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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人口負增長（英文：Population Decline）指新增的人口少于死亡的人口。人口出生率小于人口死亡率，造成了現階段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呈負數。

歐洲、俄羅斯、日本、韓國都受到人口負增長問題的困擾。2022年中國人口也進入了人口負增長階段。聯合國2008年的低方案認為，中國人口在2023年達到14億的頂峰之后開始負增長。但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聯合國的低方案預測過于樂觀。聯合國認為，中國1995-2010年的生育率穩定在1.8，2010年總人口為13.54億。這次人口普查顯示，1995年之后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3-1.4，2010年總人口只有13.379億。因此中國人口負增長時間可能還要提前，高峰人口不可能達到14億。這是長期低生育率的規律性結果。而勞動力資源的提前縮減、生育率逐步降低以及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都與人口負增長密切相關。人口負增長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疾病，戰爭，饑荒；經濟不確定性，社會制度，傳統兩性、婚姻、家庭文化，生育觀變化，生育撫養成本過高都會導致人口出生率過低，進而出現人口負增長現象。除了低出生率，不同國家地區人口負增長的特點略有不同。例如，歐洲開始時間早，且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俄羅斯經濟形式差、民族宗教問題嚴重，酗酒吸毒等非自然死亡率高；韓國出現了斷崖式下降，且家庭結構大幅改變。而中國的人口負增長呈現出轉折速度快、出門即低點、未發達先轉負的特征。

2022年末，中國人口比2021年減少85萬，出現60多年來的首次負增長。人口負增長會導致勞動力資源提前縮減、提高低生育率風險并制約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人口負增長與經濟發展形式有關，主要國家和地區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試圖緩解這一問題。主要包括改善生育政策、增加生育補貼、實行住房改革、調整移民政策等。

基本信息

定義

人口負增長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人口的自然變動和遷移變動的總和導致人口總量減少。

人口增長是指人口數量的變動情況。人口數量的變動可以表現為數量增加、數量減少和數量穩定不變。人口正增長、負增長、零增長。

歷史情況

農業文明時期，嬰兒死亡率和夭折率較高，人們需要生育更多的后代來確保至少有一個孩子能夠成年。如果遭遇戰爭或瘟疫等災難，人口就會急劇減少。

工業文明后，出現了一段人口、科技和經濟同時高速發展的時期。然而，到了20世紀后期，醫療水平的進步使得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們不再需要大量生育后代。加上生育觀念的轉變，人口開始負增長。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出生率恢復并出現了一波“嬰兒潮”，中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曾經出現過一個人口增速較快的時代。從1968年開始，全球人口增長率開始長期下降。隨著世界經濟發展，許多地區人口開始轉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人口負增長現象。

主要特征

歐洲

開始時間早。歐洲自 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1999年人口開始負增長，其中，東歐是2000年以前全球第一個也是僅有的一個人口有所減少的地區。

受新冠疫情影響巨大，并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現象。新冠疫情導致93%的歐洲大都市區域和三分之二的城市出現人口萎縮現象。研究發現，在疫情大面積暴發的2020年，歐洲的城市化趨勢被突然中斷，城市人口增長率轉變為每年-0.3%。在915座歐洲城市當中，有28%的城市經歷了從人口增長到人口流失的轉變。算上疫情前就已經在流失人口的城市，疫情期間有63%的歐洲城市出現了人口萎縮情況。

養老金開支巨大。伴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歐洲多國老年人撫養比不斷下降，社會養老負擔不斷加重。法國政府預計，如果不進行改革，到2025年，公共養老開支缺口將超過170億歐元。意大利、希臘等國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其中意大利公共財政約30%用于養老金開支。德國養老機構也面臨經費缺乏等問題。

俄羅斯

經濟形式差，貧困人口多。貧困是導致俄羅斯人口負增長的重要原因，1995年俄羅斯貧困人口為3650萬，2000年貧困人口增至4230萬，約占全國人口的29%，居民生存壓力大。至2019年，仍有1900萬人掙扎在貧困線下，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3%。從俄羅斯經濟形勢來看，貧困狀況短期內無法改觀。甚至受新冠疫情和國際局勢變化影響，俄羅斯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還下降了，這對提高人口出生率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存在民族宗教問題，排外情緒嚴重。俄羅斯擁有眾多民族和宗教，但人口危機導致一些俄羅斯人恐慌，制造和傳播謠言。例如，一些人主張限制伊斯蘭教在俄羅斯的傳播和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穆斯林移民的到來，甚至有人宣揚“黃禍”，這種排外情緒不利于吸引外來移民，而外來移民對俄羅斯的人口增長十分重要。

