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作者為春秋末年魯國史官左丘明，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
《左傳》以孔子所著《春秋》為框架，記載了春秋時期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間的歷史，長達255年，共12位國君。《左傳》的內容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天文、醫(yī)學、習俗、文藝等領域，還記載了除魯國之外，晉、秦、周等國家的史事，同時對《春秋》經所運用的“春秋筆法”進行了講解，借人物之口引用了《詩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是后人學習《春秋》的解經之作。
《左傳》在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影響了中國古代歷史學的發(fā)展。同時它也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著作，也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
書名
《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又名《左氏春秋》《左氏傳》。《左傳》在漢代以后就和《公羊傳》《谷梁傳》被官方定為“春秋三傳”，唐代成為“九經”之一，宋代之后成為“十三經”的重要部分，和《史記》被并稱為歷史散文之祖。
內容概要
《左傳》系統(tǒng)的記載了春秋時期的歷史和春秋以前的一些歷史片段，其主要內容為春秋時期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間長達255年的歷史，歷經12位國君，同時記載了除魯國以外國家的史事，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天文、地理、農業(yè)、醫(yī)學、習俗、文藝等內容。《左傳》還講解了《春秋》經所運用的“春秋筆法”，同時借助歷史人物來引用《詩經》《尚書》《周易風水》等儒家經典和儒家佚書，闡述了儒家治國理念。
傳播與研究
《左傳》于戰(zhàn)國后期開始傳播于與研究。《左傳》早期被傳播至曾申、吳起父子、楚人鐸椒、虞卿、荀子和張蒼等人，其中鐸椒作《抄撮》八卷，虞卿作《抄撮》九卷。西漢，賈誼、張敞等人都修撰了《春秋左氏傳》并流傳于世，之后劉歆多次想將《左傳》列入學官，最終《左傳》在王莽當政時被列入學官，劉也因此被稱為《左傳》學的創(chuàng)始人。東漢時期，《左傳》雖有爭論，但依舊受到學者的重視，《左傳》學的代表人物有賈逵、鄭玄等人。晉朝時期，杜預所作的《春秋左傳集解》成為了《左傳》學的綱領，也是《左傳》歷史學上的里程碑。《左傳》學在南北朝時期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在天寶時進入興盛，孔穎達所作的《春秋左傳正義》是自漢代以來《左傳》學的集大成著作，劉知幾則在《時通》中肯定了《左傳》的體例、敘事等成就。
兩宋時期，學術傳變?yōu)榱x理之學，《左傳》學的研究重點側重于深挖微言大義，其重要人物有北宋孫復、胡瑗等人，南宋胡安國、朱熹等人，其中胡安國的影響很大，他被元明兩代的《春秋》經傳之學奉為宗師，因此《左傳》學在此時期未有較大的突破。清代時期的《左傳》學達到了高峰，其在義理和考據(jù)上都有著重大突破，劉逢祿等人掀起的疑古思潮使得《左傳》的真?zhèn)螁栴}被討論，也直接導致了20世紀初梁啟超等人對于《左傳》真?zhèn)蔚挠懻摗＿M入20世紀后，《左傳》研究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突破，經學研究、歷史學研究、文學研究、哲學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左傳》的經典地位更加鞏固。
思想
天人思想
《左傳》中重視人道的價值，體現(xiàn)了春秋時代在敬奉天道的基礎上，理性地構筑天人關系。《左傳》在敬畏天命的同時也強調了人的作用，實現(xiàn)了天命中心論向人本主義的轉變，注重現(xiàn)實，推崇理性。《左傳》中主張敬天禮神的目的在于重民保民，神靈在民眾之下，強調“民”在國家強弱、政權相爭以及民眾反抗中的作用與價值。同時，《左傳》中天道評判的標準為“德”，繼承和發(fā)展了西周以來的天道觀，突出了天命鬼神的道德性和目的性，對于社會則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要求。《左傳》還強調了“天”“德”“人”之間的關系，將人是否配德以承天命與自然災難、事件吉兇相關聯(lián)，突出了“德”的重要性。因此天道在《左傳》中成為了獨立于人道所存在的超自然力量，以“德”作為判斷標準，實際上事實的決定權掌握在人的手里而不是天道手中。此外，《左傳》中有不少違卜、廢卜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可以佐證當時人們理性思維的成長，人對于“天命”的畏懼感減弱并且疏遠天道，轉而更關注人事，進一步認可自身力量。
