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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猶太人
來源:互聯網

開封猶太人是記錄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中國猶太社群之一,分布于中國河南省開封市市。開封猶太人均改取漢姓,共分七姓八家,分別為艾姓趙姓張姓石姓金姓高姓和兩家李姓,宗教文化生活也異常活躍。他們自稱“挑筋”教徒、“一賜樂業”教徒,被當地人稱為“藍帽回回”等。在中國歷代王朝“中外一體”政策感召下,他們的宗教受到尊重,即使在處境孤立、開封屢受黃河水患以及經濟凋敝的情況下,延續至少有七八百年時間。

歷史上猶太人多次來華,并在中國多地活動,但只有開封猶太人形成了有規模的社團。開封猶太人大約于北宋年間來華,大多從天山南路入境,先是經商,后定居下來。初來有取漢姓金、李、廖、艾、趙、張等十七姓,逐漸形成一個頗具規模的猶太社團。趙昚隆興元年(1163年),他們購置土地。后在金朝統治下的開封建造了猶太教清真寺(“一賜樂業教”會堂),將他們帶來的《正經》一部(即希伯來語《托拉》經卷)存放在此。初到開封的一百多年,猶太人仍嚴守族內通婚,人數可能達到2500人之多。但明代中期以后,開封猶太人逐漸放棄了這一猶太傳統,與漢、回等民族通婚,加速了猶太后裔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及言談舉止等方面的同化,而且也使他們失去了體質上的特征。17-18世紀,由于開封城市經濟環境、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和災難頻仍,社團成員大量外遷,人口愈益減少,社團日益貧困。開封猶太人宗教文化的載體一賜樂業教清真寺經歷多次重修、重建,開封猶太人環繞清真寺居住的傳統格局也在這一時期被打破。

1850年,隨著開封猶太社團的最后一個拉比(Rabbi,猶太教神職人員)的去世,教眾中不再有人認識希伯來語,猶太宗教生活和猶太身份識別就此終結。一些知識分子攻讀孔孟經典,參加科舉考試,在日常生活中習用漢字漢語。他們穿戴中國服飾,按照中國習俗慣例待人接物處世,逐漸放棄傳統猶太教信仰,尤其在飲食方面,“挑筋”習俗都鮮有人遵守。這一時期,維系開封猶太人社團宗教和文化傳承的精神紐帶《托拉》最終隨著社團的衰敗而流散。19世紀后期西方傳教士來華調查時,發現開封猶太人已幾乎完全喪失猶太信俗。長期以來,人口的有限、歷代王朝的政策和極深的漢化程度等,決定了開封猶太人無法長期保持民族個性。至現代,開封猶太人已基本在生理和文化上被完全同化,新中國成立后,開封猶太人并沒有被認定為少數民族,而是作為漢族的一部分,其存世的文物典籍則大多仍在清真寺中保存和流傳著。但也有少部分人堅守猶太認同,并有一些仍自認是猶太人的群體搬遷到以色列

開封猶太人每日3次禮拜,每月4次守齋,每年7次舉戒。開封猶太人還有其它顯著特征:他們雖然跟中國以外的猶太后裔沒有任何聯系孤立地存在,仍然將猶太的傳統保留了數百年。守齋日這一天除了不勞作和誦經、禱告之外,還要做默念修省功夫,這是一賜樂業教區別于他教的一個特點,也是受儒教影響的結果。除此之外還要祭天祀祖(“祖”指的是其民族和宗教的先人);除真天(雅赫維)之外不信一切鬼神,不塑形象;吃牛羊肉要挑筋;男子生后八日舉行割禮等,這些都是開封猶太人在社會文化、宗教和日常生活方面特殊的習俗和禮儀。開封猶太人對中華文明和猶太文明的友好交往起到很大作用。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曾說,像開封猶太人這樣在沒有任何外界壓力的情況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會之中的情況是不多見的。這種同化模式也許是唯一的且具有創造性的,猶太人與中華文明長期交往的范例。

相關稱謂

開封市猶太人自稱“一賜樂業”教徒,其稱號極有可能是“以色列”(Israel)的音譯,此稱號是完顏雍的賜封。出于宗教禁忌,開封猶太人剔除牛羊腿筋不食,因此又被當地中國人稱為“挑筋教”,把開封猶太人居住的地方也稱為“挑筋教胡同”。他們頭纏藍布,當地人不了解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當時稱回教)的區別,稱他們為“藍帽回回”,也稱他們的禮拜場所為清真寺。

北宋開封猶太人曾將Isarel音譯為“鐵屑”?“鐵薛”,金元時期則譯為“迭屑”。自元代以來,漢文史籍中先后出現過“主吾”“術忽”“主鶻”“朱乎得”(均為希伯來文Yehudi和阿拉伯文Djuhud的對音,意為“猶太人”或“猶太教徒”)和“珠赫”(希伯來文Judah的對音,意為“猶太國人”)等稱謂。

