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1861—1939） ，字伯序，號憬吾，晚號慵叟、清溪漁隱、微尚居士，廣東省番禺（現廣東省廣州市）人，清末民初學者、文學家。汪精衛同父異母哥哥。
汪兆鏞祖籍浙江山陰縣，其父汪咸豐年間在廣東多地從事師爺（師爺）工作，后入籍番禹。兆鏞5歲時開始接觸學問，先跟從其二伯父汪士林學習；1876年后，兆鏞曾跟從海康縣學訓導張琴學作時文試帖；1878年，汪兆鏞開始應試，但一直25歲時，才獲得優貢生之科名；第二年，即1886年開始進京考試，經過11年的奮斗，才在1897年己丑恩科鄉試中取得舉人身份。在父親的建議下，特別是家庭經濟困難，身為長子的汪兆鏞只能一邊學習幕業養家，一邊苦學應試，但經歷過三次禮部考試都未能考中進士，在他35歲之時，汪兆鏞作出決定不再應考，專心從事師爺工作。汪兆鏞習律例，曾在翁源縣、遂溪縣、順德區、赤溪鎮等地方擔任縣幕，主理刑名；1898年到樂昌市管理鹽務。1905年，兩廣總督岑春煊聘請汪兆鏞入督府掌司奏章，離任時給汪兆鏞保奏加四品頂戴，薦任湖南省知縣。辛亥革命后，汪兆鏞辭去樂昌縣鹽務職務，避地澳門，從此不再踏足仕途，閉門著述。汪兆鏞晚年共有12次寓居澳門，于1939年7月28日（農歷）在澳門去世。
汪兆鏞有著深厚的遺民思想，其一生著作作品數量眾多。他擅長嚴謹的史學文獻考證工作，其修撰的《晉會要》現存有56卷及《敘目卷》一卷，手稿影印本于1988年出版，共有675頁；他編寫的《碑傳集三篇》將清一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等眾多領域名人的墓志、碑銘匯集成冊，成為清代人物傳記的重要文獻之一；兆鏞一生所作詩詞較多，其詩詞語言含蓄婉轉，情感深沉內斂。汪兆鏞也十分重視鄉邦文獻的搜集、整理，參與撰寫了《番禺縣續志》，搜集考證編著《廣州城殘磚錄》等作品；他編輯的《嶺南畫征略》這部著作，經其長子汪祖澤續補，出版發行，為廣東藝術史的整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生平
家族背景
汪兆鏞，1861年（咸豐十一年）4月28日出生于廣州城北天官里（現廣東省廣州市豪賢路）。汪兆鏞祖籍浙江山陰汪氏，曾祖父汪，祖父是其長子汪云，而汪炌次之即汪鼎，汪鼎的兒子汪在文壇上與葉衍蘭、沈世良并稱“粵東三家”，汪瑔的兒子汪兆與汪兆鏞關系最為親近。汪兆鏞父親汪琡（1824—1897）是汪云的第四子，于咸豐年間始，先后在廣東的電白區、茂名市等多地縣署從事師爺（師爺）工作，后落籍在廣東番禺。汪琡先娶妻盧氏，兩人生育有一子三女，汪兆鏞即其長子，盧氏在兆鏞11歲時去世；汪琡續娶吳氏，又育有三子三女，汪精衛（汪精衛）即其一，是汪兆鏞的同父異母的四弟。
教育經歷
汪兆鏞5歲時開始接觸學問，先跟從二伯父汪士林，由其督促其課業。四子書五經皆由其授讀。1871年，兆鏞母親盧氏去世后，汪琡便讓兆鏞與汪士林一室同臥，開始教授朱子小學，12歲時開始寫作詩文.經過數年在課業上的教導，于詩文上開始見初步的成績。至1876年，汪士林為了使汪兆鏞在課業上得到更大進步，不囿[yòu]于一家之言，命汪兆鏞跟從海康縣學訓導嘉應張琴（松圃）學作時文試帖。1877年汪兆鏞跟隨父親回到廣東番禺豪賢街，和汪兆銓一起跟從番禺鄭玉山（鄭權）讀書。
