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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蔣偉，字冰之，又名蔣煒、蔣瑋，筆名彬芷、從喧等，出生于湖南常德，原籍湖南省安福縣（今臨澧縣）。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畢業于上海市大學中國文學系。

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臨，自幼入當地教會學校受初等教育。受五四學潮影響，1922年到達上海并進入中共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后又進入上海大學，接觸了茅盾、陳獨秀、瞿秋白、劉少奇等早期共產黨人。1927年底，丁玲在《》上發表首部作品《》，次年完成代表作《》后，丁玲因此一舉成名。其后兩年又陸續出版了三部小說集。1929年，丁玲在上海與他人合辦《紅黑》雜志，次年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完成了第一部長篇小說《韋護》。1931年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1933年，丁玲被中國國民黨特務綁架，監禁于南京，期間多次逃跑均未成功，直至1936年9月，丁玲在共產黨的幫助下逃離南京，奔赴陜北地區，成為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位知名作家。1940年到達延安市后，丁玲創作了《彭德懷速寫》《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新的信念》等許多思想深刻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后，丁玲走文藝領導崗位，先后任《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長、《人民文學》副主編等職。從1955年開始，丁玲不斷地遭受到各種批判和斗爭，1958年被發配到黑龍江省農場，在文壇消失二十年之久。直至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壇，先后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并多次出訪歐美諸國。丁玲在晚年寫出了《魍魎世界》、《風雪人間》等100萬字的作品，創辦并主編《中國》文學雜志，培養青年作家。1984年，中央組織部頒發《關于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徹底推倒多年來強加給她的一切不實之詞，肯定她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歲。

丁玲一生著作豐富，代表作有《》《在黑暗中》《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我在霞村的時候》等，其中《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被譯成十多種外文，在各國讀者中廣為傳播，并榮獲“斯大林文藝獎”，為中國新文學贏得了國際性聲譽，也是中國唯一獲得過約瑟夫·斯大林文學獎的女作家。日本學界對丁玲的研究起步早、水平高、成就大，即便在1957年丁玲遭受批判期間，日本對她的研究介紹也未中斷。丁玲去世后，成立有中國丁玲研究會，由該會組織、推動丁玲及其文學成就的研究，促進國際進步文化交流。1987年由原常德市地區文聯和北大荒文聯共同發起丁玲文學獎，該獎從第十一屆開始，由常德和北大荒兩地評選走向全國，丁玲紀念館于2014年10月12日正式建成開館。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于湖南常德，祖籍在臨澧縣。出生在一個已經走向沒落的被稱為“安福蔣家”的大家族。父親蔣保黔在丁玲四歲時英年早逝；母親余曼貞在丈夫去世后，帶著丁玲到常德市、長沙市等地求學讀書，丁玲5歲時進入母親所在的常德女子師范學校的幼稚園。

1912年，常德女子師范學校停辦，丁玲隨母親乘船前往長沙，在長沙讀小學二年級，課余常到師范部玩。10歲時，母親入桃源縣女子小學教授體操，丁玲留在長沙，寄宿在第一女子師范幼稚園，由母親的好友陶毅、向警予等代為照料。不久后丁玲也進入桃源縣女子小學。1915年回到常德入女子小學，課余閱讀了大量書籍。

1918年夏，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預科，語文教員陳啟民鼓勵丁玲多寫。丁玲在他的影響下，閱讀《新青年》《新潮》等作品。次年春，“五四”運動波及桃源縣。丁玲和同學一起，參加呼應北京市“五四運動”的游行和講演，并到“貧民夜校”擔任“小先生”。同年秋，丁玲轉入長沙長沙市周南中學讀書，得到新民學會會員、進步教師陳啟民先生的教育熏陶，讀了許多新文學作品。1920年參加反對軍閥趙恒惕運動，在省政府門前示威，包圍教育廳。1921年夏，丁玲為抗議校方無理解聘陳啟民先生，與其他進步同學一起退學，并組織暑期補習班補習功課，之后轉入長沙岳云男子中學。

1922年，受到“五四運動”思潮的影響，丁玲和好友王劍虹一起奔赴上海市，進入了中共在上海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后又進入上海大學，接觸到了包括茅盾、陳獨秀、瞿秋白、劉少奇、李達、邵力子等早期共產黨人。1923年，經瞿秋白等人介紹，進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1924年，好友王劍虹去世，丁玲即不愿再留在上海，時魯迅正在國立北京大學任教，丁玲決心由滬赴北京，還曾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

