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華是明代武學教授。字崇闇，號園長，明代萬歷46年（1618年）舉人，東莞石排埔心上汴村人氏。崇禎元年（1628年）進士。曾任明代武學教授、禮部員外、福建省按察使、禮部侍郎。清順治三年（1646年）降清。詩文書畫皆佳。
人物介紹
王應華，字崇闇，號園長，晚年皈依釋氏，法名函諸，東莞石排人氏。據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徐作霖《海云禪藻集》記載，王氏約生于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帝四年（1665年），歷萬歷、崇禎、弘光、隆武、紹武、永歷六朝，入清又經順治、康熙帝二世，仕于明，則先后歷資政尹、通議大夫、禮部祠祭司郎中、工部營繕、禮部左侍郎、吏、戶、兵三部左右侍郎、右參政、海道并寧紹糧道、兵備副使、浙江省提督學政、福建省按察使等職，順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與東莞市人蘇觀生等擁立紹武即位于廣州市，為東閣大學士，同年十二月紹武敗亡，蘇觀生等死節，王氏則降清，然旋即投永歷，為光祿寺卿。順治十三年（1656年），永歷西奔，王氏既知長河難挽，明不可贖，又心厭飄蓬，遂還鄉隱居，為明之伯夷叔齊。明清鼎革，易代之狀甚慘。當其時也，中朝瓦解，天傾東南，福、唐、桂、魯、靖江市、肅、潞等諸王各建號立臺，招撫區夏，而天下莫知所屬。諸夏士人而南奔者蟻附蠅集，首鼠數端，皆張皇不知所為。江浙閩粵為福、唐、桂、魯諸王所據，劃域交攻，慘淡經營，變亂而敗不旋踵者如晨昏交睫，清師驅而電掃，一時皆為土崩。其時粵中士人多秉亮節，破族毀家、振衣赴義者不可數算。王氏際會風煙，奔波周旋于諸王間，不甘心早為貳臣，然時運交迫，國勢當“六陵風雨大江東”之際，雖欲振拔孤弱，豈有秦庭可哭？事功不逮，大勢也，鄙薄于一代而誨嘆于一人，宜乎！
王應華生平事跡，官方志略有記聞，但每有回護，或語焉不詳，或附于他傳，尤于擁立紹武一事，或載或注，時人著述多有異同，使后世惑焉。如邵廷采之《東南紀事》、張岱之《石匱書后集》，皆略書其事；再如計六奇《明季南略》一書，記弘光、隆武、紹武、永歷時事甚詳，與王氏共立紹武諸人皆有記載，而獨無一語及斯人；屈大均之《廣東新語》，記有明一代粵中人物尤多，甚而下及坊間匠流，于王氏亦不置一詞。屈大均生當其時，清師破廣州市，滅紹武一朝，屈氏亦在城中，焉有不知王應華之理？其事闕如，良可惜焉！
或曰王氏事微名薄，史筆難措，然權立紹武，分粵中之勢，不可謂事微，王氏半生為顯宦，《廣州府志》稱其“視學浙省，別厘弊陋，不事請托…一時名宿悉出其門。”仕隆武朝為禮部侍郎，仕紹武則官至東閣大學士，其書畫則后世鄧爾雅輩親為題跋，不可謂名薄。事既不微，名既不薄，而列傳群觀異同之趣真偽難判。既而人世播遷，故物不敷抄撿，是以泯然而湮者久矣，孔子所謂“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也！
余今翻撿故籍，搜錄諸書，摘選條目，試綴為《王應華事略》，不名為史，乃為史余之發見。然事實上從來都沒有什么所謂的歷史，大地上行走和死亡的，永遠只有個體生命的影子！
二
王應華晚年，以擅書畫而見稱于一時。
現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藝術館、廣東省博物館、廣州美術館、紹興市博物館、東莞市博物館等均收藏有王氏的傳世書畫作品。《中國書法大辭典》稱其：“畫擅蘭竹，書工行草，略近南宮市。”《嶺南畫征略》論其畫曰：“蕭疏荒率，蓋以寓黍離之悲焉。”《嶺南書法史》則稱其書：“橫肆無匹，筆意蒼勁，格韻甚高。”、“可惜王氏書法傳世者不多，否則真可與黃道周、倪元璐諸公并驅。”
