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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弗羅斯特（全名羅伯特·李·弗羅斯特，Robert?Lee?Frost，1874年3月26日–1963年1月29日），20世紀美國最有影響的一位詩人，美國有史以來最具民族性的詩人，一生得過四次普利策詩歌獎，獲得世界上44所大學的榮譽學位，曾受邀在約翰·肯尼迪就職典禮上朗誦詩歌。

弗羅斯特出生于舊金山，11歲喪父后隨母親到新英格蘭學習和生活，中學畢業后進入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1897年至1899年在哈佛大學就讀兩年后退學。1912年為了寫詩的夢想而舉家搬到英國，次年在倫敦出版第一部詩集《少年的心愿》，名聲大震。隨后陸續發表詩集《波士頓以北》《新罕布什爾》《詩合集》《山外有山》《見證樹》等。年過七旬后，他仍堅持出版了詩集《羅伯特·弗羅斯特詩歌全集》《在林間空地》，作品在美國十分暢銷。1963年1月29日，弗羅斯特因肺栓塞逝世，享年88歲。

在弗羅斯特的詩歌創作中，孤獨基調、人與自然的相互孤立等是重要的主題。其主題宏偉壯麗、思想深復雜，但語言卻簡單、質樸、自然而又具有音韻美。他強調隱喻的極端重要性，也會將幽默元素融入到整個詩歌創作藝術中。同時，他在拉爾夫·愛默生和亨利·梭羅的超驗主義哲學思想基礎上發展“超驗詩學”，對傳統格律做藝術性“破格”處理而發展為“意義聲音”（sound of sense）理論。

人物生平

年少時期

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Lee?Frost）于1874年3月26日在美國舊金山出生，他的名字依照南北戰爭中南軍總司令的姓名——羅伯特·愛德華·李（Robert Lee），由其父親威廉·普雷斯科特弗羅斯特（William Prescott Frost）所取。父親是個頗有政治抱負的新聞工作者，在教育上，他注重讓孩子在現實生活中增長見識，所以他外出采訪時經常帶上弗羅斯特，弗羅斯特也成為了父親的小助手。他的母親伊莎貝爾·穆蒂（Isabelle Moodie）則喜歡文學，能寫詩。

1885年，父親死于肺結核，此時的弗羅斯特年僅11歲。隨后，母親帶著弗羅斯特和他的妹妹珍妮（Jeanie）回到了父親老家——新英格蘭馬薩諸塞州的勞倫斯市（Lawrence）。在此安葬好父親后，一家人也安頓了下來：母親到了一所鄉村小學教書，以養育子女，而弗羅斯特也在這所學校念書。上學之余，弗羅斯特白天還去幫別人干粗活，如裝卸馬車、劈柴等，為補貼家用，他12歲時到鞋廠打工，13歲時還在工廠做開動巨型機器的危險活兒。到了晚上，母親會經常給弗羅斯特和珍妮兄妹倆講故事和朗誦詩歌。

1888年秋，弗羅斯特和妹妹珍妮同時考取了勞倫斯中學。中學時期，他閱讀了普布留斯·馬羅、荷馬、賀拉斯等諸多古典作家的經典著作，同時，他熱愛拉丁語，并開始翻譯古羅馬哲學家馬庫斯·西塞羅、歷史學家塔西佗、詩人維吉爾和奧維德等人的作品。弗羅斯特的成績也在班上名列前茅，還在1891年被選舉為勞倫斯學校《中學學刊》（High School Bulletin）的主編。在1892年的畢業典禮上，弗羅斯特和另一名優秀的女同學愛莉娜·懷特（Elinor Miriam White）作為學生代表一同發表畢業演講。這一契機使兩人相識，并逐漸發展為戀愛關系。

中學畢業后，弗羅斯特進入新罕布什爾州的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就讀期間，他在當地的一家書店中買到了一本帕爾格雷夫（FrancisTurner Palgrave）主編的《英詩金庫》（Golden Treasury of Songs and Lyrics），這本詩集幫助弗羅斯特認識了英國抒情詩的創作風格和傳統思想，也成了他的“終身伴侶”。