一作成名

丁玲于1927年底在《》上發表首部作品《》，次年完成代表作《》后，大家被她的文采所震驚，丁玲因此一舉成名。接著在兩年時間內出版了《在黑暗中》，《自殺日記》，《一個女人》三個小說集。這些作品題材內容不盡相同，思想藝術水平有高有低，但都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一種在黑暗中尋找光明，在苦難中尋求出路的社會反叛情緒和社會批判意識。1929年，丁玲與胡也頻、沈從文在上海合辦《紅黑》雜志。第二年，丁玲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時完成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后以《1930年春上海之一》和《1930年春上海之二》作為參加左聯后向讀者的獻禮。并在“左聯”黨團書記馮雪峰的邀請下，于1931年擔任了“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成為魯迅旗下一位具有影響力的左翼作家。同年還出任了左聯黨團書記。第二年，丁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被捕營救

1933年5月，丁玲的愛人馮達告訴丁玲他們的住所可能被特務盯上了。同月丁玲與潘梓年在上海昆山花園路7號寓所遭到中國國民黨特務綁架，拘禁在南京，與馮達同居一室。上海地下黨開展了營救丁玲與潘梓年的活動。由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出面，組織了丁潘營救委員會，并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向國民黨要人，并且登報聲明。上海市各報刊刊登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導人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楊杏佛、胡愈之簽名發出的營救電報。5月31日晚，丁玲被轉押至王公館。馮雪峰與陳望道、蔡元培、魯迅、胡愈之、林語堂、葉圣陶等182名知名人士又聯名向當局呼救，帶頭的有柳亞子、魯迅、楊杏佛等人，營救工作又以楊杏佛出力最大。李達的愛人王會悟是丁玲的好友。一切商議都在陳望道的好友李達家中進行。馮雪峰、樓適夷他們聯系請外籍記者伊羅生和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寫報道，發消息給上海市的西文報紙和國外其他刊物。同時，為了對付中國國民黨矢口否認的行為，還特意想把丁玲的母親從湖南省接來上海，準備向法院正式起訴。6月15日，《時事新報》記者訪問了蔡元培與楊杏佛二人，楊杏佛表示援救團尚未成事實，三天后，積極參與營救的楊杏佛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丁玲曾想越墻逃跑，未成功。想上吊自殺，又被馮達救下。10月上旬，丁玲與馮達被解往莫干山，與一對監視她的“夫婦”同住。曾想伺機逃走，未成功。12月月末，丁玲被帶回南京，軟禁在特務曹功錦家，不許走出大門。

1934年3月，曹功錦帶回消息，要把丁玲母親接來，給丁玲自由；4月上旬，丁玲母親偕蔣祖林及一女傭抵達南京。次日丁玲搬出曹宅，遷至明瓦廊，后又遷至螺絲轉彎，在這兩處住四個多月，仍處于中國國民黨的監視中。同月得知馮達供出了自己的房子后，丁玲聲明自己即與馮達脫離兩性關系；10月3日，丁玲生下女兒蔣祖慧。1935年春，丁玲為了遠離國民黨的監視，借口城外空氣好，想搬去鄉下住。經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左恭介紹，遷至中山門外苜園44號，仍與姚蓬子一家為鄰。馮達住后邊的灶屋。同年7月患傷寒，至年底痊愈，慢慢開始計劃逃離。

1936年秋天，丁玲在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了國民黨的囚禁，立即奔赴中共中央所在的陜北革命根據地，成為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中共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歡迎。丁玲的到來，給陜甘寧抗日根據地的文藝活動增添了新鮮的血液。在中央蘇區，丁玲歷任中國文藝協會主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陜甘寧邊區文協副主席等職務，創作出《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等許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在毛澤東延安市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的鼓舞下，用文藝形式積極反映共產黨，解放軍以及人民群眾的斗爭生活。

