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sfs：folklore），又稱民間文化，可以簡單概括為民間流行的風尚、習俗，是指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群體在長期的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并世代相傳，較為穩定的文化事項。
民俗一詞是由英國古物學家湯姆斯于1846年創制，本意是指“民眾的知識”。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民俗事象，“民俗”一詞很早便見于古籍。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民俗一詞的含義與“風”、“風俗”、“民風”、“習俗”、“謠俗”等并沒有多大區別，都是指民俗事象。民俗作為學術概念被引入中國相對較晚，直到“五四”運動伊始，“到民間去”的呼聲在知識界日漸響起。1918年，北京大學成立“歌謠研究會”，被視為中國民俗學的先聲。1922年，《歌謠》周刊創刊，在《發刊詞》中第一次使用了“民俗”這個學科性專用名詞。
民俗的范圍和類別劃分有多種方式，大致分為物質生活民俗（生產民俗、工商業民俗、生活民俗）、社會生活民俗（社會組織民俗、歲時節日民俗、人生禮俗）、精神生活民俗（游藝民俗、民俗觀念）等三個大類八個小類。民俗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精神基因，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和外延有很高的重合度。民俗文化不僅是歷史的延續，而且還將會繼續延續下去，在強化社會認同、增強文化自信、促進經濟增長、培養價值觀念、建設社區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當代價值。堅持守正創新，深入挖掘和傳承民俗文化，對于促進社會和諧、增進民族團結、鞏固國家統一具有重要意義。
釋義
民俗，顧名思義，就是民間風俗習慣，也即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社會交往中，在特定社區（群體）內部形成的，具有普遍性、規范化、習慣性的行為方式及相關物質表現。民俗的概念很寬泛，從空間角度看，大至國家、民族，小至村落、行會，都會有一些群體性的生活習慣或行為規范；從時間角度看，民俗是社會群體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世代相傳、習以為常的行為方式。
屬性
民俗的根本屬性是模式化、類型性，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其他屬性。模式化的必定不是個別的，自然是一定范圍內共有的，這就是民俗的集體性：民俗是群體共同創造或接受并共同遵循的。模式化的必定不是隨意的、臨時的、即興的，而通常是可以跨越時空的，這就是民俗具有傳承性、廣泛性、穩定性的前提：一次活動在此時此地發生，其活動方式如果不被另外的人再次付諸實施，它就不是民俗；只有活動方式超越了情境，成為多人多次同樣實施的內容，它才可能是人人相傳、代代相傳的民俗。另外，民俗又具有變異性。民俗是生活文化，而不是典籍文化，它沒有一個文本，主要靠耳濡目染、言傳身教的途徑在人際和代際中傳承，即使在基本相同的條件下，它也不可能毫發不爽地被重復。在千變萬化的生活情境中，活動主體必定要進行適當的調適，民俗也就隨即發生了變化。這種差異表現為個人的，也表現為群體的，包括職業群體的、地區群體的、階級群體的，這就使民俗具有了行業性、地區性、階級性。如果把時間因素突出一下，一代人或一個時代對以前的民俗都會有所繼承，有所改變，有所創新。這種時段之間的變化就是民俗的時代性。
歷史沿革
國外
作為學術術語的“民俗” （folk-lore）一詞，是由英國古物學家湯姆斯于1846年創制，本意是指“民眾的知識”。這個詞在當時很快為多數學者接受，并成為民俗研究這門新興學科的正式名稱，用于指代“關于民眾知識的科學”。后來也有許多學者主張用“民俗學”一詞專指“民俗學”，以區別其研究對象“folklore”。日本學者在19世紀末翻譯“folklore”這一術語時，使用了“民俗”這兩個漢字。
中國