非正常死亡占比高。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人口死亡率激增，主要原因是酗酒、吸毒、自殺、疾病及其他各種天災人禍。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居全球前列，其中乙醇為致死率之最，因為俄羅斯大部分地區處于高寒地帶，歷來是世界上酒精攝入量最大的國家之一。

韓國

斷崖式的下降。2017年韓國新生兒數量首次下降至40萬人以下，短短三年后，這一數字驟降至27萬余人，降幅達32.5%。韓國亞洲大學名譽教授、人口學專家崔鎮昊表示，“2019年統計廳發布的《未來人口統計》報告中，也未能預測到新生兒數量的減少速度會如此之快。”

家庭結構變化，單人家庭成“主角”。韓國單人家庭數量不斷增加，已突破900萬戶，占總家庭戶數的39.2%。另外，已結婚但無子女的兩口之家比例也在上升，單人家庭和兩口之家總數占比超過60%。相比之下，4人以上家庭的比例下降。單人家庭已成為當前主流家庭形式，這是無法改變的社會潮流。由于單身主義盛行和平均壽命延長，以夫妻和子女組成的家庭模式為基礎所構筑的經濟、福利、教育等體系及政策需大幅修改。然而，韓國在社會結構上對不婚生育持負面看法，這將直接導致人口出生率的降低。

中國

轉折速度快

中國人口增長率在1998年開始降至 10%以下，之后雖然有所下降但基本保持在 5%以上，然而從2017年開始，中國人口增長率出現迅速下滑，從2017年的 5.6% 快速降至2021年的0.3%，緊接著在2022年變為負值。如果人口增長率在 0%～ 5%為人口再生產類型從“低低低”模式轉向“低低負”模式的過渡階段，那么中國僅用了4年時間就完成了這兩類模式間的過渡，而日本的這一過渡階段長達24年，韓國則是18年。

起始點極低

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數已經歷人口負增長的國家，中國是在極低生育水平上步入負增長的。一些歐洲國家開始內生性人口負增長時的總和生育率相對較高，例如匈牙利于1981年開始內生性人口負增長，當時的總和生育率高達1.87；德國1973年步入人口負增長階段時的總和生育率為1.57。部分歐洲國家開始人口負增長時的總和生育率雖然比較低，但也明顯高于中國的水平，例如俄羅斯于1994年開始長期人口負增長，當時的總和生育率為1.40；意大利2014年步入人口負增長階段時的總和生育率為1.37，同處東亞的日本在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時（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也達到1.39。這些國家在駛入人口負增長軌道之后，總和生育率或升或降，但均很少降至1.20以下。從已有數據來看，目前僅韓國在其人口負增長元年（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低于中國，約為0.89。中國在剛邁入負增長門檻時總和生育率就已經觸及1.08的極低水平，這反映了中國人口負增長和低生育水平的形勢之嚴峻。

未發達先轉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升，現階段已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水平。不過相較于其他大多數人口負增長國家，中國是在經濟發展尚未身發達行列的情況下進入常態化人口負增長的。根據國際銀行數據，日本、韓國、德國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時的人均GDP分別約為3.29萬、3.14萬、2.00萬美元（按2015年不變價美元計算），而中國2021年的人均GDP僅為1.12萬美元，與日本、韓國、德國在人口負增長元年的人均GDP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從城鎮化率來看，日本、韓國、德國在人口負增長元年的城鎮化率分別已經達到90.81％、81.41％、72.45％的高水平，而《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中國2022年的城鎮化率為 65.22％。中國人口增長“未發達先轉負”的特征十分明顯。

影響

勞動力資源提前縮減

人口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性、全局性、長期性和戰略性因素，是觸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社會因子。勞動力是任何社會生產的基本要素，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勞動力供給變化是人口負增長時代的規律性結果。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資源的蓄水池，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縮減預示著數量型人口紅利的減少，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也將對GDP增長率產生負面影響。人口老齡化也將推動勞動參與者的大齡化，在生產過程中，一般勞動參與者隨年齡增長對技術進步的適應性衰退，但大齡高端人才又是技術進步和創新發展的引領者，二者對技術進步的影響存在明顯的方向差異，隨著人口負增長的提前到來，與人口負增長相伴生的人口老齡化更加迅速，無疑加劇了這種方向擠壓。

