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是中國中國新石器時代一個重要的考古學文化,距今約7000-5000年,持續時長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個黃河中游從甘肅省到河南省之間,是繼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時期(距今8500-7000年)之后發展起來的新石器時代,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仰韶文化的源頭可追溯至距今八九千年的賈湖遺址文化。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于今河南省三門峽市市澠池縣仰韶村首先發現這一文化遺存。依照考古學慣例,把首先發現地作為該文化類型的名稱,命名為仰韶文化。這也是中國考古第一個以遺址地命名的考古學文化,這種命名方法后來也成為中國考古學文化命名的通則。
仰韶文化分布面積龐大,按照仰韶文化鼎盛時期即廟底溝遺址期的分布范圍來看,北抵內蒙古自治區河套地區、東北達遼西地區、東與山東省境內的北辛文化—大汶口遺址文化相接,東南到太湖流域崧[sōng]澤文化的西北部,南部與大溪文化遺址接壤,西南深入四川省西北部,西與馬家窯文化接壤。1921年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發現后,到2000年為止,全國有統計的仰韶文化遺址共5213處。仰韶文化是我國分布地域最大的史前文化,涉及河南省、陜西省、山西省、河北省、甘肅省、青海省、湖北、寧夏回族自治區等地。其中仰韶文化發現地仰韶村遺址位于三門峽市市澠池縣仰韶鎮仰韶村南部的緩坡臺地上,遺址坐落在縣城北7.5公里飲牛河西岸仰韶村南、寺溝村北的臺地上,南北960米、東西480米。北依韶山,東、西、南三面環水,遺址東西兩側各有深溝,地勢北高南低,已探明的遺址總面積約36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厚達4米。
從仰韶村的四次考古發掘及其他各地仰韶文化發掘情況來看,仰韶文化晚期出土遺物種類多樣、內涵豐富。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質紅陶為主,素面陶器最多,且軟陶泥發達,最具特色的器形有夾砂罐、小口尖底瓶、細頸壺、盆、缽、碗,以及釜、罐、灶等。制法多為泥條盤筑法,較晚出現慢輪修整。紋飾主要有拍印繩紋、線紋,另有弦紋和各種彩陶圖案。彩陶常以黑紅二色繪制各種幾何形圖案和人物、花瓣及動物圖案。仰韶彩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被認為達到史前藝術的高峰。石器常見石斧、石鏟、刀、鑿、矛等。骨器有錐、針、等。仰韶文化聚落形態以半坡類型的向心式布局最為顯著,晚期出現長屋和連間房。通常居住區和墓地分開。墓地排列有序,多長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隨葬品,小孩實行甕棺葬。盛行單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數不等,多的達80人。農業以旱作農業為主,農業作物不但有粟、黍,而且有稻和豆,同時已開始種植蔬菜。還飼養豬、狗和雞。2020年9月,研究人員對澠池縣丁村等6處仰韶文化遺址采集的小口尖底瓶陶片樣本進行分析檢測,在陶片內側發現了平紋織物印痕,以及手紋,為仰韶時代紡織技術及制陶工藝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證。
仰韶文化的發現,讓華族5000年的文明史找到了源頭,在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學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于中國考古研究方法論傳統的確立有重要作用,揭開了中國田野考古、原始社會研究的新篇章。2020年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澠池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啟動仰韶村遺址的第四次考古發掘工作。此次考古發掘入選2020年度國內十大考古新聞、2020年度河南省“特別關注考古新發現”。2021年恰逢仰韶文化發現100周年,三門峽市人大代表在兩會中提出《關于支持仰韶文化遺址群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建議》,進一步擴大仰韶文化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
名稱由來
1918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前往河南調查古脊椎動物化石。1920年,安特生又派助手劉長山到河南采集動物化石。劉長山在澠池縣仰韶村采集到不少動物化石的同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個古文化遺址。此前,仰韶村遺址的農民已經在這個遺址上零星發現并收藏許多石器。劉長山詢問了石器的出處,實地調查了石器出土地點,采集了部分器物,并從農民手中購買了部分史前石器,將總計約600多件石器(其中石斧、石刀居多)及少量陶器,運到當時的澠池縣政府,后通過火車運到地質調查所。安特生根據劉長山的發現和調查結果,初步推斷仰韶村可能是一處相當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澠池縣縣仰韶村南約1公里的地方,發現了一些陶片和石器,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軟陶泥片。于是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經報請當時的北洋政府同意,瑞典學者安特生主持了仰韶村遺址的首次發掘,他和中國的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的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等參與了此次發掘,出土了一批以彩陶為主要特征的遺物。按照考古學慣例,把首先發現地作為該文化類型的名稱,于是將其命名為“仰韶文化”。
1923年安特生的《中國遠古之文化》正式發表,把仰韶文化確立為中國史前文化。后來,國內學者相繼在各地發現了多處仰韶文化遺址。1931年考古學家梁思永發現了著名的后崗三疊層,它的下層是以紅陶和少量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遺存,中層是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上層是以灰陶和繩紋陶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遺存。這個三疊層證明了文化的連續性,有力地說明了中國文化的自我延續。
歷史沿革
仰韶文化前奏
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臺文化,都是分布在中原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考古學文化。它們的文化年代都早于仰韶文化,距今都在7000年以上,其中裴李崗文化的年代較早,老官臺文化的年代最晚。這三種文化的分布地域有所不同,文化面貌亦有顯著的區別,但彼此之間亦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因素的特征,表現出一定的聯系。根據目前考古材料,裴李崗文化時期主要是史前社會的物質積累階段,是技術知識、禮儀藝術和思想意識的奠基階段,而老官臺文化和磁山文化都在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圍以內,年代都比仰韶文化為早,許多文化因素也與仰韶文化相近,因此仰韶文化應是繼承這兩個文化而發展起來的。到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化更加發展,逐步出現區域文明。
