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派”亦稱“八儒”，戰國時期儒家內部形成的八個學派。始見于《韓非子·顯學》:“自孔子之死也，有若張之儒，有孔伋之儒，有顏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有漆雕姓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孔子思想本身的豐富性與多歧義性，以及孔子教育的開放性、包容性和非限定性，導致其弟子思想有可能向不同的方向分化，并在弘揚孔子學說方面各有側重。及至墨家、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學派紛紛出現，不同地域的儒家弟子與其相互辯論、相互吸收，加劇了儒家內部的分化，最終形成“八儒”。八儒之中，“子張之儒”的代表人物是顓孫師，其思想凸顯出很強的包容性；“孔伋之儒”的代表人物是子思，他主要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顏氏之儒”的代表人物是顏回，其思想旨趣偏向于藏世，追求不斷踐行孔子的仁德思想；“孟氏之儒”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其思想主要體現在對孔子“仁學”的繼承與發展之上；“漆雕姓氏之儒”的代表人物則是漆雕開，該派主張“人性有善有惡”，屬于孔門的“任俠”一派；“仲良氏之儒”屬于無法考證的一派；“孫氏之儒”的代表人物是孫子，他倡言禮法兼治、王霸并用，義利兼顧之說；“樂正氏之儒”的代表人物至今存在爭議，一派主張是曾子的弟子樂正子春，另一派主張是孟子的弟子樂正克。
韓非子雖在著作中明確提出“八儒”的說法，但這種說法是否可信，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一部分學者認為韓非作為戰國末期的人物，距離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已經十分遙遠，且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對儒家素來具有偏見，是否能對儒學內部的發展演變形成準確的了解這本身就是一個疑問。且儒家的分派是多次性的，既存在共時性，又存在歷時性，情況十分復雜，“儒分為八”的這種說法既經不起驗證，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韓非的這一分法是一條彌足珍貴的歷史材料，認為“八儒”是在孔子死后，孔門后學在正統的斗爭中先后涌現出的八大強家，所謂的“八儒”，是“顯學中的顯學”。
定義及出處
韓非子認為孔子死后，儒家分為八派。分別是：子張之儒、孔伋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姓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
“八儒”出自《韓非子·顯學》，其原文為“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 孔丘也。墨之所至，墨子也。自孔子之死也，有若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后世之學乎?”
提出者
韓非(約前280-前233），又稱韓子、韓非子，韓國新鄭市（今屬河南省）人，戰國末期法家代表人物。
韓非出生于貴族之家，天生口吃，但善寫文章。在他年少時，韓國就經常受他國侵擾，不斷被削弱，于是韓非立志報國，積極向君主上奏自己政治主張，卻始終未被韓厘王認可，韓非遂將自己的主張寫成文章。韓非為求治國良方，還曾游學于荀子，與李斯同學，學成后潛心著述。韓王安即位后，韓非逐漸受到重視。后來，韓非的文章傳至秦始皇處，得到嬴政稱贊，秦國遂欲進攻韓國奪取韓非。韓王安五年(前234)，韓非子到了秦國，但因立場受懷疑等原因，并未受到重用。后來，李斯等進讒言，秦王政下令將韓非治罪。前233年，李斯派人用毒藥逼韓非自殺。
韓非著有《孤憤》《五蠹》《內儲說》《外儲說》《說林》《說難》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編成《韓非子》一書，該書共55篇，約13萬字。韓非傳承荀子、結合老子思想發展了法家學派，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于一身，具有君主集權思想。他指出，法是社會群體唯一的行為規范與標準，具有強制性、權威性、客觀性、公開性等特點。韓非子認為君主必須運用自己的權力和勢位才能令行禁止，君主的權力主要體現在賞罰生殺之權。此外，君主要掌握駕馭群臣和調節君臣關系的秘術，要知人善任、循名責實。韓非的法治思想源自其人性論，他認為人性莫不自私，莫不趨利避害。而君主之利與國家之利一致，須富國強兵，獎勵農戰，務實而不道仁義。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對后世有深遠影響，秦國用他的理論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歷史上立志改革的政治家也多受其影響。
形成的原因
內因
“八儒”形成的內因主要為兩個方面：一是孔子思想自身的發展性、豐富性和多歧義性。孔子思想的發展性體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孔子思想發展的第一階段以禮學為主，仁學為第二階段，強調“中庸”的易學則為第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對應著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同時，孔子一生教授弟子眾多，弟子存在入門時間不同、學習時段的不同，這就直接引發了弟子對孔子思想理解的差異。由于孔子思想的發展性特征對其弟子思想的差異和分化的影響有限，孔子思想本身的豐富性與多歧義性導致其弟子思想向不同的方向分化。
