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征祥（1871年6月12日-1949年1月15日），原籍江蘇省太倉縣，出生于上海市。他是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家，也是一位天主教本篤會碩士、神父。
1890年陸征祥畢業于上海廣方言館，被保送至京師同文館學習。因成績優秀，陸征祥被許景澄選中擔任駐俄使館翻譯，此后開啟外交生涯。1912年3月25日，陸征祥由駐俄外交代表升任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1912年6月15日，陸征祥被袁世凱提名為內閣總理，并于1912年6月29日任命為國務總理。1913年因為中俄協約問題，陸征祥向袁世凱請辭外交總長一職，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袁世凱又任命陸征祥為外交總長，陸征祥最終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二十一條》。1919年，陸征祥代表中華民國率代表團赴法國參加巴黎和會，拒簽對德和約后，1920年7月13日北京政府免去陸征祥外交總長職務。1921年初因妻子病重，陸征祥攜妻赴瑞士療養。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陸征祥以“木蘭”為筆名主編了《益世報海外通訊》，以此來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義斗爭。晚年，陸征祥隱居于比利時圣安德隱修院，著有《回憶與思考》《人道主義的會和》等書。1945年陸征祥被羅馬教廷封為圣安德魯修道院名譽院長，以嘉獎他虔誠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納粹強權的精神。1949年1月15日，陸征祥病逝，享年78歲，安葬于圣安德隱修院。
陸征祥自21歲進入外交界，至56歲離開，親歷了中國從中日甲午戰爭到巴黎和會，作為清末民初重要的外交家，陸征祥歷任翻譯、荷蘭公使、和會使節、駐俄羅斯部長兼外交部長。陸征祥主掌外交其間，民國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和外交職能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相當多的外交家長期服務于外交戰線，逐步形成了中國的一支專業外交家隊伍。陸征祥在1912年10月8日國會提出了外交部官則，并對外交部進行了改組，這些對推動中國外交近代化的步伐起到重要作用。《申報》1948年4月15、16日專發的《談陸征祥》一文中，對陸征祥的一生作了客觀的評價，稱他是“忠”之魁首，又是“奸”的班頭。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61年清朝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管外交、通商及其他洋務事宜的中央機構。之后，1862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了培養外交和翻譯人才的洋務學堂，命名為“京師同文館”，隸屬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第二年，上海市開辦了廣方言館，旨在培養外語人才。
陸征祥，字子欣，1871年6月12日生于上海基督教家庭。陸征祥父親陸云峰是一名基督新教徒，曾在倫敦傳道會（LondonMissionary Society）工作，1854年與吳金靈結婚，育有一女，因病夭折，陸征祥為第二個孩子。吳金靈生下陸征祥后，即患水腫病，歷經8年病逝。
陸征祥10歲才開蒙，入私塾修習文言文，學習“四書”兩年。1883年，12歲的陸征祥考取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附設之上海市廣方言館，主修法文。1890年陸征祥19歲自上海廣方言館畢業，八月陸征祥以位列第四名，與朱敬彝、陳貽范、楊書雯、劉式訓、劉鏡人、翟青松等一起，由廣方言館保送到京師同文館深造。在同文館除學習《禮記》外，還向華必樂（Charles-Emile Vapereau）教授學習法語、法國文學及外交學等，陸征祥因學習勤勉、表現優異，被許景澄看重培養。
出使俄國
