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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按日本政府及其軍隊之命令，被迫為日本軍隊提供性服務、被迫成為性奴隸的婦女。

日本女子挺身隊一詞來自日語。是指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被日軍強迫成為廣大官兵性對象的女性。1932年，為了解決大量外派日軍的性欲問題，日本海軍在中國上海開始試探性地推行軍隊的性服務措施，并設立了4個海軍指定慰安所。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日軍有計劃地擄掠婦女充當慰安婦，設立慰安所，慰安婦制度由此正式確立。在后來的戰爭實踐中“慰安婦”制度不斷完善，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才正式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制度導致了全球范圍內數十萬名無辜女性被迫淪為性奴役對象。學者估計總數在數十萬人，例如蘇智良認為約有36至41萬人，其中中國的慰安婦人數達到了約20萬。日軍通過俘虜、搶奪強征、欺詐誘騙等手段強迫婦女充當慰安婦。絕大多數日本女子挺身隊們處在饑寒交迫、超負荷勞作而得不到任何報酬的狀態。她們不僅受盡屈辱虐待，喪失人格尊嚴，失去人身自由，還有可能隨時隨地被殺害。這些婦女受害者主要來自中國、日本、朝鮮、韓國和菲律賓。此外，還涉及的國家和地區有緬甸、東帝汶、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其中，中國是日軍設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領地，中國的慰安婦人數最多、遭遇最慘。

二戰后，“慰安婦”問題被淡忘。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在一批學者和相關女權團體、人權團體的協助下，日本女子挺身隊的真相才逐漸浮出水面，1996年聯合國曾就日軍慰安婦問題出臺報告，將慰安婦制度認定為性奴隸制度。日軍對婦女施加暴力侵害的個別案例也受到審判。而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外務大臣麻生太郎對“慰安婦”問題公開否認。2012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指示美國所有文件和聲明禁用按日語直譯的“慰安婦”一詞，將其改為“被強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視二戰期間的性暴行。此后，韓國政府也表示考慮采用類似稱呼取代“慰安婦”。2015年12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慰安婦問題向韓國道歉。截至2023年5月，日本政府仍沒有向廣大遭受迫害和奴役的日本女子挺身隊給予賠償和正式道歉。“慰安婦”問題也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眾多歷史遺留問題中的一個。

概念闡釋

“慰安婦”一詞來源于日本語。最新版本的《廣辭苑》（2008年第六版）對“慰安婦”的定義是“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被日軍強迫成為廣大官兵性對象的女性，其中還包括很多殖民地和占領區出身的女性”。然而“強迫成為性對象”，未能充分反映“慰安婦”的性質，混淆了性對象和性奴隸之間的關系，掩蓋了日本犯下的罪行。

日本女子挺身隊是按日本政府或軍隊之命令，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慰安婦”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特有的、深入日軍內部的一種制度。然而“慰安婦”不是“軍妓”。據史料記載，自古巴比倫始，戰爭期間便有軍妓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二戰期間，不少參戰國為了穩定軍心征召軍妓。應征入伍的女性多是生活所迫無奈選擇，或是自愿應征。“慰安婦”則不同，“慰安婦”由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以及朝鮮東南亞各地和少數澳大利亞、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的婦女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強迫下被迫充當，由日軍有組織、有計劃強征、騙征。日本女子挺身隊一詞在制度正式實施若干年后才真正出現在軍方資料中。在此之前，“慰安婦”一般被稱為“酌婦”“特種婦女（人）”“特殊婦女（人）”。“賣笑婦”“賤業婦”“接客婦”“賣淫婦”“藝娼妓”“藝妓”“妓女”“妓婦”等風俗業女性的慣稱也被用來稱呼“慰安婦”。

制度由來與演變

提出和實施

1918年，蘇俄軍隊向全國推進，進入了西伯利亞地區地區。為阻止蘇俄軍隊的東進，有著霸占西伯利亞和俄羅斯遠東地區野心的日本乘機出兵向北滿、西伯利亞擴張。在侵略蘇俄的過程中，日本的娼業主們得到特許，帶妓女隨軍行動。然而日本兵薪水較低，于是日本的娼妓大多以薪水較高的美國軍隊為服務對象，情緒低落的日本士兵在抵觸情緒下頻頻侵犯當地的蘇俄婦女，導致軍隊內性病流行。為解決官兵的性問題，防止軍隊因性病戰斗力減弱，1927年日本制定《花柳病防治法》，《海軍軍醫會會報》、陸軍《軍醫團雜志》也提出必須建立由軍隊控制的性服務制度，來解決日益龐大且外派增多的軍隊性欲問題。

