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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事件。

1683年至1841年間，英國多次在香港停留、測探和調查，為占領香港做準備。1840年6月，英國為保護鴉片貿易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政府戰敗，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及鴨脷洲割讓給英國。1856年10月23日，英國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戰敗，北京被占領，皇帝出逃，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被迫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南端即今界限街以南的地區。英國為了擴大占領利益強行逼迫清政府簽新約，1898年6月9日英國與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新界”99年。中華民國時期，歷屆民國政府從未承認中英不平等條約，并曾試圖在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上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盡管有多次罷工和社會抗議，但由于英法的拒絕和國內社會的不穩定，未能成功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20世紀8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并首先用于解決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1982年9月，女王陛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正式談判。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率代表團到北京就香港的未來安排與鄧小平展開會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希望通過外交談判，以主權換取治權的方式保持英國對香港的長期統治。鄧小平則堅決維護中國對香港的主權。1982年12月至1984年12月，中英兩國政府經過22輪外交談判，最終于1984年12月19日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988年，雙方完成了香港過渡時期的安排。包括選舉、立法、司法、公務員等方面的交接安排。此后，雙方不斷進行溝通，以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過渡時期的順利進行。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香港回歸洗雪了華族百年恥辱，是“一國兩制”構想成功實踐的例證，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一個新思路新方案。同時也為解決港澳問題奠定了基礎，為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國際遺留問題提供范例。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回歸篇、電視劇《我的1997》《魯平口述香港回歸》等影視作品記錄了香港回歸的歷史事件。

歷史背景

占領初期

1683年，英國英國東印度公司公司派“卡羅利那號”船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大嶼島停泊兩個多月。1741年，英國兵船“星它號”又在香港南部停泊修理。1806年，東印度公司測量員霍士保在香港海面進行測探，繪制香港地圖，并發現香港許多港灣都是避風良港，宜于駐泊。于是，1821年起英國鴉片船只經常泊駐香港。為了進一步滿足獲取暴利的渴望，1830年英商47人聯名上書英議會，要求政府“采取與英國國家相稱的決定占領中國沿海島嶼一處，以保護英國對華貿易”暗示強占香港。隨著英國對華鴉片走私貿易的擴大，其占領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要求就更為強烈。1835年，英國駐廣東貿易監督戴維斯向英國外務大臣報告：“為了英商的利益，現在泊在洋的商船，在南風季節，遭受風災，遠不及香港的好”。不久他宣布要“永久在香港設站”。接著有英國人與美國人在香港作調查。到1837年已有大量英國船只集中香港九龍尖沙咀一帶，并私自上岸建居留地。由于鴉片危害日益深重，中國人民開展了聲勢日強的禁煙運動。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禁煙運動，1840年6月英國發動了對中國的武裝進攻，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戰爭爆發初期，英國就公開要求清廷割讓香港特別行政區供他們永遠居住。遭到拒絕后，1841年1月26日英國“硫磺號”軍艦的英軍在長拜爾丘的率領下，擅自在香港島登陸并舉行了“占領儀式”。

三個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

1840年6月，女王陛下政府借口“保護通商”決定派出侵華英軍總司令喬治·懿律，統侵略軍四千人艦船四十余艘來華，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正式爆發。7月初英軍侵占定海區，8月初到達大沾口外，愛新覺羅·旻寧撤去林則徐的職務，任命投降派博爾濟吉特·琦善為欽差大臣。年底琦善與英國代表查理·義律私訂喪權辱國的《穿鼻草約》允許開放廣州市，賠款六百萬銀元和割讓香港特別行政區等條款。但未得到清政府的認可。英軍出兵攻占沙角、大角炮臺，并占領了香港。1841年1月清政府下令對英宜戰，2月下旬，英軍攻陷虎門炮臺，水師提督關天培及守軍數百人壯烈啊牲。5月英軍逼近廣州城外，清軍全部退入城內，月底新任靖逆將軍愛新覺羅·奕山與英國訂立《廣州和約》規定清朝賠款六百萬銀元，英軍即退出廣州。1841年5月英軍到廣州北郊一帶搶劫，三元里街道和附近一百零三鄉幾千群眾奮起反擊，同侵略軍在牛欄岡展開激戰，最終侵略軍退出虎門鎮。