光緒十七年（1891），陸征祥由出使俄、德、奧、荷國大臣許景澄調充駐俄大使館學習員。陸征祥于光緒十七年九月奉調出洋，12月自上海市搭法國郵輪經馬賽、巴黎，到柏林見許景澄欽使，往俄羅斯首都圣彼得堡（St.Petersburg），當時的駐俄公使實際上是駐俄、德國、奧地利和荷蘭公使，但公使館設在俄羅斯首都圣彼得堡。光緒十八年正月初三日（1892年2月1日）到差，任駐俄使館學習員，7月24日任四等翻譯官。
從1892年起，陸征祥在俄羅斯公使館一做就是十四年。1906年，升為駐荷蘭公使，由于此前中國駐荷公使總由駐俄、德公使兼任，所以他也是中國在荷蘭設使館的第一位全權公使。1907年陸征祥出席第二次海牙保和會專使，會后回任駐荷公使談判《中荷領約》。同年6月12日陸征祥遵電簽署《陸地戰例條約》，同時亦遵命取消對《日內瓦公約》的保留部分，至此中國加入了第一次保和會所有公約。1911年，陸征祥奉命赴俄任特使，主持與俄羅斯談判修訂1881年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條約》，王廣圻以參贊身份隨行。不久，陸征祥轉任駐俄公使，王廣圻遂充任駐俄使館二等參贊、留俄學務監督。
外交總長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革命黨人成功推翻了清朝。為進行全面改革，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決定對前清駐外使團進行大規模改組。駐俄使團成為第一個改組對象，導致陸征祥在圣彼得堡長時間等待新任公使的任命書。在組建新政府的過程中，唐紹儀總理首先考慮到陸征祥。一是因為他沒有參加任何政治派系，具有公正無私的口碑；二是因為他在外交領域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深入的了解，能夠借助他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來建立新的外交部門。唐紹儀期望陸征祥能夠為中國帶來推翻帝制后的新氣象，推動中國在外交領域的發展和進步。陸征祥一再推辭擔任外交總長一職，結果臨時總統袁世凱一再來電力邀。最終，再三辭退不掉，在袁世凱答應三個條件后，陸征祥啟程回國任職。
1912年3月30日陸征祥赴任首任外交總長，改外務部為外交部。出任外交總長后，陸征祥憑借多年在歐洲工作時積累的經驗，著手革除清代官場遺留下來的陳規陋習，引進較富科學性的管理制度。1912年3月25日，新任責任內閣總理唐紹儀任命駐俄外交代表陸征祥出任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回國途中，陸征祥考察西歐外交機構，搜集有關資料，制訂外交部改組計劃。在王廣圻的配合下，陸征祥重建了外交部組織機構。
內閣總理
1912年6月15日，內閣總理唐紹儀與袁世凱發生分歧和矛盾，棄職出走天津市。陸征祥作為無黨無派的“超然內閣”代表被袁世凱提名為內閣總理，1912年6月29日，北京臨時參議院以74票贊成，10票反對，多數通過陸征祥任國務總理，王廣圻被袁世凱委任為國務院秘書長，協助處理政務。1912年7月18日，陸總理向參議院提出六名內閣成員，財政部周自齊、交通部胡惟德、司法部章宗祥、農林部王人文、工商部沈秉堃、教育部孫毓筠，7月19日所提六閣員全部被參議院否決。8月2日，陸征祥以“無組織內閣之能力”，向袁世凱提出辭職。袁世凱仍持極端的超然內閣主義，不準陸征祥去職，由此，演化成全國性的政治風潮。8月23日，段祺瑞代替陸征祥到參議院提出二次閣員補充名單：財政部周學熙，司法部許世英，教育部范源濂，農林部陳振先，交通部朱啟鈴，工商部蔣作賓。8月26日，參議院在袁世凱的軟硬兼施之下，除蔣作賓一人落選外，其他五人一律通過。這次內閣風潮以袁世凱的勝利而告終。
中俄協約
1912年11月3日，俄羅斯帝國與蒙古國“獨立”當局簽署了獨霸外蒙古、分裂中國領土的《俄蒙協約》。消息傳來，舉國震驚。外交總長梁如浩呈請辭職。情勢急迫，袁世凱決定再次起用陸征祥出任外交總長交涉解決外蒙古問題。陸征祥面臨的處境很不樂觀，他所希望的就是盡可能多的挽回國家利益，只要俄羅斯帝國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那他們所簽條約就是非法與無效的，民國政府就可以伺機收回外蒙古的主權。自1912年11月30日始，北京市政府外交總長陸征祥在談判桌上據理力爭，和俄羅斯帝國駐華公使庫明斯基在北京舉行談判。半年之內，共會談二十多次。最終在沙俄的脅迫下，于1913年5月20日雙方草簽了《中俄協約》。雖然草約挽回了一些權益，但本質上仍是一個不平等協約。眾議院通過了該草約，但參議院卻否決了該草約。
