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殊（1925年10月15日- 2015年9月24日），是當代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他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在中國漢唐時代考古學，兼及日本考古學和日本古代史。王先生先后受聘為秘魯國立庫斯科大學名譽教授、德意志考古學研究院通訊院士、日本亞洲史學會評議員（常務理事）、沖繩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等，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王仲殊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漢唐時代考古學，兼及日本考古學和古代史。多次在河南省、北京、湖南省、陜西省、山西省、河北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四川省各地進行考古調查發掘工作，其成果見于有關的發掘簡報和正式的發掘報告。曾應邀赴埃及、黎巴嫩、敘利亞、蘇聯、越南、阿爾巴尼亞、伊朗、秘魯、墨西哥、美國、日本、韓國等外國進行訪問考察，在大學講學或出席國際學術討論會作專題講演；歸國后撰作訪問記或有關的論文，在美國出版由講學的講義編成的專著，在日本則發表歷次討論會上的許多演講稿，分別編成專書出版。王仲殊先生于2015年9月24日去世。
人物生平
王仲殊于1925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寧波市，中華民國時期。他的父親是一位高中漢語老師，也在中國最古老的圖書館之一——天一閣工作。受父親的影響，王仲殊精通古代中國文學和歷史。在日本侵華期間，他被迫逃離家鄉成為難民，并在逃亡中完成了中學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王仲殊于1946年被中國幾所頂尖大學錄取，選擇進入了自己家鄉浙江省的浙江大學，在那里師從歷史學家譚其驤，擅長中國歷史和日語。1949年，共產黨贏得了國共內戰并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大學正在新政府的重組中，根據譚其驤的建議，王仲殊決定轉入北京大學。1950年7月自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同年8月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師從夏鼐，該研究所的副所長，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1978年以來，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6年被授予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稱號。1982年接替夏成為所長，并一直任職到1988年。曾任《考古學報》和《考古學集刊》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編委會副主任兼《秦漢考古》主編，又任《辭海》編委會委員兼分科（考古學）主編。1988年至1998年任第7、第8兩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王仲殊先生說，研究考古學，包括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學，一定要寫作學術上有所創新的論文，而寫論文的關鍵在于選題。題目選定了，論文就等于完成了一半。但是，選題應具備下列3個最主要的條件，缺一不可：（1）這個題目在考古學上是有重要或比較重要的意義的；（2）別人沒有做過這個題目，或者雖然做過，但論述不夠充分、全面，甚至論點有誤；（3）本人掌握的資料齊全，有能力寫作以此為題的論文。這樣，除了熟悉屬于最基本的考古調查發掘和古代文獻記載的書籍以外，應當廣泛閱讀中國和外國學者的許多著作，包括及時檢閱國內、國外有關刊物上發表的各種新發現的報導及新的相關論述，才可為自己的論文選題找到線索和可靠的依據。
成就
王仲殊先生的職業生涯是在重要歷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1950年10月，他在河南省輝縣參加了他的第一次重大考古發掘，重點研究夏鼐指導下的漢代墓葬。從1956年到1962年，他是長安漢都的主要考古學家。1964年，王仲殊負責了吉林敦化的渤海墓葬和黑龍江省寧安的渤海都城上京龍泉府的發掘。他對渤海項目的發掘報告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和郭沫若中國歷史獎。他的其他重大發掘項目包括長沙市和滿城的漢墓。在滿城區，他發掘并研究了中山靖王和王妃的墓葬。1973年訪問秘魯時，被授予秘魯國立庫斯科大學名譽教授。197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華盛頓州立大學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講授漢代考古學，英文講稿以Han Civilization（《漢代文明》）為題，由耶魯大學出版(1982)。1988年受聘為德國考古學研究院通訊院士，1990年以來被選為日本亞洲史學會常務理事，1996年獲福岡縣亞洲文化獎大獎。
研究方向
作為重要的研究成果，王仲殊先生還有《沂南石刻畫像中的七盤舞》《漢長安城宣平城門的發掘》《漢潼亭弘農楊氏冢考略》《說滇王之印與漢委奴國王印》《關于日本高松冢古墳的年代和被葬者》《關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再論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條的釋讀》《論所謂倭面土國之是否存在》《關于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的問題》《景初三年鏡和正始元年鏡的銘文考釋》《關于吳晉時期的佛像鳳鏡》《吳縣、山陰和武昌》《“青羊”為吳郡鏡工考》《“黃初”、“黃武”、“黃龍”紀年鏡銘辭綜釋》《關于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銘盤龍鏡》《試論鄂城五里墩西晉墓出土的波斯薩珊朝玻璃碗為吳時由海路傳入》《論日本古代都城宮內大極殿龍尾道》《論漢唐時代銅錢在邊境及國外的流傳》《論日本的“仿制三角緣神獸鏡”與所謂“舶載三角緣神獸鏡”的關系》《論洛陽在古代中日關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試論唐長安城大明宮麟德殿對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宮殿設計的影響》《關于中日兩國古代都城、宮殿比較研究中的若干基本問題》《論琉球王國“萬國津梁之鐘”的制作地問題》《試論唐長安城與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東半城（左京）為更繁榮》等獨著的考古學和古代史論文共約100篇。
王仲殊先生認為，中國考古學的成就表現在各個方面，歸根到底，則是在于田野調查發掘工作中的許多重要發現。這就要求我們在調查發掘中不斷改進工作方法，提高操作質量。特別是要本著高度負責的精神，認真研討、考究，乃至運用必要的科學技術手段，對出土的遺跡、遺物進行整理、測定、分析，在此基礎上及時完成調查發掘報告的編著，并開展進一步的學術研究。他指出，考古學研究要充分結合文獻記載，在歷史時代考古學的研究中尤其如此。中國古代文獻浩如煙海，自當按各人的專業需求，擇要閱讀。要緊的是必須懂得文獻史、目錄學等，以便在繁多的古籍中尋求確切相關的記載，加以考核。在引用文獻記載時，務必實事求是，力求準確，不可斷章取義，切忌牽強附會。
王仲殊先生深切地體會到，古代中國境域遼闊，人口眾多，歷史久長，文化發達，與周邊鄰近地區關系密切，與遠方的外國多有交往，這就使得作為世界考古學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考古學有著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宏偉壯觀的規模。正是由于中國的考古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才使現今的世界考古學得以具備比較完整、充實的體系。他說，無庸置疑，中國是考古學大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學者都在研究中國考古學，這當然是好事。中國學者在研究本國考古學的同時，也應適當地研究外國考古學，其中包含中外交流考古學。這樣，我們的國家更能稱得上是真正的考古學大國。他強調指出，中外交流考古學不限于以中國境內發現的有關遺跡、遺物為研究的依據，也要以外國境內發現的遺跡、遺物為論述的對象，在研究過程中皆須參證中國和外國的文獻記載。中國學者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學，其優勢在于通曉中國考古學，但也須熟知相關的外國考古學。對此，懂得外國的語言是必要的前提。
主要論文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
王仲殊.中國知網.2024-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