1932年1月28日，日軍為策應東北地區，轉移建立偽滿洲國的視線，在上海發動一二八淞滬抗戰。與之同時，日本海軍在上海虹口區選擇了一批日本妓院作為海軍的指定慰安所，軍方與“貸座敷”的老板達成協議，利用現存在上海虹口區的妓女作為軍妓。這些慰安所不掛慰安所的牌子，也沒有慰安所的名稱，它除了接待日本海軍軍人外，也同時接待日本僑民，里面的妓女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1932年在上海開業的日海軍慰安所共達17家。這是日本女子挺身隊制度發展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的“慰安婦”，主要是日本和朝鮮的娼妓。

首次以不同于上述方式組織“慰安婦”的是日本副軍參謀長岡村寧次。他在1949年2月接受采訪時曾說“我是無恥至極的慰安婦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1932年，為了防止發生大規模的強奸事件影響軍紀和戰斗力，岡村寧次電請長崎市縣知事，迅速征召妓女，并組織“慰安婦”團，運輸到上海虹口區日軍占領區建立慰安所為日軍作專門服務。自1932年3月6日到1932年7月15日，岡村寧次在滬4個月，日軍在吳淞、寶山區、廟行鎮和真如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慰安所。此次岡村寧次特別組織的“慰安婦”團比海軍就地利用現有妓女更進一步，此舉得到了日本內務省的支持，“慰安婦”更進一步趨向制度化。

制度正式確立

1937年12月13日，日本開始在南京進行大屠殺，并全面推行“慰安婦”制度。日軍在南京大規模的奸淫燒殺，致使性病迅速流行，再加上國際社會對他們奸淫行為的強烈譴責，日軍高層考慮需迅速全面推行慰安婦制度。淞滬戰爭結束之后，司令官松井石根于1937年12月命令方面軍參謀長冢田攻建立慰安所。命令下達后，日本關西地區開始開展日本女子挺身隊的召集工作。其中，來自北九州市的日本女子多是妓女，朝鮮女子則多是被擄掠或誘騙來的少女。

1938年1月13日，在上海東部的沈家宅，日本華中方面軍的東兵戰司令部掛出“楊家宅慰安所”木牌，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一個日軍正式經營的慰安所。該慰安所的一些做法也成為后來慰安所的樣板。和式木屋結構、包括小型的“慰安婦”房間、小窗的式樣，乃至門上插有“慰安婦”名字的金屬牌，在中原地區各地及東南亞采用。各國“慰安婦”須穿和服，以便讓日軍官兵接觸時有親近感，也被廣泛地運用到各個慰安所。

而后，為了滿足需求，日軍改變了由軍隊包辦一切的做法，參照過去海軍慰安所的方式，采取與戰地日僑合作的辦法，制定了建立一批民間慰安所的計劃。當時居住在上海市虹口等處的日本僑民達7萬人，其賣笑業十分發達。日軍與這些娼業老鴇合作，設立慰安所。由于與民間合作，慰安所數量和規模迅速擴大，其中江灣是”二戰“時期日軍慰安所最集中的地區之一。

分布與數量

分布地域

中國

戰爭初期，日軍的慰安所分布在中國東南、東北的占領區，主要有上海、蘇州市、南京、鎮江市、杭州市、九江、蕪湖市、南昌市和東北等地。不久，各地日軍利用各種手段，大規模地強迫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其活動日益規范化、保密化和合法化，幾乎遍及日軍占領區。

日軍在中國的占領地，從城市到農村、從沿海到內地，軍隊規模從大部隊到警備隊、小分隊，甚至在前線陣地的堡里均設有慰安所，幾乎遍及所有的中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占領區。綜合各方面的史料統計，日軍在中國的以下地區設有慰安所。

以上信息參考來源為

東南亞各地

1942年6月，日軍占領了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新加坡、緬甸和泰國等各地。日軍本部為鼓舞官兵的士氣，立即將慰安所有計劃地推廣到東南亞各地。到1942年末，東南亞各地都出現了日軍慰安所。

通常日軍首先選擇占領地的上等房屋設立慰安所。后來，為規范慰安所的建筑，他們研制了一種簡便慰安所房子。這種房子用輕型木材制作，運輸方便，拼裝簡單。這種房子在日本建造，由軍艦運往前線，然后拼裝成慰安所。