革命文藝

到陜北蘇區后，丁玲建議成立文藝俱樂部，組織文藝愛好者創作作品，開展活動，得到毛澤東、張聞天等領導人支持。開始籌備成立文協組織。1936年11月15日，丁玲召集座談會，與伍修權、徐特立、徐夢秋、李克農、李伯釗等34人正式發起成立中國文藝工作者協會，并召開第一次籌備會；22日上午9時，中國文藝協會在保安舉行成立大會。這是黨領導下成立的第一個文藝協會組織。丁玲帶領協會成員編定了中國第一部大型革命回憶錄《二萬五千里》。1937年8月，中央軍委委托中宣部成立西北戰地服務團(簡稱西戰團)。丁玲任西戰團主任，隨八路軍前往晉北前線工作。同年10月，周恩來指令丁玲兼任西戰團黨支部書記，其后在各地進行文藝活動。1940年10月19日，延安市舉行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大會；同日，丁玲、舒群、蕭軍發起成立延安文藝月會。1941年初，文藝月會的會刊《文藝月報》創刊，丁玲、蕭軍、舒群輪流主編，共17期，次年9月終刊。在延安，丁玲創作了《彭德懷速寫》《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新的信念》《夜》《我在霞村的時候》等作品，是解放區文學的重要收獲。

1942年，丁玲創作的報告文學《田保霖》等作品，受到毛澤東同志的肯定和贊揚。抗戰勝利后，經中央辦公廳批準，丁玲、楊朔、陳明等組成“延安文藝通訊團”擬赴東北地區；1943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丁玲到中央黨校一部參加整風學習和審干運動。次年4月，丁玲離開中央黨校，調至延安南門外的陜甘寧邊區文協，專職寫作，不擔任行政職務。1945年底進入晉察冀，因交通受阻，滯留張家口市；次年赴懷來縣、涿鹿縣等地參加土地改革運動，1948年，丁玲以中國土地改革運動為題材寫成著名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新中國成立后，丁玲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領導中央文學研究所，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文學事業培養新生力量。她當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還是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的理事。作為中國作家和中國婦女的一名代表，丁玲為保衛世界和平，發展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誼，積極地活動著。事務纏身，但她仍然沉湎于創作。

晚年生活

1955年和1957年，丁玲兩次遭受極“左”路線的殘酷迫害，被錯誤地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被下放到黑龍江墾區（現今湯原農場）勞動改造12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又深受迫害被關進監獄5年。1975年春，丁玲獲釋后被安排到山西省農村。她和丈夫陳明將補發的工資捐獻出1萬元，用于農村生產建設。1979年，丁玲獲得平反回到北京，立即投入到文學事業中，她不顧體弱多病，寫出了《魍魎世界》《風雪人間》等100多萬字的作品。在《世界》中，她回憶了自己被中國國民黨特務機關綁架并囚禁于南京的經歷。丁玲還創辦并主編《中國》文學雜志，同時培養青年作家。1984年，中央組織部頒發《關于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徹底推倒多年來強加給她的一切不實之詞，肯定她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歲。

個人作品

主要作品梗概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1948年，丁玲完成了著名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部小說以第一次土地改革為主要背景，深刻而生動地反映了中國農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發生的巨大變革。

莎菲女士的日記

該作品對女大學生莎菲的愛情心理做了真實剖析。莎菲內心燃燒著愛的渴求與被愛的希冀。她有兩個追求者:葦弟和凌吉士。前者可靠而不可愛，后者則可愛而不可靠，而且靈魂卑瑣。莎菲猶疑、焦灼、苦悶，為了從自然欲望與精神追求的矛盾中解脫，她決計搭車南下求學，開始新的尋覓。這篇作品以女性的真切體驗，細致入微地剖露女主人公的心曲，筆致潑辣而直率，在表現個性解放的青年女子的情愛矛盾心理上具有典型性。展現出女性的生存環境、生存感受以及女性獨特的話語方式。

創作特點

早期創作特點

從丁玲發表首部作品《夢珂》（1927年）到中篇小說《水》的問世（1931年），這段時間是其創作思想形成的最初時期。這時，丁玲的創作思想除了受五四時代潮流和個人生活經歷、家庭的影響外，在文學上她受到了西方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中國較早成立的文學團體“創造社”的影響。這一時期，丁玲的創作思想主要有兩個特點。

