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于1948年完成創作的長篇小說。1948年9月由東北光華書店在哈爾濱市發布了單行本，不久后該書被蘇聯的女漢學家波茲德涅耶娃·柳芭翻譯成俄文出版，并獲得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為外國學者了解中國的歷史做出了貢獻。在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又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全世界范圍內廣為流傳。
故事發生在1946年的暖水屯村，暖水屯的基層干部和土改工作隊成員們在發動群眾參與斗爭時，遇到了村內關系串聯，惡霸隱匿私財等重重阻礙。為了鼓動革命熱情，工作組先是從統制果園下手，又走訪百姓搞訴苦運動，使工作取得了短暫性的勝利。到了斗爭村內最大惡霸錢文貴時，工作組的意見遲遲達不到統一，最后是在縣委宣傳部長章品的指導下，干部們對過去的問題進行了反思，并讓錢文貴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小說刻畫了錢文貴、江世榮，侯忠全、李子俊等一系列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展現出了農村關系社會的復雜性。通過對人物心理細致入微的描寫，反映出了農村各階層人們面對土改運動的精神面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全書58節，每節都描寫一個中心情節或中心人物。
作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文學的代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一書在為丁玲帶來榮譽的同時，也讓其陷入了爭議的旋渦。作為左派文學作家的代表人物，丁玲創作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被詬病缺少現實性和批判性。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學界對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評價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創作背景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帶有自由和革命氣息的延安，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文人和知識分子。然而他們的到來，也讓解放區文學亂象叢生。為了更好地引導文人創作，毛澤東于1942年在延安主持開展了文藝座談會，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確定了文藝作品要為工農兵服務的主旨，認為文藝工作者只有深入工農兵群眾的生活中，了解干部和群眾的語言和生活，才能更好地服務人民大眾。
關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毛澤東指出：“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于政治”；另外，關于文藝的批評方法，則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座談會后，文藝界掀起了學習《講話》精神的熱潮。許多作家和知識分子對自己以往的創作進行了反思，并且開始深入根據地了解群眾，以求創作出符合新時代標準的文藝作品。在這樣的背景下，丁玲的創作也開始出現了大量工農兵元素。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解放區農民對于土地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共中央于1946年發布了“五四指示”，將原來的減租減息政策改正為沒收地主土地，位于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流域也迎來了新變革。桑干河因為每年桑葚成熟時會干涸而得名。它源于山西省的管涔山，經華北平原三百六十多千米，入河北省西部的水庫。千百年來桑干河滋養了兩岸的土地，也見證了勞動人民的辛酸苦累。丁玲作為晉察冀土改工作隊的成員，在桑干河兩岸的懷來縣和涿鹿縣參加了兩個月的工作。因為參與了涿鹿縣溫泉屯土改的全過程，丁玲在農村火熱的斗爭生活中既轉變了思想，又吸取了創作的源泉，獲得了豐富的素材，同時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沖動。結束這里的工作后，丁玲便構思好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故事。
