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難先（1874年3月30日-1968年9月11日），譜名輝，號義癡，字難先，湖北陽（今仙桃市）人。民主革命家、愛國進步人士。
他歷經清末、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20年。他反清、反袁、反蔣而擁共，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走過漫漫94年人生路。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后，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及常務委員會委員。張難先作為一位愛國民主人士，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尊重與重用。2009年被選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荊楚英雄模范人物”。
生平
張難先生于1874年，從他初通人事起，滿目都是清廷的腐敗、列強的霸道，特別是目睹甲午、庚子兩次事變后，他認定惟有革命才能救國。
1904年他與宋教仁一起設立科學補習所，在新建陸軍中聯絡會黨，建立革命組織，積蓄革命力量。
1904年赴武昌，參加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從事反清活動。為運動新兵起義，投湖北陸軍第八鎮工程營當兵。曾密謀趁慈禧七十生日與湘省同時起義，事泄后歸家，辦理沔陽仙桃鎮集成學校。后參加日知會。
1906年同盟會組織長沙起義，派朱子龍到武漢聯系革命黨策應。朱子龍一到武昌就找張難先。不料起義計劃敗露，并且出了叛徒。當時，張難先正在仙桃鎮辦集成學校。當他趕到武昌時，因漢奸郭堯階貪圖賞金，劉靜庵、朱子龍、胡經武、梁鐘漢已經被逮捕入獄。萍瀏醴起義也因起事倉促，缺乏統一領導，而失敗。張難先的好友石昌麟拿出兩百金，讓他趕快到日本去，避開清廷的抓捕。他拒絕了，他要與革命同志共生死。民國時代張難先與石瑛（蘅[héng]青）、嚴重（立三）被鄂人稱為“三怪”。張難先自己認為，其實他們三人并非有什么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個社會里，這種不合時宜的作風常常見惡于世，得不到好結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視為太愚又太迂，可笑復可憐，當然為世所怪。
1907年再赴武昌謀劃響應萍瀏醴起義。被清政府破壞，他遂急返沔陽州。數日后，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逮捕，解送武昌監獄。出獄后，復入革命團體文學社，在武昌、漢川市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并與友人在仙桃市創辦“勤業蠶桑公司”，任經理。后參加辛亥武昌起義。南北議和后，為反對將政權讓予袁世凱而辭去黎元洪秘書之職，到崇陽縣主辦“人學會”。后回鄉以授徒度日。
辛亥首義告成，湖北省軍政府成立，正當論功行賞排座次榮任官職時，張難先卻回到了家鄉。以灌園、教書糊口，及至袁世凱復辭，張難先響應孫中山號召，毅然去廣州南方國民政府，投入革命。
辛亥之后，張難先屢任要職：瓊崖各屬委員（行署專員）、廣東省監察室主任、廣東省土地廳廳長、湖北省財政廳廳長，南京國民政府部長、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還下任過沔陽縣縣政府秘書……在中國國民黨競選總統時，蔣介石聘他任上將國策顧問，但遭到他堅決拒絕。
1920年，約翰·杜威、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來北京講學，他赴京求學，旋因生活無著，被介紹至參謀部任錄事。
1923年回籍辦理堤工。9月，應李濟深函約赴粵，任西江善后督辦公署參議兼西江講武堂教官。后歷任梧州善后處參議、瓊崖行政委員、監察院委員、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土地廳長。
