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言》是西漢末年揚雄模仿《論語》所著的一部儒家經學作品，采用語錄體的形式，約2萬字。《法言》之名本于《論語·子罕》：“法語之言，能無從乎”，以及《孝經·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法言”二字意為判斷事物是非的準則之言，對事物的是非給予論斷的評判之言。其內容廣泛，從哲學、政治、經濟、倫理，到文學、藝術、科學、軍事乃至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學派、文獻等，幾乎都有所論述。《法言·潛夫論》的版本，在歷史上主要有兩大系統：一個系統是李軌注的十三卷本；另一個系統是司馬光、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秘等五人合注的“五臣注本”，共十卷。
西漢末期，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由于土地兼并，徭役繁重，生產不時，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地主階級內部各階層和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與此同時，西漢皇朝的統治思想——以董仲舒和讖緯之學為代表的神學唯心主義，也經歷了通過畸形的擴張泛濫而逐步向自身反面轉化的過程。這種思想不僅對被統治的農民階級逐漸喪失了控制威懾作用，而且也逐漸喪失了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功能。在這種背景下，揚雄決定寫《法言·潛夫論》這本書，企圖通過對舊思想的改造，為地主階級制造出一套新的統治思想，以維持地主階級統治的長治久安，旨在重新確立儒家思想的權威地位，批判諸子學說，弘揚儒道，應對當時的儒學危機。
《法言》以孔門思想為宗旨，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精華，將道、德、仁、義、禮與宇宙生命齊等，使“仁義道德”成為儒學概念，其推崇經典、尊崇孔孟，大大提升了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影響力。其次，《法言》以“修身說”建立了“純儒學”體系，開創了宋明心性之學的先河。此外，書中強調個體的自我實現和理性精神的重要性，在當時有進步意義，并啟發了東漢以后的一些思想家。總體而言，《法言》一書對儒家思想的發展和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對后世哲學、倫理學和社會治理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復觀評價：《法言》的觀點皆是出于揚雄自己的認識所及，而不是象許多西漢人的著作，多來自輾轉抄襲，這在西漢的著作體裁中，也有劃時代的意義。
作者
揚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縣（今屬四川成都）人，廬江縣太守揚季五世孫，西漢哲學家、文學家。揚雄是周代伯僑的后裔，本居住于揚地，后輾轉到蜀郡郫縣，五代十國單傳，家中以養蠶為生。揚雄從小好學，博覽群書通曉字詞的解釋，不喜歡研究章句。漢代盛行察舉制度，高門大族子弟多是通過這條路登上政治舞臺的，但這要在地方上有勢力，和地方官有交情。這些條件揚雄誰都不具備所以最后只有自己跑到京師去，靠文章乞人賞識。揚雄先是在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屬下任門下吏，此后受同鄉楊莊推薦，跟隨劉驁左右，先后創作《甘泉賦》《河東賦》等，諷諫漢成帝，但結果卻適得其反。揚雄不依附權貴，因此在漢成帝、劉欣、劉衎三朝都沒有得到升遷。王莽代漢以后，揚雄才"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但仍然是個閑職，沒有擔任實際行使權力的職務。天鳳五年（公元18年）揚雄逝世，享年71歲。
書名釋義