至于術忽回回這一叫法,猶太人在希伯來文中稱為Yahudi,阿拉伯人波斯人接受了這個稱呼,把猶太人稱為Yahud。大概漢族所聽到的Yahud這個名稱是由操欽察突厥語的人念出來的,欽察方言把詞首半元音y-讀作j-,所以漢文寫作術忽。回回這個詞在元、明時代并不一定表示穆斯林,它幾乎是“西域”的代名詞。同時由于猶太教的許多習俗與伊斯蘭教相近,所以有“術忽回回”這個名稱。

起源

先祖考略

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見到開封猶太人艾田時,發現艾田不知道“猶太人”這個稱呼,只認為自己是“一賜樂業”。由此他得出結論,認為在中國的猶太人,是在公元前形成之前就已離散出來。1613年,,發現開封猶太人沒有基督教的知識。直到明清之際開封猶太人都不知道基督教會和耶穌的存在。根據開封猶太人的存書,如《》《但以理書》的成書時間可以估算出開封猶太人的先祖在“圣書”成書(公元前100年左右)之前就已經離開巴勒斯坦

此外,開封猶太人直到18世紀初都在采用統治猶太地區時(公元前198年)開始推行的“契元法”,而1019年開始被西方猶太人采用的“創元法”卻不被開封猶太人所知。且開封猶太人并不紀念光明節,這個節日是猶太人為紀念公元前165年(或前164年)哈斯蒙寧族推翻塞琉古帝國統治取得民族獨立而設,幾乎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團都紀念這個節日,但開封猶太人卻對此茫然無知,由此推測開封猶太人先祖離開巴勒斯坦的時間下限應當不晚于公元前168—前165年。

來華歷程

關于猶太人在中國定居生活的較可靠記載見于隋唐時期。馬爾克·斯坦因所劫西域文獻中,有一件是寫于708年、發自波斯的一封希伯來語商業信件殘片,出土于新疆和田洛浦西北的丹丹烏里克保羅·伯希和1908年發現于敦煌千佛洞的一段希伯來文禱文,時間也被定為8世紀。這兩件殘片說明當時的歐亞交通干道上有猶太人活動。唐代也有從海路入華的猶太人,據阿拉伯旅行家阿布才伊特記載,唐末黃巢占領廣州市時,所殺十二萬從事貿易的蕃人中有猶太教徒。宋代以后,猶太人在中原地區境內分布更為廣泛,在南京、揚州市寧夏回族自治區泉州市、北京、寧波市杭州市等地都發現有猶太人生活過的痕跡。

開封市猶太人現存明清碑刻中,弘治二年(1489)所立《重建清真寺記碑》稱其為以前入華,清康熙帝二年(1663)所立的《重建清真寺記碑》稱周代入華,此兩說目前無證可尋。明正德七年(1512)碑稱漢代入華,這一說法曾在19世紀廣為歐洲學者所稱引,但學界仍存疑。這三篇碑文對猶太人來路的敘述也都有不同,弘治二年碑稱“出自天竺,奉命而來……進貢西洋布于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正德七年碑稱“至于一賜樂業教,始祖阿耽,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經傳焉……厥后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康熙二年碑對開封市猶太人的來路敘述更不明朗,“教起于天竺,周時始傳于中原地區,建祠于大梁……其寺俺都剌始創于宋孝隆興元年……”三塊碑文越是后立的,所述猶太教傳入中國的時間越早,且都稱其教來自天竺,這可能是開封猶太人為了讓中國人易于理解其來源的大概位置,而使用的泛稱,而追溯至周、漢時期,則是崇古思想作祟。

開封猶太人來華大抵在宋代,可能同時有海上和陸上兩條路線。弘治二年碑提到“進貢西洋布”,可以推知有一批開封猶太人從攜帶西洋布,從海上來到中國。但同時,該碑也提到,北宋時期,有一批猶太人隨著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等中亞游牧民族經絲綢之路來到當時的都城東京(開封)。但關于開封猶太人為何北宋就已進入開封市,卻一直遲到南宋才建寺開展宗教活動,卻另有一番爭議。一種觀點認為,猶太人是北宋末年即宋徽宗宣和(1119—1125)后期來到開封定居,開封隨即就被金朝攻占,史家未及記載猶太人定居之事。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們在趙恒咸平二年(999)就來到北宋,但是花了很長時間才確定要在開封定居,所以才會出現碑文中年序混亂的記載。第三種說法則認為,第一批在開封定居的猶太人是在金朝占領開封以后才到達的,他們獻西洋布的對象是金朝皇帝,被允許定居和建會堂也是女真統治者的恩惠,但到了漢族統治的明朝,猶太學士在為祖先立碑時,就曲筆飾過,把與女真統治者的關系張冠李戴到北宋統治者身上。有關北宋的雜記匯編中都未見到“一賜樂業教”之事,亦是一證。