二是孔子教育的開放性、包容性和非限定性。“有教無類”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這一特征既打破了古代貴族教育的傳統，也彰顯了孔子教育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也正是基于此，孔子的弟子才能達到三千人之多，其中精通六藝者有七十二人。同時，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啟發式”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則進一步加劇了孔子教育的“非限定性”特征。而正是孔子教育的這些特征，使其弟子各得“圣人之一體”，他們在弘揚孔子學說方面各有各的側重。
外緣
春秋戰國時期的時勢變化和不同地域文化與儒學傳播的融合，以及諸子思想對儒家思想的挑戰與互攝，構成了戰國時期“八儒”分化的“外在理路”。首先，戰國時期相較于春秋時期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社會氣質”，而春秋戰國時期這一巨大的變革和震蕩加劇了儒家思想的內部分化。其次，孔子門人弟子眾多，其數量超過當時任何一個學派，且其弟子來源于不同地域。因此，當孔子的思想被不同文化地域特征的弟子吸收和接受之后，也帶有不同地域文化的痕跡。在孔子去世后，他們又前往世界各地，以教學或從政的方式傳播著孔子的思想，這又使得孔子思想對不同地域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正是這些傳播與融合，加劇了“八儒”的分化與形成。
最后，在儒家興起之后，墨家、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學派紛紛出現，百家爭鳴的局勢逐漸形成。但諸子思想的形成卻與孔子思想有著很深的淵源，因而有種孔子“下開九流”“乃諸子之源”的說法。在思想衍化之后，一種新的思想的產生，必然會與原有的思想形成一種互競互攝的關系。如荀子，作為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其思想中卻充滿了“法家”思想的色彩，以至于其弟子中出現了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與李斯。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八儒”中有些派別的思想與墨家或道家思想相近。
子張之儒
“子張之儒”，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顓孫師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孫師，字子張，春秋時期陳國陽城（今淮陽區）人。他是“孔門十二哲”之一，其為人寬宏大度，勤奮好學，經常同孔子討論各種問題。但是其個人性格卻較為孤僻偏激。“子張之儒”的思想旨趣凸顯出很強的包容性，無論是善與不善、賢與不賢還是能與不能皆能包容之，有種“容其所不容”的意味。子張個人就提倡一種“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的理想人格 。同時，“子張之儒”也極為重視民眾，無論是對于多數人還是少數人，對于大事還是小事都不敢怠慢。這源于“子張之儒”對“仁愛”的理解相較于儒家的傳統理解要寬泛得多。但由于“子張之儒”多是戴著平塌塌的帽子，其言談也多為空洞和淡然；思想旨趣又偏向于無原則的寬容；行為上即便是對欺辱自己的人也是選擇退避忍讓；外貌上也不休邊幅而沒有威勢。這種狀態自然無法承擔起經世致用的重任，故而，荀子如此評價該流派：“弟佗其冠，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姓之賤儒 也。” 顯然，“子張之儒”的主張與墨家較為相似，大概也是因為該流派人物與墨家一樣多出生于平民階層。但也許正因為如此，“子張之儒”在戰國中后期的名聲十分顯赫。
子思之儒
“子思之儒”，戰國時期以孔子的孫子孔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孔伋，字子思，魯國人，孔子的嫡孫、孔子之子孔鯉的兒子。他作為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子（曾參），其代表作是《禮記》中的《中庸》，后世尊為“述圣”。“子思之儒”的思想具有很強的獨創性，且對孟子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子思在《中庸》中對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不僅將中庸的概念從執兩用中的方法論提升到世界觀的高度；而且借此表達了其“誠明”的思想，即以“誠”為本，認為“誠”本身就是天道，從而將儒家道德范疇中的“誠”這一精神實體上升為世界的本源。子思的思想被孟子進一步發展，《荀子·非十二子》稱“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儒受而傳之”， 表明“子思之儒”與“孟氏之儒”兩派實屬一系，后世稱為“思孟學派”。對宋明理學的“心性”之學，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顏氏之儒
