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又稱徐戎，亦稱徐夷或徐方，是夏朝至周代時期的諸侯國之一，國君為嬴姓，都城一般認為在臨淮徐縣（位于今泗洪縣）。徐國建國于夏啟時期（公元前21世紀），周敬王時期，徐國滅亡，歷四十余君，享國一千六百余年。
公元前21世紀，夏啟將徐地（今山東郯城地區）封給伯益的次子徐若木，徐國由此建立。徐國在夏、商、西周時期都是強大的諸侯國之一。西周時期，徐國與西周戰爭頻繁，到周穆王時，徐偃王以德治國，徐國的國力增強，諸侯拜服，周穆王派楚王進攻徐國，徐偃王離開徐地到徐州市（今江蘇徐州）一帶山林隱居。隨后，周穆王封徐偃王的子孫為徐子繼續治理徐國，在此之后，徐國有數百年的太平時期。姬匄八年（公元前512年），吳國派使臣要求徐國和鐘吾國交出吳國領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燭庸，徐國和鐘吾國依仗楚國，拒不從命，將二公子送往了楚國，楚王企圖利用二公子危害吳國，史稱“二公子事件”。吳國借機向楚國出兵，徐國在兩國的戰斗中被波及，夫差派孫武、伍子胥伐徐，徐國滅亡。
關于徐國的族屬，學者們有多種說法，至今未有定論；徐國的國名來源也有不同的說法，主要有來源于地名與文化兩種說法，徐偃王之后，徐國國君以國名“徐”為氏。徐國在西周時期是東夷集團最大的國家，徐偃王時徐國地方五百里，所轄范圍在今泗縣、泗洪縣一帶；徐國都城所在地有臨淮徐縣、越州鄖[yún]縣、彭城武原縣三種說法。春秋時期徐國與楚國、吳國、齊國、鐘離國皆有往來，先后依附齊國和楚國。徐國經濟發達，尤其航運發展快；文化上重仁義禮樂。徐國距今較遠，文獻記載較少，但梁王城、鵝鴨城、九女墩墓群等遺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佐證徐國的歷史與文化。
族屬考證
關于徐國族屬有多種說法，主要有如下六種。一是東夷說，《史記·秦本紀》《漢書地理志》《后漢書·郡國志》及《左傳》杜注引《世本》等都記載徐國為東夷，學者徐旭升在《中國古史傳說時代》中也采信此說法；二是東夷之淮夷說，即東夷中處于淮河流域的分支，學者徐中舒、李學勤等主此說；三是徐戎說，《尚書·大》《竹書紀年》《史記·魯世家》中常將“淮夷”“徐戎”分稱，學者黃盛璋據此指出，東夷在山東省境內，淮夷處淮河流域，徐介于兩者中間，是為徐戎，三者并非一族；四是隹夷徐夷說，學者陳夢家認為徐發源于東北，稱為“隹夷”，后沿海岸南下，止于徐州而得徐夷之名；五是東夷之鳥夷說，學者何光岳認為徐族是東夷集團鳥夷的一支，始居今河北省玉田縣北徐吾山，后逐步遷至今山東滕縣；六是徐夷與淮夷說，學者李國華認為徐在商及周初前稱徐夷，與淮夷同屬東夷集團中的兩大族團，周初遭遇周打擊，徐夷、淮夷及群舒紛紛南遷至淮河沿岸，合屬“淮夷”盟邦。二者以周為界，前分而后合。
徐國的族屬問題有諸多歧議，主要是因為文獻記載自相矛盾，既稱“徐夷”，又稱“徐戎”。加上金文考辨困難，眾說紛紜，故學者毛穎，張敏等認為徐國的族屬考訂有關的依據亦莫衷一是，無法坐實。
國名與姓氏
徐國國名的由來，一說與地名涂山有關，一說與徐的文化特征有關，如刀、建筑之巢居、涂抹等有關。徐國國君本姓嬴，徐偃王棄國而走后，周穆王讓徐偃王的后代繼續管理徐國，他們以國名“徐”為氏，此后，徐國國君皆嬴姓徐氏。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最后一段有明確記述。太史公曰：“秦之先為贏姓，其后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氏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姓。”
歷史沿革
徐國建立
