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玉君（1907年—1987年8月20日），女，原名正淑，著名文學翻譯家，岳池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33年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先后擔任過山東大學、華西大學、四川省藝術專科學校教授。1951年起，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譯有（法）司湯達《紅與黑》、喬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維克多·雨果《海上勞工》、莫泊桑《我們的心》等。
人物經歷
生于四川岳池縣的羅玉君，讀小學時就顯示了過人的見識和寫作才華。12歲那年，她參加全縣的小學生作文比賽，比賽題目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論》，羅玉君的作文立論準確、說理縝密，還具有樸素的民主思想，當之無愧地獲得第一名，成為聞名遐邇的“女狀元”。
年紀稍長，羅玉君卻不得不辭別孀居的母親，從此離開家鄉越走越遠。原來，當地的一個小軍閥對“女才子”饞涎欲滴，想納她為妾，母親趕緊將女兒悄悄送到重慶市舅舅家躲避。她在重慶考入第二女子師范學校，后來又考入上海大夏大學，提前畢業后，去巴黎大學留學。她在那里如饑似渴地閱讀了維克多·雨果、奧諾雷·德·巴爾扎克、喬治·桑等人的作品。
羅玉君在巴黎巧遇自己在重慶讀書時的老師李珩，后者正在法國學習數學、天文，并取得天文學博士學位，他后來成為我國著名天文學家。羅玉君與李珩在巴黎結婚生女后，1933年回國工作。羅玉君作為山東大學文學院最年輕的女教授，授課之余，開始翻譯《紅與黑》，“工程量”雖浩大，她的譯文卻做到了信、達、雅兼具。上世紀50年代，她又重譯全書，該書深受好評，久印不衰，發行量累計達數十萬冊。羅玉君譯著極豐，不少譯本多次選入大學教材。她80年代翻譯出版的《海上勞工》《紅屋騎士》等長篇小說，也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從1930年到1937年，國立山大中文系只有兩位女講師，第一位是方令孺，第二位就是羅玉君。當時中文系師資力量可謂強大，教授有游國恩、姜忠奎、聞宥、丁山、老舍、胡鳴盛、黃孝紓等人，講師有羅玉君、沈從文、蕭滌非、彭嘯咸、臺靜農等人。在青島市，羅玉君夫婦與黃際遇交往甚密，黃際遇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們之間的交往情況。1936年2月13日：晨起清行囊，分廣州市者六件，歸汕者二十余件，老鼠搬疆更相關也。晤智齋，即來宏成發補日記。為紉秋書手卷，寫《直婦行》全首六百余言，以行草行之。心思二王(孟津、陽明)之意，欲出矣簡勁清適而未能也。智齋來共飲幾爵，亦索一軸以爪印之跡。曉舫玉君夫婦來(各資饋行)。值得一提的是黃際遇50歲生日時，羅玉君親自拍照，為其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影像。
在國立山東大學期間，羅玉君堅持翻譯司湯達的《紅與黑》。《紅與黑》是19世紀法國第一部重要的現實主義杰作，對19世紀歐洲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羅玉君早在1932年與《紅與黑》結緣。她當時在巴黎大學，為了文學預讀心理分析學，聽從喬治杜馬先生的建議，買來經典作家集版《紅與黑》上下冊，熱情地讀了起來。羅玉君讀了一遍后，便有意把它翻譯成中文。因當時忙于寫博士畢業論文，她只譯了五六章，翻譯工作就擱置了。
1933年羅玉君到青島市后，又著手開始翻譯《紅與黑》。她曾這樣回憶：“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結婚，一九三三年我回國，定居在綠油油的青島后，我又才重理就業。那時我在山東大學教課之暇，總是臨窗伏案，做這種翻譯工作。
1939年，李珩羅玉君夫婦一家在成都華西壩家中。
《紅與黑》這部近50萬字的小說書晦澀難懂，涉及繁多的歷史背景、宗教典故，要求譯者必須翻閱大量資料以注釋，可以說“工程浩繁”。“為了克服譯書的困難，羅玉君參照了各種法文版本，也參考了《紅與黑》的英譯本。翻譯實際是一種再創造，除了遵循信、達、雅的原則外，譯者本身的文學素養和寫作風格也會融入譯作之中。”