“顏氏之儒”，一般是指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顏回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由于孔子門下的弟子有多位顏氏，如顏路、顏回、顏幸、顏祖等人，再加之顏回早卒，故后人（胡適）或認為“顏氏之儒”不可考究。但自章太炎先生到當今學術界，其主流說法還是指顏回這一派。顏回，字子淵，魯國首都人（今山東省曲阜市），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被孔子及后世列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及七十二賢之首，尊為“復圣”。他生活清苦而能安貧樂道，終生未仕而好學不倦；一生追隨孔子，天賦聰穎，對孔子學說身體力行，多次受到孔子的稱贊。顏回本人有很強的避世傾向，孔子稱贊他道：“賢哉! 回也。一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 語·雍 也》）。因此，“顏氏之儒”的思想旨趣偏向于藏世。而這一思想為莊子所敬重，他在其著作中多次稱贊顏回，并把諸如“心齋”、“坐忘”等重要思想借顏回之口說出。因此，章太炎、郭沫若等學者甚至認為“莊子乃顏氏之儒的傳承人”。但“顏氏之儒”這一派別的主要特點還是安貧樂道，追求不斷踐行孔子的仁德思想。
孟氏之儒
“孟氏之儒”，戰國時期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 。孟子，名軻，字曾子（待考），與孔子并稱“孔孟”，魯國鄒（今山東鄒城）人。其主要代表作為《孟子》，被后人尊稱“亞圣”。其人生遭遇與孔子類似，學成之后，“周游列國”，但未能見用，于是在晚年回到家鄉傳道授業、著書立說。孟子思想主要體現在對孔子“仁學”的繼承與發展之上，孔子只說一個“仁”字，而孟子張口便說“仁義”。孟子仁義禮智的四端之說無疑進一步豐富了孔子仁學的內容。在政治上，孟子也開創性地提出了“仁政”之說，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同時，他又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再加之“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論，無疑將孔子的思想發展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 唐宋以來，出現了一種儒家的道統學說，即說儒家存在一個孔子傳曾子，曾子再傳于孔伋，最后子思傳于孟子的道統學說。因此，子思與孟子的學說合稱為“思孟學派”，該學派對宋明理學的“心性”之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心性”之學便是建立在孟子所主張的人有“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之上。“孟氏之儒”與子思思想之間的聯系不僅在于他們的“五行”說，也在于孟子與子思一樣談論“性與天道”，其中“性善論”便是孟子學說的主要內容之一。近代有學者認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 儒”“樂正氏之儒”，應該只是一系。
漆雕氏之儒
“漆雕氏之儒”，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漆雕開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 其代表人物是漆雕開，這一派的代表人物還有公孫尼子、宓子賤、世碩等。漆雕開，字子開（待考），東周春秋時蔡國人。他在孔門中以德行著稱，言談舉止都展現著“名士風度”，既無奴顏也無媚骨、既不欺弱小也不畏權貴。他著有《漆雕子》十三篇，《史記》記載他曾經跟隨孔子學習《尚書》。“人性有善有惡”是“漆雕氏之儒”共同的主張和見解。郭沫若認為“漆雕姓氏之儒”屬于孔門的“任俠”一派，“任俠”在《詞源》中的定義是：“抱不平, 負氣仗義。”《韓非子·顯學篇》中記載稱“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世主以為廉而 禮 之”。從中不難看出“漆雕氏之儒”行為方正剛直的一面，從而體現出了他們這一學派“任俠”的特點。但也有學者認為應該借用“名士派”來定義“漆雕氏之儒”。所謂“名士”，就是指雖然名聲在外但卻不愿做官的人。而漆雕開的志向剛好在于加強對孔門之說的理解和傳播之上，但卻又不熱衷于仕途。宓子賤、世 碩、公孫尼子等都是這一派的主要成員，他們同漆雕開均有著作著錄于 《漢書·藝文志》“儒家”類中，可惜皆失傳。《孟子·公孫丑上》稱善于“養勇”的北宮 黝，亦當屬“漆雕姓氏之儒”。
仲良氏之儒
黃文弼氏之儒，戰國時期以仲良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仲良氏之儒”由于缺乏相關資料佐證，因此屬于無法考證的一派，其思想旨趣自然也無從談起。但歷代學者對此還是有所推論，如梁啟超和郭沫若等人認為或許是陳良一派，因為他在南方講學許久，定有不少門徒。而陳奇酞先生則認為仲良氏應當是指仲梁子，因為在眾多古代文本中，仲良之“良”也作“梁”，且仲梁子的學說也與曾子、卜商相關。
孫氏之儒
