲羅是這樣記述空中花園的：“園中種滿樹木，無異山中之國，其中某些部分層層疊疊，有如劇院一樣，栽種密集枝葉扶疏，幾乎樹樹相觸，形成舒適的遮蔭，泉水由高高噴泉涌出，先滲入地面，然后再扭曲旋轉噴發，通過水管沖刷旋流，充沛的水汽滋潤樹根土壤，永遠保持濕潤。”
烏爾塔廟
烏爾古城位于美索不達米亞（現伊拉克）的幼發拉底河附近，烏爾塔廟就矗立在這座雄偉的城市之上。它是一座堅實的磚體，塔基長64米，寬46米，各級塔臺的外側是用火磚砌成，涂以瀝青漿接合。各級使用不同的顏色，代表了不同的含義：第一級黑色，代表地下世界；第二級為紅色，代表人世；第三級藍色，代表天堂；第四級用的白色，代表太陽。整個烏爾塔廟的外形看上去酷似金字塔，正面有拱門圓頂構造，由外面階梯通向頂層。寺塔的上面建有一個小神廟，稱為“神宅”。“神宅”的頂部用淡青色的琉璃加以裝飾，內部則用雪松、柏樹等名貴木材支撐，并且鑲嵌有金、銀、玉石和瑪瑙。
整個烏爾塔廟高達70米，是當時亞洲最高、世界第二高的建筑，僅次于埃及的金字塔。塔廟充分體現了蘇美爾時期的建筑風格，即分層結構、磚砌、拱門圓頂結構。如今，經歷了漫長的年歲，烏爾塔的大部分依然矗立著，這是蘇美爾人留下的輝煌建筑的歷史見證。
蓋世無雙皇宮
辛納赫里布在位期間，是亞述王朝的鼎盛時期，他能讓歷史銘記的是他下令建造這所能顯示當時亞述人建筑水平的宮殿。這座皇宮每邊長近200米，包括兩座亞述風格的大殿、一幢橢圓形建筑物以及一個植物園和一座涼亭。王宮內的浮雕長達3000米，現藏于大英博物館。宮殿四周花園環抱，園林水源充足；殿內房屋設施舒適，又水井、滑輪、吊桶等組成的供水設施可將水送到國王的浴室；浴室內裝有淋浴設備，格子窗和通風孔不斷向室內送入新鮮空氣，還配備有帶輪子的火爐在冬天為房間供熱。在這座宮殿的西北，辛納赫里布還為他的后妃們蓋了一座后宮，為皇太子蓋了一座東宮。
亞述巴尼拔圖書館
亞述巴尼拔圖書館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內，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圖書館。1849年，英國業余考古學家萊爾德發現了它才使它重現于世。實際上，亞述巴尼拔圖書館是古代亞述王國尼拔的私人藏書館。約建于公元前668年到公元前627年，位于亞述的首都尼尼微。把你爸自稱“英明的世界之王”。在圖書館遺跡的一塊泥板上，至今還保存著國王寫下的這樣一段文字：“我，亞述巴尼拔，受到納布智能神的啟發，覺得有博覽群書的必要。我可以從它學到射、御以及治國安民的本領。讀書不但可以擴充知識，學習技藝，而且還可以養成一種高貴的氣度。”
亞述巴尼拔圖書館比亞歷山大圖書館要早400年，主要收集的是刻有亞述楔形文字的泥板圖書，約24000多塊。最大的一塊楔形文字泥板長達米，寬2米多，最小的一塊還不到1寸長，只刻著一兩行文字。這些大大小小的泥板就是古亞述人的圖書，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部英雄史詩《吉爾伽美什史詩》。
科技發明
蘇美爾人是杰出的天文學家，天才的數學家，經驗非凡的醫生，瘋狂的軍事技術發明家等，他們創造過27個世界上最早的發明，包括最早的學校、車輪、船、律法、文字等等。蘇美爾人的這些發明和創造，為之后希臘、羅馬文明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一部太陰歷
如果說埃及人是根據太陽的變化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太陽歷的話，那么蘇美爾人就是根據月亮的盈虧制定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太陰歷。從新月出現的那天起開始計算，到新月再次出現的那天為止，是一個太陰月。太陰歷將一年劃分為12個月，其中6個月為30天每月，另外6個月為29天每月，總共354天。由于太陰歷與太陽歷相差11天，故每隔幾年就會有一個閏月，即有些年為13個月，用來補足所缺的時間，以符合季節的變化。巴比倫人還將每個月劃分為四周，以對應月亮的盈虧。對于每一天的劃分，巴比倫人是以這一次月出到下一次月出為標準，把一天劃分為12個時辰，每一時辰又劃分為30分鐘。因此巴比倫的1分鐘就相當于我們現在的4分鐘。從以上這些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現今所實行的通行計時制就來源于古巴比倫。