王氏“畫擅蘭竹”，晚年則喜寫蘭石，他的畫清瘦荒率，筆意深遠，好以飛白大石傍線蘭數叢為構圖，筆法精細，不施墨彩，是中國傳統書畫中典型的文人畫，而非畫家之畫。從他的書畫風格來說，與明末清初的傅山、朱耷、石濤等孤臣孽子是一個路數，與朱耷可說并擅枯荷折蘭之美，唯少缺朱耷的悲涼憤恨和懸崖撒手的絕望心境。所謂“黍離之悲”，到底是隔了一層血肉粘黏，與國破家亡、向隅泣血的大悲恨乃有霄壤之判。
王氏的書法“略近南宮市”，大略是指他早期的作品。南宮體多用側筆，拖腕勁健，“八面出鋒”，實際上與米芾天性顛狂乖張、不拘于世態人情有絕大的關系。后世學南宮者，多獲效顰之譏。王氏早期的字粗似米南宮，但仔細體味，則更近于趙孟頫、董其昌之流麗輕滑、用墨柔亮、有鋒而無骨。大概在這一時期，王氏游宦四方，難免酬和應答于時輩，所以受到一些館閣體的影響。到是他晚期的書體，極有徐渭、傅山的韻味，用筆枯澀，蒼勁而不失河風朔氣，“可與黃道周、倪元璐諸公并驅。”應當算是并不過份的評價。
王氏也擅詩。清汪兆鏞之《棕窗雜記》、徐作霖之《海云禪藻集》、黃登之《嶺南五朝詩選》、溫汝能之《粵東詩海》均收有他的詩作。此處略抄數章，并試解略：
立秋前一日陪撫軍城樓待月
幕府先秋色，高樓皓月開。
軍聲云嶠徹，勝氣斗牛回。
席近星河冷，觴傳赤羽催。
籌邊當重地，前箸愧非才。
此詩不注年代。但從“幕府”、“軍聲”、“籌邊”、“前箸”等或可推知，大約是在為寧紹道兵備副使任上、受命主持招撫海寇時所作。詩中雖云“觴傳赤羽催”，極言邊事危迫，但首聯“幕府先秋色，高樓皓月開。”起筆從容不迫，展望雄壯；頸聯“軍聲云嶠徹，勝氣斗牛回。”則持正有體，意若洋洋；腹聯“席近星河冷，觴傳赤羽催”體大格高，開張有力；末聯“籌邊當重地，前箸愧非才。”謙而自信，顧盼生風。全詩壯節回蕩，辭氣俱勝，略得漢唐五古之風韻，頗有疆臣大憲輕衣緩帶、雍貴自許之量，可推知此詩絕非是當隆武、紹武、永歷之時被清軍追得狼狽不堪、抱頭鼠躥中所作。
曹溪礬洞山庵
石磴溪邊五色光，山花細草向人芳。
王孫不到云深處，寂寂啼鶯古寺旁。
此詩當作于還鄉隱居之后。從詩中流露的心境來看，王氏雖甘為野老遺民，但破國孤臣的心態尚未平復，其時永歷或已敗滅，灰冷煙盡，故追撫前事，不免悻悻有哀思。“王孫不到云深處，寂寂啼鶯古寺旁。”一聯，反用白居易之“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詩意，感嘆諸王敗滅，枯榮心事難了，山花細草猶可“向人芳”，王孫一去則永墜大夢。“云深處”一語，或實指永歷于云南省殉國，寓魏武《短歌行》之“越陌度阡，心戀舊恩”之意也；“寂寂啼鶯古寺旁”，則援引杜甫《蜀相》詩中“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黑枕黃鸝空好音”一典，隱然有長違初志、望東山而哀河洛之嘆。
江村春興
何人車馬到春城，高坐臨流酒獨傾。
十畝黍苗分雨露，一江天色各陰晴。
長堤種竹隨時綠，倦鳥歸林得意鳴。
潦倒年來復何事？早潮看盡晚潮生。
此詩當作于朱由榔敗滅，清鼎底定，回鄉已隱居數年之時。詩中“早潮看盡晚潮生”一句，乃道前朝已滅，新朝繼起，興亡不由人之意。“高坐臨流酒獨傾”一語乃道抱殘守缺、孤高而不假辭色的遺民心態。“十畝黍苗分雨露，一江天色各陰晴”則況味復雜。新朝初開，江山易了主，女兒改了嫁，冷眼旁觀者有之，邀進漁利者有之，恥食周粟者有之，佯狂而不合作者亦有之，所謂“分雨露”、“各陰晴”，則指各色人等進退沉浮，一瓢各有所取，雖然語帶嘲諷，其實另生懷抱，別有惋轉。
