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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原名郁文，小名蔭生，字達夫，浙江省富陽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詩人。

郁達夫1896年生于富春江畔一戶破落書香門第。1913年郁達夫赴日本留學，先后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名古屋市第八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就讀。1921年，郁達夫的首部短篇小說集，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出版，轟動中國文壇。1922年，郁達夫離日回國，赴安慶法政專門學校執教半年，此后辭去教職返滬主持創造社；1923年他又離滬赴京，前往北大教授統計學，此后他又先后在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廣東大學英文系任職。1936年2月，郁達夫出任福建省參議兼公報室主任，在福州市期間召文化界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底，郁達夫受新加坡《星洲日報》邀請，走南洋做抗日宣傳。1942年年初，郁達夫被選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成為新加坡華僑抗日領袖之一。同年2月，新加坡淪陷后，郁達夫流亡到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中西部小鎮巴爺公務。此后郁達夫化名趙廉，為日本憲兵當翻譯期間暗中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郁達夫的身份被日本憲兵發現，因為怕他以后揭露日軍罪行，在撤離印尼前夕秘密將他殺害。

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證書。2014年，郁達夫的名字被列入全國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郁達夫在藝術上敢于創新，早在創作社時期他就主張藝術獨立，他的小說多以“自敘傳”形式，通過塑造“零余者”形象，反映“時代病”，形成了一種獨特憂郁的“病態美”和浪漫抒情的“頹廢感傷”情調。郁達夫的文學代表作有《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遲桂花》《懷魯迅》等。郁達夫這一生留下近五百萬字的文學遺產，影響了從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深遠發展。郁達夫小說創作的獨特手法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96年12月7日，郁達夫出生在浙江省富陽區的一個破舊的書香世家中，父親郁士賢早些年在私塾是教師和中醫師，后來謀得了一個富陽縣衙門戶房的小差事（司事），亦兼作莊書。母親陸姓生育郁達夫及其長兄郁華、二兄郁浩、姐姐郁鳳珍四個孩子。在郁達夫5歲時，年僅38歲的父親郁士賢去世，因為當時家庭收入少，經濟困難，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陸氏擺設炒貨攤，以及幾畝祖傳田收入來維持。

1902年，7歲的郁達夫進入富陽縣高等小學讀書。郁達夫從小就聰明且記憶力強，性格安靜又好學，在就讀高等小學期間開始學習英語，在他畢業之時，已經可以寫出講究韻律的古體詩。1911年3月，郁達夫到嘉興府中學讀書，暑假后又到了杭州府讀書，考入杭州府中學堂，與厲麟似、徐志摩同班。這年秋天，辛亥革命爆發，郁達夫因此停學回家。1912年，郁達夫考取了之江大學（原名育英書院）的預科班，卻因參與學潮而被校方開除，此后郁達夫選擇在家自學，在自學期間，他開始閱讀古今文藝著作，創作著歌頌故鄉山川的中國古代詩歌詞。

初到日本

1913年9月下旬，郁達夫的長兄郁華以北京高等審判廳推事的身份奉北洋政府之命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17歲的郁達夫隨之前往，并于10月上旬抵達東京，他先是住在一家小旅館內，后租住于東京小石川區中富坂町七番地的一間樓房。此后他白天進入學校補習中學課程，晚上到日語夜校補習日語。1914年，身在異鄉的郁達夫經常給母親寫信。這一年為了升學考試，他十分努力學習，甚至通宵達旦。但報考高等工業學校、千葉醫科均落選，此后考入帝國大學預科——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預備班，與郭沫若、張資平成為同學。同年8月，長兄郁華回國，從此郁達夫開啟了獨自在日本的留學生涯。

1915年，郁達夫多次游覽東京附近景點，并作詩多首，同年7月于一高特設預科畢業。9月被分發至名古屋市第八高等學校大學預科第三部（醫科），此后他經常曠課，喝酒作詩，或獨自到郊外漫游。

回國定親

1917年，在日本留學了4年的郁達夫接到來自富陽區老家的電報，說讓他回去“處理”一下自己的親事，同年7月郁達夫回到了闊別5年的故鄉富陽，并于臧克家訂婚。1917年9月，郁達夫離開富陽赴日本，此后與孫荃書寫交往。1918年3月，郁達夫趁學校放假赴日本久負盛名的觀光勝地“志勢間”旅游，并留下十首舊體詩。此后又去了京都的京都嵐山，養老山等地，作詩并于孫荃分享。

