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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北伐”是指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諸葛亮率軍北上五伐曹魏的一系列軍事活動，主要發生在蜀建興六年（228年）至建興十二年（234年）的七年間，民間又有“六出祁山”的通俗提法。

諸葛亮北伐的設想，最早見諸于《隆中對》一文，正式付諸籌備則始于蜀建興四年（226年），隨即“東聯孫吳、西和諸戎、招攬孟達、勸農講武、北駐漢中市”等一系列備戰行動全面鋪開。建興六年（228年）正月，諸葛亮在南鄭（今漢中市）聚將議事，制定“先入隴右（今關山以西地區）、繼取雍州雍州、后占渭河平原，徐圖中原”的北伐策略后，便一路揮師北上出祁山、攻西縣、圍隴西、擊上邽、收姜維，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亦是不戰而降，但卻終因“馬謖失街亭”而功敗垂成；同年冬天，諸葛亮再度興師北上出散關，兵圍寶雞市二十余日未能突破，糧盡罷兵，期間斬殺魏將王雙。建興七年（229年）春，復又率部起兵北出陽平關，大敗魏將郭淮于建威一帶，武都、陰平二郡由此歸降蜀漢。建興九年（231年）二月，諸葛亮四出祁山揮師伐魏，與郭淮、司馬懿等對陣隴右近四個月，后因糧草不繼而退還蜀中，歸途斬殺魏將張郃。建興十二年（234年）二月，會同孫吳東西兩線揮戈北攻曹魏，兵駐五丈原與司馬懿相持纏斗六月有余，終因憂慮成疾而病卒軍中，至此諸葛亮北伐宣告結束，五次北伐最終失敗，但蜀漢成功占據武都、陰平二郡，并斬殺張郃、王雙等魏國名將，自身亦折損馬謖等重要將領。

關于諸葛亮北伐一事，古今學者論見素來莫衷一是。就其用兵動機，史家多以為諸葛亮北伐是基于儒家忠君、報恩等思想，出于“以攻為守”“維系政權”的戰略意圖而發動，且總體是以軍事上的失敗而告終的，至于其失敗原因與戰略達成，不同學者的認知迄今仍是大相徑庭。論及失敗原因，晉人陳壽評說“蓋應變將略，非其（諸葛亮）所長”；華人孫樵則述稱“天殲武侯”，意即未得天時；現今學者多以為北伐失敗當是“諸葛亮本人軍事韜略、魏蜀國力軍力懸殊”等種種現實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后世觀其影響，則有言稱其系主觀盲動促使蜀漢加速滅亡者，也有稱其系“以攻為守”延續了蜀漢國祚[zuò]者，亦有持中稱其政治、軍事目的得到不同程度實現者。

戰爭背景

三國時期，曹魏、蜀漢、孫吳在長期的軍事對峙中，漸次圍繞黃河、長江流域形成了一定意義上的地理均勢，歷來皆系中國兵家必爭之地的漢水（今漢江，長江最大支流）源頭漢中市，因其北依秦嶺、南據大巴山脈、腹為盆地的天然地理，自然便成了魏、蜀政權在西線一帶的斗爭樞紐，與中線荊州一帶、東線淮河流域同樣引得魏、蜀、吳三國競相逐鹿。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大敗曹操攻取漢中后，魏蜀兩國西線對峙的主戰場發生轉移，祁山（今隴南市北部）、隴右地區的戰略價值逐步顯現，成為繼漢中之后的又一重點沖突地區。

蜀漢方面

早在諸葛亮出山之際，即作有《隆中對》闡發“北定中原，復興漢室”的統一志向。蜀章武三年（223年），劉備東征兵敗病逝后，蜀漢、孫吳聯盟的恢復，使得本已軍事力量大減、內部政局不穩的蜀漢再度出現轉機，繼而為諸葛亮整頓內政、發展生產、恢復經濟創造了外部條件。但是自從關羽失荊州、劉備敗夷陵后，荊州集團在經歷失荊州、敗夷陵，元老死傷慘重（關羽、張飛、黃忠、馬良、麋竺等皆亡），無力繼續壓制強大的蜀地集團，所以必須聯合東州集團。三方長此以后，矛盾日漸突出。劉備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托孤之時，除了任命諸葛亮為“正托孤大臣”還任命李嚴為“副托孤大臣”。一來可以使雙方互相監督，二來可以借機拉攏東州集團。況且李嚴也算是半個荊州集團，不與劉備定下的基本國策沖突。

蜀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領兵南征平叛期間，出于安定后方、開拓兵源、蓄積財力的考量，積極運用“攻心為上”“南撫夷越”的策略，先是屢擒屢縱益州郡（郡治今昆明市）大姓孟獲，降服南中各部；后又在當地著手推廣先進農耕技術，積極提倡興修水利、鼓勵發展生產，繼而使得南中地區的局面很快安定下來，解除蜀漢北伐后顧之憂掣肘的同時，也為諸葛亮出師北上創造了兵源和財政上的客觀支持。

南征還師后，蜀漢一方面對內推行屯田、勵精圖治，一方面對外東聯孫吳、西和諸戎，經過一年多的厲兵秣[mò]馬后，蜀漢不僅訓練了一支包括“無當飛軍”在內的精兵勁旅，時局也呈現出“田畋[tián]辟，倉稟實，器械利，蓄積饒”的富強局面，整體國力從夷陵戰敗中得到較快恢復性增長，最終于蜀建興四年（226年）隨著曹丕曹丕的病逝，在諸葛亮“以攻為守、興復漢室”等的思想主張下，蜀漢兵出祁山、北伐曹魏一事遂再度提上日程。