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民俗事象，“民俗”一詞很早便見于古籍。《禮記·細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史記·循吏列傳》曰：“楚民俗好庳車。”《漢書·董仲舒傳》說：“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此外，《管子·正世》中也提到了“料事務，察民俗”。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民俗一詞的含義與“風”“風俗”“民風”“習俗”“謠俗”等并沒有多大區別，都是指民俗事象。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就有“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社會功能。從孔子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到管子的“教訓正俗”，從荀子的“習俗移志”到呂不韋的“觀其俗而知其政”，思想家們都把治國理政的視野下移到考察民風民俗的傳統之道上來。“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也是歷朝歷代社會治理的重要進路。歷史上，中國不僅產生了浩如煙海的民俗籍載文獻和口碑文獻，也出現了許多研究性專書，如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北齊劉子的《新論·風俗》、清代顧炎武的《日知錄》等。
民俗作為學術概念被引入中國相對較晚，直到“五四”運動伊始，“到民間去”的呼聲在知識界日漸響起。1918年，北京大學成立“歌謠研究會”，被視為中國民俗學的先聲。1922年，《歌謠》周刊創刊，在《發刊詞》中第一次使用了“民俗”這個學科性專用名詞。這表明，“民俗”一詞在中國并非是一個生造詞，但作為一個學術術語還有一個過程。例如，1923年北京大學成立的學術機構仍然被命名為“風俗調查會”。后來關于這個外來語詞的含義還發生過一些爭論，出現過“民俗”“謠俗”“民間風俗”“民間文學”等不同概念。而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名稱，也先后被學者們翻譯為“民學”“民情學”“風遙學”“歌謠學”“風俗學”“民俗學”等。這門學科最終定名為“民俗學”，與1927年中山大學成立“民俗學會”，繼而創辦《民俗周刊》（1928-1933）直接相關。
形成
民俗的形成有三大根源：地理根源、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地理里根源是指由于自然環境的地域差異形成的民俗上的差異，如：房屋的式樣，服飾，生活習慣等。社會根源是指由于社會經濟條件所引起的民風的差異。如不同生產方式地區的居所、服飾、飲食等方面的差異。歷史根源是指由于時代變遷所留下的的歷史遺風如春節、清明節各節氣，舞獅、龍燈、跑旱船等。
特征
民俗特征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國家都有其各自的民俗特征。同時，民俗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又具有全人類、全世界共通的法則。
集體性
民俗的集體性，是指民俗在產生和流傳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基本特征，也是民俗的本質特征。人的根本屬性是社會性，每一個個體都不能脫離其所屬的群體單獨生存，在人類的各種群體活動中，民俗文化應運而生。
春節吃餃子的習俗在明清時就已經盛行，吃餃子取“更歲交子”之意。白波一家人在北京過年的故事，使無數中國人產生了心靈共鳴。貴州省的下堯村，每年十月都會迎接一個專為稻谷豐收而設置的節日——新米節。而村民享受盛宴的方式也很特別，十里長街，百十張桌子排在一起，所有的村民沿街而坐，這就是能夠體現出群體協作和分享的“長街宴”。由此可見，民俗文化是一種群體智慧的結晶。人類社會中絢麗多彩的人文景觀和民俗文化，都是由群體不斷創造、完善、傳承和保護下來的。
傳承性
民俗的傳承性，是指民俗文化在時間上傳衍的連續性，即歷時的縱向延伸性，也是指民俗文化的一種傳遞方式。每個人在成長歷程中，都從民俗文化中潛移默化地學到了一系列知識、技能和道德，在民俗傳承的過程中獲得了知識和能力。
穩定性與變異性
民俗的穩定性是指民俗一旦產生，就會伴隨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長期相對地固定下來，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中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人們開創并延續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特色。例如，元宵節吃元宵、猜燈謎；清明節出門踏青、插柳條；重陽節登高放紙鳶、插茱萸等等，許多習俗自先秦兩漢時就已經定型，并一直傳承到現在。