遺老心事，忍死偷生為一端，目覷類我者得分雨露而自己猶端著架子、有階難下為一端，冀或為當道者禮遇延請至再三再四而我猶勉強、最后不得不下終南而再入世則為另一端，以上諸般久俟不得，心中自然側反難消，“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所以詩中語氣有點悻悻然。既為前朝遺民，又為當朝所棄，不免像怨婦一樣，有點牢騷。遺而被棄，所守者何？大凡讀書人多顧影自憐，何況一個曾輸款于新朝、又為時人詬責的變節之人？“長堤種竹隨時綠，倦鳥歸林得意鳴”一聯盡道此中隱衷。“長堤種竹”，“倦鳥歸林”，乃出世也，但以“隨時綠”、“得意鳴”自喻，看似自適而有持守，實則心境無奈而微妙。“潦倒年來復何事？”“潦倒”未必關情，“復何事”則曲盡欲進欲退、欲語還休、“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之意。
由此而再回首聯，“何人車馬到春城，高坐臨流酒獨傾”，既然關心“何人車馬到春城”，則“隨時綠”、“得意鳴”言不由衷，故爾弛然嘆喟：“潦倒年來復何事？”古詩《西北有高樓》之“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余哀。”正道此中況雜。由此推知，作此詩時，王氏并非衰年，雖在江村，但仍因春起興，隱然有冀為新朝起復之意。
就詩法而論，王應華的詩與“前七子”是一路的，屬于宗唐派。就以上數章而言，他于詩歌只能算是閑庭散步，尚未得升堂入室之淵奧。但從上述詩章，可以體會到王氏入清之后，雖以遺民自居，但并非心如死灰，仍然有所關懷。
中國歷朝知識分子當國滅鼎遷之際，多有為前朝殉葬以搏青史留名的理想。其有死殉者，也有生殉者——但如文文山、陸秀夫、史可法、何騰蛟等，則不在余此論之列，此輩操國威柄，享高官厚祿，得民力供養，對時政、時局、時代均負有大責任，當國家敗滅，人民陷于覆鼎傾湯之時，此輩死固宜然，不足以深論。余所見者，死殉者如屈原、李若水、閻應元、張煌言、王國維等，生殉者如傅山、顧炎武、黃宗羲、張岱、屈大均、康有為等，此皆士之不見用于當世者，對時代、國家并不負必然期強之責任，絕意以殉，則各為一念耳！
然舍此而外，也有不殉者。不殉，就當時而言，則為棄節，然于不殉者來說，其中曲意隱懷，絕非一節可蔽之。如王氏，在明多歷高官顯宦，降而反復，又追隨永歷間關涉險，生死顛沛，此間的事忠不棄，顯然不是貪戀將伐之樹尚有暫安之危巢，直至心灰意冷，乃入新朝，其不殉者，意恐有衷曲難為人知，也絕非有節無節那樣簡單了。
但是對于明清之交以華夷之辯來看待王朝更替的那個時代來說，知識分子不殉于前代，則多為當世所不容。與王氏同時代之大詩人吳偉業也不殉于明，降清后專注于文化，刻意避世，拒絕為時所用，但仍一生為時人所厚責，口誅筆伐，幾于不堪，直至衰朽之年，到底心意難平，乃借送柳敬亭之詞向世人剖白：“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風吹雪滿頭！”
余讀書至此，每感嘆于古今知識階層均不得為一個獨立的階層，更憤慨于政治機器與不通天道人性之道德文章對知識分子的人身綁架。輩杜門絕韋數十年，所為者何？難道知識階層之人生價值即是為國家和時代之興廢治亂而殉葬乎？
但此番議論，惜乎不得前人塊壘而澆之！
有清一代，不論是作為身當亂世的政治人物，還是作為詩人和書畫家，王應華多為時論所不容，甚至連他自己的兒子，也恥有乃父，居然以投江而為自白之計。甚爾如上言所述，清代同時代人載時記事、談藝論詩的各類志傳、詩話、筆記、評說，對王氏的論述也多有闕如，或不屑于其人，或恥論其事，盡管對于紹武這段歷史，王應華實際上是一個絕對不能繞開的人物。
王應華死后一百多年，去明既遠，滿清也已經撫定中夏，始有《嶺南五朝詩選》、《粵東詩海》、《棕窗雜記》、《海云禪藻集》、《吟芷居詩話》等論其詩其人，但仍多以其人名節為短長，如《詩話》設論云：“王應華侍郎與蘇觀生閣部擁立紹武，同為大學士，觀生殉節，應華迎降，說者謂應華‘舍不得石岡鯽魚’……嗟乎！王應華大節已虧，雖名高于錢、吳，何足重也！”
