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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1900年6月26日-1972年7月23日），字挺，浙江浦江人（今屬浙江蘭溪市）。中國現代作家、學者、記者。

1921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到上海市教書，后任上海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并從事寫作，以散文創作立足文壇。20世紀30年代初主編《濤聲》《芒種》等刊物。1937年抗戰開始，從書齋走向戰場，任中央通訊社戰地特派記者，曾采訪淞滬會戰、臺兒莊大捷及東南戰場，并主持《正氣日報》編務。抗戰勝利后回上海，在大學任教，并從事報刊新聞工作。1950年到香港，為多家報刊撰寫專欄文章，并參與主辦《循環日報》《正午報》。1956年后，為國共和談之事頻頻北行，密商兩岸和平統一事宜。1972年病逝于中國澳門。

曹聚仁不僅在文學、新聞上有成就，在國學、哲學、教育學、戲曲學、紅學、傳記文學等領域也有很高的成就。曹聚仁既是著名的教授、作家、學者、記者，更是一位以身報國的偉大愛國主義者。他逝世后，周總理為曹聚仁蓋棺論定，稱得上是“愛國人士”，并親自為其擬寫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之墓。”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0年，曹聚仁出生于浦江縣南鄉蔣村（今屬浙江蘭溪市）。曹聚仁天生聰慧，幼承父訓，先讀私塾，后轉到育才學堂就讀。他3歲始讀《大學》，4歲讀《中庸》，5歲讀《論語》《孟子》，6歲動筆，7歲背誦《詩經》。

1915年，曹聚仁考入杭州師范大學；五四運動中任學生自治會主席，主編《浙江新潮》。五四運動時，杭州一師成立學生自治會，他被推舉為學生自治會主席，和宣中華、馮雪峰等領導了著名的“一師風潮”。

三尺講臺

1921年畢業于浙江省第一師范學校，在報考武昌高師時因患瘧疾未完整參加考試，便乘船至上海市開始闖蕩。他先后任教于上海藝術專科學校、暨南大學等校。次年到上海創辦滄笙公學，并在愛國女中任教，于《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長期撰稿。1923年5月，與柳亞子等人成立“新南社”，并成為章太炎入室弟子。同年，他成為一名年輕的教授，先后在復旦大學、大夏大學、路礦學院、中國公學、持志大學等校任國文或歷史學教授。1927年秋，曹聚仁應單不庵的邀請赴杭州市，在浙江圖書館西湖分館擔任了一年的館員；在那里主要整理、補充文瀾閣的《四庫全書》。

戰地記者

1931年8月在上海創辦《濤聲》雜志，刊行四五期以后，刊物進行了重新包裝，刊頭圖案是一只烏鴉，取其報憂不報喜之意。1932年1月28日夜，日軍突襲上海閘北，曹聚仁被迫遷往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園坊107號居住。在此期間他一邊在復旦大學、大夏大學等大學執教，一邊堅持揮筆吶喊，為《社會日報》寫社論，為《申報》副刊《自由談》撰稿，再次成為上海望平街的活躍人物，與魯迅等交往甚密。1933年11月20日，《濤聲》被當局以“袒護左翼，誹謗中央”為由下令停刊。次年與陳望道等合編《太白》期刊，任《太白》月刊編委。1935年3月，曹聚仁又與徐庸共同主編《芒種》半月刊，反對以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魯迅主動投稿予以支持。同年，他與鄒韜奮、沈鈞儒等成為抗日救國會11名委員之一。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曹聚仁奔赴戰場，開始戰地記者生活。10月，他進入謝晉元第五二四團駐守的“四行倉庫”，目睹了800壯士英勇堅守的全過程，并作了及時報道，給沮喪的中國人民以興奮與安慰。由于他對淞滬會戰戰場出色的現場報道，不久被中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聘為戰地特派記者。1938年4月7日，曹聚仁率先報道臺兒莊大捷；4月9日，曹聚仁的《臺兒莊巡視記》的長篇報道又在全國各報相繼刊出。次年，曹聚仁應蔣經國的邀請到贛州市創辦《正氣日報》，任總編輯，并成了蔣經國的高參。抗戰期間，他巡游東線戰場江西省、福建省、浙江省等地，寫下了大量的新聞報道、人物通訊和戰地雜感，廣為《東南日報》《前線日報》《大剛報》《立報》《星島日報》等報刊登載。