但弗羅斯特不到一學期就輟學了，因為他認為自己并不適合接受正統教育，同時有足夠的自學能力。他隨后到了毛紡廠干活，在空余時間研讀莎士比亞，后又去母親所在的小學接替母親的工作。輟學后的弗羅斯特雖然感到茫然，但他對寫詩非常癡迷。1894年11月8日，20 歲的弗羅斯特的第一首詩歌——《我的蝴蝶：一首挽詩》（My Butterfly: An Elegy）正式發表，刊登在了紐約周報《獨立者》的第一版。這首挽詩的靈感來自于1892年他在達特茅斯學院圖書館偶然看到一份《獨立者》，這一期周報的整個封面都用于刊登一首詩歌——《向大海去：致托瑪斯·威廉姆·帕森斯的一首挽詩》（Seaward：An Elegy on the 死亡 of Thomas William Parsons）。

生存考驗

1895年的圣誕節，弗羅斯特和懷特舉行婚禮，此時的弗羅斯特沒有固定職業，也沒有財產。次年9月，兩人的第一個孩子埃利奧特（Elliot Frost）出生。因為經濟拮據，弗羅斯特嘗試給哈佛大學大學的院長寫信，表示希望到哈佛學習。他于1897年順利通過哈佛的入學考試，在校就讀期間成績出眾。但到1899年，因身體問題，他無奈退學，院長為他提供了在哈佛大學的學業證明。

此時，他的一子一女、妻子以及母親也遭受著病痛折磨。1900年6月，長子埃利奧特死于兒童霍亂，11月母親死于癌癥。同年，弗羅斯特一家因付不起房租而走投無路，在祖父的資助下，他得以經營著新罕布什爾州德瑞（Derry）鎮上的“梅宮農場”（Magoon）。到了1905年，弗羅斯特要撫育四個兒女，而收入菲薄，生活窘困，曾使他不止一次想到自殺。第二年，他開始到德瑞的一所中學兼職教授英語課程，因他的教學鼓勵思考、注重實際生活體驗，受到學生們歡迎，甚至在一次教學演講后在全州聲名大噪。而在1907年，他的小女兒出生僅21日便夭折了，妻子倍感傷心，他為此創作了《家庭的葬禮》一詩。

這一時期，弗羅斯特兼顧著農場和教書工作，并照顧家庭，但同時并沒有落下詩歌創作。1911年11月，他決定賣掉農莊，并在次年辭去中學的教職。而他在此長達11年的農民生活體驗，為日后的詩歌創作積累了充分的新英格蘭農村現實生活的素材。

人生轉折

1912年，38歲的弗羅斯特帶著足夠編兩三個集子的詩稿，舉家遷往生活費用較低的英國，以追逐他寫詩的夢想。最終，一家六口安置在白金漢郡（Buckinghamshire）的一幢農舍，這里靠近當年約翰·彌爾頓創作《失樂園》（Paradise Lost）的地方，英國浪漫主義運動先驅格雷（Thomas Gray）安葬在附近，同時一位當時極有名氣的作家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也在附近居住。

1913年4月，弗羅斯特的第一部詩集《少年的心愿》在倫敦正式出版，并因風格很像當時在英國流行的喬治時代詩歌，立即受到英國詩評界的稱贊，包括現代派文學大師龐德、詩人威廉·葉芝和弗林特等。1914年，他繼續出版了詩集《波士頓以北》，同樣獲得了阿伯克龍比（Lascelles Abercrombie）、威廉·吉布森（Wilfrid Gibson）、狄蘭·托馬斯（Edward Thomas）等英國重要詩人評論家的贊譽。

同年夏天，弗羅斯特一家搬到了英格蘭西南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上的一個小村莊，周圍環境喚起了弗羅斯特一家對美國新罕布什爾州老家德瑞農場的回憶，同時弗羅斯特接觸到了一群迪莫克詩人，并與他們志趣相投。在這里，他也進入了一生中最多產的階段，《修墻》（Mending Wall）、《摘蘋果之后》（After Apple-Picking）、《白樺》（Briches）等佳作都在這里最終完成。