1928年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在任期間，曾確定稅則，還參與籌建湖北省銀行和武漢大學。后任國民黨政府銓[quán]敘部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黨政軍監察委員會主任。“九·一八”事變后，電請蔣介石通電罪己，實行全國總動員，抗擊日寇。抗日戰爭期間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國民參政員。
從1943年起，開始訪求辛亥首義史料，撰寫首義人物傳記，兩年后寫成《湖北革命知之錄》。抗日戰爭末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的影響下，逐漸轉向支持民主運動。抗日戰爭結束后，與李書城等以湖北耆宿身份發起“和平運動”反對中國國民黨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與中共武漢地下組織聯系，為配合武漢解放，防止國民黨破壞城市，做了有益工作。
1949年5月。張難先極力反對華中地區“剿總”白崇禧，積極與中共地下黨組織配合，粉碎了白逃跑前破壞武漢的陰謀，使“九省通衢[qú]”免遭破壞，武漢得以和平解放。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后，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及常務委員會委員。
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
著作
張難先雖以湖北耆宿的身份，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但他已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編撰辛亥武昌首義史料上，先后完成了《丙午湖北黨獄匯記》、《湖北革命知之錄》等書。
他編印這些書籍時，立下了四項原則：一、不請闊人作序；二、不向親友募印刷費；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過而掩其大功。李春萱先生考慮到張難先經濟拮據，擬從昆明匯贈國幣五千元以助印刷費，被張婉言謝絕了。
著有《湖北革命知之錄》《湖北丙午黨獄匯紀自述》《義癡六十自述》《六十自述補遺》《六十以后續記》《八十以后隨筆》《雜稿》《桑榆隨筆》《解放后稿》《廣師留記》《不成文文》等
紀念
張難先紀念館位于湖北省仙桃市張溝鎮先鋒村，建筑面積500多平方米，收集、陳列了辛亥革命元勛、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張難先先生不同歷史時期的珍貴照片、史料、遺物、遺著、書畫手跡，展出了毛澤東、郭沫若、章士釗、梅蘭芳與張難先的合影，以及劉少奇、朱德、董必武、李先念與張難先的往來書信，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張難先紀念館的建立，標志著仙桃市又增加了一個愛國主義、理想信念和廉潔從政教育的基地。2024年5月23日，由辛亥革命博物院策劃推出的原創展覽“楚天英杰——張難先誕辰150周年紀念展”在該院南區多功能展廳開幕。
傳奇
某夏正午，晴空萬里，烈日高照，一男子提燈游街通衢。路人怪問：“汝白晝何以提燈耶？”答：“暗無天日也！”
此公，人稱荊楚“三怪”之一——張難先先生也。另二怪：嚴立三、石瑛先生。
攜白卷出考場
張難先，譜名輝澧，字難先，號義癡，后以字行。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農歷3月30日生于湖北省沔陽州東鄉接陽村（今屬仙桃市張溝鎮）一農戶。3歲尚食乳便從姻長馮大林師讀；少時讀《綱鑒》總論，文思益進，17歲讀《左傳》，上午三小時50頁成誦。尊孔孟之道，尤其服孟子“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及“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以為八股非正學，頗厭惡。
