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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魏碑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朝碑刻書法的統稱，主要由造像題記、碑刻、摩崖刻石、墓志四部分組成。北朝（公元439年至581年）文字書體流派眾多，其中魏時期（包括北魏、東魏、西魏）的墓碑、塔銘、磚刻等文字遺跡碑文水平最高，因而得名”魏碑“，故又稱“北碑體”“北體”“魏體”。

魏碑字體創立并盛行于北魏的平城、洛陽市階段，自唐朝陷入停滯期，而后隨金石考據學發展于清代迎來復興時期，其概念直至清代金石學興盛才逐漸形成。作為北朝時期的新字體，魏碑字體尚未完全定型，受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思想解放的影響，由隸書向楷書不斷過渡，兼備漢體含蓄內斂與少數民族樸拙雄壯的特點，同時因以石頭作為雕刻材料因而篆刻更為靈活多變。代表性的魏碑作品有《龍門石窟二十品》《張黑女碑》《鄭文公碑》《張黑女墓志》《姚伯多造像記》等。

魏碑書體不斷發展，推動行書、楷書進步，為現代漢字結構奠定了堅實基礎，對于中國字體發展和形式變革具有重要意義。魏碑作為中國傳統書法，其文化與遺跡的保護備受重視，專家學者成立魏碑研究所，建立北魏明堂等博物館保護珍貴文物，舉行真偽拓片展、“云岡杯”等活動繼承并發揚魏碑文化。

名稱由來

“魏碑”一詞，字面意思指東魏碑刻。當代將“魏碑”作為北朝碑刻書法的統稱用法，形成于清朝末年，因名家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中多次使用而被廣泛接受并使用。清代，學者阮元在書中寫道“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他只提出了“北碑南帖”這一寬泛概念。《廣藝舟雙楫》一書，是康有為在阮元所著的《南北書派論》、《北碑南貼論》和包世臣觀念的基礎之上撰寫而成，內容包含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幢、碑版、基志、造像記等石刻遺跡，目的是進一步弘揚并號召振興北朝碑刻的書法風格，書中寫道“北碑莫盛于魏，莫備于魏”，“魏碑”一詞被多次使用，指稱北朝的石刻遺跡。

歷史沿革

背景起源

魏碑誕生于南北朝北朝時期（公元439年至581年），主要受政治社會背景和宗教信仰發展影響而發展興盛開來。

宗教

北朝佛學思想打破了儒學的禁牢籠流行開來，人們祈求平安、歌頌祖先，刻碑造像極度盛行。皇室主持修建寺廟、開鑿四大石窟、雕刻佛像，同時以造像題記的形式技術修建過程以及雕刻佛像的目的與愿景。魏晉南北朝戰亂不斷，各種思想、文化碰撞融合，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矛盾，民族間的征服與遷移，傳統神學不再具有獨一的統攝力，外傳而來的佛教和本土儒家道家思想碰撞等多重影響下，北朝佛教寺廟碑刻、四大石窟造像題記、梵文摩崖石刻、墓志等大量出現，為刻石書法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政治

政策方面，拓跋宏深入推進一系列漢化政策，厚葬之風盛行，鮮卑貴族在墓葬中多放置墓志，記錄墓主人的姓名、籍貫、生平等內容。同時，南北朝時期政治環境的不穩定、戰爭的接連不斷，導致了當時人們被迫遷移求生，間接造成了南北方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人們書法創作的思想較之前更加綜合多元，視野更加開放自由。北方少數民族不拘小節的豪爽天性與漢族委婉內斂特質的沖突，促進了魏碑書體的多樣化發展。、