前后相比，后簽署的《中俄聲明》使中國的主權遭受到更嚴重的摧殘。俄羅斯帝國原本就對草約規定俄羅斯承認蒙古國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為不滿，聽說中國參議院否決了草約，馬上通知中方推翻和否認5月20日擬定的草約。此種背信棄義的做法，使陸征祥深受刺激，他立即提出辭職，并表示要自殺以謝國人。1913年9月4日，袁世凱接受了他的辭呈。
出訪歐洲
1913年，陸征祥被準辭外交總長后，原擬10月中旬赴比、瑞兩國醫養舊疾，同時袁大總統商請他擔任保和會專使。后因協助新任外交總長孫寶琦與俄國交涉外蒙古問題，暫緩赴歐，最終于11月下旬赴歐。1914年4月陸征祥在瑞士，代表袁世凱給比利時國王亞爾倍一世贈送袁世凱總統頭等大勛章；隨后，于同年5月份又赴法國，奉袁總統命致贈法國總統普恩加萊民國大勛章。
第三次保和會原定1914年8~9月間在海牙召開，袁世凱擬派陸征祥及駐荷蘭唐在復公使分任正副專使，然而8月歐戰全面爆發，第三次保和會不克舉行。德國與法國宣戰之時，袁世凱電召陸征祥即刻回國，協籌外交方面的種種事項。
“二十一條”簽字
1914年8月14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立即以英日同盟（1912年簽訂）為借口，趁機向在中國膠州灣租借地的德軍發動進攻，大肆在中國領土上燒殺搶掠，袁世凱政府無能為力，只得宣布中立，并劃設了“交戰區”。11月，日軍占領青島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面見袁世凱，拋出蓄謀已久的“二十一條”要求。然而，袁世凱迫于日本繼續霸占山東省的軍事壓力，只好與日本展開談判。在1月27日，袁世凱任命陸征祥第三次擔任外交總長，接手處理民國創立以來最困難的外交問題。
談判于1915年2月2日開始。在談判過程中，剛從東京回任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提出種種無理要求，態度盛氣凌人，甚至不顧國際外交禮儀，威脅陸征祥。日本政府為配合談判，也頻頻調兵遣將，向中方施加壓力。面對對手的施壓，陸征祥通過自己專業的技巧來應對。同年4月17日，在“二十一條”前四號各條款的交涉結束之前，日置益又提出了開議第五號內容的要求，但始終沒有得到中方代表的同意。26日，日置益遂又提出日本最后修正案。5月7日，在日方的強大軍事政治壓力下，北京政府決定向日方屈服以期緩和局勢。5月13日，陸征祥以外交部名義全文發表了顧維鈞起草的聲明，后來這份聲明文件成為巴黎和會特別是華盛頓會議重新討論山東省問題時的一個有力證據。
1915年5月25日，陸征祥代表中國政府和日本代表簽署了《關于山東省條約》《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自治區條約》以及福建省問題等13項換文協定，通稱為“中日民四條約”。“二十一條”簽字后，全國民怨沸騰。陸征祥作為中方主談代表，雖迫于形勢做出屈從，被迫簽字，但整個過程已算盡己所能維護國家權益，盡管如此，陸征祥也深感遺憾。因此，當巴黎和會召開時，陸征祥認為廢除《二十一條》的時刻來到了。
巴黎和會
1915年11月初，洪憲帝制的準備工作正在全力進行中，徐世昌因不贊成帝制，10月27日稱病請假，由外交總長陸征祥暫兼代理國務卿。陸征祥因《二十一條》的交涉心痛莫名，他向袁世凱提出補救建議——只有參戰，到和會時，再提出請各國修改。這樣，既可幫助中國廢除《二十一條》收回山東省權益，解除日本的威脅，又可為自己洗刷歷史罪名。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正式對德、奧宣戰。但是，英、法、俄、意政府先后與日本簽訂密約，支持戰后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從而埋下了巴黎和會中國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的種子。
1917年12月陸征祥再任外交總長，議和籌備趨于積極。1918年1月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和平原則”，陸征祥一方面命令駐外使節探詢和議相關消息，并提出議和建議；一方面征詢各外籍顧問對和會及威爾遜“十四點和平原則”與英、美領袖對戰后和議相關言論，尤其是國際聯盟之意見，于春夏之交做—系列演講，整理出版小冊子，并頻頻開會討論。