“孫氏之儒”，戰國時期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 荀子，名況，字卿，兩漢時因避漢宣帝詢名諱又稱孫卿。他早年游學于齊國，因學問博大，而曾三次擔任當時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荀子同孟子一樣，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但其學說卻與“思孟學派”迥然異趣，和被奉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捍格不入。其代表作《荀子》一書在天寶以前名為《孫卿子》，但由于有關《荀子》一書的第一個注本將“孫”字改為了“荀”字，而后人又將其沿用了一千多年，故而如今其代表作名為《荀子》。荀子繼承了孔子治學的傳統，批判性地總結了他之前的諸子各派學說，特別指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創“人之性惡，其善者偽”的性惡論和“明于天下之分”的樸素唯物論，倡言禮法兼治、王霸并用，義利兼顧之說。 同時荀子作為“孫氏之儒”的領袖，深感他那個時代儒者的“無用”。一方面，他猛烈地批評當時的眾多儒者既無儒者之實又以儒者自居，整頓儒家門戶；另一方面，他又極力發揮儒家的經世致用之學，以經世為務，積極表明其對政治形勢、治世理想、國家制度、富國方略的深刻見解。
樂正氏之儒
“樂正式之儒”，戰國時期以樂正氏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 ，但其代表人物至今存在爭議。先秦儒家中存在兩個樂正氏，一位是曾子的弟子樂正子春，另一位是孟子的弟子樂正克。前者為梁啟超、胡適等人所主張，后者則為皮錫瑞、郭沫若等人所主張。基于前者，郭沫若還認為“孔伋之儒”、“孟氏之儒”、“樂正式之儒”當屬一派。由于無論是樂正子春、還是樂正克都無著作傳世，因此，有關“樂正式”的推論都缺乏絕對的說服力。一方面，子思與孟子由于存在思想上的傳承關系，因而他們之間的思想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但孟子在晚年與子思的思想差距不斷拉大，進而分化出了“孟氏之儒”。而樂正克的思想與孟子思想之間并不存在較大的分歧，因而很難分化出一門獨立的學派。另一方面，樂正子春與子思雖同為曾子的弟子，但孔伋與曾子的思想發生了較大分歧，獨立為了“子思之儒”；而樂正子春則基本上繼承了曾子的孝論，并作了進一步的闡發，存在分化出一門獨立門派的可能。
《韓非子·顯學》
《顯學》篇，是《韓非子》第五十篇。顯學，指當時名聲最高、影響最大的儒、墨兩家學派。韓非子在這篇文章中駁斥了這兩家的政治主張，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法治思想。文中尖銳地指出顯赫的儒、墨兩家學說是“愚誣之學“、“雜反之行”，進而說明君主兼聽完全相反的儒、墨兩家學說，是造成國家混亂的根源; 提出了“ 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 的主張，闡述了治國要靠法而不靠德和法家治國的四項基本政策：耕田墾草(重農) 、修刑重罰(任法 )、征賦錢粟(征賦)、境內必知介(力戰)。而“民知 (智)之不足師用” 表現了韓非子輕視民眾智慧和力量的思想 ，這是他思想上局限性的反映。同時，文中論辯邏輯嚴謹，步步深入，用對比的手法，將儒、墨兩家學派對富國強兵的危害揭示得淋漓盡致;比喻貼切靈活，通俗明白，使文章既生動又有說服力。
相關爭議
中國現代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郭沫若在其著作《十批判書》中直接對儒家八派進行了批判。這說明他認可韓非的“儒分為八”的說法，只是針對不同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存在不同的理解。
原四川師范大學歷史系的李耀仙教授明確提出韓非子“儒分為八”的說法不可信，更不能據此認為這是早期儒家分化的真實歷史。在他看來，“儒分為八”的這種說法既經不起驗證，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儒家的分派是多次性的，既存在共時性，又存在歷時性，情況十分復雜。而韓非子之所以會在這個問題上出錯，則是因為他對儒家所持的蔑視態度，只想從中尋找漏洞，并未對所涉派別之中的言論以及著作給予應有的注意，故而更談不上研究。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的吳龍輝教授則不認為韓非的“八儒”的分法是一種隨意而沒有根據的說法，相反，他認為韓非子的這一分法是一條彌足珍貴的歷史材料。但他認為“八儒”并不是孔子去世之后，對儒家思想各流派的一種總結，而是在孔子死后，孔門后學在正統的斗爭中先后涌現出的八大強家。同時，他也認為韓非所說的“八儒”既不足以反映出孔子逝世之后儒家分化演變的全貌，也不能看作因思想差異而逐漸形成的學術流派。在他看來，所謂的“八儒”，只是“顯學中的顯學”。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梁濤認為韓非作為戰國末期的人物，距離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已經十分遙遠；韓非子本人又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對儒家素來具有偏見，因而，他是否能對儒學內部的發展演變形成準確的了解這本身就是一個疑問。因此，在梁濤先生看來，“八儒”的劃分更可能只是后人的一種模糊印象，很難使人其信以為據。
首爾大學哲學系教授郭沂明確表達了他對韓非的“八儒”說的理解：“韓非子提出儒家八派的根據在我看來可以用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和‘成一家之言’二語來表達。”這也即是說，早期儒者只有建構了一套獨特的哲學體系，才能夠入選“八儒”。只要符合這個規則，即便是師徒也能入選，因為老師不能代表徒弟，徒弟也不能代表老師。因此，子思與孟子都能被列入“八儒”。如此，曾子、游子和卜商之所以沒被列入“八儒”，不是因為韓非子的疏忽，在他看來，這三家都未曾見其構建起自己獨特的哲學體系。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