1888年，汪兆鏞停止了隨父親往各地居住的生涯，十五叔父汪瑔主動提出讓兆鏞前往廣州市跟他學習，汪瑔對他在學問修養上影響巨大。汪瑔對這位從子在飲食、教誨等方面的關愛也無微不至。到了廣州之后，汪兆鏞進了學海堂，奉陳澧為師，日后汪兆鏞治學的方向受其影響，為陳門高足之一。1884年，汪兆鏞二十四歲時成為學海堂專課肄業生。汪兆鏞與學海堂前后同學的交往緊密。
應試經歷
汪兆鏞18歲那年（1878年）開始應試，初應縣、府試。于1880年，應考院試的首場考試，即歲試末中，1883年再度應歲試，第二年繼續考科試、拔貢，均末中，1885年汪兆鏞25歲時，又應優貢試，終于為期獲得優貢生之科名，獲得進京考試之資格。
1886年5月，汪兆鏞第一次進京考試，只取得一等第十五名，僅能謀得低微之地方官職（即“奉旨以知縣用”），但見到了光緒帝。考完到鴻臚寺呈遞謝恩折，并到吏部領取執照后，9月份離開京城回到廣州市。回去之后，在父親的建議下，一邊跟隨父親學幕業，一邊不放棄功名苦學應試。于1888年，應考“錄遺”之試，想通過鄉試的方式取得舉人的身份，然后再參加會試，晉身進士之列。但此次仍末中舉。第二年，汪兆鏞再次應己丑恩科鄉試（光緒大婚而開），終于得中舉第二十八名，經過11年的奮斗，29歲取得舉人身份。
1890年，汪兆鏞上京參加會試落第，末能在科舉更上層樓，其后，1892年再度赴會試，角然落第，1894年，他第三度，也是最后一次赴會試又告失敗，按清例的“三科之限”即連續三次會試都未中進士者，才真的享有當知縣的資格。在他35歲之時（1895年），汪兆鏞作出決定，不再應考。
幕佐生活
汪兆鏞第一次進京考試后回到廣州市，得知當時在英德市當縣幕的父親身體欠佳。見面后，父親對汪兆鏞的意見是，文章未靈警，很難高中，而汪兆鏞本人的目標也非地方知縣，因此，他想和其他讀書人一樣，能中進士才肯罷休。于是跟隨父親學幕業，恰好無錫鄧翰臣代理翁源縣，邀請汪兆鏞辦理刑錢之事。
而其時，家中共有十幾口人，父親汪琡已70歲，家中二妹、三妹出嫁，都是四處舉債。于是1890年，江陰金溎生（汪瑔、汪琡故交）邀請汪兆鏞至赤溪佐治。后又至四會市。1892年又獲縣令嚴峻耘邀受聘至遂溪縣，深受其信任與知遇，后再跟隨嚴峻耘至順德區等地從事幕業。1897年5月，嚴峻耘在任內去世，同年9月父親王琡在廣州市去世。汪兆鏞家中更為貧困，1898年得孔季修同年邀辦樂桂埠總席，二月，汪兆鏞帶四弟，六妹，妻兒一同到樂昌市管理鹽務。
1905年，汪兆鏞受兩廣總督岑春煊邀請，再度入督府為幕，掌司奏章，備受岑春煊禮遇。岑春煊于1906年調任云貴總督，于離任時臨行奏保，汪兆鏞獲賞四品頂戴，薦任湖南省知縣，但他矢志于鉆研經史、金石和詩文，婉拒了任命。次年，汪兆鏞“仍返樂埠鹽席。1911年，辛亥革命起，樂昌盜賊乘政局混亂到處搶掠殺人，情況甚為混亂，汪兆鏞十月返回廣州，隨即避地澳門，從此不再踏足仕途，閉門著述。
晚年生活
