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圖斯·賀拉斯·弗拉庫斯（拉丁語：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年12月8日－公元前8年11月27日），蓋烏斯·屋大維時期的詩人、批評家、翻譯家。與大詩人普布留斯·馬羅、瓦留斯齊名，是古羅馬文學“黃金時代”的奧古斯都時期的領袖之一。
公元前65年12月8日，賀拉斯出生在意大利阿普里亞地區的維努西亞(Venusia)城，父親曾做過稅務官，家有中等資產。賀拉斯青年時期在羅馬讀書，后前往雅典攻讀文學和哲學。賀拉斯崇拜希臘文化，在政治上傾向于共和派。公元前42年，賀拉斯曾參與腓力比之戰，共和派戰敗后被蓋烏斯·屋大維赦免，賀拉斯回到羅馬，謀得財務官秘書一個小職位，并開始以寫詩為生。賀拉斯的諷刺詩歌創作引起了普布留斯·馬羅等人的注意，并把他引薦給了麥凱納斯，加入了蓋烏斯·屋大維親信麥刻那斯組織的文學集團。經過麥凱納斯提拔和支持，賀拉斯成為職業詩人。公元前17年，賀拉斯受屋大維委托，為羅馬世紀慶典創作頌詩《世紀之歌》，賀拉斯也因此獲得了巨大榮耀，正式成為羅馬的桂冠詩人。公元前8年11月27日，賀拉斯去世，終年57歲。
賀拉斯的主要詩歌作品集有《閑談集》《長短句集》《頌詩集》《書信集》等。《書信集》中的《詩藝》是賀拉斯重要的文學論文，他根據自己及同時代人的創作實踐，重申了藝術模仿現實的觀點，在文藝的功用上，提出了“寓教于樂”的原則；在藝術創作方面，提出了“合式”的原則，即要求一部作品具有統一與調和的美。他的主張對后來的古典主義文藝理論產生了很大影響。賀拉斯將希臘人美與善的理念轉變成羅馬人政治、經濟、道德的世界，他通過對傳統和創新、古和今、希臘和羅馬相互關系的討論和論證，不僅確立和創建了羅馬文學的“準尺”，而且為創立羅馬帝國特有的意識形態進行了理論上的論證。賀拉斯對后世的詩歌和詩學也有深遠影響，對17-18世紀的歐洲新古典主義詩歌尤其有塑造之功。他的《詩藝》也成為僅次于亞里士多德《詩學》的古典詩論著作。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公元前65年12月8日，賀拉斯出生在意大利南部普利亞境內的維努西亞（Venusia，今維諾薩〔Venosa〕）城，父親曾做過稅務官，家有中等資產。公元前52-50年，賀拉斯隨父親去羅馬求學，期初賀拉斯在羅馬受貴族教育，后來又去雅典學習文學和哲學。在這期間，賀拉斯非常崇拜希臘文化，并受到伊壁鳩魯學派哲學思想的影響。
公元前44年，羅馬獨裁凱撒被刺殺，雅典成了共和派活動的中心，賀拉斯曾作過護民官，并在希臘參加共和派的軍隊，被委任為軍團司令官。
公元前42年，腓力比之戰爆發，凱撒派的奧古斯都和馬克·安東尼進軍希臘，在愛琴海東岸，馬其頓王國腓力比小鎮內，與布魯圖斯和蓋烏斯·朗基努斯展開兩次決戰。共和派戰敗后，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自殺。在腓力比之戰中，賀拉斯棄盾而逃。賀拉斯再后來在自己的詩作《頌詩集》第二首中提及過此事。
宮廷詩人
公元前42年，共和派失敗后，羅馬帝國建立，因此賀拉斯回到羅馬。此時賀拉斯父親已去世，田產被沒收，賀拉斯變得窮途潦倒。后謀得財務官秘書一個小職位，并開始以寫詩為生。很快賀拉斯的諷刺詩歌創作引起了普布留斯·馬羅等人的注意。公元前39年，為幫助他成為職業詩人，大詩人維吉爾將賀拉斯引薦給羅馬帝國的主要政治顧問之一，麥凱納斯，并加入了蓋烏斯·屋大維親信麥刻那斯組織的文學集團，得到了梅塞納斯的重用。麥凱納斯還將薩賓山區的一處農莊贈送給賀拉斯，從此他進入了奧古斯都的官廷貴族圈子，生活安定。自賀拉斯在農莊隱居時起，他的詩歌創作達到頂峰，他的政治傾向也由傾向共和派逐漸轉為支持帝制。