11月教育部令山東大學南遷，代理校長林濟青組織全校師生從青島市撤退。此時羅玉君夫婦離開國立山東大學，她先后任成都華西大學、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1951年起，羅玉君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經過數年的努力，終于在1947年夏天全部翻譯完畢。1948年夏天，她又進行了全文的校對與部分的抄寫。羅玉君曾回憶說：“今年暑假，成都市多難。在米荒水災之中，我一直與《紅與黑》做著好朋友。每天寫得腰酸，寫得手軟，寫得朵朵的黑云，從我眼底飛來飛去。但是我決心要把這個難產的孩子哺育成人……我不敢說我的《紅與黑》是名作名譯。但是這譯本的工作，經過了我的少女時期，少婦時期，它的年齡比我的長女還大三歲。這不能不算是我的生活史上的一個紀程碑。因此我珍重這譯本。”
羅玉君的《紅與黑》譯本，1949年由正中書局出版，至今仍不斷出版，發行量多達數十萬冊，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她的譯文不僅保留了原作人物的語言個性，而且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鮮明節奏。此書的翻譯奠定了她在法國文學翻譯上的地位。”趙瑞蕻評價羅玉君的譯本“譯筆生動流暢，在我國普及《紅與黑》這本杰作方面，羅女士做出了貢獻。”
羅玉君還翻譯了喬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維克多·雨果《海上勞工》、莫泊桑《我們的心》等作品，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貢獻。1987年8月20日，羅玉君因腦出血，病逝于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終年80歲。
軼事
走出“套子”，眼界大開
羅玉君未滿4歲那年，父親患霍亂去世了。羅玉君的外婆能識字誦佛經，時常給家里面的孩子講民間故事。后來，羅玉君的家里請了私塾教羅玉君的兄弟姐妹們發蒙讀書。
羅玉君7歲時進入小學讀書，12歲寫的作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論》獲得了第一名。之后，羅玉君考入縣立女子師范學校，在學校里再次展示了她的寫作才能，她寫的駢體文章里面許多句子成為名句，在全校傳誦。
不久，羅玉君又轉學到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讀書。在學校里羅玉君遇到了一位國文老師和一位數學老師，兩位老師給她打開了眼界，從此改變了她的人生。這位國文老師就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肖楚女。蕭老師給羅玉君她們讀的是自編的油印講義，里面的文章都是從《新青年》等雜志上選的。幾十年以后，羅玉君還記得從蕭老師自編的油印講義里讀到的胡適的詩：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羅玉君的數學老師李珩（字曉舫）是華西協合大學數學系的畢業生。李珩小時候，每當夏天晚上母親帶著他坐在院子里乘涼時，他仰望夜空，漫天閃爍的星空以及偶爾劃過天空的流星讓他好奇，而母親講的牛郎織女故事更引起他的遐想。1910年，每隔76年就回歸的哈雷彗星再次出現，12歲的李珩親眼看見了這奇特的自然景觀，此時一個夢想在他小小的心里扎下了根，那就是將來要從事天文學的研究。
1917年李珩高中畢業，他想實現學天文學的夢想，然而當時現代科學剛剛進入中國，沒有專門的學校可以學天文，但數學是天文學最重要的基礎知識，為此李珩考入私立華西協合大學理科，學數學，為日后學天文學做準備。1922年李珩畢業留校任教，父親要他子承父業，去經商，他學天文學的愿望落空，父親也不再為他的繼續學習提供經濟支持。不久他到重慶省立第二師范學校教數學和英語，希望攢積出國學天文學的費用。1925年李珩離開師范學校去法國留學，羅玉君和同學們在朝天門碼頭為他送行。
在師范學校，羅玉君不僅接受了新思潮，也開闊了視野，長了見識。她后來回憶：“（我過去）接受了那么多的封建教育，好似一個封閉在套子里的人，呼吸都是窒息的。來二女師后。一切都是新奇的，我的眼界大開了。忽然呼吸到絲絲縷縷的新鮮空氣，一切不同于過去，有無限清新、無限活潑的感覺。我認識到天外還有天地，我決定還要讀更多的書才對。”
三年寫滿1000封情書
師范學校畢業后，羅玉君與她的堂兄和表姐相約到上海市讀書，她說：“一出門，天地俱闊，我那時是深有感觸的。”
1927年羅玉君從上海大夏大學（現華東師范大學）畢業后先到日本留學，不久就轉到法國繼續留學。不知是否上天有意的安排，還是巧合，羅玉君在巴黎大學遇見了自己在師范學校的數學老師李珩。不久，兩人相愛了。隨后，李珩考取公費，到里昂大學學習天文學。
李珩離開巴黎到了里昂，給羅玉君寫了一封很浪漫的信，信中這樣寫道：“從現在起，我每天給你寫一封信，等我寫滿一千封信，就向你求婚。”