民俗的變異性是指在民俗傳承過程中引起的自發和漸進的變化。民俗文化在社會的每個階段都會產生變異，并在變異中求得生存和發展。民俗文化是幾千年來社會發展的積累和總結，在歷經千年的傳播過程中，語言和行為是民俗文化得以傳承的主要工具，這種特性也決定了民俗文化的變革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以不斷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類型性
民俗的類型性，是指民俗文化的表現形式是一種民眾共同遵守的標準。這種標準既是一種定型化的思維習慣，也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行為方式。以民俗文化中的民間文學為例，中國著名的四大傳說——“梁山伯與祝英臺”“白蛇傳”“牛郎織女”和“孟姜女哭長城”——之所以被人們所稱頌，就是因為它們所表達的思想與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的愿望密切相關。
規范性和服務性
民俗文化就其實質而言，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創造的語言和行為模式，或者說它是民眾共同創造和遵守的行為準則，這就是民俗的規范性。簡單來說，就是約定俗成。人們通過這種“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遵守著長幼有序的生活禮節、享受著歲時節日的歡樂團聚、祈禱著風調雨順的美好愿望，這就是民俗文化服務性功能的直觀體現。
分類
民俗的范圍和類別劃分有多種方式，大致分為物質生活民俗（生產民俗、工商業民俗、生活民俗）、社會生活民俗（社會組織民俗、歲時節日民俗、人生禮俗）、精神生活民俗（游藝民俗、民俗觀念）等三個大類八個小類。
物質生活民俗
生產民俗
生產民俗指農業、漁業、采掘、捕獵、養殖等物質資料的初級生產方面。
工商業民俗
工商業民俗指手工業、服務業和商貿諸業等物質資料的加工服務方面。
生活民俗
生活民俗指衣、食、住、行等物質消費方面。
社會生活民俗
社會組織民俗
社會組織這一概念通常是指中國傳統社會中，民間形成的各種穩定互動關系的共同體，如家族、行會、幫會等。而社會組織民俗也就是指人們建立并沿襲群體內的互動關系，以推動群體事件的時候所形成的習俗慣制。
歲時節日民俗
歲時節日民俗是指在一年之中的某個相對階段或特定的日子，在人們的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紀念意義或民俗意義的社會性活動，并由此傳承下來的各種民俗事項。從孩提時代開始，民眾就約定俗成地在特定的時間里進行民俗活動。從元旦的拜年至歲末的守夜，無論是清明節祭祖、重陽節敬老，抑或是粽子、月餅以及臘八粥這些年節的象征食品，都蘊含著豐富的民俗文化。
人生禮俗
人生禮俗是將個體生命加以社會化的程序規范和階段性標志。人類通過人生禮俗的設置，使自己擁有更加豐富多彩的人生。
精神生活民俗
游藝民俗
游藝民俗是游戲、竟技、社火等娛樂方面。
民俗觀念
民俗觀念是諸神崇拜、傳說、故事、諺語等所代表的民間精神世界。
社會功能
民俗的功能是指它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民俗事象之所以能夠千百年地延續、世代傳承、不斷擴布，為人民大眾所接受，為社會所容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這是它存在的價值所在。總的說來，民俗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教化功能
民俗的教化功能，是指民俗在使每個人從自然人向社會人的變化中所起的教育作用。剛剛降生的嬰兒是一個自然的人，雖有人形，尚無人性，但也就在他降生的那一刻起，他就開始生活在一種特定的民俗中，受到各種民俗事象的熏陶受到前輩和他人的指教。如從語言習俗中，掌握了語言這種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人際之間的思想交流工具；從稱謂和人際交往的習俗中，明確了自己在家庭和社會群體中的位置、責任、義務；在衣食住行的各種生活生產習俗中，學會了得以生存的生活方式:從各種道德和信仰的習俗中，懂得了什么是非善惡和應該遵循的生活準則，逐漸地從一個自然人轉化為社會人，成為某一社會群體中的一員。
規范功能
民俗的規范功能，是指民俗對社會成員行為方式所具有的約束作用。作為社會群體中的一員，每個人在生活與生產方式上，必須要與社會保持，總體上的一致；否則就會被視為異類，無法生存。這種最古老的、產生于人類社會之初的束約力，就是民俗。遵循古老的世代相承的習俗，既是自覺的，也是被強迫的。民俗的束約作用，是借助于人們的良心、負罪感、內疚感等一系列心理活動和強大的社會輿論、社會公約來實現的。民俗就像一只無形的巨手，無聲地支配和調節人們的行動。可以說，人類社會中的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民俗文化的的影響和制約。
