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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王映霞（1908年1月25日—2000年2月5日），本姓金，名寶琴，過繼給外祖父王二南后改名王旭，號映霞，浙江杭州人，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稱，郁達夫的第二任妻子。

1908年，王映霞出生在杭州市，原名金寶琴，后過繼到外祖家中，改名王旭，字映霞。1923年，王映霞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在老師的影響下，始知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作家，欽慕于他們的才華。1927年1月，在好友孫百剛家中，王映霞和郁達夫第一次見面，郁達夫一眼鐘情，對王映霞發起狂熱的追求。1928年6月，相識不到半年的王映霞和郁達夫在杭州訂婚，次年3月，于上海市舉行喜筵，此后定居上海。1935年，夫妻二人從上海搬回杭州居住，并筑造了“風雨茅廬”，耗資2萬余元。次年，受經濟拮據的影響，郁達夫獨自南下到福州市任省委參議，“風雨茅廬”成了王映霞接待達官貴人之地，其中包括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許紹棣寄給王映霞的三封書信被郁達夫發現，始知其不軌之舉，迫使王映霞與許紹棣分手。1938年底，郁達夫攜王映霞及長子郁飛赴新加坡工作；次年2月，郁達夫發表《毀家詩紀》，揭露他與王映霞的情感糾葛，并公布了大量王映霞和許紹棣交往的情節，王映霞發表《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兩篇文章予以反駁；1940年3月，郁達夫、王映霞協議離婚。離婚后的王映霞回到重慶市，認識了時任重慶華中航業局的經理鐘賢道，1941年3月，王映霞和鐘賢道發布結婚啟事，四月，兩人在重慶百齡餐廳舉行了盛大而隆重的婚禮。1949年，舉家遷回上海市。王映霞先后擔任了小學老師、上海文史館館員。其間夫妻二人被卷入文革，后被平反。2000年，王映霞于杭州逝世，享年92歲。

王映霞因兩次婚姻被人世人熟知，她在自傳中寫道：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郁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也不會有許許多多的人寫到我；如果沒有后一個他（鐘賢道），相互體貼，共同生活四十年，我的后半生也許仍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涯。這一切的一切，已隨著歷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懷念。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8年1月25日，王映霞出生在杭州余官巷一戶家道中落的金姓商戶家庭里，取名金寶琴。1917年，王映霞在惠興女學校開始正式學習。14歲時，王映霞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師范附小的高小一年級。在音樂老師姚韻漪的熏陶下，王映霞愛上了文學、詩詞。1923年秋，王映霞被錄取到浙江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受北京大學畢業的國文老師影響，王映霞拜讀了很多時下流行小說，開始接觸到魯迅、冰心、郭沫若、郁達夫等作家的名字。

王映霞12歲時，父親患上癆癥，臨終前，外祖父王二南提出，要將王映霞過繼到王家，于是“金寶琴”改成了“王旭”，“映霞”為號”。

1926年，王映霞女師畢業，只身前往溫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學的附屬幼兒園擔任主任一職。經同事、原女師日語老師林本僑的介紹，王映霞結識了孫百剛，并和孫百剛夫婦成為好友。年末，大革命浪潮影響溫州市，王映霞和孫百剛等人搭船去到上海市，等待回杭州市的日子里，她與孫百剛夫婦一起合租在尚賢坊的新寓里。

面對追求

1927年1月14日，19歲的王映霞在孫百剛家中第一次見到了31歲的郁達夫。有婦之夫的郁達夫對她一見傾心，王映霞待他也十分熱情，這讓郁達夫鼓起了追求她的勇氣。之后的幾天時間里，郁達夫得空便去拜訪王映霞，為她花了不少錢，還欠下了一筆外債。面對郁達夫的狂熱追求，王映霞不拒絕不接受，在“猶豫、困惑、煩惱、興奮”中舉棋不定。面對孫百剛及朋友的屢次勸說和反對，兩人初心不改，郁達夫甚至表明王映霞是他的生命，“失去了她，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王映霞同樣沒聽從孫百剛的勸告，沒有對郁達夫的追求加以斷然的拒絕，反而漸漸弱化。1927年2月25日，王映霞從杭州返滬，主動約郁達夫見面。3月5日，郁達夫向王映霞表達愛意，王映霞回應之死靡他，表示對兩人感情至死不渝。