與低生育率陷阱相疊加

在全球死亡率趨同的情況下，低生育率水平是人口負增長的主要牽引力，人口負增長時代的提前到來，意味著低生育率水平的演進速度不斷加快，持續時間逐漸拉長，尤其是在人口轉變階段轉向后人口轉變階段之后，低生育率陷阱風險問題更加突出。遵循傳統人口轉變理論，人類社會發展要經歷“高人口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原始階段，“死亡率先下降、出生率保持較高水平、自然增長率快速上升”的傳統農業階段，“出生率滯后下降、死亡率降至穩定低水平、自然增長率受慣性作用保持較高水平”的早期工業化階段，以及“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后期工業化和現代化階段。人口轉變漫長的過程，恰是總和生育率在整體上呈現不斷下降趨勢的過程。

與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相制約

隨著世界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將更加顯性。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可預見到的時期內，利用本地資源及其他資源和智力、技術等條件，在保證符合社會文化準則的物質生活水平條件下，所能持續供養的人口數量被稱為環境人口容量。環境人口容量通常以一種或幾種資源的承載力來表征，如耕地資源承載力、水資源承載力、經濟資源承載力等。人口負增長對資源承載力和環境人口容量，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正負兩面影響，提前加速到來的人口負增長使得兩面性的擠壓力增強，增加了從科技運用、制度規范等層面提前部署的難度。

主要原因

短期原因

疾病

疾病是導致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黑死病、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艾滋病和 COVID-19。

饑荒

饑荒也是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比如愛爾蘭大饑荒和烏克蘭大饑荒。

戰爭內亂

戰爭也導致了人口減少，例如蒙古族入侵歐洲和紅色高棉大規模處決。在某些情況下，種族滅絕或大規模處決也會導致短期人口下降。例如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猶太人大屠殺和紅色高棉大規模處決。20世紀上半葉，俄羅斯帝國和蘇聯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戰爭、饑荒和其他災難，導致人口大規模流失（超額死亡約6000萬人）。

長期原因

只要人口出生率維持在更替水平生育率下的時間足夠長，就必然導致人口負增長。現階段低生育率是造成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口負增長的原因。研究表明，低生育率是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在宏觀層面，低生育率與思想觀念轉變、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和制度友好程度等有關；在微觀層面，與婚姻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生育成本及個體選擇等有關。具體情況因國家的歷史文化背景而有不同表現。

經濟不確定性

很多國家生育率下降都與社會經濟狀況有關。例如，歐洲極低生育水平國家經歷了向延遲生育的快速轉變。北歐國家以荷蘭為代表的年輕人群盡管推遲生育，但隊列生育率并沒有顯著降低，而南部國家則相反。歐洲南部、中部和東部國家的生育水平接近。這些國家的生育率下降都與社會經濟有關，南歐國家的生育延遲主要是因為面臨經濟的不確定性時（青年失業率和工作不穩定性因素），年輕人選擇追求高等教育，以期增加人力資本和工作機會；而中歐和東歐國家面臨的是由經濟制度轉軌造成的經濟不穩定性。

高齡化

人口高齡化也是導致人口負增長的原因之一，因為這將導致適齡勞動人口比例下降，同時退休人口不斷增多。社會養老、公共醫療壓力增大，養老金失衡風險增大，社會必須傾斜大量資源用于贍養老人。就國民經濟和社會福利保障方面來說，人口快速老齡化意味著急劇增加的開支與負擔，以至于將國家財政引入危機。

社會制度

社會政治制度會對年輕人的生育意愿產生較大影響。例如，有學者認為東亞地區的低生育水平不是因為個人觀念和追求發生了變化，而是由于社會制度對有孩家庭不友好，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得不到滿足。因此，低生育是由社會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個人自愿選擇。