維系功能
民俗的維系功能，是指民俗統一個體的行為與思想，使之保持使群體鞏固和社會穩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生活在共同的地域和同一社會條件下的人們形成共同的民俗，而這種共同的民俗一旦形成，就會使遵循這種習俗的人們形成一種認同心理，久而久之，形成相同的或者相似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繼而產生一種親和感，從而凝聚成一個穩定的共同體。民俗在共同體內是一種凝聚力，對外則是一種共同體的標志，共同民俗的世代傳承，就使得共同體更加鞏固由這樣的許多共同體而組成的社會也就愈加穩定。因此，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民俗的這種維系功能，常常把它作為鞏固統治的手段。
調節功能
民俗的調節功能，是指通過民俗事象中的各種娛樂活動，使社會成員產生快樂和愉悅的心理，調節生活節律。各種娛樂活動，有的是在節日中舉行，如南方 一些地區端午節賽龍舟，北方廣大地區春節期間扭秧歌，百苗族蘆笙節中的吹笙跳舞、對歌，蒙古族那達慕大會中的賽馬、摔跤、彈奏馬頭琴等等；有的是在各種宗教活動中舉行，如滿族薩滿教中的跳神、漢族求雨祭祀龍王的演奏等:有的即是在日常的閑暇之時，如滿族婦女、兒童的抓嘎拉哈，各個民族都盛行的講故事等。人們在緊張勞累的工作之余，通過民俗中的這些娛樂活動，得到放松、休息，同時也增進了相互間的感情。
研究
中國傳統宗教文化在當下呈現出部分恢復與發展的態勢，這一現象已較為明顯。新中國成立后，曾在 “文革” 期間遭受貶損、批判與否定的傳統宗教，像道教、佛教以及民間信仰等，均有了一定程度的復蘇。然而，傳統宗教在教職人員數量與宗教場所規模上，想要恢復至 1949 年以前的水平卻面臨諸多困難。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基督教與天主教在信教人數、教職人員以及宗教場所等方面，早已突破歷史峰值。
在當代社會，學校教育體系完備，科技日新月異，物質生活條件大幅提升，人們的世俗欲望愈發強烈，信仰宗教的總體人群數量呈下降趨勢，這是客觀事實。不過，財神崇拜卻是一個特殊的例外。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財神信仰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無論是道教宮觀，還是部分佛教寺廟，紛紛設立財神殿。各地還涌現出眾多獨立的財神廟，這種現象不僅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城市中十分常見，中西部鄉村地區對財神的崇拜也極為普遍。例如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鎮周城白族村，許多從事餐飲業與扎染行業的村戶都在正堂擺放財神像。貴州省地區的傳統儺戲里也新添了財神趙公明，這在當地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如今，各地財神信仰的熱度都在急劇攀升。攀登泰山時，沿途的佛教、道教廟宇內均設有財神殿。在杭州市攀登北高峰，山頂的靈順寺外有財緣閣，售賣號稱 “天下第一財神香” 的香品；寺內山門處彌勒佛塑像金光燦爛，寶座銘文為 “和氣生財”，主殿匾額寫著 “財神真靈”，主供如來佛祖，左側卻為財神趙公明，左右兩殿分別是文財神殿與武財神殿，文財神殿主位供奉范蠡，武財神殿正中則是關羽。在杭州、蘇州市、無錫等地的商家店鋪內，擺放或懸掛財神像已成為一種流行風尚，北京、廣州市等城市亦是如此。不少家庭還專門設置了財神龕，終年香火旺盛，供奉不斷。自宋代財神信仰興起以來，從未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像現在這般普及、深入且形式多樣。
禁忌
民俗禁忌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源自人們對神秘力量的敬畏，是在經驗、觀念和情感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于行為指向與方式上所形成的自我限制。
春節禁忌