歷史沿革

宋元時期

明弘治二年所立《重建清真寺記碑》稱,北宋時期有一批猶太人經絲綢之路來到開封,自稱“出自天竺,奉命而來”,受到宋朝當局的友好接待,北宋皇帝親自接見,并寫詔書“歸我華夏,遵守祖風,遺留汴梁”,允許入籍中國,可以保持自己本民族的信仰習俗,不會受到歧視。在此期間,開封猶太人取得一定的成功并成為開封一帶的富人階級,被北宋王朝譽為“模范臣民”。此時他們的宗教活動愈發活躍,1163年,開封猶太人在鬧市區修建猶太會堂——“一賜樂業教清真寺”。七年《尊崇道經寺記》碑文也曾記載過此事:“厥后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宋孝元年癸未,建祠于汴。”

13世紀意大利旅游者馬可·波羅可能聽說了猶太人在中國的定居。據《馬可·波羅游記》記載,孛兒只斤·忽必烈將佛教釋迦牟尼、伊斯蘭教穆罕默德、基督教耶穌和一賜樂業教摩西稱為四大先知。猶太人在社會上被歸為色目人。開封猶太人自元代以來逐漸改希伯來姓名為漢人姓名,如有人認為李姓是由利未氏(Levy)而改,艾姓是由艾茲拉氏(Ezra)而改。同時,開封猶太人的社會地位也開始上升,據正德七年碑,從元代起,開封猶太人中有的進入朝廷或到州縣當官,有的通過經商成為富商巨賈,還有工匠、醫師和神職人員。

明清時期

明代開封猶太人,有進科取士者,有富甲而資助政府、平民者,有為國效命者,有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鄉者。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會見了開封猶太人舉子艾田。艾田提到自己看到基督教圖片上的瑪利亞和幼年耶穌時,認為那是利百加與以掃或雅各,還表示河南開封有10至12姓猶太人。他自己為了攻讀中原地區文學,參加科舉,所以放棄學希伯來語。也正是在此過程中,猶太知識分子受到中國傳統思想以及封建官場的環境影響,改變了他們立身處世的方式,沖淡了他們的民族意識。此外,從明中期開始,傳統的族內通婚制由于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相悖,逐漸被放棄,開封市猶太人轉而與漢、回等民族通婚。這種行為加速了開封猶太后裔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同化,也使他們開始失去體質上的特征。

1608年,利瑪竇派了一名中國天主教徒去開封,帶回了《摩西五經》頭尾幾節的抄本。開封所存古本《摩西五經》所用希伯來語沒有元音,屬于古老的版本系統,與16世紀比利時安特衛普(Antwerp)書商克里斯托夫·普蘭丁(Christoper Plantin)的希伯來文本《圣經》吻合。利瑪竇本人不懂希伯來文,就派那位中國信徒再次前往開封,并帶去了一封致開封猶太清真寺掌教的信。利瑪竇說,他在北京有《舊約圣經》,也有記載已來到人世的彌失訶的言行的經典。但開封猶太人掌教復信說,彌失訶尚未來到人間,要來也是一萬年后的事。利瑪竇與開封猶太人之間有關彌失訶的討論,顯示出猶太教和后來從猶太教中派生出來的基督教(天主教)之間的基本區別。猶太教相信將有一位救世主彌失訶來到人世,拯救猶太民族,而基督教則相信耶穌基督就是他們所期待的彌失訶。

開封市的掌教得知利瑪竇是一位來自西域的有名望的傳教士,表示愿意把開封猶太清真寺交給利瑪竇管理。唯一的條件是不能吃豬肉,而且要與猶太人住在一起。這說明開封市猶太人不了解猶太教與天主教的區別。

在利瑪竇與開封猶太人聯系以后,3位猶太人從開封來到北京,表示愿意皈依天主教,其中有一個是艾田的侄子。他們告訴利瑪竇,開封的猶太教正在迅速衰落,人們已經不識希伯來語,掌教年高去世,其子年幼,對猶太教很不熟悉。利瑪竇立即向梵蒂岡報告,建議盡快派傳教士到開封市工作。耶穌會士是想把中國猶太教徒拉過來,改宗天主教。1613年,號稱“歐洲孔子”的意大利神甫艾儒略(Juliu Aleni)奉羅馬教廷之命訪問了開封,考察了開封猶太人清真寺,當時老掌教已經去世,但帶他參觀清真寺的人不肯掀起帷幕,所以他并沒有親眼看見開封的希伯來文《圣經》。1628年,耶穌會終于在開封設立了一個傳教據點,距猶太清真寺很近。

明末以來,開封地區天災人禍不斷,開封猶太人社團受到打擊,清朝政府普遍實施排外政策,造成國民排外心理,使開封猶太人社團日趨衰落。清代開封市猶太人只有七姓八家:李(一姓兩家)、趙、艾、張、高、金、石。但清初到康熙,仍不乏有名望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駱保祿在羅馬教廷的直接指派下訪問了開封。他受到那里猶太人的熱情接待,但他去時開封猶太人只剩下7姓:趙、金、石、高、張、李、艾。駱保祿參觀了開封猶太人清真寺,看到了各種碑銘匾額和掌教保存的13張案桌,上面陳放著13個經,罩以帳幔,其中收藏著13部經卷。當中的一部紀念摩西,左右各6部紀念以色列人的12個支系。經卷均為羊皮質地,以希伯來語寫成。此外還有一些箱匣,藏著多種所謂“散經”。