傳統兩性、婚姻、家庭文化

研究發現，與歐洲國家不同，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生育行為仍與婚姻有著緊密聯系，非婚生育情況占比極低。因此，推遲結婚時間、已婚生育率和結婚率的下降以及離婚率的上升是導致生育率不斷下降的重要因素。而在20世紀90年代末，歐洲的婚姻與生育之間的關系就發生了轉變，沒有證據表明離婚率對生育率有消極影響，歐美國家同居期間生育的情況已相對普遍。

亞洲社會的低生育水平還可以從文化氛圍角度進行解釋。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國及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地區的父母對子女期望較高，為了負擔起子女的教育，父母不得不在數量與質量之間進行選擇。高昂教育成本是限制父母生育子女數的重要因素。亞洲家庭內部中的性別分工格局并沒有隨著現代化而發生質的改變，婚育之間緊密聯系，女性的不婚和晚婚現象增多，對生育率造成了負面影響。

有學者從性別平等角度進行解釋，他認為低生育是由社會制度導向和性別平等之間的沖突造成的。當社會制度更多強調女性作為家庭成員的身份角色時，女性的職業生涯受生育的影響極大，生育率的回升將非常困難。在尊重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的社會中，生育率不至于降得太低，如北歐國家和法國。亞洲國家在教育和就業方面已基本實現相對的性別平等，但由于家庭結構仍以男性主導，女性地位會在婚后大幅度降低，所以兩者之間的沖突導致女性更傾向于遲婚甚至不婚，進而導致了生育水平低迷。有學者認為，從社會性別和發展的視角審視中國的低生育率現象，女性的工作——家庭沖突是關鍵。

生育觀變化

人口負增長與生育觀念的變化有關。主要表現階段婚姻模式的變遷和婚育聯系的弱化，這是由于社會文化變遷的深層次原因所導致的。現代社會中，生育已不再是必要的人生選擇，人們更加注重個人價值的實現。同時，現代社會中孩子的經濟效用降低了，家庭對子女的渴望由1-2個孩子就能得到滿足，這解釋了歐洲生育率低的原因。

生育撫養成本過高

生育和撫養成本會極大降低生育意愿。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中國的生育和教育成本幾乎是世界最高的，2021年中國的撫養孩子到18歲的成本接近10萬美元，是人均收入的6.9倍，這是造成現階段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而直接原因是城市房價及教育成本高居不下，中產階層上升渠道狹窄。以房價為例，中國房價收入比是全世界最高的，例如北京、上海市、廣州市中心城區房價收入比分別為41、32、28，而紐約、倫敦、東京中心城區分別為7、10、10，這樣的房價水平對于中國現階段的人均收入是難以承受的，而生孩子大概率會面臨未來買房的問題。

各國情況

美國

1865—1925年，美國人口從3000萬增加到1.1億，到21世紀，美國人口已經增至3億。現階段，美國的生育率在發達國家中處于較高水平，2019年的生育率為1.7，高于歐洲平均水平。原因在于：第一，美國人對宗教的熱衷程度較高，而宗教理念傾向于讓信徒重視婚姻和大家庭，例如，耶穌基督后期圣徒教會徒和天主教西班牙裔的生育率通常較高。第二，美國的住房相對便宜，大多數人居住在住房成本低廉的郊區，因此居住空間不會成為生育更多孩子的限制。第三，美國的移民政策也是一個因素，每年吸引50萬～100萬移民，其中擁有高學歷的比例遠高于美國本土人口，一個突出表現是如果把第一代移民的孩子計算在內，那么硅谷一半以上的工程師來自移民家庭。但是美國的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劇，這可能會抑制未來的生育意愿。此外，隨著文化和媒體的全球化，美國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可能會與歐洲人趨同，大城市的房價上漲也可能會抑制未來的生育意愿。

歐洲（除俄羅斯）

進入21世紀后，歐盟國家普遍出現了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問題，勞動力短缺。總體來看，法國和北歐部分國家的生育率較高，例如法國的生育率為1.82，而德國和南歐、東歐國家的生育率較低。雖然德國作為歐洲最強經濟體，其生育率曾經一度排名靠后，但在過去20年中開始逐漸回升，2021年達到1.53左右。其他低生育率國家主要分布在南歐和東歐地區，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生育率為1.3，西班牙和波蘭的生育率為1.4，這些國家正面臨著人口負增長和迅速老齡化的挑戰。據歐盟統計局估計，2005年至2030年期間，歐盟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增加52.3%，而15至64歲的勞動力人口將下降6.8%。