1918年4月，議和籌備處正式成立于外交部，定期開會。從4月初到7月中，共開15次會，由外交總長陸征祥、次長高而謙及參事們參與。5月10日陸征祥在第五次會稱，中國已非與國際事務隔絕之時代，必須研究國際重要問題，事先準備好，把握和會良機提出，全力以赴。直到1918年8月，對和會提出要求諸案尚未形成最后決定。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9年1月，27個戰勝國代表聚會巴黎，研究處置德奧等戰敗國問題。中國作為協約國的一員，是戰勝國，被邀請出席巴黎和會。中國政府便派出外交總長陸征祥、駐美公使顧維鈞、南方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利時公使魏震組等五人為代表，組成中國代表團，并任命陸征祥為代表團團長。陸征祥一面開展和會外交活動，一面與王廣圻、胡惟德、顏惠慶、汪榮寶積極協商，致電政府，要求政府將他們四人納入其中，參加代表團會議討論，而且應有表決權，以作陸征祥的后盾。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宮召開。同年4月22日，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向中國代表陸征祥和顧維鈞宣讀了解決山東省問題的方案，陸征祥當即拒絕了這一方案，但無濟于事。美、英、法與日本代表經過討價還價，最后將山東問題寫入《對德和約》，山東問題的交涉徹底失敗。在北京政府不肯給出明確態度、明顯不想承擔責任的情況下，陸征祥最終決定中國代表團拒簽對德和約，表現了中國外交強硬的一面。拒簽對德和約，開創了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在被譽為"拒簽英雄"的陸征祥返京后，令他痛心的是，山東省的"民眾代表團"認為他的未簽字行為得罪了日本人，對他的行為表示了強烈的責難。
巴黎和會后，陸征祥因自責一直閉門謝客，1919年3月中旬，陸征祥提出巴黎和會報告書。陸征祥不斷請辭，北京政府則一再給假，直到7月直皖戰爭后，1920年8月13日大總統令準許外交總長陸征祥辭職。
賑災防災
在歷經巴黎和會一年時間的煎熬后，陸征祥身心俱疲。此時，國會由安福系控制，中國南北分裂，陸征祥自身與日本政府在和會上的立場存在抵觸。因此，他既無心也無能力處理山東省、福州市等棘手案件。于是，陸征祥選擇了“歸國述職，隨即引退”。
1920年10月19日，徐世昌派陸征祥為賑務處會辦，與各國公使磋商賑災借款，25日陸征祥赴天津市與曹銳省長接洽賑災問題，10月下旬，陸征祥赴上海市調查賑災。12月陸征祥主持與英、美、法、日四國公使磋商400萬元賑災借款之事。
1921年5月19日，徐世昌派陸征祥為防災委員會會長，8月6日上午陸征祥主持召開防災委員會會議，報告防災計劃書審查之結果案，山東黃河險工及決口情形，以及直隸黃河決口、鄂省大水成災案。9月29日國務會議，陸征祥辭去全國防災委員會會長一職。
夫人離世
1921年10月下旬，陸征祥在北京西城天主教人士利瑪竇、湯若望等人的墓地附近，買了半公頃墳地，修筑了一座叫“慕廬”的墓園，將祖母和父母的遺骸從上海市遷來，裝新棺重新安葬。陸征祥夫妻原擬就此退休，居住墓園養老，但是，陸征祥妻子培德忽然病重，醫生建議培德到瑞士療養，于是，陸征祥為了夫人早日康復，只好前往歐洲，同時受北京政府委任為瑞士公使。然而培德的病情卻并未有絲毫好轉，1925年，陸征祥親自前往羅馬朝圣，請求教皇為夫人祝福，并得到教皇親贈的圣年紀念章一枚，這雖然不能減輕培德的病痛，但在精神上卻是莫大的安慰。1926年4月16日，71歲的培德安然謝世。
出家修道院
培德在瑞士去世后，陸征祥馬上辭去公職（他當時任中國駐瑞士公使）為夫人守喪。次年，他送夫人靈柩回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培德下葬后，陸征祥于1927年7月5日進入了本篤會的圣安德魯修道院，同年10月，他經過更衣禮后成為一名初級修道士。1929年，他立下“三絕”誓，即不富、不美、不用心，決心過一種修道生活。1929年1月，他行過發終身愿禮后成為正式修道士，后升為司鐸。
抗戰出刊