1723年,宋君榮神甫到了開封,據宋君榮調查,開封當時猶太遺民有7姓,共約1000余口。他們的男嬰仍實行割禮,遵守安息日、逾越節普珥節和其他節日。但據他所言,“開封市的猶太人對希伯來文已經很生疏”。“由于已經有兩個多世紀沒有人從西域來中國,因此他們讀起希伯來文是帶有中國口音的”。

至雍、乾時期,朝廷明令禁止外來宗教在中國傳播的政策,開封猶太人再難有機會與外國猶太人社群接觸。咸豐后開封猶太人社團徹底衰落,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至咸豐元年(1851年),猶太會堂再未被修繕過,1851年存放《托拉》經卷的開封猶太會堂倒塌,此后再未修復。

近現代時期

1850年前后,開封猶太人已經不認識希伯來文,隨著開封猶太社團的最后一個拉比(猶太教神職人員)的去世,開封猶太人的宗教活動終止。一些開封猶太人民族意識淡漠,乃至出賣經書,把原來珍藏在清真寺內的13部nullnull》中的10部賣給他人,古開封市猶太人保存的珍貴經書散佚各地。據一個美國的1912年的百科全書記載,1850年代的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以后,中國猶太人在此期間飽受磨難并且被驅散,洪秀全等人所組建的拜上帝教要驅除異端。這場動蕩過后他們又回到了開封,數量上繼續減少且處境艱難。

1852年,由時任美國《西方猶太人》期刊主編以撒·萊塞(Isaac Lesser)拉比的推動,創建中國猶太人救援委員會,旨在幫助開封猶太人重拾猶太教信仰,但由于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和南北戰爭等原因,具體舉措都先后流產。1866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訪問開封時,看到猶太人已經不識希伯來語,不再聚會禮拜,彼此間聯系松弛,不少人已同化于回族。有一位猶太人甚至出家做了和尚。裝飾猶太清真寺大門的金字匾“一賜樂業”,已經被當地一個清真寺拿走。猶太人不再實行割禮,并已與回族或漢族通婚。有一個猶太人當場對丁韙[wěi]良承認其妻子就是“外邦”人。猶太人的傳統節期,他們大都不再記得,也不再遵守了。可以說這時開封市猶太社團實際上已經消亡。

1899年12月,上海徐家匯的羅馬天主教耶穌會在開封收購到一批猶太人后裔售賣的希伯來文經卷,這一事件引起了耶穌會援助開封猶太人的興趣。1900年5月14日,該耶穌會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猶太人援助會,旨在復興中國開封猶太社團。此前,于1900年3月13日籌備協會期間,塞法迪猶太社團就同時用中文和希伯來文撰寫了致開封猶太人的信件,并派專人送到開封。但由于當時義和團正在起義,正常通信渠道受阻。但經過協會的努力,還是取得了一些實際成果。幾名開封猶太人分別在1900年和1902年來到上海,受到協會的接待和安排。協會傳授他們猶太教教義及儀式,并準備幫助他們重建開封猶太會堂。1924年,協會經過改組,再一次做出救援開封猶太人的努力,但未收到任何成效。后因組織自身資金短缺,該組織自動消亡。

新中國成立以后,開封市猶太人的后代陸續從原本聚居的教經胡同中搬出,從日常生活看,他們也已基本放棄了猶太習俗,如直至2002年才又重新集體過了逾越節。雖然他們還保持著不吃豬肉的習慣,但已經不再像猶太人那樣對牛羊挑筋,可以說開封猶太人已經完全融入漢族、回族等民族中,不作為中國的少數民族之一。但也有部分人堅守猶太認同,甚至遷移到以色列

人口規模與環境

人口規模

明弘治二年(1489)開封猶太教碑文載,北宋年間約有70多戶(1000多名)。到明代,開封猶太社團進入鼎盛時期。據開封猶太人自己的統計,當時整個社團已有五百多個家庭,人口約四五千。這個數據僅是當地人口的,不包括遷徙到其他地區的開封市猶太人后裔。1723年,據研究希伯來語《圣經》的學者宋君榮神甫來到開封調查,開封當時猶太遺民有7姓,共約1000余口。

由于開封當地自然環境不斷惡劣,中原頻繁兵災戰禍,社團精英到外地經商出仕等原因,導致其人口大量外流而規模日漸縮小。再者,與其他社團聯系網絡日益斷絕,最終在19世紀中葉喪失社團地位。同治六年(1867),開封猶太人剩余兩三百家。20世紀20年代,國民政府第一次做人口普查時,開封有大約一百六十八戶登記為“猶太人”。1932年,開封有二百多猶太人后裔。1987年初統計數字顯示,開封市共居住有猶太人后裔66戶,161人。