在巴黎大學，羅玉君為了學好法語，不僅聽文科課程，也聽理科課程，這樣來鍛煉聽法語的能力。瑪麗·居里上物理課，羅玉君早早來到教室，坐第一排，認真聽課，做筆記。在這期間，羅玉君已經開始翻譯法國著名的文學作品。
《紅與黑》這本小說對人物的描寫不重肖像、服飾等外部特征而重內心世界，司湯達運用剖析方法描寫人物在特定環境下的心理狀態和感情的微妙變化，從而揭示人物內心的秘密和復雜的性格。這本小說開創了后世“意識流小說”“心理小說”的先河。羅玉君讀了《紅與黑》后就萌發了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的念頭。當時她忙于寫博士畢業論文，只譯了五六章就擱置了。
在里昂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間，李珩給羅玉君寫了一千封信，等他回到巴黎時，羅玉君翻譯的法國作家阿爾豐斯·都德的文學作品、三幕話劇《婀麗女郎》已經在國內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了。1932年李珩與羅玉君在巴黎結婚，婚后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刺繡和解剖《紅與黑》
1933年，李珩與羅玉君雙雙獲得了博士學位，同年10月，一家三口回國，到了山東青島，夫妻倆都在山東大學教書，李珩還被青島觀象臺聘為特約研究員，羅玉君則在教學之余繼續翻譯《紅與黑》。
他們回到了故鄉四川省，夫婦二人分別在成都華西協合大學理學院與文學院任教。
羅玉君除了在華西協合大學執教外，還在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現四川音樂學院前身）任教，分擔家庭一半的生活費用。藝專的校歌“巍巍岷山，潺潺錦水，唯此山川能效靈，天府自昔集眾美，智者創物巧者述，制器創新文彩斐。復興民族在琢人，因材而督期同軌”就是羅玉君撰寫的。
然而，羅玉君的翻譯工作因為生計的忙碌不能持續進行，只能在暑期抽時間翻譯。1947年，羅玉君終于翻譯完成了《紅與黑》這本世界名著，隨后不久正式出版了。之后，羅玉君還翻譯了喬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維克多·雨果的《海上勞工》、莫泊桑的《我們的心》、亞歷山大·仲馬的《紅屋騎士》等法國作家作品。翻譯家趙瑞蕻評價羅玉君的譯本，“她的譯文不僅保留了原作人物的語言個性，而且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鮮明節奏。此書的翻譯奠定了她在法國文學翻譯上的地位”“譯筆生動流暢，在我國普及《紅與黑》這本杰作方面，羅女士作出了貢獻。”
人物評價
被稱為“女翻譯家中的佼佼者”的羅玉君，擅長翻譯以心理分析見長的作品，譬如阿爾豐斯·都德《阿里女郎》、聶芳《母愛與妻愛》、柏樂爾《青鳥》、莫泊桑《我們的心》、喬治·桑《魔沼》和《安吉堡的磨工》、司湯達《紅與黑》、維克多·雨果《海上勞工》、比·加瑪拉《自由的玫瑰》、亞歷山大·仲馬《紅屋騎士》等。
她還撰有《論海涅》《論雨果》《歌德與浮士德》和《論司湯達的（紅與黑）》等論著。
羅玉君的《紅與黑》譯本，由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1955年推出，198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再版。“她的譯文不僅保留了原作人物的語言個性，而且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鮮明節奏。此書的翻譯奠定了她在法國文學翻譯上的地位。”
由于當時外國文學譯介的環境較為寬松，作為建國后《紅與黑》的第一個中譯本，羅譯《紅與黑》在讀者中有很高的知名度。上海譯文出版社再版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知識文化異常渴望，印數在百萬以上。趙瑞蕻肯定她的功績說：“她的譯筆生動流暢，在我國普及《紅與黑》這本杰作方面，羅女士做出了貢獻。”但是，有時羅譯選詞“具有一定程度的隨意性，只注意了譯文的華麗與流暢，無意中忽略了原文的確切含義與感情色彩”。如于連用”monsters! monsters!“怒斥瓦勒諾等人的丑惡，可以按趙瑞蕻的譯法“妖孽!妖孽!”，或者更通俗些的“畜生!畜生!”羅玉君的譯法則足“啊，社會的賊啊!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啊!”顯然，這里譯者“深化”得過了頭，偏離了原意。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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