秋天，托馬斯成為弗羅斯特在英國的親密朋友之一，他經常到弗羅斯特家里做客，兩個人也常出去到鄉間散步。然而，每當兩個人走到一個岔路口的時候，托馬斯總是習慣地問弗羅斯特該走哪條路。有一次，弗羅斯特對托馬斯說：“無論你選擇走哪條道路，你總是要嘆氣的，并且希望自己當初選擇了另外一條路。”狄蘭·托馬斯每每在岔路口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不知所措的形象給了弗羅斯特創作《未選擇的路》（The Road Not Taken）一詩的靈感。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持續，弗羅斯特一家于1915年2月啟程返回美國，而在英國的兩年半成為了他人生的關鍵時期。回國后，弗羅斯特被美國讀者廣泛接受。他隨后出版的四部詩集《新罕布什爾》《詩合集》《山外有山》《見證樹》分別于1924、1931、1937和1943年獲得普利策詩歌獎。隨之他的《理性假面劇》《絨毛繡線菊》《仁慈假面劇》等作品又陸續發表。

與此同時，弗羅斯特在學界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1918年他獲得阿默斯特學院榮譽碩士學位，1921年至1923年間任密歇根大學住校詩人，1923年至1938年任阿默斯特學院教授。1939年，弗羅斯特成為哈佛大學查爾斯·艾略特·諾頓詩歌教授（Charles Eliot Norton Professor）和拉夫爾·沃爾多·愛默生詩歌研究員（Ralph Waldo Emerson Fellow in 詩歌）。

晚年經歷

1949年，74歲的弗羅斯特仍然充滿創作欲望，他策劃并出版了《羅伯特·弗羅斯特詩歌全集》（Complete Poems of Robert Frost），詩集十分暢銷，到1950年9月，限制版公司（Limited Editions Club）再版發行，而這部圖書在當時也被認為是近五年出版的、“最可能達到經典水平的圖書”。這一詩集也讓弗羅斯特獲得1950年美國文學藝術協會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提名的機會，但最終未能獲得獎項，這曾讓弗羅斯特感到沮喪。

1957年，弗羅斯特獲得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58年10月8日，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授予他“愛默生—亨利·梭羅獎章”（EMERSONThoreau Medal)。弗羅斯特在受獎儀式上發表了題為《論愛默生》（On Emerson）的演講，開誠布公地表達了對愛默生的崇高敬仰，結合自己的成長經歷，從詩歌語言、對自由的理解以及宗教思想等幾個方面，講述了愛默生對他的教育和生命所產生的最早且最重要的影響。他還指出，他之所以最喜歡拉爾夫·愛默生是因為他同時具備了詩人和哲學家的素質。

1961年1月20日，弗羅斯特應邀在約翰·肯尼迪就職典禮上朗誦詩歌，他把《徹底的奉獻》（The Gift Outright）一詩獻給了肯尼迪總統，雖因年事已高及喬治·華盛頓寒冬的氣候讓他的聲音震顫不清，但現場聽眾仍然興致勃勃，還有超過6千萬美國電視觀眾觀看。1962年，肯尼迪總統還邀請弗羅斯特赴白宮接受國會于1960年決定授予他的金質獎章。同年的3月26日——他的88歲生日當天，弗羅斯特出版了最后一部詩集《在林間空地》，在此后6個月，詩集始終暢銷于美國。

1963年1月29日，弗羅斯特因肺栓塞逝世，享年88歲。2月，公眾追悼儀式在阿默斯特學院約翰遜教堂舉行。

主要作品

創作特點

寫作手法

淳樸的語言

弗羅斯特的詩歌主題宏偉壯麗、思想深邃復雜，語言則完全像日常對話——簡單、質樸、自然而又具有音韻美。美國詩人龐德認為，弗羅斯特懂得如何用自然的語言創作詩歌，而且能夠質樸地描述事物，這種詩歌語言與當時詩歌創作中所濫用的多音節語言截然不同。弗羅斯特用口語形式作詩，在內容上隨處可見美國的鄉村情結，他客觀生動地描寫自然景物、民俗風情以及村莊的樸實生活，但其中融入了他對宇宙人生的思考，闡述哲學的意境，言近旨遠，耐人咀嚼。