醫學萌芽
大約公元前3000年，古巴比倫就出現了醫學的萌芽。到漢謨拉比法典時期，醫學在一定程度上從祭司的控制中獨立出來，職業醫生開始出現。據記載，當時的醫生已經能從事外科手術，例如用青銅刀割治白內障和腫瘤，他們甚至還擁有鋸和切入顱骨的鉆具。在《漢謨拉比法典》中還清楚地規定了醫生的酬金和處罰，如果醫生醫術不精或者因粗心大意給病人造成傷害，醫生要對病人給予賠償，更嚴厲的甚至要剁去醫生的雙手。
當時巴比倫的醫生有兩種，一種是巫醫，稱為阿什普，主要靠巫術和裝神弄鬼來治病；另一種稱為阿蘇，他們是主要靠藥物和器械替人治病。但由于當時人們普遍迷信，人們一旦生病，往往先是求神問卦，最后才找醫生。術士和巫師比醫生更受歡迎，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巴比倫醫學的發展。
六十進位制
原始時代的人計數用的是手指，每次數到十就得重新數起，這就產生了十進位法。古埃及人使用的就是十進制，但充滿想象力的蘇美爾人將5個手指和一年中的12個月份巧妙地結合起來，5乘以12等于60，由此產生了六十進位制。一個圓周分為360度，一小時分為60分鐘，一分鐘分為60秒。這些計算單位一直沿用至今，成為數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巴格達電池
1936年9月，德國考古學家威爾赫姆·科昂格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近郊發掘出許多有2000多年歷史的陶瓷罐。罐口很粗，罐頸上覆蓋著一層瀝青，在銅制的圓筒里插有一根小鐵棒。圓筒直徑約2.6厘米，高9厘米，圓筒中的鐵棒高出圓筒1厘米左右，鐵棒下端有約3厘米厚的瀝青，將鐵棒和銅罐隔開。經過仔細的考證，科昂格認為這一裝置是古代人所使用的電池。“只要向陶罐內倒入一些酸和堿性水，便會發出電來。”由于這些電池發現于巴格達近郊的地下石棺內，所以被稱為“巴格達電池”。
宗教和信仰
一切文化的開端都離不開宗教。巴比倫文明也不例外，宗教是巴比倫文明的基礎，是文化的動力和藝術創造的源泉。在美索不達米亞，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乃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滲透著宗教的精髓，蘊藏著宗教的思想。宗教是了解巴比倫文明不可缺少的鑰匙。
從公元前3500年前的奧拜德時期開始，最早進入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人認為神的力量等同于變幻莫測的自然力量。他們的信仰與各個地方原始人種的信仰類似，屬于“泛神論”，在他們眼中每種神都有其專司的領域。神殿的土地是屬于神所有的，也就是“圣域”。神官是神的執事、家臣，人類是神的奴仆。所有的山川田園皆有神，包括天上的星辰也有神。引發自然所有的活力也都是神的力量。除了這些，犁有神，棍子有神，磚瓦有神，每座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守護神。
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也相信人死后有來世，因而也認為有一個冥府。但與埃及人不一樣，埃及人對來世充滿了希望，相信人可以死而復生。但美索不達米亞人則認為，人的靈魂去報到的地方，是一個陰森恐怖的世界。
巴比倫文明是古老文明的發源地，數千年來始終煥發著讓人無法抗拒的神秘魅力。這里是古代人類文化的大熔爐，在數千年的歷史里將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加以融匯和熔煉，然后傳播到歐、亞、非洲的遙遠地域。雖然之后漫天的黃沙掩埋了這一文明存在過的所有證據，但隨著近兩個世紀考古工作的巨大進展，古老的城垣得以逐漸地重見天日，死去的文明也漸漸地蘇醒和復活。從泥板上的文化到夢幻般的建筑，從卓越的科技到今生與來世的信仰，巴比倫文明以其璀璨的成就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美麗的畫卷，帶給世人無數的驚嘆和震撼。
農業