俄羅斯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因經濟和社會原因人口不斷減少，1993年俄羅斯人口為1.486億，至2008年降至約1.428億，減少近600萬人。為了扭轉人口下降趨勢，俄羅斯聯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鼓勵生育、幫扶多子女家庭、改善醫療、鼓勵海外僑胞回遷和出國定居本土化等。從2009年起，俄羅斯人口數量停止下降，并連續八年呈小幅增長。2013年，俄羅斯出現了自獨立以來的首次人口自然增長，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2.29萬。2015年，俄羅斯總人口增加到1.463億，提前完成了《俄羅斯聯邦2025年前人口政策構想》的目標任務。但是，自2018年至2020年，俄羅斯總人口減少了0.5％，其中自然減少了約122.8萬人。盡管有約51.7萬國外移民流入，但不足以彌補人口的自然減少。在俄羅斯85個聯邦主體中，僅有22個聯邦主體在這三年時間里實現了人口增長。尤其是遠東，自蘇聯解體以來該地區的人口已下降1/4以上，且在2018～2020年間，除了薩哈共和國、楚科奇民族自治區等少數地區以外，俄羅斯遠東聯邦區的多數聯邦主體都延續了人口負增長，據俄羅斯聯邦統計局預測，俄人口將在2036年降至約1.342億人。一些悲觀的預測認為，俄人口在2100年甚至可能降到現階段的一半。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做出了相對保守的預測，但依然認為俄人口將在2100年降至1.24億。

日本

自2008年以來，日本人口開始“負增長”，截至2022年1月1日，日本總人口約為1.23億人，同比減少近62萬人，連續13年負增長。過去一年間，日本出生人數降至創新低的約81萬人，而死亡人數則升至創新高的約144萬人。此外，日本65歲以上人群占比增至29％，刷新了1994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最高紀錄。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只有沖繩縣的人口出現增加，其他都道府縣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據日本政府公布的數據，2022年新生兒人口跌破80萬，表明日本少子化速度明顯加快。

韓國

截至2021年11月1日，韓國總人口為5173.8萬，比前一年減少9.1萬，是韓國自1949年開始統計以來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與此同時，韓國家庭戶數卻大幅增加，超過2300萬戶。其中，單人家庭占比39.2%，單人家庭和兩口之家總數占比超過60%。由于傳統家庭形態瓦解，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成為丁克族。韓國政府為解決低生育率問題已投入了280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4.8萬億元）的經費，但2022年韓國總和生育率僅為0.78，降至歷史最低值。

中國

2022年末，全國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2022年全國出生人口為95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死亡人口為104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3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這主要是因為育齡婦女數量持續減少和生育水平繼續下降。2022年末，全國0-15歲人口占比為18.1%，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為62.0%，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19.8%，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14.9%。與2021年相比，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總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低于更替水平2.1，至202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3左右，至2022年已經低于1.2。在剛邁入負增長門檻時，總和生育率已觸及1.08的極低水平，這反映了中國人口負增長和低生育水平的形勢之嚴峻，人口數量呈連續下降趨勢。

應對措施

人口負增長的應對

完善生育政策

將人口、老齡、托育、社會保障、家庭政策等相銜接，形成政策合力，共同釋放政策效益。保持政策靈活性與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尊重地方意愿、鼓勵地方結合本地實際創新政策路徑，實施更加積極的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增加全社會的投入，重視家庭發展，促進適齡婚育、優生優育，努力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提高生育率涉及人口治理體系的完善，包括法律、文化等多個方面，需要社會各方多元參與，以多元改革適應長期挑戰。

促進均衡發展

中國城鄉人口格局也在發生重大轉變，2010年，城鎮人口、少兒人口相比鄉村少兒人口占比較低，因此帶來源源不斷的工作崗位供給，城市化能夠良性增長。但在2020年，鄉村15-21歲年齡段人口占比出現“內陷”。要進一步強化都市圈在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中的協同作用，鼓勵都市圈內人口和資源合理流動，加強各大都市圈之間政策統籌，避免“惡性競爭”，導致人口下降和流動虹吸效應雙重疊加帶來的沖擊。建立鄉村振興長效機制，吸引人才回鄉創業、就業，留住人才，走出一條“產業轉型、人口優化、城市更新、鄉村振興”有機統一的新路。