民本思想
《左傳》中的民本思想為重民輕君，其作為其主線貫穿全書的，主張樹君在民、強國在民。《左傳》中以晉悼公實行惠民政策而使國家強盛、夫差因失民心而戰(zhàn)敗等例子來說明富民才能強國、得民心者得天下等道理，均從民本的角度出發(fā)。同時《左傳》還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對“德政”多有論述，體現(xiàn)了其民本思想。《左傳》中蘊含的民本思想也告誡后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社會主義，影響了歷代當政者的執(zhí)政理念。
戰(zhàn)爭思想
《左傳》共記載了四百九十二次戰(zhàn)役，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春秋時期的戰(zhàn)爭狀況，重點關注戰(zhàn)爭的倫理性質，認為符合“禮”的戰(zhàn)爭才是合理正義的戰(zhàn)爭，將“禮”作為衡量戰(zhàn)爭倫理性質的標準。例如《左傳》中評價了魯文公十五年，齊懿公發(fā)軍進攻魯國的戰(zhàn)役是不義之戰(zhàn)，必然會導致禍難。《左傳》認為戰(zhàn)爭不是目的，而是為了震懾和守衛(wèi)和平，因此軍隊的存在也是必要的，阻止戰(zhàn)爭最好的手段就是軍武本身。《左傳》主張戰(zhàn)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便是民心向背，同時還受到其他多種倫理因素的影響，例如政治倫理狀況、將士和諧情況以及軍隊道德素質等，此外還記載了仁德、信用、完顏守緒三種戰(zhàn)爭之德。《左傳》中蘊含的戰(zhàn)爭思想影響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眾多思想家，對秦漢以來的戰(zhàn)爭倫理觀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兵學思想
《左傳》的兵學思想帶有明顯的社會思潮屬性，表達了當時社會上大部分政治家、思想家、兵學家和戰(zhàn)爭指揮者在兵學問題上所達到的深度，是群體的認知，標志著春秋兵學思想的大致水平和一般狀況。其兵學思想具有分散性，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缺乏一定的邏輯性，只是具體戰(zhàn)爭經驗的鋪陳羅列，沒有得出相對應的理論。《左傳》呈現(xiàn)出了春秋時期兵學思想認識上的差異和對立，因此其兵學思想表現(xiàn)出明顯的二重性，既有因襲傳統(tǒng)的一面，又有重視現(xiàn)實的一面。《左傳》的兵學思想體現(xiàn)于積極而豐富的戰(zhàn)爭觀、順應時代潮流的作戰(zhàn)指導思想和以禮系法的治軍思想，同時記載了伏擊戰(zhàn)、迂回戰(zhàn)、包圍戰(zhàn)等具有新戰(zhàn)術思想的事例。其兵學思想較為豐富，是春秋社會變革作用于軍事領域的產物。
語言藝術
《左傳》敘事擅長抓住要領和本質，語言切確簡潔且富有感情色彩，可用幾句話準確刻畫出場景或者人物，給讀者以強烈真實感。例如“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靦熊蟠不熟，殺之，置諸備，使婦人載以過朝”，只用了四十個字就描寫出了晉靈公的殘暴。《左傳》還注重細節(jié)描寫，例如用“室如縣(懸)罄，野無青草”來展現(xiàn)魯國糧食斷絕的景象，具有較好的藝術效果。同時，《左傳》擅長運用人物語言，如獨白、對話等來展現(xiàn)歷史人物的性格特征，還通過人物對話來剖析一些重大事件的社會背景，文章生動有力。《左傳》的重要藝術成就之一是其記述的外交辭令，這些外交辭令不僅辭藻華麗，而且內容充實，析理精辟透徹，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到政治斗爭的結果，例如燭之武退秦師中，燭之武成功打動了秦穆公，瓦解了秦晉聯(lián)軍，最終使得鄭國轉危為安。《左傳》又一語言特色便是民眾口頭創(chuàng)作的歌謠諺語以及成語的引用，使得其文學語言更加豐富，《左傳》的故事性很強，語言精煉，往往用幾個字便概括了事物的本質或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例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唇亡齒寒”、“退避三舍”等，其中成語大致可分為比喻、概括事物本質、描繪以及故事神話的提煉四大類。
