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與物》，全名《詞與物——人類科學的考古學》（法語：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英譯《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是法國作家米歇爾·福柯最重要的代表作，本書的副標題為“人類科學的考古學”，法文版首次出版于1966年，一經發行就轟動一時，在1970年譯成英文版，中文版在2001年首次出版。
福柯所在時代的知識形式是由人類學主體主義思維所決定的，福柯對這種思維方式進行了批判，同時批判了自勒內·笛卡爾以來，一直到伊曼努爾·康德這兩百多年西方哲學傳統思維中的先驗哲學和主體主義，并將對主體主義的批判延伸到了現象學這一現代主義哲學領域。他認為現代西方知識布局的轉變便有可能導致“人之死”，人不是主體主義所主張的一種本質存在。《詞與物》這本學術著作的目的就是對主體形而上學的批判。通過考察西方文化知識的對象，探討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系，米歇爾·福柯在本書中闡明自己理論，他認為每個歷史階段都分別有各自的一套與其他任何時期不同的知識形構規則（福柯稱之為認識型），語言的使用、知識的產生受到社會和權利的制約和限制，人是在現代被塑造的較為晚近的產物。福柯對從文藝復興時期一直到二十世紀這段時間的西方文化進行了探究和分析，不僅細致入微地梳理了這段時間的知識史，還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歷史觀。
《詞與物》的誕生被譽為“戰后法國思想史上的傳奇”，福柯憑借這本學術專著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一度成為民眾彰顯自己思想深度的文化符號。本書對當時盛行思潮的批判撼動了西方知識文化界一直以來對知識的認識基礎，一經出版就引起了學術界內外的熱烈討論，使米歇爾·福柯成為一位知名的法國知識分子，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的人都是西方思想界的個中翹楚：被譽為“知識分子良心”的大哲學家薩特聲稱這本書“要建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即資產階級所能修筑的抵御馬克思主義的最后一道堡壘”；岡奎萊姆則厲聲反駁了這種指責，認為福柯開創了一條嶄新的思想譜系之路。《詞與物》沖破了學科的分界，質疑了已構建的學科命題，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將現代問題引入學院式的哲學討論中，使人們紛紛參與進了這場革命性的轉變，對學術領域乃至人類思想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者介紹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和“思想系統的歷史學家”，與亨利·柏格森、薩特并稱為當代法國最偉大的三個哲學家。
米歇爾·福柯1946年進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學習，并在畢業后留校任教，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1950年福柯加入法國共產黨，在1953年因蘇聯自居“社會主義大哥”而退黨。50年代中期，福柯開始長期在國外從事文化交流工作。1960年福柯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并先后在克萊蒙費朗大學第一大學和萬森實驗大學任教，出版很多重要著作。1970年米歇爾·福柯開始進入法蘭西學院，出任歷史和思想系教授，在課程中系統介紹了其思想，期間留存的講稿在當今仍陸續出版。進入八十年代，福柯基本在美國生活，先后在布法羅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