《史記·夏本紀》記載，大禹想把自己的帝位禪讓給皋陶，皋陶去世后，大禹又想把帝位禪讓給輔佐他治水有功的伯益，但伯益不接受逃到了箕山。夏禹的兒子夏啟武力奪權后，將“禪讓制”改為“世襲制”。公元前21世紀，夏啟殺掉了伯益。伯益死后，夏啟為籠絡人心厚葬伯益，同時將徐地（邳州市、郯城縣一帶）封給伯益的次子徐若木，徐國由此建立。
商周時期
徐國建國后穩定發展，到了商末，特別是周朝，徐國力量比較強盛。從周公開始，姬誦、姬釗幾代中，徐國與西周戰爭頻繁。徐國參與了以武庚為首的商殷殘余貴族的叛亂，抵制周公的東征；徐國的駒王起兵直接攻周一直打到黃河邊上；周公旦的兒子魯侯伯禽與徐國有磨擦，徐國出兵大敗魯國。
至周穆王時，徐國之君徐偃王嬴誕在位，他廣行仁義，獲得百姓的擁戴。周穆王六年（公元前971年），徐偃王到洛陽市朝見周天子，周天子令徐偃王率領東方諸侯平定叛亂，同時賜封他為伯。各地諸侯派人向徐偃王送禮，有人提出擁戴徐偃王為王，徐偃王開始稱王。徐偃王稱王后，開始營建梁王城遺址，把國都擴大了幾倍，規模超過了周的國都。徐國在徐偃王的治理下人民安居樂業，東方大小三十六國諸侯都到徐國朝貢。周穆王讓楚王趁徐國沒有防備之時，大舉進攻徐國。徐偃王聽到楚國出兵的消息后，不忍心看到兩國相斗而廣大人民遭受戰亂之苦，便離開國家到徐州市（今徐州市）北武原（今邳州市戴莊鎮）東山下隱居下來，百姓跟隨者萬有余家，聚族而居。徐偃王離開后，周穆王又封徐偃王的子孫為徐子，繼續管理徐國。此后，徐國一直延續數百年。
春秋亡國
姬匄八年（公元前512年），闔閭刺殺吳王僚奪取王位后，吳國派出使臣，責令徐國和鐘吾國交出領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燭庸。當時的徐國國君為吳姬所出，不愿意加害他們。二國依仗有強楚的勢力，拒不從命，私自放走二公子，讓他們去投奔楚國。楚昭王派出大員隆重迎接二公子，并讓二公子在養地（今沈丘縣）暫時居住。接著，又命令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重修養城，把養城東北邊的城父、東南邊的胡田兩塊地方封給二公子，企圖利用二公子危害吳國。同年冬，夫差派孫武、伍子胥興師北渡淮河伐徐，放泗水水淹徐國。當時的徐國國君章羽披發文面，綁縛自己，領著妻子跪求夫差保留國土，夫差不準。章禹帶著王室族人逃奔了楚國，徐國從此滅亡。徐國從夏啟六年封徐若木于徐而誕生，經歷了夏、商、周三個朝代，共有44代君王，存世一千五百余年。
疆域
疆域變化
徐國在西周時是東夷最大的國家，《韓非子》說徐國“地域五百里”。《詩經·大雅·常武》篇說“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尚書》中記載，夏商時期徐國的地理位置主要在今魯南地區的費縣到臨沭縣、郯城縣一帶，西部包括今平邑縣東北一部分地域。西周時魯侯伯禽東征后，徐國從最初以山東郯城為中心的魯南蘇北區域，南遷至徐州市、泗縣、泗洪縣一帶。1965年山東費縣上冶鎮臺子溝村一徐氏墓地出土的“徐子氽鼎”，說明周初徐國仍位于蒙山南麓的費縣、平邑一帶。西周中期，周穆王分東方諸侯由徐偃王統領，徐偃王時最為強盛，疆域擴大到整個蘇北、皖中地區、魯南等江淮廣大地區，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后周穆王命楚文王伐徐，徐偃王棄國而走，春秋魯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徐國滅舒國，期間徐國的地理位置均有所變化，但大致上講基本穩定在江淮一帶(今徐州市以南地區)。
都城