1946年11月初，丁玲在河北阜平縣的一個山村里開始了寫作。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后，丁玲暫停寫作參加了華北聯合大學組織的土改隊，擔任鹿泉區工作組長。她以在這里的工作和生活為基礎，進一步修改、補充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6月，小說在河北正定縣完稿，并于同年九月由東北光華書店初次出版。
出版歷史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現如今被評價為紅色經典作品，但是它的出版過程卻歷經了坎坷。1947年5月，丁玲將第24章《果園》（后改題為果樹園）交由《時代青年》刊發，這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出書前唯一一次公開發表。1947年全書寫至54章的時候，丁玲將謄抄本拿給周揚進行審閱。周揚沒有與她直接交流意見，而是通過他人在會議上批評其小說有“地富”思想，給丁玲造成了很大打擊。全書完稿之后，丁玲也曾試圖爭取高層領導人支持其出版，但仍然以失敗而告終。直到1948年7月的一天，胡喬木等人在同毛澤東散步時提起了丁玲的小說，毛澤東對丁玲表示了贊賞并默許了其小說的出版。于是在胡喬木等人的支持下，《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借著丁玲出席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大會的東風在東北光華書店出版。
1949年，蘇聯女漢學家波茲德涅耶娃柳芭根據光華書店本翻譯的俄文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分三次在蘇聯雜志《旗幟》上連載。俄文版全書則是由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在同時期出版，參選斯大林文學獎的便是俄文版。作為延安市講話后文學的代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于1949年5月被列入“中國人民文藝叢刊”。1950年經丁玲的修訂，由新華書店總店作為“中國人民文藝叢刊”之一重新排印。榮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以后，人民文藝出版社于1952年首次發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截止到1954年，印數接近30萬冊。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因為文本有多達幾千處的修改，被稱為人文修改本。隨著丁玲遭到批判，《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也被列入否定的作品中。直到1979年丁玲復出，人民文學出版社才重印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除了補入了新寫的《重印前言》以外，此版還設計了新的封面。1984年12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被列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叢書”，人們稱其為“現代長篇本”。
1981年，由聶華苓的節譯本選取了原作中第49章與第50章的內容，收入《百花文集》第二卷（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Vol.II:詩歌 and Fiction）中，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節選內容詳細介紹了農民群眾與錢文貴斗爭的過程。1984年，楊憲益夫婦譯著《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英譯本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內容情節
暖水屯富農顧涌突然趕著親家的膠皮大車回村，引起村里人議論紛紛。同村的錢文貴對此事很敏感，派兒媳回家打聽后，知道顧涌是為了幫助親家逃避土改沒收財產。1946年夏，黨中央關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傳達后，土改工作組進村，在與村內黨員干部開會討論后，他們發現了暖水屯土改形勢的復雜。雖然有一些地主已經在之前的清算中倒下，但是被群眾公認是八大尖中第一尖的錢文貴，卻靠著周密的計謀安然無恙。
在錢文貴的有意引導下，李子俊成了即將要被斗爭的對象。村小學一位教師很同情地主們，特意找到李子俊通風報信。聽到消息的李子俊忐忑不安，在被斗之前獨自外出逃亡。當佃農們趕到李子俊家時，面對聲如雨下，不惜下跪的李子俊妻子，原本要分地契的心紛紛被軟化，這場針對李子俊的斗爭以失敗告終。得知此事之后，工作組的楊亮、胡立功和思想進步的村干部們展開了反省，又通過走訪了解了農民的困難。決心用統制果園作為斗爭的第一步，以此激勵村民們的革命熱情。不久后，村里11家地主的果園被統制。村民們受到鼓舞，自發去往曾經在日本人手下當甲長，借著剝削村民發了橫財的江世榮家，歷數江世榮的罪惡行徑，最后以江世榮認罪宣告勝利。