曹魏方面

東漢末年，漢中之戰敗北的曹操失去漢中這一對蜀作戰前沿后，遂開始奉行“東置合肥、南守襄陽市、西固祁山”的防御部署，轉而長期采取扼守要點、堅城挫銳的對蜀策略，在隴西縣、南安、祁山、漢陽、陳倉一線重兵布防，祁山和隴右地區也由此成了魏蜀兩國反復爭奪的重點區域。

建安二十五年、魏黃初元年（220年）曹操逝世，其子曹丕篡漢稱帝，自鄴城遺址（今臨漳縣）還都洛陽市（今河南洛陽東），改國號魏，史稱“曹魏”；此后數年間，隨著蜀漢先主劉備的逝世，本就奉行“先吳后蜀”戰略的曹魏集團，遂對地處西南的蜀漢政權愈加忽視。直至蜀建興四年、魏黃初七年（226年），曹丕曹丕去世，新主曹叡曹睿登基后，時年雖稱祁山、合肥市、荊州市為魏地邊防三要鎮，但魏軍仍多以富饒的關中地區為中心屯兵，反觀隴右則因地勢崎嶇、供給困難而兵力投入相對較少，且多懈怠廢弛；另一方面，受益于“休養生息、蓄積力量”戰略的施行，曹魏整體國力在赤壁之戰后則實現了較快的恢復與增長。

孫吳方面

蜀章武三年（223年），蜀、吳兩國重新結盟后，便也開始不斷在中線荊州一帶、東線淮河流域對魏用兵，先是建興四年（226年）孫權攻江夏（郡治今湖北云夢）、諸葛瑾出襄陽（今湖北襄樊）；嗣后諸葛亮揮師北伐期間，孫吳也數次出兵大舉伐魏，在中、東兩線相繼發起了石亭之戰、三圍合肥新城等一系列戰略進攻，盡管東吳屢次出兵往往敗多勝少，但在客觀上同樣發揮著牽制曹魏、策應蜀漢的戰略作用。

北伐動機

就諸葛亮的北伐動機，古今學界論述頗多，其間也有一定爭議，但總體有五：

一是基于以攻為守，伐魏自保。《三國志·諸葛亮傳》引注、《三國志·鄧艾傳》引注和《華陽國志·劉后主志》均稱“是時蜀弱魏強，不用兵恐難自保，北伐則猶可自保”，認為諸葛亮之所以不惜舉國北伐，便是出于“以攻為守”的戰略考量。已故學者劉祚昌、現代學者劉國石和白壽彝版《中國通史》、現行本《中國兵學通史》等亦持此說；但現代學者張大可、岳玉璽等則認為，所謂以攻為守，伐魏自保的說法并不成立，且也與歷史史實不符。

二是基于凝聚人心，轉移矛盾。現行本《中國兵學通史》基于“以攻為守”一說分析指出：“高明如諸葛亮者自然知道，除非‘天下有變’，否則僅憑益州的人力物力，要實現興復漢室的戰略目標，可以說希望渺茫，于是高舉北伐這一政治旗幟，就成為維系人心、勉力支撐蜀漢政權的最重要手段。即使‘一出師即乏糧’，也仍堅持北伐不止。”

三是基于正統和王業不偏安思想。現代學者張大可反駁“以攻為守”一說指出：“諸葛亮北伐真實的動機即是忠君事主和王業不偏安”；現代學者劉國石亦認為，“諸葛亮本人有著較為濃厚的正統思想，出于造勢和標榜蜀漢正統的考量；同時又立足于王業不偏安的既有認知，擺脫地居益州一隅的境遇則必然是諸葛亮北伐的基本動因所在。”

四是儒家忠君和報恩思想熏陶。唐代學者孫樵和現代學者劉祚昌、余明俠等均認為，諸葛亮深受劉備知遇之恩，同時又身負托孤之重，雖明知北伐曹魏難以勝利，但仍堅持不懈地揮戈北上，當是有著報答先主知遇之恩和踐行儒家“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基本考量。

五是基于蜀漢國力的空前發展。現代學者張大可、劉國石等認為，諸葛亮北伐前夕，蜀漢屆已平定南中變亂，經濟有了空前的發展，且吳蜀聯盟也得到了恢復和鞏固，訓練了一支近20萬人的精兵勁旅；同時考慮到后主劉禪暗弱，而本就人才匱乏的蜀漢又逢諸葛亮等日漸年高，倘若日后再圖統一恐將更加無望，遂只得趁勢及早興兵北伐。

主要人物

諸葛亮北伐，魏蜀雙方參戰將領人物眾多，但主要統帥有諸葛亮、曹真、司馬懿三人：

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瑯邪陽都（今山東沂南縣）人，父親系東漢末年泰山郡丞諸葛珪。諸葛亮父母早亡，幼年便投靠了叔父豫章知府諸葛玄；建安二年（197年），叔父去世后，諸葛亮遂移居隆中（今襄陽市西北二十里），其間躬耕隴畝近十年，常以先賢管仲、樂毅自比，又與崔鈞、徐庶等名士相交，人稱“臥龍”。建安十二年（207年），劉備屯兵新野時，曾三赴隆中求教諸葛亮，史稱“三顧茅廬”；此后受聘出任劉備軍師，輔佐其一路南征北戰，先于翌年十月促成孫劉聯盟，在赤壁之戰中大敗曹操；后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助其攻取益州，直至蜀章武元年（221年）擁戴劉備蜀中稱帝，積功累官至蜀漢丞相。劉備病逝后，諸葛亮受命輔佐后主劉禪，領益州牧、封武鄉侯、總理朝政，長期奉行“東聯孫吳、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北伐曹魏”的統一路線和“訓章明法、勸善黜惡、展業興農、整飭吏治”治國策略，自蜀建興六年（228年）至建興十二年（234年）間，諸葛亮或會同東吳或聯合鮮卑抑或單獨出兵伐魏，意圖統一中原、興復漢室，但皆遭失敗，后卒于五丈原（今陜西岐山縣）軍中，終年五十四歲，葬于漢中定軍山；謚[shì]號忠武侯，后人輯有《諸葛亮集》傳世。