春節禁忌，亦被稱為 “過年禁忌”，其時間跨度為十二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這整整一個月。最初，春節禁忌是源于對 “年” 的懼怕。據鄧云鄉在《紅樓風俗談》（1987）中的闡述，“年” 字在文言文里呈現象形，有頭有尾且四腳伸展，仿若一只大壁虎，被視作一種極為可怕的爬行綱，人們認為一年之中若不與它遭遇，便可安然無恙，于是通過燒火并享用美食來慶祝，這便是 “過年” 的由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蘊含其中的畏懼與迷信色彩漸漸被人們在立春除舊迎新時相互間的歡喜與關愛之情所替代。客家民間流傳著 “入哩年界（年關）禁忌多” 的俗語，其春節禁忌涵蓋諸多方面：嚴禁打罵小孩；不可打碎器皿；禁止講粗話惡語，正如張祖基在《客家舊禮俗》中所記載，“初一該日特別謹慎，唔敢講惡話罵人，也少人出門，若使在初一早晨碰到好的事情、聽到好的話，就作為系一年的好兆頭，作為今年會利市。所以碰到人，就互相恭賀，講各樣的好話。” 此外，還忌諱使用不吉利的字眼，像病、死、苦、貧、災、亂、荒、殺等；初三日通常忌出門訪友，因這一天各家習慣清掃垃圾并送至屋外空地或河邊，稱為 “送窮鬼”，故而鮮有人外出；同時忌用針線，尤其忌諱在廳堂做針線活。
數字禁忌
在民間舊時，數字四、六、七、八以及初五、十四、二十三（舊稱月忌日）都被視作禁忌。例如幼兒四歲，因 “四” 與 “死” 諧音，被稱為兩雙歲而遭忌諱。客家人對數字 “七” 尤為避諱，正月初七日吃 “七樣菜” 便是典型例證。除了七樣菜的諧音象征著人們祈愿聰明勤勞、幸福長久之外，也隱含著對 “七” 這一數字的禁忌，因為在客家話里 “七七八八” 表示麻煩。在客家人的喪葬習俗中，“走七”“七七”“四七”“做七” 等禁忌習俗，也充分體現了對 “七” 的忌諱。“走七” 俗稱 “撞七”，報喪后第 28 天（即 “四七”）若逢農歷初七、十七、二十七，便有 “撞七” 的說法，此時須舉家走避，俗謂 “撞三沒撞四，撞得生人沒點氣”；“七七”（報喪后 49 天）內孝子孝孫禁止理發，并且忌碗筷疊放，以防喪事接連不斷。“四七” 俗稱 “妹子七”，有孝女備物祭奠的風俗。“做七” 則是從死者去世那一天起算，每七日孝子孝孫就得身著孝服備牲醴拜靈，又稱 “篩七”，其中 “三七”“五七”“圓七”（即 “七七”）為大七，一般中上家庭常準備牲醴果品等延請僧人誦經，儀式如同臨喪 “做齋”。再者，每月的初五、十四、二十三舊時被稱為 “月忌日”（即每月之忌日），俗語有云：“初五、十四、二十三，且婆有銀莫去擔”，“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灶里不煉丹”。每逢舊歷七、八之日，鄉間有相親禁忌，遵循 “七不出行，八不回家” 的規矩，就如客家歌謠所唱：“初一就系初一頭，初二還系新年頭。初三就系窮鬼日，初四就系妹家日（回娘家）。初五又話出年卦，初六又喊嬲一日。七不去，八不歸，九九十十看打獅。十一十二龍燈到，索性月半正來歸”。
生育禁忌
客家民間流傳著 “六月六，伯勞掰伯母” 的說法，認為在六月六日出生的孩子會給父母帶來災禍，故而存在相關禁忌。在中國民間，舊有 “忌舉五月子” 的傳統觀念。《史記?孟嘗君傳》記載：“五月子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宋書?王鎮惡列傳》也提及：“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故令出繼疏宗，猛（鎮惡祖父）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 客家民間的 “忌舉六月子” 可能是由 “忌舉五月子” 演變而來。
日常生活禁忌
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諸多禁忌。衣服不能反著穿，因為反穿衣服如同穿著孝服，意味著家中正在服喪事。吃飯夾菜時忌用筷子敲擊盤碗，因為這是乞丐討吃的動作，也是逗引狗、貓等牲畜進食的信號。同時，忌將筷子豎插在飯菜碗上，這是祭死人的方式。住房內擺放眠床忌正對屋頂橫梁，人們認為橫梁壓頂預示兇險，且容易引發噩夢。床位不可直向房門，也不宜腳朝門口睡覺，這些都被視為喪事的象征。出門辦事忌逢 “三煞日”“空亡時”。家中生了小孩不能直接說生了，而稱 “供” 了或 “輕” 了、“產” 了。老人年老了也不宜直說 “老了”，因為 “老了” 是死亡的代名詞，適宜說年歲多了或年歲高了。探病時間忌在下午、晚上以及農歷初一、十五日，下午意味著日已過晝，晚上表示太陽落西天，初一、十五日是敬神祭鬼的日子。死人忌逢農歷初一、十一、二十一，死后七天逢七叫 “撞死”，人們認為家中會鬧 “風煞”，逢七的當天，全家人以及共屋的鄰居都要清早離家外出 “避煞”，午后才能返回。
著作
代表性民俗
煙標民俗