1892年，奉兄命參加州試，步入考場，見諸考生爭座位，猙獰可怖，甚憎惡，遂至啟門，攜白卷退出。事后，書一聯：
欲乘長風破萬里浪
懶與俗士論八股文
此聯反映張難先不屑與追名逐利之徒為伍，而要萬里長風、澄清天下的心志。
次年，再讀《左傳》得“思小惠而忘大恥”句，心靈大震。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使他萌發反滿意識。1898年戊戌變法，乃為所感，“始究心當時之務”。他在家鄉設館授徒，白天訓蒙學生，晚間習技擊之術，在庭院內耍槍弄棒，求體魄健壯，日后報效國家。
“中原何日凈胡塵”。八國聯軍的進犯，《辛丑條約》的簽訂，使張難先更加感到國步維艱。他在室內曾大呼“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舒憤懣。此后，他閱讀昌言革命的《革命軍》、《警世鐘》、《浙江潮》、《PHY蘇報》等新書報，受民主思潮之影響，由崇拜康有為轉而追隨孫中山——擁護革命，反對改良；擁護共和，
反對保皇。他以為推翻清廷方可拯救中國。
1904年初春，張難先辭去教職，告別夫人陳襄勤（1893年正月，張難先與陳襄勤結為伉儷），孑身來到武昌，廣結志士以謀救國。他與朱松坪、雷月軒等人加入在新建陸軍中最有影響力的第八鎮工程營充當士兵，在營內散發《黃帝魂》、《孫逸仙》、《猛回頭》等書，做軍隊的策反工作。他們還秘密組織了反清團體“科學補習所”，呂大森任所長，劉靜庵、毛善如、歐陽瑞驊、田桐、雷天壯、宋教仁等相繼入社。
同年10月，湘鄂兩省策定于清西太后60生辰（11月28日）之際，由黃興在湘率先起義，補習所響應。不料事泄，湖南巡撫陸元鼎在長沙市搜捕革命黨人，并電告鄂督張之洞。張難先聞訊立即奔告各同志，與劉靜庵銷毀本所文獻，安排歐陽瑞驊、宋教仁、胡瑛等人亡命日本。夜半，軍警圍查補習所時，已空無一人，一無所得。
悲憤之余，張難先應聘回仙桃市籌辦仙桃鎮集成學校。劉靜庵則利用武昌四衙巷美國圣公會所辦的“日知會”作掩護，重整旗鼓，聚集同志圖謀再舉。
1905年夏，張難先重返武漢參加集會。1906年冬，萍醴礦工暴動，孫中山派朱松坪等回鄂策應。因叛徒郭堯階告密，劉靜庵、胡瑛等被捕。張難先急忙返回仙桃鎮。張之洞的騎追蹤而至，逮捕了他，并連夜押回武昌。
幾次審訊，張難先供詞數千言，均自承矢志革命，陳述革命大義，但決不殃及他人。巡警道馮啟鈞在公堂指問供詞中“延頸以待”四字是什么意思？張笑答：“我等待諸公砍下我的頭顱呀！”
獄中四個月，常有人藉探監機會拿紙來求張難先的字畫，臥榻上竟積至盈尺。有一天，某監吏也來求他繕聯。他笑而拒絕說：“我是政治囚犯，寫了對你不利。”隔日，那吏帶著紙筆再次求字。張感其誠，便戲撰一聯。上聯是“我佛一生居地獄”，這“地獄”二字雖不祥，以語典而切事實，吏尚可接受。繼而下聯“中原何日凈胡塵”，那吏讀后，因寓有反清之意，怕遭株連，嚇得抱頭鼠竄，字也不敢要了。
張難先在獄中病重，后經王慎庵、劉熙卿等宿儒保外就醫。
張瘋子
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夏，張難先再次來到省城奔走黨務，此時共進會、文學社俱虎虎有生氣。武昌起義爆發時，張難先在漢川市與梁鐘漢等人正計議革命事，聞武漢已反正，擁戴黎元洪為都督，即來武昌。后在安襄荊招討使季雨霖麾下任顧問官。1912年南北議和以后，張即辭職。因目睹某些革命黨人淺陋浮躁，專事爭權奪利，深感失望，于是退還了任黎元洪秘書及招討顧問的聘書，購書數，決心回鄉讀書，閉門反思，十年之后再考慮出山涉事。面壁讀書三年，耐不住寂寞。1915年夏，張難先來到北京視政象，得知袁世凱授意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復辟帝制制造輿論，而主事者竟是胡瑛、孫毓筠二人。他氣憤已極，昔日同志多已分道揚鑣。即循海道返回家鄉，再度在接陽村“且耕且讀”，以灌園賣菜為生。
張難先整地、培土、種菜、澆水、施肥，無論冬夏，從不間歇。接陽離街市約三里，為占得一攤位，他常在冬夜立雪街頭，等待黎明售菜，見者惻然，他卻自若。菜攤少了的時候，他仍定價不二，好心人勸他隨市提點價，他卻生氣了，說：“我張某說一不二，豈能菜少就隨意提價呢？你想叫我做言行不一的人嗎？”