蝸居上海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論功頒獎，曹聚仁獲得“云麾勝利勛章”。他重新回到上海，過起編報、教書的生活。他起初負責《前線日報》編務，后因國共關系愈加復雜，導致言論、報道無所適從。在1943年春，曹聚仁即與商務印刷館的王云五先生會晤，透露自己準備編寫戰史的計劃。1946年夏天，曹聚仁蝸居上海家中，埋頭撰寫《中國抗戰畫史》，舒選配圖片，半年時間完成編撰工作。1947年5月，《中國抗戰畫史》由聯合畫報社正式印行。

移居香港

解放前夕，《前線日報》社長馬樹禮先生，為曹聚仁全家買好了去臺灣的船票，但他最后還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7月，他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寫信給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復：在海外，也一樣可以為國家出力。同年，曹聚仁在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并主辦《學生日報》《熱風》，還為新加坡《南洋商報》寫特約文章。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應邀回國采訪與商談國事，往返于內地與香港之間。毛主席曾兩次接見他，根據主席意見，讓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張治中將軍、邵力子先生等，與曹聚仁先期商談。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曹聚仁，夜宴于頤和園。關于這次宴會經過，曹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同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三版上，正式向海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聚仁的報道，第一次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口號，在海內外引起強烈震動。同年10月3日下午，毛澤東約曹聚仁進行長談。毛澤東對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論很重視，當曹聚仁說他自己是自由主義者時，毛澤東叫他不妨再自由些。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見了他，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臺的底細，轉告給蔣氏父子。后來他在《南洋商報》發表了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1959年后同林靄民合辦《循環日報》《循環午報》《循環晚報》。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逝世。周恩來總理蓋棺定論稱贊他為“愛國人士”，并指示“葉落歸根”。骨灰送至南京，安葬于雨花臺側望江磯。1998年7月23日，曹雷和曹景行等將父親曹聚仁的骨灰移葬到上海市近郊青浦福壽園，并塑有一尊銅像。

主要作品

編著作品

曹聚仁一生主要著作有《國學概論》《中國近百年史話》《中國文學概要》《書林新話》《文壇五十年》《魯迅評傳》《我與我的世界》《萬里行記》《國學十二講》等80余部，計4000余萬言。

所辦刊物

《濤聲》

《濤聲》是20世紀30年代較為重要的文學期刊之一，它始終以一種特有的姿態游走于左派文學與自由主義文學之間，推崇理性的“烏鴉主義”。在主編曹聚仁的經營下，《濤聲》匯聚了魯迅、陳望道、陶行知等一批文壇名宿，同時涌現了如陳子展、曹禮吾、周木齋、李又然、楊霽云等一批青年作家。

《正氣日報》

《正氣日報》原名《新贛南報》，但曹聚仁認為這個名字不響亮，帶有濃重的地方性，建議改名為《正氣日報》，蔣經國聽從了他的建議。1941年10月1《正氣日報》正式創刊，是時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的蔣經國創辦的一份專員公署機關報。由蔣經國、曹聚仁任發行人，中華正氣出版社出版。《正氣周刊》秉承“反映一切現實問題，指導新中國的出路”的宗旨，并將這一宗旨印在刊物的封面上。

《芒種》

《芒種》創刊于1935年3月5日，徐懋庸、曹聚仁主編。先后由群眾雜志公司、北新書局發行。同年10月5日終刊，共出11期。該刊以雜文和小品文為主，有新語、長篇論文、半月讀報記、國外消息、飛短流長、歷史小品、諷刺小品、瓦釜、隨筆、書評、游記、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寫作、語錄等十八個門類。撰稿人除編者外有魯迅、陳子展、姚雪垠、魏金枝、聶紺弩、李輝英、胡繩等。《芒種》批評現實，剖解時事，借古喻今，繼承了《濤聲》的批判精神和潑辣文風，成為左派文壇中很有影響的刊物。