丁玲在《我的創作生活中》曾經說過：對社會的不滿，無處訴說，只有提起筆，用筆來給社會做個分析。是社會逼著她開始創作，在她初期的作品中必然充滿著對社會的憎恨。《夢珂》的出現透明地反映出那個時代新的知識女性的苦悶及其向前追求的力量。《莎菲女士的日記》是《夢珂》的進展，莎菲形象也是夢珂形象的進一步發展。隨后丁玲又發表了短篇小說《在暑假中》《阿毛姑娘》，這些作品中她塑造了幾個現代都市知識女性的形象，作品中描寫了大都市的繁華和陰暗，以及大革命失敗后的窒息，感受到作者的孤獨與憤懣。在舊社會，特別是五四狂飆時代，婦女問題已作為一個突出的問題擺在社會面前。可是在中國封建專制面前，這一問題卻得不到解決。丁玲面對這一現實，大膽地干預生活，從婦女解放，婦女爭取自由開始，大膽地諷喻社會，深刻地批判社會。

由于五四運動和家庭的影響，在丁玲身上“掩藏著一強高傲的氣質”（丁玲語）。這一切都較明顯地表現在她早期作品中。她的創作思想另一面就是表現自我，表現強烈的個性要求，作品中充滿了“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和創傷的女性的絕叫”（茅盾）。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有著很強的追求精神的，追求的是以自我意識為基礎的個人的解放和自由。這正反映了五四時代的階級特征，被五四運動所喚醒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大革命失敗后的黑暗中，感到無望，而又不倦追求的悲劇處境。她們只有極強的感受性，沒有堅強的抗斗意志。但是她們的這種毫無目標的追求，也表現出了她們不向惡勢力妥協，不向社會現實投降的小資產階級靈魂的倔強性。其反叛精神，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繼承了五四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

中期創作特點

從1930年到1942年，丁玲的創作思想顯著地發生了變化，開始向無產階級立場過渡，革命者作為主人公出現在丁玲作品中，丁玲的作品明顯地一改過去的細膩、清靜，單線索、單層次的心理描寫手法，而出現了多層次的去描寫一群人的心理，反映群眾的生活、疾苦和心理，并且還注意到結合時代和環境來表現人物，把個性溶入到共產黨的集體利益與意志當中。

加入左聯后

1930年加入中國左派作家聯盟后，丁玲的創作思想顯著地發生了變化，開始向無產階級立場過渡，同時也發展了她的現實主義筆法。丁玲曾說：“我也不愿寫工人農人，因為我非工農，我能寫出什么內容，我覺得我的讀者大多數是學生這一方面，以后我的作品的內容仍想寫關于學生的一切。”這時期她創作了長篇小說《韋護》，取材于丁玲所熟悉的知識分子題材。《韋護》在1920—1930年代的丁玲小說中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它既含有丁玲早期《在黑暗中》里的浪漫蒂克的情調，也存在后期她向左轉以后革命小說、普羅小說的特征。另外，革命者作為主人公出現在丁玲作品中，丁玲大膽地歌頌了他們為革命的獻身精神和忘我的工作態度。

丈夫遇難后

1931年2月胡也頻遇難后，丁玲的創作特點，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以《水》為代表的表現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表現他們的苦難、搏斗、反抗和斗爭。丁玲寫作內容由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苦悶、掙扎，轉向農村田園生活的歡快和廣闊。對于新題材的突破是應當肯定的。在它出現之前，左文壇還沒有出現過反映農民強烈求生意識和團結一致的巨大力量的作品。它既是左翼文壇，又是丁玲創作思想的一大突破。其次，丁玲反映工廠工人題材的小說的出現，使其創作思想更加豐富，藝術手法更趨成熟。短篇小說《夜會》《法網》等，以鮮明的無產階級傾向，描繪出三十年代工人生活的真實畫面。再次，由于創作題材的改變，給丁玲創作思想帶來一個新的內容，以新的形式，新的創作手法去反映新的思想內容，這是丁玲這個時期創作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些題材的作品明顯地一改過去的細膩、清靜，單線索、單層次的心理描寫手法，而出現了多層次的去描寫一群人的心理，反映群眾的生活、疾苦和心理，并且還注意到結合時代和環境來表現人物。