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面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這個消息傳到歐洲后，陸征祥無法置身事外。為了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主編了《益世報海外通訊》。通過這個平臺，他以“木蘭”為筆名撰寫文章，向歐洲婦女介紹中國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義斗爭。他呼吁中國人民為求自己生存而戰，也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戰，為全世界的公義和利益而戰。
1940年5月，阿道夫·希特勒出動大軍占領了比利時，圣安德諾修道院也被德軍充做了軍營，包括陸征祥在內的修道士全部被趕出了修道院。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并沒有動搖陸征祥反抗強權的信念，他不顧納粹蓋世太保的干擾和威脅，堅持在比利時各地演說，給深受戰亂之苦的比利時人民帶去了心靈上的慰藉。
在戰爭時期，陸征祥與比利時人民共同經歷艱苦，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諸多反抗侵略者的努力。他常常組織民眾進行禱告，以此相互鼓勵并通報消息。陸征祥與修道院的碩士們一起，深入民間，以他們的方式點燃民眾的希望，堅定民眾與法西斯主義抗爭的信心。
修道院病逝
1945年陸征祥被羅馬教廷封為圣安德魯修道院名譽院長。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陸征祥回想自己初涉外交之時正值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在那一刻，他終于看到被日本踐踏的祖國領土主權一一收回。
1949年1月，陸征祥病重，修道院的院長南文主教去看望他時，陸征祥曾表示，中國占去了他四分之三的心神。1949年1月15日，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總理修道士”陸征祥在比利時布魯日圣芳濟修女醫院逝世，享年78歲。
施政措施
外交活動
陸征祥的外交經歷豐富，《圣教雜志》記載云：清光緒十六年（1890），隨許文肅公充俄羅斯使館翻譯，逾年升隨員，旋又升秘書，襄理使館事，甚得文肅公之器重。清光緒二十五年（1894）充任海牙和平會議中國代表，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任駐荷比公使，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任海牙第二次和平會議中國代表，翌年專任駐荷公使。民國元年，任北京臨時政府唐紹儀內閣外交總長，唐紹儀辭，繼任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九月辭職，十一月復任外交總長，次年冬，辭職。民國四年，復一度以外交總長代閣。民國八年任巴黎和會中國總代表，民國十年任全國賑災會督辦，民國十一年六月任命駐瑞士公使。民國十六年（1926）棄官入比利時本篤會修院。
陸征祥自21歲進入外交界，至56歲離開，親歷了中國從中日甲午戰爭到巴黎和會，在中國清末民初的外交活動中承擔許多責任，堪稱清末民初“弱國外交”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陸征祥進入修道院后仍然關心中國外交，見證了中國抵抗日本入侵到成為世界“五強”的歷程。他與中國外交及中西文化交流關系密切，其經歷與觀點頗多可供借鏡之處。
外交方面，通過陸征祥之手失敗的外交也有一些部分，如中俄對蒙古國談判、中日《二十一條》談判、巴黎和會等。但作為清末民初重要的外交家，陸征祥歷任翻譯、荷蘭公使、和會使節、駐俄羅斯部長兼外交部長。從其外交經歷來看，如學者唐啟華所說，堪稱晚清最好的外交官不再像過去那樣軟弱。他在條約方面尤其獨特特殊的理解。在簽約談判中，陸征祥更加堅忍低調，援引公法，堅決談判，力挽國家權利。
在“弱國外交”時期，陸征祥成為了一個更具典型性的代表。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簽約時，他作為中方主談代表，盡管在壓力下做出了讓步，但仍然盡其所能維護國家權益。1919年巴黎和會上，陸征祥作為真正的核心人物，在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和國內五四運動的輿論風潮中，慎重權衡并做出了拒簽對德《凡爾賽和約》的決定，使得中國的收益盡可能最大化。
人才選用