對江世榮的斗爭大大鼓舞了村民們的熱情，很多人迫切希望能緊鑼密鼓，對暖水屯的最大惡霸錢文貴開展革命。然而錢文貴有著非常復雜的身份，他的兒子進了八路軍，自己擁有抗屬的身份。他還通過聯姻的方式，勾結了保安隊隊員張正典以及村內富農顧涌，能及時了解到村內工作的動向，給土改工作開展造成了很大阻礙。另外，土改工作組的組長文采空有學識，缺少真實的斗爭經驗。因為誤將錢文貴的成分劃成了中農，錢文貴的果園不在統制范圍，這又激起了許多村民的怒火。
在這個關鍵時刻，曾在桑干河附近打過游擊、擅長做群眾工作的縣委宣傳部長章品來到了暖水屯。他原是第一個進暖水屯的八路軍戰士，對村里情況較為熟悉。章品先是走訪村民，鼓勵他們團結起來發揮力量。又開辦黨員干部大會，批評了土改工作中表現軟弱的干部。在他的組織和領導下，張裕民、程仁等干部紛紛展開了自我批評，會議還決定立即將錢文貴抓起來。錢文貴被抓后，他的妻子試圖用地契和侄女賄賂農會主任程仁。而程仁此時已經因為黨員干部大會而幡然悔悟，于是拒絕了為其提供幫助。錢文貴倒下以后，村民們翻身迎來了新生活。工作組的成員們則回到縣上，匯報工作以后，繼續投入到了其他地區的工作中。
人物角色
張裕民
張裕民是暖水屯黨支部書記，也是暖水屯第一個黨員。在舊社會時，張裕民有飲酒賭博的“流氓習氣”，但是在接觸了八路軍以后，張裕民的思想進步了很多。作為暖水屯的黨支部書記，張裕民在工作中始終擁護并堅定執行黨的政策。不過，頑固的雇農思想在張裕民的身上仍然有體現。比如他雖然早就意識到了錢文貴的問題，也有意徹底鏟除錢文貴。但是在右傾嚴重的土改組長文采的影響下，他的立場也一度被動搖。好在張裕民知錯能改，堅持走群眾路線，最終在完成土改任務的同時，也成長為了一個受群眾擁護的優秀黨員干部。
錢文貴
錢文貴是暖水屯“八大尖的第一尖”，也是暖水屯革命斗爭最關鍵的對象。雖然錢文貴被定性為惡霸地主，但是作者筆下的他卻不像人們想象中那樣奸淫擄掠、無惡不作。他不僅有靈敏的政治嗅覺，擅長用計謀達成自己的目的。還提前部署計劃，送兒子參加八路軍，用抗屬身份作為自己的盾牌。同時錢文貴又將女兒嫁給村干部，以便及時探聽到土改工作的動向。假分家換來了安全的中農身份，讓工作組和村民們面對他的問題時感到非常棘手。直到縣委指派章品來暖水屯視察工作，鼓舞群眾展開斗爭后，錢文貴才徹底倒下，在眾人面前低頭認罪。
程仁
暖水屯農會主任，程仁出身貧寒，早年是地主錢文貴家的長工，與錢文貴的侄女黑妮兩小無猜。成為農村干部后的程仁對待土地改革工作積極負責，但是因為與黑妮的感情，在處理有關錢文貴的問題時，程仁表現出了極大的軟弱性。后來在黨員會上，程仁意識到了自己的過往行為無疑是對錢文貴的包庇，于是痛定思痛決心悔改。不僅拒絕了錢文貴妻子行賄的地契，還在斗爭會場上勇敢揭發了錢文貴的問題。
張正典
暖水村治安隊員，張正典原本有著貧苦的出身，但是在當了錢文貴的女婿以后，他的立場便發生了變化。在錢文貴的籌謀下，張正典借換地與十分憎惡錢文貴的劉滿發生沖突，試圖開除劉滿的黨籍。哪怕到了土改斗爭的關鍵時期，張正典依然和錢文貴站在一起。借著身份為錢文貴通風報信，在抓捕錢文貴的時候意圖動手腳，和農民階級徹底對立了起來。作者通過描寫張正典這種黨員干部的形象，深刻揭示了土改工作的復雜。
文采
土改工作組組長，文采是來自東北地區的年輕知識分子，在延安經過短期的學習之后，就順應革命工作的需求到了暖水屯領導土改工作。因為缺乏實際斗爭的經驗，文采身上帶著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切實際的特點，難以組織和領導群眾開展工作。不過文采思想是進步的，對于土地改革運動一直抱有積極的態度。作品進入尾聲時，文采也從工作中修正了自己的問題，和土改組另一成員楊亮再無分歧。
侯忠全
暖水屯村民。侯忠全是很有代表性的農民，他年輕時候曾經讀過兩年書，能夠通過戲曲等文藝作品了解一些歷史知識。但這有限的知識也讓他奴性十分嚴重，在革命趨勢愈演愈烈的時期，仍然缺乏反抗精神。在侯忠全看來，窮人當家作主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朱元璋那樣窮人當了皇帝，最后百姓也是過著原本的日子。
黑妮
黑妮五歲喪父，七歲時母親改嫁。二伯父錢文貴見她生的漂亮，堅持將她留在自己家撫養。雖然錢文貴家里很富裕，但黑妮卻被當做丫鬟使喚，長大以后更是成了錢文貴拉攏程仁的工具。黑妮蘇雖然對程仁有好感，但是卻不愿意為錢文貴的計謀所用。而當程仁因為她特殊的身份在感情上退縮時，黑妮表現出了大度的一面，并且堅信只要自己積極進步，總能求得群眾對自己的理解。
作品賞析