深化住房改革

從個體角度看，住房是影響生育、養育、教育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是家庭最大的成本支出。從社會角度看，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支柱性產業。在政策性住房保障體系中納入家庭人口負擔等級評分體系，以家庭為單位，通過個稅抵扣、梯度補貼、提高貸款額度等途徑予以三孩家庭購買首套房、租房優惠。對因工作變動、老年人口遷移（比如異地養老）等合理性購房需求，采取更為精準靈活的限購政策。鼓勵子女和父母就近居住，在新建項目、城市更新中增加養老、托幼設施建設，大力發展適老化建材、家居、飾品、輔助器具制造業，對居家適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分級分類補貼，強化社區養老、托幼服務政策支持，修改物業服務指導目錄和收費標準，讓物業管理制度順應“一老一小”的客觀需求。統籌住房政策與居家養老服務政策，強化社區支持下的居家養老服務與全齡友好社區建設的有機銜接。

主要國家應對實例

日本

日本最新發布的人口動態調查結果再次創下了多個紀錄。2022年較前一年人口減少80萬人，達到了歷史最高。2022年出生人數為77.1萬人，是調查開始后的最低值，人口自然減少數也達到了最高值79.3萬人。這也是日本時隔8年，再次處于人口機械負增長狀態。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熊野英夫認為，通過補貼和其他手段減輕撫養子女經濟負擔的傳統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重要的是即使在農村地區，也要確保有足夠的就業機會。

德國

德國是最早經歷人口負增長的國家，自1973年起開始人口負增長。為了解決老齡化和出生率低的問題，德國法定退休年齡已從65歲逐步調整到現階段的67歲，許多退休人員被返聘。2020年德國出臺了《技術工人移民法》，全面放寬了對技術移民學歷資格的限制，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專業人員能夠更容易地進入德國勞動力市場。

韓國

韓國行政安全部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韓國新生兒共計27.5815萬名，死亡30.7764萬人。這是韓國近年來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韓國政府從2022年開始新增了新生兒津貼，向0至1歲嬰兒家庭每月發放30萬韓元，并計劃于2025年將補貼額提升至50萬韓元。還將對新生兒家庭一次性提供200萬韓元的現金補助金，同時將用于提供孕婦體檢、胎兒健康管理等項目的生育醫療保險補貼從60萬韓元提高至100萬韓元。政府計劃設立“3+3”育兒休假（產假）制，即父母雙方都為未滿12個月的子女申請3個月的育兒假時，每人每月最高可獲300萬韓元的育兒補貼，鼓勵父母雙方共同承擔育兒責任。在住房和助學方面，將現階段3名以上多子女家庭支援標準逐步擴大到雙子女家庭，計劃至2025年向多子女家庭提供2.75萬戶公共租賃房。對于3名以上子女的低收入家庭，政府以國家獎學金的方式資助第3名子女的全額學費，并向考上大學的多子女家庭提供每位大學生每年450萬至520萬韓元的資助。

中國

三孩生育政策

根據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實施了三孩生育政策。同時，取消了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并與個人的入戶、入學、入職等事項解除了與生育情況的關聯。其中，為了建立健全的人口服務體系，特別關注老年人和兒童，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落實生育登記制度，提供咨詢和指導服務。推進出生醫學證明、兒童預防接種、戶口登記、醫保參保、社保卡申領等各項服務的聯辦。此外，加強人口監測和形勢研判。完善生命登記管理制度，建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監測體系，監測生育形勢和人口變動趨勢。利用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等平臺，實現教育、公安、民政、衛生健康、醫保、社保等人口服務基礎信息的共享和更新。

優生優育

為保障孕產婦和兒童健康，實施了母嬰安全五項制度，包括妊娠風險篩查與評估、高危孕產婦專案管理、危急重癥救治、孕產婦死亡個案報告和約談通報。對于兒童保健，對兒童青少年近視、營養不均衡、齒等風險因素和疾病的篩查、診斷。為綜合防治出生缺陷，建立了出生缺陷防治網絡。加強知識普及和出生缺陷防控咨詢，強化了婚前保健，推動了孕前優生健康檢查，加強了產前篩查和診斷。擴大了新生兒疾病篩查范圍，促進早期篩查、診斷和治療。為規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規范相關技術應用，規范了不孕不育診治服務。