公元前9千紀，人類最早的農業在美索不達米亞發端，耕種與馴養動物使得人們漸漸脫離游牧生活定居下來。公元前4千紀蘇美爾人發明的青銅、牛拉耕犁和公元前1400年赫梯帝國使用的鐵犁、鐵斧等農具推動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農業生產效率的革命性提高，農業的發展則促進了城市文明的產生。蘇美爾人（theSumerians）、阿卡德帝國（theAkkadians）、巴比倫人（theBabylonians）、赫梯人（theHittities）、亞述人（theAssyrians）先后在美索不達米亞定居，發展。從公元前4千紀始，生活在最南端的蘇美爾人開始建造人類最早的城市，到公元前626年，新巴比倫王國人（theChaldeans）取代亞述人稱霸美索不達米亞，建立新巴比倫王國，幾千年間美索不達米亞經歷著連續的動蕩，地區霸權的地理轉移造就了眾多的文明城市，其中，宏偉繁華的巴比倫城（Babylon，歐洲人習慣稱“巴比倫尼亞Babylonia”，實際上后者指巴比倫城及其周圍地區）獨領風騷。100多年后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4年-前425年）稱贊巴比倫城是世界上最壯麗的城市。
神廟社區
城市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是政治-軍事-文化單位，而經濟—宗教生活則圍繞城中的神廟（Temple）社區展開。神廟社區形成了每個城市最重要的核心，每個神廟都擁有土地，每個市民都屬于一個神廟，神廟社區的人物包括眾多社會角色，如官員、祭司、牧人、面包師、釀酒工、屠戶、漁夫、園丁、工匠、石工、商人以及奴隸。為收獲食物而進行的勞動管理與食物分配的制度安排是神廟社區生活的重要內容。神廟提供谷物種子、役用動物和工具，人們無論高低貴賤一律到“神的土地上”勞作。作為報酬，人們可以得到神廟分配的谷物和其他食物，甚至是銀兩。神廟社區倉庫內存儲著人們的勞動果實，如谷物（包括大麥和小麥）、芝麻（用于榨油）、洋蔥、啤酒、椰棗、蜂蜜、水果、調味料、毛皮、木材、農具等等，豐富的食物折射出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生活的富足。
勞動分工
城市生活中的勞動分工變得更加精細。木匠制作耕犁和其他工具；制革工人負責制造馬匹的挽具和裝牛奶、油脂的盛具；女奴大多作紡織工，或者在廚房、釀酒廠、豬圈里幫忙；面包師當然專職制作面包；屠戶宰殺畜禽；啤酒釀造者在調配大麥從倉庫運往釀酒廠和神廟廚房的同時，也要兼顧喂養牛和羊；農場工人除了看護放牧牛、羊，還會飼養鴨和鵝，這樣可以獲得蛋和肉類，或許是因為勞作很辛苦，或許是因為牲畜的重要性，農場工人有得到羊毛、肉、奶和奶酪等酬勞的優先權；漁夫的勞動很受尊重，因為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時期，社會公認的優質蛋白質食物是魚而不是畜和禽，在出土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文獻中提到的魚有50種之多，魚常常被腌制處理以防止腐壞。
飲食
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不同的畜禽有著各自的功用。綿羊和山羊可提供羊毛、肉類，以及羊奶、奶酪和黃油；牛提供的肉類數量有限；豬可以在沼澤里自由育肥，提供肉類；鵝和鴨可以提供蛋類；當然，還可以捕獵到野鳥、野鹿、瞪羚等野味。為妥善保存肉類，人們已懂得晾干、煙熏和鹽腌技術，烹手段也有了燒烤、煮沸、烘焙之分。
作用
美索不達米亞人創造出一種由中庸和平衡來調節的生活方式。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信仰和倫理上、政治和經濟上———他們在理性和想象、自由和專制、知識和神秘之間達到一種可實踐的中庸之道。
同時更加重要的是，美索不達米亞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盡管此地居民自認為是“選民”，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是個地方性的民族。他們已經意識到世界上有許多別的民族，當然也就沒有使自己與外部世界失去聯系。因此，他們在輕視與他們為敵的鄰居的同時，也敬畏西方的埃及人和東方印度河谷地的民族。事實上，美索不達米亞對這兩種文明的興起或許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影響
語言