汪兆鏞于1911年底首度踏足澳門，斷斷續續住了十三年多。由暫住以至定居。民國元年（1912）在澳門所撰詩文不少，多懷舊厭新之作，慨嘆所謂“禮教亡矣！何以國為”。1912年9月，兆鏞見局勢大體平定，于是返回廣州市，但只居住了十個月左右。于1913年7月，再避地澳門，住在下環街，但也只住了兩個月，又回到廣州。其后曾于1916年、1917年、1920年、1922年、1923年、1925年、1927年、1931年數次避亂寓居澳門；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廣州開始受到日本軍機轟炸，汪兆鏞又回到澳門避兵亂。這次到澳門后，一直末北返，至1939年9月11日（農歷7月28日）于澳門去世。其共有12次寓居澳門。汪兆鏞去世后，暫厝[cuò]鏡湖醫院山莊，1945年，歸葬廣州城東硯岡之原，1958年遷葬銀河公墓。1996年7月，汪氏后人遷葬汪琡、汪兆鏞等二十多位先人于從化區華夏永久墓園。
人物成就
史學考訂
汪兆鏞主要依從陳澧的學說，能融會貫通漢代和宋代學術傳統，不拘泥于某一學派門戶之見，擅長進行嚴謹的文獻考證工作，發現并糾正錯誤，同時補充缺失的內容，說出別人未曾闡述的觀點。
兆鏞《晉會要》的修撰，現存有56卷并《敘目卷》，匯編了兩晉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各種典章制度，分類述。既有對歷史事實的詳細列舉，又包含了各類瑣碎的言論和故事。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唐修《晉書》追求辭藻文風艷麗，而忽視內容的真實（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晉會要》手稿本至其去世前仍未刊行，后經其五子汪宗藻之手折子戲1953年藏入中國國家圖書館，1988年手稿影印出版，共675頁。汪兆鏞的《補三國食貨志》《補三國刑法志》，同其他對《三國志》的續作一樣，增補體例，改變了《三國志》有紀有傳無表無志的局面。兆鏞在編輯《碑傳集三篇》工作上，側重于訂正錯誤、補充遺漏、資料印證，以及補充內容，將清一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等眾多領域名人的墓志、碑銘匯集成冊，成為清代人物傳記的重要文獻之一。
詩詞創作
兆鏞擅駢文、一生所作詩詞較多，他的詩既有對祖國山河的歌頌，也有詠史感懷，抒發個人胸意，還有單純游覽和歌詠風物的。他曾兩次東游，和上海、杭州名士張元濟、朱祖謀、冒廣生等唱和，留下的詩詞也較多。
其詩集，《微尚齋詩》集，其特點是語言含蓄婉轉，情感深沉內斂，充滿了對世事的關懷和憂慮，同時又展現出超脫塵世的高遠氣概；《澳門雜詩》則采用了竹枝詞的形式，文字風格清新自然，流暢易懂，生動描繪了澳門的生活情景；而《雨屋深燈詞》則是以姜夔、辛棄疾為師，傾力抒發個人的情懷，詞風典雅有力，格調健朗。
鄉邦文獻
汪兆鏞十分重視鄉邦文獻的搜集、整理。貢獻最大的，還要算參與修撰四十四卷《番禺縣續志》。民國七年(1918年)，設修志局于縣學宮內之明倫堂，汪兆鏞應邀任志稿分纂之一。他獨自撰寫了輿地志一卷、建置志二卷、官師志二卷、人物志二卷、金石志七卷、古跡志一卷、前事志一卷、余事志一卷，其余諸卷也多有纂述。汪兆鏞行文簡括精當，又有自己獨到見解，體現出學識廣博與嚴謹持重的學風。