“法言”之名，本于《論語·子罕》：“法語之言，能無從乎”，以及《孝經·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根據《論語》邢疏及《孝經》注，“法言”是“禮法正道之言”。《說文解字》中，“法”有法則和使物平直的意思。故此，“法言”二字意為判斷事物是非的準則之言，對事情的是非給予論斷的評判之言。
成書背景
西漢末期，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由于土地兼并，徭役繁重，生產不時，農民生活極為痛苦，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地主階級內部各階層和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隨著社會矛盾的發展，西漢皇朝以董仲舒和讖緯之學為代表的神學唯心主義的統治思想也經歷了通過畸形的擴張泛濫而逐步向自身反面轉化的過程。這種思想不僅對被統治的農民階級逐漸喪失了控制威懾作用，而且也逐漸喪失了維持統治階級內部秩序的作用，反而成了地主階級內部各集團爭權奪利的工具，從而喪失了它維護地主階級統治的機能，統治階級的思想危機和其政治危機一樣日益嚴重。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揚雄由于其小地主家庭的出身和仕途不順的經歷，成了當時中小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他對舊的統治思想產生了懷疑和不滿，并企圖通過對舊思想的改造，為地主階級制造出一套新的統治思想，以維持地主階級統治的長治久安，并保護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在這種背景下，揚雄決定寫《法言·潛夫論》這本書，旨在重新確立儒家思想的權威地位，批判諸子學說，弘揚儒道，應對當時的儒學危機。
成書時間
據學者王青在《揚雄評傳》中考證，《法言》一書的完成時間可以追溯到劉衎元始五年（公元5年）以后。因為《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記載的四方獻珍一事是在漢平帝元始五年，而《法言》卷十三《孝至》說“漢德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璨北女，來貢其珍”，正是指此事。此外，《法言·重黎》中提到的“近羲近和”這個官名是在漢平帝元始五年制定的，而《法言·舉至》中提到的“漢興二百一十載”也與從漢高祖劉邦元年（公元前206）至漢平帝元始五年前后正好210年相符。綜合考慮，王青認為《法言》一書的完成時間在平帝元始五年至王莽建國元年（公元9年）之間，最終完成時間應該在始建國元年。此年揚雄62歲，也就是在新漢交替之時。
內容概要
《法言》模仿《論語》而作，采用語錄體的形式，約2萬字，在這部書集中體現了揚雄古文經學的精神。其內容廣泛，從哲學、政治、經濟、倫理，到文學、藝術、科學、軍事乃至歷史上的人物、時間、學派、文獻等，幾乎都有所論述。
《法言》與一般古籍不同，每卷并非一篇文章，而是包含若干條語錄式的文字。各條之間意思并不連貫，甚至內容完全不同。各卷的題目也并不反映各卷的內容。大體上，《法言》涵蓋了揚雄對于儒家倫理思想的統一說明，對《易學》思想也做了闡釋。同時，書中提出了重智思想構成的儒家知識論傳統，并對教育思想、社會社會主義、歷史思想、民族思想和文學思想做出闡述。
主要思想?
人性論
揚雄在《法言·修身篇》綜合了孟子的“性善論”和茍子的“性惡論”，同時又吸收了道家思想中關于人性渾樸自然的理念，提出了“性善惡混”的觀點。揚雄認為人天性中存在善與惡兩種因素，但都處于潛存狀態，故人無善無惡是一種自然狀態。善惡由潛存狀態轉而為一念的動機，再將一念的動機加以實現，便須靠人的生命之力，氣來實現。發揚善的因素則為善人，發揚惡的因素則為惡人，人的善惡之別是后天產生的。至于如何避惡趨善，揚雄的回答是內學由師，提出外在的教育與學習乃是成就道德的唯一手段。他強調了“修身為本”，并將修身比喻為弓、矢和的，強調要依照儒家倫理的“五常”準則來修行“仁、義、禮、智、信之用”。
倫理思想
揚雄在《法言·問道篇》對儒家倫理道德諸概念進行了統一的說明，將道、德、仁、義、禮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強調“合則渾，離則散”，并將“一”明確地規定為“仁”，對儒家傳統建立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倫理思想體系有極大意義。他在《法言·問明篇》中特別強調了“尚智”的特色，把“獨智”置于“禮義”之上，這表明了揚雄倫理思想不僅以修身為本，而且兼具“尚智”特色，構成了儒家倫理思想發展史上富有特色的關鍵一環。