1841年9月為了擴大侵略，英軍第二次進攻定海區，定海、鎮海、寧波市相繼失陷。1842年7月，英軍進攻鎮江市，軍民奮起抵抗，經過激烈巷戰鎮江失守。鎮江失守后，英國軍艦于1842年8月5日到達南京江，清政府昏府腐敗，派者英趕到南京議和于8月29日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一一《南京條約》，《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是：五口通商（廣州市、廈門市、福州、寧波、上海），占香港（成為進一步侵略基地）；勒索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其中軍費一千二百萬元，鴉片費六百萬元；關稅協定等條款。至此，第一次鴉片戰爭以清政府的屈導投降而宣告結束。

在1841年至1843年間，廣州市愛國士紳就多次自發聯絡，要求當局驅逐侵略者。港英當局成立后，香港華人于1846年發動罷工。南九龍被英國侵占后，一月之內，有2萬華人撤回內地。英國強租新界后，愛國民眾拿起武器抗阻英兵，開展反租地斗爭，迫使英軍退出深圳市。

北京條約

1856年10月8日，中國一艘走私船“亞羅”號停泊在廣州海珠炮臺附近。中國北洋水師偵知船上數有海盜，登船拘捕了涉嫌人犯。后來，英方便以所謂“亞羅”號是英國船為借口，對位于廣州城與城郊黃埔區之間的中國炮臺采取軍事行動。在英國派大批軍隊侵華的同時，法國一名傳教士馬神父違反禁令，偷入廣西壯族自治區傳教被殺，法國人便以此為借口出兵，英法組成聯軍。

1856年10月23日，英國在未得到正式開戰命令的情況下，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攻入廣州外城。兩廣總督葉名琛向朝廷謊報軍情，助長敵方氣焰。1857年，英法組成聯軍，并約其他國家聯合出兵。葉名琛未加強戰備，直到英軍逼近才開始布防。12月，聯軍要求入城等，葉名琛仍未采取行動。聯軍火炮轟擊廣州市，摧毀督署，葉名琛被俘。最終，廣州淪陷。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進犯北京，火燒圓明園。清政府又被迫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于10月24日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南端即今界限街以南的地區。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英國侵占九龍半島南部后，不久又圖謀占領整個九龍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和水域。由于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西方列強在華掀起了更大的劃分力范圍的狂潮。于是，英國趁機向清政府提出了擴展香港界址的要求。1898年6月9日，清政府總理門大臣李鴻章與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在北京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根據該約，英國強租深圳河以南、尖沙咀區的界限街以北整個九龍未制之地（北九龍半島），以及東起大鵬灣、西至深圳灣、南至海察洲（南丫島）的遼闊海面和大嶼山島等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租期99年。1898年7月1日起算。英方把這些“新租之地”稱為“新界”。原未列入“借”的九城，英方又于1899年12月27單方面布納入港轄區。

至中華民國時期，歷屆民國政府都未承認過中英不平等條約，都否認英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主權，并曾在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上提出歸還在華租借地的問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工人階級也多次發動了海員大罷工和長達15個月的省港大罷工，使香港變為死港、臭港。但由于英法等西方列強的蠻橫拒絕和國內社會的貧弱不振，事實上未能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日本侵略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為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企圖，于1941年12月8日正式發動攻港戰爭，香港總督楊慕琦在稍作抵抗后，于1941年12月25日向日投降。1942年2月20日，日方正式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為日軍占領地。英國以中國同為反軸心國的盟國，聲明愿意放棄在華治外法權。