賀拉斯早期作品創作于公元前1世紀30年代，以對話的形式寫成了《閑談集》二卷。公元前23年，《頌詩集》前三卷共八十八首詩歌發表。賀拉斯的抒情詩主要都集中在了《頌詩集》(Carmina)當中，其中前三部是他本人最為看重的。前三部《頌詩集》發表后，賀拉斯覺得自己已無寫抒情詩的必要，對哲學興趣日濃的他重新轉向了閑談式的詩歌，只不過采用了書信體。他自己把這些新作稱為sermones，后世卻給它們冠上了《書信集》之名。這些詩大都表達了賀拉斯對生活和詩歌的感悟，有二十首在公元前20年結集發表，即《書信集》第一部。公元前19年普布留斯·馬羅去世后，賀拉斯成為羅馬無可爭議的第一詩人。公元前17年，蓋烏斯·屋大維指定他創作《世紀之歌》，并在國家的慶典上由合唱隊朗誦，此后又多次要求他為一些政治場合寫抒情詩。這些作品和他私下寫的一些抒情詩于公元前13年結集發表，成為第四部《頌詩集》。很快，他的第二部《書信集》也問世了，這部詩集只包含了三首詩。前兩首主要討論當時的文學風尚。第三首是致庇索父子，即后世所稱的《詩藝》，創作時間可能早于前兩首，是羅馬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對歐洲古典主義戲劇理論影響深遠。
晚年經歷
公元前8年11月27日，賀拉斯去世，終年57歲。賀拉斯終身未婚，沒有留下后代。賀拉斯逝世后，將所有財富遺贈給了奧古斯都，他與奧古斯都的關系十分復雜：奧古斯都沒有什么密友，卻對賀拉斯噓寒問暖；賀拉斯敏銳地意識到有必要保持他作為詩人的正直，即使他同時也認識到目前的生活得益于奧古斯都建立的穩定秩序。
主要作品
資料來源
創作特點
賀拉斯的詩歌并不像古羅馬詩歌那樣具有濃厚的政治諷刺色彩，主要宣揚中庸、合理享樂的主旋律，摒棄和嘲笑貪婪、奢靡的不良惡習。。他的詩歌并不像古羅馬詩歌那樣具有濃厚的政治諷刺色彩，主要宣揚中庸、合理享樂的主旋律，摒棄和嘲笑貪婪、奢靡的不良惡習。
賀拉斯適合創作諷刺詩。他具備小說家那種對生活敏銳的觀察力；其次，他的生活哲學不趨于極端，比較有包容性；再次，他的語言風格和普布留斯·馬羅不同，比較貼近日常世界。由于具備這些優勢，他一試筆諷刺詩，就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在寫作諷刺詩的同時，賀拉斯決定把一種新的詩體引入拉丁語，這種詩體就是后來公元前29年發表的《長短句集》的主流旋律。長短句是一種第二行比第一行少一個音步的雙行體詩，內容上反映了一定的共和傾向。
思想主張
古典主義原則
整體
賀拉斯在《詩藝》開頭討論到詩的內容和原理時就強調，詩、畫等文藝作品要達到內在有機整體的統一。他聲稱，詩人和畫家進行創作時，都有運用幻想的權利，他自己就熱衷于追求這種幻想，“我夢寐求之，也允許別人憧憬。”就創作的主題而言，既要求繼承傳統，也要注意到創新。賀拉斯特別強調，創造新的主題是尤其困難的，特別要注意人物性格的前后一致。
得體
賀拉斯在詩歌創作中更注意到“得體”觀念，他將“得體”理解為：滲透并構成文藝創作之所以成為有機統一整體的那種本質。在創作上達到“得體”是困難的，賀拉斯就致力于探討如何在創作上達到這種“得體”。
一，在體裁、格律等的運用上，悲劇和喜劇中不同人物和事項，要用不同的體裁、格律來表現。二，人物性格要合乎類型。賀拉斯聲稱，詩歌、戲劇作品要得到讀者、觀眾的贊賞，其人物的性格要與人物的不同年齡的習性相當。賀拉斯的這種類型觀的得體說，強調的是永遠不變的普遍性，無視或否定人物性格在共性的基礎上尚有它的個性和特殊性，排除了人物性格的時代性、地方性和偶然性。賀拉斯的這種觀點，正是他的崇尚古典的保守觀點的具體體現。三，情節的表現要有節制。賀拉斯對情節的討論是簡略的，且只著眼于情節在舞臺上的表演問題，很少討論到情節本身。他聲稱，情節可以在舞臺上演出，也可以通過敘述。通過聽覺來打動人的心靈比較緩慢，不如呈現在觀眾的眼前，比較可靠，讓觀眾自己親眼看看。
理性主義傾向
羅馬時代古典主義的詩學理論家賀拉斯為了糾正當時文學創作中“過于放肆和猖狂”的不健康傾向，主張以模仿希臘經典為旗幟的古典主義法則來“加以制裁”和節制，而這法則中最根本的乃是理性的判斷力，他說：“要寫作成功，判斷力是開端和源泉。”他的《詩藝》制定了許多寫作規則，總的傾向是以理性來約束、節制創作。賀拉斯的美學大致可劃入理性主義范圍，賀拉斯認為文藝創作活動是一種理性活動，和作家主體的思想深度、道德傾向、知識和經驗有重要的關系。