主題思想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描寫華北解放區土地改革情況的小說，以獨特的視角，記錄和再現了當時土改運動在華北農村地區的推行狀況，關注現實又關懷廣大農民。作家以自己的革命實踐經歷為素材，構思出了暖水屯的土改故事。小說以群眾與惡霸地主錢文貴之間的斗爭為主線，描寫了暖水屯的農民從畏懼地主階級，到認識到自身的力量并解放思想的過程。作家在描摹現實的時候，沒有刻意渲染政治斗爭的波瀾壯闊，而是沿著人們生活的脈絡，揭開了在中國農村延續千百年的封建關系和社會情況。通過刻畫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干部和群眾，將各個階級之間存在的復雜關系也呈現了出來。比如小說中最大的反派錢文貴，將自己包裝成抗屬，又通過聯姻的方式和村干部、富裕村民相互勾連。富裕中農顧涌的兩個女兒嫁給了地主和富農，兒子卻娶了貧農的女兒。這種縱橫交錯的社會關系，是中國農村的真實寫照。作者既關注兩個階級的交鋒，又關注斗爭中的每一個人，通過描述他們的政治經濟學聯系和生活倫理關系，為讀者呈現出了一幅宏大的歷史畫卷。
藝術特色
人物形象豐富
在《桑干河》短短二十余萬字的篇幅中，丁玲刻畫了五十個人物，重要角色有三十幾個。豐富的形象刻畫，真實反映了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丁玲嚴格的現實主義態度，又促使她在刻畫地主這類反派角色的時候，沒有像同類題材那樣臉譜化。比如暖水屯地主李子俊，雖然是個賭徒、大煙鬼，卻在生活中也遭受傾軋。他的妻子不僅與農民階級勢不兩立，也會咒罵大地主錢文貴，側面反映出了地主階級內部的勾心斗角。
心理描寫細膩
在刻畫人物的時候，丁玲使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寫，較少采用直接通過人物本身語言、動作的描寫，來表現人物思想面貌和事件進程的方法。根據每個人物的不同個性，挖掘他們的精神狀態和思維軌跡，生動地再現出了人們在現實社會斗爭中的反應。而這些內心反應，又能展現出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在描寫不同的人物時，作者采用的藝術手法還存在著差異。比如在刻畫李寶棠這個從封建勢力下蘇醒過來的農民時，作者主要用到了縱向對比和間接心理描寫。而塑造李子俊女人這一形象時，則是用了橫向剖析和直接心理描寫。這種對人物靈魂進行剖析的寫作手法，可以更好地折射出現實生活的面貌。
景物詩情畫意
《桑干河》小說中的景物描寫也很具有特色，比如果樹園的段落中，作者運用了色彩、聲音、氣味描寫，將果園昳麗動人的自然風光凸顯了出來。在描寫自然美的同時，丁玲還著重寫了人在自然中的感受，讓讀者看了能產生豐富的聯想。另外，這種生機勃勃的自然畫面，也映襯了解放區欣欣向榮的面貌。
結構布局嚴謹
從小說的結構看，丁玲的布局十分嚴謹。先是從富裕中農顧涌趕著親家的膠輪大車回村講起，緊接著描寫不同人聽到土改消息的反應。在主線故事的發展過程中，作者時不時添加的人物小傳，讓小說變得更加完整起來。在小說的結尾部分，顧涌的親家胡泰來到暖水屯勸顧涌主動獻地，顧涌在親家的勸說下，相信共產黨不會虧待他，新社會的生存只會更容易，自主獻上土地的描寫，和小說開頭形成了巧妙的呼應。
作品評價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問世七十多年間，和作者一起經歷了許多坎坷和磨難。文藝界對該書的評價，也帶著明顯的時代烙印。從出版到1957年反右斗爭以前，評論者大都肯定其是“一部成功反映了中國土地改革運動的作品”。
1950年，陳涌在肯定小說總體的同時，對文本的人物塑造、藝術形式和語言表現提出了批評。認為“丁玲還沒有把握到群眾語言的精神和實質，從整個來說不是群眾的語言。”1952年馮雪峰在《文藝報》上發表的評論則和陳涌的意見不盡相同，他認為:“在小說藝術表現方式上，作者已經達到了高強地步的藝術表現手腕。”
從1957年反右斗爭到70年代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處于被否定的階段。持否定論者認為“作者是用一個剝削階級的眼光看土改”，“對中國農村、對中國農民還存在嚴重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觀點”。1957年竹可羽、王燎熒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評論文章，他們認為:“作為一部描寫中國土改斗爭的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有獨特成就的，但主要是一部失敗的作品。”
1979年丁玲復出后，文學界對其作品的評價又發生了變化。這時重評《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特點是，推翻之前強賦在這個作品上的政治評判，恢復肯定階段實事求是的結論。趙園認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確實提供了一些獨特性的內容，丁玲筆下的暖水屯不是根據標準式樣設置的，這部作品的獨特之處恰恰在于丁玲對階級關系的反映和運動過程的描寫，使小說較之那種圖解政策的作品具有更充分的現實性和典型意義”。