英美聯軍為了完成他們的“歐洲第一”戰略要中國支持亞洲局勢，減輕他們在太平洋戰爭的壓力，于1943年1月10日與中國政府簽訂了廢除在華特權的中美英《中英平等新約》。簽字當日，以外交部長宋子文名義向英國發出照會，聲明“關于交還九龍租借地問題...中國政府保留回日后重新提請討論此問題之權。"但是英國為了日后從日軍手中收回對港九的統治權而堅持不放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九龍的占有權。1943年11月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提出戰后香港的主權應由中國收回，立即遭到溫斯頓·丘吉爾的極力反對。蔣介石妥協致使香港問題未能寫入《開羅宣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開始堅持要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但在英國壓力下，最終放棄收回香港的要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由于這一時期令蔣介石將“消滅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視為首要問題，而未積極解決香港主權問題。同年8月21日，英國皇家海軍少將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愨率領的皇家海軍艦隊搶先在蔣介石所派赴港受降軍隊到達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登陸，但英國在美國總統支持下，迫使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改變命令，讓香港日軍向英國投降。1945年9月16日，夏以香港總督身份在港督府正式接受駐港日軍的投降，香港地區再次成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解決進程

前期努力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解放廣州之后，基于戰略考慮，并沒有乘勢解放香港。在新中國遭受西方國家封鎖、禁運時，香港作為新中國發展海外關系和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2年3月8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致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主席的信中重申了中國政府的立場，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于通常的所謂“殖民地’范疇。”因此，聯合國大會隨后從反殖宣言中的殖民地名單位中刪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

“一國兩制”方針

理論提出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與美、日等國相繼建交，“新界”租期屆滿之日也日趨接近，中國政府及時制訂了“恢復行使主權、保持穩定繁榮”的基本方針。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在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關于和平解決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方針的基礎上，提出了以“一國兩制”解決臺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新思路。“一國兩制”構想的內涵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國家內，在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在1997年后中國恢復行使主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1999年后的澳門及今后回歸祖國的臺灣省，在較長時期內仍然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內，容許兩種制度長期并存，互相支援，共同繁榮。在“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導下，中國政府就解決香港問題開始與女王陛下政府展開談判。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并就處理香港問題確定兩條原則：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不能再晚；二是在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談判過程

1982年4月，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訪問中國，拉開了中英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會談的序幕。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中方在座人員有黃華外長和柯華大使，英方參加談判的有香港總督尤德、巴特勒和英國駐華大使珀西·柯利達。撒切爾夫人在會談中，仍然強調“三項條約”是“有法律依據的”，甚至斷言“如果中國政府宣布收回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對此，鄧小平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和九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不遲于一二年的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如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作出決策。”并說，如果：“香港發生了嚴重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希望從夫人這次訪問開始...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很好的磋商，討論如何避免這種災難。”會談原定一個半小時，結果比原定時間又延長了50分鐘。瑪格麗特·撒切爾最后表示：希望不要把今天會談的內容公布出去，并建議共同對外宣布會談是坦率的、友好的。小平同志表示：“完全贊同你的意見。”事出偶然，會談后撒切爾夫人在步出人民大會堂時，在臺階不慎絆倒。當天下午，柯華和夫人陪撒切爾夫人游覽了頤和園。

自1982年10月始，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舉行了22輪正式談判。談判中，英方多次提出涉及中國主權的錯誤主張，最突出的是“有效論”和“主權換治權”。“有效論”是主張到1997年6月底除作為99年租期的新界地區外，英國對香港島和南九龍的割占仍然“有效”。對此問題中國政府鄭重聲明，近代時期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是英殖民帝國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產物，是英國使用武力脅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其內容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收回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國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大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負有一個主權國家的責任。“以主權換治權”，即在口頭上承認中國的主權，在”九七”后仍由英國人管理香港，其實質仍然是否定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回歸祖國是歷史的必然，中國政府在香港的主權問題上寸步不讓。香港地區的主權屬于中國，治權當然也屬于中國，中國所說的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當然包括恢復行使管理權在內的權利，絕不是收回一個名義上的空洞主權，中英雙方幾經較量，英國最后接受了“一國兩制”的想法，把中方制定的解決香港問題的12條基本方針政策載入《聯合聲明》，終于就解決香港問題達成了協議。

1984年5月15日六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一國兩制”的方針，并獲得大會通過，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同年12月，鄧小平同志再次會見瑪格麗特·撒切爾，對“一國兩制”作了詳細解釋。