曹真（？-231年），字子丹，沛國譙縣（今亳州市）人，三國時期曹魏將領，曹操同宗侄子。早年喪父，被曹操收養，視若己出。及至成年，因統虎豹騎隨曹操征戰有功，受封靈壽亭侯，后又累遷偏將軍、中堅將軍、中領軍。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真受命出任征蜀護軍，統率徐晃等人在陽平關擊敗劉備部將高翔。曹丕繼位后，升任鎮西將軍、假節，都督武威郡、涼州諸軍事，晉封東鄉侯。張進等人在酒泉郡叛亂，曹真派部將費曜討伐，斬殺張進，平定叛亂。魏黃初三年（222年），曹真返回京城，升任上軍大將軍，假節鉞，提調京城內外兵馬。翌年與夏侯尚等一道率軍征討孫權，因功升任中軍大將軍，加授給事中。魏黃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重之際，受命與陳群、司馬懿等同輔朝政；曹叡曹叡登基后，曹真又升大將軍，晉封邵陵侯。魏太和二年（228年），蜀漢丞相諸葛亮揮師北伐，曹真再度受命統兵入關隴抗擊蜀軍，收復南安、天水市、安定等郡；兩年后，升任大司馬，并于同年請命率軍西征伐蜀，后因遭逢連日大雨而被迫退軍。魏太和五年（231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之際，曹真因病在洛陽市去世，謚[shì]號元侯，其子曹爽襲爵。

司馬懿（179年-251年），字仲達，南陽市溫縣（今溫縣西）人，三國時期曹魏權臣，西晉政權奠基者。司馬懿出身名門望族，少年即以才學稱名；早年投奔曹操，先后在丞相府擔任文學掾、丞相主簿、軍司馬等職。曹操封魏王后，司馬懿受出任魏王太子中庶子，輔佐曹丕，屢屢出謀劃策，深受信任與重用。漢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襲爵稱魏王，司馬懿因功晉爵河津亭侯；曹丕代漢稱帝后，司馬懿又歷官尚書、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右仆射等職，晉封安國鄉候；曹丕出征或巡游，亦多留司馬懿鎮守許昌市，負責大軍后勤事務。魏黃初七年（226年），曹丕去世，曹叡曹叡繼位，司馬懿受命與曹真、陳群輔政，晉爵樊噲；翌年督軍擊退孫權進攻，遷任驃騎將軍，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率部鎮守宛城區（今南陽市）；太和二年（228年），斬殺意欲叛魏投蜀的新城太守孟達。自太和五年（231年）至青龍二年（234年），司馬懿接替曹真兩度統兵對陣諸葛亮，長期采取堅壁據守、以逸待勞的策略，使得諸葛亮北伐連年無功，后因功升任大將軍、太尉。魏景初二年（238年），司馬懿率四萬大軍平定遼東公孫淵叛亂，收復遼東四郡；翌年曹叡去世，劉辯曹芳即位，司馬懿又與大將軍曹爽一起受命輔政，歷官都督中外軍事、大司馬、太傅等職。嘉平元年（249年），在與曹爽爭權過程中，司馬懿趁勢發動高平陵政變，曹爽及其黨羽隨即被誅殺，朝政大權由此落入司馬氏手中；嘉平三年（251年），都督揚州市諸軍事王凌起兵擁魏反擊司馬懿，后與楚王曹彪相繼遭到誅殺；同年司馬懿出手囚禁曹魏宗室諸王，后于八月在洛陽市去世，卒年七十三歲。嗣后，其子司馬昭襲爵封晉王，追授司馬懿為宣王；其孫司馬炎稱帝后，又追謚司馬懿為宣皇帝，廟號高祖，其陵稱“高原陵”。

戰前準備

蜀建興四年（226年），曹丕曹丕去世，新主曹叡即位的消息傳來，諸葛亮認為北伐時機業已成熟，隨即修書聯絡不甚得志的投魏蜀將孟達，招撫他以新城郡（治今房縣）太守領兵反魏歸蜀，繼而直接威脅宛城（今南陽市）、牽制魏軍，藉此從南陽、隴右兩線抗衡蠶食曹魏。翌年三月，諸葛亮向后主劉禪上《出師表》，《為后帝伐魏詔》亦隨之刊布，蜀漢北伐軍政部署由此塵埃落地，侍郎郭攸之、費祎[yī]、董允與尚書陳震共同操持軍國大事，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留守成都，處理丞相府事務；諸葛亮領兵二十萬前出漢中陽（今陜西勉縣），練兵屯駐于陽平、石馬一帶（今勉縣的漢江北、老城鎮至舊州鋪一帶），伺機北伐曹魏。

蜀建興五年（227年）六月，正值諸葛亮聯合武威郡諸國共謀伐魏之際，策反新城郡一事也很快得到積極響應，但在太守孟達表露舉城投蜀心跡后不久，便因蜀漢內部黨爭而致使孟達投蜀消息敗露；翌年正月，都督荊州的司馬懿旋即揮師疾攻新城郡，孟達未及抵抗、兵敗被殺，蜀漢兩線伐魏的計劃遂胎死腹中，諸葛亮只得北出秦川，勞師遠襲。