生存環境

宋朝的京都在開封,招致富經商精神逐商機而居的猶太商賈。宋代以后,各朝統治者對待各種宗教組織和信徒采取寬容政策。完顏雍大定三年(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開封的猶太人始建清真寺,由掌教(拉比)主持,一直作為城市猶太社區的精神與公共生活的聚焦點而存在。此后在“中外一體”政策的感召之下,開封猶太人的內聚力逐漸削弱,其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也在日益演化。中國封建儒家傳統濃厚,商品經濟不發達,重農抑商的社會價值觀,使得開封猶太人無法像歐洲猶太人那樣形成高利貸債主階層。若尋求名利、特權,有意提高社會地位,只能攻讀四書五經,通過科舉入仕。

開封地處黃河邊,屢受黃河水患,清真寺多次遭毀,屢次重修,至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共重建和修建過6次。康熙二年(1663年)碑說,崇禎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為攻取開封而人為制造黃河決口,導致開封沒于大水,“寺因以廢,寺廢而經亦蕩于洪波巨流之中,教眾獲北渡者僅二百余家,流離河朔。”這種周期性水患使得猶太經卷不斷佚失,也使得開封猶太人所積累的財富被反復毀滅,無法形成經濟優勢和文化優勢來維系宗教信仰,因此也就逐漸摒棄了其祖先追求財富的價值觀。

社團文化

民族語言

開封猶太人用希伯來語和漢語祈禱。開封的希伯來文經卷分為53卷。希伯來文有27個字母,但常用的只有22個,還有5個另有變化的寫法。明初開封猶太人開始習用漢字漢語,起先是因為一些文人要參加科舉考試,后來則擴大到日常生活中均使用漢語,希伯來語只在極少數場合如舉行宗教儀式時才使用。目前發現所有開封猶太碑文都是用漢語撰寫,有一些專門語匯,如猶太教的人名、地名,其譯法與今天有很大不同。

宗教信仰

開封猶太人信仰“一賜樂業教”,保持獨特的宗教禮儀。開封市猶太社團圣典《托拉》是雅威在昔那山(今譯為西奈山)授予摩西的,其宗旨是“以善為師,以惡為戒”、“教人為善,戒人為惡”。他們不崇拜偶像、不敬奉鬼神,只信仰“無聲無息、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順其序”的上帝。在宣讀《圣經》時,蒙上一層薄透面紗,以紀念摩西在西乃(西奈)山下蒙面宣讀耶和華所頒布的“十誡”和其他律法。

17世紀以前,不斷有其他國家即信仰猶太教、精通希伯來語的人來到開封。18世紀以后,開封猶太社團與外界聯系日益中斷,宗教信仰也日趨淡漠。1850年,當中國信徒邱天生、蔣榮基代表倫敦猶太人布道會來開封訪問時,發現開封猶太人已50多年沒有掌教,沒有希伯來名字,不能認讀希伯來文,宗教禮儀已經停止。

立碑釋教

開封猶太人主要通過立碑的方式來闡釋教義。從現存的資料中可以斷定開封猶太人熟悉早期希伯來民族的歷史,并且堅信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后代。

宗教場所

猶太人清真寺是開封眾保存《托拉》經卷,舉行禮拜、誦經、禱告等宗教禮儀的場所。1163年建成之后,一直稱作“清真寺”,明朝年間為了區別清真寺,曾改名“尊崇道經寺”,清朝初期又恢復為“清真寺”。清真寺規模巨大,有“梁園勝景”之稱。先后經歷11次重修、修復,面積從556.1平方米增至8196.2平方米。清真寺格局也相應發生變化,由起初“一進院”擴至“四進院”,從獨尊雅威進而增添了尊崇民族祖先、社團及家族先人的宗教設施。

開封市猶太會堂的建筑風格和陳設與目前世界各地猶太社團會堂風格不同:殿中設摩西寶座,行宗教儀式時,誦經人在臺上誦經,殿中最神圣的部分用幕遮住;會堂設有專用于屠宰牛羊和挑筋的場所,神職人員的食所列在會堂庭院的南北兩側。1722年孟正氣神甫在開封住了8個多月。他繪制了兩張開封猶太清真寺的線描圖,一幅為清真寺全景,一幅為寺院內觀。據孟正氣線描圖,可知開封猶太清真寺占地長6丈、寬4丈,若連其附屬建筑,則長30—40丈,寬15丈。其庭院分為三進,大門朝東,禮拜時朝西,即向圣地耶路撒冷。歐洲的猶太人禮拜時朝東,也是朝耶路撒冷。大門外有一對石獅子。進門是一座高為3.8米的牌樓,上有康熙帝所書“敬天祝國”。他們也敬孔子,每年春秋兩季都去孔子廟參與祭孔典禮。清真寺內設有祖堂,祀奉祖先的儀式與漢族沒有什么兩樣。區別只在于不設圖像,也不用豬肉獻祭。