在中國，各地民俗千差萬別，然而對吉祥的向往卻如出一轍。于是，煙標這一小小的方寸之物，便成為了吉祥、喜慶題材的集大成者。它巧妙地運用文字與圖案，借助某些自然物象的寓意或諧音，將人們心中的美好愿望一一呈現。新鄭市卷煙廠的 “喜梅” 牌卷煙，便是深諳此道的佳作。它以民俗文化中喜鵲登梅枝的經典形象，傳達出 “喜上眉梢” 的美好意蘊。梅枝諧音 “眉梢”，而喜鵲則直白地將 “喜” 字點出。連年有余成為多地共有的習俗。每至春節，餐桌上那尾燒好的魚雖散發著誘人的香氣，卻無人動筷，只因它承載著 “連年有魚（余）” 的吉祥寓意。煙標之上，蓮花與鯉魚的組合相得益彰，蓮花寓意 “連年”，鯉魚則象征 “有余”，二者相互呼應，堪稱民俗文化在煙標設計上的絕妙運用。廣西壯族自治區武鳴卷煙廠的 “有” 牌卷煙更是別出心裁。此煙標一套四枚，分別繪有喜鵲、蝙蝠、銅錢、鯉魚四幅圖案，恰似一組無聲的祝福密碼，暗扣有喜、有福、有財、有余。這煙標所蘊含的良好愿望，不僅深受中國人喜愛，出口至越南時亦備受歡迎。 在民俗文化中，鴛鴦、并蒂蓮等意象無疑是象征夫妻恩愛的璀璨星辰，也自然成為煙標常常涉獵的主題。長沙市、南昌市、哈爾濱市、蕪湖市、光山等多地卷煙廠均推出過鴛鴦題材的煙標，四川卷煙廠更是獨具匠心地打造了 “并蒂蓮” 旅游系列卷煙，這些煙標憑借著對美好情感的細膩詮釋，贏得了眾多煙民的青睞。
媽祖民俗
媽祖民俗，是一種源自信眾對媽祖敬仰之情，而后逐步發展形成的古老民間習俗。它和其他媽祖信俗集體活動有所不同，側重于信眾個體的信仰行為，極具個人化特色。在媽祖誕辰紀念之時，豐富多樣的民俗活動紛紛展開，為其增添了濃厚的節日氛圍，主要涵蓋以下幾方面內容：
媽祖游燈，這是湄洲島民眾為祈求福祉、慶祝豐收而舉辦的傳統民間活動。每逢節日，尤其是元宵節夜晚，人們手提 “媽祖燈籠”，環繞境域游樂。
謝恩敬神，這屬于家族性感恩蒼天的儀式。家族成員無論男女老幼，皆身著統一服飾，排列整齊前往媽祖廟，恭請媽祖出席，借此感恩圣恩浩蕩，傳達內心的崇敬之意。
圣杯問卜，當信眾在家庭事務或事業發展上遭遇困境時，往往會前往媽祖廟，借助木質半月形的 “圣杯” 進行問卜，期望能從媽祖那里獲得解決疑難問題的指引。
換花求孕，是湄洲島已婚但尚未生育的婦女所特有的習俗。她們前往媽祖廟，與媽祖神像頭上的花相互交換，以此祈求媽祖賜予身孕，滿足生育子女的心愿。
佩帶香袋，信眾會到媽祖宮廟求取小巧的香袋，并將其佩戴在小孩身上，以求媽祖庇佑孩子平安順遂，遠離災厄。
大門貼符，信眾會在自家大門貼上媽祖神符，期望媽祖護佑全家，使家庭生活安寧祥和，不受邪祟侵擾。
頸項佩玉，信眾將媽祖玉像掛于脖子上，寓意著媽祖時刻伴隨在身邊，給予貼心的護佑與關懷。
托看小孩，由于媽祖是信眾心中最為信賴的保護神，所以當信眾外出時，會放心地將小孩托付給媽祖廟照看。
媽祖掛脰，在媽祖巡游期間，信眾會虔誠地將用紅繩子系著的金鎖、銀鎖或錢幣掛在媽祖神像的頸項上，以此表達內心的誠摯祈愿。
誕辰禁捕，湄洲島的漁民在媽祖誕辰日前后，出于對媽祖的敬重以及對自然的敬畏，自發地停止下海捕魚作業，彰顯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理念。
媽祖民俗具有民間性、親和性以及包容性等顯著特征。歷經一千多年歲月的傳承，它早已深深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同水乳交融一般，充分展現出其普及性與深入性。媽祖民俗與其他媽祖信俗共同構成了媽祖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機整體，成為媽祖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載體。
莆仙民俗
民俗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廣泛存在于社會各個層面，深入民眾生活，反映著民族心理與精神。一般而言，民俗即傳統民間風俗，涵蓋社會諸多方面。以莆仙地區為例，此地民俗不僅展現出獨特文化現象與民眾淳美風氣，還體現為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成為莆仙文化的重要根基。它在社會物質、社群、人際、精神以及語言行為、習慣等多個層面均有體現，奠定了民間文化的基調。民俗也是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在人類文化領域占據重要地位，內涵豐富，有著自身的歷史、傳承與發展脈絡以及多樣的社會形態，具備欣賞性、教育性、文化性、宗教性等多種功能及復雜社會基因，對認識民族文化、地域人文和歷史社會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與意義。
莆田市民俗豐富多樣，同一習俗在不同區域會呈現出差異與變化，彰顯出多變性與靈活性。如春節和元宵節，各地活動日期有別，項目內容、規模及形式等也存在差異。元宵節時，平原地區盛行游燈活動，其中楓亭游燈極具代表性；沿海地區則有神祇出巡、郊游、擺粽轎、演戲等活動。莆仙各地宮觀寺廟眾多，不同宮觀的神祇廟點活動雖各有千秋，但功能與性質大體相同，都懷著共同的祈愿 —— 怡神祈福，期望平安吉祥、子孫昌盛、萬事如意。
價值意義
強化社會認同