徐國都城所在地有三種說法：第一種是臨淮徐縣說（位于今泗洪縣）。在《春秋·僖公三年》中說“徐在僮縣東南”，《水經·濟水注》、《水經·淮水注》、《太平寰宇記》卷十“泗州”條、《元和郡縣志》等都記載徐國都城在徐縣（今泗洪縣境內）北30里。學者曾昭炳、尹煥章也認為泗洪縣重崗有大面積的西周公國遺存，并提出這里可能是徐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第二種是越州鄖縣說（位于今浙江舟山）。說法見于《史記·秦本紀》注引《括地志》，其中記載徐城在越州縣東南人海200里。第三種是彭城武原縣說（位于今江蘇邳州）。在《后漢書·東夷列傳》和《水經注》卷二十五中都有記載。
這三種說法中，以第一種說法即“臨淮徐縣說”影響最大，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便采納了這種說法。但是考古工作者圍在這里發現春秋時期的城垣、大型墓葬等方面的遺跡，因而學者孔令遠認為這一說法的可靠性值得懷疑。第二種說法即“越州鄖縣說”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即得不到考古學上的印證，盡管在浙江省保存有大量的關于徐偃王的傳說和遺跡，也曾出土過一些徐器，學者孔令遠認為這只能反映徐人的勢力曾到達過這里，而無法證明徐國曾徙首都于此。
第三種說法即“彭城武原說”出現較早，見于《后漢書》《水經注》等書中，卻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邳州九女墩大墓群和梁王城、鵝鴨城城址的考古發掘和調查，從考古學上證實了史籍中關于春秋晚期徐人曾立國于漢彭城武原縣一帶的記載是有根據的，梁王城、鵝鴨城正處在劉徹原縣城的位置，孔令遠認為邳州梁王城、鵝鴨城很可能是春秋晚期徐國都城遺址。
外交
與楚國
春秋時期，徐國與楚國來往較多，兩國之間有戰有和，隨著楚國的發展壯大，徐國在與楚國的交往中處于被動。魯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徐國被楚國打敗；魯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徐國與楚國會盟，次年，徐國與楚國以及其他諸侯國一起討伐吳國。魯昭公六年（公元前540年），徐國派儀楚出使楚國，楚國卻扣下儀楚討伐徐國，吳國出兵援救。六年后，楚國再次討伐徐國。姬夷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吳國攻打徐國，徐王章禹請求保留國土被吳王拒絕后，帶著王室族人逃奔了楚國。
與吳國
春秋時期，從地理位置上看，徐國處于吳國與楚國之間，吳國與徐國并沒有直接的沖突，吳國與徐國之間的戰爭也都是出于楚國的原因。魯昭公五年（公元前539年），徐國與楚國一起討伐吳國，次年，楚國討伐徐國，吳國救援徐國。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吳國出兵滅掉徐國。
與齊國
徐國與齊國在齊桓公時期有聯姻，《左傳·僖公十七年》有記載，“齊侯之夫人三”，其中一位夫人就是徐姓。徐國與齊國聯姻之事，常得到齊國的援助。如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楚國打敗徐國，次年，齊國救徐國。徐國在齊國的庇蔭下，曾討伐過舒國、莒國。后來，徐國和齊國沒有聯姻后，齊國不在伸出援手，魯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齊景公攻打徐國，結果徐國“賂以甲父之鼎”。
與鐘離國
出土的青銅器上的銘文記載吳國曾與鐘離國發生過戰爭，出土于蚌埠市雙墩一號春秋墓的“徐子白取此戈”就記載“童（鐘）麗（離）公柏獲（奪）徐人”之事，記載了鐘離國與徐國之間的戰爭。另外，舒城縣孔集九里墩墓的 210 九里墩銅鼓座對于徐國與鐘離國的戰爭有著詳細的記載。根據銘文上的記載，兩次與鐘離國之間的戰爭，主動發起進攻的都是鐘離國，但最后的結果都是徐國戰敗。