揚雄除了對儒家傳統的仁、義、禮、知信等道德范疇均有所論述之外，還發展了儒家倫理學說中的概念與范疇。他將原本屬于道家自然哲學的“道德”一詞改造成了從屬于儒家哲學的倫理范疇，以此豐富、補充孔孟的學說。（《法言·問道》）他把老子的“道德”改造成從屬于儒家的概念，用以表示宗法思想支配下的治國修身之道。揚雄經常將“道德”與“仁義”連用，都不出宗法倫理的范圍。從揚雄起，“道德”逐漸與“倫理”融為同等概念，它的縣體內容就是、義、禮、智、信。
知識論
揚雄認為“智”是成為圣哲的必要條件，模仿董仲舒的性三品說，將人分為“禽”“人”“圣”三品，認為具有超絕眾人的智慧才是圣人，強調要成為圣人就必須追求智慧和知識。揚雄的知識論不局限于人生范圍，而以自然宇宙為研究對象，他對自然宇宙的規律進行探索，強調從客觀世界出發才能形成偉大的體系。揚雄在《法言》中對《易學》思想做了闡發，認為《易》原本只有八個卦，后來由周文王重卦才演變為六十四卦，符合“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的精神。他認為《周易》是一部關于闡發天道的哲學著作，且認為《易》在現實中的應用需要根據時勢而變化。
揚雄提出區分小知與大知，注重事物的根本性規律，認為真正的大智完全能夠做到避害全身，只有貫通天人才是智的正體現。他否認有生而知之者，強調知識起源于經驗，并對那些不待學而能知的“生知”進行駁斥。揚雄的重智思想構成了儒家知識論中一脈相承的傳統，他延續并發展了孔子等先賢的知識觀念。揚雄在認識論問題上強調對事物本身的客觀反映和重視征驗，使他對神怪之事和長生成仙之說持有理性義態度。揚雄在《法言》中借鑒了老子的自然哲學，主張天道無為和生死自然。他批判了當時流行的鬼神迷信和天人感應說，并諷刺了長生、神仙等怪誕之論。他也抨擊了讖緯災異說，認為緯書濫用巫術，不實可信。此外，他還提出了人不應該羨慕長生和學習神仙的觀點。
教育思想
揚雄在教育思想上，不受當時流行風氣影響，堅持信守古典儒學的基本精神。他重視后天的學習，強調學習的方法和思考對于學習的重要作用，特別強調朋友切磋深磨，使得學問長進。并且，揚雄認為學習的重要目的在于學習做人，學者為了修性、求為君子，學習的目的在于自我修養的提高。揚雄認為學問不僅是道德自我完善的手段，還有外向掌握自然規律從而更好地治理國家的作用。揚雄反對以博取長生、追求個人功名為目的的庸俗功利主義的學習觀，主張一種超越庸俗功利的學習態度；反對經學取士的制度建立后所產生的功利主義治學目的，以及以繁的講解和標新立異來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知識權威。對災異學說和政治的態度，揚雄保持一種較為健全的客觀理性態度，反對借災異以挾持君主或打擊政敵爭奪權力的行為。
社會政治思想
在《法言》中，揚雄歸宗孔門的思想，對“諸子”做了界定：指儒家孔孟荀以外的先秦諸子。對于這些諸子，他的評述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主要包括道家的老莊、陰陽家的鄒衍等；另一類是基本否定，無所肯定，這主要包括法家的申不害、韓非子，名家的公孫龍等。他主要站在儒家倫理思想立場上來評議，不僅推崇孔子，而且批判道家、陰陽家、法家和名家：“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他還認為孟子繼承了孔子之道，而荀子則在思想上與孔孟有所分別。《法言》持有“道統”觀念，即儒家圣人，包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和孔子等人；而學之為王者事，由堯、舜、禹直至周公和孔子等開創并建立。揚雄認為只有孔子之道是治因興邦、論學修身的最高真理，是判斷是非的最高標準。
揚雄秉承儒家思想，強烈反對法家依靠刑罰暴力來作為維護統治的手段，主張推行仁義來代替刑罰酷政，強調統治者個人修身是建立仁政的基礎，通過教化普及到全國百姓。他批評漢朝律令繁多給奸吏以可乘之機，認為根本解決之道是依靠禮儀數化來代替律令刑罰。揚雄指出地方政府仍胥吏操縱，主張實現井田制來抑制土地兼并和廢除肉刑。他支持實行什一之稅，認為多則桀寡則黎，以此減輕農民負擔、抑制土地兼并。
歷史思想