日本本土

日軍在中國設立慰安所始于中日戰爭開始時期，且多是將妓院改建而來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于軍方的強烈要求，日本國內也建立起慰安所來。根據日海軍第三魚雷艇隊《戰時日志》中的“兵員勞動慰安并休養之概要”記載，日軍在國內因任務緊張，力不從心，為“使之充分睡眠或入浴...需指定慰安所”，從而國內的大量妓院被改為慰安所，以示慰問。1944年2月25日，日本頒布《決戰非常措施要綱》，大部分高級餐館、藝妓館、青樓等被迫停業，妓院的設施被用到戰時生產方面去。

數量估計

由于日軍在戰敗時大量銷毀檔案，要準確計算慰安婦的數量較為困難。根據日本學者千田夏光的研究，慰安婦的總人數可達10萬。按照一名慰安婦滿足二十九名官兵的原則推算，在日韓國學者金一勉估計慰安婦的總體人數約為10萬。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會長尹貞玉認為其人數應該是30萬至40萬人，日本學者秦郁彥認為是15萬人。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吉見義明認為是10萬至15萬左右。中國學者管寧認為當時日本軍隊中慰安婦的總人數最高限應為30萬人，最低限為20萬人。蘇智良認為在慰安婦制度實施的7年間，計慰安婦人數大約有36至41萬人。按國籍來分析慰安婦的主體是中國和朝鮮的女子，朝鮮慰安婦的人數在14至16萬之間，日本慰安婦的人數為2萬人左右，中國臺灣、東南亞一些地區的慰安婦有數千人，澳大利亞、美國、英國、西班牙、俄羅斯等國的慰安婦各有數百人，而中國的慰安婦人數最多，人數總計在20萬以上。

2023年5月，臺灣省內最后1位“慰安婦”幸存者去世，一生未等來道歉；韓國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受害者幸存者僅存9人。2024年2月14日凌晨，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歐陽奶奶在平江縣逝世，享年97歲。同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在湖南省平江縣新確認一位原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湘奶奶。2024年12月28日，原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湘奶奶在湖南平江縣去世，享年95歲。2025年5月7日，原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小瑞奶奶（化名）在湖南華容縣去世，享年96歲。截至12月11日，中國大陸地區登記在冊的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只剩7人，分別是易菊連、何如梅、彭竹英、劉慈珍、慧奶奶（化名）、李奶奶（化名）、李秀青。

“慰安婦”的經歷

戰時遭遇

慰安婦的年齡大多為18—20歲，在南京最小的被擄掠走的只有9歲，而年老的則達50多歲，乃至60歲。中國或朝鮮的“慰安婦”通常被改名為日本女性的名字，或者以編號相稱。在慰安所的日本女子挺身隊必須穿上和服，且按規定一年四季下身一律不許穿褲子。

“慰安婦”被強迫“慰安”的次數，因各個慰安所的不同和時期的不同而有區別。一般“慰安婦”每天接待日軍10多人，也很有可能接待30—50名士兵。而在特殊情況下，一天之間甚至被迫接待60—70名士兵。經期間、懷孕期也得被迫接客。

“慰安婦”除了滿足士兵的性欲之外，還要做護士、洗衣婦、廚師，勤雜工以及女招待等工作。并且日軍官兵還經常對她們進行毆打與侮辱。不少日本女子挺身隊曾受到香煙燙傷、打傷、給刀槍刺傷或者扭傷、骨折等。慰安所的經營者對此往往視而不見，不加任何處理。

絕大部分“慰安婦”沒有任何報酬，食物與居住環境也極為惡劣。并且，長期的摧殘使她們出現便秘、肺結核、陰部膨脹、乳房劇痛、胸部疾病、性病等疾病，不少“慰安婦”年齡很小便停經或是終生不孕。在這樣慘無人道的折磨下，“慰安婦”的死亡率極高。

戰后待遇

絕大多數幸存的“慰安婦”都有著深刻的精神創傷和肉體創傷。心理上，在女性的貞潔被普遍重視的環境下，以及家仇國恨的大背景下，幸存下來的日本女子挺身隊們往往會受到周圍人的歧視和羞辱。中國第一位站出來的“慰安婦”侯冬娥，其經歷就被村里人編為黃段子取樂。據田野調查，大多數幸存下來的“慰安婦”都患有抑郁癥、焦慮癥等精神疾病。生理上，頭痛、夢魘、神經衰弱這些疾病伴隨她們終生。部分女性的生殖系統遭受到嚴重破壞，從而終生不孕。