戰爭經過

一伐出祁山

蜀建興六年（228年）正月，諸葛亮在漢中市（今陜西漢中）召集軍事會議，商討北伐出兵策略。時任漢中市督、先鋒將軍魏延主動請纓，獻計稱：“長安守將夏侯楙[máo]怯戰無謀，蜀軍可兵分兩路出擊北上，一路可由其親提精兵五千、糧兵五千，經由子午峪（谷口在西安南）出奇兵直搗長安；一路則由諸葛亮統領大軍出斜谷（谷口在眉縣西南）繞道北進，兩路大軍月余即可會師長安、奪取關中。”但諸葛亮認為此計過于冒險，不如先取隴右（今隴山以西地區），再蠶食武威郡（今西安西北）、涼州（今張家川縣），后占關中、徐圖中原。

關隴名噪一時

蜀建興六年（228年）春，諸葛亮計定兵分兩路、聲東擊西，采取“穩扎穩打，先取隴右，繼取關中，后圖中原”的策略揮師北上。第一路，由趙云、鄧芝二將率部出疑兵，開赴箕谷綏陽谷道（今陜西褒城北）假意兵發斜谷（今陜西眉縣南）、北攻眉城（今陜西眉縣北），迷惑魏軍的同時一并保障北伐部隊的側翼安全；第二路，由諸葛亮統領蜀軍主力西出祁山，以馬謖為先鋒一路沿陽平關（今陜西勉縣西）、武興（今陜西略陽）、建威（今西和縣）、祁山、天水市（今甘谷縣東）攻擊前進；面對曹魏長期武備松弛的渭河平原、隴右地區，蜀軍北伐部隊先攻祁山擊敗魏將高剛，后出西縣（蜀稱鹵城，今甘肅禮縣）一路逐北、攻城掠地，天水（今甘肅甘谷）、南安（今隴西縣）、安定（今甘肅鎮原）三郡不戰而降，雍州刺史郭淮、天水太守馬遵皆自敗逃、退保上邽（今甘肅天水），魏將姜維歸服蜀漢，一時關中大震。是時，唯有隴西（今甘肅隴西東）太守游楚尚在堅壁據守。

曹叡曹睿得報后，雖在此前業已采納朝臣孫資等人的建議，決計沿襲“先吳后蜀”的基本國策，繼續保持“據險堅守、韜光養晦”，但因渭河平原形勢突變、前線軍情吃緊，蜀軍前鋒屆已催兵掩殺至天水地區，曹睿遂急召魏將曹真提調關中諸軍馳援眉城，備御趙云；又召魏將張郃統領步騎五萬取道雍城遺址（今陜西鳳翔）、隴縣經隴坻道（今隴坻南道）翻越關山直撲街亭（今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上城子），阻擊諸葛亮。

街亭失利罷兵

戰至二月，諸葛亮統兵出鎮西縣，以蜀將魏延為先鋒督兵攻上邽，同時兵臨隴西縣、廣魏二郡，但因蜀軍作戰行動遲緩，始終未能乘虛攻克隴西、廣魏等地，繼而貽誤了在隴右展開部署和阻斷隴山隘口的最佳戰機，致使隴右地區既得數郡難以固守。嗣后十七日，曹叡出洛陽西鎮長安，督令魏將曹真、張郃[hé]率部疾馳隴右；諸葛亮得知張郃率軍殺來后，急調馬謖、王平（又名“何平”）為先鋒屯兵街亭之戰，據險扼守隴坻道隘口正面迎敵，高翔出偏師屯兵列柳城策應支援，不料主將馬謖趕赴街亭后卻未能依計當道（隴坻南道隘口）布陣，反倒徑直率部上南山（今甘肅鳳凰山）安營扎寨，意欲居高臨下而克敵制勝，最終致使蜀軍主力被魏將張郃、費繇率部圍困山中，對陣十余日后便因水源斷絕而兵敗，后在副將王平接應下方才勉強逃出生天；同時屯兵列柳城的蜀將高祥，也因遭到魏將郭淮的反攻而兵敗陷城，由此街亭失守，北伐形勢逆轉。

街亭一戰，蜀軍銳氣受挫，魏將張郃則領兵過街亭直插隴右，出鎮眉城的魏將主帥曹真隨即也揮師斜谷，發起對蜀破襲戰，然守將趙云、鄧芝等部也因受山地作戰聯絡不暢等影響，既未能提前偵知曹魏前軍部署變化，及時向蜀軍前線提供情報支持，又沒有發揮奇正之兵的作用，有效遲滯魏軍西進、策應前線主力在隴右的作戰行動，最終反被魏將曹真率部乘勢擊退。同年四月，魏軍大部殺入隴右，連克數郡，蜀軍全線潰退。與此同時，受到蜀漢內部“荊襄”黨爭影響，鎮守漢中市的姚靜、鄭他二人也因懼怕在孟達倒戈被誅過程中消極施援而遭致蜀前將軍李嚴報復，遂徑直臨敵率部叛逃曹魏，致使本就作戰不利的蜀軍北伐部隊后勤補給再添變數，種種變亂最終迫使諸葛亮只得就此罷兵、還師漢中。事后，馬謖被斬，諸葛亮自己仍上書自貶三等，并作了自我批評，劉禪接納，但仍命諸葛亮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云貶為鎮軍將軍，王平加拜參軍，姜維授官丞相倉曹掾（主管丞相府糧食倉庫）。

二伐出散關

蜀建興六年（228年）夏，基于吳蜀兩國結盟抗曹的事先約定，蜀軍出祁山打響北伐戰役第一戰不久，孫權便使詐降計在淮南發動“石亭之戰”，一舉殲滅時任大司馬曹休麾下所率曹魏諸軍數萬人，引得魏軍大部皆被緊急征調馳援孫吳前線，一時關中空虛。

