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上將夏爵士，GBE，KCB（Admiral Sir Cecil Halliday Jepson Harcourt，1892年4月11日—1959年12月19日），曾譯哈科特，英國皇家海軍將領，曾自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出任香港軍政府首長，期間除了接受日據政府的正式投降外，又著力恢復社會秩序與法紀，于香港重光扮演關鍵角色。
早年生涯
夏愨在1892年4月11日生于肯特郡布羅姆利（Bromley）倫敦道的梅特蘭山林小屋（Maitland Lodge），父親名哈利戴（Halliday Harcourt），任職事務律師，而母親則叫格雷斯·莉蓮（Grace Lilian），是積遜博士（Dr Jepson）的女兒。
夏愨幼年時入讀位于東格林斯特德（East Grinstead）的芳特希爾山林小屋學校（Fonthill Lodge School），后自1904年至1909年，則先后入讀奧斯本和達特茅的皇家海軍學院。在1909年畢業時，他取得了候補少尉之軍階，而且在隊中獲頒數學第一名獎。
海軍生涯
在1915年時，夏愨曾一度想另選事業，所以申報到復員軍人名冊（retired list）；但未幾在1916年5月，他卻重新申報到現役軍人名冊（active list），再次成為現役軍人，并繼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服役。期間，夏愨被派到聯合艦隊內的“HMS百夫長號”（HMS Centurion）當值，而且參與了日德蘭海戰。
一戰結束以后，夏愨主要在大西洋、英國本土海域和地中海一帶的驅逐艦和掃雷艦上服役，至1926年獲升為海軍中校，及后又于1933年累遷成海軍上校。經過一系列的訓練后，夏愨在1935年至1937年借調到皇家澳洲海軍，期間他表現良好，所以在1938年獲調回英國，而且被委任為海軍部行動科副總監，至翌年更升任總監。夏愨任總監時，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由于他調動有度，于是在1940年獲授CBE勛銜。在1941年，夏愨卸任總監之職，改派負責指揮“HMS約克公爵號”，他曾在1941年12月與1942年1月兩度接載時任首相溫斯頓·丘吉爾，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會面。
在1942年7月，夏愨獲得了海軍少將軍階，并被派到地中海，統領第10、第12和第15巡洋分遣艦隊。這幾支分遣艦隊統稱為“Q部隊”，主要負責擊沉軸心國的補給船隊，以及為盟軍的登岸行動提供實彈掩護。在1942年11月，夏愨的Q部隊就成功在“北非登陸戰役”中，掩護盟軍登陸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兩地，事后夏愨更獲美國頒授軍功勛章（Legion of Merit）。自火炬行動后，Q部隊改以阿爾及利亞的港口城市邦納（今安納巴）為基地，并在1942年12月至1943年春天期間，不斷滋擾敵方補給艦隊。由于邦納守備不嚴，所以在倫敦的軍方高層初時擔心夏愨的行動會構成風險，然而有鑒于夏愨的行動對戰事起關鍵作用，而盟軍援軍又正前往增援，故此軍方最后沒有對夏愨的計劃作出阻撓。結果，夏愨滋擾敵方補給艦隊的行動十分成功，事后更在1943年獲CB勛銜。
自1943年6月至9月，Q部隊協助盟軍登陸的地點計有潘泰萊里亞島（Pantelleria）、蘭佩杜薩島（Lampedusa）和黑尾塍鷸島（Limosa）。另在6月的“嘶啞行動”和9月的“雪崩行動”中，Q部隊亦曾成功協助盟軍登陸西西里島和薩勒諾（Salerno）兩地。
在1944年2月，夏愨返回英國海軍部，擔任時任第一海務大臣（First Sea Lord）康寧漢爵士的海軍秘書。至1945年夏天，夏愨復派到美國太平洋艦隊，負責指揮第11航空母艦分遣艦隊。這支分遣艦隊除包括有旗艦一只外，另有巡洋艦3艘、驅逐艦4艘、潛水艇一只，以及一小隊掃雷艦。不久以后，在日本于同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夕，夏愨已受命率艦接收香港特別行政區，中途又派戰機擊沉在香港海域附近出現的懷疑自殺式日軍船艦。
香港重光
背景
其實在日本戰敗投降以前，盟軍早已就香港的主權問題出現過分歧。在1943年1月的時候，英、美兩國政府曾各自與國民政府簽署條約，宣告放棄所有因通商口岸制度而取得的土地、聚落和特殊利益。于是蔣介石就以此為憑據，要求中國在戰后收回香港，即使不可，至低限度也應該收回新界；不過，英政府卻以香港非通商口岸制度下的產物為理由，加以拒絕。