進入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活動對該作的評論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一是認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丁玲過去的作品相比過于概念化。二是在塑造人物時，丁玲從人物的階級屬性出發，使得小說中許多人物缺少個性。三是認為丁玲從《莎菲女士的日記》到《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立場、觀點、情感轉變令人惋惜。嚴家炎認為:“丁玲這一時期并沒有喪失思想活力，仍然保有作品慣有的大氣和鋒芒”。他還稱贊了丁玲從實際生活出發，以直面問題的方式安置邊緣人物的勇氣。
從《太陽現在桑干河上》所經歷的評價，我們不難發現這部作品和作者身上濃縮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思想和藝術，因而才能成為一個言說不盡的文學話題
外文譯本
《太陽現在桑干河上》出版后便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1949年被翻譯成俄文在《旗幟》雜志上發表。1951年，坂井德三和三好一早將其翻譯成了日語出版，引發了一大批日本青年對中國文學和丁玲的興趣。1984年由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翻譯的英文全譯本由外文出版社發行。除英文、俄文、日文譯本以外，該書還被翻譯成十幾種民族語言，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深遠影響。
所獲榮譽
1952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榮獲1951年度科學和文學藝術斯大林獎金，3月18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丁玲的獲獎談話。6月8日，丁玲將其所得5萬元獎金全部捐贈給了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兒童福利委員會。
2022年5月，該小說入選中國藝術研究院發布的在“講話”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藝作品榜單。
衍生作品
1955年，由摩夫改編、董洪元繪畫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連環畫版正式出版。和小說相比，連環畫更側重于主線故事的描寫，對女性形象的刻畫不夠細致入微。但是這種將文學語言改編成圖像敘事的做法，也讓故事情節變得更加簡約連貫，更有利于讀者把握故事的發生和發展。2022年1月，由涿鹿新云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創作編排的現代晉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涿鹿縣上演。
作品爭議
20世紀50年代，關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一書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事，在學界曾經存在過爭議。很多人懷疑《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獎是中宣部力薦的結果。直到1962年，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周揚澄清:當時中宣部推薦的并非該作品，是蘇聯方面主動提出讓《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進入候選。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地主侄女黑妮這一人物曾被批評是“地富思想”的殘余，丁玲最初聽到這類批評的聲音是在小說的創作階段，于是她放下筆重新去土改實踐中學習，并對黑妮的設定進行了適當修改。關于為什么沒有對黑妮這一人物按照階級身份進行丑化，丁玲后來曾進行過這樣的說明：“她回頭看了我一眼，我覺得那目光表現出很復雜的感情，我想這個女孩子在地主家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受的折磨是別人無法知道的。馬上我的情感就賦予了這個人物，覺得這個人物應該是有別于地主的。”20世紀80年代，黑妮又被看作“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復現，進入21世紀后，研究者們更是高度贊揚了丁玲借黑妮維護“主體性”的創作態度。
參考資料 >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豆瓣.2023-01-16
黨史上的今天.國家林業和草原局 國家公園管理局.2025-08-18
「文以載道」丁玲在桑干河畔.澎湃新聞.2025-06-05
中國藝術研究院傾心推薦 在“講話”精神的照耀下 百部文藝作品榜單.中國藝術研究院.2023-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