弗羅斯特還被稱為“交替性的詩人”，是指他處于傳統詩歌與現代詩歌交替的特殊時期。他的一生經歷了整個現代主義時期，但其詩歌卻遵從了傳統詩歌的韻律和形式，活潑而又充滿意境，不同于浪漫派詩歌和唯美派詩歌的風格。

不可或缺的隱喻

弗羅斯特曾強調過隱喻在詩歌創作中的極端重要性，而且認為比喻在詩歌創作乃至生命中占據核心地位。他指出，“詩簡直就是由隱喻構成……每一首詩在其本質上都是一個新的隱喻，不然就什么也不是。”因此，他不認同英國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鄧恩等人使用的所謂奇思妙喻，也不贊成托馬斯·艾略特等現代派先鋒作家所提倡的用復雜的藝術形式再現復雜的現代社會現實的理論與實踐。

弗羅斯特喜歡運用一些字面意思簡單明了的隱喻，在遣詞上也不使用艱深難懂的詞語。他的詩歌通常以一個輕描淡寫的隱喻開篇，再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在詩中起到了既聯系全詩又畫龍點睛的作用，使讀者的閱讀過程成為一個探求生命意義源泉的經過。如詩歌《絲織帳篷》（The Silken Tent）中，“帳篷”這一核心隱喻就能牽動全篇、綱舉目張，把一位楚楚動人的女子比作一頂結構講究的帳篷，但實際上“她”還包含了許多相互關聯的審美元素——結構、平衡、順序等，使得“帳篷”的隱喻意義深厚而豐富。

此外，弗羅斯特在不斷挖掘隱喻性語言的藝術張力和豐富內涵的過程中，也賦予了詩歌語言以新的生命。

嚴肅與幽默的結合

嚴肅性和幽默感在弗羅斯特的詩歌中相互交錯、融為一體。弗羅斯特善于將嚴肅沉重的主題置于一個輕松詼諧的語境之中，做到了“外松內緊”，即外表貌似輕松，而內部則實為嚴肅。

弗羅斯特詩歌的幽默元素是融入到他整個詩歌創作藝術中的，詼諧和幽默實際上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特別是在詩人最為情真意切的時刻。詩評家昂特邁耶稱之為一種“難以抑制的幽默之感”，其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打趣戲謔，也表現在荒謬可笑的雙層意思、一語雙關。”如弗羅斯特于1923年在詩集《新罕布什爾》中發表的《火與冰》（Fire and Ice）一詩，他慢條斯理、從容不迫地表現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那雖生猶死的生命光景，運用諷喻呈現人性異化和精神幻滅的心境。

作品主題

孤獨基調

弗羅斯特的詩歌主題以孤獨為基調，正如美國學者帕里尼所說，弗羅斯特的詩歌中“死亡、力竭、疾病、婚姻痛苦、冷漠和道德淪喪比比皆是”。具體而言，包括對孤獨的懼怕、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困難、個人隱居與社會責任之間的沖突、對生命界限的認識、對非理性事物的無奈、阻礙人們行動的大自然障礙等等。如他在《補墻》（Mending Wall）一詩中告訴讀者，人們在社會現實中正確認識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在《家葬》（Home Burial）和《仆人們的仆人》（A Servant to Servants）中，則呈現出詩中人難以與他人、與自己溝通的痛苦。

在詩集《波士頓以北》中，絕大多數詩歌都戲劇性地描寫了“被孤立的生命”，即表達了新英格蘭地區人們無法交流思想與情感的一種十分令人沮喪的病態心理，這種疾病甚至在“不斷地消耗整個新英格蘭生命活力”，極盡悲哀。這也體現了弗羅斯特詩歌中所蘊涵的一種悲劇感和一種幻滅元素。

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與自然的相互孤立也是弗羅斯特詩歌中的重要主題。弗羅斯特對自然與人的關系問題的認識與傳統自然詩中所蘊涵的“天人合一”的樂觀態度不同，他常常告誡讀者“在自然的誘惑面前要存有戒心，不能輕易投入”。如《春潭》（Spring Pools）這一描寫春天的詩歌最后導出的是一幅“荒野”的景象，弗羅斯特盡管描繪了春潭、花朵、樹林以及夏日的樹陰等景象，但其寓意卻是不詳的：生命的代價卻是死亡。而大自然的外界氣候實則標志著人類的內心世界，弗羅斯特進一步強調人們需要“自己拯救自己”。