1919年8月，郁達夫完成論文《中國今后之外交方針》的英、德語翻譯，9月回到中國參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試，因為官場舞弊導致郁達夫名落孫山。10月，日本東京大學舉行入學儀式，本年是經濟學系從法學系經濟學科開始獨立設系的第一年，為歡迎第一批入讀學生而未設考試，但郁達夫因身在中國而未能參加入學儀式。11月郁達夫返回日本繼續留學。1920年，郁達夫與孫荃正式結婚。

一書成名

1921年1月，郁達夫和郭沫若、田漢、成仿吾、張資平等在郁達夫住處開會，共商出一種“純文藝的雜志”事。同年5月，郁達夫完成了中篇小說《沉淪》的創作；6月8月，郭沫若、張資平、田漢、何畏、徐祖正等人聚集郁達夫寓所（東京帝大第二改盛館）確定以郭沫若提議的“創造”為刊物名稱，暫定出版季刊，新文學初期重要文學社團“創造社”正式成立。10月15日郁達夫的小說《沉淪》由上海市泰東圖書局出版，這是郁達夫第一部小說集，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小說集。收入《自序》及《銀灰色的死》《沉淪》《南遷》三部作品。《沉淪》出版后引發轟動，出版不久就銷售了兩萬多冊，有人甚至從無錫、蘇州連夜趕火車專程到上海來買書，還有人跟風定制了書中主人公所穿的香港布洋服，郁達夫也因此聲名鵲起。

回國執教

1921年10月，郁達夫回國赴安徽安慶市法政專科學校執教。從而開啟了他的教學生涯。1922年1月，郁達夫自安慶到上海，籌編《創造》文藝季刊創刊號，2月完成小說《茫茫夜》，在《創造》季刊創刊號發表。３月郁達夫又返回日本，參加了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考試，完成了學業。4月下旬，獲學士后，郁達夫正式辦妥（以學士學位）免試入學手續，就讀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言語學科。同年7月，郁達夫中斷東京帝大文學部學業，結束近十年的留學生活，決定回國，并創作散文《中途》，后改題為《歸航》。此后他又攜夫人孫荃前往安慶，返回安徽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執教。

輾轉多地

1923年2月，郁達夫辭去安慶法政學校教職回到家鄉富陽區，后返滬主持創造社的工作。此后他又獨自前往北京，借住在長兄郁華的家中。同年7月他創作的短篇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發表，這部作品標志著他的創作的一個新的健康方向，在他的創作上有著重要的意義。10月他開始擔任北京大學的統計學講師，并與魯迅結下深厚友情。

1924年，創造社陷入經濟困難與政治壓力的雙重困境，已出刊了101期的《創造日》停刊，1924年2月下旬《創作》季刊也開始停刊，《創造周報》只剩成仿吾勉強支撐著。同年5月1日，郁達夫從北京回到上海市挽救《創造周報》，但在無奈之下，他們將出版過52期的《創造周報》與北京太平洋社合并。后來，郁達夫重返北京繼續擔任講師直到1924年年底。1925年2月，應時任國立武昌師范大學新任校長石瑛之請，郁達夫前往武昌師范大學擔任文科教授。同年5月初，郁達夫、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在上海重建創造社出版部。11月上旬，郁達夫辭去武昌師范大學教職，隨后郁達夫在家病臥休養了半年。1926年2月《創造》雜志復刊。這一年，郁達夫投入大量時間于課堂教學和講義編寫，小說創作僅有《寒宵》和《街燈》兩個短篇（后合題為《寒燈》）。

1926年3月，應郭沫若之邀，郁達夫前往廣東省大學英文系任職文科教授。到廣州市不久的郁達夫接到妻子來信，告訴他長子龍兒患了重病。當他心急如焚地趕回北京時，看到家門口貼著白條。龍兒的離世對郁達夫打擊實在太大了，幾個月后他離開了北京，再也沒有回來。但郁達夫對廣東政局十分失望，1927年1月，他回上海市發表了《廣州事情》《在方向轉換的途中》等政論文，揭露廣州政府在中國國民黨右派統治下的混亂、無能，指出這場革命不能寄希望于國民黨的領導。他還在《病閑日記》中憤憤道：“這一種齷齪腐敗的地方，不再來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當肅清廣州，肅清中原地區。”郭沫若認為郁達夫的文章發表的不合時宜，兩人因政見不同生發矛盾，郁達夫隨后登報聲明脫離創造社，兩人由此斷絕往來近十年。