米歇爾·福柯早期屬于結構主義，70年代之后成為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想的代表，代表作有《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狂史》《性史》《規訓與懲罰》《臨床醫學的誕生》《知識考古學》《詞與物》等。福柯繼承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思想并顛覆傳統，將哲學的任務與對語言的反思結合，在語言哲學和話語分析領域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將話語視為唯一的存在，認為是語言在言說，在統治著人及其世界。他的社會學觀點由此出發，從歷史發展角度關注了權利如何通過話語權表現出來，并利用規訓手段滲透于社會中，他的這一思想對當代社會學發展產生巨大影響。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法蘭克福學派中堅人物尤爾根·哈貝馬斯曾評價米歇爾·福柯：“在我這一代對我們的時代進行診斷的哲學家圈子里，福柯是對時代精神影響最持久的。”
書名
《詞與物》法語書名為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主標題意為言語和事物，1970年出版的英文版書名為The Order of Thingss，意為《事物的秩序》。福柯一開始為這部書稿取名《世界的散文》但跟梅洛·龐蒂的遺著同名，出版時，福柯傾向于將該書命名為“事物的秩序”，但這個書名已經被結構主義學者使用了，在出版社編輯的建議下采用了《詞與物》作為書名，?“詞”指的是作為主體的思想意識, “物”則是純客觀的事物事實。在文本中, “詞”又代稱歷史文本, “物”可以指涉純客觀的歷史。事物的秩序或物之次序, 它把事物組織在一起, 使一些事物可能出現, 而另一些不可能;“它依然是一個文化的形成規律和組織原則”。
成書背景
時代背景
自18世紀后期資產階級社會建立以來，涌現的不同思潮都在向著脫離柏拉圖式的方向轉變著，隨著青年黑格爾派實現了實在哲學或存在主義的轉向，一種“自上而下”的思想開始外化，弗里德里希·尼采顛倒了柏拉圖主義，提出了“上帝已死”，海德格爾將哲學拉回到前理論的生命體驗，逐漸走出了形而上學本質理論的思維方式。這種對形而上學的挑戰在20世紀激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獨特的回應，這些互相關聯的理智實踐讓20世紀的法國思想經歷了一個時間相對較短的繁榮期，這個無法被復制的時期為法國思想在人類科學及其哲學的歷史長河中奠定了不可撼動的優先地位。在這種思想熱潮中，米歇爾·福柯的獨特得以彰顯，他繼承了尼采的思想，用考古學的方法顛覆了傳統哲學知識，對語言哲學和話語分析產生了巨大影響。
學術背景
啟蒙運動是西方現代性的分野，之后德國古典哲學對人類的理性認識能力進行了分析和思考，試圖從人類的自我意識出發，憑借人類的先天認識能力在一定范圍內確立知識及其穩固性，伊曼努爾·康德便是借此進行了認識論批判。但是福柯認為康德的認識論批判沒有考慮到知識背后的權力斗爭、社會實踐，這些對人類認知能力的影響最終促成了知識的演進。因此米歇爾·福柯認為康德的認識論批判要擴展到歷史領域，明確先驗哲學的知識結構來自于歷史的構建。
除了對先驗哲學的發展，福柯在《詞與物》一書中通過對主體主義的批判，闡明了自己對知識的理論和全新的歷史觀。一直以來人類的社會發展史、思想發展史都是以人類為主體進行塑造的，人類作為主體成為了世界的中心，二戰之后盛行一時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認為人類作為自由的主體是世界意義的創造者。福柯針對唯我論、人類的絕對自我構成、能作為主體的自由人提出了反對，提出人處于知識權利的支配中的理論，認為人在根本上是由時代的話語秩序和權利分配制造的。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上帝死了”提出了人用理性殺死上帝，又坐到上帝的位置上，這一對人無視自己的有限性的揭示，讓人類又真切的回到自身的有限性中，知識體系實際上是在此基礎上得以建立的。米歇爾·福柯以這樣的方式終結了傳統形而上學在現代知識中構建的人，開啟了關于有生命的人的真實哲學。
個人背景
福柯的哲學以對主體問題的批判為核心，在前期剖析理性、權利合理性運作和后期對去主體化的倡導都體現了其對理性專制和教條的否定，這一態度的根本來源是尼采哲學。在《詞與物》中，福柯認為正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第一個著手廢除理性主體的至尊地位，并設法根除近代思想追問人所采取的“人類學形式”。另一位對福柯主體思想產生影響的哲學家是海德格爾，二者反對人道主義的態度十分一致，福柯認為人道主義最后將不可避免地發展成人類中心主義，之后便會演變為權利、真理、知識的失衡。米歇爾·福柯在《詞與物》一書中致力于抨擊理性主體，找出其背后原因還要進行小結，構想未來，福柯的哲學思想是對社會生活的透視和解析。