經濟
徐國不但地域廣闊而且經濟發達，它是當時西周王朝主要賦稅提供地區。另外，徐國的經濟發展還可以從徐器銘文和徐姓家譜及雜史中得到一些印證。例如：紹興出土的“徐肴尹湯鼎”，“肴尹”是商朝、徐國、楚國所設管理祭祀的官員。在《逸周書·王會解》中記載了東周王朝建立時，有淮氏為巫祝，淮氏來自淮夷地區，能成為周王朝的巫祝，可見淮夷經濟的發達帶來的文化的進步。徐國是淮夷中有代表性的國家，已經有了十分明確的分工，有管理祭祀的官員。
徐國的經濟發達還可以從其航運的發展看出。淮夷地處江淮河網交錯，航運事業占著優勢，《英山徐氏宗譜》載：第三十八世祖先徐暢，“暢仕夢為司，主航運之事。姬瑕南征，使暢操舟事之，行之漢澤，舟失其底，昭王死之，逸于南昌市，報父仇也。”“司輯”是管理航運和船舶的官員，《中文大辭典》“徐偃王”條下注：“周穆王時徐子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徐國想以航運的優勢，開鑿運河，其國力可想而知。
文化
青銅文化
20世紀50年代前，考古資料記載有24件青銅器，主要是日常生活、家庭、兵器方面，如：“吮兒鐘”、“徐髂尹鉦”、“義楚鐘”、“徐王義楚鋪”、“王孫遺者鐘”、“徐伯鬲”（殷）、“徐偃侯旨銘”（周）、“徐偃王壺”和“豆形獸尊儀”等都有銘文。大部分是春秋時期徐國的器物。徐國受西周的禮制和文明的影響，學習和模仿西周的青銅器制作，他們的青銅器有棘刺類密集的變形動物紋和幾何印紋、陶紋特點的細密花紋。從出土的青銅器中可以看出徐國崇拜的圖騰為“鳩”，如浙江省一帶出土的徐器中，青銅屋模型之頂上所立的大尾鳩和紹興市出土的青銅鳩杖都可以證明。
思想文化
徐國重“仁”。在《淮南子·人間訓》稱徐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徐偃王因為不忍百姓受戰爭之苦，在周、楚聯謀爭伐時，選擇了回避戰爭的辦法，“走之彭城”“為楚所敗”，后又南遷至浙江沿海一帶。徐偃王在臨死前說自己好行仁義之道，不修武備才失敗。而徐國由于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
徐國重“道”。在徐人看來，天有道，地有道，人亦有道。“道”雖然大到包涵萬物，而萬物也是各有各的“道”。《管子·四稱》里徐伯的言論可以看作是徐文化里“道”的內容，齊桓公認為很好。徐伯為徐國的國君，穆王命徐子為伯，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徐伯之稱是襲舊號。這里徐伯的“四曰”內容已很廣泛，有治國大道，也有處世之理，還有人倫大道，含仁、義、禮、智、信、忠、孝等，由此可見當時徐國文化的發達。
制度文化
韓愈說徐國“處得地中，文德而治”“以君國子民”。可見“德”在徐國已被公認為統治思想，并普遍推行而達到“治”。在《徐假王志》卷二“紀事第一下”里，記述了徐伯關于有道和無道君臣的言論，內有“以懷其德”“循其祖德”等內容。徐國能遵循祖宗的功德，徐伯不僅把“德”作為君臣做人的準則，而且是治理國家要遵循的法則。
“禮”，是規范秩序的行為準則。公元前574年，婁考公喪禮，徐國國君派大夫容居去吊喪，當時禮節十分嚴格。容居行在邾國欲按王使行事被拒絕，他說徐國到諸侯之處都是用王制，自己這樣做是遵循禮法。容居之語說明了徐國“禮”文化的發達。另外，從近代出土的文物也可看出徐國重視禮樂，徐器“兒鐘”銘文，就描述了一家幾代人老幼有序、和睦相處的情形，即是“徐禮”在徐國家庭的體現。1993年邳州梁王城遺址上的九女墩古墓群中出土了十九枚青銅編鐘，分別有銘文記載徐國歷史，還有“徐王之孫，永寶之用”的字樣。另外，該地還出土了十三枚青銅。鐘與磬均為古徐國宮廷樂器。因為古代“禮”“樂”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樂器的發展水平說明“禮”的發展程度。