某年冬季，張難先家場院堆了一大摞的秸桿。他暗地里指使村內缺柴禾的窮人家孩子去偷拿；家人發現責怪他時，他卻放聲吟誦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詩句——“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公然抱茅入竹去。”自此，“張瘋子”的綽號，轟傳遐邇。
晚間，張難先在村里課徒授業，并不拘泥于經典，常講歷史更迭，朝代興亡，借古諷今，以史為鑒，縱橫捭闔，囊括華夏五千年。他講課深入淺出，夾敘夾議，引來周圍村民聽講，甚至遠在十幾里外的鄉民也趕來旁聽。后來，他應邀到市鎮上演講，仍用歷史這面鏡子去觀照北洋軍閥統治的暴虐無道。張難先的講演，皮里陽秋，幽婉詼諧，不時博得聽眾的掌聲。此事逐漸引起當政者的注意。沔陽縣令對僚屬說：“此人絕非瘋子，而是一個熟讀古書、心懷異志、對現狀不滿的人物，意在人群中樹立他的威信，一旦時機到來，即可登高一呼，實不宜在本縣久留……”僚屬奉令，命張難先離家出走。張難先后來對友人坦言，他蟄居接陽村幾年間，確有“揭竿而起”的念頭。
張青天
蟄居家鄉期間，張難先偶讀陳獨秀所辦的《新青年》雜志，仿佛見到新世紀之曙光。他渴望了解新學說、新思想，自覺不能再住鄉間面壁而立了，于是再度遣散生徒，于1920年夏孑身赴京游學。張難先為生計而應聘教授西山林場場長嚴寄誠之女蘋英；因缺錢乘車，年近五旬的張難先由西直門步行至西山，往返百里，其堅韌耐勞之品質，可見一斑。
翌年，張難先歸里變賣部分家產，接家眷北上。五口人擠住在西直門崇壽寺東房三間小屋。張難先雖潛心研究儒學，卻不自我封閉，自覺感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之新風，虛心求學求友。他曾撰聯自嘲：“亦狂亦學者，極新極舊人家。”他每夜到北京大學去聽哲學家約翰·杜威、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講學；星期日還出席在西什庫馮竹賢寓所的會講。此間他結識了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適等人，同他們一起談學論道。
為了養家糊口，張難先不得已進北洋政府參謀部任錄事。月薪僅20余元，常數月不發薪，因而生計頗感窘乏。2月初解下身上棉馬褂典當三錢，次日又解下棉被質銀一錢五分。時在酷冷的燕市，其窘迫狀可知。有一回，梁漱溟見張家人口多，四壁蕭條，擬每月資助他三四十元，他謝絕了，說：“但求在學問上幫助我，足矣！”
此時，李濟深也在參謀部任職，張難先和他意趣相投，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為政府之腐敗無能而痛心疾首，深感落魄京師，請纓無路。一種無奈的心緒，常使他們無言相對。
1922年秋，黎元洪復大總統職，張難先因有過諫止黎復職的言論（即致電黎元洪：“時我公想為政客圍繞，失其主張。我十年未開口，今請一鳴。公須以大總統讓中山，自居副總統職。知此，則南北可統一，公名位日隆矣。”），預感到禍機又伏，便借奔三弟竺軒喪為由，回沔陽避居，臨行前勸李濟深也早作回南之計。
1923年，李濟深任梧州西江善后督辦；張難先于秋天應邀，赴粵任該督辦公署參議，兼西江講武堂教官。此間結識了鄧演達。冬天，張難先得知中國國民黨將改組，即草數千言書寄汪精衛，痛陳歷來癥痂，望能以大無畏精神洗滌之。汪精衛復函嘉納。翌年，國民黨改組，張難先在高要縣黨部登記。他表示擁護孫中山先生“聯共”以厚革命力量的方針。
1925年10月，國民政府任張難先為廣西運局局長，他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的精神走馬上任。就職之日，他裁汰拿干薪者數十人，開員役大會，決議革除陋規30余項，增加員役薪水以養廉。
1926年元月，國民政府任命張難先為海南省（今海南省）各屬行政委員。瓊崖共13個縣，軍閥鄧本殷盤踞八年，橫征暴斂，搜刮民膏。張難先不負眾望，下車伊始，即青衣小帽，微服私訪，雜處于市井販夫走卒之間，傾聽各方呼聲，張貼安民告示，查明情況后，便果敢懲處虐民之官吏，拿辦壟斷鄉曲之豪霸，并建立民團，請駐軍協助維持治安，于是“張青天”的名聲遍于瓊島。