揚雄重視人的作用，認為歷史結果是由人事與天命因素共同造就的。他對天命的觀點帶有二元論的傾向，既受儒家的影響，又受道家的理念。他認為歷史的發展并非完全受天命支配，而是人事與天命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揚雄持有隨時變宜的歷史進化觀，他的哲學體系帶有濃厚的循環論色彩，同時他也強調經驗理性，認為一切事物的演變都經歷著一個周而復始的循環周期，同時也重視征驗的客觀立場。
揚雄《法言》中有關歷史人物的論述很多是針對司馬遷《史記》立論的。司馬遷在《史記》中通過自己的生命體驗和感情來理解歷史，在對待英雄人物和起義者等方面表現出更多的批判精神和同情情感，他也同情人民的起義反抗，歌頌其正義性。揚雄則完全按照儒家倫理價值觀念，對歷史人物進行評述。《法言》對陳勝吳廣的指責有其時代背景，認為他們對推翻秦朝酷政的作用并不偉大；對于失敗的英雄人物、刺客、游俠等，缺乏同情和贊譽，強調其對封建統治秩序的危害性。
民族思想
在民族關系上，揚雄在《法言》中強調以文德勝過武力，即通過文化上的優越、政治上的清明節和經濟上的發達，吸引周邊少數民族自愿歸附。他主張通過修德懷遠、不戰而勝的儒家政治理念來維護國家利益和邊境安寧。揚雄對漢朝的疆域拓展和帝國建設表示贊賞，但同時他警告不能輕易挑起邊釁，更要珍惜與匈奴的友好關系。他認為與邊境少數民族之間的爭端，應采取較為平和的方式解決，避免動用武力和勞師疲民。他堅持不勞民以事邊遠，減輕人民的賦役和負擔。總之，揚雄與歷代儒家學者一樣有文化優越感，但出于對戰爭的憎惡，他主張采取明智有效的民族政策，如綏撫等策略，維持邊境的安寧，使人民能夠休養生息。
文學思想
揚雄在《法言·問神》中提出，人的言論和文章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反映。“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就是說，君子和小人的思想感情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言論和文章。從一個人的言論和文章，就可以看出他是君子還是小人。因此，揚雄主張作品的內容必須符合圣人之道，否則寧可不要。當然，在內容合乎要求的前提下，還是應該講求文采和形式的。他認為最好是形式與內容相符合，二者平衡。他要求以圣道為標準來決定對各種言論的去取，反對以吸引人的文采來破壞圣人之道，并批評漢賦追求外在形式而缺乏思想內容。
版本
《法言》的版本，在歷史上形成了兩大系統。一個系統是李軌注的十三卷本：《學行》《吾子》《修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賽》《君子》《孝至》。該版本自序在最后，并附有不知為何人所作的《法言音義》一卷。這個系統以宋治平三年（1066年）國子監刻本為傳世的最早版本，比較接近《法言》原貌，但宋代以后不甚流行。直到清代愛新覺羅·颙琰年間才由秦恩復制版翻印，流行于世。另一個系統是司馬光集合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秘和其本人之注為一體的所謂“五臣注本”。這是宋代以后社會上比較流行的一個本子。它合《吾子》、《修身》為一卷，《問明》、《寡見》為一卷，《五百》、《先知》為一卷，因而成為十卷本，并且把序分放在了各卷之首。五臣注本對《法言》原貌改動較多，是其缺點；但它保存了較多古注，文字上也有少量優長之處。
藝術特色
使用多種修辭手法
《法言》中運用了多種修辭手法，使其語言具有更強的形象性和生動性。運用對比說理和駢偶式，通過顯示事物對立面用相對的語句來揭示矛盾，樹立標志，表明是非，褒貶善惡，增強了邏輯性、說服力和形象性。比喻的大量運用，使語言更具形象性和說服力，構思巧妙、淺近平易又生動有趣，提升了語言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反問句與設問句的運用，增色不少，加強了語氣和說理性，表現了作者的思想傾向性。引用歷史故事來說理，運用典故豐富了語言的形象性、感染力，并加深了理論的說服力。使用反復的修辭手法，使語言內涵豐富而生動，形成了一種刻意追求語言文字之美的傾向。從句式上看，其靈活多變，長短不一，錯落有致，大量運用排比和對偶，具有明顯的駢化傾向，賦的鋪張揚厲之風也略有表現。
駢儷化的時代風貌