由于日本政府回避甚至否認問題的態度，戰后受到創傷的“慰安婦”們并未得到日本政府官方公開的道歉和賠償。不過，“慰安婦”所在國家的政府、民間組織以及個人都對她們施以關懷。在韓國，民間團體以福利院的形式為受害者提供生活住所，部分私立醫院為受害者發放免費醫療卡，為受害者們提供終身免費醫療，位于首爾特別市的幾家醫院于每年秋天流感季節為受害者免費打針。而中國對慰安婦的救助則以金錢補助為主，在心理輔導和醫療健康方面基本不進行涉足。20世紀90年代，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每個月給所調查的受害者每人100元生活費，其資金主要來源是海外募捐。2004年，民間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援助協會在南京自發成立，開始對受難者進行援助。此外，南京市民政部門也在年終發放一些慰問金。上海師范大學蘇智良教授也在眾多好心人的幫助下，給全國各地的慰安婦老人每月發放100元生活補貼。截至2015年，發放的生活補貼增加到每人每年5000元，提供給她們最低生活補助。臺灣作家李敖也曾捐贈自己的收藏文物為“慰安婦”捐款補償。但是，得到社會關注和援助的受難者人數仍然相當有限，多集中在少數有一定知名度的受難者身上。

道歉賠償

日本政府的回應

亞洲婦女基金會

1995年7月19日，日本政界試圖通過民間籌款解決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在東京港區赤坂正式成立亞洲婦女和平國民基金會（簡稱亞洲婦女基金會）。自8月15日，基金會公開向國民募捐。然而，在亞洲婦女基金會的所有文件里，從來沒有“補償”一詞，也沒有“賠償”這一概念。輿論認為，這是日本政府為回避過去行為負法律責任的權宜之計，因而采取批評態度。各地的原“慰安婦”團體也都對基金會的活動予以拒絕。亞洲婦女基金會于2002年5月，由于遭到各國的抵制，停止運作，2007年3月31日解散，一共只有266人申請補償。

韓日慰安婦協議

2015年，為了打破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的僵局，日本向韓國派出了外務大臣岸田文雄進行商議。在會談中，岸田文雄提出：為了解決眼下的僵局，日本政府愿意向韓國的慰安婦受害者支援團體支付10億日元，作為他們的活動經費。這一提案被韓國方接受，雙方簽署了《韓日慰安婦協議》。

各國索賠

中國

對于“慰安婦”問題，中國盡管放棄了國家賠償，但并沒有放棄民間賠償。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慰安婦”問題為代表的日軍在戰爭中損害受害國人民權益的戰爭遺留問題不斷在日本被提起，輿論在國際不斷發酵。中國民間出現對日索賠動向，“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和其他戰爭遺留問題受害者一起，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要求。1996年夏天，中國政府支持北京市中元律師事務所等部門的努力，派遣曾被迫充當“慰安婦”的中國婦女，到東京進行索賠訴訟。截至2018年，中國大陸共有24位原告受害者分四批對日提出索賠要求，然而原告被判處敗訴，并被拒絕所有賠償要求。

2024年4月，中國18位慰安婦受害者子女再次起訴日本政府，并已將訴狀交至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這是民間對日申訴32年來，首次在中國法院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慰安婦受害者萬愛花的女兒在民事訴狀中請求判決被告日本政府就日本軍隊在侵華戰爭中對受害婦女萬愛花實施的綁架、拘禁、強奸、毆打、虐待、摧殘、傷害、疾病傳播等嚴重違法犯罪的侵權行為，并請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懺悔；賠償撫慰金200萬元人民幣。

2024年8月7日，中國湖南長沙、郴州市、岳陽地區8名幸存的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婦女委托該律師團隊向湖南省高院郵寄起訴材料，要求判決日本政府道歉并賠償，法院8月8日已簽收。律師團隊表示，法院簽收材料后，會在規定時間內決定是否立案。

韓國

2000年，韓國民間團體組織慰安婦受害者在日本東京女性國際法庭控告日本軍性奴役戰犯，在這個過程中，慰安婦受害者證言被進一步挖掘和整理，在客觀性和可信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此外，韓國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作為戰爭時期對女性/兒童的性暴力問題多次在海外提出，韓國方面積極動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市民權利委員會、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人權機構等國際組織介入，慰安婦受害者代表先后到加利福尼亞州聯邦法院等地親身控訴，并請求國際社會的援助。

2023年11月23日，韓國首爾高等法院推翻下級法院的裁決，裁定日本政府應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韓國“慰安婦”受害者支付賠償金，日本政府應向16名原告每人支付2億韓元（約15.4萬美元）的賠償金，其中包括“慰安婦”受害者及遺屬。