盛行時期

魏碑的盛行時期先后經歷了平城時期（公元398年至494年）和洛陽市時期（公元494年至534年）兩個階段。

平城

北魏平城時期隸書是官方認可的正體，因此鄭重的碑刻、墓志都采用隸書書刻，但由于書寫技巧不足，帶有楷書樣式，形成了一種兼有隸書和楷書書寫特點的書跡。其中最著名的碑刻書跡是《大代華岳廟碑》和《嵩高靈廟碑》。而楷書碑刻《暉福寺碑》在用筆上擺脫了隸書痕跡，結體嚴謹方正，筆畫飽滿厚實，已經基本具備洛陽時期魏碑體的寫法。

洛陽

北魏洛陽時期受官方認可正體的影響，碑刻普遍采用楷書作為撰寫書體。相較于平城時期，洛陽市時期的楷書擺脫了隸書的筆意，精美而新妍、楷法遒美莊重，字體形式整體向右上方傾斜、結構緊密，已近似之后南梁的楷書樣貌，多見于北魏宗室元氏墓志之內。由于這類楷書隨定都洛陽首先在洛陽地區的上流社會傳播流行開來，所以又稱“洛陽體”，影響了之后北朝境內各地的造像記、墓志，主導洛陽時期的書法風尚。北魏后期不再局限于洛陽楷書一類書體，字形平穩方正、結字寬博的一類楷書也盛行開來，這一類書體以《元徽墓志》《張黑女墓志》作為典范。這類楷書在東魏以后逐漸成為主流，并在隋朝居于主導地位。

停滯時期

唐代以后，包含少數民族質樸豪放特征的魏碑并未受到重視，一度陷入發展停滯期。唐宋時期崇尚“法度”和“意趣”，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的帖學書法的繁榮發展，文人墨客更傾向嚴謹整潔的楷書，魏碑自然受到冷落。直至清代，楷書發展為順應科舉考試的館閣體，其限制個性、死板程式化的弊端逐漸顯露，伴隨著金石考據學的發達，學者們重新肯定魏碑的藝術價值，開啟了魏碑的復興階段。

復興時期

清代愛新覺羅·颙琰時期，阮元《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最早提出包括北朝碑刻在內的寬泛的“北碑”概念，大力提倡北朝碑版。此后，包世臣《藝舟雙楫》繼續發揮阮元觀點，推崇北碑，但還沒有特別強調北朝碑刻。直到光緒后期，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才明確提出“魏體”“魏碑”的概念，推崇北朝時期的碑刻書跡，魏碑字體再度復興，引發大量學習臨摹。晚清以來，學書者學習北朝碑刻，主要是學習北朝遷都洛陽市之后的魏碑書法藝術，魏碑書法作為中國傳統字體一直流行發展至今。

藝術特點

現代美學家宗白華曾評價這段時期為：“這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最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情的一個時代。”魏碑作為中國書法史的標志性風格，通過書法家們的自身追求與不斷探索，使其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而它的書法特點主要表現在書法形式和書法字體兩大方面。

形式

魏碑以石頭作為雕刻材料，鐫刻于碑版之上。區別于貼書文字，碑刻文字受限于巖壁、石頭自身的走勢和材料，形式因不可控性而更加多變。同時，碑刻文字因其自身物質屬性，相較于貼書文字更加立體直觀。從書寫載體和書寫者來看，魏碑書法多書刻于碑版之上，且由低級官吏或工匠書刻，鑿刻痕跡明顯，書法風格雄健質樸。從書寫內容和書寫字體來看，魏碑內容大多寄托了人們希望長久流傳后世的愿望，碑刻材料本身也比筆墨更好保存，創作者往往采用官方認可的正規字體或更古老的古體字，比日常書寫的尺書法更為保守莊重。

字體

魏碑字體靈活多變，由于身處隸書向楷書過渡時期，結構、筆法沒有完全定型，因而字體相對自由，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魏碑的碑刻并不是直接用刀雕刻，而是先行書丹，工匠若不識字，便會出現雕刻的錯誤，經歷風雨侵蝕后，字體殘缺看不清原貌，因而異體字眾多。魏碑誕生的北朝，是由北方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少數民族的審美風格也影響書法的審美風格，因此魏碑書法整體上以樸拙、雄強為特點，卻也包含漢族的含蓄內斂，是雙重文化的集合體。