至于美國方面，受著反殖民主義情緒等因素的影響，時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最初也是與蔣介石站在同一陣線的。其中在1943年3月，英、美兩國共同發表了《大西洋憲章》，當中，羅斯福認為《憲章》第三款指明了“所有人也有自決的權利”，故此他相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也有權自決前途。為此，羅斯福曾敦請過溫斯頓·丘吉爾放棄香港，以作為善意的表現。其后在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中，由于羅斯福擔心蘇聯加入太平洋戰爭后會借機在東亞獲取土地利益，所以他再次急欲英國放棄香港，以示公允。不過，丘吉爾對這意見卻大表不滿，認為英國在自己殖民地的管治受到外人質疑。
英、美、中三方在香港主權上的分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間一直也沒有得到解決。期間，倫敦方面態度非常強硬，而殖民地辦公室更在1943年7月委任前港府官員麥道高為首席民政事務官（Chief Civil Affairs Officer），并設立一個計劃組，專責計劃香港重光后的發展。至于在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更成功與身在赤柱集中營的前香港特別行政區輔政司詹遜取得聯絡，著他盡早設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代理英國行使主權。
香港所處的戰區本應由蔣介石受降，而他亦在日本投降后，已立即派出部份軍隊進入九龍一帶。可是，由于詹遜已在8月捷足先登，主動地在香港設立臨時政府，再加上英政府的態度十分強硬，命令夏愨全速率艦占領香港，最終中、美兩國政府皆軟化立場，不再要求英國放棄香港主權。但是在蔣介石的堅持下，英國也作出了讓步，容許夏愨同時代表英國和蔣介石，主持受降儀式。
在1945年8月30日，夏愨率領以“HMS不屈號”為首的分遣艦隊駛入維多利亞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升起了英國國旗，象征日本正式結束在香港的管治；從那日開始，至1997年主權移交以前，港府將每年的8月30日定為重光紀念日，以作紀念。在同日晚上，夏愨又隨詹遜等人到赤柱參加感恩崇拜。
軍法管治
在1945年9月1日，夏愨宣告成立軍政府，并由他本人出任軍政府首長兼三軍總司令。在軍政府成立前夕，詹遜曾向夏愨要求讓“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繼續存在，但由于夏愨乃奉命來港設立臨時軍政府，所以拒絕了他的要求。不過當時軍政府的主要人員尚未抵港，所以夏愨仍讓詹遜繼續作出管治。可是，有鑒于詹遜的權力基本上是來自1917年的《英皇制》，并不符合軍政府的情況，所以夏愨在軍政府成立的同一日發表一項宣告，委任詹遜為副總督（Lieutenant-Governor），可以代理行使以往總督的權力，惟要聽命于夏愨。殖民地辦公室對委任詹遜為副總督一事上不表贊同，故此當軍政府的首席民政事務官麥道高與他的9名隨員在9月7日正式抵港運作后，詹遜隨即卸任副總督。
在同年9月16日，夏愨代表女王陛下政府兼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于督憲府舉行受降儀式。在儀式上，日方代表陸軍少將岡田梅吉與海軍中將藤田類太郎在投降文件上簽字；而中方則派出了潘華國少將監禮。
軍政府成立后，香港特別行政區人口即以每月100,000人的數量急升。可是由于貿易尚未恢復，所以能源和糧食均十分缺乏。有見及此，夏愨曾派員到廣東省、文萊、印度和日本等地搜購能源與糧食，此外又仿效前日據政府的做法，繼續對米和一般貨品實施價格管制。到11月25日，在得到美商支持下，本地華商成功促使夏愨宣布重新開放私人貿易。但軍政府亦同時實行了極嚴厲的貿易與外匯管制，防止商人趁機把物資轉售到利潤更可觀的地區。
至于在住房方面，戰后有72%外籍人士失去居所，而全港約600,000名居民當中，則共計有160,000人無家可歸，其中更有部份私人房產是在日據時期遭日軍強占的。在戰后的一段時間，基于建材十分短缺，夏愨又不愿動用龐大的公共資金修復私人住所，所以軍政府只能夠盡可能地將空置的建筑物安置居民，以及征用旅館作收容難民。因此，面對住房供應十分緊張的情況，不少人也對軍政府感到相當不滿。
交通方面，軍政府曾以貨車權充巴士，以解決戰后交通工具荒缺的局面。另外，政府亦討論過以無軌電車取代電車；以及將道路之行車方向由靠左駛改為靠右駛等等的議題，不過這些提議最后都被否決。
