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簡稱“格致”，中國古代認識論命題，初見于《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后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格物致知”進行詮釋，其中南宋理學家朱熹的解讀較為學界認可。
漢唐時代，鄭玄、孔穎達等從倫理學的角度詮釋“格物致知”，并賦予其倫理道德的意義，認為“格物致知”是指善惡事物之來與人的善惡之知的關系，善惡事物的由來源于人的善惡之知，只有“知至”，才能行善不行惡。宋以后對格物致知的解釋甚多，程頤認為由“格物”而“致知”有一個過程，認為人心受外物影響而產生欲念，使人心不正而泯滅了“知”，也就喪失了“天理”。為了要恢復人固有的先驗知識和道德，就要通過“格物”。朱熹通過提出“三綱領八條目”并補作“格物致知傳”，突出“格物致知” 在三綱八目和理學內圣外王價值序列中的基礎地位。朱熹認為格物的最終目的是認識宇宙的普遍之理，要達到這一點，不會只格一物便能把握萬物之理，也不需要把天下萬物逐一格過。經過對外部事物反復考究的漸進過程，在某一階段上人的思想認識就會產生一個飛躍。及至明代，王守仁從“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論點出發，將“格物”詮釋為“格心”，把“致知”詮釋為“致良知”，認為通過考究外部事物，并不能達到“致知”。強調“格物致知”是在行事過程中的為善去惡，將良知的發用流行充拓推廣到事事物物當中，體現其鮮明的心學特色。
“格物致知”最初影響有限，后經宋儒尤其是朱熹的闡發，開啟了儒家知識論的新途徑，對于整個儒學乃至中華文化的發展都具有創新性的意義。除此之外，在格物致知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代眾多人士展開對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從而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明中葉之后，西方科學開始進入中國，徐光啟把西方科學歸于“格物窮理之學”名下。清中期之后，許多與西方科學有關的著作都冠以“格致”的書名，而且西方科學被稱做“格致學”，直至最終出現了“科學”概念。
原文出處
“格物致知”概念的最早表述出自《大學》。朱熹通過《大學章句》對《大學》內容進行總結概括，提出“三綱領八條目”并補作“格物致知傳”，明確提出并豐富了“格物致知”的概念。
《大學》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李一氓，國治而后天下平。
《大學章句》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定義
“格物致知”源于《大學》。宋儒朱熹撰《大學章句》，提出“三綱領八條目”并補作“格物致知傳”，明確“格物致知”的概念及理論基礎地位。“格，至也。物，猶事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格物”為認識事物之理。“致知”為格物的目的和結果，是主體通過考究物理使主觀上得到的知識得以擴充。格物致知指通過對具體事物之理的窮索，以使人們主觀上所掌握的知識得以擴充。包括探求萬物之理、積累經驗知識，以及完善和提高人的道德意識兩個層次。
內涵變遷
漢唐學者對格物致知的理解
東漢經學家鄭玄（127—200，字康成）在注“致知在格物”中指出：“知，謂知善惡、吉兇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對此，唐代經學家孔穎達（574—648，字沖達）疏曰：“‘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于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源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
在這里，“物”只是指善惡之事物；“知”只是指善惡之知；“格物致知”則是指善惡事物之來與人的善惡之知的關系，認為善惡事物之來源于人的善惡之知，只有“知至”，才能行善不行惡。顯然，鄭玄、孔穎達純粹只是從倫理學的角度詮釋“格物致知”，并賦予其倫理道德的意義。
程頤對格物致知的理解
北宋理學家程頤認為：“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程頤將“格物”的意義解釋為窮理，將理學的天理說與認識論溝通起來。程頤所謂的“理”既是倫理道德之理，也包括自然界事物之理。要致知就必須格物，而格物就在于窮究事物之理。“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遷，迷而不悟，則天理滅矣，故圣人欲格之。”程頤認為，人心受外物影響而產生欲念，使人心不正而泯滅了“知”，也就喪失了“天理”。為了要恢復人固有的先驗知識和道德，就要通過“格物”。程頤從格物的內涵，格物的對象、范圍、方法、次序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使“格物致知”思想成為理學的重要資源。
陸九淵對格物致知的理解
南宋心學代表人物陸九淵釋“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陸九淵將格物致知看作為學成人的“下手處”，講格物更為強調心的作用，要求“先立乎其大者”，“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可視為“以尊德性為宗”的格物致知，強調人的德性在窮究事物之理中的優先地位。
朱熹對格物致知的理解
通過提出“三綱領八條目”并補作“格物致知傳”，朱熹突出“格物致知” 在《大學》三綱八目和理學內圣外王價值序列中的基礎地位。此外朱熹對如何“格物致知”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探討了格物的對象、途徑、方法等諸多問題，要求通過持敬、學問思辨、推類、積累與貫通，達到“物格而后知至”，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格物致知論。
朱熹所理解的“格物”有三個要點：第一是“即物”，就是接觸事物，第二是“窮理”，即研究物理，第三是“至極”，朱熹用以訓的“至”即指“極至”。“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朱熹認為格物的基本意義是窮理，窮理要到具體事物上窮，窮理又必須窮至其極。