在語言上，由蘇美爾人創造的楔形文字從兩河流域擴大開來，各種血統不同、民族各異的人們只是對此略加改造，便拿來為其所用。他們是：埃蘭人、阿拉米人、喀西特人、赫梯人、米底人、米坦尼人、迦南人、胡里特人、烏拉爾圖王國人和波斯人等。甚至腓尼基文字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①。以楔形文字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歷時3000年左右的楔形文字文化圈。
法律
在法律上，古代兩河流域及其毗鄰地區各國的法律，由于它們之間相互因襲、模仿的因素眾多，故被稱為“楔形文字法系”。一般說來，法系的最終形成以其主要代表公元前18世紀的《漢謨拉比法典》的制定為標志。該法系包括眾多法典，其中，只有《漢謨拉比法典》是保存迄今比較完整的法典，其余僅存一些殘片。楔形文字法系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系，其立法技術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對東方世界的影響
埃及
可以確定的是埃及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因素來自蘇美爾和巴比倫尼亞。我們知道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之間的貿易往來———肯定是通過蘇伊士地峽，也有可能是通過埃及在紅海的一些河流的出口處進行的。一看地圖，你就會明白，為什么綜觀埃及的歷史，它是屬于西亞的、而不是非洲大陸的原因：貿易和文化可以沿著地中海沿岸達到尼羅河，但是地中海南方的不遠處就是大沙漠，加上尼羅河上的一系列瀑布使得這一地區與非洲大陸隔開了。自然我們就會在埃及文化中找到許多蘇美爾因素。
埃及的語言和近東的閃語也有姻親關系。前王朝的圖畫文字似乎就來自蘇美爾。埃及語文，越古便越與近東的閃族語文接近。埃及象形文字和蘇美爾文字，看起來簡直毫無分別②。圓柱形印章這個美索不達米亞的特產也出現在古埃及的早期，但不久又消失了，似乎是本地的產品取代了它。第四王朝之前埃及人不知道陶工旋盤———這在蘇美爾很早就知道使用；大概陶輪和馬拉戰車是從美索不達米亞傳入埃及。埃及的建筑更是如此，有些建筑所用磚的大小和形制顯然是早期美索不達米亞所特有的，有些建筑的扶壁也象蘇美爾的樣式。早期埃及和巴比倫尼亞的權標頭在形制上是完全一樣的。銅也是首先出現在西亞，然后傳到埃及的。曾有一度人們認為埃及為人類文明之肇始，但在烏爾所發現的雕像及其雕刻的風格，說明這類藝術的主題屬于蘇美爾。換句話說，蘇美爾文明中的一些因素影響了古埃及。
埃及極易受蘇美爾的影響。盡管埃及人從兩河流域吸取了不少東西，但不久這些東西就會融到埃及的獨特文明中；埃及文明仍然是人類歷史上最輝煌、最偉大、最高雅、最有吸引力的文明之一。
印度、伊朗、埃蘭
一項最新考古發掘證明，遙遠的東方印度河谷地文化，顯然和蘇美爾保持著頻繁的聯系———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廢墟中也出土了大量印度形制的印章。印度人所居住的地方比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人加起來的地方還要大，這里的文化，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間高度繁榮。印度和兩河的文化都是一種城市文化；在耕種和動物飼養的過程中，這些民族養育出了工匠和藝術家，商人和行政人員；他們的住房由精美的同一大小的磚造成，這預示著將來的統一的度量衡制度。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是有書面語言的民族，這種語言有400個文字單位。既然這兩種文化在這些方面是相似的，并且彼此間相互了解，所以，認為古老一點的蘇美爾文化影響了年輕的印度河谷地文化從邏輯上講是完全合理的。
位于印度和美索不達米亞之間的地方從美索不達米亞所吸收的文化更易為人們所發現。伊朗或者說波斯位于美索不達米亞的邊緣，自然和美索不達米亞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根據一個蘇美爾人的傳說，一個名為Aratta的伊朗城邦，它的政治機構和宗教信仰幾乎和蘇美爾人的一樣。