相關評價
價值與影響
《左傳》繼承了古代史官“不虛美，不隱惡”的傳統(tǒng)，所以其所記載的史事和人物具有較高的歷史真實性，是研究春秋時期以及整個先秦時期的重要文獻資料。《左傳》不僅關注各國貴族，還關注平民階層，它所記載的社會現(xiàn)象與各國國運的變化相連，使得歷史更加立體化和具體化。《左傳》還保存了部分自然科學方面的史料，如記錄了三十七次日食，觀測恒星等，是世界科學技術史上的寶貴資料。除此之外，《左傳》所體現(xiàn)的儒家思想和“民本”思想使其影響超出了歷史學的范疇。
《左傳》也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著作，它和《史記》被并稱為歷史散文之祖。戰(zhàn)國以后的歷史散文也直接受到了《左傳》的影響，《史記》是《左傳》的最大繼承者。《左傳》擅長對人物形象的刻畫以及戰(zhàn)爭的敘述，其著墨不多就可以勾勒出一個鮮明的形象，而《左傳》中多以人物活動，雙方兵力對比等側面描寫來渲染戰(zhàn)爭氛圍，《史記》中對巨鹿之戰(zhàn)等戰(zhàn)的描寫繼承了《左傳》這一戰(zhàn)爭寫法。它也是許多當今成語的出處和來源，比如“其樂融融”“甚囂塵上”等，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
相關爭議
真?zhèn)沃疇?/h3>
《左傳》的真?zhèn)螁栴}在史學界存在不同意見。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提出《左傳》為劉歆偽作，學者顧頡剛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中引用了康有為的說法，推測《左傳》是劉歆從《新國語》中抽出篇章而編成。學者徐仁甫在《<左傳>疏證》中他將涉及《左傳》的古籍加以剖析并相參照，認為不存在《左氏春秋》一書，而是由劉歆博采群書偽作而成。
學者冉崇烈在《斥誤據(jù)<史記>以攻<左傳>之妄》中否定了以“左丘失明，厥有越南語”來證明《左傳》為偽書的準確性，并且主張古籍中存在語病，因此不能從字面出發(fā)來判斷《左傳》的真假。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論<左傳>之 真?zhèn)渭捌湫再|》和《論<左傳>之真?zhèn)渭捌湫再|（續(xù)）》用語言學的角度對《左傳》進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周秦漢朝的典籍和《左傳》的文法組織都不是完全相同，因此得出《左傳》為真書。
作者
關于《左傳》作者是否為左丘明，史學界持三種態(tài)度：贊同態(tài)度，學者金德建在《司馬遷所見書考》中因《史記》中有《左氏春秋》和《春秋國語》的書名，而提出《左氏春秋》與《春秋國語》都是左丘明所作；學者桑秋杰在《<左傳>作者及作者姓氏考》根據(jù)大量史籍論證《左傳》作者應為左丘明。
否定態(tài)度，學者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的《前言》中，以預言的應驗與否為依據(jù)，提出《左傳》的 作者可能不是魯國史官左丘明。學者張平撤在《<春秋><左傳>的作者究竟是誰》中否定了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傳》的說法，認為現(xiàn)存《春秋》實際上是戰(zhàn)國初年期間從魯國分裂建都的季孫氏的費國史記，而《左傳》則是曾申為教材費國史記即今存《春秋》所作的講義。
其余則持審慎態(tài)度，僅對作者的生活朝代進行推算而不明確指出其人。學者王守謙在《說< 左傳>》中提出《左傳》作者應該是戰(zhàn)國初期的人，學者黃麗麗《說<左傳>》對 《左傳》的性質、編過程和作者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作者應該不是魯國史官。
成書年代
史學界對于《左傳》的成書時代認識大體上一致：《左傳》當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作品，但具體時期和作者尚不明了。學者楊伯峻認為《左傳》成書于前 403 至前 386 年間，學者胡念貽認為《左傳》作于春秋末年。學者牛鴻恩《論< 左傳>的成書年代》通過分析書中陳氏代齊的預言和有關旁證，認為《左傳》作者知曉前四世紀七十、六十年代的歷史事件，由此判定《左傳》成書于前四世紀七十、六十年代。但也有學者不認可主流說法，如學者陳松青在《<左傳>成書于西漢前期小考》通過名物和 個別字詞的考證，并結合先秦諸子對《左傳》很少涉及這一情況，認為《左傳》當成書于漢興（陸賈)之后，同時贊成司馬遷曾見過《左傳》，故成書因在此之前。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