其他國家

除此之外，還有菲律賓日本女子挺身隊于1993年4月在東京地方法院的訴訟、荷蘭被俘人員于1994年1月在東京地方法院的訴訟等等，均以失敗告終。

“慰安婦”問題歷史

對“慰安婦”問題的揭露和研究

二戰結束前夕，日本將大量有關的重要文件和資料銷毀，戰后的歷屆日本政府都沒有公布關于“慰安婦”問題的軍隊、警察、外交、內務等部門的檔案。

對“慰安婦”問題的揭露和研究，首先是從日本知識界開始的。麻生徹男的《從上海到上海市》（1993年）、千田夏光的《從軍慰安婦》（1973年）均有揭露日本女子挺身隊的真相，引起日本乃至世界輿論的廣泛矚目。旅日學者金一勉于1976年出版《天皇的軍隊與朝鮮人慰安婦》，首次對朝鮮“慰安婦”問題做了理性研究。

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日本很多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紛紛加入研究“慰安婦”問題的行列，并發表了諸多相關作品，如鈴木裕子的《慰安婦問題》(未來社，1994年)、川田文子的《赤瓦之家》、伊藤孝司編著的《證言——從軍慰安婦和女子挺身隊的朝鮮女性們》、金富子的《更想知道的慰安婦問題〉等。

各國學者也在為揭露真相不斷努力。韓國漢城梨花大學教授尹貞玉用數十年的時間調查和搜集資料，領導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研究會詳細調查了朝鮮“慰安婦”的遭遇，取得重要成果。在中國，華公平于1992年出版《從軍慰安所“海乃加”的故事》一書，將上海最大慰安所“海乃家”的內幕公布天下。1992年山西民辦教師張雙兵調查和采訪了該縣幾位幸存的“慰安婦”，接著在《山西日報》刊登調查結果，中國“慰安婦”的問題首次披露于社會。而后，全世界有不少學者和社會人士參與對“慰安婦”問題的披露、調查、研究工作。

2000年4月，首屆中國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這是中國學界第一次召開相關專題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中美韓日學者分別用4種語言宣讀決議書：日本政府和軍隊在戰前、戰時的殖民地和占領地實施的“慰安婦”制度是軍事性奴隸制度，是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犯罪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對女性人權的嚴重侵犯。同年12月，盛況空前的東京“慰安婦”民間國際法庭的判決書也明確指出，戰時日本政府推行“慰安婦”制度，強迫各國婦女充當日軍的性奴隸，凌辱、殘害日軍占領區的婦女，違反了當時的國際法，已構成犯罪。

聯合國對“慰安婦”問題的調查

“慰安婦”問題提出后，應韓國等國家的要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日本戰時召募從軍“慰安婦”的問題進行全面調查。接著，聯合國代表團分別訪問了韓國、日本，與政府代表和非政府代表舉行座談，并對一些原“慰安婦”進行了調查。1996年2月，科馬拉斯瓦密完成了名為《對女性施暴的報告書》。4月19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致通過了該項報告。報告肯定了日本的犯罪事實，并勸告日本政府以國家立場向前日軍“慰安婦”進行謝罪和賠償，并對加害者加以懲罰。但最終完成的報告書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關于中國大陸慰安所的規模、地域、中國“慰安婦”的人數等問題均沒有展開。

對于聯合國的報告，歐洲國家表示歡迎，亞洲各國則要求日本了結這一歷史陳案，中國、朝鮮和韓國等則勸告日本政府“應馬上接受報告書中提出的勸告”。然而，日本政府卻繼續置國際輿論于不顧，公然抗拒各國的批評。3月間，日本政府對聯合國的調查書提出反駁書，并將它散發到歐、亞20個多國家。

1997年，分委員會任命麥克杜格爾(Gay J.Mc Dougall)為特別報告員負責調查戰時集體強奸、性奴役以及其他奴役行為。次年，麥克杜格爾公布了關于日軍性奴役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的報告，但日本政府同樣不接受分委員會的勸誡。聯合國人權機構并未因日本政府不接受勸誡就結束審議“慰安婦”問題，而是堅持審議“慰安婦”問題。

2006年，人權委員會在聯合國人權機構改革中被新設立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取代。為了改變人權委員會主要審議發展中國家人權問題的現狀，新設立的人權理事會對成員國施行新的審議制度，即以4年為一個周期對所有成員國進行UPR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審議。

2008年、2012年和2017年，人權理事會對日本人權狀況進行了三次UPR審議，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均被列入審議范圍并就解決該問題提出建議。