第二進是“一賜樂業殿”,寬約13米,進深約18米,幾方著名的古碑都立在那里。殿后有后殿,西墻上刻有“十誡”,兩邊桌上陳列著經卷。大廳兩邊有講經堂、廚房,還有教祖圣祖殿,以紀念以色列祖先如阿無羅漢(亞伯拉罕)、以掃、雅阿厥勿(雅各)、乜攝(默舍,即摩西)、藹子剌(以斯拉)等人,這些祖先只有牌位而無圖像。還有趙姓李姓的祖堂。開封市猶太人在這所清真寺內每年于春秋兩季以中國傳統方式敬奉自己的祖先。

弘治二年(1489)所記,從1163年始建會堂至立碑當年(1489),猶太會堂一共修建過六次。按理每次重修和擴建都會立碑以志,但可能這些碑刻因各種原因已經失傳。1279年,開封猶太人在元朝政府支持下重建猶太會堂,新會堂面積達一萬多平方米。1461年被洪水侵襲,萬歷年間又遭大火焚毀,1643年李自成圍攻開封,明軍決黃河,又遭水淹。其后雖然幸存的猶太人陸續返回,并重建了會堂,重修了經書,但是社區顯然已經元氣大傷;康熙二年(1663年),一位開封猶太裔官員趙映乘舉資重修。此后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曾連續4次修復清真寺,但此后再無能力修繕。至嘉、道年間,會堂到處是殘垣斷壁,破舊不堪。

1866年2月17日,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訪問開封市時,清真寺已成為一片廢墟,唯有一塊6英尺高的石碑(弘治碑)立在污水池旁邊。1910年,清真寺遺跡亦蕩然無存。1914年,加拿大基督教中華圣公會河南教區主教懷特(W.C.White)以中華圣公會的名義與七姓頭目簽約,購去清真寺舊址。時至今日,原來猶太會堂所在地已經變為開封市第四人民醫院,會堂留下的唯一痕跡便是醫院鍋爐房里的古井。

宗教禮俗

開封猶太人延續了傳統的猶太禮儀,猶太教作為“倫理—神教”,在漫長歲月中凝練了獨特的利益與習俗,也是猶太教區分其他教的主要標志。早期,開封猶太人尚能維持嚴格的風俗習慣。禮拜齋戒方面,于每日寅時、午時、戌時向西禮拜,鞠躬——中立——默贊——鳴贊——退三步——進五步——向左鞠躬——向右鞠躬——仰敬——俯敬——再鞠躬(終)。且不交言、不回視、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重建清真寺記》碑有記載開封猶太人堅守安息日和贖罪節的事跡。贖罪節是在秋末閉戶清修一日,要求面對雅威,存養心性。此前一日于日入時起便飲食俱絕,至次日贖罪節這天的日入時停止齋戒。每日三次祈禱,按照拉比傳統舉行禮拜儀式、誦讀祈禱文,在安息日誦讀《妥拉》經卷。?

每逢周六安息日,他們要宣讀一段經文。與歐洲各國猶太人一樣,他們在一年中能將經書的53段全部讀完。宣讀者把《圣經》置于祝虎院正中摩西的寶座上,一位提辭人站于其側,再往下幾步,還有一名滿剌(Mullah),幫助提辭人糾正錯誤。摩西寶座的后面,供有“皇帝牌”,書有當朝皇帝的名字。“萬歲牌”上則懸有希伯來語金字橫匾,文辭大意是:“以色列,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雅威是唯一的主,福我其名,榮哉其鑒,臨于永遠。”安息日那天不升火,食物在星期五準備好。開封市猶太人一年七次舉戒,并施行割禮;猶太文人會到孔子廟祭祀孔子;在“聶氏宗祠”用和中國人相同的儀式祭祀祖宗,但不設立牌位和遺像。

1867年,美國圣公會主教施約瑟來開封時稱,他們已完全喪失自己的禮儀,幾乎難以與異教徒區分開來。家里供著偶像,留著祖先牌位,一名猶太人后裔皈依佛門,法名“本道”,有的與當地人通婚,并不再行割禮,衣著、宗教諸方面已如同漢族。但石姓開封猶太人在每年春節均依照猶太逾越節的禮制,用毛筆沾雞血涂抹門楣,并用白水煮羊肉祀祖。

風俗習慣

從事職業

從1980年代有學者所做的考察訪問和現存家譜來看,1911年之前,開封猶太人基本不從事商業活動,與傳統意義上的猶太人相去甚遠。可見他們在中國中原地區已按照漢族社會的價值觀念來建立自己的生活標準。清代尚存的七姓八家(李是一姓兩家)有不少中了進士,或取得功名享有高官顯爵,還有很多舉人和秀才,由此可知,接受漢文化教育努力走科舉道路的人還有更多。一旦中舉,人生境遇就會大為改觀,這樣一種與科舉制度相伴隨的社會價值觀念對猶太人也有很大吸引力,科舉入仕能夠帶來的社會地位、名利、財富、特權都是猶太人生活在其他地區所無法得到的。因此生活在中國的猶太人大都舍棄了經商道路。