消息傳至蜀漢后，諸葛亮當即于同年十二月前后臨機請命，再度揮師北上、改出大散關（今山西寶雞），兵發寶雞市（今寶雞東）；然因陳倉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且曹魏早有布防、屆已構筑城池，諸葛亮在兩度派員游說守將郝昭未果的情況下，只得指揮蜀軍起云梯攻城車、挖地道掘進強行攻城，其間雖經二十余天輪番激戰，但始終未能突入城中，后因蜀軍前線糧草即將耗盡，而張郃等所率曹魏援軍又將臨近，諸葛亮遂也只得傳令罷兵；還蜀途中，魏將王雙一改堅壁不出的策略，率部出城一路追擊，后被蜀軍斬于馬下。

三伐取兩郡

蜀建興七年（229年）春，諸葛亮汲取此前北伐失利的教訓，改定采取就近作戰的策略復又興師北征；出征伊始，諸葛亮便命部將陳式率軍先出陽平關，伺機攻取突出在蜀地的魏屬武都（今甘肅成縣）、陰平（今甘肅文縣）二郡，籍此鞏固蜀漢政權的西北邊防，而諸葛亮則親提大軍繼后策應；其時適逢武威郡刺史郭淮意欲出兵阻擊陳式，救援武都、陰平二郡，諸葛亮聞言隨即兵出建威（今甘肅西和縣），率蜀軍主力一路截堵追擊郭淮直至祁山一帶，使得武都、陰平二郡最終歸入蜀漢版圖，拓展了來自氐、羌等少數民族的蜀軍兵源。蜀建興八年（230年）秋，建威之戰失利的魏國集結大軍反攻蜀地，但因沿途連降大雨且又道路阻滯，魏軍大部未及全面展開便又匆忙罷兵。

四伐出祁山

蜀建興九年（231年）二月，蜀漢經過近兩年的厲兵秣馬后，抓住魏軍西征無功而返的有利戰機，以漢中為丞相府行轅大營，以武都、陰平二郡為前進基地，再出祁山攻隴右；同時基于長期作戰的考量，他還啟用了史稱“木牛”的獨輪式人力小車轉運糧草，授命中都護李嚴（又名“李平”）留守漢中丞相府行營，督運前軍糧草、處置行轅軍務，以利北征。嗣后，諸葛亮兵至祁山，隨即便下令大軍包圍祁山古堡，困魏將賈栩（一作“賈嗣”）、魏平于城中，蜀將王平則受命率無當飛軍屯兵祁山南圍；與此同時，諸葛亮又遣使聯絡雄踞漠南的鮮卑部落共伐曹魏，鮮卑首領軻比能由是率部南下至原北地郡石城一帶（今甘肅皋蘭縣），與北伐蜀軍遙相呼應，一時魏廷震動。

鏖戰司馬懿

是年能征慣戰的魏將曹真病重，曹叡曹睿遂急召司馬懿赴洛陽市，受命其出任都督雍、梁（涼）二州諸軍事，統率車騎將軍張郃、后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陵、雍州刺史郭淮等一道抵御蜀軍；司馬懿奉命西屯長安后，即令魏將費曜、戴陵為先鋒率部疾馳隴右，囑其二人預留四千精兵駐守上邽，余部兵馬盡皆前出救援祁山；而司馬懿則自提大軍與張郃一道繼后開赴隴右；延至四月，祁山尚未攻克之際，屆已偵知司馬懿西援動向的諸葛亮，隨即改命部將王平督兵繼續圍攻祁山，蜀軍大部則由諸葛亮統兵北上、突襲上邽，繼而以調動魏軍并迎戰司馬懿。

消息傳出后，魏將郭淮急約費曜統領隴西、上邽駐軍沿途截擊，意欲將蜀軍主力阻滯在祁山至上邽途中，然卻恰巧正中諸葛亮“三十六計之圍魏救趙”的計謀；經此“上縣之戰”，郭淮、費曜聯軍大敗，率部退居上邽自保，蜀軍則徑直開赴上邽城下，提前搶收小麥、斷敵糧草，伺機與魏軍主力展開決戰；到達上邽附近麥田后，沒有等待收割一個月就成熟的麥糧，只對麥田進行了芟除破壞。據《漢晉春秋》所載，郭淮、戴凌為保護麥田，僅率四千人主動進攻諸葛亮主力部隊，為亮所破，此說不為正史所載，僅四千人主動進攻又頗為費解，故此說存疑。繼后趕來的司馬懿麾下眾軍聞知上邽危急，遂也棄祁山而改道殺奔上邽，屯兵于上邽城東翼，斂軍據險、堅守避戰，希冀通過打消耗戰而迫使蜀軍糧盡罷兵。

兩軍對峙期間，諸葛亮見魏軍始終堅守不戰、戰機難尋，遂只得下令蜀軍佯動退兵、誘敵追擊；然司馬懿則一路率部相機尾追、從不浪戰，凡遇蜀軍回師尋戰，動輒斂兵登山掘營，遂使得蜀軍一時無機可乘；及至五月兩軍相持于鹵城（今甘肅禮縣）一帶后，魏將張郃、賈栩、魏平等最終按耐不住而躁動起來，當月中旬在軍前眾將一再請戰的情勢下，司馬懿最終計定兩路出擊迎戰蜀軍：一路由魏將張郃率部攻擊屯兵祁山南圍的無當監王平，一路由司馬懿督統魏軍余部出中道攻擊蜀軍大營；結果張郃攻擊不利、屢遭挫敗，司馬懿所部亦被蜀將魏延、高翔等率軍擊破、退保上邽。