康有為先生總結魏碑書法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點畫俊厚，五曰意態奇異，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

代表作品

主要類別

魏碑主要由碑刻、造像題記、墓志、摩崖刻石四部分組成。碑刻指的是以石碑為材料的雕刻書法，墓志也是碑刻，功能上包括雕刻用以歌頌功德的刻碑銘記、記錄生平的墓銘和寫經碑文瓦文等，如《中岳嵩高靈廟碑》《劉賢墓志》《龍顏碑》等。佛教興盛后，以此為信仰的百姓開鑿四大石窟、雕建造像，完工后將文字雕刻在佛像座位、雕像背面或籠的側面，這便是造像題記，如《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始平公造像記》《魏文朗造像題記》等。造像題記內容不統一，記錄了造像的時間、雕刻者、為何造像、為誰造像、祈愿內容等等。梵文摩崖石刻指的是以山崖石壁為材料雕刻開鑿的書法，主要以刻經為內容，因其高額的資金需求與龐大的勞動力需求，往往由朝廷權貴或高僧主持雕刻，如《石門銘》等。

作品和人物

平城階段

魏碑經典作品按照風格差異可劃分為“平城階段”和“洛陽市階段”兩個部分。“平城區階段”指的是北魏遷都至洛陽之前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魏碑作品繼承了十六國時期楷書的特征，具有晉朝書法的遺留。如近代書法家啟功所說，筆勢結構學習隸書，但技法尚未完善，筆畫無論粗細圓方也不似漢碑成熟。

洛陽階段

“洛陽階段”指的是北魏后四十年，孝文帝遷都洛陽（公元493年左右）之后的時期。受漢化改制的影響，碑刻畫筆飽滿，具有南梁書法元素，也稱“洛陽體”。此時的技法較“平城階段”更為成熟，創作也更加靈活，擺脫隸書走向楷書發展。

清朝以后

自清朝金石學興盛直至現當代，對魏碑研究具有深刻影響的有：包世臣、何紹基、趙之謙、沈曾植、康有為、鄭孝胥、李瑞清、于右任、沙孟海、劉熙載、王昶《金石萃編》、葉昌熾《語石》、方若《校碑隨筆》、鄭簠、王澍、鄧石如、阮元、張裕釗、楊守敬、梁啟超等。

經典碑刻賞析

《嵩高靈廟碑》

《嵩高靈廟碑》，又稱《中岳嵩高靈廟碑》，雕刻于北魏太安二年（456年），今在登封市嵩山中岳廟內。原碑未提及碑文的撰刻者和立碑的具體年月。碑文內容記錄了寇謙之修繕祭祀中岳廟和宣揚道教思想的事跡。書體的用筆和結字處于隸書和楷書之間，是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書體。碑文模仿《大代華岳廟碑》而作，兩碑書體極為相似，橫豎筆畫方厚平直，結字平穩；豎鉤的平挑，捺畫的波磔，則帶有明顯的隸書意味。

《嵩高靈廟碑》作為魏碑平城時期的代表作品，作為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魏碑書體，處于漢隸和正書的中間階段，整體樸實無華、率真自然，不含絲毫的造作之意。用筆方式來看，繼承了《張遷碑》的方筆，方圓兼有，肆意清新卻醇正雅致；線條運用來看，粗細兼備，整體變換韻律平緩，收放自如，線條質感以厚重為主，透露出道家蒼茫、靜穆之精神內核；字體結構來看，變化多樣且生動，取隸書整體扁平、寬厚之祥和樣態；字間安排來看，整體大小相同、疏密安排妥當，穿插自如動態靜態相結合。綜合來看，其審美意趣可以“淳、博、奇、奧”來概括。康有為稱其書法“體兼隸楷，筆互方圓”，并評價此碑書法“奇古”。