音樂
徐國重禮樂，在音樂上有所發展。經考古發現江蘇吳王墓中的徐國銅器的錫、鉛含量明顯高于吳器。如甚六镩的錫、鉛含量高于鋅于的一倍以上。其色澤銀灰，銹蝕甚微，其造型、紋飾較之吳器，更加秀麗精美，顯然在禮樂器的制作方面，徐國的青銅冶鑄技術遠高于吳國。同時，徐州一代考古發現的琴、瑟、陶塤能佐證徐夷在徐州一帶的音樂遺跡。
考古發現
粱王城遺址
梁王城遺址位于今江蘇省邳州市西北的戴莊鎮李圩村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3千米與棗莊市接壤。現仍留有殘存的城墻遺跡，城為方形，邊長各約1000米。城址西部有一高出地面2.3米的長方形臺地，南高北低，面積約為18000平方米，當地百姓稱之為金鑾殿。金鑾殿遺址地表多黃灰土，惟有些地方是深灰土，在河道沖刷的斷壁上可看出灰層，上層堆積有壘壘的磚瓦，大缸、細柄豆，以及少數幾何印紋硬陶等。下層有灰繩紋陶鬲和罐，有弦紋的黑陶豆，還有鹿角、蚌殼、穿孔石斧，明顯表現出商周遺物特征。
關于城址的性質，學者孔令遠、耿建軍等人在鄧州九女墩春秋墓發掘后不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根據九女墩二號、三號墓出土編鐘的銘文均有“徐”的記載，認為九女墩墓群為春秋晚期徐國王族墓群，并結合文獻記載，進一步提出梁王城為古徐國的后期都城。2004年梁王城遺址發掘后，城墻、城壕、城內建筑等遺跡愈多，出土文物愈為豐富，發掘領隊林留根先生以發掘材料為依據，綜合梁王城遺址及九女墩春秋墓群的發現成果，再次明確梁王城遺址為春秋中晚期的徐國都城。
鵝鴨城遺址
鵝鴨城遺址位于今江蘇省邳州市戴莊鄉山窩村谷山下，東距粱王城遺址2公里。北依青崗山、鍋山、西靠禹王山、勝陽山，南臨谷山，僅西南和東面有兩缺口，其余皆為群山環繞。鵝鴨城遺址有部分殘存城墻遺跡，部分城墻現存殘高3.4米，寬10余米，城為邊長各約500米的方形。1992年，當地的農民將此地挖成魚塘，在挖魚塘的過程中，曾挖出大面積的建筑基址，還有很多陶制水井圈，三棱銅鏃、鹿角料、幾何印紋陶片，獸骨及一組四枚編磬毛坯，這些物品反映出商周時期文化特征。學者孔令遠根據該城址的地理位置和城內遺物長期遭受水蝕的情況與有關文獻記載可相互印證，認為該城可能是吳滅徐時，徐王章禹所處的首都。
九女墩墓群
九女墩二號、三號、五號、六號墩座落于邳州市戴莊鄉禹王山東北麓，位于春秋時期古城址粱王城與鵝鴨城之間，西北距梁王城2000余米，東距鵝鴨城300米。四號墩距上述四墓東北約2公里，位于青崗山東北麓。九女墩三號墩保存最完好，三號墩封土墓位于江蘇省邳州市戴莊鎮西約2公里處，處在禹王山與青崗山之間的低緩山坡上。1993年春，邳州市博物館發掘了九女墩三號墩。墓葬平面略呈方形，東西長9.8~11.6米、南北寬9.5米、深3.1~ 3.2米。墓室可分為前室、主室、側室、兵器車馬器坑、陪葬坑及生土祭祀臺等部分。
三號墩前室位于墓室南部，東西長5.6米、南北寬4米。內有人骨4具，頭向均朝北，為仰身直肢。樂器及大部分禮器均出自前室，主要有編甬鐘、镩鐘、鈕鐘、石磬、銅鼎、豆、盤、爐、鋸、、鐮、削、杖飾、陶罐、鬲等，共75件。主室位于前室的北部，東西長3.5米、南北寬3.2米。室內有一棺一的板灰遺跡。內有兩具入骨架痕跡，僅見白色骨灰。主室隨葬品主要有銅劍、削、玉璧、、串珠、海貝、陶罐等，共39件（組）。兵器、車馬器坑位于主室北部，該坑出有銅戈、鉤、矛、鏃、削、轄、、轅飾、馬銜及角等，共178件（組）。除此之外，三號墩出土的還有青銅器、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等310件（組）。