致知是指主體通過考究物理在主觀上得到的知識擴充的結果，致知作為格物的目的和結果，并不是一種與格物并行的、以主體自身為對象的認識方法或修養方法。“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朱熹強調，致知只是就認識實踐在主體方面獲得的知識成果而言，沒有即物窮理，主體是無法擴充知識的。
知是屬于主體的，理是屬于客體的，格物是即物窮理至乎極，其方法程序則是“用力積累”與“豁然貫通”。朱熹認為，格物的目的是最終認識宇宙的普遍之理，要達到這一點，不會只格一物便能把握萬物之理，也不需要把天下萬物逐一格過。根據理一分殊的思想，具體事物的物理、倫理是各個差別的，同時又都是普遍、統一的宇宙原理的表現，只有通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反復積累，人的認識才會從個別中發現普遍，逐步認識一切事物間共同的普遍規律。“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熹指出，正像人在正常認識過程中常常體驗到的，經過對外部事物反復考究的漸進過程，在某一階段上人的思想認識就會產生一個飛躍，即“豁然貫通”。
朱熹的格物學說中雖然也包括省察身心性情之德方面，但主要和更多地強調對于外在事物的考究，盡力在方法論上指出學習知識的重要性，在他的學說中不僅容納了認識的客觀法則和辨證過程，而且表現出鮮明的理性精神。從認識論的路線和原則看，朱熹一方面承認人的內心本有天賦的道德原則，同時又強調認識的直接對象是具體事物之理，只有通過具體的學習的積久過程才能最終使內心的原則彰顯出來。
王陽明對格物致知的理解
明代心學代表人物王守仁以《大學》古本為正本，從“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論點出發，將“格物”詮釋為“格心”，并認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也”，把“致知”詮釋為“致良知”，認為通過考究外部事物，并不能達到“致知”，只有通過內在探求，明了良知本心，才能真正實踐“格物致知”。王陽明強調“格物致知”是在行事過程中的為善去惡，將良知的發用流行充拓推廣到事事物物當中，體現其鮮明的心學特色。
王陽明作為為學宗旨的“四句教”：“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更是明確將“格物致知”僅僅限定于心性修養的范疇。王守仁否定格外部事物，格自然界事物，因而具有排斥外部知識的傾向。在陽明學那里，純粹屬于道德論意義上的陽明格致論取代了包含著知識論元素的朱子格致論。
王夫之對格物致知的理解
明清之際王夫之（1619—1692）大體繼承了朱熹的格致論，并有所發揮。他強調格物，認為“此學之始事必于格物”，又以“博取之象數，遠證之古今，以求盡其理”作為格物的解釋。此外，他將“質測之學”、“泰西物理、化學”與“格物致知”的概念聯系起來，實現了格物與西方自然科學的貫通。
王夫之的格致論與王守仁排斥外部知識進而否定朱子的格致論不同，王夫之贊同格外部事物，但認為道德修養無須窮盡外部事物之理。同時，王夫之把“格物”與“致知”看作認知過程中遞進的兩個階段并作具體分析，對朱熹的格致論進行了補充。
相關概念
三綱八目
指三綱領八條目，出自《四書章句集注》中的《大學章句》，是朱熹對于《大學》內容的總結概括，簡稱為“三綱八目”。三綱領，指的是《大學》開篇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八條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三綱領明確了儒學對內圣外王的追求，指出了儒學道德修養的最高目標，提供了道德修養的基本原則，表達了儒家一貫倡導的以教化為手段達到德政禮教合一的理想目標。八條目將個人的道德意識修養作為治天下的根本，將道德修養與治理國家相結合，表明了儒家對于道德修養的重視，以及德治仁政的理想追求。
三綱領八條目作為“大學之道”的總結，系統而具體地表達了儒學對內圣外王的追求，明確了儒學道德修養的基本原則與實踐方式，對整個儒家思想體系尤其是宋明理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格物致知”為程朱理學的工夫論提供了思想資源。受宋明理學影響，“三綱領八條目”被視作儒學工夫論的思想之源與經典總結，使得“內圣外王”成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生價值理想。
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陽明哲學的核心概念。朱厚照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守仁在贛州市初講“致良知”。王陽明認為人人心中有良知，人們只要把自己的良知發掘出來并落實在行為上，就是“致良知”；對于“良知”和“致良知”的關系，他強調說，前者是本體，后者是功夫。此外，王陽明還提出了“致良知”的方法和路徑，認為并非僅僅有良心就可以達到致良知的境界，要達到致良知的境界，絕非等閑中來，要自困頓中來，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要在事上練，這也與“心即理”“知行合一”說一脈相承。
晚年的王陽明，于天泉橋回應弟子心學之爭時，進一步提出了載入史冊的“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教，深入系統地闡發了致良知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路徑，史稱“天泉證道”。
相關著作
大學
儒家經典四書之一，原為《禮記》篇名，舊傳為春秋曾子所作，近代許多學者認為是秦漢之際儒家作品。
《大學》全文圍繞開篇提到的“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綱領，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條目”展開闡述，論述了提高個人修養、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與治國平天下之間的密切關系，是儒家政治倫理思想與道德修養法則的完整論述。