簽署聯合聲明

1984年9月18日，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1984年9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草簽的文件還包括聯合聲明的3個附件和2個備忘錄，12月19日正式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及3個附件。中英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的協議確認，聯合聲明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于 1997 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國政府還在聯合聲明中宣布了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同時也將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載入聲明第三款及附件中。這些基本方針和政策的主要內容是：中國收回香港以后，根據我國憲法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高度的自治權，其現行法律基本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中央不派人去管理，香港的公務人員可以留用；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自由貿易港、獨立關稅地區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各地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系，并簽訂有關協定，英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決定”。同年5月27日，中英兩國在北京互換了《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批準書》，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香港自此進入了過渡時期。

過渡期

1985年5月27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了《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批準書》，《聯合聲明》自當日起宣告生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和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分別代表各自政府交換了批準書，并在互換批準書的證書上簽了字。周南在儀式上講話說，從現在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了過渡時期。目前香港的形勢很好，在未來的12年中，繼續保持和發展香港的穩定與繁榮的局面，確保聯合聲明的全面貫徹和1997年政權的順利交接，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和英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中英兩國政府的共同責任所在。

建設香港新機場

建設計劃提出

1989年10月，港英當局提出了一個香港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其中包括在香港島西南面的赤鱲角填海興建新機場，建設與新機場配套的通往港島的機場鐵路和高速公路、橋梁以及港島西區海底隧道等，總投資約上千億港元，歷時十多年完工。這些計劃公布后，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外來的投資者都不敢貿然參與，因為這些工程跨越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歸中國之后，涉及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香港特區政府），而沒有中國政府的明確支持，工程的融資就困難重重。為了解決這一難題，英方找中方商談。中方從香港的現實需要和長遠發展考慮，贊成興建香港國際機場（即香港國際機場）。

簽諒解備忘錄

1990年7月，英國外交國務大臣弗朗西斯·莫德訪華時，中英雙方同意成立專家組共同研究修建香港新機場問題。同年10月，中英雙方正式開始談判。經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和專家組等一系列會談，雙方于1991年夏達成協議，形成了一個書面文件，即《關于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

1991年9月初，英國首相約翰·梅杰訪華。這是1989年以來西方大國政府首腦第一次對中國進行訪問。這次訪華主要是同李鵬總理共同簽署《關于香港國際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雙方在聯合新聞公報中表示，這個諒解備忘錄的簽署體現了中英兩國政府隨著1997年6月30日的臨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上加強合作和發展中英雙邊關系的愿望，雙方將密切合作以實施備忘錄中的各項規定。

確定財政安排方案

1992年3月，英方提出新機場建設的第一個財務安排方案。新機場核心工程成本從原先的986億港元提高到1122億港元，增加13.8%，其中機場鐵路成本從125億港元劇增至221億港元，增加77%。同時，港英政府打算主要靠舉債建設新機場，預計將給特區政府留下730億港元的沉重債務負擔。此外，如果工程出現延誤、成本上升等，港英政府承諾要追加投資225億港元，這就是所謂的“或有債務”。中方向英方指出這一方案違反雙方簽署的諒解備忘錄的原則和規定。1992年7月，兩國政府代表為此舉行了會談。后來英方又相繼提出第二個、第三個財務安排方案，仍然都是建設成本高、總體預算大幅上升。

直到1994年2月，英方在中方建議的基礎上提出第四個財務安排方案，才向備忘錄確定的原則和規定靠攏。中英雙方又經過反復討論，最后達成以下主要共識：機場總體預算成本為1582億港元；同意英方總體注資額不少于603億港元；1997年留給未來特區政府的債務從原先不超過50億港元提高到不超過230億港元。1994年11月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雙方首席代表就香港國際機場總體財務安排達成了協議，由中方首席代表郭豐民和英方首席代表戴維斯正式共同簽署了會議紀要文本。有關香港新機場的建設問題才告結束。

政治體制發展

中方制定基本法

在中英兩國政府就解決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達成協議、于1984年12月正式簽署聯合聲明、英國承諾于1997年將香港交還中國的時候，港英政府于當年11月提出了推行代議政治體制的白皮書，以改變立法局的咨詢性質，向立法主導轉型，減少委任制，逐步實現選舉產生議員。白皮書明確提出，其主要目標是要“逐步建立一個能更直接向港人負責而又穩固地立根于香港的代議政治體制”。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中方著手起草和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強調政治體制應由基本法規定，體制改革應與基本法相銜接。在基本法定案之前，中方反對在香港立法局直接選舉。英方若想在1997年后維持改革，需先與中方協商并獲得同意。