創作特點

雙重觀照

曹聚仁的散文書寫可以說是一種介于文史之間的邊緣文類，眾多的歷史書寫注定他采用歷史的態度、手法等去觀照文學，于是，他的散文書寫中，往往追求強烈的歷史感、以史家立場和眼光來書寫文學、重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同時，他的散文又充滿著文學氣和書卷氣，這主要表現在隨處可見的引經據典、善于生發聯想并講究敘事技巧、重意境營造和追求畫面美等。

鄉土情結

幼年離開家鄉漂泊在外、晚年客居他鄉的生命體驗使得曹聚仁的筆觸無不投放在農村、故土上，于是，他在散文中便常常以“土佬兒”自居，關注鄉村教育運動，關注各時期農民生活和農村動態，并直抒鄉愁情懷。曹聚仁的鄉土情結絕不是個人的自然萌發，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是來自于親人、師友和游子自身催發的結果。而這個深刻的社會大環境，正是最動亂多變的20世紀的中國。曹聚仁的鄉土情結是有愛有恨的立體情感，它包含了對農村風土人貌的無限懷念，也有著以一種旁觀者眼光批判和解剖的全面認知。然而，曹聚仁的鄉土情結是復雜的，他是“土佬兒”出身，卻一直游離于上海市大都市的繁華市井中，國府政要的浮華圈子里，這種來自城市異文化的擠壓，讓曹聚仁不免產生了抵觸的情緒。在曹聚仁看來，無論是自己的家鄉，還是中國廣大農村，無不呈現著一種魯迅筆下的蕭條、衰敗景象，是一種“混亂”的狀態。而這，正是緣于現代社會、時代政治帶來的沖擊。

情感體驗

情感作為散文的靈魂，是作者精神風貌在文中的直接投射，曹聚仁長期以來矛盾復雜的心態反映在其散文中便形成了多種風格的磨合與較量，主要包括了理性之筆與情感之筆、輕松與沉重、“戰士精神”與“隱士情懷”三方面的交織上，這就使得他的散文沒有傳統作家那種固定的文風走向。

跨界書寫

曹聚仁與傳統散文家很大的一個不同之處便是他同時擁有兩岸的生活體驗，這就注定著他會在無形之中對兩種社會進行關照和對比書寫，一方面，他散文中對北京形象、新中國形象的書寫中建構了烏托邦式的大陸想象，另一方面，他為數不多的關于香港思想環境、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的提及展現的是一個資產階級享樂天堂的香港形象。

主要思想

思想主張

抗戰思想

淞滬會戰時，上海抗戰情緒高漲，但無法傳導到外界，這情形大大妨害了中國的抗戰宣傳。作為記者，他深感中方抗戰宣傳存在嚴重缺陷。他將我軍宣傳不力歸咎于中國的戰時新聞政策。于是，他力促我軍變通了新聞發布制度。淞滬會戰期間，曹聚仁都始終以樂觀的戰況報道鼓舞國人，刻意避免報道對我軍不利的戰局。曹聚仁盡可能在戰地旅行通信中介紹了各地情形，目的在于堅定國人抗敵必勝的信念，主張以持久戰消耗日軍。針對漢奸問題，曹聚仁一面痛斥漢奸“向敵通款”的罪行，一面大聲疾呼加強后方民眾組織工作。他特別強調要組織青年，盡其救國的能力。曹聚仁還以事實揭露日本法西斯主義制造的種種暴行。例如日軍對滬西一帶轟炸造成大量平民傷亡，轟炸或燒毀上海市的學校，以及給上海市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曹聚仁多次強調軍備的重要性，多次以戰地見聞擊碎各種謠言。