陸征祥主掌外交其間，說服袁世凱同意廢除清代外務人員“保舉制”（由高官推薦外交人員）任用辦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堅持選拔“不鬧笑話之外交官”。陸征祥就職后另訂《外交官領事官任用暫行章程》，先將所有部內留任人員免職，再重新依照專業考核，凡無外語外事專業者不予授職，袁世凱之侄兒也因此離任，顧維鈞則甫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國即被延攬入部。至于外館，陸征祥廢止了清代由大使統籌包辦使館人事與財政權的舊規，外館預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撥決算，外館正式人員皆須經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民國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和外交職能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相當多的外交家長期服務于外交戰線，逐步形成了中國的一支專業外交家隊伍。這一群體的早期代表人物有陸征祥、胡偉德、顏惠慶、石兆基、吳廷芳、王佩輝、曹儒林等人，這些人敢于勇往直前，致力于使中國成為世界強國而努力奮斗。
現代外交體制建設
隨著外交部職能專業化程度的提高，1912年10月8日國會通過了陸征祥提出的的外交部官則，外交部內設一處一室一廳四司：秘書處、參事室、總務廳、外政司、通商司、交際司、庶政司，部長下新設一次長，四秘書，分管英、日、法、德相關業務，參事則負責法規與條約之研究草擬。
民國初年，陸征祥改組外交部推動了中國外交近代化的步伐，1913年3月，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內閣總理，同時任命陸征祥為外交總長。回國前，陸征祥明確提出就職條件：第一，外交次長應為一熟諳英文者，并提名顏惠慶為外交次長；第二，不得向外交部保薦人員，以保證外交人員專業化；第三，外交部相對獨立，別人不得任意干涉外交部事務。正處用人之際的袁世凱全盤接受了他的條件。
陸征祥上任后立即下令解散現有的外交部，按照西方國家的模式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組。主要內容有：一是參照西方模式，制定新的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二是駐外使領館等機構專業性強，外交人員均為職業外交官；第三，全面調整外交部與駐外使領館關系，強化外交部權威。
相關著作
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比利時被德軍占領的顛沛留離之后，陸征祥致力將其晚年數次演講稿集成之《回憶感想錄》，他特別強調該書并非“為天主教宣傳之作品”，而是偏重宣傳中國傳統禮教。陸征祥晚年日記比較具體詳細地反映了陸征祥晚年思想、信仰、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情況。
人物評價
北洋政府時期外交部副部長顏惠慶在自傳中評價說：從此以后，秘書長在會見外國使臣時，不再因為激烈的爭論而拍打桌子，客人也不再面紅腦漲、粗魯無禮。談判的處理更像商務談判，對話不再通過翻譯進行，避免了雙方對翻譯的不滿和浪費時間。外國外交官很快就同意了這種做法。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歷史學者唐啟華：對于陸征祥的歷史評價一直有爭議，因他與袁世凱及北洋派關系密切，受到革命黨敵視與抨擊，過去學界主流觀點對陸征祥外交評價較低，認為他要為《二十一條》、洪憲帝制、巴黎和會等外交重大失敗與簽署條約負責。然而陸征祥也以其高尚人格、道德操守與虔誠信仰，致力于融合儒家思想與天主教，以及天主教之中國化，受到部分國人景仰，與徐光啟、馬相伯同為中國近代天主教徒的典范，在教會史中地位崇高。
政治學與行政學系副研究員馮先祥：羅光是天主教的主教，主要關心陸征祥的精神生活與宗教奉獻，在他的傳記中，有極大的篇幅是描寫陸征祥的宗教信仰與修道歷程，陸征祥被看作一位信仰虔誠且堅定的愛國天主教徒。對于他的政治和外交生涯，羅光的了解比較浮面，傾向用大量的軼事堆砌成歷史敘事，很難深刻剖析當時復雜的政治與外交問題。
《申報》1948年4月15、16日專發的《談陸征祥》一文中，對陸征祥的一生作了客觀的評價，說：他是“忠”之魁首，又是“奸”的班頭。
人物關系
軼聞趣事
租房風波