藝術創作的“合式”原則
賀拉斯對藝術要求統一與調和，藝術的魅力就在于總的效果，整體的美，這個原則也是賀拉斯文藝理論的主導思想。
賀拉斯認為，正確的判斷力表現為藝術創作中的“合式”原則。這“合式”原則是他為藝術創作從內容到形式確立的具體法則，主要指藝術上的協調一致、恰當得體、符合自然、符合觀眾心理。它既包括形式的要求，也涉及對內容的要求。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合式的選材。《詩藝》的開篇，賀拉斯引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一個美女的頭長在馬頸上，借以說明畫面的不和諧。進而他總結從事寫作的人一定要懂得表現整體和諧；二、安排字句要考究，人物語言要統一。賀拉斯把和諧整體的觀點推廣到人物語言方面。他認為，作家使用語言可以創新，但要有節制。也認為：“萬一你要表達的東西很深奧，必須用新字才能表明，那么你可以創造一些古人所沒有見過的字。這種自由，用得不過分，是可以允許的。”三、情節的統一。賀拉斯認為，情節之所以要演出是為了讓觀眾便于理解與欣賞，同時情節也可以敘述。同時他也認為，歌唱隊的作用應該是適合情節的發展。“歌唱隊應該堅持它作為一個演員的作用和重要職責。它在幕與幕之間所唱的詩歌必須能夠推動情節，并和情節配合得恰到好處。”四、內容高貴與形式優雅。賀拉斯認為古希臘早期的的戲劇是高貴優雅的，需要符合羅馬奴隸主貴族的心態和藝術趣味，而非迎合“莊稼漢的嗜好”。
詩的社會作用
賀拉斯除了從宏觀上討論了古今和希羅關系等古典主義根本原則外，還就與詩本身一系列有關的問題，例如詩的功能、詩人的修養、詩的創作、詩畫雕刻的比較等方面進行了討論，并提出了比較具體的可以切實奉行的準則。
詩的功能：寓教于樂
就詩的功能而言，賀拉斯除了崇尚詩的社會道德教育功能外，還主張其有娛樂的功能。一方面在理論上與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比較一致；一方面又和賀拉斯本身的經歷和所處的社會狀況有關，在他的思想中，教育功能和娛樂功能雙方達到相對平衡。他強調詩歌的教育功能。指出戲劇的歌唱隊，應該堅持作為一個演員的作用和重要職責。在表演藝術上必須精益求精，所唱的詩歌必須能推動情節，并且和情節配合得恰到好處。賀拉斯在注意詩的教育功能的同時，也肯定它的娛樂功能，主張“寓教于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愛，才能符合眾望”，詩歌既要對生活有所幫助（勸諭），也要給人以快感（喜愛），兩者不可偏廢。他認為模仿自然時允許虛構，但須合乎情理，切近真實，虛構的目的在引人歡喜；戲劇不可隨意虛構，觀眾才能相信。
詩人的修養
賀拉斯由于意識到詩歌的崇高使命，意識到技藝和后天的勤奮在詩歌創作中的決定性作用，所以特別重視詩人自身的修養，對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第一，強調理性和思想修養；第二，甘于清貧，不求聞達，反對急功近利；第三，精益求精，善于接受批評。
此外，賀拉斯還強調詩人對待創作要持嚴肅態度，不能率爾操，要不斷接受批評，進行認真修改，不要急于發表。同時，也意識到藝術家們進行各種類型的文藝創作，難臻至善至美，因此告誡人們不要求全責備，瑕是難免的。
詩的創作：技藝和天才
賀拉斯在創作上，雖然主張天才和技藝并舉，兩者應該相互為用相互結合，但他更傾向于技藝和后天的勤奮。賀拉斯認為，較之天賦才能，更強調技藝和后天的勤奮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
賀拉斯討論過詩的創作，在肯定天賦的同時更多地強調了技藝的作用。他突出地強調詩人的修養，重視理性和思想修養；勸誡詩人要甘于清貧，不求聞達，反對急功近利；在創作上要精益求精，善于接受批評。正是這些老生常談，由于符合當時統治階級制定其意識形態體系的需要，在當時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詩、畫、雕塑