仰韶文化分期
目前大多數學者將仰韶文化分為三期,即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距今7000—6000年,中期距今6000—5300年,晚期距今5300—4600年。分別以半坡遺址類型、廟底溝遺址類型和西王村類型(或半坡晚期類型)為代表,常見的類型有半坡、史家、廟底溝、西王村、后岡、大司空村、下王崗、秦王寨和閻村類型。這些不同的仰韶文化大致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半坡遺址是早期的代表。中期則以廟底溝遺址文化為代表。晚期的仰韶文化以芮城縣西王村遺址上層為代表,軟陶泥數量已經減少,帶狀網格紋成為基本圖案。
仰韶文化早期(公元前5000—前4000年)
仰韶文化早期主要包括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及其他年代相當的文化類型或遺存。仰韶文化早期的經濟是在比它早的磁山遺址、裴李崗、老官臺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總的情況來看,無論是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生產規模、生產關系等都較前有所發展。這時的經濟狀況仍是以旱作農業為主,飼養家畜、漁獵、
仰韶文化中期(公元前4000一前3500 年)
仰韶文化中期主要包括廟底溝遺址類型及其他年代相當的文化類型或遺存。仰韶文化中期的經濟狀況是在早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總的情況看,仍然是以農業為主,飼養家畜、漁獵和采集為輔的綜合性經濟結構。以種植栗、添等作物為主的旱作農業在當時經濟生產中占主導地位。從出土的生產工具來看,其制造技術明顯進步,磨制的占絕大多數,通體磨光、切鋸、鉆孔技術已較前普及,打制工具占數極少。
仰韶文化晚期(公元前3500一前3000年)
仰韶文化晚期主要包括西王村類型、秦王寨類型及其他區系年代相當的文化型或遺存。這一時期的各類生產工具進步很快,打制石器幾乎絕跡,磨制石器、骨器、玉器等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漆器也開始出現。農業生產方面,由于工具的改進,可以增加耕地,擴大種植面積,提高產量,增加收入。隨著農業生產規模已經擴大,男子主要從事農業勞動,婦女逐漸以紡線、織布、縫衣、生兒育女、做飯等家務勞動為主。男子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其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普遍提高,遂使父權制得到空前發展。
主要類型
仰韶文化可以劃分為許多類型,其中最早提出并且研究較多的就是半坡類型和廟地溝類型。除此之外,還有山西省的以芮城西王村下層為代表的晉西南諸遺址的仰韶文化遺存,河南省以王灣和后岡等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遺存。
半坡類型
半坡遺址的仰韶遺存至少分為三期,半坡早期陶器大多數為紅色,少數為灰褐色,手制,造型以平底器最多,次為圓底器和尖底器;中期軟陶泥花紋比較復雜,多深腹曲壁的碗盆,沒有圓底缽,其特征與廟地溝一期十分相似;晚期與西王仰韶晚期大體相當,與通常意義的半坡類型大不相同。只有早期彩陶花紋比較簡單,符合最初半坡類型的基本特征,這期遺存在半坡遺址中也是最豐富的,包括全部墓葬,絕大多數的房屋遺跡和多數出土遺物。因此半坡類型應當以半坡早期為代表。典型的半坡類型包括關中和甘肅省東部,即整個的渭河流域,此外,在湖北和內蒙古自治區、陜西省和山西省等地也發現過一些類似半坡類型的遺存。
廟地溝類型
廟地溝的仰韶遺存可以分為兩期三段,但差別不大,前后銜接緊密,基本的文化面貌是一致的。陶器以紅色為主,次為灰陶或褐陶,造型以平底器為主,其次為尖底器。與半坡類型相比圓底器顯著減少,新出現了圈足器。陶器種類主要有曲腹平底碗、盆形瓶、盆形灶等。紋飾比較發達,主要有繩紋、線紋和線紋。軟陶泥較半坡類型為多,均飾于器物外部或緣面。生產工具以石器為主,房屋為長方形半地穴式。典型的廟地溝類型遺址有晉西南和豫西的三門峽地區以及河南陜縣三里橋仰韶二期和靈寶南萬村等處,以及東莊村的少部分遺存。
主要遺址
仰韶文化的發現迄今已有七十余年的歷史,它以其分布廣、內涵豐富、延續時間長、影響深遠而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仰韶文化遺址已發現五千余處,新中國成立以來,相繼對西安半坡、姜寨遺址、渭南史家和陜縣廟底溝、洛陽市王灣、鄭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崗等典型遺址進行了科學發掘,發現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和地層證據。
仰韶村遺址
仰韶村遺址位于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鎮仰韶村南部的緩坡臺地,北依韶山(主峰海拔約1492米),東、西、南三面分別被飲牛河、干溝河、小寨溝環繞,三條水系在村南匯聚為澗河支流。該遺址因地處可仰望韶山的位置而得名,距澠池縣城約9公里,屬于中國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距今約5000至7000年。仰韶村遺址總面積30多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厚達4米,自發現以來,共進行過四次考古發掘,每一次發掘和發現不僅重新認識仰韶遺址,更是對仰韶文化和華族、華夏文明源頭的一次次校準。在第四次發掘中還采用了多學科研究方法,在仰韶晚期和龍山時期人骨土樣樣品中檢測到絲綢殘留信息,在仰韶時期尖底瓶殘留物中發現有谷物釀造酒和曲酒。這些遺存的發現都在向世人描繪著仰韶先民繁榮燦爛的生活圖景。
第一次發掘(1921年)
1921年10月的首次發掘由安特生主持,參加人員還有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加拿大人類學家步達生和中國地質學家袁復禮等。共發掘17個遺跡點,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發掘隊確認這些出土文物是中國遠古文化的遺存,并將這支文化命名為“仰韶文化”,因出土的彩陶紋飾具有鮮明特點,又名“彩陶文化”。這次發掘,揭開了小行星3789現代考古學的序幕。
第二次發掘(1951年)
1951年6月,在著名考古學家夏鼎主持下,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第二次考古發掘。參加發掘的人員還有安志敏、王仲殊、馬得志等。這次發掘既出土了仰韶文化陶片,又出土了龍山文化陶片,證明仰韶村遺址包含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遺存,糾正了第一次發掘時安特生把仰韶村遺址都歸入仰韶文化的錯誤結論。
第三次發掘(1980年)
1980年10月—1981年6月,仰韶村遺址的第三次發掘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和澠池縣縣文化館聯合進行。這次發掘基本弄清了仰韶村遺址的文化內涵,并根據地層關系和出土器物,將遺址按年代從早到晚分為四期: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遺址類型)、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早期(廟底溝二期文化)和龍山文化晚期(河南龍山文化)。