張難先在瓊崖近一年，政績卓著，在國民黨內贏得較高聲譽。1927年元月離瓊回省，被委任為監察院委員。任職期間，張難先力儆貪污，不稍寬假。在職四個月辦了幾件大事：一是徹查黃岡厘廠廠長貪污案。盡管有諸權勢者說情，他均置之不理，后該廠長畏罪逃往香港藏匿。二是某代外交部長干股貪污案，連傳數次才到庭，經一次審訊就服罪，于是押解法庭審判。三是平反臺山縣縣長劉裁甫冤獄案。張難先辦案，鐵面無私，曲直分明，深得人心，給黑暗的社會現實閃現了光明的一角。
1927年冬，張難先得知武漢清黨一塌糊涂，因不想見熟人，便頭戴北方長統風帽，蒙面回到闊別五年的接陽村，想悉心讀書，思考一些自己還不甚了然的問題。不久，忽受命為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頗感驚駭。因為他自知少理財之道，具文懇辭。此時，省主席張知本親臨接陽村催促上任，他仍推卻，待張知本走后，他即附輪赴滬杭躲避。
在西湖避居數月，石瑛、劉樹杞二友追到杭州市，懇切勸駕，張難先無奈，便隨石、劉二友于1928年3月聯袂回鄂就職。此前已聘嚴重（立三）為民政廳廳長，石瑛為建設廳廳長。湖北“三怪”（三老）攜手共事，一時在湖北傳為佳話。
1928年3月，張難先就職。因舊日厘金局弊病極大，遂從整理征收著手，慎選廉吏，嚴懲貪暴。他首先廢除了設立于清季已施行88年的厘金局卡稅收制度，重訂稅則。他不信邪，不怕鬼。有一回，得知漢口征收局局長白崇勛（白崇禧之胞兄），長期恃勢裝病休養，他便下令撤銷其局長職。還有李宗仁的嫡表親武穴征收局某局長，常不上班，也被他免職。張難先鐵骨錚錚，一身正氣。他說：“我兩袖清風而來，兩袖清風而去。”湖北人民因之也稱他為“張青天”。
為金融流動以促進經濟發展，這年秋天，張難先特意撥150萬元基金首創湖北省銀行，任命唐有壬為行長。
值得一書的是，同年冬，張難先撥款25萬元籌建武漢大學。他意識到教育乃立國之本，高等學校乃培養人才之搖籃，于是選定武漢市最優美、最幽靜的環境——東湖珞珈山為建校地址，并成立建筑委員會，推李四光為主任委員，還聘請一位美國建筑工程師主持設計。隆冬時節，年過五旬的張難先，陪美國工程師爬遍珞珈山各山頭，主事規劃，使武漢大學具有嵯峨宏偉之規模。如今該校師生都以崇敬之心情，緬懷這位目光遠大的先賢。
平民風度
1930年元月，考試院院長戴季陶拔張難先為銓敘部首任部長，主管政府及五院文職人員之審核。在任近一年，張難先除了主持編制銓敘制度、法規與條例外，對于不合格者徑于免職，觸犯刑律者徑送法院，毫不寬貸。衛生部一職員因犯法被押送法院，部長劉瑞恒氣沖沖找張難先爭論，張坦然地回答道：“這是政府交給我的職責，違法者不照章辦理，就是我違法了。你說呢？”劉無言以對。
同年12月初，蔣介石召張難先至國民政府，告知政府將任命他為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張難光知道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張人杰留下的爛攤子，立辭，卻五次未獲準，于年末赴浙江省走馬上任。
由南京至杭州市，張難先仍是青衣小褂，攜一仆從雜坐在三等車廂內。火車抵杭時，歡迎的人群涌到了頭等車廂，他卻已悄然下車，隨旅客出站。
抵杭州當天，張難先被迎入瀕臨西湖的省主席官邸“澄廬”。他見邸宅金碧生輝，宛若內苑，便說：“這不是我住的地方！”次日，遂賃居于省府附近之城頭巷某一中式樓房。他一家住樓下，樓上分別租給省府的兩位職員。這就是張難先的平民化的風格。
張難先奉命主浙，負有執行緊縮經濟政策清理四千余萬元省債的重任。因此，他到任以后，即停辦一切不急之務，合并駢枝機構，裁減冗員，但對杭江鐵路、自來水廠、電氣廠等項重要工程，仍督率建設廳廳長繼續進行，不敢延誤。
張難先大刀闊斧改革機構、裁減冗員的舉措，引起了一些失業者的不滿，他們向上控告張難先,“以省府作私邸”，“納妾貪贓”……蔣介石聞訊后，攜夫人悄然抵杭，直趨省府，見張難先便說：“我要見嫂夫人。”張答：“她在城頭巷。”“不在這里嗎？”“不在。”蔣掉頭就走。待張備車追趕時，他們已先到，徑直進樓房，見室內陳設簡陋，陳襄勤夫人也荊釵布裙，樸素無華。夫人把蔣氏夫婦延入客廳奉茶。蔣此時才明白，所謂“私邸豪華，小老婆若干”，純系誣陷。當晚柬請張氏夫婦及女兒赴宴，流言隨之廓清。
參考資料 >
張難先的家鄉情懷.仙桃市人民政府門戶網站.2023-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