民俗文化是在特定文化空間內，經過長期歷史積淀而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生活習慣，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體現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潛移默化地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精神基因，民俗是人類個體成長和發展的要素，也是社會構成最富有認同感的文化基因，是一個文化群體區別于其他文化群體的基本標識。共同的民俗生活必然會造就基于文化認同的民俗共同體，不僅有利于加強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結，增進成員之間的社會交往，也有利于強化共同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認同是主體對于自身所屬文化的確認與接受，共同的民俗文化是增強社會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重要文化載體。以春節為例，無論是身處繁華鬧市、僻野鄉村的中國人，還是遠在海外的華僑華人，每到除夕之夜都會闔家團聚，正月初一重啟新年，它不僅豐富了民眾的精神世界，寄寓著民眾的生活希望，也強化了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記憶。民俗文化以其獨特的魅力，彰顯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和精神風貌，激發人們對于本土文化的眷戀之情，升華為對于國家的認同與熱愛。因此，深入挖掘和傳承民俗文化，對于促進社會和諧、增進民族團結、鞏固國家統一具有重要意義。
增強文化自信
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俗文化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和民族精神內涵，成為展示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通過對外展示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不僅有利于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也有利于增進與其他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理解，推動文化多樣性發展。以春節文化為例。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華文化影響力的擴大，許多國家和地區將春節定為法定節假日，全球約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慶祝春節。2023年，第78屆聯合國大會將春節（農歷新年）確定為聯合國假日之一。2024年12月，“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春節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寄托著人們回歸故里、闔家團圓、辭舊迎新的共同渴盼，表達著對親朋好友等珍重之人的牽掛惦念，承載著祝福所有人平安快樂的美好祝愿，還傳承著家庭和睦、鄰里和諧、國家和平的共同追求。這些美好情感都讓文化他者因認同而共鳴，因共鳴而參與，讓春節的全球影響力日益擴大。中國推動春節成為聯合國假日、申遺成功，既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務實行動，也是文化自信的充分體現，進一步彰顯了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促進經濟增長
民俗文化的經濟價值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民俗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二是民俗文化產品的市場化。隨著全球旅游業的蓬勃發展，游客對于旅游體驗的需求日趨多樣化和個性化。通過深入挖掘特色民俗文化的魅力，不僅能夠讓游客體驗豐富多樣的民俗文化、生活方式，還能有效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無論是傳統節日的儀式慶典、民間手工藝制作，還是民族歌舞表演，都能為游客帶來別具風情的異境體驗。