退兵斬張郃

蜀建興九年（231年）六月，正值魏蜀兩軍前線對壘相持、糧草皆自難以維系之際，又逢蜀地陰雨連綿而軍需供給困難，負責督運糧草的蜀臣李嚴眼見糧運不繼、難辭其咎，遂暗中遣使假傳圣旨、勒令全軍撤退，繼而諸葛亮迫于情勢只得再度罷兵；眼見蜀軍退兵，司馬懿不顧反對，強令魏將張郃率部一路追擊，后在木門道（今甘肅天水西南）中伏兵敗，張郃中箭身亡；嗣后，李嚴也因假傳圣旨而被貶為庶民。

五伐出斜谷

止兵息戈三年間，諸葛亮為早日實現北定中原的戰略構想，在總結經年伐魏難成大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繼而展開了一系列更大規模的備戰行動；蜀建興十年（232年）以后，深感“糧谷軍要”的諸葛亮，便開始有計劃地在黃沙鎮集結部隊，推行士卒邊休整、邊屯田的“休士勸農”策略；同時改命呂乂[yì]出任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廣積糧草軍需；這一時期，諸葛亮還創制了名曰“流馬”的運糧工具，修筑了斜谷邸閣（糧倉）預先囤積糧草，以利北征。

相持五丈原

蜀建興十二年（234年）二月，諸葛亮統軍十萬取道斜谷、兵發渭河平原，計定北渡渭河阻斷隴道、隔絕陜甘，繼而會同孫吳孫權，東西舉事夾攻曹魏，只待魏吳東線戰事爆發，蜀軍便可趁勢西進，伺機控制關隴地區；是時蜀軍先行，四月業已軍至眉縣，因被魏軍當道攔住去路，蜀軍大部隊遂就地屯兵在五丈原上，虎步監孟琰則率部兵駐武功水東側，同與司馬懿所部相持于渭水南岸，意欲相機奪取渭水北原、繼取岐山一帶、控扼關中盆地，從而切斷魏地長安與關隴地區的地緣聯系；不料此計卻被雍州刺史郭淮先行識破，及至諸葛亮使計佯攻西圍、暗擊陽隧時，郭淮已受命領兵進駐北原、陽隧。由此遂使得蜀軍偷襲渭北的計劃最終落空，諸葛亮后續來攻亦是無功而返，只得從長計議、另尋戰機。

兩軍對壘期間，司馬懿深知蜀軍素來急于求戰，于是便一如既往地采取堅守不戰的策略，任憑蜀軍將士屢屢前來叫陣；諸葛亮眼見魏軍始終無人應戰，遂也抱定長期作戰的決心部署在蘭坑一帶“分兵屯田、且佃且守”，而后再相機殲敵。五月孫權起兵北攻，孫吳三路出擊圍合肥新城、犯襄陽市、擊淮安市，一時與蜀軍東西兩線遙相呼應。曹叡曹睿隨即應聲南下、親征東吳，同時又調派征蜀護軍秦朗統步騎兩萬赴渭河平原馳援司馬懿，囑其只管堅壁據守、不可出兵應戰；但其間兩軍你來我往，一些小規模沖突則是時有發生，譬如一次武功水入夏突漲，蜀軍大營與孟琰所率虎步營交通受阻，司馬懿當即便派萬余騎兵趁勢突襲虎步營，后因見蜀軍主力即將渡河施救而復又罷兵不戰。

病卒業未竟

蜀建興十二年（234年）七月，孫權因前線攻擊不利且逢曹睿親征，遂匆忙率部退還孫吳，僅剩陸遜、諸葛瑾等尚在東線襄陽市一帶活動；西線魏蜀兩軍雖已對壘百余日，但司馬懿卻始終堅壁不出，于是諸葛亮不由心生一計，差人給司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頭巾，故意羞辱挑釁魏軍，以求全軍決戰，依然未能奏效；相持至當年八月前后，諸葛亮聞聽東吳北攻部隊業已大多還師江南，且曹魏又派衛尉辛毗[pí]持符節前來節制司馬懿出兵，而蜀軍屢下戰書盡皆杳無音訊，繼而由此愈發感到心力交瘁、一病不起。諸葛亮病危之際，自感時日不多的他一邊緊急密奏后主劉禪托付后事，一邊則召集軍前會議密授楊儀、費祎等人統軍還蜀計策，及至八月事宜一切料定，諸葛亮不日即病卒軍中。

諸葛亮去世后，楊儀會同費祎[yī]、姜維等人按照既定部署秘不發喪，商請蜀將魏延一道率部還師蜀中、遭到拒絕，此間又逢司馬懿聞言突然帶兵來追，魏延則因不甘受制于人且反對撤軍而率先奪路阻滯蜀軍南返；楊儀、費祎等人見勢遂依諸葛亮遺命反旗鳴鼓故作反攻、嚇止魏軍，于是深恐有詐的司馬懿便不再率部追擊，直到蜀軍退入斜谷后才傳令眾軍發喪南還，諸葛亮北伐至此宣告全面結束。同時，“死諸葛嚇走生仲達”的消息也由此不脛而走，傳為后世熟典。

結果影響

北伐結果

自古以來，史界對“諸葛亮北伐”一事便多有品評，就其軍事得失和政治影響的認知則始終不盡相同，晉人治修的《三國志》與唐人治修的《晉書》在一些記述中也多有互異，古今史家亦是常有爭論，但總體多認定“諸葛亮北伐”是以軍事上的失敗而告終的，然推及其政治上的影響卻是眾說紛紜，有言稱其行動帶有極大主觀盲動性和冒險性，繼而加劇了蜀漢政權敗亡者；也有稱其乃系“以攻為守”，繼而延續了蜀漢政權國祚者；亦有權衡諸葛亮北伐利害，言稱其政治、軍事目的得到不同程度實現者，迄今尚且未有定論。