各國態度

中國

20世紀90年代初，為回應國際話題，中國政府也對“慰安婦”問題給予關注，對日方予以督促，強調應當正視歷史，維護事實真相的尊嚴。1992年，中國駐日本國全權大使楊振亞明確“慰安婦”問題的性質：逼使婦女充當“慰安婦”是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亞洲犯下的可恥罪行之一，并提出希望日方能夠進一步查明事實真相的希望。在國際上，中方在1996年又重申了這一立場。1996年4月10日，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副代表張義山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關于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會議上，指出：“日本政府必須面對歷史和現實，他們有責任對這一問題進行切實的解決”。

21世紀，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都分別在不同場合強調日本正確認識和對待歷史的重要性。2005年9月，胡錦濤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針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大篇幅的論述，提到“只有不忘過去、記取教訓，才能避免歷史重演”。2015年，習近平在雅加達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首先評價了安倍政權對歷史的態度，并指出日本應當向其他國家“發出正視歷史的積極信息”。

除此之外，中國政府一直努力用事實證據來回擊日本政府否認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的行為。比如，自2014年以來，中國公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暴行的相關檔案相關檔案《“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選》《上海公共租界檔案》《戰后接收日占資產檔案和調查戰爭損失檔案》等。

2026年2月11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婦女和女童歧視問題工作組’等多個人權特別機制聯合向日本政府發送指控函，嚴重關切日本剝奪‘慰安婦’受害者尋求真相和賠償的權利”一事表示，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嚴重罪行，是對相關受害者權利的嚴重踐踏，鐵證如山，不容否認。國際社會對這一罪行強烈憤慨。長期以來，日本國內始終有部分勢力妄圖否認甚至篡改強征“慰安婦”歷史。中方對日方對待侵略歷史不端正、不老實的錯誤態度和做法嚴正關切，此次再次表明了立場。日方應深刻反省侵略歷史，深刻反思其罪行給受害者帶來的深重災難，以誠實和負責任的態度妥善處理強征“慰安婦”等歷史遺留問題，以實際行動取信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日本

從“加藤談話”到“河野談話”

20世紀80年代后，韓國民權運動不斷高漲。以尹貞玉為首的韓國學者及女權團體掀起了一場“慰安婦”運動，成為聲討日本政府的主力軍。專門為“慰安婦”問題成立的市民團體“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于1990年向日本政府提出對“慰安婦”問題的調查、道歉和賠償訴求，從此開始了日韓漫長的“慰安婦”問題斗爭史。

種種因素疊加，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成為日韓關系的主要議題及障礙，首相宮澤喜一原定1992年1月訪韓也因此受阻。因擔憂“慰安婦”問題走向懸案化，韓國希望日本采取相應措施，為兩國摩擦尋求良性解決方案。

面對韓國催促，1991年12月開始，日本政府內部啟動對“慰安婦”問題真相調查。但是由于軍方資料尚未披露，調查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次年1月13日時任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弘一代表日本政府發表第一次“慰安婦”調查結果（簡稱“加藤談話"），談話中稱“從發現的資料和當事人證詞來看，不可否認日軍與‘慰安婦’存在關聯。對‘慰安婦’飽受難以言表的傷害，我由衷地表示歉意和反省心情。”這是日本官方首次承認軍隊參與“慰安婦”問題并道歉。在此之后日方發表了新的調查結果，加藤弘一再次表達道歉和反省。

1993年3月23日，時任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下令進一步調查“慰安婦”招募是否存在“強制性”問題。1993年8月4日，日本政府發表“河野談話”。最終談話承認日軍強征“慰安婦”，并明確謝罪和反省之意。“河野談話”為后來多數日本政府所繼承，成為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的官方立場和基本原則。

態度轉變

然而對在慰安婦問題上的戰爭責任追究遭到了日本右傾勢力的全力抵抗，在日本遇到了重重困難。1993年，日本自由民主黨長達38年的一黨執政的局面結束，即“55年體制”崩潰。自民黨右派勢力為重新獲得政權，為爭取選票，他們以“愛日本”為名，否認日本歷史上的侵略行為，否認慰安婦問題是其中之一。

日本的右派政治家是否定慰安婦問題的首領。他們首先直接提出觀點，挑起爭論，繼而組織和領導日本社會的右傾勢力攻擊進步力量，同時向政府發難。1996年5月，自民黨參議員、日本遺族會顧問、著名戰爭罪犯板垣征四郎的兒子板垣正在自民黨的總務會議上攻擊記載了慰安婦問題的日本歷史教科書“不是基于歷史事實”，要求重新編寫。6月，由自民黨160名國會議員組成的“光明的日本”議員聯盟召開成立會議。會后，該聯盟的會長奧野誠亮否認從軍慰安婦的存在。9月，“光明的日本”議員聯盟作出了“將慰安婦問題從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中刪除”的決議。