批判思想

長期的授課經歷使曹聚仁在寫作現代文壇回憶時，常常采取一種“課室中文藝批評者”的筆法，這種書寫風格不似學術論文那般刻意追求周密的構思、理論的深度和理性的思辨，它的敘述似閑庭信步，隨手拈來，不拘成法，一如課室中和學生從容淡定的娓娓對談，字里行間飛揚著自由靈動的思想，充溢著灑脫誠摯的性情。同時，他在寫作中還善于結合自己的教學體驗，行文運筆注重青年學生或讀者的閱讀趣味和接受。他于20世紀30年代便出版了《文思》《筆端》《文筆散冊》等集子，其創作的歷史小品文不乏諷喻時事、針砭時弊的現實意味。

自由思想

20世紀50至70年代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相較于當時的大陸和臺灣，無論是從政治設防和政治禁忌的角度還是在現實人事方面都具有一種相對自由的文化語境，使曹聚仁在創作現代文壇時能獨抒己見，創作出較少受政治意識形態制約的、相對客觀公正的“見證式"的新文學史；但資料的嚴重匱乏及過于濃郁的商業氣息，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曹聚仁在現代文壇回憶中對學術性的追求。

語言文字主張

簡化字

曹聚仁主張的自下而上的文字簡化改革——“新形聲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很多受過新思想洗禮的人都提倡過文字的改革，來解決漢字的難讀難寫問題，如上文提到過的魯迅先生的“文字羅馬化”，而曹聚仁的“新形聲字”的主張與師從章太炎的著名語言學家沈兼士的“右文說”有異曲同工之處。

大眾語

曹聚仁是中國大眾語運動的發起人之一，20世紀30年代，與上海文藝界眾多好友依托《申報》《太白》等報刊雜志發表文章，表明自己擁護、提倡大眾語的態度和主張。曹聚仁主張語言不僅是知識分子的工具，應由大眾來創造屬于自己的大眾語文學；可以利用方言，發展方言文學，逐漸完成一元的大眾語文學。他主張大眾語從方言中尋找答案，這與當時眾多主張大眾語的學者不謀而合。

人物關系

人物評價

曹聚仁為祖國統一大業，貢獻了畢生精力，周恩來總理為他題寫了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曹聚仁自比“燈臺守”，為了祖國統一，他放棄自由主義，走向了孤苦伶仃、無怨無悔的愛國道路。他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走呼號，殫精竭慮，鞠躬盡，死而后已。他秉持民族大義，心系兩岸，苦盼統一。（人民網評）

曹聚仁既是著名的教授、作家、學者、記者，更是一位以身報國的偉大愛國主義者。（人民日報海外版評）

曹聚仁傳奇的一生，有時聲譽雀噪，有時沉淪坎坷，也曾深入槍林彈雨，還曾成為中南海毛澤東、周恩來的座上賓。曹聚仁的弟子、中國人民大學著名教授方漢奇曾為自己的業師作過如此的評價：曹聚仁在近代文壇和報壇上，是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經歷復雜，很不尋常，當過教授，當過記者，當過作家，當過各類報刊的自由撰稿人。和近代文壇上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周氏兄弟（魯迅等），都有過密切來往。對曹聚仁的一生和他的一些作品、活動，歷來眾說紛紜，毀譽參半。（光明日報評）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當中，像曹聚仁這樣高產的，除了梁啟超、郭沫若和林語堂之外，似乎還不多見。成名的記者當中，像他這樣的飽學之士，也實在找不出幾個...為進步的文學和新聞事業做出過杰出貢獻和做過許多有益的事情的人，他是不應該被忘卻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方漢奇評）

后世紀念

曹聚仁舊居

曹聚仁舊居位于溧陽路北端的長春小區，近長山路和四川北路。房子坐北朝南，為典型的石庫門里弄建筑。與4號趙家璧舊居毗鄰，為雙拼聯體別墅。二層磚木結構，三角式屋檐，外墻原為黑色，在窗檐處添紅色修飾。一樓采用幾何形拱門，上端為梯形，飾有花紋浮雕，工藝精致。二樓的露臺設在一樓住房的房頂，有田字窗，白磚墻面和木質窗框相映。2017年6月9日，曹聚仁舊居被公布為虹口區文物保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