1927年郁達夫離開創造社后，遭到不少攻擊。魯迅從廣州回到上海，對郁達夫施以援手，并在文中為他主持正義。1928年6月，郁達夫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同時與陶品孫合編《大眾文藝》，與阿英合編《白華》，并秘密加入太陽社。他先后發表《日記九種》《她是一個弱女子》痛斥統治集團。

投身抗日

1930年2月，郁達夫與宋慶齡、魯迅共同簽署，成為發起人，一起成立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同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市成立，郁達夫為發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僅四個月。1932年12月1日，郁達夫在《現代》（2卷2期）上發表短篇小說《遲桂花》。1933年，郁達夫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4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市，創作大量的山水游記和詩詞。1935年，擔任《中國新文學大系》內的《散文二集》之主編。

1936年2月，郁達夫應當時國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出任福建省參議兼公報室主任。在福州，郁達夫號召文化界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參議兼公報室主任，并且主編《福建民報》。在此期間還為了組織統一戰線而團結抗日振臂高呼。在福建期間，郁達夫閱遍名勝風景，陸續出版了《達夫散文集》《達夫游記》和隨筆散文集《閑書》。當年10月，魯迅逝世，郁達夫十分悲痛，赴上海參加魯迅葬禮，并和其他七位作家一起將魯迅的棺柩抬上靈車。11月，郁達夫接受日本各社團以及學校的聘請，前赴日本講學，并勸說亡命在日本長達十年之久的郭沫若早日回到中國參加抗日。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郭沫若從日本回到中國參加抗戰。同年8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郁達夫被公推為理事長。12月，富陽區淪陷。郁達夫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因戰禍而餓死在家鄉的鸛山。噩耗傳至福建，他痛哭著疾書一聯遙祭:“無母何依，此仇必報。”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后，郭沫若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宣傳)廳長，郁達夫應邀于1938年3月9日離開福建赴武漢市參加第三廳的工作，并以政治部設計委員的身份赴徐州市、山東省、河南省前線，慰問抗敵將士。

遠赴南洋

1938年7月以后，日軍進逼武漢，第三廳及文藝界人士分別轉移，1938年年底郁達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的邀請，任該報的文藝編輯。在新加坡工作的三年時間里，郁達夫擔任了新加坡《星洲日報》主筆，還接收擔任《星洲日報》的《文藝》周刊和《光明日報》的《文藝》雙月刊，在此期間，郁達夫號召了不少海外華僑共同團結，寫下《紀念 “九一八”》《第二期抗戰的成果》《抗戰兩周年敵我的文化演變》《抗戰現階段的諸問題》《滇緬路重開與我抗建的步驟》《粵桂的勝利》《今年的 “三二九”紀念日》《華北捷訊與敵閥之孤注》等許多關于愛國抗日的政論文、雜文和文藝評論。他還和上海市、重慶市的文化界建立了密切的聯系，請茅盾、馮雪峰等著名作家寫稿；凡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刊《抗戰文藝》上的重要文章，都在副刊上予以轉載。中國文化界進步人士以及中國進步文藝團體來新加坡開展抗日宣傳，他都熱情地接待，做好相互配合與輿論支援等工作。

1941年的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郁達夫擔任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主席兼干部訓練班主任，主編《華僑周報》。此后陳嘉庚發起了成立新加坡華僑抗戰委員會，郁達夫被推選為執行委員兼文藝股主任。在第二年年初，又公舉他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在那時，日軍的攻擊已經抵達馬來西亞柔佛王國，新加坡海港碼頭和新加坡市中心已經處在日軍的炮火下，而郁達夫也是在抗日動員的集會上慷慨激昂地演講，調動了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組成了一支星洲華僑義勇軍。

客死他鄉

1942年2月4日，日軍對新加坡的圍攻，郁達夫、胡愈之等28人一同撤離新加坡，流亡到蘇門答臘島，化名為趙廉，在蘇西小鎮巴爺公務定居，蓄起了胡須，集資開設趙豫記酒廠，借以掩護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工作。但一次偶然中，日本憲兵得知趙廉精通日語，便將他帶到了憲兵總部當翻譯。在郁達夫當翻譯期間，還暗中幫助保護營救了很多被拘留囚禁、被日本憲兵監視的華僑和印度尼西亞人。

1944年初，一個受過日本訓練的福建籍特工洪培根向日本憲兵部告密，說趙廉就是郁達夫，此后日本憲兵開始全面調查郁達夫，并準備對郁達夫在內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實施大屠殺。身處險境的郁達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離開印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郁達夫開始考慮如何在海外為祖國的復興做些工作，他還召集當地華僑組成了一個歡迎聯軍凱旋的籌備委員會。1945年8月29日晚8時許，郁達夫正在家中和蔡清竹等幾位華僑商談迎接聯軍事宜，一個身穿便服的印尼青年將郁達夫叫了出去，此后郁達夫便再也沒有回來。根據《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所述，郁達夫在9月17日被殺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