飲食

開封猶太人飲食教規禁止食用非反芻哺乳綱、貝類和爬行綱,不食豬肉。謹遵挑筋規定,忌帶血食物,即在宰殺牲畜時,挑斷其筋絡,流盡其血,只為紀念先祖雅各與神角力時受傷的大腿。后裔漢化徹底,食物方面的禁忌已很少有人遵守,如挑筋習俗,各姓猶太人后裔均食用豬肉。

婚姻

猶太人初來開封之時,實行“族內婚制”,明代中期以后,逐漸放棄這一傳統,與漢、回等民族通婚。原因一是因“弟娶寡嫂”等婚姻制度與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相違背,有中國史籍記載,順帝至元六年(1340),監察御史世圖爾上奏,宣禁答失蠻、回回、主吾人等叔伯為婚姻”;二是因猶太社團人數逐漸減少,傳統族內婚制難以維持。

明末清初開封猶太七姓《登記簿》記載,開封猶太人至少娶了蘇、郭、陳、徐、吳、宋、王、孔等40多個姓氏的外族女子為妻。這種通婚現象加速猶太后裔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及言談舉止等方面的漢化,同時使其失去輪廓突兀的相貌特征。

留存文物

目前開封博物館中保存的明正德七年(1512)立《尊崇道經寺記》碑、康熙十八年(1679)立《祠堂述古碑記》碑和一塊無題記殘碑。清康熙二年(1663)立《重建清真寺記》碑在陳垣研究“一賜樂業教”時已經不見,明弘治二年(1489)立《重建清真寺記》碑于“文革”中遺失,但這些碑文的文本或拓片尚有保存。

1850年,倫敦猶太人基督教促進會的傳教士代表團訪問開封市猶太人,于1851年安排將他們的手稿移至上海市并保存,后以協議為正式購買,所有手稿均被轉移到該協會的倫敦總部。1924年,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希伯來聯合學院克勞圖書館館長阿道夫·S·奧科(AdolphS.Oko)安排購買這些藏品,自此,五十九份手稿就一直保存在那里。其中有一本希伯來語和中文的《siddur》(猶太祈禱書)以及社區擁有的古希伯來語手稿版《圣經》和兩本《哈加達》。

西方研究與調查

西方對開封猶太人的注意由來已久。9世紀末起,西方旅行家和傳教士已經記載了中國存在猶太人社團,但他們的敘述傳奇性過強而內容又太簡單,難以取信于人。17世紀,自利瑪竇開始就有不少耶穌會士力圖與開封猶太人保持聯系,但他們的主要目的在于布道,使猶太人改宗基督,并未真正以其為研究對象。因為這些傳教士向歐洲匯報了開封猶太人的基本情況,在17-18世紀歐洲基督教會產生一些爭論時,想到以中國猶太人為證,反過來促使當時在華的耶穌會士對開封猶太人進行細致的調查研究。

利瑪竇與艾儒略的調查

1605年,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在北京見到聲稱相信上帝是唯一主宰的年輕的開封猶太人舉子艾氏(艾田),向他調查了猶太人的數量,圣經、十字架及其他圣物的情況,開封市猶太人家族的姓氏和中文名姓,禮儀、割禮、洗禮、教理教義、圣母圣嬰畫及十二使徒。1608年,利瑪竇又派澳門人徐必登赴開封實地調查,主要任務是抄錄開封圣經以與通用的《舊約圣經》之前五書比較。徐必登帶回《摩西五經》頭尾幾節的抄本,經與16世紀比利時安特衛普著名印刷商普朗丁(Christopher Plantin,1520—1589)出版的希伯來語圣經比較后,發現完全吻合。但利瑪竇本人不懂希伯來文,無法進一步研究猶太人的圣經。后來,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曾于1613年赴開封,希望調查猶太教堂中的各經書,但猶太人雖讓他參觀教堂卻拒絕讓他看藏于帳幔之后的經書。艾儒略的這次訪問,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1585—1658)在《大中國志》中有過簡略記載。曾德昭還根據利瑪竇和艾儒略提供的材料提出兩個推測:其一,開封猶太人可能是在耶穌降生之前進入中國的,因為他們沒有基督的知識;其二,開封猶太人也許不像歐洲的猶太人那樣出于宗教目的歪曲圣經,因此查閱他們的古老經書對恢復圣經本來面目甚為重要。