主要內容
《詞與物》這本書，福柯保持著對所謂哲學或科學真理的懷疑態度，以考察人是如何成為西方文化知識對象為目的，把歷史分為三個階段：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時代和現代，把自己看做一名考古學家，挖掘知識的歷史，尋找每一時代各自的歷史先驗形式，探究人們如何交談以及如何行事，而正是這些內容塑造了當今社會。米歇爾·福柯針對西方近現代知識史上的人類學主體主義進行了批判，勒內·笛卡爾作為現代哲學的奠基人，他以及他的思想首當其沖，同時福柯也對伊曼努爾·康德以來西方哲學傳統的先驗哲學和主體性形而上學進行了批判和進一步思考，就是《詞與物》的哲學主旨。
在本書中福柯運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從歷史角度對知識領域中的秩序經驗進行研究，考察了16世紀以來西方文化中的兩次認識型中斷，第一次中斷是文藝復興時期到古典時代，第二次中斷是從古典時代過渡到現代并一直延續到福柯的時代。全書分為前言、第一編、第二編三部分，第一編考察了第一次認識型中斷，第二編考察了第二次認識型中斷。
前言
米歇爾·福柯在《詞與物》的前言部分指出了自己的寫作意圖，質疑了社會上已給定的分類基礎，并嘗試探究對事物分類的思想和習慣是建立在何種平臺上的。福柯在前言中稱此書誕生于閱讀博爾赫斯《中國百科全書》，百科全書奇異的分類方法讓任何人都無法理解，但這種分類動搖了西方主流知識體系，讓日常不會出現于“共同空間”的詞及其表征的物同時展現，這些無“共同空間”之物的集合引發了福柯的思考，并指出更甚于這種混亂的情況是“異托邦”和“失語癥”。由此米歇爾·福柯提出“文化的基本代碼從一開始就為每個人確定了經驗的有序性”，并引出了《詞與物》一書的核心概念：知識型，這是構建一切秩序的前提，基于這個概念，福柯在之后的章節中對“認識型”進行了考古學研究，探究西方文化曾經歷的兩次認識型的巨大斷裂。
第一編
文藝復興時期認識型
本書的第一編是對文藝復興時期到古典時代的認識型轉變的分析。首先考察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認識型，認識型（episteme）源自希臘語，有知識之意，又譯作“知識型”。米歇爾·福柯使用這一概念代指某一時代知識的制度框架。在古典時代以前，即文藝復興時期，“詞”是“物”的標志，福柯用“相似性”一詞來表示二者的對應關系，它是一種人為制造的事物之間、主客體之間的內在必然聯系，是支配西方文化的決定性范式。但是相似性是在可見事物背后的形式，是語言將不可見的相似性具有了可見的形象，這就是詞與物的第一種關聯。文藝復興時期的詞與物象征著上帝的神圣秩序，此時的思想是符號的三元體系，用以表示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語言符號作為能指，具體的事物或抽象概念作為所指，二者之間通過相似性連接，對符號的闡釋產生了知識，是被研究的客體。
古典時期認識型
之后米歇爾·福柯進一步分析了古典時代認識型的興起如何引起了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第一次斷裂，勒內·笛卡爾作為近代哲學開創者，率先通過“詞的體系”表象“物的秩序”，力圖對事物進行細致觀察并精確再現其原貌，建立了一個有序的知識體系。文藝復興時期的認識型成為培根在《新工具論：或解釋自然的一些指導》一書中批判的“四種假相”之一，是不夠科學或不合認識論原理的認識。隨后福柯用“圖表”一詞形容古典時代的認識型，圖表是有關詞的獨立秩序，這一秩序的背后是因物的秩序而確定，并分別論述了古典時代的普通語法、自然史和財富分析這三個經驗領域。古典思想的目的是構建表象的秩序，普通語法用命名的方式賦予精神表象以動詞表象，以探討詞的一般秩序；自然史旨在精確地表象事物，拉近詞與物之間的距離，樹立自然事物體系；財富分析用交換體系揭示了詞與物之間的表象以及表象過程，分析事物價值尺度。其中的關鍵在于“圖表”所規定的表象秩序，在追求自然、人性和知識之間建構了清晰的秩序，在這種古典主義時代誕生的表象論，忽略了人在認識型中的位置。古典時代的符號是在知識內部的成分，是表象秩序的手段，作為能指直接表象所指，以一種二元形式取代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三元結構，
第二編
現代認識型