人物作品

著作作品

譯著

創作特點

主題

揭露社會現實

郁達夫的作品中，經常會揭露對社會的不滿，對權貴的抗戰，比如小說《采石磯》含蓄揭露了胡適的門戶森嚴、排斥異己的卑鄙做法；《廣州事情》一文揭露對廣東省革命陣營的不滿，《日記九種·閑情日記》中揭露對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罪惡。無論是對達官顯貴的蔑視，還是對豪門權威的抗爭，郁達夫都是從“民眾”、國家的角度出發，從華族的利益著眼。同時，郁達夫的小說還描繪了一系列畸形、病態的男性自我主體形象，展示了知識分子腐朽與壓抑的一面，控訴了對社會時局的絕望。比如在《銀灰色的死》中，主人公幾乎都面臨著職業生涯的危機；《清冷的午后》中一落千丈、瀕臨破產的聚芳號的老板，《茫茫夜》中近于失業的教師等。

表達個人苦悶

在揭露政治黑暗的同時，郁達夫反復塑造社會“邊緣人”角色，如1924年春郁達夫寫了散文《零余者》描寫一個嚴冬的黃昏，北京市古城外一派“慘傷的寒意”“凋喪零亂”的野景使人感到一種日暮的悲哀。在田野墓間漫無目的地游逛。他覺得自己飽受壓迫，但又無法報復，成了一個“對于社會人世完全沒有用的零余者”。這些“零余者”，大都是下層的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他們是被擠出社會的小人物，政治上經濟上地位低下，與社會尖銳對立。但在腐敗的社會里，他們找不到實現理想的地方，絕大部分都只能訴諸性愛及生存母題。而這種性愛大都是為道德、社會所扼、不健全甚至變態的性愛，人物的性愛常常與生存糾葛，描寫性愛的作品也常常溢出對生存狀況的思考和詰疑。比如小說《沉淪》中男主角過度敏感，由于性愛本能不能滿足而變態，最終選擇走向墮落與自戕。

郁達夫在作品中，常常賦予他的主人公以感傷的性格、竭力表現他們極度的苦悶以及由此而生的頹廢和變態的心理。他塑造的“零余者”形象，均具感傷憂郁、自我憎恨和自我反思的色彩，形成了一種獨特憂郁的“病態美”和浪漫抒情的“頹廢感傷”情調。這一主體形象從側面反映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內心的苦悶與焦慮。

郁達夫在反映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被壓迫的社會地位時，還寫出了他們反抗的性格，表現了作為時代“ 零余者”叛逆的一面。如《楊梅燒酒》中失業的留學生，認清了社會的丑惡后就痛罵世道澆漓。《薄奠》中的“我”詛咒那些達官貴人。這種反抗性貫穿于郁達夫幾乎每一時期的多數小說中，他筆下的“零余者”總是寧肯窮困自戕，也不愿意和黑暗勢力同流合污，表現出桀整不馴的姿態。

寫作手法

“自敘傳”形式

郁達夫認為，“文學作品”是作家的自敘傳。郁達夫的幾十篇小說，可以看到絕大多數都是“自敘傳”的形式，用第一人稱寫“我”，即寫作者自己，或者雖用第三人稱，寫的也仍是他自己的化身，如于質夫、黃景仁、文樸等等。無不是作者的影子。除了《出奔》《饒了他》等少數幾篇，其他幾乎都直接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生活，寫本人的經歷、遭遇和見聞。把他的小說連起來讀，基本上就是他的一條生活軌跡。

此外因為郁達夫曾經到日本留學過，所以日本文學、日本私小說對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帶有了一點影響，從而表現出一點赤裸的自我揭露，其中最明顯的是郁達夫在自敘傳小說中最大程度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情感，部分小說的主角都是以自己為原型。郁達夫寫作的自我表現體現在他服從于文學創作和心理學的創作，這種手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也決定了郁達夫文學創作的真實性。因為郁達夫著重描寫了他的親身經歷的事情和內心的真情實感。就像在《茫茫夜》中，就描寫郁達夫的自身的面容：“他的臉四方扁平，眼睛很小但鼻子又粗又大，就是這個樣子。”在《沉淪》中郁達夫還描寫了自己在名古屋市時候的一段求學經歷，也可以是小說主角的經歷，除了一些自殺的片段，大部分都是郁達夫自身的真實寫照。他痛恨現實，渴望愛情，對祖國滿懷希望，又因為理想和現實的差距而感覺郁悶，在異國他鄉漸漸“沉淪”。郁達夫的小說常常用自敘傳的形式創作，不僅著重描寫自身的經歷和感情，還會注重自身情緒的變化表達，充分展示出了自敘小說的獨特魅力。