1927年4月3日，王映霞先回杭州，將和郁達夫戀愛一事向母親合盤托出，遭到母親的竭力反對；4月14日，郁達夫到杭州王氏家中正式拜見女方家長，受到王家人的殷勤招待，這讓他覺得和王映霞的婚姻大約是可以成的。

1927年6月5日，相識不到半年的王映霞和郁達夫在杭州聚豐園正式訂婚，次年3月，兩人在上海南京路東亞飯店辦了喜筵。

婚后生活

婚后，郁達夫和王映霞有過一段溫馨的時光，相對穩定的生活，對郁達夫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27年—1930年，郁達夫陸續整理出版《達夫全集》第1-7卷、《日記九種》《迷羊》《達夫代表作》《她是一個弱女子》等等。王映霞在操持家務的間隙，負責向名書局催討版稅，維持家用。兩人出入相偕、游息與共，郁達夫的好友易君左曾在詩中用“富春江上仙侶”形容二人。

婚姻裂縫

隨著激情的逐漸減退、平淡的家庭生活和兩個孩子的相繼出生，兩人性格、脾性和對待生活的態度之間的矛盾開始顯現。

王映霞性格開朗外向，對人熱絡，外圓內方，眼界相當高，普通人不在她眼下。郁達夫情緒反復無常、時常將自己的生活陷入創作的“悲傷化”當中，自暴成性，在愛情中表現出極端的嫉妒、強烈的占有欲和不負責任。王映霞無法認可郁達夫人生態度與行為方式，更不能忍受家務操持的苦悶和平淡的現實生活。時有世人評價二人：“一位服裝華麗、風姿綽約的少婦，身邊跟著藍布長衫，弱不經風的瘦男子。朋友們笑話他（郁達夫），是哪個公館里的太太帶著聽差上街來了？”

王映霞看重名譽，郁達夫卻無法離婚。在追求王映霞時，他曾交代與臧克家的婚姻情非自愿。事實上，1927年底，郁達夫與孫荃的次女郁正民出生。由于家庭關系、結發情義、子女感情等，郁達夫難以與孫荃斷絕，仍保持著密切的往來，經常會寫信、匯錢或回富陽省親，同時又舍不得放棄對王映霞的感情，結婚保持著一種“兩頭大”的相處模式。郁達夫昔日好友、《東南日報》社長胡健中撰文評價郁王二人時道：發妻荃君，既遭遺棄，又藕斷絲連，憐念有加，暗中來往如故，這一切都是他們夫婦隙末兇終的因素。1932年，郁達夫背著王映霞拿走家中僅有的500元回了富陽，回滬后，王映霞請來王二南、律師和書局經理，讓郁達夫當場寫下“保證書”和“版權贈與書”，申明郁達夫所有著作權益的唯一經濟受益人是王映霞。

1931年，郁達夫在寫給周作人的書信中道：自廣東省回滬之后，迄今五年，因一時的昏迷，就鑄成了大錯，遇人不淑。郁達夫在1932年贈與王映霞的《登杭州南高峰》一詩中，最末兩句本是“題詩報與朝云道，玉局參禪興正賒”，把王映霞比作蘇軾的妾婦朝云，后恐激怒王映霞，才改成現在的“題詩報與霞君道，玉局參禪興正賒”。