《廣州城殘磚錄》是兆鏞借助殘磚舊瓦的搜集，對廣州城市沿革進行的一番實物考證；他受東莞陳伯陶編寫《宋東莞遺民錄》和《勝朝粵東遺民錄》的啟發，廣泛搜羅元亡后不在明朝任官的粵人的各種史料，匯編成《元廣東遺民錄》，填補了廣東歷史學在元史這一領域的空白；汪兆鏞長于考訂，即使是《澳門雜詩》這樣的文學類作品，他也能借助于《廣東通志》和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對照乾隆間修撰的《澳門紀略》，在對當地政教、建筑、風物、民俗、歷史、人物的吟詠中，引用故事史實作為注解，為后世了解、研究澳門的歷史、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嶺南畫史
汪兆鏞編纂的《嶺南畫征略》這部著作，除了修正《畫史》《墨林今話》《寒松閣談藝錄》的錯誤之外，還針對各家體例上的不足，通過人物生平事跡與藝術作品相結合的方式，以“人存畫”的視角來編排。即每個人先記載履歷、藝術成就，并附錄畫家本人對于自己作品的自撰題跋、創作心得，也把一些人物的趣聞軼事收錄進去，豐富了全書的內容。但對“油畫洋法”的一概摒棄，則是全書的一處缺憾。《嶺南畫征略》后經他的長子汪祖澤續補，出版發行，為廣東省藝術史的整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思想
政治思想
汪兆鏞從28歲至51歲這二十幾年的為幕及主理鹽務的人生經歷，讓汪兆鏞對于地方民政管理有一定的認識。他的政治觀念思想是從統治階層立場出發，當中有一些見解，體現了愛國思想。
汪兆鏞是儒家思想的擁護者，因此，其政治主張認為要達至民信人和的目標，就必須要有賢德之士在位，然后百姓遵循賢者的政令，這樣就能政通人和，所以才在論述治理之道時，強調要先修明政事，然后才能尋求船堅炮利；而在地方政務上，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極為重要，因此，要慎選官員，放手讓地方官員靈活的手法來管理地方治安；針對列強進犯，政府軟弱，他認為可以變法圖強，但反對輕率變法。要依序推行，要奠基于人才培養，而非單純取決于政治制度。
遺民思想
汪兆鏞有深厚的遺民思想，即維護傳統文化、保持禮教倫常；生活在他們不認同的政權下，以保衛傳統文化為己任，其社會活動都以此為目的，從事學術研究、詩文創作、編修史籍方志、教育工作和弘揚儒家思想。辛亥革命初期，身世之感構成汪兆鏞詩詞的主題。1918年《元廣東遺民錄》的完成標志著他的遺民身份完成了自我確認。
辛亥后汪兆鏞閉門著述，多次拒絕在民國政權里當官。如被推舉為鹽政局長、省志聘任為總纂職務不去，連有知遇之恩的原東家岑春煊的再次聘任也不去。不當新朝官是界定遺民身份的證據之一。辛亥之后，廣州學海堂重開，推辭不下，最后答允校閱歷史學、詞章二課，在批閱課卷時，涉及到清代需要諱書的抬頭缺筆，如批學海課卷，溥儀儀字必缺一撇，以示不忘故朝。
汪兆鏞多次攜家帶口寄居澳門。汪兆鏞以主動的態勢不斷強化自己的 遺民身份。1922 年，當他得到愛新覺羅·溥儀溥儀親書 “福”字之賜，聽到消息后喜不自勝，即名其居所為“賜福堂”，并刻一印文“宣統辛亥后番禺區汪氏賜福堂印”以示紀念；甚至在他去世后，清遜帝溥儀再賞以“志節不移”匾額。汪兆鏞曾記載了 1924 年正月十三日，在香港九龍城外槃[pán]園，與陳伯陶、張學華等12人參加為溥儀祝壽等活動。