逃離現代世界

弗羅斯特的作品也常常聚焦現代人與現代世界。如在《灶鳥》（The Oven Bird）一詩中，弗羅斯特通過詩中灶鳥的隱喻表達了現代人的精神面貌，諷刺和挖苦現代人的生活經歷。同時，弗羅斯特特筆下的人物常常是農民、流浪漢、家庭婦女、雇工等平凡人物，具有各種美德和缺點，他們不僅代表新英格蘭農村的復雜生活，也反映了整個現代世界的復雜生活。

19世紀飛速發展的工業革命給美國人帶來了極大的物質財富，但同時也帶來了極大的精神丑陋。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沒有燒到美國本土，但是整個世界硝煙彌漫、動蕩不安，使美國人憧憬伊甸家園的夢想化為泡影。弗羅斯特“為那些不愿意看著他受苦的人們提供了一種能夠讓他們減輕痛苦的思想”，美國工業化社會發展越是給美國人的生命注入一種“復雜、無常和焦慮”的感覺，弗羅斯特詩歌中所展示的那個純潔的自然國度就越發值得向往，他的詩歌喚起了人們對一個急速消逝的時代的懷舊與追憶。同時，面對動蕩，他的詩歌卻傳達出一種威嚴的冷靜，讓人們深信生活的動蕩終將無損于生命的永恒。

榮譽獎項

人物影響

社會影響

弗羅斯特曾被稱為“美國詩人中最純粹的詩人” 、“20世紀美國最優秀的詩人” 、“美國詩歌新時代的領袖” 和“美國最受愛戴的嚴肅詩人”，他擁有廣泛的讀者并享有崇高的榮譽，同時代能與之抗衡的有T.S.艾略特和華萊士·史蒂文斯。弗羅斯特的詩在美國可謂家喻戶曉，美國學生能張口就背“Two?roads?diverged?in?a?黃色?wood”（金色的樹林中有兩條岔路）。他成為美國第一位應邀在總統就職典禮上為新任總統獻詩的詩人，他的現場朗誦受到聽眾的熱情回應，同時還有超過6千萬美國電視觀眾觀看。

弗羅斯特一生獲得過世界上44所大學的榮譽學位，其中包括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密歇根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等。他也曾先后入選美國文學藝術協會、美國文學藝術院、美國哲學協會，并于1958年成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詩歌顧問。

從1924年起，弗羅斯特的作品就開始譯到中國，現今其詩作的中文譯文已入編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海峽兩岸的語文教科書。

此外，印度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最愛弗羅斯特的詩集，在他去世時，床邊還放著一本。

理論貢獻

超驗詩學

弗羅斯特將自己的詩學理論建立在拉爾夫·愛默生和梭羅的超驗主義哲學思想之上。新英格蘭超驗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超越人的感覺”，即“人們所見、所聞、所感觸的物體是思想的影子，而這些思想才是‘真正的實在’。”弗羅斯特也相信，“普遍的事物需要通過具體的事物才能夠表現出來，而具體的事物還必須被精確地揭示出來。”他認為大自然是一部可以解讀的教科書，因此，弗羅斯特通過到大自然中去尋找能夠生動地揭示人們共同關心的事物的種種意象，可謂堅持了愛默生的超驗主義認識論思想。

對弗羅斯特而言，人的視覺是最重要的感覺，它包含著對一切可見的事物的解讀。比如他的一首敘事詩《小河西流》（West-Running Brook），就通過小河的西流方向、河上涌起的浪花以及小河背道而馳的特點，體現了一對年輕夫婦的矛盾。