此次發掘規模較大,共開挖探方4個、探溝4條,面積200多平方米,發現房基4處、窖穴41個,出土陶、石、骨、蚌器613件。此次發掘,基本弄清了仰韶村文化遺址的內涵,進一步證實了仰韶村文化遺址存在著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搞清了仰韶村遺址的地層疊壓關系。仰韶村遺址第一期文化的陶器以紅陶為主,灰陶較少,黑陶更不多見。從文化面貌分析,應屬于仰韶文化的廟地溝類型;仰韶村遺址的第二期文化較第一期相比紅陶數量減少,灰陶增多,是豫西、晉西南和關中東部地區仰韶文化的晚期遺存;仰韶村遺址的第三期文化屬于河南龍山文化的廟地溝類型;第四期文化應屬于河南龍山文化的三里橋類型。
第四次發掘(2020年)
2020年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澠池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啟動仰韶村遺址的第四次考古發掘工作。
第四次考古發現遺跡較為豐富,有房址、壕溝、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溝、道路、柱洞等;出土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制品等一大批文化遺物,包括玉、玉環市、玉等高等級器物。所見遺存年代包含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以及龍山文化時期等。另外還發現有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紅褐色涂朱草莖泥墻壁等房屋建筑遺存。多學科研究亦有新發現,如在仰韶晚期和龍山時期土樣中檢測到絲綢殘留信息,在仰韶時期尖底瓶殘留物中發現有谷物釀造酒和曲酒等。
仰韶村遺址的第四次發掘,極大地豐富和加深了對仰韶村遺址文化內涵、聚落布局、聚落形態發展演變等方面的認識,對探索豫西地區史前社會文明化具有重要意義。仰韶中期大型房基(120余平方米)、“混凝土”地坪、紅褐色涂朱草莖泥墻壁等,為研究仰韶村及豫西地區仰韶文化時期房屋的類別、形制、建造技術等提供新材料。大型人工壕溝的發現,反映出仰韶村遺址防御設施完備、聚落發展繁盛。本次考古發掘入選2020年度國內十大考古新聞、2020年度河南省“特別關注考古新發現。
廟底溝遺址
廟底溝遺址文化包含仰韶文化和早期龍山文化遺址的發現,為中原腹地古代文明延綿不斷提供了考古學證據。遺址解決了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時期的文化特征及承接關系問題。2002年,配合國道310線城區段拓寬工程,由現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樊溫泉帶隊,對廟底溝遺址進行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再次發現大量精美器皿和豐富遺跡。
廟底溝遺址,因遺址之上建有后人敬奉炎帝神農的“后土神廟”,其下有一自然形成的溝坡,故稱廟底溝。廟底溝遺址位于湖濱區和商務中心區接合部,面積約36萬平方米,在距今6000年至4500年之間,其出土器物以軟陶泥為主,盆、罐、尖底瓶、鼎較為典型,除了花瓣紋,旋紋、魚紋、人面紋、網格紋、幾何紋等也是常見裝飾紋樣。
半坡遺址
半坡遺址位于灞橋區,是關中腹地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該遺址是中國第一次以大面積揭露古遺址的聚落考古方式開展的考古工作和研究,開創了中國聚落考古學先河。《西安半坡》考古發掘報告將半坡遺址新石器時代的遺存劃分為早晚兩期:早期遺存是遺址的主體遺存,保存較好,遺存豐富,年代為距今約六七千年,以人面魚紋軟陶泥為標志性要素,屬于仰韶文化早期,有人工挖設的內外兩重圍溝環繞;晚期遺存以喇叭口尖底瓶和簡化彩陶為代表,屬于仰韶文化晚期,被稱為仰韶文化半坡遺址晚期類型。
半坡遺址首次揭露了中國境內以環壕聚落為特征的新石器時代閉合式聚落形態及其布局特征,同時,展示了仰韶文化不同階段的文化面貌和社會結構特征,從而為仰韶文化的研究樹立了半坡類型、半坡晚期類型兩個階段的標桿,為構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編年標尺提供了標志性參照系。此外,遺址內出土的遺跡遺物,為研究新石器時代的環境、生業形態、建筑材料與建筑技術、埋葬制度與社會結構、軟陶泥雕塑與早期宗教乃至社會治理方式等重大問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實物資料和開創性的研究成果。
臨潼姜寨遺址
姜寨遺址的發掘工作自1972年4月持續至1979年11月,歷時8年,前后共經過11次科學發掘,總面積達17084平方米。共發現五期不同的文化遺存,其中前四期分屬于仰韶時期的不同發展階段,第五期屬客省莊二期文化。姜寨遺址的發掘,極大地豐富了關中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遺址中半坡遺址文化、史家類型、廟底溝遺址文化、半坡遺址四期文化類型依次疊壓的地層關系,從地層學角度解決了仰韶文化諸類型間的發展序列問題。其中完整揭露的半坡文化原始聚落,是仰韶早期聚落的典型代表,姜寨遺址聚落總體布局分為居住區、窯場和墓地三個部分。居住區位于中央,居住區內的房屋規劃整齊,環壕內環繞的房屋建筑群由大、中、小型三種房子組成5個單元,每個單元的小型房屋圍繞大、中型房屋,房址的門均朝向中心廣場。周圍有壕溝圍繞,是人工挖建的防御設施。環壕外聚落東部、南部、東南部共發現3處墓地,環壕西南部靠近臨河的岸邊有一處不大的窯場。由此,構成姜寨遺址的完整聚落布局,為半坡遺址文化聚落形態研究提供了科學材料。
大河村遺址
大河村遺址是黃河干流一處距今6800年至3500年、歷時3300余年的仰韶文化遺址,包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直至夏、商文化遺存,見證了其間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全過程。該遺址擁有華夏民族進入文明階段關鍵時期——仰韶文化的完整發展脈絡,是黃河文化最精彩的組成部分,被譽為“仰韶文化的標尺”。
仰韶文化早期,大河村先民已告別野棲穴居的蠻荒時代,遷至平原過著定居生活。從早期的小型村落,逐步形成一個包含環壕、城墻、居住區、墓葬區、制陶區的大型聚落遺址,外部防御堅固、內部分區明確,已具備早期城址特征。而其居住的房屋,也從半地穴式走向地面建筑,“木骨整塑”的房屋結構奠定了中國北方傳統民居的基本形制,是中國古代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對于研究中國古代建筑史、探討當時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及婚姻、家庭發展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渭南史家遺址
史家遺址位于渭南市以南約15公里湭河西岸的河旁臺地上,遺址現存面積約2萬平方米。1976年春,西安半坡博物館對該遺址的墓葬區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250平方米,共發現屬于仰韶文化的墓葬四十三座、窖穴四個及大量文化遺物。
史家遺址是一處文化內涵單一而典型的遺址,它在埋葬制度和陶器的種類、形制、組合等方面與仰韶文化其它諸類型相比有較大的差異,具有鮮明的自身特征。發掘者認為,它應是晚于半坡類型的一種新的文化類型,可能是介于半坡遺址類型與廟底溝類型之間的一種文化遺存。
王灣遺址
王灣遺址位于洛陽市西郊王灣村北、澗河南岸的臺地上,面積4.5萬平方米,1959年秋至1960春進行發掘,揭露面積3350平方米,發現新石器時代的房基9座、灰坑179座。該遺址共分三期:第一期為仰韶文化遺存,陶器以泥質紅陶為主,夾砂紅陶次之,紋飾有線紋、弦紋、附加堆紋,軟陶泥頗多,彩陶圖案以弧形三角與圓點、帶紋組成的圖案為主,器形有釜、灶等。第二期分兩段,前段位仰韶文化晚期,后段為龍山文化早期。第三期為河南龍山文化。
下王崗遺址