主要文物
黑陶高柄杯
黑陶高柄杯是大汶口文化的精美之作，于1995年在邳州梁王城遺址出土，高30厘米、口徑0．9厘米。杯子由蓋、身兩部分組成。弧形蓋，喇叭形蓋紐，紐上刻三道弦紋；杯身作弧線形內斂，束腰，腹部刻有二道弦紋，腹、底交接處一周細小的壓印紋；釜形底，底部有五道凸弦紋；柄上遍鏤圓孔和不規則小孔，圓孔成列，臺式底座。質地為黑皮陶，光潔細膩，胎體薄如蛋殼。
徐子氽鼎
1965年，費縣上冶鎮臺子溝村出土了“徐子氽鼎”，徐子鼎是由青銅所鑄，高21．5厘米，口徑22厘米，重3．2公斤。鼎的外沿鑄有9個類似甲骨文的銘文：“余(徐)子氽之鼎，百歲用之。”其中“徐子氽鼎”4個字，筆畫尤為清晰。鼎端鑄有兩個鼎柄，兩柄為三股銅繩擰成麻花狀的花紋，與鼎鑄成一體，鑄造工藝十分精良，在國內實屬罕見。據專家考證，此鼎為西周時期，徐國王子赴蒙山祭祀時所用的祭器。
徐國編鐘
1993年1月，徐國編鐘在邳州戴莊鄉梁王城遺址九女墩古墓葬群中出土，這組編鐘是古徐國文化瑰寶的青銅編鐘，共19枚。甬鐘4枚，最重者26公斤，總高70厘米，鐘體高40厘米。鑄鐘6枚，最重者25公斤，總高50厘米，鐘體高36厘米。紐鐘9枚，最重者2．5公斤，總高24厘米，鐘體高18厘米；最小者重1．5公斤，總高14．5厘米，鐘休高10．2厘米。這19枚編鐘由大到小，依次均勻遞減，構成一個完整的合乎律呂的音響體系。9枚紐鐘上分別鑄有銘文，據考古工作者初步解讀，這套編鐘為古徐國宮廷禮樂器。
魚形石編磬
1993年1月，魚形石編磬在邳州戴莊鄉梁王城遺址九女墩古墓葬群中出土。這套編磬是古徐國禮樂之器。石編磬共13枚，由青灰石精琢而成。磬體從大到小，依次遞減，音階齊全，是十分規范的組合打擊樂器。這13枚編磬，最大者重5．76千克，型體尺寸分別是：鼓博13厘米；鼓上邊27，6厘米，鼓下邊19．5厘米；股博13厘米，股上邊37．1厘米，股下邊30．5厘米。最小者重0．8公斤，鼓博7厘米，鼓上邊10．3厘米，鼓下邊6．5厘米；股博6厘米，股上邊13．5厘米，股下邊10厘米。
主要人物
徐駒王
《禮記·檀弓下》和韓愈的《衢州徐偃王廟碑》都提到了徐駒王，韓愈的描述中徐駒王相當于徐國的始祖。在出土的徐器中也可以看到徐駒王的身影，如江蘇省邳州市九女墩春秋墓中出土的鈕鐘九件上就刻有：“徐駒王之孫衍 ，擇其吉金，鑄其和鐘。”
儀（義）楚
《左傳·昭公六年》中記載：“徐儀楚聘于楚。”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中認為儀楚為當時徐國的大夫。在出土的青銅器文物中，也有關于儀楚的青銅器。如出土于江西省高安縣漢建成侯墓的義楚耑，上面刻著“義楚之祭耑”；土于湖北省襄陽縣施坡大隊北部蔡坡山崗戰國墓群的徐王義楚元子劍，上面刻有“徐王義楚之元子，擇其吉金，自作用劍”。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中，均作“義楚”，學者孔令遠等人認為義楚與儀楚為同一人，從出土的青銅器的銘文中可判斷，儀（義）楚為徐國國君。
章羽（禹）
《左傳·昭公三十年》記載：“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公羊傳》作“章禹”，《衢州徐偃王廟碑》也作“章禹”。“章羽”和“章禹”為同一人。章羽（禹）是徐國的最后一位君主。學者孔令遠認為現藏于故宮博物館的“徐王之子羽戈”，就是章羽即位之前所鑄，器主便是徐王章羽。
君王世系
參考資料 >
永寧記憶 | “徐偃王城”的悠遠往事——后徐國留下的遺跡.微信公眾平臺.2025-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