對蜀影響

就過程影響而言，《三國志》《中國小通史》等著述指出，蜀軍首次北伐攻擊至天水市后，沒有第一時間出兵阻斷關山隘口，終使既得隴右三郡依舊無法固守；且蜀軍在出祁山過程中又未能乘虛攻克隴西縣，繼而示人以弱，致使魏軍克平三郡后，對反魏者進行了血腥鎮壓，并大加封賞隴西吏民，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后遺癥，使得此后諸葛亮屢屢出師北伐，但隴右三郡應者寥寥。與此同時，諸葛亮北伐也促進了《隆中對》所提“南撫夷越”“西和諸戎”策略的實施，而其在北伐中動員起來的南中蠻夷、隴右氐人和羌族，也對蜀漢發起的對魏攻勢起到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支持了諸葛亮北伐軍事行動的持續展開，也可以說是通過北伐建立的反魏多民族“聯合戰線”。

就后世影響而言，現代學者余明俠征引晉人陳壽、明人王夫之等所發“以攻為守”論斷指出：“諸葛亮北伐時值蜀弱魏強，但始終堅持屢屢發兵伐魏，其真正目的即在于向對手展示蜀漢的堅強軍力，繼而以攻圖存，伺機進取中原；雖然最終諸葛亮北定中原的目的沒有達成，但他所發動的北伐戰爭仍然取得了局部的勝利，繼而占得武都、陰平二郡，鞏固了蜀漢政權的北疆防線。”現代學者林榕杰、王笑塵等也認為，諸葛亮北伐為蜀漢擴充了人口和領地，凝聚了內部力量，緩和了黨爭矛盾，震懾了魏軍，并對孫吳在心理上也產生了影響，使其均不敢小覷蜀漢，即便在諸葛亮去世后，曹魏仍不敢大舉進攻蜀漢；同時北伐又延攬了富有才具的武威郡‘上士’姜維，這些都為蜀漢國祚的延續創造了客觀條件；但諸葛亮的連年北伐，的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土苦其役調”，同時也招致了本已擬定“先吳后蜀”統一戰略的曹魏將防御重點轉向蜀漢。而現代學者張大可、岳玉璽等則認為，“諸葛亮北伐連年動眾而屢出無功，顯然導致了蜀國的兵疲民困、國庫空虛，乃至說是加速了蜀漢政權的覆滅。”

對魏影響

諸葛亮北伐對魏國得影響同樣頗大，《三國志·鄧艾傳》即載稱：“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晉書·安平獻王孚》也有記述：“每諸葛亮入寇渭河平原，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又以關中連遭賊寇，谷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學者林榕杰亦稱諸葛亮北伐造成了“魏國疲弊”；現代學者陳克華等則進一步分析指出，諸葛亮北伐在消耗蜀漢的同時，的確使得曹魏國力在曠日持久得戰爭中受到了疲弊，但卻阻滯了三國時期總體的經濟社會發展。

失敗原因

關于諸葛亮北伐的失敗原因，學術界同樣長期有所爭論，晉人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品評道：“然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又說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但此評后世多有爭論，宋朝司馬光著《資治通鑒》時便未采此說。

唐代學者孫樵品評諸葛亮北伐失敗原因也與陳壽觀點截然相反稱：“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泊獻盡矣。獨武侯憤激不顧，收死灰于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激備隆中以天下托，不欲曲肱安谷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核武侯之所為，庶幾矣。史壽以為短于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之不暇，鄧寧能越巖縣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孫樵認為，陳壽作史稱諸葛亮短于應變，實有貶抑之意，與史實不符；但以諸葛亮的賢明智謀，尚且不能完成“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事業，當系天命所致；倘若諸葛亮不興師北伐，蜀漢恐怕早就覆滅了。

宋代學者蘇洵則從蜀中地理出發分析指出：“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市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認為西蜀盆地自守尚不理想，而諸葛亮卻欲以其為基地反攻中原，故此可知他不可能有得天下的大作為。

張大可著《中國小通史》一書綜評諸葛亮北伐失敗原因指出：“諸葛亮北伐之際，國力對比本就蜀弱魏強，且后主劉禪智謀不及曹叡，而其時又未有‘天變’，兼及諸葛亮治國為長，將略為短，預事太細，過于謹慎，故而北伐失敗具有必然性。”現代學者臧振等則認為：“由于農民戰爭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原地區上層建筑的更新與生產關系的重組，使諸葛亮那改良后的蜀漢舊邦無論如何無法戰勝中原那革命后的新邦，這才是諸葛亮北伐失敗的根本原因”，同時又兼有“孫吳孫權配合不力”，最終導致本就是逆歷史發展趨勢而動的諸葛亮北伐不可能成事。

現在學者余明俠基于主客觀兩個方面品評指出：“客觀而言，魏蜀兩國國力懸殊太大，且曹魏政權的統治正日益得到鞏固，而諸葛亮的主要對手司馬懿又是當時的‘人杰’；主觀而言，蜀漢缺乏像白起、韓信那樣的名將，‘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同時荊州據點的喪失，也使得漢中北伐之師成為一支孤軍，而作為主帥的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且其用兵方略往往為敵方所預知，故而導致了最終的失敗。”現代學者劉祚昌亦對此論深表贊同。