下王崗遺址位于淅川縣南盛灣鄉下王崗村北高地上,面積6000余平方米。1971年到1974年進行了發掘,發現了仰韶、屈家嶺、龍山、二里頭遺址、西周公國五種文化相疊壓。其中仰韶文化就分三期。發現仰韶文化房基43座、窯2座、灰坑117座、墓葬597座。一期為仰韶文化早期,除自身特征外,還包含有半坡遺址一期文化因素。陶質以泥質紅褐陶為主,有極少泥質黑陶。二期為仰韶文化中期,除自身特征外還包含有廟地溝、大溪文化遺址的因素。軟陶泥本期最多,彩色以黑色為主,也有紅彩。第三期屬于仰韶文化晚期,陶色雖已紅陶為主,但灰陶比例有所增加,基本無彩陶。
大地灣遺址
大地灣遺址位于天水市秦安縣東北的五營鎮邵店村,分布在葫蘆河支流清水河南岸二、二級階地相接的緩山坡上,距天水市102千米。遺址面積約275平方千米,文化層厚1~4米,距今8120~4900年,是中國西北地區考古發現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1988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大地灣遺址以文化類型多、延續時間長、歷史淵源早、技藝水平高、分布面積廣、面貌保存好而備受考古界關注。大地灣遺址大致可分為五期文化: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層文化,其歷史年代從距今8000年一直延續到距今5000年,其中一期文化距今約8000年,是中國西北地區考古發現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工作者共在大地灣遺址中清理發掘出房屋遺址240座,灶址98個,灰坑和窖穴325個,墓葬71座,窯址35座及溝渠12段,累計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件、骨角牙蚌器2218件,以及動物骨骼1.7萬多件。
分布特征
地理位置
仰韶文化分布面積龐大,按照仰韶文化鼎盛時期即廟底溝遺址期的分布范圍來看,北抵內蒙古自治區河套地區、東北達遼西地區、東與山東省境內的北辛文化—大汶口遺址文化相接,東南到太湖流域崧澤文化的西北部,南部與大溪文化遺址接壤,西南深入四川省西北部,西與馬家窯文化接壤。
土壤特征
仰韶文化分布地區黃土的特點是質地均一而疏松,有垂直節理,略呈堿性。由于侵蝕作用的影響,各地的土壤結構和肥力很不一致。一般在川地和較低的面的腐殖質含量較高,團粒結構較好,肥力和持水能力較強,為孕育新石器時代農業文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絕大部分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早期文化的遺址正是分布在這樣的河谷平原地帶,由于這個狹長地帶緯度較低,河流較多,海拔較低(300-400米),土壤比較肥沃,雨量也比較豐富。
氣候條件
黃土高原的氣候,基本上屬于暖溫帶,但受季候風和地形的影響較大。冬季干燥寒冷,一月平均氣溫低達-1℃至-15℃不等;夏季則炎熱多雨,雨量集中在七八月份,且往往以暴雨的形式集中降下,雨量變率高達30%以上。又因黃土持水力弱,很容易發生干旱。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時期的氣候與現今變動不大,可能比現在高2℃。根據周昆叔對西安市半坡孢粉的研究,仰韶時期是半干旱性氣候,與如今的氣候相仿。由于受季風和地形的影響,形成了冬季干燥寒冷、夏季炎熱多雨的基本格局,這也決定了新石器居民只能發展旱作農業,而仰韶文化正是一個以旱作農業為主的新石器文化。
地理環境
仰韶文化分布于黃河中游地區,范圍遍及整個黃土高原。地形略呈四方形,東起太行山,西到烏鞘嶺,北及長城,南達秦嶺,地勢從西北向東南傾斜,因此許多河流都輻集于高原東南的河曲地區。黃土高原的地貌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黃土丘陵,一種是黃土塬,另一種是黃土川地。黃土塬以渭河以北發育最好,分為三級,當地居民成為頭道塬、二道塬和三道塬、黃土川地則是離河很近的沖積平原,是黃土地帶最肥沃的地方。
生產與生活
仰韶文化是一個包含許多文化因素的綜合體。它有比較發達的磨制石器,包括斧、鑿、鏟等,也有琢制的磨盤、磨盤和打制的爪鐮、敲砸器和盤狀器等。陶器基本是手制的,有不大的陶窯,成品以紅色為主,種類包括飲食器、炊器和盛儲器這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仰韶文化時期是以原始農業為主的多種形式相結合的一種綜合經濟,種植粟、黍和蔬菜,飼養豬、狗、羊、雞,并經常從事狩獵、捕魚和野果的采集。那時的居民聚居在較大的村落,每個村落有上百座房子,有時圍成圓圈或四方形。建筑形式多為半地穴式窩棚和木骨泥墻的圓形或方形房屋。通行氏族公共墓地,每一墓地埋葬數百個死者。原始藝術比較發達,有人面,鳥,魚等各種幾何形的軟陶泥花紋,有陶制房屋模型,還有各種建筑裝飾。陶器上有幾十種刻畫記號,那是一種獨創性的記事符號,為后來漢字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社會性質
仰韶文化時間跨度很長,其社會性質也發生過明顯的變化,社會主導人群由女性變為男性。在仰韶文化早期,原始農業并不發達,婦女在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這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現,如墓葬方面,有許多子女隨母親葬,對婦女、女孩兒實行厚葬的現象;在生活方面,早期的村落布局表明他們需要牢固的血緣關系為紐帶來維系氏族團結。進入仰韶文化中期以后,原始農業有了較大的發展,男子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提高。從墓葬方面來看,成人異性合葬出現且男子居于中間位置,隨葬品有許多男性使用的生產工具;從生活方面來看,房屋出現分間或者套間表明家庭的出現,很多遺址無論是軟陶泥還是器物上均發現有男性生殖崇拜。這無疑都表明男性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取代女性成了社會主導力量。
生產
農業與飼養業
仰韶文化的經濟基礎是粟作農業,粟作農業起源于北方,主要作物有粟(小米)、黍(黃米)、稻、豆等,這是一種可以不用灌溉的旱作農業,實行刀耕火種的輪耕制。粟的成熟期短,耐干旱,黃土地帶是較為理想的生長環境。以仰韶文化為代表,北方粟作農業發展很快,農業的發展帶來了人口的增加和流動,而人口的流動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此外,有蔬菜作物芥菜,可能還有小規模的水稻種植。仰韶文化居民已有家畜養殖業,半坡遺址有牲畜圈欄,姜寨遺址發現了牲畜夜宿場,表明家畜飼養有了一定的規模。由出土的動物骨骼鑒定,主要有豬和狗兩種,此外還有雞和黃牛。有些研究者認為,仰韶文化居民很可能已開始馴養鹿類,鹿類骨骼在許多遺址都有大量出土。
采集與漁業
采集活動在仰韶居民的經濟生活中占有相當的比重,采集對象有榛子、粟子、松子、樸樹子和螺螄等,可能還包括鳥卵、蜂蜜、昆蟲、植物塊莖和野麻一類纖維植物。仰韶文化時期人們的獵獲物包括的范圍比較廣泛。北首嶺遺址人的獵獲物包括了獸、鳥、魚、龜鱉目和軟體動物門五大類18個種屬,數量較多的有野豬、馬鹿和狍,還有歐洲狗獾、狐、貉和棕熊,也有數量不多的虎、豹、豺、狼。半坡人的獵獲物主要有花鹿、獐、竹鼠屬等,還有大量的貝類水生物。姜寨人的獵獲物主要有梅花鹿、鹿、獐、貉等和魚類。龍崗寺人的獵獲物有野豬、豬獾等,以野豬和水鹿為主。下王崗人的獵獲物有亞洲象、蘇門答臘犀、鬣羚等。汗水流域和仰韶文化與同時期的其他居民的獵獲物在種類上與關中多少有些區別。
手工業
石骨器
仰韶文化居民擁有原始的手工業,人們以石、木、骨、角、牙、蚌、陶土制作各種器具,不斷發展著工藝技能。仰韶時期制作石器,打制與磨制技術并用。早期大致石器較多,用直接打擊法制作,一般不作太多修正即可使用。早期對部分石器和骨器都使用磨制技術,對大量較大的石器和骨器,一般都只磨光刃部。
編紡
仰韶人擁有自己的紡織品和編織物。有資料表明仰韶文化時期可能已掌握了絲織技術,在山西夏縣的西陰村遺址發現過被截斷的蠶繭。仰韶文化的紡織品少有發現,織機的構件也沒有發現,有研究者推測,仰韶文化居民使用的當是水平式踞織機。仰韶居民制作織物的技法多樣化,當時制作編織物已使用了斜紋編織法、編結編織法和棋盤格式編織法,以斜紋紡織法采用最為普遍。