第二編米歇爾·福柯考察了現代認識型的誕生和確立。德國古典主義哲學的出現，使得“人的科學”成為界定新認識方式的主導動機，“經驗-先驗”、“我思-非思”這類二元對立的因素構建起了有限性的人，人成為了知識的“可能性條件”，古典時期自然、人性和知識之間的關系以及表象性認識論的瓦解，標志著西方現代認識型的第二次斷裂，也是真正的現代性開端。現代思想認為知識和事物的秩序來自事物內部的真實歷史，世界是一種間斷性的有機結構。十九世紀興起的歷史語言學、生物學、政治經濟學取代了普通語法、博物學和財富分析，有限性的“人”被確立為知識的中心。語言學要開始分析詞的歷史，而并非僅用詞表象物，揭示了詞表象人類主體的意志；生物學用有機結構理解人體，生命有了時間性、間斷性、受制于環境的特征；在政治經濟學中，勞動表象商品價值，而商品價值來自于人類勞動生產物品的歷史過程。現代認識型的變革來自于歷史、結構等范式的出現，探求的對象從“表象”轉變為此二者。米歇爾·福柯認為“人”便是出現在這一系列轉變之后，“人”是由歷史語言學、生物學、政治經濟學等現代認識型構建起的表象，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成為這個時代的典型認識形式。
后現代認識型
十九世紀的現代認識型，在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走向極端的時候，也迎來了他的終結，弗里德里希·尼采說出“上帝之死”，揭示了形而上學哲學的上帝觀念被瓦解。福柯認為20世紀出現的反人文科學概論的目的是反思人文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反人文學科不以“人”為客體，而是研究構建人的外部社會、關系等一切，福柯繼承了尼采的思想，進一步論證了作為科學認知對象的“人”的觀念也都被消解了。從尼采與現代認識型徹底決裂開始，米歇爾·福柯所在時代的新認識型得以開創，被稱為后現代的“反人文主義”的認識型，結構主義的精神分析、文化人類學和符號學或語言學是典型的三種后現代知識類型。
重要概念
《詞與物》這本書與1963年出版的《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和1969年出版的《知識考古學》共同構成了福柯的考古學這一全新領域，考古學展示了各種學科的專有話語在當時的特定時期得以產生的可能條件，揭示不同話語事件是如何與權力聯系起來，并總結出了其中的運行機制。《詞與物》作為另兩本書的附記，介紹了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的來源和運用方法，并對三種認識型及其轉變進行了分析，最后以“人之死”對人文科學概論進行了批判。
知識考古學
知識考古學是福柯在知識、認識論研究領域主要運用的方法，目的是探究知識用戶或何種秩序經驗成為可能。福柯認為無論在哪個時代的知識論述中，事物都有其秩序，語言、知覺和實踐與事物的秩序互為表里，秩序是語言、知覺和實踐的有效保證，而這三者也是秩序的外在表現。相對于知識本身來說，福柯更關注知識得以構建的秩序空間，這也是知識考古學要考察的內容。
認識型
認識型是米歇爾·福柯著作《詞與物》中的關鍵概念，指在某個時期存在于不同學科領域間的所有關系，是這些知識和學科共通的基礎與可能性條件，具有先驗的特征。福柯從各個時期的知識體系中抽離，將關注點鎖定在認識型上，將其分為文藝復興認識型、古典認識型、現代認識型和當代認識型，不同時期認識型的轉變也是話語領域的轉變，福柯試圖證明現代科學意義上的“人”替代了呈現事物秩序表象的古典圖表。
相似性
福柯將文藝復興時期詞與物之間的對應關系總結為了四種相似性：一是“適合(la convenientia)”，它表示了物與物之間的直接關聯，將世界像鏈條一樣聯結并根據功能調節秩序；二是“效仿(l’aemulatio)”，它不受位置束縛，將事物像鏡子與映像一樣關聯起來，使得世界上的物可以彼此應答；三是“類推(l’analogie)”，它是從一個點經過一連串推理擴展到無窮的關系，事物之間的這種相似性并非可見實體，這種相似性是同一世界能夠生成的原因之一；四是“交感(des sympathies)”，它是事物之間沒有確定關系時發生的相互感應，是運動性的原則，米歇爾·福柯用植物的根尋找水源、向日葵追隨太陽轉動來描述這種相似性。
“人之死”
福柯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主義和古典時期的理性主義都是在世界的秩序中找到人的位置，讓我們知道人類是有限的，而不存在對人本身的思考，在本書中福柯批判了西方自勒內·笛卡爾以來的理性主義哲學和現代的人類學，人作為認識者將世界變成自己的認知對象，但是一旦人類認知發現一種新的形式，人就會消失，進而意識到“人”是為近代知識范型所規定的存在。福柯正是希望通過這種察覺，反對人本主義從主體的意識中追溯思想演化的模式，用考古學的方法探究知識的產生條件，以及理性得以形成的規則，正如福柯在本書的最后一頁寫道：“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