經過4年零8個月的緊張工作，在廣泛征求港人意見的基礎上，中國政府在1990年初制定了香港基本法草案。基本法草案將中國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用基本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基本法草案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設計了符合“一國兩制”方針、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

在基本法草案起草過程中，中方通過各種渠道同英方進行了溝通。雙方在不同級別上就1997年前后政治體制銜接問題進行了頻繁的接觸和磋商，雙方就立法機構坐“直通車”過渡的問題達成諒解和默契。為此，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對港英最后一屆立法局過渡為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做出了設計。

1989年英方提高了要價。英方向中方提出，要求修改基本法草案中關于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的條款，中方堅決拒絕，強調指出，在香港駐軍是中國的主權。英方以“民意”為借口，向中方提出，要求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員的名額。堅持要求將1991年立法局直選議席由10席增至20席，1995年再增至24席。為此中英雙方又就立法局政治體制銜接問題進行了緊急磋商。1990年1月—2月，錢其琛外長同英國外交大臣羅伯特·赫德通過互換七封書信的方式進行磋商。中方做出了讓步，提出1991年立法局直選席位為15席，1997年為20席。

1990年4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經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批準后正式頒布。同時，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就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做出決定。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由60人組成，其中分區直選產生議員20人，選舉委員會產生議員10人，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30人。

1991年9月，香港總督委任17名立法局議員，首次舉行立法局分區直選，選舉產生18名議員。英方又在這時向中方提出增加1995年香港立法局直選議席的要求。中方指出，基本法已對第一屆立法會直選議席做出了規定，不可能再改。

英方“政改方案”

1992年4月24日，英國首相約翰·梅杰在倫敦宣布任命保守黨主席克里斯托弗·帕騰（ChristopherFrancisPatten）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28任港督，接替衛奕信，也是英國統治下的最后一任港督。克里斯托弗·帕騰抵香港上任后取中文名為彭定康。梅杰首相在宣布對彭定康的任命時說，“管理好到1997年的過渡時期，從而確保香港的自由、穩定與繁榮，是政府最為優先考慮的問題之一，而克里斯托弗·帕騰先生（彭定康）是最為合適的香港總督人選。”梅杰首相這段簡短的講話中出現了新的提法。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標準措辭是，在香港的過渡時期內，“英國政府負責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維護和保持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也可簡稱為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現在英方在“繁榮和穩定”之前加上了“自由”一詞。

1992年7月9日，彭定康飛抵香港特別行政區走馬上任。彭定康上任伊始，四處視察。他采用“彭定康”的中文名字，寓有“穩定、安康”之意，以爭取港人的好感。彭定康于10月7日提出長達3萬多字的香港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彭定康政改方案提出功能團體的選舉要全部取消法團投票，改為個人投票；功能團體的選民范圍擴大至全香港的工作人口。此外，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還提出取消香港區域組織的委任制，改為全部由直接選舉產生；擴大區議會的職權，改變區域組織的非政權性質和職能。在彭定康政改方案公布之前，英外交大臣羅伯特·赫德在紐約曾向錢其琛外長做了簡要通報，并在北京向中方提交了文本。中方明確表示，對1995年立法局選舉安排，必須先經雙方磋商并取得一致，并應與基本法相銜接。但英方不顧中方的反對，仍然執意發布。

在彭定康政改方案發表后，中方立即做出反應，表示強烈反對。將彭定康的政改個方案概括為“三違反”，即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違反雙方過去已達成的協議和諒解。我們嚴肅地指出，這個方案從內容到提出的方式，都是“三違反”。

1992年10月21日至22日彭定康訪問北京。他想以提出政改方案的既成事實來迫使中方接受，要中方以他的方案為基礎，提出反建議。錢其琛外長會見彭定康并明確拒絕了彭定康企圖安排的議程和限期。錢外長還進一步指出，港英政府如果堅持這樣做，中方就只好另起爐灶，這是中方的底線。錢外長這里所說的另起爐灶，是指中方拒絕接受英方搞的立法局選舉，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時將把它推倒重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來組建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