龍華民、畢方濟、費樂德的調查

1619年,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在中國籍修士鐘鳴禮陪同下親赴開封市,意在鼓動猶太人皈依基督,無功而返。而此前龍華民曾于1610年11月23日致函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報告利瑪竇病故事,并描述開封猶太教堂,希望派遣兩名精通希伯來語的神父入華以便研究猶太人的經書。1628年,畢方濟(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在距猶太教堂不遠處建立開封第一座耶穌會住院。費樂德(Rodrigue de Figueredo,1594—1642)亦于1631年到開封市并建立教堂,此后至1642年去世,大多在開封。但是畢、費二人在開封以傳教為任,對猶太人即或有所調查,也疏于記載。總之,17世紀的耶穌會士“發現”了開封猶太人,但這一百年間對他們的認識卻沒有大的突破,使他們改宗的努力也進展緩慢。

禮儀之爭與駱保祿的調查

進入18世紀,兩場爭論使歐洲人開始真正關注中國猶太人,也促使在華耶穌會士進一步了解開封猶太人。這兩場爭論就是“禮儀之爭”和塔木德(Talmud,即猶太法典)派信徒是否偽造希伯來文圣經的爭論。17世紀中葉爆發的“禮儀之爭”焦點之一是中國基督徒祭祖祀孔是否屬偶像崇拜行為,其間在華耶穌會士證明此種禮儀并非偶像崇拜的證據之一即為開封市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很早就進入中國,其漢化程度很高,但同時又維護著一神論,足以說明適應中國禮儀習俗并無損于信仰的純潔性。

要支持此種結論需要證實兩個問題:首先是中原地區猶太人是否在周代或漢代就入境,其次是開封猶太人是否偶像崇拜者。于是葡萄牙籍耶穌會士駱保祿(Jean-Paul Gozani,1647—1732)受命取證,于1702年赴開封詳細調查猶太人情況,并于1704年11月5日在開封致書北京的會長蘇霖(Joseph Suarez,1656—1736)神父匯報調查結果。駱保祿此行主要目的是了解開封猶太人的禮儀,他在信中最后得出幾點結論:猶太人熱愛他們稱為天、雅威、上天的造物主,他們祖先留下的牌坊、牌匾和碑文都說明了這一點;他們的文人也像中國的文人一樣到孔子廟祭祀孔子;他們在“聶氏宗祠”以與中國人相同的儀式祭祀祖宗,但不設牌位和遺像。駱保祿此行獲得了耶穌會士想要的證據,即開封猶太人正是將參行中國禮儀與遵守一神信仰完好結合的一個實例,但這些論據在禮儀之爭中是否發揮了作用,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

孟正氣與宋君榮的調查

中世紀晚期,猶太人指出希臘語和拉丁語《舊約圣經》譯本中存在沒有忠實表達希伯來經卷原義之處,基督徒則反駁是猶太人篡改了希伯來經文的原義,刪去有關基督降臨的預言。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中,歐洲教會的人急于想知道自己的懷疑是否有根據并且希望能找到更可靠的古本,所以17世紀初“發現”開封市猶太人的耶穌會士紛紛提出應該研究開封猶太人圣經的全部稿本以供比較,此議在18世紀初得到不少歐洲本土人士的響應。懂得希伯來語法國耶穌會士的孟正氣(Jean Domenge)便肩負著此種使命。孟正氣在1718—1719年間首次訪問開封猶太教堂,1721年又在該城居住8個月左右,1722年再次逗留兩個月。他在3次訪問開封期間所寄出的關于猶太人的11封書簡堪稱19世紀以前西方人所見關于開封猶太人的權威資料。孟正氣最后得出的結論是:開封市猶太人的圣經文本與阿姆斯特丹本相吻合;它們的標點斷句有區別;開封猶太人聲稱他們的圣經已經有三千年歷史;開封猶太人進入中國的時間可能早于耶路撒冷王國城被毀的公元前63年。

孟正氣研究的結果證明猶太人沒有篡改經文。但是歐洲的基督徒仍不死心,借口是沒有得到開封圣經全本。所以,以宋君榮1723年到達開封試圖談判購買經書為開端,西方人一直覬覦這些經卷。19世紀,隨著開封猶太人的衰落,所有的經卷陸續流散到西方人手中,西方漢學家和神父對這些經卷經過仔細研究核對后,證明中國猶太人的經卷與西方通行的經卷完全吻合,這場希伯來人偽造圣經的爭論至此終于落幕,而由此也證明孟正氣所得結論的權威性。宋君榮(Antoine Gaubil,1689—1759)來華時則專事研究開封猶太人的碑刻及其入華問題,他在1723年3月24日于赴京途中路經開封,著錄猶太會堂中的四本碑文,數月后將此碑文及其注釋文寄往巴黎,并附論文《中國之猶太人》。后來宋君榮又陸續撰文,通過碑文確定猶太教輸入中國的時間與渠道,即周代末年從波斯、呼羅珊兩地進入中國。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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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剛:開封猶太人從何而來,又是何時入華?.澎湃新聞.202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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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封、上海到以色列:一帶一路上猶太人的中國緣.澎湃新聞.202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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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猶太社團衰亡的環境社會史考察.百度學術搜索.202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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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猶太人從哪來?.澎湃新聞.2023-11-06

開封猶太人的歷史與神話.中國社會科學文庫.202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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