《始平公造像記》

《始平公造像記》，全稱為《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刻于北魏拓跋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 年）九月十四日。題記內容是紀念先人始平公，以及為生者祈福消災。書法用筆沉著穩健，法度嚴謹，斬釘截鐵，是方筆魏碑的典型。《始平公造像記》高75厘米，寬29厘米，額正書兩行六個陽文“始平公像一區”，正文以陽刻，一共十行，每行二十字。因風雨侵蝕等因素，碑文已有十三字無法辨認。

《始平公造像記》位于洛陽市南郊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是“龍門二十品”的代表。“龍門二十品”是指北魏洛陽龍門石窟中的二十品佛教造像題記，刻鑿于佛龕四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龍門四品”，即《始平公造像記》《孫秋生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以及《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康有為評價“《龍門造像》自為一體，意象相近，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軌也。”

《石門銘》

《石門銘》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今學者普遍認為是北魏王遶所作。《石門銘》屬于摩崖石刻，位于褒斜道石門東壁，現存于漢中市博物館。《石門銘》以“銘”為問題，是與“頌”并立的長篇頌美文學體裁。模仿洛陽市體書寫，但由于書刻在摩崖之上，因此結體和章法軼出常態，產生了奇險的藝術效果。

后世碑學家贊揚它“飛逸奇渾”“飄飄欲仙”。康有為列其為“神品”，在《廣藝舟雙楫》中評論道：“《石門銘》飛逸奇渾，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門頌》《孔宙》等碑，皆夏、殷舊國，亦與中郎分疆者，非允常所能牢籠也。”于右任對《石門銘》評論道：“下筆簡純，自然優雅。”《石門銘》作為圓筆魏碑的典范，結體寬博，章法富于變化。

《張猛龍碑》

《張猛龍碑》又稱《張猛龍清頌碑》，雕刻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撰書者姓名無記載，現藏于曲阜漢魏碑刻館。整塊碑高226厘米、寬91厘米、厚24厘米。碑文總共26行，每一行46字。碑刻的內容記載了魯郡太守張猛龍創立學校、振興農業的業績，用以歌頌其功德。

《張猛龍碑》作為魏碑北朝后期洛陽市階段的經典作品，較早先平城時期作品如《嵩高靈廟碑》有較大的審美趣味差異。從用筆方式來看，《張猛龍碑》主要為方筆，其顯著的特征為轉折之處的動態，結字多為長方，隸書的影響較早期有所減少，整體以用筆利落為主，以剛勁魄力代替早期淳厚質感，繼承并進一步發展了《始平公造像題記》；從線條運用來看，變換韻律保持平緩穩定，但整體因技法嫻熟，撇捺橫豎從早先穩定剛健逐漸發展為飄逸自如，形式上更為多樣豐富；字體結構上，無字不奇、無字不異，動態與靜態成熟地布局運用，較為規矩。整體而言，《張猛龍碑》是逸品與雅趣、壯美與優美的完美結合，有“違而不犯，和而不同之妙”。碑刻風格雄健，康有為評價此碑，“結體為書家之至，而短長俯仰，各隨其體。”

后世影響

隋唐

隋唐時期的楷書、行書等書體受魏碑影響深遠，這一時期盛行的楷書幾乎都由魏碑發展而來，魏楷經歷平城、洛陽市兩個時期，在隋朝書體統一并于唐朝發展成熟。康有為曾說“《龍藏》統合漢隸，并《吊比于文》《鄭文公》《敬使君》《劉懿》《李仲璇》諸派，薈萃為一”，他認為著名隋碑《龍藏寺碑》繼承了魏碑的用筆篆刻優點。史學家楊守敬也曾說“用筆本之齊人，體兼篆隸則沿北魏舊習。然其筆法實精，真有篆隸遺意，不第如《李仲璇》等碑之貌似也”，認為隋碑《曹植碑》的字體中可以看出北魏時期碑刻的傳統形式。書法由隋入唐后并無明顯變化，“唐楷”延續隋朝傳統，融合遺留魏碑書風，逐漸成熟形成法度森嚴的獨特形式，達到了發展鼎盛階段。唐朝初期著名歐陽詢深受魏碑影響，碑刻《九成宮醴泉銘》便是楷書與魏碑融合的經典作品。盛唐時期書法家以李邕和顏真卿為代表，前者以南朝碑刻《蕭碑》為典范發展行書，后者更是取材魏碑與隋朝時期作品，繼承魏碑精華并融入自身審美意趣，劉熙載曾說：“顏魯公正書，或謂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書《太公呂望表》，又謂其行書與《張猛龍碑》后行書數行相似，此皆近之。”