“百年一去又百年，百年悠悠江河水。”直至近代，有粵人李仙根者，撰《嶺南書風》，乃為王氏辯屈，作詩詠曰：“勢異時移有是非，難期心事故人知。并將紹武君臣淚，滴入云箋和墨糜。”
三
公元1628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崇禎朱由檢崇禎元年。對于后死而哀的崇禎皇帝來說，這一年開局即霉運罩頂，預示著他與明朝的命運早有定數：安塞區人高迎祥在陜北聚眾起事，自稱“闖王”。繼而渭河平原大亂，群雄并起。數年后，全國即成“遍地英雄下夕煙”之勢，乃至麋爛不可收拾，明遂以此而亡。
王應華即于這一年考中進士，步入仕途，時年28歲。
從崇禎元年入仕，至崇禎十七年甲申之變中棄官回鄉，這十七年乃王氏一生中經歷頗復雜的一個時期，但有關他的行狀事跡，史載甚為簡略，只知道他登第后即除武學教授，再遷工部主事，禮部員外郎，此后又升寧紹道副使，這個官職的全稱應當是寧紹道兵備副指揮使或招討副使，是個武職，大致相當于寧波、紹興軍分區副司令員，為從五品或從六品。
王氏任寧紹道副使，大概是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據《寧波府志》上說，王應華當時駐守寧波，為抵御倭寇，警示軍民，曾修建了一座鐘樓，取名“慶云樓”。王氏不是武進士，但甫一登第即除武學教授，此再升寧紹道副使，可能是以文臣充武職，這在年年用兵、年年皆有軍敗將亡的崇禎一朝，實在是個不是特色的特色——如楊嗣昌、陳新甲、洪承疇、袁崇煥、熊文燦、盧象升等統兵大吏，皆由文職轉任。
此后王氏再由武職轉任文職，為浙江提學副使。明以科舉取士，學政總一省之科考、舉業，掌一省學人之仕途命運，是個與總憲、巡撫可平揖抗禮的官職，往往以碩儒重臣并負才略時譽者充任。《廣州府志》稱王應華在此期間“視學浙省，別厘弊陋，不事請托，論文務抒寫性靈，空所依傍，一時名宿悉出其門。”
由“論文務抒寫性靈”一語可知，王氏為提學副使，在浙省衡文、取士的標準與八股制藝大概有些不同，或者斟酌審量之間更傾向于發抒個人見解。所謂“抒寫性靈”，倒不一定是說王氏在文學上自覺到了公安派或鐘惺、譚元春的程度，只是因為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性靈說”在當時的影響太大了，流風所及，連科甲出身、死抱八股制藝不放的道學派也以談論“性靈”為夸示知見之資，所以這位居清華之位的學政“論文務抒寫性靈”，也許只是一種故作姿態——就象現在打工人群成了政府和社會各階層的關注對象之后，多少阿貓阿狗連“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都沒整順溜，也要不失時機、饒有興致地玩一把“打工文學”一樣。
王氏任浙江省提學副使，史書有兩種記載，一說是在崇禎七年（1634年）。官方修訂的《崇禎實錄》卷十四載：“甲戌，命成國公朱純臣、新樂侯劉文炳、禮部尚書林欲楫同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相視皇陵。應華善形家言，林欲薦之，故有是命。”
一說是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張岱《石匱書后集·卷第一烈皇帝本紀》記載：“十五年三月，上命成國公朱純臣同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修明孝陵及泗州、鳳陽祖陵；三百年枯木大至數十圍者，發掘盡。”
兩種記載相去八年，任事也不盡相同，如二說皆是，則任提學副使八年而不轉一官，似乎不合邏輯，且上述崇禎十四年任寧紹副使一說也難以立足，是故二者必有一妄。張岱《陶庵夢憶》中又說，崇禎十五年“朱成國與王應華奉敕修陵，木枯三百年者盡出為薪，發根，隧其下數丈，識者謂傷地脈、泄王氣。今果有甲申之變。雖寸斬應華，亦不足贖也”。