譯本
外文譯本
《詞與物》由于其轟動的影響力，自1966年在法國出版以來，如今已經翻譯成如英語、西班牙語、日語等60多種語言在各個國家出版發行，1970年紐約Pantheon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時，經米歇爾·福柯同意改為The Order of Thingss（《事物的秩序》），這其實也是更符合福柯最初設想的書名，福柯還為英文版作序。
中譯本
《詞與物》的內容極其深奧、語言晦澀，目前比較有名、市面上流通較廣的中譯本有兩個，一是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莫偉民翻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2002年出版的《詞與物》，由于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發展不平衡，學術出版方面畸輕畸重，上海師范大學副校長陳恒計劃組織出版“上海三聯人文經典書庫”，整理翻譯的西方著作包括歷史、考古、宗教、哲學、藝術等領域，其中《詞與物》就是系列經典之一，希望通過吸納國際學術界成果來開闊視野，激發中國學者的學術靈感，以從知識學術思想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但初版中有些譯法需要進一步提煉完善，一些詞語需要統一、紕漏需要糾正。
另一個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2016年出版的《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修訂譯本）新版在舊版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訂。修訂版對中文初版中的譯法問題進行了解決和改進，譯者參考英譯本理解原文，并在拉丁文和主要概念方面得到法國學者的幫助，翻譯修訂工作得到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文化變遷與傳播重點研究所”的資助。
相關評價
法國后現代哲學家吉爾·路易·勒內·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評《詞與物》一書：“一種新的思想圖景，一種對思想之意涵的嶄新的構想，這正是當前哲學的任務所在。正是在這里哲學能夠展示出相比科學或藝術來說毫不遜色的轉換能力和創造新“空間”的能力。對“哲學中的新事物何在”這個問題，福柯的著作為我們帶來最有生機、最具說服力的深刻答案。在我看來，《詞與物》是一部關于新思想的偉大著作。”
福柯的哲學思想意涵引發了學界對《詞與物》是否是結構主義作品的理論、福柯是否是結構主義者的問題，中文版《詞與物》的譯者莫偉民教授認為，米歇爾·福柯在《詞與物》中體現出的反人類學主體主義思想只是結構主義的必要條件之一，與其為哲學家或其思想貼標簽，不如理解福柯思想內涵的特殊性、創造性和差異性，標新立異是哲學的生命原動力和發展驅動力。
薩拉·米爾斯認為，福柯在《詞與物》中分析了一般語法、經濟學、財富和自然歷史，旨在分析共享的假設和理論的框架，該框架組織思想、表現及分類，他對古典時期認識型的分析值得我們深思。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汪民安認為就福柯而言, “人之死”既是結構主義的產物, 也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產物;既是語言學轉向的產物, 也是“上帝之死”的產物。因此, “人之死”就是雙重意義上的死亡:作為認知的主體的死亡和作為倫理的主體的死亡。
薩特認為米歇爾·福柯在《詞與物》中構建了一個譜系學，人類的土壤是由連續的層面系列構成，每一個層面定義了某個時期占領上風的思想可能條件。但福柯“沒有說明每個思想如何在這些條件的基礎上被構建起來，人們如何能從一個思想過渡到另一個思想。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讓實踐、歷史介入進來，但實踐、歷史恰恰就是他所拒斥的。”
作品影響
《詞與物》是福柯最重要的成名作，至今已被翻譯成60多種語言，對世界學術和思想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吉爾·德勒茲將米歇爾·福柯的這部扛鼎之作譽為“一部關于新思想的偉大作品”，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對社會大眾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傳統意識主體哲學的終結