從《沉淪》到《春風沉醉的晚上》到《遲桂花》等等一系列的小說，將它們聯系起來，從這些作品的聯系中不難發現這些小說中主人公的經歷，結合起來是構成了郁達夫生活軌跡的一個縮影。比如在《茫茫夜》中的黃仲則，《沉淪》中的于質夫，等等在黑暗時代的彷徨者和哀怨者，都是郁達夫在小說中的化身，包括小說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都是郁達夫親身經歷和曾經面對過的，這種再次直面靈魂的痛苦，在郁達夫的闡述下得到了藝術上的升華，與主人公勞動思想連成一體，將自己真實的感受代入到主人公的塑造當中去。

抒情表達

郁達夫小說還具有抒情特征，語言樣式呈現出詩意的特征。一些抒情性的語言樣式也在他小說中反復出現，成為他小說的本體性構成，這些語言樣式在郁達夫的創作生涯中形成獨特的話語形態。這就是傾訴式語言、自我逼問式語言、控訴式語言、具有安東·比興功能的寫景語言、插入的詩歌語言。前三類語言樣式從形式上看便于直接表達情感，而后兩種語言樣式則是通過一定的句群修辭形式間接表達情感，前三種為直陳式的抒情語言，后兩種為修辭性的抒情語言，這些語言樣式結合在一起造就了郁達夫小說的抒情體樣式，使郁達夫成功地完成了從古典詩歌文體寫作向白話小說文體寫作的過渡，可以視為郁達夫在小說寫作上的“詩體語言”實踐。

傾訴式語言是郁達夫小說中直接表達情感的語言，是敘述者或主人公直抒胸臆，將內心情感傾瀉出來。失意、落寞和哀怨的情感通過傾訴式的語言向外流淌。如在《銀灰色的死》中，主人公的喃喃自語，傾訴心中的苦楚。郁達夫小說語言中存在最多的第二種語言樣式是自我逼問式語言。小說主人公在身陷矛盾時對自己的無情責問，通過語言上的逼問形式，敘述者對自己的生存方式提出質疑。控訴式語言是郁達夫小說中的第三類直接表達情感的語言。作者用外部指斥來排遣內心愁悶，或是對社會不平表達批判意向。在小說《沉淪》中，主人公在表達內心的憤悶時，對日本人不斷發出民族主義的控訴。

思想主張

文學主張

郁達夫的文藝思想，從早期崇尚文學表達感傷頹廢的情緒與真、情、美，后來轉向提倡文學的階級性與社會功能。轉變的內在動力是其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感傷頹廢是這種不滿心理的另類表現，反抗意識是不滿心理的直接表達。郁達夫文藝思想轉變過程是中原地區社會文化現代轉型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感傷頹廢是個體意識覺醒的表現，反抗意識則是現代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體現。郁達夫從感傷到反抗轉變的主要原因在于個人的創傷體驗、時代精神的感召以及國外文學資源的影響。

郁達夫受“五四”時代思潮的洗禮，和西方文化思想的熏陶，在郁達夫身上形成的個性解放思想，成為他的文學觀和創作的思想基礎。事實上，郁達夫一走上文壇，就在《創造季刊》出版預告中宣稱：要打破偶象，“打破社會因襲，主張藝術獨立”。接著又提出:“文藝是天才的創造物，不可以規矩來測的”(《藝文私見》)。他崇唯我論者施蒂納的哲學“實是近代底的‘唯我主義’的淵泉，便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超人主義的師傅”。認為“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個性強烈的我們現代的青年，那一個沒有這種自我擴張的信念?”