郁達夫維持表面和諧的態度，王映霞諸多不滿，郁達夫得不到感情上的滿足，故態萌發，酗酒、玩妓，“不潔”諸事重演，使得夫妻間裂縫越來越大。

離婚風波

1930年，郁達夫與魯迅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運動，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列入“墮落文人”名單，并由黨部負責人許紹棣、葉潮中聯名呈請予以通緝。同年，因聲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被“左聯”視為“投機和反動分子”并開除；1932年，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兩度被查禁，心理飽受打擊。為節省開支，1934年4月，在王映霞的主張下，夫妻倆決定搬回杭州市。為此。魯迅還特意寫詩《阻郁達夫移家杭州》以勸解，郁達夫沒有聽從勸告。

回歸故土，王映霞可以在上流社會活動。不久，她獲得杭州“四大美人”之首的名號，在交際場中風頭甚健。

1935年，經時任省立救濟院負責人沈太素介紹、王映霞利用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關系，買下同善堂的一塊地皮，修筑了風雨茅廬，買地連同裝修，花費2萬光景。新居落成后，王映霞在墻角埋下石頭憑證，刻下“王旭界”，以防郁達夫以后變心，可作一部分生活開支。1945年，王映霞已嫁他人，從重慶市回來后，名正言順地變賣了這份家產。

迫于經濟壓力，1936年2月2日，郁達夫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邀請前往福州市，任省委參議，月薪300元，后兼任公報室主任。郁達夫離開后，風雨茅廬成為王映霞接待名流大官的場合，出入的皆是省府、市府、黨部的高級人員，其中包括時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員及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后來，郁達夫把1936年的南下之舉稱為“毀家之始”。

在閩工作的第一個月，郁達夫成日忙于設宴應酬招待。作為一個文人，安靜寫作是他的基本固守，而推杯換盞的交際場只會讓他心躁不安無所適從，他在日記中寫道：雖然我也在害怕，怕以后永也沒有恢復從前的勇氣的一日。他將自己眼下的處境歸咎于王映霞，在得知王映霞計劃來閩時，心中消極而郁憤。

1937年初，郁達夫讓王映霞到福州市同住，王映霞來了不久因水土不服回了杭州。此時，郁達夫風聞王映霞在杭州市交友甚廣、不避男女的事跡，也知道她向來佩服居官的人，但他沒有懷疑許紹棣和王映霞的關系，還把許紹棣認為是王映霞的良友之一。

“七七”事變和“八一三”淞滬抗戰相繼爆發，日軍全面侵華，仍在福州的郁達夫致信王映霞帶家人回富陽老家避難。王映霞在富陽區呆了兩個月，借口生活太苦，逃去了金華市和麗水市。此時，浙江省人民政府等重要機關已分別遷去金華和麗水，許紹棣和王映霞在麗水同居，知者甚眾。郁達夫得知，致電王映霞來閩，未得回音。

1937年7月底，郭沫若回國，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長，他推薦郁達夫出任主管對敵宣傳的第七處處長一職。1938年，郁達夫去武漢赴任途中，取道麗水，和王映霞匯合。當晚，王映霞拒絕履行夫妻義務，次日，推說生理期，建議“分宿為佳”，第三天，許紹棣從金華回麗水，王映霞和他同車而去，一夜未歸。

郁達夫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請王映霞自決：是跟隨自己去武漢，還是和許紹棣同居下去。王許交涉很久，許紹棣不愿與王映霞結婚，王映霞只能選擇跟隨郁達夫去到武漢。

郁達夫到達武漢，被聘為政治部設計委員，負責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4月至7月，郁達夫各戰區勞軍、巡視，王映霞因為懷孕，頻繁和許紹棣聯系，希望許紹棣早日設法救她出苦海。

1938年春末，郁達夫和王映霞住在漢口的法國飯店，郁達夫發現了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三封情書，已被撕碎扔在痰盂里，王映霞解釋是給許紹棣說媒的回信，與許紹棣之間并無逾矩。郁達夫大怒，將書信影映后，分送朋友，宣稱是以后打官司的憑證。一氣之下，王映霞離家出走，躲在律師朋友曹秉哲家中。郁達夫在報紙上登尋人啟事，同時致電浙江省軍政當局、給蔣介石和陳立夫寫了告狀信。一時間，輿論嘩然。許紹棣從侍從室接到蔣介石的訓斥，很快便與孫多慈結了婚。