加入共產黨后

丁玲的內心始終有著對文人氣息的厭惡情緒和對實際革命工作的熱烈激情。1932年，在成為共產黨員之后，丁玲的戰斗意識遠在作家意識之上。丁玲是延安市和整個解放區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她的《一顆未出膛的槍彈》，被認為是延安最早的小說。1942年之前，她創作的短篇小說《東村事件》《心的信念》《入伍》《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等展示了抗戰時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入沿岸地區的真實生活情境。《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時候》兩個短篇小說，就是通過兩代婦女遭受日本侵略軍的侮辱，揭露和鞭撻了侵略者的暴行，反映了解放區人民在苦難中的覺醒和成長。《我在霞村的時候》帶有“類報告文學”特征，文體模糊性與人物塑造的矛盾性都構成了小說意義指向的不確定性，背后隱藏的是丁玲在“知識人”與“革命者”之間搖擺的自我認同困境。在1937年創作了獨幕話劇《重逢》后，丁玲開始真正地認識自己，改造自己，磨礪自己，改變了敏感而脆弱的情緒，把個性溶入共產黨的集體利益與意志當中。

晚期創作特點

1942年，毛主席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確定了文藝作品要為工農兵服務的主旨。學習《在延安市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后，許多作家和知識分子對自己以往的創作進行了反思，并且開始深入根據地了解群眾，以求創作出符合新時代標準的文藝作品。在這樣的背景下，丁玲的創作也開始出現了大量工農兵元素。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前丁玲的創作思想主要反映人民的抗日要求和情緒，歌頌抗日英雄以及事跡。《田保霖》問世后，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說丁玲寫《田保霖》是工農兵的開始。”通過對戰爭側面的描寫，控訴了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惡和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中共中央于1946年發布了“五四指示”，丁玲作為晉察冀土改工作隊的成員，在桑干河兩岸的懷來縣和涿鹿縣參加了兩個月的工作，因此參與了涿鹿縣溫泉屯土改的全過程，對基層斗爭有了更深的了解。結束這里的工作后，丁玲便構思好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故事，創作了代表她創作最高水平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在晚期創作的小說中不僅僅反映了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而且反映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其中描寫的人物，一般都能把人物內心矛盾作為客觀現實矛盾的反映來描寫，因此大都不把人物性格的發展脫離事件與客觀的矛盾斗爭而孤立地表現，這樣就完全遵循了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與丁玲早期孤立地、靜止地描寫小知識分子性格，刻劃他們的形象迥然不同。《太陽照在桑千河上》在藝術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體現了丁玲的藝術創作主張。

人物關系

家庭關系

文壇師友

魯迅

丁玲在上海時加入了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作家聯盟，她希望自己也能像魯迅一樣通過自己手中的筆來參與革命。1931年，在馮雪峰的引薦下，丁玲第一次正式到魯迅家中拜訪。自此以后，丁玲與魯迅的來往逐步密切。丁玲被中國國民黨當局秘密逮捕后，魯迅與國內進步人士多方奔走，全力營救。當聽聞丁玲被國民黨反動派關押到南京并遭殺害的謠傳后，魯迅作《悼丁君》一詩，并致函友人曹聚仁，要求在他編的《濤聲》雜志上發表《悼丁君》，魯迅書寫舊體詩，大都用來贈送友人，而主動交報刊要求發表的，唯這一首。1936年，丁玲在共產黨的營救下，得以離開南京，其中就有魯迅的功勞，是魯迅把丁玲的消息告訴了馮雪峰。不久聽聞魯迅病逝，丁玲以魯迅《悼丁君》詩中的最后三字“耀高丘”為名發了一首唁函。

向警予

1913年，丁母因經濟困難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給結拜姐妹向警予照看，向警予“帶兩塊糕，一包花生”或是“帶一兩個故事”溫暖丁玲“幼稚的寂寞的心靈”。后來，丁玲隨母親轉到常德女子小學，向警予把她在長沙市聽到的、看到的、經歷過的種種新聞、新事、新道理，把個人的抱負都講給丁玲母親聽，丁母“如饑似渴地把她講的這些，一點一滴都吸收過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并拿來教育丁玲和她的學生。一定程度上，丁玲是接受了向警予的革命思想啟蒙。丁玲認為向警予“堅韌不倦的革命精神”總在感召著她。