制陶
仰韶文化時期,人們生活的主要用具是陶器。有泥質、夾砂、軟陶泥等。泥質陶為盛器,夾砂陶則用來蒸、煮食物,而彩陶不僅是當時的實用器,而且也是精美的工藝品。仰韶文化時期有了比較發達的制陶業,較新石器中期來說有了很大的進步。從制坯方面來講,在新石器早中期,陶器均為手制,主要手法有捏塑法、貼塑法、泥條盤筑法,制作的器型簡單,不規整且留有手制痕跡。仰韶前期的制陶技術主要采用泥條盤筑的慢輪制作方法,制作粗坯,再作修整。制作大型陶器時以泥條分別盤成陶器各部位,再拼合成整器。陶坯的修整,采用刮削、拍打和壓磨,在輪盤上修整器形或口沿,有的還要裝飾紋樣進行彩繪。到了中晚期,許多器物使用快輪制陶技術,不僅大大提高了制陶速度,還使得陶器外形更為美觀。從燒制方面來講,陶窯經歷了從橫穴窯到豎穴窯的改變,有些遺址發現有制陶工業區。
仰韶文化居民在燒制高溫陶器的過程中,可能一開始了冶銅的嘗試,在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銅片和小件銅器,表明仰韶早期居民已開始了金屬冶煉的嘗試,由于這種嘗試還處于初始階段,他們還沒有真正跨入金屬時代。
陶器對周邊地區的影響
仰韶文化的軟陶泥基本是繼承裴李崗、老官臺文化發展而來的,發展迅速,變化復雜又有規律可循。前兩期以單色彩為主,數量逐漸增加,到第三期達到鼎盛,出現了白衣和紅衣彩陶,到第四期又變為單色彩,數量也迅速減少乃至基本消失。在紋樣方面,幾何形圖案貫穿始終,象生形紋飾只見于第二期和第三期。仰韶文化經歷一千多年的發展,其陶器和彩陶藝術達到了巔峰,在仰韶文化中期,對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對黃河下游地區的影響
在仰韶文化的影響下,該地區在大汶口遺址早期階段出現許多新的器型如斂口軟陶泥盆、卷沿曲腹盆、矮領折肩罐等。彩陶藝術對該地區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在此之前海岱地區彩陶裝飾技藝并不發達,而到了這一階段,彩陶裝飾圖案和種類迅速增多,如北辛文化的黑色彩帶紋、大汶口文化的彩陶紋樣如弧線三角紋、花瓣紋、圓點紋和勾葉紋等均是來自仰韶文化的因素。
對長江中游地區的影響
同處于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遺址交流密切,從器型上來看,大溪文化的雙唇口尖底瓶、缸、圓底釜、紅頂缽等均是仰韶文化向南擴展的產物。從軟陶泥方面來說,大溪文化吸收了許多仰韶文化因素。如巫山大溪文化遺址出土飾有直線紋和弧線三角紋的筒形杯和罐、枝江關廟山遺址出土飾有由弧線三角紋組成圖案的圓腹罐、碗形豆和筒形杯等,都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紋飾相似。
對北方地區的影響
對北方地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紅山文化、小珠山中層文化上,二者均出土許多帶有仰韶文化特征的彩陶紋樣或器型。從器型上來看,如紅山文化的大口鼓肩甕、雙耳小口罐、斂口盆等,小珠山中層文化的斂口曲腹缽、紅陶缽等均是從中原地區傳播過去的器物。從紋飾上來看,如紅山文化中所見的“紅頂碗”式的黑帶缽,平行斜線三角紋、渦紋的鼓腹罐,弧線三角紋軟陶泥盆等以及小珠山中層文化中出土的弧線三角紋、平行直線和斜線紋、網格紋彩陶片等均是吸收了仰韶文化的彩陶因素。4.對黃河上游地區的影響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在受到仰韶文化的沖擊后產生了異變,彩陶文化異常發達,有漩渦紋、摩爾紋、弧線三角紋、圓點紋、寬帶紋、網格紋及蛙紋、魚紋、鳥紋、人像紋等。
勞動分工
隨著生產活動的擴展,仰韶文化居民的勞動分工逐漸細化。研究者通過考察墓葬中兩性隨葬工具的差異,發現男子主要從事工具制作、狩獵及農業中的部分重體力勞動,婦女主要從事農業、紡織及縫紉等較輕體力的勞動。有的研究者認為廟地溝文化時期耕種方式的變化,與男性由主要從事漁獵轉到主要從事農耕生產活動有關。
居住
建筑
仰韶文化的房屋建筑前后變化比較大:第一期與第二期對比來說,相同之處在于二者均為單間建筑,有大量方形房屋,均有淺穴、半穴和地面式建筑;不同之處在于第二期的房屋面積更大,最大者達到數百平方米。第三期對比第二期來說,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第三期普遍出現了雙間和多間甚至聯排的房屋,房屋面積進一步增加,甚至出現了“原始宮殿”,其內部結構也復雜化。第四期房屋發現較少,新出現的形式有石墻房屋等。
聚落
仰韶文化時期,村落布局有一定規律。早期較大的村落中心一般都留有活動場所,而住房則圍繞活動場所修建。房屋的布局往往是在一座大房的周圍,修建數座小房,從而形成一小群體。村落則有數座或者更多這樣的群體房屋,并有計劃的分布于活動場所周圍。房屋的門向均朝著活動場所。如姜寨遺址、半坡遺址、北首嶺遺址等遺址,都有這樣的村落布局。仰韶文化所發現的遺址有幾千處,這些遺址在每個區域內的選址都有一定的共性,如靠近水源或者選擇臺地等,距離近的遺址因此很容易形成聚落群。在仰韶早期階段,雖然有些區域出現了聚落群體,但這些聚落群多是自然形成的,遺址并不密集,各遺址間聯系較少,尚未出現規模較大的中心性遺址,處于聚落群的萌芽階段。中期隨著人口急劇增長,聚落數量迅速增加,各個聚落之間聯系變得密切,形成了大規模的遺址群,且各個遺址規模存在巨大差異。晚期階段,同一聚落群中各遺址規模差異擴大,中心聚落進一步突出,內部結構差異進一步擴大,甚至出現了目前最早的版筑城址——鄭州西山古城。
墓葬
仰韶文化早期盛行氏族公共墓地。墓坑多為長方豎穴和方形豎穴兩種形式,墓坑排列有序,墓的方向比較一致。葬式多為仰身直肢一次葬;中期除仰身一次葬外,出現二次葬。隨葬品出現貧富差別現象;晚期以單人仰身直肢葬為主,個別有屈肢葬,并出現用灰坑埋人的現象,這些死骨有的屈肢,有似捆縛,屬不正常的死亡,甚至有四肢不全,身首異處,有的與獸骨同坑。
仰韶文化已經形成了簡單的喪葬習俗,成年人死后,墓坑呈長方形,陪葬品以陶器為主,未成年的孩子中途夭折則采用甕棺葬。從埋葬的特點來看,當時比較盛行單人仰躺的直肢葬,合葬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從出土的文物來看,女性的陪葬品要比男性多,說明以女性為中心的特點。
飲酒禮儀
新石器時代早期,古人便已經開始釀酒,在不斷總結釀制經驗和規范使用方式的過程中,逐漸孕育、發展,最終形成夏商周三代成熟的飲酒禮儀。酒禮的產生、發展和成熟是一個緩慢變化的過程,在三代酒禮形成之前,還應當存在一個酒禮的孕育和發展階段,可分別與仰韶時代和龍山時代相對應。陶質酒器作為仰韶文化中一類重要的物質遺存,按器形可以分為:釜、灶、鼎、、盆、大口缸、濾酒器、甕罐、尖底瓶、漏斗、、壺、杯、異形器;按功能可以分為:釀酒器、貯酒器、宴飲酒器;按性質可以分為:禮儀用器、非禮儀用器。陶質酒器的發展變化,反映出仰韶文化早期社會的飲酒禮儀尚處在萌芽期,飲酒行為簡單樸素,反映了社會相對平等,階層分化不明顯;仰韶文化中、晚期社會發展趨于復雜化,并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仰韶文化社會中的飲酒禮儀初具雛形。
出土文物
仰韶村遺址第四次考古發掘發現遺跡較為豐富,出土一大批文化遺物,遺存年代包括仰韶文化早、中、晚期以及龍山文化時期。最主要的發現在仰韶晚期,地層堆積厚,出土遺物發現數量最多,以陶器為主,另有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從考古調查、鉆探及第四次發掘情況來看,仰韶文化晚期出土遺物種類多樣、內涵豐富。2022年2月23日,山西省省考古研究院對外發布考古新發現,考古人員在襄汾縣小王遺址發現仰韶文化時期遺存,出土大量陶器及少量石器、骨器等,這對研究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進一步豐富了仰韶文化的考古學研究。
陶器
在各類仰韶文化遺址中,研究者發現了大量陶制的生活用具和生產用具。由于這些陶器以表面是紅色,又帶有彩色的花紋為最多,是仰韶文化時期的典型代表,所以仰韶文化又被稱作“軟陶泥文化”。在仰韶文化兩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先民們的制陶技藝達到了巔峰。