彭定康北京之行失敗后，他否認英國曾就1995年立法局選舉問題與中方達成過協議，并公開歪曲事實。為了澄清事實，中方于1992年10月28日公布了1990年初兩國外長就“九七”前香港政治體制銜接等問題進行磋商的七封信件。

雙方談判

1992年11月11日至19日，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朱基應邀訪問英國。朱镕基在同羅伯特·赫德外交大臣會談時，闡述了中國政府對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嚴正立場，赫德對朱镕基的責問避而不答。他說，香港總督表示愿坐下來同中方討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現在出現了要求實現政治民主化的溫和壓力，在香港實行民主，不會危及中國。朱镕基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了演講，公開表明了中國政府反對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堅定立場，指出這場爭論和對抗是由英方挑起的。在回答聽眾提問時表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為香港的平穩過渡和政權的順利交接設置了障礙。

1992年12月9日，英國上院就香港問題舉行辯論。政府大臣表示全力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亦對此大加贊揚，對中國進行指責。隨著英國同中國對抗的持續，英國國內不贊成同中國對抗而主張繼續同中國合作的聲音不斷擴大，變得越來越強烈，這使得女王陛下政府領導層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政府將自1997年7月1日接替英國政府，承擔對香港的防務。為了實現防務責任的順利交接，中英雙方首先需要就軍事用地使用安排進行磋商。聯合聯絡小組馬拉松式地談判了七年，直到1994年3月31日，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代處向中代處送交了一份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未來軍事用地使用安排的“中國外交部和英國駐華使館照會”文本修訂草案建議稿。英方的行動，表明希望恢復磋商。

1993年2月上旬，英外交大臣羅伯特·赫德致函錢其琛外長，提出英方愿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同中方談判。會談前的磋商中方希望英方能改弦易轍，回到同中方合作的軌道上來，以利于香港的平穩過渡，同意同英方舉行談判。1993年4月22日，中英關于“香港1994—1995年選舉安排”的談判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從1993年4月22日開始，直到當年11月27日結束，共談了17輪，歷時7個多月。

成立預委會

1993年7月2日，中國第八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做出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下設政務、經濟、法律、文化、社會保安等五個專題小組。7月16—17日，預委會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

訪問交流

1994年7月中旬，英國外交國務大臣顧立德訪華。在會談中，顧立德對雙方未就香港1994—1995年選舉安排達成協議表示遺憾，提出要盡可能處理好由于未達成協議帶來的后果，并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兩國關系的具體建議。錢其琛副總理會見時，顧立德轉達了外交大臣羅伯特·赫德的口信，赫德在口信中強調英方“對從現在起到1997年這段香港特別行政區過渡期以及1997年后與中國在廣泛的領域里發展關系給予高度重視”，并建議兩國外長應早日會晤。錢其琛副總理肯定了英方希望改善中英關系的愿望，但指出“只有良好的愿望恐怕還不夠”。錢副總理還點出英國對中國的判斷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如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根本談不上兩國關系的改善。

1995年4月，英國領導人在下院表示，希望與中國發展著眼于21世紀的長遠而現實的關系。同年5月，英國貿工大臣邁克爾·夏舜霆訪華，帶來約翰·梅杰首相給李鵬總理的口信，表示希望改善同中國的關系。10月初，錢其琛副總理兼外長應邀訪英。錢其琛副總理會見了梅杰首相，并同新任外交大臣里夫金德舉行了會談。此時羅伯特·赫德已辭去外交大臣職務，由里夫金德接任。在會見會談中，錢副總理提出，希望英方履行義務，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上能增加合作，多做實事，減少麻煩，不要試圖把一切都安排好，強加于中方或未來的香港特區。英方表示，英中在香港問題上有共同的利益，英方將完全致力于在兩國聯合聲明中所做的承諾。這次訪問中，中方同意英方關于相互增設總領館和兩國外交部建立磋商機制的建議。