宋朝

兩宋時期的書法主張“宋書尚意”，致力于突破唐代的嚴謹法度，倡導追求書法的創新、主觀意趣的表達，魏碑書法經唐朝逐漸沒落，進入宋朝幾近發展停滯，但宋朝書法作品中仍可以尋見魏碑遺留書風。黃庭堅的草書受到了著名摩崖石刻《石門銘》的影響，詩人蘇軾的書法也習自早期碑刻作品，其作品《羅池廟碑》中的部分字體與摩崖石刻《瘞鶴銘》高度相似，古拙典雅的字體風格可追溯于云峰山石刻作品。清代書法家梁巘在《承晉齋積聞錄》中曾說“蘇東坡、黃山谷字，其撇捺拖出，姿態宕逸，皆本于《鶴銘》”。書法界學者一般認為，宋朝起直至清朝的碑刻書法延續早期魏碑的傳統，無特殊變化，順應時勢變化而呈現出包涵古意的多元化風貌。

清朝

清朝書法理論家楊守敬特別重視北碑，并且提倡將碑派書法雄渾古樸的書法風格與帖學書法平正中和的書法風格相融合；書家趙之謙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將魏碑書法融入行書之中。另一部分書家反對將魏碑書法與行書、草書書法相融合，而是借鑒篆隸和唐碑書法進行魏碑書法的創新。在此基礎上，當代書法理論家陳振濂先生提出了“新碑學”的概念，推動“魏碑藝術化運動”。書法家陳祿淵以魏碑書法為靈感，受商業美術字影響，將魏碑書法風格提煉為完整的印刷字體，創造了新魏體。新魏體夸張魏碑體的特征并將其程式化，筆畫方峻挺拔，轉折處外方內圓，撇捺如蹬腿，生動有力，具藝術性與實用性，雅俗共賞。新魏體在文革時期用于書寫墻面標語、街道路牌和店面招牌。發展至當代，作為電腦中漢字基本字體而被廣泛應用。

當代

傳承

書法藝術因書法家們的臨摹拓展總是由質樸笨拙向精美妍麗發展，進而以嚴格成熟的形式筆法反向約束了書法家的創作，因此魏碑的古拙之感吸引了現當代書法家的關注。當代書家于右任、沈尹默等人則以草書的審美和格調呈現魏碑書法，使魏碑書法在創新中不斷煥發生機活力。劉運峰教授曾說在學習魏碑書法的時候，不能片面認識，應取長補短，不可盲目崇拜過于放縱。學者張建華認為中國書法的獨特之處在于自身的形式美與抽象性，借助漢字本身表達筆者內心，魏碑的傳承不可一味的“崇碑抑帖”，而是回歸傳統的同時守正創新，發揚中國書法文化。北京大學教授李志敏開創了“引碑入草”的寫法，自覺將魏碑的用筆融入自身狂草書法中，推動了碑帖結合的理論與實踐。

發展

隨打印技術發展，魏碑因承載中國北朝時期直至清代的歷史文化，而以文字為載體的藝術形式存在于書法作品中。當代書法形式楷書占比較大，書體設計由實用性轉向審美意趣，其多變性中蘊含明顯的魏碑書風。書法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王典認為作為中國人文精神象征的魏碑書法，會同廣告文化、校園文化、典禮裝飾等領域不斷相互融合、促進發展，其藝術空間將逐漸廣闊。