政治主張

在抗戰時代，郁達夫用筆桿子為祖國戰斗。在郁達夫的作品中，除反映下層知識分子失意、苦悶，通過知識分子的視角反映出處于社會底層民眾的疾苦外，還不斷發出了“祖國呀祖國！你快富起來吧！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號，一次又一次喚醒中華兒女。1938年來到南洋后，他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就是要為抗戰在海外建起一座文化中繼站來。因此，他懷著“抗戰必勝”的信念投入到新加坡的抗日宣傳和斗爭中。

人物影響

文學影響

郁達夫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除小說外，其散文和古體詩問也有很高的藝術成就，在文學理論方面，他也有多種著作問世。但最能代表郁達夫文學成就的還是小說。郁達夫以《銀灰色的死》為起點，寫下了四十多篇短篇小說和兩部長篇小說，其中不少篇章都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他是新文學發展初期擁有最多讀者的優秀作家之一。他敢真實地揭示五四運動后一部分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不滿現實，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反映了這種“時代病”。他在藝術上敢于創新，探索并擴大了浪漫主義小說藝術表現的疆域，具有獨特的風格。

郁達夫從1938年12月份抵達新加坡開始，到1945年在蘇門答臘島失蹤，人生最后近7年的時間在南洋度過。他去世后，在南洋的影響力卻沒有消失，而是以一種“文學形象”的方式，在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簡稱：馬華文學）中綿延至今。其中，溫梓川的傳記、林幸謙的詩歌和黃錦樹的小說，是形塑“南洋”郁達夫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成果。1964年9月，溫梓川的《郁達夫別傳》開始在《蕉風》月刊連載，這本“海外第一部較為完整的郁達夫傳記”一經問世，即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1990年馬來西亞旅臺作家黃錦樹發表的小說《M的失蹤》中，將郁達夫進行擬寫和文化想象的對象，對當代馬華文學帶來巨大影響。1992年，黃錦樹發表小說《死在南方》，郁達夫成為主角。

理論研究

郁達夫除了是詩人、散文家、小說家，也是一位文藝理論批評家。他的文藝理論著作，除散見于報刊雜志上的文章和一部《文藝論集》外，還有專著《小說論》《戲劇論》《文學概說》。這些論著中的觀點見解，既是作家創作經驗的結晶，又是其創作實踐的理論依據。

日本侵華戰爭打響后，郁達夫不僅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做出了精辟的分析，還對敵人的文化侵略有深刻的認識。在《日本的議會政治》《美倭之間》《敵軍閥的諱言真象》《敵寇政治進攻的兩大動向》等十余篇中，郁達夫以一個戰略家的思維，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構想。比如在《語言與文字》中，郁達夫建議：“全國正在拼死命，為民族國家的生死存亡爭血路的這時候，我們所最須努力的，就是使言語統一起來，使文字和言語一致起來的兩點。這兩點倘能完全做到，則中原地區的統一，決不會破壞，中國的民族與國家，也就永遠不會亡了。”

政治影響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在致力于啟蒙大眾和救亡國家時，往往忽視了文化的作用。郁達夫且認識到了文化對“啟蒙”和“救亡”這兩大命題的重要性。如果“中文完全廢止”，那么，文化的滅亡，必將帶來國家、民族的滅亡。只有將“言語統一起來，使文字和言語一致起來”，中國的民族與國家，才永遠不會滅亡。郁達夫對反法西斯主義、對中國的抗日戰爭都有必勝的信心。在《“八一三”抗戰兩周年紀念會》《“八一三”滬淞抗戰的意義》《“八一三”抗戰紀念前夕》《抗戰兩年來的軍事》《粵桂的勝利》《談轟炸》等幾十篇中，郁達夫將這種必勝的信心傳達給了所有愛好和平的人，給被戰爭消磨了意志、對勝利漸漸失去信心的人以鼓勵和力量，堅定他們必勝的信心。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轟炸新加坡，當地群眾掀起了抗敵的熱潮，“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應時而生，郁達夫被推舉為團長。在南洋逃亡期間，郁達夫因為會日語而被日本憲兵找去當了翻譯，他便利用這種身份卻方便他暗中保護華僑和印尼人。很多被羈押到憲兵部的正義人士和印尼人都在他的幫助下被釋放。同時憑著他的掩護，當地的文化界逃亡人員建立了秘密組織“同仁社”，用來交換消息，分析敵人動態。政務活動家胡愈之表示，郁達夫是日本憲兵為了掩飾他們的戰犯行為而加以秘密暗殺的。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 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個人生活

婚姻生活

郁達夫一生共有三段婚姻，1917年，當時的郁達夫從日本回國省親，在母親的安排下與同鄉女子孫荃訂婚，1920年兩人正式結婚。

1927年1月14日，郁達夫在留日同學孫百剛家邂逅了王映霞，從此一見鐘情，隨后便向王映霞發動了狂熱追求。1928年，郁達夫與王映霞在杭州舉行婚禮，居西湖風雨茅廬。但二人由于出現了矛盾，1938年7月5日，郁達夫在漢口《大公報》第四版公然刊登《啟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系，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達夫謹啟。”1940年二人離婚。