由《陶庵夢憶》中記載可知，張岱對伐明十三陵枯樹一事，甚感切齒，故而記憶深刻，其說為確。崇禎十五年伐明陵枯樹一事，在當時是一件大事，朝野皆知。如劉獻廷之《廣陽雜記》也記載：“崇禎季年，有言明孝陵松屬甚多，恐致火災，有旨搜孝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罹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賣祖宗墳樹’之語。不祥莫大焉！”
以上可證，王應華任浙江提學副使，應在崇禎十五年前后。
大約在崇禎十五年之后，王應華晉升為福建省按察使。按明代官制，按察使為正三品，大致相當于現在的省紀委書記，與布政使、指揮使并稱三司，乃為方面大員，位高權重，是真正的達官顯貴了。
從不入品級的教授做到正三品的按察使，王氏用了十七年的時間，可算是官運亨通，升遷極快的。據王氏于順治十五年（1658年）撰寫的《徐氏族譜序》中自稱，除上述之外，他一生歷任過的官職還有資政尹、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吏、戶、兵三部左右侍郎、右參政、海道并寧紹糧道、禮部祠祭司郎中、工部營繕虞衡二司主事等。可以想見其人沉浮宦海，非一般以時藝搏功名者可類比。但是在四十五歲這一年，王應華遇上了甲申之變。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破北京外城，19日凌晨，一生都夾在清代和李自成當中左右支絀、沒過過一天好日子的崇禎朱由檢走投無路，自縊殉難。做皇帝的落到這一步，讓后世史家都感嘆唏噓不已。
當皇城將破，鋒鏑之聲已達御前之際，崇禎皇帝曾鳴鐘召集百官，但是滿朝文武居然無一人赴難。全溜號了。王應華當然也算是這幫突然失聰、繼爾失蹤、被皇帝臨死前斥罵為“臣盡亡國之臣”的跑酷者之一。《明史·蘇觀生傳》記載：王應華“甲申之變，歸鄉里”。當時他應當還在福建省按察使任上，聞變即跑回石排老家了。
群臣如此，也還罷了，據張岱《石匱書后集·卷第五明末五王世家》中說，甲申之變，“宗室之人，大略皆幸災樂禍……無不懷‘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愿矣。”又說崇禎“從來孤立無助之主，莫我先帝若矣！‘諸臣誤朕’一語，傷心之言。后人聞之，真如望帝化鵑，鮮血在口；千秋萬世，決不能干也！”
明亡后，顧炎武、黃宗羲等一批知識分子痛定思痛，用了數十年時間游遍諸夏，批檢史藏，反思明亡之緣由，甚至追問誰該為明亡負責任？萬歷乎？崇禎乎？士大夫輩乎？這批大學者鉤沉拔隱，燃犀照深，但是仍感非常迷茫。近三百年后，清亡，中國陷入動蕩越半紀，然自康梁而后的中國社會連問歷史之責的興趣都沒有了，除了大發司馬耕之嘆，所熱衷者，就是在所有的社會生活中，極其無恥而卑賤地制造一種“發展中的發展觀”。
3月29日，京師陷落的消息始傳到南京市。5月15日，史可法等擁立弘光帝朱由即位，改元弘光。頒布登極詔書之時，大學者計六奇正好入城，忽有一人攔住他問：“聞新皇帝止有八個月天下，信乎？”計六奇則捻須搖頭，答曰：“未之知也。”
何故如此回答？計氏后借他人之口，斥責弘光一朝是“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除了搜刮民財，醉生夢死，于守戰二計一點辦法都沒有。
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師下江南，滅弘光政權，福王死難。六月，魯王朱以海據紹興，自稱監國，招撫天下。閏六月，鄭芝龍等擁立朱聿鐭朱聿鍵于福州即皇帝位，改元隆武。王應華聞知福州市立了新皇帝，隨即入閩，被隆武任命為禮部侍郎。國破君亡，神州陸沉，但做臣子的反倒因禍得福，升官發財，你讓龍賓上馱的崇禎、弘光到哪兒說理去？