道學思想
汪兆鏞晚年他曾兩次上廣東道教名山羅浮山，住酥醪觀，自號“永覺道士”。又與道教中人交往親密。
《老子道德經撮要》是汪兆鏞晚年閑居澳門時眾多著述中的一部代表作，有著深厚的道學思想。首先，匯集各種注釋《老子》觀點。《老子》一書為道家之經籍，歷來為其作注的人很多，其義也不同一，為此，兆鏞摘取以往釋老子的要點，闡發老子經旨，再加上自己的見解，附錄在后，方便后學。其次，汪兆鏞認為儒與道并無不同。他梳理了儒道的流變后，指出儒道之間淵源相同，相互詆毀是從司馬遷開始，后世隨著時間的流逝，糾紛誤解增多，但不可數典忘祖。再次，汪兆鏞宣傳以道救世。他在《老子道德經撮要》開篇即宣傳宗教救國思想，以道救世，他認為，時至今日也應秉承老子的這一主張。具體做法是：作為統治者，要有一顆仁慈之心，時常為百姓著想，少私寡欲，那么，天將救之，甚至天下自定；作為世人，也要多學一些道教知識。
主要作品
人物關系
軼事典故
汪兆鏞的同父異母的四弟汪精衛，即汪精衛，比兆鏞長子歲數還要小。汪精衛的生母吳氏在他十三歲那年(1896)去世，次年父親汪琡也離世，因此，汪精衛后跟隨兆鏞生活。衣食住行費用，都是仰仗這位兄長。1898年汪兆鏞到樂昌辦理鹽務，汪兆鏞獨留二、三弟于廣州，卻帶著兆銘一起到樂昌，加以管教，可見汪兆鏞對于這位當時只有十五歲的幼弟，最是疼惜。
汪兆銘于1904年考取公費赴日本留學，次年加入同盟會，以“精衛”為筆名在《民報》上發表了多篇思想進步的政論文，引起清廷的不滿。當時汪兆鏞正在兩廣總督岑春煊幕中，據汪精衛自述，有一次岑春煊借著醉意要他交出來，汪兆鏞急得沒法。汪精衛得知此信息后，便寫了一封最后的家信，要求“自絕于家庭，并與已聘劉氏退婚”，署名“家庭之罪人”。汪兆鏞拿到信后，申明幼弟已脫離家庭，將汪精衛永遠驅逐出家門，并拿到番禺縣衙存案。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汪精衛與陳璧君于上海市成婚后，夫妻二人共同返回廣州市，還探望兄嫂，因此可以推知，辛亥后兄弟二人仍有見面。1922年汪精衛四十歲生日時，汪兆鏞曾以一塊舊藏書硯贈送作賀。1930年，汪兆鏞編著《山陰汪氏譜》時，按譜表中世系排列，將汪精衛列為元末自婺源縣遷至浙江山陰縣的第十九世孫。汪兆鏞在其年譜中也較少提及汪精衛。
汪兆鏞平日最鄙薄其弟汪精衛為人，精衛心術不端，他不僅貽羞汪氏，且將為國家罪人。每見到汪精衛，他都訓斥一頓。汪兆鏞與汪精衛兄弟二人政治觀點異，但從未在文字上因為政治觀點的不同而批評對方。對其稱謂，汪兆鏞在其自訂年譜中，于1906年前概稱“季弟”，之后稱為“精衛”，而詩詞中更無片言只字與之有關。
人物評議
光緒年間舉人、燕京大學張爾田教授的挽聯寫道：“國仇家恨，萃于一身，居夷余年，何慚西山高臥；孔思還情，期望終古，著書數百卷，卓然東墊正傳。”近代詩人吳用威的挽聯寫著：“藕孔寄吟身，海國塵揚，仙蹤定躡羅浮蝶；藥州沉舊夢，風微人往，詩事長留癸酉箋。”簡單概括其人生經歷，對超凡脫俗生活的向往，和著作詩歌藝術等方面的成就。史學家陳垣：節擬西山，學傳東塾；詞刊雨屋，詩著晴。”把其比作宋代學者真德秀，繼承其師陳澧的學術傳統。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