通過對民俗文化的挖掘、展演，旅游目的地能夠塑造出鮮明的文化特色，從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民俗文化創意產業方興未艾，已經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民俗生活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和素材，無論是將傳統民俗元素融入現代時尚設計，還是將民間傳說改編為影視作品，通過對民俗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可以開發出更具市場競爭力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市場化能夠讓更多的民俗文化產品走進千家萬戶，滿足人們對于文化產品的多樣性需求；而創新則能夠為這些產品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通過開發民俗旅游、激活民俗文化產業，可以有效激發經濟潛能，推動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培養價值觀念
幾乎所有的民俗活動都是在特定價值標準、道德標準指導下開展的，從而具備了傳統價值觀、倫理觀的教化功能。這種潛移默化的民俗教化不僅維護著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和社會關系，在現代社會依然具有重要意義，既影響著個體的道德品質，也有助于社會穩定與發展。如果依主體規模來劃分，可以將民俗活動劃分為家庭民俗活動和公共民俗活動。以節日民俗為例，除夕團年飯、清明節祭祖、中秋賞月等，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而正月十五鬧元宵、端午賽龍舟、上巳節歌會等，則是集體共享的公共民俗活動。在家庭民俗活動中，人們感受著家庭的溫暖、團圓的喜悅，通過參與儀式活動培養家庭成員的責任感和倫理觀念，理解四時節令的宜忌、飲食起居的習慣，等等。在公共民俗活動中，比如舞獅、舞龍、舞花燈、賽龍舟、搶花炮、對山歌等，團隊成員必須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才能贏得喝彩、獲得榮譽。通過參與和體驗公共民俗活動，能夠強化人們團結互助、協同合作、積極向上、公平競爭的良好品質。
民俗活動不僅是儀式的、協作的，也可以是知識的、技藝的，比如民間中醫藥、民間說唱、鐵木匠手藝、傳統剪紙、年畫、雕刻等。通過親身參與、體驗民俗活動，可以激活創造潛能，訓練動手能力和創新思維，從而強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與熱愛。民俗活動不僅有助于個體的全面發展，有利于通過身體記憶將家國情懷植入文化基因，還能夠有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建設社區文化
所謂社區，泛指特定領域（地區、族群、行業、身份等）成員所形成的社會共同體及其活動區域。社區的文化建設和發展關系到每一位社區成員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社區文化建設離不開社區成員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尊重，而共同的生活空間和民俗文化正是促進理解與尊重的重要文化資源。所謂入鄉隨俗，指的就是融入特定社區的民俗路徑。民俗生活中的禮俗互動、封山育林等實踐活動，有力地促進了社區成員尊老愛幼、團結合作、友愛互助等集體觀念和公共文化意識的形成。社區是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空間，良好的社區民俗不僅可以豐富社區成員的精神生活，提高社區成員的公共意識，還有利于營造良好的社區環境，保障和促進社區和諧發展。比如春節期間的社區民俗活動，無論是謎壇、燈會、秧歌、飄色還是游神賽會，不僅營造了濃郁的節日氛圍，更在互動互賞的表演活動中促進了社區成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在廣大農村地區，民俗文化往往還能夠補足法律的邊緣地帶，通過約定俗成的道德約束和社區規矩，有效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參考資料 >
嵐縣民俗文化概況.嵐縣人民政府.2024-12-19
新民俗形態、成因和引導開發路徑漫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2024-12-19
民俗文化的當代價值與傳承發展.人民論壇網.2024-12-19
民俗文化與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人民網.2024-12-19
[推薦閱讀]幾部重要的民俗志書.中國民俗學會.2024-02-16
盤點 | 民俗學、民間文學年度好書.澎湃新聞.2024-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