1938年7月，郁達夫在《大公報》上刊登啟事，稱自己是精神失常、誤會了女方；王映霞寫下悔過書，交代郁達夫好生保管，見證人均不對外擴散。兩人還在朋友的勸告下，共同寫下一封《協議書》，承諾將從前夫婦間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后絕對不提。兩人各守本分，各盡夫與妻之至善。

同月，武漢戰局吃緊，郁達夫奉命疏散，一家五口及王母娘娘先逃難到湘西常德，又轉至漢壽，郁達夫心灰意冷，辭去三廳職務，沒了收入。王映霞出則要汽車，住要洋房，兩人爭執不斷。王映霞嫌棄郁達夫“從來也沒有想到掙錢，我很看不上你這一點”。在好友兼鄰居易君左的眼中，兩人的創痕已到無可彌補的程度。

1938年底，郁達夫應陳儀之邀，只身返閩。正逢《星洲日報》邀請他去新加坡，而他本身也有去南洋的打算，遂攜王映霞及長子郁飛飛赴新加破。在新加坡，王映霞恢復了社交本性，陪郁達夫出入各種場合，頗招人議論。

1939年2月，郁達夫將組詩《毀家詩紀》寄往香港《大風》旬刊，請求發表。《毀家詩紀》由19首詩和一首詞構成，郁達夫還為每首詩寫了詳注，集中敘述了他與王映霞的情感糾葛，公布了大量王映霞和許紹棣之間的情節。王映霞接連寫下《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兩篇文章做為回擊，文章中，郁達夫被形容為“包了人皮的走獸”、“無賴文人”，說自己是“一個未成年的少女，被一個已婚的浪漫男人用誘和逼的雙重手段達到目的”，文章發表不久，王映霞并提出離婚。

1940年3月，王映霞和郁達夫協議離婚，三個孩子統歸郁達夫撫養，并相繼在報紙上登出啟事：郁達夫稱兩人脫離關系后，王氏一切活動均于我無涉。王映霞在啟事中指責郁達夫“年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5月，王映霞將長子郁飛移交給郁達夫后，獨自回國。

再嫁他人

離婚后的王映霞回到重慶，在歌樂山保育院擔任保育員一職，后經舊時友人楊素平的介紹，去到軍委會特檢處擔任秘書。1941年10月，又轉到外交部文書科當科員。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王正廷聽說王映霞單身后，將重慶華中航業局的經理鐘賢道介紹與她認識。次年三月，王映霞和鐘賢道在《中央日報》《星島日報》和《東南日報》上發布結婚啟事，四月，在重慶市百齡餐廳舉行了婚禮，連續三天宴請朋友，震驚整個重慶。

晚年經歷

1948年，鐘賢道工作調動，舉家遷回上海。1956年，周恩來做《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指出要正確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動員和發揮現有知識分子的力量。王映霞得知消息后，寫信給周恩來，要求參與工作。之后不久，她被通知參加北京招聘工作委員會舉辦的“中等學校師資訓練班”通知，學習結束后，被分配到六合路的一所小學任教。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王映霞、鐘賢道被卷入其中，王映霞被剝奪了教師資格，負責在學校打掃衛生，當油漆工。文革結束后，二人平反，相繼退休。

1986年后，78歲高齡的王映霞被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撰寫文史資料，整理郁達夫94封書信，編成冊，出版《達夫書簡——致王映霞》。1990年，受臺灣傳記文學社邀請，偕女兒鐘嘉利赴臺觀光。在臺北市三個月，受到老友胡健中、劉紹唐的款待，拜訪了暌違四十年的陳立夫夫婦。1992年，出版發行《我與郁達夫》；1996年，出版發行《王映霞自傳》，主要講述個人成長經歷及和郁達夫的感情風波。

2000年，王映霞于杭州市去世，與鐘賢道合葬于南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