右派政治家在發表言論的同時，也在支持、資助政治態度右傾的宣傳媒體和學者進行宣傳，成立了所謂的“歷史研究委員會”，制造種種否認侵略罪行的理由。1995年2月出版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對慰安婦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否認。

在日本政治家關于慰安婦問題一再發表的言論鼓動下，右翼團體紛紛發表聲明，響應從教科書中刪除慰安婦問題的倡議，并聯絡各地的右派團體向政府和出版教科書的出版社施加壓力。1996年12月，岡山縣議會率先通過了將慰安婦問題從歷史教科書中刪除的決議，以后又有神奈川縣、宮崎縣以及一些市、町的議會也陸續作出了同樣的決議。

安倍政府的模糊化態度

安倍晉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任期最長的日本首相。他對日本女子挺身隊等二戰遺留問題，持有保守歷史修正主義的立場。

2007年3月1日，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當年日軍‘強迫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之說缺乏證據，政府資料中沒有發現能夠直接證明軍隊或政府強征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的事實。”又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指出“即使美國眾議院通過‘慰安婦’問題決議案，日本政府不會就這一問題再次道歉。”

不久之后，安倍政府開始以否定“河野談話”來否定“慰安婦”的歷史事實。2007年3月8日，安倍強調，日本政府將重新調查“河野談話”的科學性，尋求修改“河野談話”可能。這些言論，引發了各相關國家、團體和幸存者的抗議及媒體的批評。2014年6月29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發表《圍繞“慰安婦”問題日韓之間交換意見》調查報告，指出“河野談話”發表時未能充分確認“軍隊介入”和“強制性”，是日韓外交關系妥協的產物。10月，菅義偉對外宣稱“‘河野談話’有很大問題，應予否定，政府將為恢復名譽和信任努力申訴”。此為日本官方第一次否定“河野談話”。

另一方面，安倍晉三政府也對相關媒體進行打壓。日本媒體《朝日新聞》長期跟蹤報道“慰安婦”問題，取材來源于舊日本軍人吉田清治回憶錄。而保守媒體認為《朝日新聞》報道有“慰安婦”人數不準確、“慰安婦”與“女子挺身隊”概念混用等疑問，對“慰安婦”的事實表示否定。面對各方面的壓力，2014年8月，日本《朝日新聞》宣布撤銷1991年至1992年刊登的與“慰安婦”問題相關的一系列文章。9月14日，安倍對此事件評論定性：“《朝日新聞》應該面向世界，努力消除‘吉田證言’的影響”。安倍這一講話，從官方的角度，對以《朝日新聞》為代表的媒體對”慰安婦“問題的揭露調查進行了公開徹底的否認。后續一些政治家的相關評論也表明了安倍政府的一致態度。比如內閣閣員小野寺五典抨擊《朝日新聞》是“國賊”，下村博文批判《朝日新聞》“貶低日本，損害國家利益，應該‘廢刊’”。

2015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戰后七十周年談話”，雖然提到繼續“將在二十世紀的戰爭對眾多女性的尊嚴與名譽造成嚴重傷害的過去銘刻在心”，只籠統地強調“日本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表示反省和歉意”，卻并沒有明確表明在殖民統治以及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上的反省和誠意。

同年12月，日本和韓國通過外長會談就“慰安婦”問題達成了《韓日慰安婦協議》，以圖最終解決“慰安婦”問題。然而由于對保留慰安婦銅像這一問題的意見不一致，該協議受到了韓國國內民間團體和反對派政治力量的抵抗。2016年9月，韓國共同民主黨舉行國會議員總會，決定將“日韓‘慰安婦’問題協議是無效的，必須重新進行協商”作為該黨的方針。

韓國

1991年，受韓國女權運動的影響，加上民間組織的幫助和努力，有過從軍“慰安婦”經歷的金學順公開發表證言揭示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的真相。1992年，韓國政府展開慰安婦受害者調查，力圖解決“慰安婦”問題。韓國佛教界人士也為去世受害者提供葬禮安撫儀式。2000年，韓國民間團體組織慰安婦受害者在日本東京女性國際法庭控告日本軍性奴役戰犯。