仰韶文化不同時期,軟陶泥花紋形式風格不同。仰韶文化早期,陶器作為生活日常用具,制作與描繪基本由留守的女性完成,制作簡單、粗糙,表面有繩席或人面魚紋及獸面紋樣裝飾魚紋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圖形,不僅數量最多,而且貫穿始終。在仰韶文化中期,大量見到的是由多種幾何圖形組成的花卉圖案,有較強的裝飾感。花瓣紋由魚紋簡化而來,其組合形式多是對花朵的再現。此時的彩陶紋樣,趨向抽象化、符號化,有較強的裝飾感。在仰韶文化晚期,因為當時的先民們主要生活在母親河黃河兩岸,所以,該時期出土的軟陶泥標志性紋飾,有大量表現黃河波瀾壯闊的水波紋、漩渦紋等,網格象征著阡陌縱橫的農田,這些紋飾表達的是,原始先民對水和土地的一種敬仰與崇拜之情。
玉器
仰韶時代的玉器主要有紅山文化、凌家灘遺址文化和崧澤文化—良渚文化三大系統。其中,紅山文化的玉龍、玉豬龍、玉人等,尤其是玉龍形象凸顯,喻示著中國對龍尊崇的習俗已經相當成熟。凌家灘文化玉器如玉豬龍、玉版等,神秘而又浪漫。其中,玉豬龍、玉人當與紅山文化玉器保持密切的聯系。
大河村仰韶文化出土玉器27件,其中25件為裝飾品,裝飾品占玉器總數的比例達到92%。另外,從大河村出土的其他裝飾品來看,弧狀類裝飾品如陶環、石環、骨環、蚌環等,環類飾品也占了很大比例。鄭州市大河村遺址博物館裝飾品,無論是從時間上來看,歷經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遺址文化,還是從裝飾品種類上看,弧狀類的環、璜都是絕對的主流。
石器
從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來看,仰韶文化早期石器主要有開墾耕地用的石斧、砍砸器;有翻地松土用的石鏟、石、骨鏟;有播種和中耕管理用的石鋤、石;以及糧食加工用的石磨盤等。盡管這些生產工具中制作比較粗糙,多數還保留著打制或原石料皮層,呈現出形狀不甚規整、中耕管理工具尚少等原始狀態,但它已基本上可以適應當時初級鋤耕農業的需要。中期石斧通體磨光的增多,石鏟、石耜數量增加,形體加大,兩端帶缺口的石刀、石鐮、石鋤等新型工具開始出現。到了晚期打制石器幾乎絕跡,磨制石器、骨器等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開發與保護
仰韶村遺址1921年的首次發掘,開啟了中國現代考古學史上的新紀元,確立了仰韶村遺址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地的崇高地位。1961年,國務院將仰韶村遺址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共澠池縣委、縣政府召開“93仰韶村遺址保護規劃研討會”。在談到對仰韶村遺址的保護規劃設想時,與會專家、學者均認為,要以仰韶文化遺址、秦趙會盟臺為主線,搞好景點建設,合理布局,系列開發,融旅游、娛樂、第三產業為一體,努力使澠池縣成為洛陽市到西安市這條旅游熱線上一個重要旅游景點,從而加強對仰韶文化的宣傳,擴大澠池的影響。鑒于仰韶村遺址是國家重點保護單位,應本著“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弘揚民族文化,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宗旨,抓緊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保護、搶救和開發利用。在灰坑斷壁上的文化層設置保護設施,建立保護廊房,防止自然破壞和人畜破壞;栽植樹木花草以防止水土流失。此外,建立仰韶文化博物館,體現仰韶村遺址是中外考古文化交流的開端,使澠池縣成為國外研究仰韶文化的中心。
仰韶文化博物館
仰韶文化博物館,是經國家文物局和河南省省政府批準興建的集文物保護、陳列展示和科學研究功能為一體的仰韶文化專題博物館,是國家三級博物館、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博物館總占地面積3萬平方米,建筑面積4700平方米,始建于2009年1月,2011年11月正式免費對外開放。館舍建筑由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領銜設計,建筑外圍整體顏色以陶土本色為主。博物館設計布展面積共2300余平方米,館內設有專題展廳、序言大廳、學術報告廳、寞想空間、“1921—2021百年考古歷程雕塑墻”等。建館以來,仰韶文化博物館充分發揮傳遞、溝通、共享的強大功能,走進英國、羅馬尼亞等國進行文化交流,讓世界真正了解仰韶文化、中華文化。
仰韶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仰韶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于2017年12月被國家文物局批準立項,為2020年河南省省重點建設項目,規劃總面積189.89公頃(約2800畝),重點保護區的文保項目和文物展示項目占地900余畝。遺址公園將仰韶文化博物館、發掘紀念點、文化層斷面、考古展示區等景觀串點成線,形成清晰的展示結構,突出展示仰韶村文化遺址考古成果的紀念性、遺址展示的真實性和遺址環境的完整性,著力打造集文化遺產保護、價值閘釋、遺存展示、考古紀念、科學研究、科普宣傳、休閑觀光于一體的景觀。
2021年4月,仰韶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被列人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6月底,遺址公園建成并對外開放,11月被列人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
西安半坡博物館
半坡遺址位于陜西省省西安市滬河東岸的半坡村,是黃河流域一處典型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遺址,距今5600 ~6700年之間,1953年春發現,面積約50000平方米。1954年9月至1957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近200名考古工作者,前后發掘5次,延續近4年時間,揭露遺址面積達10000平方米,獲得了大量珍貴的科學資料。后在半坡遺址建成中國第一座遺址博物館一一西安半坡博物館(也被稱為半坡遺址博物館)。占地面積71600平方米,1958年4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
西安半坡博物館有2個陳列室和1個遺址大廳。第一展室主要展出在半坡遺址發現的生產工具,有石器、漁具、紡輪、骨針、魚鉤、魚叉等,人們可以由此了解半坡人生產活動的各種場面。第二展室展出的文物反映半坡人的社會生活、文化藝術和各種發明創造。人面魚紋是半坡彩陶畫的要型作品,這一生動的形象反映了半坡人主富的藝術想象力。人面魚紋線條明快,人頭像的頭頂有三角形的發髻,兩嘴角邊各銜一條小魚。此圖反映了半坡人和魚之間的密切關系和特殊的感情,可能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圖騰。半坡遺址保護大廳為3000平方米,是原始村落的一部分,其房屋建筑早期是半穴式,即一半在地下,以坑壁為墻露出地面的一半蓋上了屋頂。館藏各類文物18000余件,其中三級以上文物4000多件,化石標本300余件,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和動物骨骼標本若干。
大河村遺址博物館