文化保護

魏碑作為中國傳統書法歷史的重要風格，其歷史文化保護備受重視。魏碑故里大同市設立魏碑研究院、定期舉辦魏碑書法比賽，多地魏碑遺跡開展修繕工作，重要文物在各地舉行展出活動，共同發揚、傳承魏碑文化。

保護

“龍門二十品”

“龍門二十品”是魏碑書法作品的重要代表，指的是世界文化遺產、中國AAAAA級旅游景區龍門石窟中北魏時期的二十方造像題記，其稱號始于清朝，遺跡中一品位于慈香窟，十九品位于古陽洞。龍門石窟研究院采用三維立體掃描技術，建立“云上龍門”官方網站，線上還原真實場景，啟動大型保護工程修繕和維護珍貴遺跡。

北魏明堂遺址

北魏明堂遺址位于大同市平城區，占地面積達百畝，現只開發約四分之一，主體建筑為中心方形臺基，邊長達四十三米，是山西唯一的北魏文化遺存。遺跡為史料中北魏平城明堂，由孝文帝于公元486年為加快漢化進程提出，內部北朝藝術博物館存放大量北魏時期珍貴文物，其中“魏碑風骨”主題展廳收藏了自北魏至隋朝的墓志，對了解魏碑變化過程、傳承魏碑文化有重要意義。

北朝考古博物館

2020年9月19日北朝考古博物館開館，場館位于磁縣，建筑面積達12000平方米，收藏了北朝時期的重要考古成果，展出包括東魏、北齊時期多達1000多件珍貴文物，是中國唯一一座北朝文化考古研究中心。博物館展出了北朝時期建筑墻體、墓葬禮器、東西方文化交流相關的文物，對了解、保護魏碑具有重要作用。

展覽

“龍門二十品”真偽拓片展

2020年國際勞動節期間，龍門石窟管理委員會主辦、龍門石窟美術研究所承辦、洛陽市碑帖研究會于龍門石窟西北服務區票務中心內協同舉辦了“求真于斯——《龍門二十品》古今真偽拓片對比展”。展會目的在龍門石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二十周年之際，展出尊漢堂張志亮先生的金石拓片珍貴收藏與研究成果。通過瀏覽原石拓本、硅膠翻模本、石制翻刻本等真假遺跡，幫助直觀感受魏碑文化魅力。

魏碑云岡杯

2020年7月至9月，大同舉行“云岡杯”首屆全國魏碑書法雙年展活動，書法協會主席蘇士澍向大同市贈送了“魏碑故里、天下大同”八字，闡明了山西大同故里之歷史與魏碑書法文化之重要性。“云岡區杯”雙年展是由省委宣傳部、大同市委市政府、書畫頻道共同主持舉辦。活動的目的是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幫助促進魏碑書法文化和石窟碑刻藝術的新時代創造性轉化、創造性發展，引導傳承優秀文化、賡續歷史文脈。

平城文旅項目

2022年，由大同市博物館申辦的“平城魏碑，‘拓’步而來”文旅融合項目，致力于傳承平城時期的魏碑脈絡、發展北魏時期文化，讓青少年感受體悟魏碑書法魅力所在，入選“2022全國文化遺產旅游百強案例”。

研究

大同魏碑研究院

2018年，大同市成立了魏碑研究院，為在故里宣傳魏碑文化、傳承魏碑技法，多次邀請中國優秀的魏碑書法家前往參加展出。研究院曾訪日交流書法文化、展出書法內容。2023年3月，由大同市文聯、大同市文旅局、大同市婦聯主辦，在魏碑研究院舉辦“春風淑和”婦女節女子書法展，為超過40位女性書法家與愛好者提供交流平臺，傳承書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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