福柯不同于以往的哲學家或思想家，學界將他稱為思想史家是名副其實的，在本書中，他的革命性在于對西方經典哲學社會學理論的否定，不僅批判了現象學也批判了結構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新思潮涌動的法國，對現代科學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模式進行的批判，動搖了傳統的方法論模式。
他以歷史時期為劃分依據，對古希臘時期、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時期、現代中的癲狂、臨床醫學、科學知識、監獄、性等內容為探究對象，提出了諸多重要問題，進行了理論和實踐層面上的分析和研究。對于米歇爾·福柯來說，當時興盛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并非他所關注和梳理的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時期。當代知識型才是現代知識型之后的另一關鍵轉變。現代西方知識的基本布局的轉變將會伴隨著“人”的消逝，那么正如福柯所說，“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
福柯繼承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對人有限性的思考，在《詞與物》一書中,提出了最震驚世人的革命性觀點，即關于人的歷史性研究。在他看來，作為主體性的人，是在19 世紀才剛剛被建構出來的東西，來自于被米歇爾·福柯歸納為現代認識型的知識結構里。人是一個剛剛被建構起來的構境物: 人并非是一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連續體,而不過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晚近的發明”。對主體在知識權力的游戲中，或主動或被動的構成過程、對話語實踐的參與和被塑造才是福柯關注的重點。
歷史觀的革新
青年福柯的《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是想通過知識考古這種新的方法，對歐洲近代知識文化進行考察，歸納終結出其中具有規制作用的認識型，這一方法中最具革命性的是揭示了歷史本體論，以一種新的視角分析了各歷史進程中的知識形成，在對認識型的歷史性發生和斷裂性轉換的探究中，展示了近代以來作為主體的人類是如何在命名事物的過程中構建了自己和周圍世界的內在結構，這種結構具有其獨特的秩序，生成了短暫的現代性存在史。
米歇爾·福柯批判了傳統的“連續說”“理性因果鏈條說”，認為這種整體性的歷史觀來源于對意識統治權的包庇，這種話語本身就包含了具有時代性的權勢和秩序，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當代人的目的和意圖，福柯就是在本書介紹的兩次認識型斷裂的轉變中看到了西方社會的這種思想塑造。歷史、知識史并不是一味地遵從實際時間的流失而發展，他們的組織結構和不處理方式呈現出階段性的斷裂和特殊性的轉變，這種間斷是來自于認識型的轉變，人類的思考方式就是在認識型的轉變中推動了知識史的發展，而不遵從與意識相同的模式，知識史、思想史因為與人類主體的分離而成為匿名的、無身份的。歷史緯度的缺失正是伊曼努爾·康德哲學所需要進一步擴展和批判的，同時也正是在歷史中證明了康德批判的局限性造成了知識的異化。
公眾影響
《詞與物》這本書并不屬通俗性啟蒙讀物的范疇，就連福柯自己也在1978年7月接受保羅·本塞姆的采訪時都談到，這是自己寫過的最難于理解、最無聊的一本書。這本學術論著，卻一經出版就成為了萬人空巷的暢銷書：第一版3500冊，年底即告售，兩年內再版6次，直到80年代僅在發過本書就印刷逾10萬冊。福柯的思想對當時的文化生活，以及文化何以演化成當下的歷程進行了深刻的診斷，這也揭示了他的思想為何能在全世界都產生如此廣泛而又深入的影響，當今的哲學已經浸潤在人類的各種具體活動中了。1966年《詞與物》在巴黎出版，轟動一時，促進了哲學的非哲學化發展。
參考資料 >
Les Mots et les choses.豆瓣讀書.2023-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