在詩—畫的關系上，賀拉斯傾向于將兩者等量齊觀，提出“詩有如畫”的觀點。在吟唱到詩和雕刻的關系時，他明確地表示詩比雕刻更為動人和更為逼真。賀拉斯就詩、畫、雕塑相互比較的觀點，將詩和畫等量齊觀的觀點，長期以來受到人們的重視和肯定：“賀拉斯的名言‘詩如畫’千百年來被奉為諸門藝術進行比較的基本原則。”
翻譯思想
賀拉斯翻譯過希臘作品，同時也鼓勵別人翻譯。他認為在戲劇的創作中，把優秀的希臘詩篇翻譯，改編成戲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就能譯出優秀的作品來。在安排字句時，要考究，要小心，可通過譯借外來語加以豐富。賀拉斯的《詩藝》在西方文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深深地影響了后世的文學創作，同時也促進了翻譯理論的研究。
人物影響
賀拉斯對后世的詩歌和詩學有深遠影響，對17-18世紀的歐洲新古典主義詩歌尤其有塑造之功。他的《詩藝》也成為僅次于亞里士多德《詩學》的古典詩論著作。
賀拉斯的詩歌在古代廣為流傳，不僅是他的詩歌中平易的內容，還在于詩歌藝術本身。中世紀時，賀拉斯繼續受到人們的歡迎，當時感興趣的是他的書札以及其中包含的生活智慧。文藝復興時期，賀拉斯的詩歌受到人文主義者的喜愛，成為他們與宗教禁欲主義進行斗爭的武器之一。賀拉斯的詩歌理論對于法國古典主義影響尤其巨大，他們把《詩藝》視為標準的經典，這一點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尼古拉·布瓦洛的《詩藝》里。賀拉斯的不少詩學觀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賀拉斯文藝創作的三原則，是對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定型化和系統化，不但傳播了亞里士多德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 而且他所表達的古典藝術理想和制定的一套古典藝術原則， 適應了歐洲民族歷史發展中逐步形成的崇尚希臘古典藝術的傳統心理，奠定了古典主義的理想。
人物評價
正面
中國現代美學家朱光潛曾點評:“新古典主義者對于典型的理解大半還沒有超出賀拉斯的定型和類型的看法。”
譯者楊周翰指出：“賀拉斯的《詩藝》在歐洲古代文藝學中占一個承前啟后的地位，它上承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下開文藝復興時期文藝理論和古典主義文藝理論之端，對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文學創作，尤其戲劇與詩歌，具有深遠影響。賀拉斯對詩歌的崇高任務、對生活的肯定、對羅馬國家的高度評價等論點，激發了文藝復興激發的人詩人與評論家。他的理性原則，克制和適度的原則給十七世紀古典主義提供了依據。”
負面
李永毅翻譯的《賀拉斯詩全集 拉中對照詳注本 上 原詩與譯詩》指出，賀拉斯詩歌中有明顯的糟粕，一是與古羅馬軍國主義教育相一致的濃烈帝國主義情緒；二是與古羅馬男權思想相一致的視女性為器物的態度；三是與古羅馬等級制度相一致的對奴隸的蔑視。關于他詩歌的默認讀者是古羅馬自由民階層受過良好教育的男子，他的一切觀念都沒超越這個階層。
美國詩人龐德曾經批評賀拉斯：“既不單純也不熱情，只有在品味食物和語言時才具備感覺，比青銅更恒久，賀拉斯，禿腦袋，大肚子，粗魯庸俗，奴顏媚骨，比其他任何文學大師都缺乏詩意，占據了大英博物館整整一卷目錄，英語詩歌中近一半的劣作都是拜他所賜。”
相關作品
參考資料 >
朱光潛.中國作家網.2023-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