同樣，古代埃蘭王國盡管和蘇美爾之間充斥著不斷的殘酷的戰爭，它也深受蘇美爾的影響。埃蘭人的建筑和藝術，以及他們的法律、文學和宗教在許多細節方面都是美索不達米亞的———埃蘭人崇奉的最顯赫的神中有一個甚至是蘇美爾的名字。埃蘭人也采用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以及它的教育制度和許多教育課程。
赫梯
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發展了近2000年之后，有“百衲衣”之稱的赫梯文明才剛剛起步。公元前2000年，他們逐步從游牧狩獵向定居農耕過渡，落后的游牧民族不斷受到兩河流域先進文明的影響。目前，學者們普遍認為這一影響最早很可能是在他們遷徙并途經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和西北部地區的過程中就開始了。這一影響反映在赫梯文字、宗教、經濟以及藝術等領域。
赫梯人早在古王國初期已從北部敘利亞處初步學習掌握了楔形文字的書寫方法。在帝國時期，還出現了蘇美爾、阿卡德和赫梯詞匯對照表，這些詞匯對照表無疑是赫梯書吏學習楔形文字的課本。
在赫梯宗教領域，美索不達米亞人的神名出現在赫梯語各種文獻中。蘇美爾的神靈，如阿拉魯神、安吐神、阿努神、恩里爾神和尼恩里爾神等為赫梯人所崇拜。他們成為赫梯萬神殿的一部分。
赫梯藝術領域中的美索不達米亞文化成份主要體現在雕刻藝術方面，諸如雕刻技巧、手法和圓形等技術。巴比倫人使用的是一種粗線條的、具有可塑性的浮雕藝術，而這一雕刻藝術風格已充分地體現在赫梯人的作品中。圓柱形圖章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的一大發明。公元前二千世紀初，隨著古亞述人與半島土著哈梯人和印歐赫梯人間頻繁的貿易往來，它也隨之出現在這一地區。許多印章在哈吐沙的發現已證實了這一論斷。
中國
中國文明是否外來，這個過去曾經爭論不休的問題，在今天已不成其為問題了。近年來，我國各地先后發現了許多原始人的骨骼化石以及大批石器時代的遺物，足以證明：中華民族源遠流長，自古以來就生長繁衍在東亞這片遼闊廣大的土地上；中原地區的古文化是在自己的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但在西方，曾有幾個主張“中華民族西來說”的學者，看到古代中國與古代兩河流域的陰歷、文字形狀、陶器以及洪水傳說有某些相似之處，便牽強附會，輕率地認為中國人是從兩河流域遷移而來。
明末清初以來，歐洲來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介紹與研究逐漸深入，歐洲學者對中華民族的由來開始大感興趣。在中國的典籍中，時時提及西方，如周穆王西巡昆侖山脈，會見王母娘娘；《逸周書王會解》所載來朝各國中，多為西方古國，如渠搜《也有人認為渠、搜是二個國家）、月氏、大夏等；《詩經》中有“西方美人”之說；《列子》中有“西方圣人”之語；而黃帝登昆侖以及命伶倫赴昆侖采竹以制樂器的傳說，同時也傳入歐洲，歐洲人乃以為中華民族起源于西方。
1894年，倫敦大學教授拉克伯里在《早期中國文化西源論》中，首先提出中國古代之“百姓”即巴比倫之巴克族（Bak）、百姓即為“Bak”之音譯，黃帝為有熊氏，而有熊氏即Kudur—Makhunte，為巴克族之酋長，炎帝即薩爾貢，倉頡即新巴比倫王國人Dungi，其說一出，風靡一時，附和者不乏其人。在日本，白河次郎、國府種德也于1899年出版《中國文明史》一書，列舉中國與巴比倫在學術、文字、政治、信仰、傳說方面之相同者共70條以證明中華文明源于巴比倫。1913年，英國傳教士C．J．Ball出版ChineseandSumerian一書，也提出了中國文字源自巴比倫的觀點。反對者亦有之，如法國人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他從語言學角度證明黃帝即巴克族之酋長（Kudur—Makhunte）一說為誤。德國人夏德著《中國太古史》亦不贊成中華民族來自兩河流域的觀點。
與此相反的是，有些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者曾經提出一些有趣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先秦史籍中提到的“胥靡”，可能就是蘇美爾的對音。“胥靡”作為奴隸而言，可能就是蘇美爾戰俘奴隸。“胥靡”作為春秋戰國時期鄭國的古邑（故址在今河南偃師東南），它的得名必然有其原因。它很可能就是蘇美爾人在中國居住過的地方。只因為民族遷徙的結果，蘇美爾人被迫離開了自己的故鄉遠走他方，才留下了這樣一個地名。