胡風

丁玲與胡風的關系非常密切，二人于1932年的冬天相識，當時剛留學歸來的胡風由于早就拜讀過丁玲的作品，對她的作品評價很高，兩人可以稱得上是一見如故。隨后在1936年7、8月左右，丁玲正被國民黨政府軟禁，在馮雪峰的安排下，她回上海市暫居，在此期間全由胡風與梅至夫妻二人接待，二人體貼周到，給予了丁玲極大的安慰。不久后，丁玲又重回南京尋求正當身份釋放的機會未果，絕望之下又寫信給胡風，讓他向馮雪峰傳達求救信息。這段患難之中的幫助使得丁玲非常感激與信任胡風，因此，在80年代，胡風回北京后丁玲也對他多加照顧。1982年胡風回到北京，被安排與丁玲成為鄰居，丁玲與陳明多次前往探望當時身體與精神狀態都不佳的胡風。1984年下半年丁玲創辦《中國》雜志，想請四位德高望重、在文藝界有影響力的老作家當顧問，選擇的是周揚、葉圣陶、冰心、胡風四位，可見丁玲對胡風的才華與能力也是十分看重的。

王劍虹

丁玲在湖南桃園第二女子師范預科學習時結識了王劍虹。在王劍虹影響下，丁玲開始參加學生會工作，游行、開講演會、教夜校課。隨后，在王劍虹動員下，兩人相伴前往上海平民女子學校學習。在這里丁玲接受了高語罕、邵力子、陳望道、茅盾、陳獨秀和李達等人的教育，參加到演講、募捐、愛國者追悼會等活動中去，通過理論學習進一步激發起強烈的政治情感。王劍虹是丁玲摯友，又是思想引領者，讓丁玲在求學生涯中廣泛接觸革命思想和活動。丁玲也曾提到自己在思想興趣方面受過王劍虹很大的影響，如“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對人生的狂想，對世俗的鄙視”。

人物評價

毛澤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孫樹勛：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現，她的影響，她的吸引力，對當時的文學青年來說，是能使萬人空巷的，舉國若狂的。這不只因為她寫小說，更因為她獻身革命。?一顆明亮的，曾經子夜高懸，幾度隱現云端，多災多難，與祖國的命運相伴隨而終于不失其光輝的星，殞落了。

作家王蒙：她并非像某些人說的那樣簡單。在全國掀起張愛玲熱的時候，我深深地為了人們沒有紀念和談論丁玲而悲傷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個后輩作家和曾經是丁玲忠實讀者的身份，懷著對天人相隔的一個大作家的難以釋然的懷念和敬意，為丁玲長歌當哭。

陳子善：丁玲能在作品中提出女性的地位。

林賢治：一個具有巨大的文學才能而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個未及完成卻因意外打擊而幾近碎裂的作家，一個忠實于文學事業并為之苦苦掙扎奮斗的作家。

美國學者加里·約翰·布喬治：丁玲的文學創作是獨特的，它們不只是作家個人生活的描述，而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可以說，她的文學作品是本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國文學發展和演變的范例。?

作家湯素蘭：她是堅韌不拔的女性作家。她的人生、她的寫作，對女性的成長都很有啟迪意義。

學者李兆忠：丁玲的人生之路和文學之路都充滿了坎坷，從一位受到西方啟蒙主義影響的作家，到革命作家，再到后來屢經大難，文學之路幾乎斷絕，她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她的一生，折射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艱難歷史。

評論家中島碧：丁玲是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中孕育，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低潮的混沌中開放的花朵。

后世紀念

中國丁玲研究會

1986年6月5日，在丁玲逝世三個月后，由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湖南師范大學、遼寧師范大學、湘潭大學等單位發起籌備的全國性學術團體中國丁玲研究會在常德市正式成立。該會先后在西安市、佳木斯市、常德桃花源、長治市、延安市、丁玲家鄉臨澧縣、上海市、廈門、北京等地主辦多次全國和國際丁玲學術研討會。組織、推動丁玲及其文學成就的研究，促進國際進步文化交流。

丁玲文學獎

1987年3月，原常德地區文聯和北大荒文聯共同發起丁玲文學獎，是原中共常德地委批準成立的文學獎項，旨在獎勵和推出體現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優秀作品。該獎項每三年一屆，評獎范圍為常德地區和北大荒作家公開出版的各類文學專著，前十屆共獎勵文學專著480部。從第十一屆開始，丁玲文學獎從常德和北大荒兩地評選走向全國。