一次許景澄講到這么一件事，中國駐法國的使館當年租的是巴黎民房，租約到期，中國公使退房，房東卻不接受，聲稱要中國方面修繕后才能接受。原來中國使館從門房到公使個個吸水煙，把滾燙的水煙筒亂放，結果連地板都弄臟了。使館的差役疏于打掃，房東家里幾代人掛在墻上的畫也被蟲蛀壞了。房屋被糟蹋成這樣，房東特別生氣，此時許景澄把這講給陸征祥聽，告誡他不要不拘小節，不能蹈其覆轍。他告誡陸征祥，要求他從平常之處做起，首先從“不”字做起——不吸大煙、不賭、不去聲色場所。他還告訴陸征祥外交非立時可學，外交人才亦非立時可造，他若有志，當潛心用功，仔細觀察。陸征祥把這些記在心里，努力照辦。正是由于師從許景澄，陸征祥才走上了職業外交家的路。他后來在外交工作中，無論做公使還是做總長，都不忘教誨，一方面努力吸取歐洲諸國之長，改良中國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強調德才并重，頗有成績。
外籍妻子
陸征祥在俄國公使館工作時，認識了比利時駐俄公使的一個親戚——培德·博婓小姐。培德·博婓的祖父是個將軍，父親是比利時國王勒阿波一世的侍從武官、陸軍上校，她是隨一位當外交官的親戚來圣彼得堡游玩散心的。她和陸征祥跳了一曲，也被陸征祥舞姿和氣度吸引住了，陸征祥對培德一見鐘情，一生都敬愛有加。
然而陸征祥和培德都對自己的選擇心堅如磐，他們對人們的說三道四只是淡然一笑，決定在相識的日子一2月12日(1899年)舉行婚禮。培德嫁給陸征祥后，一直是夫唱婦隨。她學會了燒中國菜，悉心照料丈夫的起居和日常生活，成了一位中國式的“賢內助”。陸征祥在政治生涯中每遇大事，都請培德為其出謀劃策。在他心目中，夫人的地位和父母、恩師同等重要：“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培我者吾師也。1912年7月，繼唐紹儀之后成為民國袁世凱內閣第二任總理的陸征祥自繪了一幅三友圖，三友者，其父、其師、其妻也。
他們婚后一直無子女，在他們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無怨無悔地分擔陸征祥承受的種種誤解和中傷。陸征祥任外交總長，培德也跟著回到中國。由于培德深居簡出，許多人都以為陸征祥的太太不愿來中國而愿留在國外。
拖延談判
1914年在談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陸征祥為了爭取各列強的支持，陸征祥盡量拖延談判時間，每次談判開始時，他便吩咐上茶獻煙，侍從們穩步慢走，又是點頭，又是鞠躬，等到一一敬獻完畢，三小時會議已變成了兩個小時，日本公使雖然心急如焚，但知道這是中國人款待賓客的禮節，也沒有辦法。
羸弱多病
陸征祥從小就身體弱，他覺得自己一直體弱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圣彼得堡待了十幾年，天氣太冷，讓身體經受嚴酷考驗。同時，他經手的都是壓力很大的“弱國外交”，經常要被沙俄的外交總長拍桌子咆哮、在多方勢力中忍辱周旋，他的腦和胃就都出了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中午一定要有一段時間休息，和外賓會面超過一小時就很難支撐。
一件很有名的“公案”是他參加巴黎和會途經日本時，原本約定好要謁見天皇氏、首相等，加強中日合作，但因中國對日政策上有所轉變，陸征祥遂以身體不適為由，取消應酬以作周旋，日本高層也不好說什么。體弱的特質確實給陸征祥帶來過不少麻煩，卻也讓他擁有了一些獨特的外交策略，形成了一種“以退為進”“以柔克剛”的外交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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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總理衙門的“西洋風”.北京市人民政府.2023-12-19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重建新四軍軍部.中國政府網.2023-12-19
陸征祥:從“賣國賊”到洋和尚.中國知網.2023-10-07
專訪唐啟華：被研究者們忽視的陸征祥，為何最能代表北洋外交？.今日頭條.2023-10-24
回憶與隨想.豆瓣讀書.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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