普惠托育

該計劃旨在建立健全支持政策和標準規范體系，以促進嬰幼兒照護服務的發展。加大專業人才培養力度，逐步實行從業人員職業資格準入制度。發展智慧托育等新業態，培育托育服務、奶粉奶業、動畫設計和制作等行業民族品牌。政府發展普惠服務，推動建設托育服務機構。政府鼓勵國有企業等主體積極參與各級政府推動的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并加強社區托育服務設施建設，完善居住社區嬰幼兒活動場所和服務設施。制定家庭托育點管理辦法，并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護模式，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招收2至3歲幼兒。加強綜合監管，各類機構開展嬰幼兒照護服務必須符合國家和地方相關標準和規范，并對嬰幼兒安全和健康負主體責任。

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以及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在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方面，嚴格執行產假、哺乳假等制度，并支持父母育兒假試點。減輕女職工的生育醫療費用負擔，并對城鄉居民醫保參保人提供生育醫療費用保障。在教育方面，將推進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提高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適當延長在園時長或提供托管服務。規范校外培訓，平衡家庭和學校教育負擔。為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規范用人單位的招聘行為。定期開展女職工生育權益保障專項督查，并為因生育中斷就業的女性提供再就業培訓公共服務。鼓勵用人單位制定有利于職工平衡工作和家庭關系的措施，如靈活休假和彈性工作方式，并適時修改和完善休假和工作時間的政策規定。

未來趨勢

總人口繼續增長

2022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達到80億，根據聯合國預測，在未來30年，世界人口將增加近20億，從目前的80億增至2050年的97億，并可能在2080年代中期達到近104億的峰值。

人口結構變化

其中，中國（14億）和印度（14億）仍然是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數量均超過了10億，分別占世界總人口的近18％。聯合國預計2023年左右印度人口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中國的人口將在2019年至2050年間減少4800萬，即2.7%左右。預計至2050年，非洲將占全球人口增長的一半以上。

61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預計將會減少，其中26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將減少10%以上。波黑和黑塞哥維那共和國、保加利亞、克羅地亞、匈牙利、日本、拉脫維亞、立陶宛、摩爾多瓦、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烏克蘭等國人口到2050年將減少15%以上。一個重要原因是現階段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除了以色列），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

老齡化程度加深

由于低生育率和高預期壽命的影響，世界人口正在逐漸呈現老齡化趨勢。美國人口老齡化調查報告指出，201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8.5%；到2030年預計將增長到12%；到2050年將超過15%。到2050年，日本和韓國將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國民平均年齡約為53歲；在歐洲一些超低生育率的國家中，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的國民平均年齡約為50歲，比2010年時增加了7～10歲；到2050年，中國國民的平均年齡將達到約46歲，比現階段的平均年齡大9歲左右。

日本的老年撫養比由2010年的36%上升至2050年的72%，將成為世界上老年撫養比最高的國家。到2050年，韓國的老年撫養比將會達到66%，是其2010年該項數值的4倍多；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國的老年撫養比也將超過60%。

城市化程度更高

世界人口另一個趨勢是城市化。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中。預計到2050年，世界上將有超過7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在發達國家中，大約有90%的人將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會聚集巨量引擎人口，因為大城市的經濟發展比小城市快得多，創新能力強，可以吸引大量高技能工作者和年輕人。然而，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們面臨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職業壓力，這又將導致生育孩子的意愿變得更低，人口負增長程度加劇。

參考資料 >

The Global Population Will Soon Reach 8 Billion—Then What?.United Nations.2023-09-23

過去30年與過去三年俄羅斯的人口變化.CIIS.2023-09-23

總量開始減少的歐洲人口形勢分析.中國國際移民研究網.2023-09-25

日本總務省：日本人口連續13年負增長，只有沖繩人口增加.人民網.2023-09-23

韓國人口首現負增長.新華網.2023-09-23

王培安委員:我國人口規模出現負增長應高度重視但不必過于憂慮.中國政協網.2023-07-13

..2023-09-23

新冠疫情加劇歐洲城市人口負增長.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09-25

俄羅斯獨立三十年：人口危機如影隨形.中國世界史研究網.2023-09-25

韓國人口負增長的“連鎖反應”.人民網.2023-09-23

人口減少85萬？61年來我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今日頭條.2023-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