唐代韓愈、李翱將它視為與《孟子》《周易》同樣重要的經書。北宋二程表彰《大學》、《中庸》兩篇，將其與《論語》、《孟子》并列。南宋朱熹重新編定《大學》章次，作“經”“傳”之分，又補寫“格物致知”章，尊崇《大學》是為學綱目，并刊刻于“四書”。他提出融道德政治為一體的“大學之道”，包括三綱領八條目，較為全面地總結了先秦儒家關于道德修養、道德作用及其與治國平天下的關系，被宋儒稱為“初學入德之門”“所以教人之法”。
四書章句集注
朱熹的代表作之一，是朱熹對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儒學經典的理學式詮釋。包括《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章句》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其祖述北宋程顥、程頤的觀點，推崇《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使之與《論語》并列。
該書展示了朱熹的經典解釋方法，酌取前人注解而加己注，從理學出發，頗多發揮，體現出“理氣論”“格致說”等具有理學特色的相關思想。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完成與刊行在傳揚孔孟成德之教的義理、引介嚴肅而合理的治學方法以及擺脫“五經”的權威束縛等方面都對后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朱熹對于格物致知思想的闡發見于《大學章句》開篇及格物致知補傳部分。
王文成公全書
共三十八卷，又名《王陽明全集》，是王陽明著述匯編，其篇次、內容基本依據隆慶本抄錄，該版本為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首編《語錄》三卷為《傳習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乃門人徐曰仁輯錄，錢德洪訂正。其中以《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大學問》最為重要，是王守仁學術思想的代表作。王陽明所提出的“心外無物”“心外無理”“致良知”等觀點在書中都有呈現，是了解王陽明思想的經典著作。王陽明有關格物致知思想的闡發主要集中在《傳習錄上》及《大學問》中。
意義影響
思想史意義
“格物致知”源出自《大學古本》，限于文本詮釋不足，影響有限。后經宋儒尤其是朱熹的闡發，確立“格物致知” 在《大學》三綱八目和理學內圣外王價值序列中的基礎地位，才最終明確其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
“格物致知”經朱熹闡明后，對于整個儒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具有創新性的意義。孔子以“仁”開創了儒學，并強調“仁”與“知”的統一。然而，在后來的發展中，儒家的“仁”學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發展，而“知”學卻一直融合于“仁”學之中，發展較為薄弱。朱子的格致論雖然沒有能夠明確地把“知”學從“仁”學中分離出來，但其具有顯著的“知”學傾向，并發展了儒家的“知”學，實際上開啟了儒家知識論的新途徑。
朱熹“即物而窮其理”的格致論，對后世儒學的發展影響深遠，誠如錢穆所說：“朱子思想，以論格物窮理為最受后人之重視，亦最為后人所爭論。”它不僅為朱子門人以及后學所繼承，而且導引出王守仁、羅欽順、王夫之諸多格物致知的解說者。他們對于朱子的格致論，既有闡揚，亦有責難，使得“格物致知”思想開啟了后世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路向。
科學史意義
“格物致知”經朱熹闡發后，對于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包括了格自然界事物，實際上包含了對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不僅朱熹自己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展開了對于天文、地理等諸多領域的研究，而且朱子后學以及后世不少儒家學者，乃至許多科學家，都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展開對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從而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明中葉之后，西方科學開始進入中國。徐光啟把西方科學歸于“格物窮理之學”名下。清中期之后，許多與西方科學有關的著作都冠以“格致”的書名，而且西方科學被稱做“格致學”，直至最終出現了“科學”概念。
評價
學界對“格物致知”的評價主要集中在朱熹對“格物致知”的認識上。
中國近現代史學家、哲學家錢穆晚年在所著《朱子學提綱》“朱子論格物”一節中指出：“朱子論心學工夫最要著意所在，則為致知。懸舉知識之追尋一項，奉為心學主要工夫，此在宋元明三代理學家諸家中，實惟朱子一人為然。欲求致知，則在格物。就理學家一般意見言，心屬內，為本；物屬外，為末。理學家所重之理，尤在心性方面。心性之理，則貴反求而自得。朱子不然，認為內外本末，須一以貫之，精粗具到，統體兼盡。此為朱熹在一般理學思想中之最獨特亦最偉大處。故朱子不僅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實欲自此開出理學之新趨。”
中國現代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胡適認為，朱熹的格物致知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這是“程朱一派的特別貢獻”。
美籍華人學者、哲學史家陳榮捷在《朱熹》一書中指出朱熹格致論“為影響中國思想甚大而為后人攻擊甚力者”。
當代哲學家、史學家任繼愈，在《朱熹格物說的歷史意義》一文中認為，“朱熹創立的‘格物說’豐富了中國哲學史，它成功地把天下萬物眾理歸結為一個天理，眾物之表里精粗與人類的全體認識過程的認識范圍融合為一體。這個理既有自然之理，也有人心之理，從而構成了相當完整的哲學體系。”
當代哲學家、哲學史家陳來在《朱子哲學研究》一書中，提到格物論是“朱子學體系的重要理論特征”。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