位于河南省鄭州市鄭東新區西北部、連霍高速與中州大道交叉口東南隅。依托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河村遺址而建,是集保護、研究和展示于一體的史前遺址博物館。隸屬鄭州市博物館。大河村遺址是一處包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夏商時期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遺址,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識性遺址。1983年鄭州市大河村遺址保護管理所成立,修建文物陳列室,辟建模擬村。1986年大河村遺址正式對外開放,1989年更名為“鄭州市大河村遺址博物館”,2016年1月16日新館建成并對外開放。館內藏品中包括大量出土遺跡和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基址一一仰韶文化房基F1-F4,以及中國最早的天文學實物資料——帶有不同星象圖案的軟陶泥等。
其他遺址的開發與保護
地位影響
仰韶文化發現表明,距今5000—7000年前,中國黃河流域不僅有了農耕、漁獵、采集、養殖、紡織、制陶等生產活動,而且生產能力、技術水平很高。社會財富有一定積累,居住相對穩定,服飾較為講究,氏族制度開始變革,進入一個新時代。仰韶文化研究成果,填補了中國遠古文化發展史上的空缺,華族的歷史得到合乎邏輯的排列,即從北京人、山頂洞人的舊石器時代開始,經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時期到夏、商、周時期,有了順延承接的實據,使西方史學界堅持的“中國無新石器時代”“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論調不攻自破。仰韶文化遺址的發掘,開創了中國近代考古的先河,揭開了中國田野考古的第一頁,成為中外考古專家技術合作、文化交流的開端。仰韶文化是中國近代第一個考古學文化名稱,為研究中國史前文化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1921年仰韶村遺址遺址的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2011年教育部將考古學由二級學科提升為一級學科,仰韶村遂成為歷史學門類中一級學科考古學的起步之地,從仰韶文化開啟了主要由考古學擔負的延伸歷史軸線、認識燦爛中國古代文化、揭示悠久中華文明的艱巨任務的光輝歷程。
仰韶文化是中國分布地域最廣的史前文化,涉及河南、陜西、山西、河北、甘肅省、青海省、湖北、寧夏、內蒙古自治區、四川等10個省區。同時遺址數量眾多,據近年開展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僅河南省就多達3000處,豫西三門峽地區特別是靈寶市仰韶文化遺址分布更為密集。
仰韶文化是中國延續時間最長的考古學文化,年代跨度距今7000至4700年,長達兩千多年。代表了中國新石器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階段,被稱為“仰韶時代”。長期以來,該文化成為認識、定位周邊其他史前文化的年代標尺。
仰韶文化是中國史前影響最深遠的主干性文化。嚴文明通過對中國史前文化的全面系統分析,提出多元一體“重瓣花朵”理論,指出以漢族為主體多民族現代中國的根基深植于遙遠的史前時期,是具有統一性與多樣性的中國史前文化長期發展的結果。
相關評價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海表示,仰韶文化孕育了成熟的粟作農業,以彩陶為代表的物質文化空前繁榮,中原地區在仰韶文化晚期開始了早期城市化進程,仰韶文化研究是探尋華夏民族起源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關鍵所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陳星燦表示仰韶文化是生命力最強、影響力最大的中國史前文化之一,仰韶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主根。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張海說,仰韶文化是以粟作農業為基礎的文化,是一種重視公共權力和世俗化的文化,是“早期中國文化圈”的核心,也是華夏文明的起點。
王仁湘盛贊仰韶文化掀起了中國史前一次波瀾壯闊的藝術浪潮,代表著史前藝術的偉大成就。
全國人大代表,鄭州市文物局黨組書記、局長顧萬發表示仰韶文化是中原地區最早認識并命名的一支史前考古學文化,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和以考古學方法科學探索獎中華文明起源的開始。仰韶文化還向西傳播,與東進的黑海岸邊等地的特里波利—庫庫特尼文化共同開啟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開創形成“軟陶泥之路”,成為早期中西方交流的首要通道。
2021年10月17日,在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致信祝賀,充分肯定100年來中國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發揮的重要作用。
相關研究
安特生與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本是瑞典著名地質學家,1914年被中國北洋政府聘為農商部礦政顧問,協助中國地質學家尋找鐵礦和煤礦。由于其時戰亂頻繁,尋找鐵礦和煤礦條件不成熟,其后安特生建議,將尋找礦藏的計劃改為采集古生物化石。1918年12月8日,安特生第一次到達河南省省澠池縣仰韶村調查脊椎動物化石,在這里采集到了一批化石標本。1920年冬,當時地質調查所所長劉長山受安特生委托復查了仰韶村遺址,收獲頗豐,并在回北京市時帶回了600余件磨制石器,安特生深受鼓舞,據此推斷仰韶村可能有一個很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仰韶村遺址第一次正式發掘時間是從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持續了一個多月。他們在仰韶村共發掘了17個地點,發掘出了一大批珍貴的文化遺物。
與此相伴隨,安特生對中國考古學發展的重要貢獻得到了中國學者的肯定。嚴文明認為安特生在仰韶村的發掘,是中原地區第一次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正式發掘,對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建立和中國近代田野考古學的發展,具有開創之功,并否定安特生是有些批評家所說的帝國主義分子。蘇秉琦在《中國重大考古發現》所作的前言中,寫到安特生于中國地質學家袁復禮在澠池縣仰韶村的發掘揭開了近代中國考古學的序幕。陳星燦也有專文評價安特生的功過,認為安特生并不是帝國主義分子,而是以為正直的學者;他是中國史前考古學和現代田野考古學的開拓者,作出了許多貢獻;他1921年發掘的仰韶村遺址是中原地區第一個史前聚落遺址,由此推翻了中國沒有石器時代的論斷。
在仰韶文化發現90周年紀念大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劉斌(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在《甘肅考古之后安特生的學術活動概要》發言中結合安特生通信、著述等資料,概述安特生1925年至1950年之間的學術活動,詳細解讀了1925年安特生與中國政府達成的中外考古合作文物分配協議,對其實施結果予以評述,并認為這項協議對后來中外考古的合作模式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安特生1926年和1936年重返中國之旅對促進周口店鎮發掘、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立等中外科學合作項目都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曾騏(中山大學)在題為《仰韶、半坡與廟底溝》的發言中介紹了仰韶村遺址的發現、仰韶文化的命名以及仰韶遺址的數次發掘,并對安特生的工作及其學術態度予以高度評價。
關于中國文化的來源