丁玲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活動

丁玲同志誕辰11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在丁玲家鄉湖南常德舉行。2014年10月11日，丁玲兒女蔣祖林、蔣祖慧攜家眷一行6人踏上故土，將從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帶回的丁玲骨灰，安葬于常德丁玲公園。與骨灰一同回歸的，還有丁玲的一本書、一套衣服。書是1952年一位蘇聯詩人送給丁玲的，上面寫著“送給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天才作家斯大林獎金獲得者丁玲”。

丁玲紀念館

該館于2014年10月12日正式建成開館，位于武陵區紫菱路1818號，是常德市文化旅游廣電體育局直屬的正科級事業單位。紀念館基本陳列展覽《丁玲生平與創作陳列展》以“飛蛾撲火”“魯迅旗幟下的斗士”“纖筆一支誰與似”“為了新中國的文藝繁榮”“春蠶到死絲不斷”“丁玲不死”六個篇章，800余幅丁玲同志生平相關圖片、豐富歷史文獻資料、360余件相關文物以及大量歷史影像資料的展示，充分展現了丁玲同志一生光輝的歷程及為黨和新中國文化建設所作的貢獻。

社會活動

1937年6月18日，在中國文藝協會召開的馬克西姆·高爾基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上，丁玲報告紀念會的意義和高爾基生平。當晚舉行紀念晚會，陳明在話劇表演《母親》中扮演伯惠爾(伯夏)，丁玲對他的表演留下深刻印象，后來一直把“伯夏”作為對陳明的愛稱。

1938年9月11日，丁玲參加在邊區文協舉行的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敵聯合會成立大會，在會上發言，并當選為執委，會后還即興表演小節目。同月18日，丁玲出席在延安南門大操場舉行的“九一八”七周年紀念大會，被推舉為主席團成員。

1951年6月，丁玲響應抗美援朝戰爭總會的號召，捐款1200余萬元(舊幣)。

1951年，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的號召發出后，向全國文聯提議，號召全國文藝工作者為宣傳抗美援朝積極創作，踴躍捐獻飛機大炮，爭取短期內文藝界至少捐獻一架飛機，丁玲捐獻500萬元。

1940年10月19日，延安舉行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大會，丁玲與舒群、蕭軍發起成立延安文藝月會。

1952年6月，丁玲作品《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蘇聯約瑟夫·斯大林文藝獎金，丁玲將二等獎獎金共5萬俄羅斯盧布全部捐給了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兒童福利部。

1975年春，丁玲獲釋后被安排到山西省農村。她和丈夫陳明將補發的工資捐獻出1萬元，用于農村生產建設。

人物軼事

與沈從文反目

丁玲和沈從文都是湘西人，1925年的春天，他們邂逅于北京。當時，丁玲與胡也頻生活在一起，很快他們三人就成了好朋友。1931年胡也頻宣傳革命思想被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于上海龍華。當時沈從文對丁玲熱情相助，關懷備至。1931年丁玲與馮達同居后他與丁玲失去了聯系。丁玲覺得沈從文對胡也頻等左派作家的評價有失公允，違背了歷史的真實；她還對沈從文在作品中以低級趣味描繪他們的生活非常惱怒，丁玲認為沈從文用含混的語言混淆視聽描述他們之間的生活，無異于往她的身上潑污水。丁玲還聽說她被捕后，沈從文不敢出面營救她的傳聞。從而得出沈從文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的結論，挫傷了她與沈從文幾十年的情誼，由誤解而反目，導致二人在晚年分道揚。

李自成的后裔

清朝初年李自成兵敗后，禪隱于湖南石門縣夾山靈泉寺為僧，為“奉天玉和尚”，他將一幼子過繼給了蔣家，即為丁玲的先祖。據蔣祖林、李靈源在《我的母親丁玲》一書中說，《安福縣志》載，從丁玲上溯九代的蔣其魁，是一個蔣家從山中拾來的孩子，極有可能就是李自成的那個幼子。全國解放后臨澧蔣家曾將一批祖傳的文物上交國家，經鑒定都是明代的宮廷器物。此說有爭議，尚待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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