順治三年六月，清師破紹興，魯王出降，后又逃亡海上，直至順治十年（1653年），困守海島，四望愁悵，實在扛不住了，始去名號。八月，清師破福州，隆武被俘，絕食而死。十月，桂王朱由榔即帝位于肇慶市，改元永歷。
當福州陷落之際，朱聿鐭的弟弟朱聿钅粵由海路逃到廣州市——巧合的是，這位王子的名字中有個粵字，似乎天數注定他要在粵中鬧騰一下。這時廣州富力足球俱樂部已是在“落日樓頭，斷鴻聲里”，勉強維持著亂局。隨朱聿钅粵入粵的隆武朝大學士蘇觀生聽說桂王在肇慶改元即位，非常不滿意。《粵事記》里說：“永歷立…肇慶府去廣州府僅四百里，擁立時無一函商及三司各屬；既立后，復不頒新天子詔，元勛大老惟鬻爵擇腴是務。”
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擁立桂王的一班官吏們爭搶名位，在這場權力再分配的鬧劇中明顯占了優勢，隆武舊臣無余瀝可分，自然便生分庭抗禮之心。蘇觀生拉攏逃到廣州市的王應華、何吾騶、顧元鏡、關捷先等，決意另立新君，并討伐永歷。
蘇觀生也是東莞人，與王應華有同鄉之誼，二人一拍即合。順治三年十一月五日，蘇觀生以前大學士、王應華以前侍郎、顧元鏡以前布政使的身份馳驛兩廣，宣布擁立朱聿钅粵于廣州即帝位，改元紹武——也就是紹承隆武、昭示政權繼承正當合法之意，蘇觀生、王應華等同為東閣大學士，并掌國事。
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載云：“觀生遂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以十一月二日擁立聿钅粵就都司署為行宮。”、紹武“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騶等秩；捷先吏部尚書；旋與元鏡、應華、道唯并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
邵廷采《東南紀事》中說：“時兩廣總督丁魁楚等已奉桂王，監國梧州市，大學士蘇觀生不欲，曰：“吾受大行厚恩，死無以報，今其親弟在，何外求君？”遂與故相何吾騶、布政司顧元鏡、待郎王應華等，請王監國。十一月五日，即位于廣州市，以明年為紹武元年。命觀生專理軍國重事，吾騶、應華、元鏡并入閣辦事。”
張岱《石匱書后集·卷第五明末五王世家》中記載：“大學士蘇觀生素不能于平粵伯丁魁楚，遂擬尊王以抗桂。于是倡言唐介弟宜立，與布政使顧元鏡及鄉官侍郎王應華、吏部郎中關捷先等，以十一月之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奉箋觀肇慶市，未返；五之日，輒稱尊號，改元紹武。群臣朝賀，以軍國專任觀生。及邦彥奉諭示觀生，觀生不省。于是超拜主事，簡知遇，為兵部戎政尚書；王應華為右僉都御史。”
《粵事記》里說：“紹武立，一月內幸學、大閱、郊天、祭地等鉅典按日舉行。二三文武連覃恩數次，舉朝無三品以下官。”、“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云。”可見紹武一朝在哄鬧中粉墨登場，與永歷君臣不分蠅營狗茍之軒，可說是沐猴而冠，注定在板蕩激涌的歷史大變局中，撐不了幾天。
紹武初立，蘇觀生等不思同仇敵愾，如何對付近在福建省的清軍，反以永歷為臥側之敵，誓滅此曹。十一月十五日，蘇觀生命右司馬林佳鼎向肇慶市進兵，與永歷所署的吏部侍郎瞿式耜統率的軍隊對陣于三水區。林佳鼎來勢洶洶，瞿式不敢出戰，只好架炮轟擊，沒想到一炮就把林佳鼎炸成了一堆破爛兒，紹武的軍隊立刻就潰不成軍了。但此后吊詭的是，軍報傳到肇慶城里，卻匪夷所思地變成瞿式耜被炸得飛上了天，城中立刻大亂，“新創朝庭逃復一空。”永歷馬不停蹄地兩晝夜跑了五百多里，一直跑到梧州市才停下來喘口氣。這時瞿式耜的親筆手書也追上來了，永歷君臣始知前訛，太后馬氏把幾位大臣叫過來又哭又罵，如此鬧將一番，稍事打理，又回肇慶市。（吳楚材《綱鑒易知錄》于此一節，則稱永歷遣兵取廣州市，被紹武敗于三山口。）