成立籌委會

1996年1月，籌委會正式成立，由150名委員組成。錢其琛副總理為主任，王漢斌、安子介、霍英東、魯平、周南、王英凡、李福善、董建華、梁振英等9人為副主任。

1996年3月下旬，籌委會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1996年12月20日，臨時立法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全體委員選舉產生，由60名議員組成，范徐麗泰被選為臨時立法會主席。由于港英當局拒絕合作，臨時立法會只能在深圳工作。1997年6月28日，港英統治下的最后一屆立法局宣告結束。7月1日凌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儀式上，繼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主要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宣誓就職后，臨時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帶領全體議員宣誓就職。該臨時立法會一直工作到1998年4月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產生時為止。

政權移交

1997年6月30日晚9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先頭部隊的509名官兵及39輛汽車從皇崗口岸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于７月１日零時起開始執行保衛香港安全的任務。第二批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共4000余名官兵，10艘船艇、6架直升機、21輛裝甲車和400余輛車輛于7月1日上午6時從陸、海、空同時進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舉行。23時42分，交接儀式正式開始，中英兩國都派出了儀仗隊和軍樂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威爾士親王查爾斯分別致辭。1997年6月30日23時59分53秒，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英國旗幟完全降下。交接儀式在4000位應邀出席的嘉賓見證下進行，其中有中國和英國的高層代表、40多個國家的部長和4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來自各層面的本地和海外商界與社區領袖也有出席。約6500位本地與海外的傳媒代表在現場報道儀式的盛況。

1997年7月1日零點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隊奏起雄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區旗一起徐徐升起，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北京市人民迎接香港回歸祖國聯歡會的人們觀看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的電視直播。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倒計時牌標出：距1997年7月1日還有零天，零秒。零時4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莊嚴宣告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

7月1日1時30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七樓隆重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宣誓就職，接著，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23名主要官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行政會議14名成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59名議員，香港終審法院常設法官、高等法院法官36人，分批走上主席臺宣誓就職。

7月1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舉行。行政長官董建華宣讀就職演說，國家主席江澤民出席并在慶典上發表講話，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回到祖國大家庭的600多萬香港同胞表示親切問候，并鄭重重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是中央政府一項長期的基本方針。

事件意義

雪洗國恥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對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新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不承認有關香港問題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中國將在適當的時候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1972年中國剛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向聯合國聲明不承認英國強加給中國的三個不平等條約，莊嚴宣布了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同年11月聯合國以壓倒多數票支持中國的正義立場。1982年中國就香港問題與英國談判，1984年12月簽署《英聯合聲明》正式宣布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國人民圓滿地解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實現了百多年來中國人民所未能實現的心愿，洗雪了百多年來中國人民蒙受的民族恥辱。

為解決港澳問題奠定基礎

“一國兩制”政策在香港首先實施成功，為解決澳門、臺灣問題奠定了基礎。在處理香港問題這一世界性難題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正確地、成功地運用了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原則尋找到了中、英、港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和平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法。香港的回歸為臺灣、澳門問題的順利解決提供了經驗，創造了條件。

“一國兩制”理論的重要實踐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構想的具體實踐。“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提出后即受到世人的關注，它雖然為和平解決香港、澳門及臺灣問題打開了通道，并為解決國際爭端、穩定世界局勢提供了新辦法，但能否變為現實，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香港問題的解決，為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中國國情來解決祖國統一問題的“一國兩制”理論提供了有力的實踐根據。瑪格麗特·撒切爾也在中英聯合聲明簽字儀式上講：“一國兩制’”的構想是沒有先例的。它為香港的特殊歷史環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

為解決國際遺留問題提供范例

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為世界各國提供國家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范例。香港問題的順利解決對于解決或緩解世界上的許多矛盾和爭端，具有普遍意義和重大作用，為謀求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探索出了新辦法、新途徑。

回歸周年紀念

香港回歸15周年

2012年7月1日，中國大陸與香港在香港假座大球場共同舉行了隆重的慶祝典禮。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1日上午在香港會展中心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彭清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張仕波，政委王增缽以及新舊政府班子官員等以及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和市民等約3000人共同見證這一莊嚴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