郁達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麗有，原籍廣東，遇見郁達夫的時候年僅20歲，生父姓何，幼時為一姓陳的人家收養，取名叫陳蓮有。她相貌平常，沒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國話。郁達夫給她取名為何麗有，意思即“何麗之有”。一直到郁達夫遇難，何麗有才知道郁達夫是中國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尋常的酒廠老板。

子女情況

郁達夫與原配孫荃共有兩子兩女，第一個孩子龍兒只活到4歲就夭折，此后于1925年至1927年分別生下女兒黎民、兒子天民、女兒正民；郁達夫與王映霞育有四子，取名分別為郁飛、郁云、郁亮、郁荀，其中郁亮2歲便夭折。郁達夫與第三任妻子何麗有育有一子一女，其中最小的女兒郁美蘭在郁達夫失蹤的第二天出生。

人物評價

新中國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革命學者胡愈之：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中國現代文學家、歷史學家郭沫若：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語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

中國作家沈從文：郁達夫的名字，成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覺得郁達夫是個可憐的人，是個朋友，因為人人皆可以從他作品中，發現自己的模樣。

郁達夫的好友、藝術大師劉海粟：達夫感情飽滿細膩，觀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學、西洋文學根基都雄厚。從氣質上來講，他是個杰出的抒情詩人，散文和小說不過是詩歌的擴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風云變幻而又蕩氣回腸的長詩。這樣的詩人，近代詩史上是屈指可數的。在新文藝作家的隊伍中，魯迅、田漢而外，抗衡者寥寥。

中國新聞社的創辦人之一張楚琨在《憶流亡中的郁達夫》中回憶：那時的郁達夫在熬夜編三個副刊后仍堅持工作，雖然眼睛布滿紅血絲、聲音沙啞，卻依然斗志昂揚地對青訓班作朝會講話（他兼青訓班大隊長）。敵人轟炸加劇，他毫不畏懼地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他那瘦弱的軀體爆發著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了一個在為希臘自由而戰的拜倫。

死亡爭議

在1944年2月，由于漢奸洪根培的告密，郁達夫的真實身份被日軍發現，從而對郁達夫秘密監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接著在8月29日晚上8點，當時的郁達夫吃過晚飯后正在客廳里和幾位客人聊天。不久后，一位印度尼西亞青年找郁達夫，隨后郁達夫便說有事，出去一趟，然后就穿著睡衣，木屐，出去后就再也沒回來。

1946年出版的《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中，對郁達夫的失蹤和死亡描述如下：1945年8月29日晚間……從此再也沒有回來了。到了第二年8月，對于達夫的下落，才算有了正式的證實。這消息是從棉蘭蘇門答臘島聯軍總部的情報處得來的。據說，聯軍當局于審訊日本戰犯時，錄取口供，證實郁達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槍殺，同時被害者還有歐洲人數名，遺骸埋在丹戎革岱，丹戎革岱離武吉丁宜7公里。但是這種說法既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直到40年后，日本學者鈴木正夫經過不懈地調查研究，認為郁達夫的死亡時間要要比9月17日更早一點，殺害他的人是日本憲兵班長。鈴木正夫還與這個憲兵班長見過面，該班長承認對幾個部下下令綁架處決了趙廉。他表示，如果趙廉活下來，日本將會被他毫無遺漏地暴露出來，這終將成為證據。所以憲兵隊在奉命撤退以前，便決定對郁達夫下手，他晚派了4名憲兵，找了一名印尼人騙他出來，把車開到附近荒野，在一個山崖下把趙廉（郁達夫）活活掐死。

人物軼事

對詩賣茶老翁

1933年4月，郁達夫舉家遷居杭州市，度過了一段比較舒緩的歲月。郁達夫曾和友人走到九溪十八澗時，在茶莊里喝茶，賣茶老翁以抑揚頓挫的杭州土音計算著賬說：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郁達夫頓時覺得這一串話是有詩意極了，就回頭來叫了一聲說：三竺六橋九溪十八澗。在場三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

失童貞落淚

郁達夫在作品《雪夜》中，大膽記錄自己第一次嫖妓的經歷：受了龜兒鴇母的一陣歡迎，選定了一個肥白高壯的花魁賣婦，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飲之余，我競把我的童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來，在錦被里伸手觸著了那一個溫軟的肉體，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癡亂的狂態，我正如在大熱的伏天，當頭被潑上了一身冰水。那個無智的少女，還是袒露著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窗外面的大雪晴了，陽光返射的結果，照得那一間八席大的房間，分外的晶明爽朗。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頭邊上那些散亂著的粉紅櫻紙，競不由自主地流出來了兩條眼淚。