據《明季南略》卷九之《辜朝薦獻策下廣》記載：當永歷、紹武在廣東對掐之時，清軍以兵力不繼，并無取粵之意。時有潮陽區人辜朝薦者，與紹武閣臣、中山人何吾騶議事不和，“吾騶勢大，朝薦弗勝也，憤甚。”一怒之下跑到福州市向清軍獻取穗之策。駐福州的清將李成棟便精選三百騎組成一支奇兵，晝夜東行，馳入粵中，由增城區潛入花都區。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前鋒十人以白布裹頭，冒冒失失地跑進廣州富力足球俱樂部，在廣東布政使司紫薇牌坊下，于稠人廣眾中突然扯掉頭巾，露出辮子，“露刃大呼”，并揮刀砍死了一人，沒想到全城當即崩潰，布政使司門前的儀兵、牙軍、號兵、衛兵都一下子跑了個干凈。這十名清兵當時簡直蒙了，沒想到紹武朝的都城廣州就這樣給他們十個瘟頭瘟腦的家伙稀里糊涂地就拿下來了。
此時廣州城外還有紹武的軍隊近萬人駐守。這十名清兵分散開，把廣州城的六個城門全關閉了，然后分守六門，“閉城晝夜巡視”（《明季南略》卷九之《辜朝薦獻策下廣》）。守了三天，城內的人固然噤若寒蟬，沒敢用詠春拳、無影腳對付他們，城外的軍隊也不來攻城。甚至沒有一個人來問問他們：是偷菜的？還是打醬油的？
直至第三日，三百精騎才入城接應，而李成棟的后續部隊直到月底，才匆匆忙忙地趕到。計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說，清軍入城，“百姓俱剃發歸順，市不易肆，人不知兵，但傳檄各郡縣耳。”廣州人何故如此乖覺，十名小兵入城，不要說稍象樣兒地抵抗一下，連砸一石頭都沒有，就歸順了，這實在讓人想不通。“十四萬人齊解甲，中無一個是男兒”，想不通也沒辦法，這就是歷史。
清軍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廣州富力足球俱樂部，紹武君臣各自作鳥獸散。大學士蘇觀生沒逃出城，躲進了一家酒店中，驚慌中，隨身攜帶的閣臣印信泄漏了他的身份，有一個人看到大印，大概也是窮瘋了，想敲詐蘇觀生一下，沒敢多要，只不過“索其一醉”（《明季南略》卷九之《辜朝薦獻策下廣》），要杯小酒吃吃，誰想這位權傾一朝的蘇大學士是個一根筋的主兒，“弗與”，偏偏不給，結果便被舉報出來，做了楚囚，被清兵殺掉了。
余讀書至此一節，深疑蘇大學士殉難并非有心取義成仁，實由此公太一根筋所致耳！試想，當紹武初立，此公“不協心戮力，為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袁譚兄弟卒并于曹瞞也。”不思同仇敵愾、舉兵御侮，反生燃箕煮豆之心，非惟不識大體，實在是太一根筋，故爾當生死交關之際，寧納一命，不納一錢，也就不奇怪了。只惜紹武好端端地被此人忽悠，過了一把皇帝癮，想死得好看點都不行。
大學士何吾騶、顧元鏡率士紳出降。何吾騶尤其無恥，當此亂世，人誰不畏死？降清也就罷了，好好在家呆著，低調做人，也無可厚責，他偏偏還“乞修明史”。前朝正史均為后世繼統者所修，要宣揚微言大義，標榜政權的合法性的，豈能隨便就讓你修了？何吾騶的學問大概也不夠修史，所以沒人理他。此公偏偏還不死心，專門在門前掛了一塊寫著“修明史何”的牌子，這就有點象“范美忠”了，存心惡心人，廣州市人后來笑話他說：“吾騶修史，真堪羞死。”今天吾人不見“何史”，是吾騶之不幸，乃吾人之大幸！