蘇美爾人的故鄉在中國。這種觀點有沒有一定的根據呢。據研究，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中亞地區的安諾文化和中國的仰韶文化就有某種聯系。在安諾文化的遺址中，就發現了類似仰韶文化的彩陶。這就是前述所謂“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又一根據。這種說法理所當然地遭到華人的反對。但是，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一問題。在華北地區，古代除了蒙古人種居住之外，也生活著古印歐語系的居民，這是學術界一致肯定的意見。在古代民族遷徙不斷的情況下，也可能距仰韶不遠的胥靡，當時就住著一支古印歐語系的“胥靡人”。由于他們向西遷徙的結果，仰韶文化的彩陶制造技術傳入了中亞的安諾地區。但是，他們并沒有停留在安諾，而是繼續西進，直達兩河流域。如果這種情況能夠得到證實的話，那么，對于解決蘇美爾人的起源問題，無疑有著重大的啟示。不過，這種觀點，目前只能算是有關蘇美爾人起源說中的一種意見。
對西方世界的影響
美索不達米亞對它同時代的埃及、伊朗、印度和赫梯的影響，不管多么重要，卻未能持久，也就是說，它的影響并未能在它的近鄰中生根。但是這種影響卻在西方生了根。
希伯來
美索不達米亞對希伯來人的影響既直接又迂回曲折。公元前1700年到前1300年左右的楔形文獻經常提到一個名為Habirn的民族，這一名稱幾乎和《圣經》中的“Hebrew”一詞相同。我們知道Habirn是流浪者，甚至是土匪、罪犯的意思。他們為巴比倫王做雇傭兵，也為亞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做同樣的服務。早在公元前1500年，這些游蕩的猶太人的原始祖先開始征服巴勒斯坦。在那兒，他們和迦南人發生了聯系，迦南人也從美索不達米亞借用了許多東西。迦南人使用楔形文字，他們的學校的課程安排仿效美索不達米亞，他們的文化深深地彌漫著美索不達米亞的思想和信仰。
公元前586年，希伯來人的文化首次直接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化發生聯系，那時尼布甲尼撒二世摧毀了耶路撒冷，并把它的居民俘獲到巴比倫尼亞。巴比倫人的知識和學問逐漸侵入希伯來人的思想和文化之中。后來，當“巴比倫之囚”返回他們的家園并建立猶大王國時，他們也隨之帶來了大量的美索不達米亞宗教的、教育的、法律的儀式。總的來說，這其中有些被傳到基督教，又通過猶太———基督的傳統而傳到西方文明之中。
在整個關于希伯來法律的大量的、繁雜的評論中的言詞，有許多來自巴比倫和蘇美爾傳統，這點以巴比倫塔木德而著名。同樣地，美索不達米亞豐富而復雜的崇拜儀式和神話深深地影響著西方的宗教信仰———特別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美索不達米亞關于水是萬物之源的觀念得到了傳播，比如這成為《舊約·創世紀》中創造世界的敘述，《圣經》中也認為人是泥做的，且掩藏著“生命的氣息”，這都可以追尋到美索不達米亞。同樣《圣經》中也認為雅威造人主要是為了服務上帝的，而上帝的創造力在于他的言辭。災難是罪行的神圣懲罰，必須心平氣和地忍受苦楚的觀念與美索不達米亞的觀念也是驚人的相似。甚至美索不達米亞的陰間，它的黑暗、令人憂慮的“無回之地”，在希伯來和希臘傳統中都可找到對等物陰間示俄勒（Sheol）和冥王哈德斯。
直到今天，猶太的崇拜儀式中有許多是從巴比倫人那兒借來的。《柯爾·尼德拉》，這在贖罪日前夕所唱的猶太圣歌（為請求寬恕他們違背諾言）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祈禱者在慶祝新年中的儀式相似。關于人類命運的描寫也是相似的。從巴比倫之囚時，希伯來人也在魔鬼和驅逐魔鬼中得到一些安慰，確實這也說明了《新約》中幾段關注惡魔驅逐原因的內容。