與魯迅“忘年交”

1923年初春，當時剛從安慶法政專科學校放假來京的郁達夫去拜訪了在北京大學講授小說史的魯迅。魯迅比郁達夫大15歲，此后郁達夫經常去魯迅家做客，兩個人常以中國古代詩歌互相唱和。1932年10月12日晚的一次飯局中，郁達夫高吟自己上一年為左聯五烈士所寫的詩作：“不是樽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被席上情緒所感，魯迅“偷得半聯”，回到寓所后續成全詩《自嘲》，“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年后，郁達夫寫了一首詩贈與魯迅：醉眼朦朧上酒樓，彷徨吶喊兩悠悠。群盲竭盡蚍蜉力，不廢江河萬古流。

后世紀念

追認烈士

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證書。2014年，郁達夫的名字被列入全國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設紀念碑

1953年8月，巴東文化界人士為郁達夫及其他烈士在蘇門答臘島武吉丁宜華僑公墓里豎立紀念碑。

人物故居

富陽故居

郁達夫故居位于富陽郁達夫公園內，是富陽區區第一批歷史建筑，先后被命名為中國華僑國際文化交流基地、浙江省和杭州市市社會科學普及基地、杭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杭州市第二課堂活動基地、杭州市悅學體驗點等。2022年，在歷時3個多月的提升改造后，郁達夫故居正式對外開放。故居主樓內陳列有郁達夫生平介紹、遺物、烈士證書，以及豐子愷、魯迅等名家的題字、畫作。

杭州故居

1933年4月，郁達夫舉家遷居杭州，舉債購進大學路場官弄63號空地，親自設計，建起“風雨茅廬”。2015年，經過全面維修和陳列布展，“風雨茅廬”再次對公眾開放，以展現郁達夫的文學成就和愛國精神。

建筑命名

學校

富陽市郁達夫中學是一所以郁達夫名字命名的學校，位于富春江畔繁華地段。前身為1957年8月創辦的“富陽區城關鎮民辦初級中學”。2015年2月，富陽撤市設區，更名為“杭州市富陽區郁達夫中學”。2020年10月，學校達夫校區搬遷至新校區。

公園、碼頭

2015年4月9日，新改建的郁達夫旅游碼頭在郁達夫故里富陽城區的富春江畔投運。郁達夫旅游碼頭位于富陽區富春街道郁達夫公園內，原為水泥躉船，新改建的郁達夫旅游碼頭可停靠一艘80客位畫舫船，設計年客流量8萬人次，是富春江水上旅游線路的一個停靠點。

紀念館

郁達夫紀念館選址位置東至杭州鸛山公園、西至鸛山路、北至桂花路、南至郁風苗子博物館，用地面積6202平方米。

達夫書屋

達夫書屋位于富春街郁達夫公園57號，建筑面積210平方米，是一個集電子閱讀、圖書閱讀、文創展示、文化活動等為一體的多元化數字閱讀空間。它既是一座“線下城市書房”，也是一座以有限空間容納無限閱讀可能的“線上有聲圖書館”。

設立獎項

郁達夫小說獎由浙江省作協《江南》雜志社主辦，始于2010年，兩年一屆，每屆的頒獎典禮都固定在12月7日，在郁達夫家鄉浙江富陽區頒獎。

紀念活動

1985年8月，在首都紀念郁達夫殉難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不久后，在富陽也召開了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由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學浙江分會、浙江省文聯、浙江作協、杭州大學中文系。杭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文學學會、浙江師范大學文學系、杭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和富陽縣人民政府等十個單位聯合發起。

2015年8月，富陽舉行郁達夫烈士殉難70周年紀念座談會，專家、學者，郁氏家屬，東南亞文化界代表、有關南行文化人后裔代表共聚一堂，紀念郁達夫，緬懷歷史。小女兒郁美蘭委托郁達夫長孫郁俊峰宣讀了來信。

手稿展出

2019年5月21日至26日，由郁達夫研究學會、小營社區、杭州市作家協會和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的“郁達夫唯一存世完整手稿《她是一個弱女子》回家展”在杭州郁達夫故居風雨茅廬展出。《她是一個弱女子》是郁達夫創作完成于1932年3月，民族危難之時的一篇重要的中篇小說，并僅用十天時間一氣呵成。

2016年12月7日是郁達夫誕辰120周年，《她是一個弱女子》手稿本的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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