從1923年到1924年,安特生把考古調查和發掘從河南省推向青海省和甘肅省,這是他在中國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考古調查活動。1925年,安特生發表《甘肅考古記》,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將這次考古所得的彩陶紋飾與西亞、中亞的彩陶文化進行對比以后,誤認為這些彩陶源自中亞、西亞,從而更加堅定了他關于中國文化起源的理論的信心。安特生因為在西北地區發現了不同于河南地區仰韶文化的另五種新考古學文化,創建了仰韶文化“六期說”,在此基礎上錯誤地將齊家期放在仰韶期之前,為他的仰韶文化和中國文化來源理論提供了重要依據。這遭到中國考古學界的嚴厲批駁,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找到了仰韶文化本土起源的確鑿證據,完全否定了仰韶文化和中國文化外來說的理論。
安特生曾在一個時期內被視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幫兇”,但雖然他關于仰韶文化的學術觀點是錯誤的,其對中國文化并沒有成見,對他的錯誤定性也已得到澄清。
仰韶文化研究
數十年來,對仰韶文化的發掘與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獲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在黃河流域的陜西省、甘肅省、山西、河南省、河北省等省境內,調查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址在千數以上。迄今為止,發掘的重要遺址有:陜西境內的西安半坡、姜寨遺址、寶雞北首嶺、華縣元君廟、泉護村、 縣下孟村、渭南縣史家、華陰橫陣村等址;甘肅境內的秦安大地灣等址;山西境內的城東莊村和西王村等遺址;河南境內的陜縣廟底溝、澠池仰韶村、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浙川下王崗、安陽后崗、大司空村、濮陽的西水坡等遺址;河北境內的正定南揚莊、磁縣下潘江、界段營等遺址。
通過調查和發掘,獲得了大批新資料,發現了眾多的村落址基地,挖出有大批的房基、窖穴、灰坑、陶窯和墓葬遺跡以及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遺物,基本上弄清了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圍,進一步加深了對仰韶文化的認識。據調查,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和范圍很廣,西至甘肅省、青海省交界,南達漢水流域,東及河南省東部,北抵河北省南部,中心區域大致為陜西關中、晉西南、豫西豫北和冀南。
總之,仰韶文化的基本面貌是,原始農業已獲得一定的發展,成為當時的重要經濟生產部門和生活來源,漁獵和采集已成為一種輔助性的生產活動。由于農業的發展,人們已經過著穩定的定居生活,農業村落普遍建立并有所發展。由于農業的發展,也推動了養畜和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社會經濟出現了早期的繁榮,精神文明也得到一定的提高,社會財富也得到一定的積累。從埋葬制度的變化來看,當時的氏族制度,也開始發生變革。人類社會的歷史,又開始進入一個新時代。
仰韶文化分期異說
除了通行的三期說之外,嚴文明通過對仰韶文化典型遺址的地層關系和分期進行分析,將各地相應的文化期進行對比和概括,提出仰韶文化可以分為四期。第一期約在公元前4900-4000年間,以半坡類型、東莊類型和后崗類型為代表;第二期約在公元前4000-3500年間,以廟地溝類型為代表;第三期約在公元前3500-3000年間,以是秦王寨類型為代表;第四期約在公元前3000-2500年間,以廟地溝二期類型為代表。這四期又可以歸納為兩大發展階段。前兩期為早期階段,是生產逐步發展,社會繁榮,整個文化的統一性加強,特征日益形成和完善的階段;后期為晚期階段,分化趨勢日益明顯,自身特色逐漸衰落的階段,是社會開始分化,新的文化因素孕育和滋長階段,同時也是向龍山時代過渡的階段。
仰韶文化的社會形態
關于仰韶文化居民的社會組織及社會發展階段問題的討論,于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已經開始,當時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大體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認為是母系氏族社會;第二種認為是父系氏族社會;第三種認為整個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社會但到了它的后期已開始孕育著新的變化。
七八十年代,隨著考古工作的發展和考古資料的積累,主要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仰韶文化早期是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階段,中晚期是父系氏族社會;第二種意見認為整個仰韶文化時期是父系氏族社會,產生了文明的因素,出現了文明的曙光。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鞏啟明認為仰韶文化早期的社會組織是以氏族制為基礎的,屬于母系氏族公社的高級階段;到了仰韶文化中期,家族公社較前發展,社會性質應是父系氏族社會,父系制在多數地區已經形成;而在仰韶文化晚期,家族公社所有制已經發展起來,父權制在各地區均已確立,并在大部分地區已開始達到酋邦時期,文明基因已經孕育。
仰韶文化與其他文化
蘇秉琦指出仰韶文化遺存在甘肅省境內的移動方向是自東部到中部,馬家窯文化中出現時間較早,同仰韶文化聯系比較密切的馬家窯類型遺存的移動方向也是自東部到中部,因此甘肅境內的馬家窯文化諸類型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響關系,后者始終居于主體地位。并且東邊的青蓮崗——大汶口遺址諸文化的兩期是同仰韶文化的兩期大體相應的,兩者在文化上具有無可懷疑的聯系。前期是以關中晉西南豫西地帶為其核心的仰韶文化向其周圍擴大其影響為主,后期則是以東南方諸原始文化集中其影響與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為主。
侯鐵軍、侯海杰兩位學者將仰韶文化與其同期及前后時期的其它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分別是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有紅山文化、富河文化等;以山東省為中心的東方,有山東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以關中、晉西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有仰韶文化、二里崗文化;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有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以環洞庭湖和四川省盤底為中心的西南部,有屈家嶺文化、三星堆遺址文化等;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有萬年仙人洞、大洋洲等文化遺址。通過考古發現紅山文化及其附近的相鄰或相關的文化層所蘊含的文明要比中原仰韶文化領先一步。遼西地區一帶的社會分化可能也早于中原,而中原最早的仰韶文化中具有禮器性質的“藝術神器”是濮陽市西水坡的龍虎造型的背角無齒蚌堆塑,比遼西地區晚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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