《法言》具有駢儷化的風格特色。漢代時，許多賦家兼寫散文，如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等，他們將賦的鋪陳排比、屬對用典、講求聲韻的特點融入散文創作中，導致散文中大量駢化語句的出現。《法言》也具有這一時代特色，揚雄在《法言》中大量運用駢偶之辭句，達到極其精工的境地。揚雄通過使用駢偶、用典和藻飾等手法，使《法言》具有高度的藝術表現力和修辭美感。《法言》中辭賦與散文相融合的技法，創造出純熟的駢儷化程度，使這部作品在散文到駢文的演進軌跡中展現出獨特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影響價值
對諸子百家的批判吸收及影響
《法言》汲取《老子》思想，融合儒道。揚雄把道、德、仁、義、禮與宇宙生命齊等，直接影響了后世儒家用“仁義道德”來替指先秦儒學的仁、義、禮、知、信，使道德成為一個“儒學”色彩極重的概念。《法言》還提出貴和尚中、因循化革的思想，認為法家的法治和道家的無為皆有不足之處，法家為“過”，道家為“不及”。他主張追求中庸之道，避免偏執，行事應適度。揚雄提出法先王而因時制宜，因循化革，對社會治理理念產生了積極影響。
對儒家思想的繼承及影響
揚雄敢于打破儒家傳統師承之法，自創體系著書立說，作圣人才能做的事情的精神，啟發了許多思想家、文學家，如桓譚、王充、張衡等。《法言》以“修身說”為基礎，旨在建立純凈的“純儒學”體系，開創了宋明心性之學的先河，其尊崇經典、推崇孔孟，提升了儒家思想地位和影響力，為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做出杰出貢獻。《法言》是從孔子到宋明理學之間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對宋明理學家產生了深刻影響。揚雄因此書在儒學中的地位被歷代學者高度贊揚，被譽為大儒，超越先秦諸子，被稱頌為圣人之徒，是捍衛儒學純潔性的重要人物之一，對中國文化發展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對讖緯神學的批評及影響
《法言》借鑒了老子的自然哲學，批判了當時流行的鬼神迷信和天人感應說，通過解脫人們于讖緯神學，強調個體自身的價值實現。《法言》提出重“智”，注重人的理性精神，啟發并引導了東漢以后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桓譚、王充、張衡等人，在東漢形成了以唯物主義和理性精神為特征的思想潮流。
作品評價
東漢哲學家桓譚評價：通才著書超過百數，只有司馬遷司馬遷所著廣大，其余都是小論，不能和揚雄所著《法言》《太玄》相比。
明朝禮部尚書孫承恩在《揚子云像贊》中評價：揚子好學，研精覃思。《法言》滯澀，《太玄》深切。
政論家徐復觀評價：《法言》的觀點皆是出于揚雄自己的認識所及，而不是象許多西漢人的著作，多來自輾轉抄襲，這在西漢的著作體裁中，也有劃時代的意義。
當代學者吳川雪評價：《法言》代表了揚雄一生的思想精華，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
當代學者韓文娟評價：揚雄的“大儒”之稱主要體現在他仿《論語》而作的《法言》上。
當代學者鳳羽評價：《法言》是從孔子到宋明理學之間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名言章句
1、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 ——《修身篇》
揚雄不贊同無善無惡的自然狀態就是一個理想狀態，他十分強調 “學行” 和 “修身”。
2、天下有三門：由于情欲，入自禽門；由于禮義，入自人門；由于獨智，入自圣門。—— 《修身篇》
揚雄明確提出 “尚智”，又把 “獨智” 置于 “禮義”之上，這就表明了揚雄倫理思想不但以修身為本，而且兼具 “尚智” 特色，構成了儒家倫理思想發展史上富有特色的關鍵一環。
3、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五百篇》
揚雄講圣人 “以人占天”，實質意思就是說事在人為，不在天意。
4、道非天然，應時而造。——《問神篇》
揚雄認為從《周易》與現實的關系來看，《周易》本身確是先哲往圣 “應時而造” 的歷史產物。
5、吉人兇其吉，兇人吉其兇。—— 《問明篇》
揚雄融合道家和儒家思想，提出以禮義立世，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