此外，軍政府又正式解散了香港志愿防衛軍和香港皇家志愿后備海軍，所有戰時在囚的士兵均依例獲發補償與休假。而所有在戰時離隊，并繼續留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士，則一概當作在離隊后98日解散。另軍政府亦分別擴建與興建了赤柱軍人墳場和西灣國殤紀念墳場，以安葬戰時在香港陣亡的盟軍士兵。
重光后，基于不少華人是受到威嚇才于日據時期支持日本，因此軍政府亦沒有對他們加以深究。總括而言，最初有50人被控以叛國罪，但經過一審后，大部份人被改控以刑罰較輕的違反《緊急條例》罪，只有30人維持叛國的控罪。在這30人當中，最終有5人處以絞刑、22人被課以不同年期的監禁、2人被判囚一日、1人無罪釋放，另亦有1人逃脫。與此同時，軍政府又成立臨時的英國軍事法庭，專門審訊日本戰犯；經過一連串的審判后，共計有21名日本戰犯處以死刑、85人被課以不同年期的監禁、14人被裁定無罪釋放，至于其余的案件均放棄起訴。
夏愨在1945年成為爵士，至1946年獲擢升為海軍中將。他的軍政府則一直運作至1946年4月30日結束，在戰時被俘的港督楊慕琦爵士遂于5月1日正式復任，并恢復了文官政府。軍法管治完結后，夏愨至6月才正式離港。
晚年時光
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后，夏愨曾自1947年至1948年調到地中海艦隊擔任海軍將級軍官，并被委以第二指揮權。至1948年3月，夏愨再次被調回英國海軍部，并晉升為第二海務大臣，主理所有有關人事和人力資源事務。時維大戰剛剛完結，英政府遂極欲裁軍以節省金錢，所以英政府要求夏愨能把海軍人數由178,000人減至147,000人。而且重新招聘率亦要由1938年的61%大幅減至1948年的22%。面對人力資源的嚴重削減，夏愨曾在1949年聲言如果英政府不調升重新招聘率，那英國皇家海軍將要在兩年后陷入“一級癱瘓”。
夏愨在1950年卸任第二海務大臣，卸任前于1949年取得海軍上將軍階。自1950年至1952年，夏愨改任諾爾總司令（Commander-in-Chief at the Nore），專責管理通往倫敦港口的海道，以及打理英國東岸的商船交通航運。
夏愨在1953年1月27日退休，此后退居于倫敦的伊頓廣場（Eaton Place）。退休后的夏愨曾擔任倫敦及大倫敦運動場協會、泰晤士河少年冒險協會和維多利亞聯盟的主席，另外他亦熱心于皇家英聯邦學會之事務。夏愨于1959年12月19日被送往倫敦切爾西圣士提反醫院途中逝世，享年69歲。他死后，其追思禮拜于1960年1月于倫敦的圣馬田堂（St Martin-in-the-Fields）舉行。至于他的遺產則在1960年2月16日進行估值，結果共值25,115英鎊11先令10便士。
家庭婚姻
夏愨曾兩次結婚。第一次是在1920年與依芙蓮（Evelyn）結婚。依芙蓮是杰勒德·古爾德（Gerard Gould）之遺孀，父親是W·H·蘇雅準將，CMG（Brig.-Gen. W. H. Suart）。夏愨與依芙蓮之婚姻一直維持到1950年依芙蓮逝世為止。在1953年，夏愨復與空軍準將大衛·霍恩（Air Cdre. David Waghorn）之遺孀斯特拉（Stella）結婚，這段婚姻維持至夏愨本人于1959年逝世為止。在這兩段婚姻中，夏愨都沒有任何孩子。
人物雜記
個人榮譽
殊榮
埃及中央銀行 （1940年7月11日）
軍功勛章（美國，1943年7月9日）
C.B. （1943年9月14日）
傳令嘉獎（1944年6月23日）
圓錐角膜B. （1945年12月18日）
一等大綬云麾勛章（中華民國，1948年11月2日）
圣奧拉夫爵級司令勛章（挪威，1951年）
丹尼布洛大十字勛章（丹麥，1952年）
G.B.E. （1953年1月1日）
名銜
夏愨，Esq （1892年4月11日—1909年）
海軍候補少尉夏愨（1909年—1912年6月18日）
海軍副上尉夏愨（1912年6月18日—1913年10月15日）
海軍上尉夏愨（1913年10月15日—1921年10月15日）
海軍少校夏愨（1921年10月15日—1926年12月31日）
海軍中校夏愨（1926年12月31日—1933年6月30日）
海軍上校夏愨（1933年6月30日—1940年7月11日）
海軍上校夏愨，CBE （1940年7月11日—1942年7月28日）
海軍少將夏愨，CBE （1942年7月28日—1943年9月14日）
海軍少將夏愨，CB，CBE （1943年9月14日—1945年12月18日）
海軍少將夏愨爵士，KCB，CBE （1945年12月18日—1946年1月1日）
海軍中將夏愨爵士，KCB，CBE （1946年1月1日—1949年6月22日）
海軍上將夏愨爵士，KCB，CBE （1949年6月22日—1953年1月1日）
海軍上將夏愨爵士，GBE，KCB （1953年1月1日—1959年12月19日）
以他命名的事物
·一個位于金鐘的花園－夏愨花園
·夏愨大廈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