從巴比倫之囚時起，猶太教充滿著宗教者，他們擁有未來人類啟示的觀念。“通過這些理想主義者”，著名的東方學者W．F．Albright說：“眾多的異教的想象，有的甚至完全是神話進入了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學。”他說，比如洗禮儀式可以追溯到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信仰，同樣基督生平的許多傳說因素也可追溯到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信仰。特別重要的是，Albright認為處女誕生說，受難的主題，下地獄，三天后又復活最終升入天堂等等也可追溯到美索不達米亞。
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當然是異端而多神的，因此和一神的猶太教、基督教有著不可逾越的精神鴻溝。在新、舊約中充滿著倫理意識和道德熱情，而這在可供比較的美索不達米亞文獻中找不到。蘇美爾人也好，巴比倫人也好，亞述人也好，都沒有得到一種高尚的宗教，“純凈的心”和“純凈的手”是更加精神上的意義而不是復雜的儀式和祭祀。神人之間愛的契約，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思想中完全缺乏，猶太教和基督教也是相當缺乏。
如法律、宗教一樣，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學對整個希伯來文學也有著深刻影響。《創世紀》開頭幾章的主題———創世紀、伊甸園、洪水、該隱與亞伯之爭、巴別塔語言———都有著美索不達米亞的原型。贊美詩中的許多詩是美索不達米亞崇拜詩的再現，哀歌模仿了美索不達米亞作家的寫作手法———在蘇美爾，為一座城市的毀滅而作一首哀歌是常見的。在蘇美爾的語言、箴言中有許多《圣經》中箴言的前身。甚至和《舊約圣經》中其他都不同的《所羅門之歌》，或許和早期蘇美爾的哀歌相似。
希臘
希臘人是第一個真正吸收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并把其中一部分傳播到西方的民族。科學史專家喬治·薩頓說：“希臘科學的基礎完全是東方的，不論希臘的天才多么深刻，沒有這些基礎，它并不一定能夠創立任何可與其實際成就相比的東西。……我們沒有權利無視希臘天才的……美索不達米亞母親”。
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地中海世界東部的愛琴海一帶，產生過一個繁盛的克里特文明，這種文明同亞非大陸的關系非常密切，深受東方諸文明的影響，而當時的歐洲———“希臘地區”，還是一個蒙昧未開化的區域。和希伯來人不同，希臘人和美索不達米亞自身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在邁錫尼時代，希臘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的近鄰赫梯人、迦南人有著密切的政治、經濟之聯系。通過南安那托利亞的城市、迦南、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傳送著物質與精神的財富———毫無疑問，這些東西在未來的希臘文明中扎了根。幾年前在希臘底庇斯發現的令公眾驚奇的地窖中的圓柱形印章并沒有使考古學界震驚，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在希臘大地上將會發現眾多的此類物品。
隨著邁錫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臘與近東的這種聯系便結束了。這種局面直到公元前八世紀時才被突破，那時希臘人走出了他們的“黑暗時代”，并再次被東部鄰居的杰出成就所震驚。在小亞細亞半島的米利都學派開始研讀巴比倫天文學家的作品，從巴比倫人那里引進了日鐘、日晷，并把一日分成十二個部分⑦，開始進行天文學研究，這在后來雅典的哲學學派達到了高峰。到公元前五世紀希臘人進入黃金時代，它在藝術、建筑、哲學和文學方面幾乎都表現出了東方傳統的影響。
在技術上，這種貢獻包括在人們生活中司空見慣的車輪和播種機器；在科學上，則包括對天文學研究的肇始、六十進位制的數字系統———直到今天還在使用，如用度來劃分圓，把小時分成分、秒等。美索不達米亞的天文觀測最終導致了季節的劃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隨天文學而來的星相學，美索不達米亞人發明了黃道的名稱———公牛座、雙星座、獅子座、天蝎座等等。