“意義聲音”理論

弗羅斯特的“意義聲音”（sound of sense）或者“句子聲音”（sentence sound）理論是他對現代詩歌與詩學理論所做出的重要貢獻。他認為戲劇性是文學創作的根本，詩歌缺乏戲劇性就難以打動讀者。然而，僅靠變換詩句的句法結構又不足以創造足夠的戲劇性效果，詩人只有將一種“說話聲調”融入詩歌格律，才能夠喚起人們的想象。由此，弗羅斯特對傳統格律做了許多藝術性“破格”處理，引入了所謂“交談式”的語調。在弗羅斯特的詩歌中，輕松自如的聲音語調與緊張嚴謹的格律形式相互融合，這也使他在形式開放的20世紀美國詩壇走出了一條“創新的老路”。

人物評價

正面評價

早在1913年，美國詩人龐德就稱弗羅斯特是“詩歌領域里出現的又一個人物”，是“被熱愛文學的英國出版商所挖掘出來的又一位美國作家”。次年，龐德又在書評中指出，“弗羅斯特是一位誠實的詩人”，他較為全面地評價了弗羅斯特的詩歌，認為其詩歌來自他自己的生活、學識和情感，而不是為了迎合當時各種報刊雜志所流行的詩歌創作風格和主題，因此詩歌的主題讓人難以忘懷。詩歌語言雖然清新自如，但卻有別于報刊雜志和大學教授們所提倡的所謂“自然的”詩歌語言。此外，弗羅斯特的詩歌幽默感人，但從不玩弄無聊的把戲。

學者艾米·洛厄爾（Amy Lowell）在專著《現代美國詩歌的發展趨勢》（Tendencies in Modern American 詩歌）中高度贊揚了弗羅斯特選擇素體無韻詩進行詩歌創作的無比正確性，并且認為弗羅斯特詩歌中所表現出來的鄉村現實主義（bucolic realism）以及他的獨立性不愧為一位藝術家的杰作。

作家錫德尼·考克斯在弗羅斯特的傳記著作《羅伯特·弗羅斯特：不平凡的“平凡人”》（Robert Frost: Original “Ordinary Man”）中說，“就像生活本身一樣，弗羅斯特（的性格）讓人難以琢磨，很難用簡單的語言加以概述。”而勞倫斯·湯普森教授則發現，在微妙的詩歌表層結構之下，不僅能看到弗羅斯特廣泛而嫻熟的詩歌技巧應用，而且能感受到詩人充滿活力和智性的精神深度。

在20世紀的美國文壇，弗羅斯特也有重要意義。弗羅斯特的另一位傳記作家塞俊特（Elizabeth Shepley Sergeant）曾在1927年斷言弗羅斯特是新英格蘭的天才代表。美國作家德沃托認為弗羅斯特“顛覆了美國詩歌中應該被顛覆的一些東西”，評價弗羅斯特為“一個偉大的美國詩人”。評論家沈勁總結道，“在傳統文學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沖擊的二十世紀美國文壇，在充滿著喧嘩與騷動的現代詩歌王國中，弗羅斯特以其獨有的執著于智慧從傳統與現代的撞擊中走出了一條屬于他自己的道路，在二十世紀文學史冊上書寫了極有魅力、意味深長的一筆。”

負面評價

學者聶采認為，弗羅斯特的不足之處在于，他局限于用一種比較單純和簡單的手法來表現一個簡單化了的農村生活，因此不能夠深刻地再現人與自然之間所蘊涵的核心主題，詩歌的人文價值也因此無法得到充分體現。

在20世紀30年代后，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的興起給抒情詩的創作施加了壓力。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格希克斯曾攻擊和批評弗羅斯特，認為弗羅斯特的詩歌主題與共產主義——解救瀕臨經濟和政治崩潰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唯一途徑——相去甚遠，因此其詩歌不能代表美國的現實生活，而只能代表一種行將消逝的生活方式。評論家考利雖然認可弗羅斯特在詩歌上的成就，但他也認為弗羅斯特過分地沉溺于過去的歷史之中，因此不能夠被當作“一位社會哲學家和新英格蘭傳統的代表”。

針對詩集《山外有山》，“社會主義詩人”休姆佛里斯則指出，作品帶有濃厚的“政治說教”色彩，與弗羅斯特原本詩歌的風格“格格不入”，是弗羅斯特詩歌創作天賦的“退縮”。而評論家格列高利也批評弗羅斯特缺乏“社會責任感”，詩集中的許多詩歌帶有明顯的“自我保護”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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