除此之外，韓國政府在法律上和人道主義關懷上都做出了努力。1993年6月11日，韓國政府制定并實施以保護和資助“慰安婦”受害者為主要內容的《日據時期日軍慰安婦生活穩定資助法》。2002年，韓國政府對《日據時期日軍慰安婦生活穩定資助法》進行了全面修訂。添加了情緒穩定心理治療、受害者追慕儀式和紀念等項目，強化了看護等福利內容，各級市、道還會提供地方政府資助。1993－2018年間，韓國政府多次提升登記的慰安婦受害者的一次性補貼。并分別在2002年、2009年、2010年、2012年調查“慰安婦”生活狀況、居住條件、婚姻子女情況、政府資助滿意度等，并參照調查結果有針對性地調整和改進政策。

對于韓日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矛盾，韓國也一直堅持要求日本官方進行賠償和道歉的立場。2008年，韓國國會發布了日本政府要道歉和進行法律賠償的決議書。2016年9月，韓國共同民主黨舉行國會議員總會，決定將“日韓‘慰安婦’問題協議”是“無效的，必須重新進行協商”作為該黨的方針。2017年5月，韓國新任總統文在寅在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電話中表示，出于尊重國民心理的考慮，日本政府要求韓國政府盡快拆除少女像是不現實的。

目前韓國社會整體形成了關于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的基礎共識，對于日本提出的諸如“慰安婦”是否自愿參與隨軍慰安、“慰安婦”是否是戰時公娼等議題的討論，持堅決否定的態度，形成全社會憤慨之勢。歷史教科書中“慰安婦”部分的編、術語的使用也逐漸形成統一的歷史表述。

2025年8月14日，韓政府在首爾舉行了日軍慰安婦受害者國家紀念活動，總統李在明稱，2025年迎來光復（擺脫日本殖民統治）80周年，但是慰安婦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完全解決，政府會為恢復受害者名譽和尊嚴盡最大努力。2026年1月，媒體報道稱，韓國警方對圍繞日軍“慰安婦”受害者的仇恨集會啟動全面追責，明確相關行為適用侮辱、損害死者名譽等罪名，同時強化全國象征日軍日本女子挺身隊受害者形象的“和平少女像”（也稱“慰安婦少女像”）周邊非法集會的取締與監控。此外，韓國總統李在明強硬表態斥責，警察廳已出臺專項措施嚴打此類違法行為。此次嚴打源于韓國極右團體“廢除慰安婦法的國民行動”的系列違法集會與侮辱言行。2月1日，韓國總統李在明譴責韓國一極右翼團體涉嫌侮辱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并要求移除“和平少女像”的行為。截至當日，該團體因相關指控接受警方調查。

其他國家

2007年7月30日，美國國會通過了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婦”道歉的決議書，荷蘭和歐洲聯合議會、加拿大國會也通過了有關日本政府正式道歉、法律賠償、正確的歷史教育等要求的決議書。

當地時間2025年8月14日，菲律賓“慰安婦”權益保護組織“菲律賓祖母聯盟”和“為祖母獻花”的成員，以及部分受害者家屬在馬尼拉舉行游行示威，紀念逝去的“慰安婦”，并敦促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作出賠償。

紀念性建筑

銅像

“慰安婦”銅像由韓國市民團體及韓裔組織發起建立，截至2017年，在韓國國內外設立的日本女子挺身隊塑像超過40座。在韓國首爾、釜山廣域市，日本，上海市、香港特別行政區、臺灣，德國柏林、維森特，舊金山、格倫代爾等國家和地區都設有“慰安婦”塑像。2017年12月，菲律賓政府曾在馬尼拉設立一座“慰安婦”紀念雕像。然而在日本的不斷施壓下，這座雕像在設立僅四個月后即被拆除。其中，德國柏林米特區議會于2020年12月1日通過了“永久保留”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慰安婦”銅像的決議。近幾年隨著女權運動的發展，加之多方政治勢力影響，慰安婦銅像的地點數量一直處于變動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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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闡釋

制度由來與演變

提出和實施

制度正式確立

分布與數量

分布地域

中國

東南亞各地

日本本土

數量估計

“慰安婦”的經歷

戰時遭遇

戰后待遇

道歉賠償

日本政府的回應

亞洲婦女基金會

韓日慰安婦協議

各國索賠

中國

韓國

其他國家

“慰安婦”問題歷史

對“慰安婦”問題的揭露和研究

聯合國對“慰安婦”問題的調查

各國態度

中國

日本

從“加藤談話”到“河野談話”

態度轉變

安倍政府的模糊化態度

韓國

其他國家

紀念性建筑

銅像

紀念性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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