朱聿鐭聞清兵入城，急忙換了套衣服，翻墻逃到王應華家躲藏，但此時王應華卻不敢收留他。邵廷采《東南紀事》中說：“王變服逾垣，走王應華家，不納。”、“吾騶、應華降。”張岱《石匱書后集·卷第五明末五王世家》中則說：“王急變服，從后庭逾垣出走，匿大學士王應華家；嗣恐跡至，復間走洛□里，為邏者所得。”王氏將紹武拒之門外，并隨即步何吾騶之后降清。《明季南略》卷九《辜朝薦獻策下廣》載：紹武情急之下，“孑身扮賣舊衣人欲出城，未識鄉路，貌復寢怪，識者無敢藏匿，為內閣中書所指，賣銀十兩。”
余讀書至此一節，忍不住拍案叫絕。這位內閣中書應當也是十年寒窗，吃過孔子廟里冷豬頭肉的，真不是個玩藝兒，把個真龍天子十兩銀子就賤賣了，真是太有才了！難道就因為紹武“貌復寢怪”，賣相不佳？這不能怪紹武，朱元章的子孫都長著一張驚風雨、泣鬼神的鞋拔子臉，無人君之相。
對于清軍破廣州市城一節，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載云：“十五日，清兵突至，先遣十余騎入城，無一抗拒者。余兵相繼環此城一日，閱日乃下，遣唐王自裁，蘇觀生縊死，宗室皆被殺。”
紹武被殺，開張四十余日的小朝庭隨即覆滅，一場票房不佳的悲喜劇倏然落幕。王應華作為三朝老臣，參掌國事的大學士，在危急關頭，拒紹武而不納，確實太不地道，此不義之舉遂成為他一生之玷，從此再也沒有洗干凈。但隨后王氏即逃出廣州，投奔永歷。《明史·蘇觀生傳》記載：“應華遂偕何吾騶出降。后趨肇慶市。永歷二年，補光祿寺卿。”
大概蘇觀生舉兵欲滅永歷一事，王應華并沒有參與，所以永歷接納了這位隆紹舊臣，并任命他為光祿寺卿。這是個職掌祭祀、為皇帝備辦膳食的差使，以王氏數居顯貴、職掌方面的履歷，居此閑曹，大概心里是很郁悶的。但此時永歷政權也朝夕不保。廣州陷落后，肇慶失去屏障，風聲鶴，一夕數驚。
順治四年元月二十九日，永歷從宦官之議，逃入梧州市，王應華等官員自然從駕而逸。二月，清將李成棟破梧州，永歷逃往桂林市。四月，清師渡海，克海南省，永歷君臣逃往湖南省。五月，駐武崗鎮。八月，清師破長沙市，永歷逃往柳州市。十二月初，再逃桂林，十日，至南寧市。
從順治四年始，永歷君臣被清軍追得反復在梧州、桂林、南寧、肇慶市、廣州之間來回亡命，直至順治十三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全境失守，再逃入昆明市。兩年后，吳三桂入緬，執殺永歷，最后一個南明宣告終結。
王應華回鄉隱居，大約是在順治十三年永歷西奔昆明之時。此時清據有明鼎的大局已定，王氏追隨永歷十余年，深知恢復無望，是以心灰意冷，再加上年已老邁，不堪顛沛之苦，所以決意回鄉，做一個避世的遺民。大概在將行未行之際，曾寫了一首詩表達此意。
憶舊居梅花
再見江梅發，江村幾度春。
柴門山色好，故里憶茲晨。
雪盡羅浮曙，花疏煙水勻。
何時能策杖，游賞對鄉人。
詩以憶故居梅花起興，發張瀚秋風鱸之思，但經歷過離亂之后，故居梅花未必還在。“雪盡羅浮曙，花疏煙水勻”有點象杜甫之“生女猶得嫁比鄰”，純屬一派自我安慰之詞，兵炎方息，千村寥落，萬戶蕭索，哪里有什么“花疏煙水勻”？“何時能策杖，游賞對鄉人”也是一廂情愿，漂泊歸來，所謂“少年子弟江湖老”，策杖倒是寫實，“游賞對鄉人”卻不能。王氏回到故鄉隱居，原想以書畫自娛，遠離世塵，但順治三年降清以及不納紹武一事終不為時論所容。大約在去世前兩年，他遁入空門為僧。
康熙四年（1665年），王應華老病而死，年六十六歲。
死是個體生命的寂滅，但一死并不能了斷身后事。王氏去世后不久，他的兒子王方之受不了時議的壓力，也出家為僧，并留給家人兩句詩：“寄書故舊無勞問，猶有僧閑學采薇。”王方之以詩自白，甘為伯夷叔齊，可能仍未能稍減時人對他父子的毀罵，一年后，干脆投水自殺了。
白骨青灰長艾蕭，
桃花扇底送南梁。
不因重做興亡夢，
兒女濃情何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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