在政治上，美索不達米亞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兩項內容傳給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權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個地中海周圍的大多數地區；王權———君權神授的概念，君應向神們述職的概念———也傳入西方社會。
在法律上，美索不達米亞最珍貴的一份政治遺產是成文法。這種法律源于個人權利的意識———又因眾多的糾紛和訴訟而加強———美索不達米亞法律演化為一種崇高的理想，符合整個人類的利益。或許這并不是夸張，美索不達米亞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數地方。希臘和羅馬通過近東的接觸而受到影響。究竟現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達米亞已可斷定，就如英國歷史學家H．W．F．Saggs在他的《偉大屬于巴比倫》一書中所說的：“有關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終都追溯到……古代近東。”
在文學上，希臘也表明它受了許多美索不達米亞的影響。如，美索不達米亞的洪水故事和希臘神話中的丟卡利翁的傳說相似。美索不達米亞神話中的屠龍題材在希臘神話中也有類似的題材，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們兩個都殺了幾個怪物。上帝為懲罰人類而施的瘟疫是希臘和兩河神話中的題材。希臘和美索不達米亞的陰府也驚人的相似，兩者的陰府都是灰暗的地方，與現實的世界相分離，來世與現實只靠一條不祥的河連接著，死者由此河運送。同樣地，希臘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蘇美爾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作品中一位美索不達米亞詩人以夸張的語言哀嘆他父親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臘史詩的形式，通過其他媒介影響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在兩河的史詩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
在希臘“智慧”文學的領域里，學者們直到最近才發現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幾個故事在蘇美爾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紀的兩河流域《農人歷書》版本中的勸導詞和赫西俄德的《田工農時》奇異地相似。許多蘇美爾的對話現在正被拼湊在一起以圖翻譯過來，這些或許可以證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圖對話集中存在一些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原型。
在別的領域，如音樂和樂理方面，關于美索不達米亞對于西方文明的貢獻剛剛引起人們的重視。很久以來，考古學家知道美索不達米亞人有樂器，特別是豎琴和里拉琴。泥版文書中的線索是一系列數字，這顯然指的是巴比倫九弦豎琴中的弦。如果這個想法成立，人們就可發現按這一次序排列的數字正表示了這個樂器的音調，而另外一套音樂符號顯然表示音樂中間的停頓。這段約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泥版文書把人類所知最早的一套希臘音樂符號（這包括來自小亞細亞的音階符號）提早了一千多年。這是迄今發現的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音節記錄，也是最早的連貫音樂系統。
參考資料 >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特點簡介.中國歷史網.2023-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