《中國兵學通史》一書也曾立論剖析“諸葛亮北伐”一事指出：“自228年始，諸葛亮踐行《隆中對》其所提‘北定中原’戰略，率諸軍出奇正之兵攻祁山，戎陳整齊，南安、天水市、安定三郡叛魏應亮，渭河平原響震，但因先鋒馬謖失街亭而功虧一；后在228年冬、229年、231年、234年復又四度進行北伐，受制于實力有限、糧草不濟等多種因素，最終皆是無功而返；諸葛亮本人也因憂勞成疾，而在最后一次北伐軍中抱憾而終。”

歷史評價

孫吳大鴻臚張儼等綜評“諸葛亮北伐”指出：“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籍此表達了對諸葛亮北伐事業未竟的惋惜之情，認為諸葛亮若非壯志未酬身先死，其后伐魏定能成功；但他也同時批評指出：“諸葛亮連年用兵，徒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未為得計也”，認為諸葛亮常年出兵北伐曹魏，不思與民休息、安撫百姓，專務開疆拓土、征伐天下，除令蜀漢空勞師旅、苦于征調差役外，實在稱不得什么治國安邦的妙計。

明清學者王夫之品評“諸葛亮北伐”指出：“孔明之北伐，屢出而無功，名為攻而實為守計也；魏延請子午峪直搗長安，正兵也；諸葛亮繞山而西出祁山，趨秦、隴，奇兵也”，認為諸葛亮北伐實際是蜀漢“以攻為守”的戰略實踐，而諸葛亮首次北伐時，魏延所提奇襲長安與諸葛亮兵發祁山的計劃則是屬于軍事上的奇正之謀，經略中原不過是一種理想罷了。

清代學者劉獻廷也就“諸葛亮北伐”發論稱：“諸葛亮之出祁山，以攻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弈棋，能侵入，始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譙周輩何足知之”，同樣認為諸葛亮北伐是蜀漢“以攻為守”的戰略實踐，倘若蜀漢不發動北伐戰爭，則不可能出現三分天下的局面；同時他還批評主降派蜀臣譙周等人不通謀略，繼而促發了對曹魏的投降和后蜀的滅亡。

現代學者陳克華、尹韻公、張大可等則就“諸葛亮北伐”持否定態度指出：“諸葛亮北伐采取的是蠶食雍涼、廣拓境土、徐圖中原的進攻策略，而非所謂‘以攻為守’，其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執行的都是戰時體制，即便明知民窮兵疲，但仍對外用兵不止，且諸葛亮行事過于自恃，又不善用智計奇謀，這在蜀弱魏強的境遇下，北伐失敗是必然的。”但也有學者如林榕杰、余明俠等即反駁上述觀點指出：“至于利害權衡問題，諸葛亮北伐在‘蠶食雍涼、搜羅人才、疲敝魏國、震懾魏軍’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可以說是得多于失、利大于害的，完全持批評態度顯示是很偏頗的。”

白壽彝版《中國通史》一書亦曾發論指出：“諸葛亮的北伐，是蜀漢封建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為維護鼎立局面、擴大統治勢力而進行的兼并戰爭。嚴格說來，蜀、魏雙方都不存在諸葛亮所說的‘有道’與‘無道’的區別，但從當時蜀漢偏居益州一隅的情勢看，諸葛亮的北伐卻又是必要的。諸葛亮以益州與土地四倍于己、人口五倍于己的曹魏抗衡，又遇到司馬懿這樣的名將，其北伐無功，也屬情理之中。”

爭議事件

子午谷計策

諸葛亮不采魏延所獻兵出子午谷奇襲長安的計策，素來也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話題。支持魏延主張的學者如魏源、伯楊認為，“諸葛亮北伐時值蜀弱魏強，惟有趁渭河平原空虛出奇兵方能制勝，且歷史上的成功案例都是先取關中后得隴右的(如西漢、唐朝)；而反對魏延主張的學者如張崇琛、劉祚昌等則認為，魏延喜作大言，獻計過于懸危，且當時魏國已經得知諸葛亮屯兵漢中市，加強了在通往關中要道上的防御力量，而又兼子午谷進攻漢中道路艱險、糧草轉運困難，倘若一旦魏軍固守長安反擊，或因其他緣故未能如期攻陷長安，那么蜀軍的處境必將十分危急，恐有全軍覆沒的危險，故而諸葛亮不采此計，乃是明智之舉。

六出祁山

“六出祁山”作為諸葛亮北伐的代名詞由來已久，傳稱主要出自元末明初小說家羅貫中據《三國志》改編而成的《三國演義》一書；此說通常是指諸葛亮出兵北伐曹魏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但正史并沒有提及或記述諸葛亮“六出祁山”一事，故而多有爭議；現代學者張大可、劉克明等分析指出，或是因諸葛亮第一次出兵的主攻方向是地處關山西部天水祁山的緣故，后世說書人遂常以“六出祁山”代指“諸葛亮北伐”一事；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則記稱“諸葛亮出師”；《蜀鑒》又記稱“漢諸葛忠武侯北伐”，各家說法不盡相同。

馬謖之死

關于“馬謖之死”一事，學術界歷來也是說法不一，《資治通鑒》《四川通史》和吉林大學所作《諸葛亮》等著述均認為，馬謖是被下獄誅殺，斬首示眾的；《三國志·諸葛亮傳》也稱是“戮謖以謝眾”，但《三國志·馬良傳》附《馬謖傳》中“謖下獄物故”的說法，使得不少人對馬謖被殺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詳注《三國志》的近現代學者盧弼雖對馬謖被殺的真實性未有懷疑，但對“下獄物故”的說法卻也表示質疑；現代史志專家潘守正推測稱“馬謖當是獄中自殺”，而學者劉隆有則指出“諸葛亮揮淚斬馬謖并非史實，乃純屬小說虛構，實則是病死獄中”，至今尚且未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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