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軍起義是太平天國時期，1853年到1868年期間由捻軍領袖張樂行、賴文光、張宗禹等人領導的農民起義，因起義軍被稱為“捻軍”，故稱“捻軍起義”。
清朝末年，沉重的賦稅及土地兼并，加上兩淮地區洪澇災害，導致北方大批農民破產，形成“流民”，他們通過民間結社組成“捻黨”，活動于皖、魯、豫一帶，開始劫掠豪紳、販運私鹽，逐步發展成反擊清軍的民間武裝。早在清朝嘉慶年間，中國北方就有捻子活動。1852年（咸豐二年），安徽淮北地區的渦陽、蒙城、亳縣一帶遭到大旱，入捻的農民逐漸增多。太平軍起義后，農民起義的浪潮鼓舞了“捻黨”。在首領張樂行、蘇天福等人的率領下，皖北、豫東、蘇南等地的捻黨響應太平軍，發起反清起義。1855年秋天，各方捻黨勢力在雉河集舉行會盟，推舉張樂行為盟主，組成松散的聯盟軍隊。此后，捻軍在安徽、河南省、江蘇省等地輾轉作戰，攻打城池，勢力迅速發展壯大。咸豐七年（1857年），捻軍接受太平軍天國領導，配合太平軍將領陳玉成、李秀成在河南省、安徽省等地與清軍作戰，因鄂東戰役失利，捻軍分裂為淮南捻軍與淮北捻軍。淮南捻軍繼續配合太平軍作戰，逐漸轉衰，安慶市陷落后，陳玉成決定讓淮南捻軍與西太平軍北上發展。咸豐十年（1860年）年底，清廷命科爾沁區親王僧格林沁率清軍征剿淮北捻軍，淮南市、淮北捻軍及西太平軍互相配合作戰，抵抗清軍。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陳玉成被俘，西太平軍與淮北捻軍合兵救援失敗，撤往西北。次年三月，淮南捻軍孤立無援，最終在雉河集被僧格林沁圍殲，張樂行被殺，前期捻軍覆滅。
同治三年（1864年），西太平軍東進救援天京（南京），湖北、山東省、河南省等地殘余捻軍在將領張宗禹、任化邦等率領下，前來與西太平軍會師，兩軍推舉太平軍賴文光賴文光為首領，組成新捻軍，并改為流動作戰。1865年5月，在山東菏澤高樓寨之戰中，新捻軍擊敗僧格林沁所部清軍，殲敵7000余人，并殺死僧格林沁。清廷隨即增兵征剿，新捻軍在清軍圍剿之下，損失慘重。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賴文光決定分兵，張宗禹等率領西捻軍前往陜甘地區發展，賴文光則率東捻軍留在中原地區，繼續抗擊清軍。清軍很快切斷東西捻軍之間的會和之路，東捻軍試圖轉入湖北，前往川陜地區，遭到清軍阻擊，被迫轉入山東省，被困山東半島，在同治七年（1868年）被清軍剿滅，賴文光被殺。張宗禹率西捻軍進入陜甘地區后，與當地回民起義軍聯合，力量不斷壯大。由于東捻軍告急，張宗禹率領西捻軍主力回師救援，一度攻入河北省。但彼時東捻軍覆滅，西捻軍孤軍深入，遭到清軍強兵合圍，被迫轉入山東濱海地區，在同年八月被剿滅，張宗禹不知所蹤。
捻軍的斗爭自1853年開始，堅持了16年的英勇斗爭，在北方大地沉重打擊了清朝腐朽統治，體現了中國人民英勇戰斗的革命精神。捻軍曾攻克過70個府、州、縣城，占領過廣大鄉村和許多集鎮，斗爭波及至安徽、河南省、湖北、山東省、江蘇省、陜西省、山西省、直隸等8省。捻軍的長期斗爭，消耗了清朝大量人力、財力與物力，造成清朝政府國庫空虛，財政狀況更加惡化，清朝的統治地位也在捻軍的長期斗爭中被動搖。此外，捻軍起義過程中打擊富豪、保護窮人，一定程度上給北方地區廣大群眾帶來了益處。捻軍起義，與太平天國運動、陜甘地區的回民起義等鼓舞了清末農民起義，為后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中華民國積蓄了力量。
名稱由來
“捻軍”的說法，最早見于歷史學家羅爾綱《捻軍的運動戰》一書。在皖北地區口語稱一部分、一股、一支為“一捻”，指的是一部分人聚集起來，組成一群人，便稱為“捻”。清朝末年，在安徽省、河南省兩省邊界地區，不少百姓依靠宗族關系結合成一個個集團，這些集團都是“你一捻”“我一捻”，自然而然形成了“捻子”的名稱。河南《郟縣志》記載：“賊多南陽人，自名其黨曰捻子。”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御史陶澍的奏折中說：“每一股謂之一捻子，小捻子數人，數十人，大捻子二三百人不等。”“捻子”的稱呼因此出現在官方文獻的記載中。愛新覺羅·颙琰二十年及二十一年（1815年到1816年），潁州區知府張貼的官方布告中，將那些反抗清代統治的民間社團稱為“捻匪”，其領袖稱為“捻頭”。而這些民間組織內部，他們自稱為“捻黨”，即“捻軍”的前身。咸豐初年，太平軍起義爆發，勢如破竹攻占安慶府，建立太平天國政權。受此影響，皖北等地紛紛掀起農民起義，原有隱秘進行的“捻黨”活動逐漸公開化，并吸引大批破產農民、手工業者的加入，正式發展成為反抗清朝統治的捻軍起義。
起義背景
晚清時局
清朝中葉，自乾隆、嘉慶兩朝以來，統治者及各級官僚奢靡之風和貪污腐敗盛行，而朝廷及官府對百姓橫征暴斂，導致百姓生活艱難。久而久之，整個清王朝朝政廢弛、吏治敗壞，清朝國力由盛轉衰。與此同時，清朝八旗軍和綠營兵逐漸腐化墮落，將士投機鉆營、冒領軍餉、開設賭場等，造成軍紀廢弛，戰斗力低下。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年到1842年），通過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清政府戰敗而被迫簽訂《南京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等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背上了巨額的戰爭賠款。這些戰爭賠款，最終以稅務等形式攤派大普通百姓身上。隨著鴉片輸入，白銀外流，清政府財政瀕臨崩潰，于是更加急迫地向民間斂財。清朝各級官吏趁機巧立名目，搜刮民財，以致于舊稅加重，新稅又征。沉重的苛捐雜稅，壓得百姓喘不過氣來。與清政府的橫征暴斂相互聯系的，還有地主豪紳對底層民眾變本加厲的剝削。
地主豪紳將自己負擔的賦稅，通過地租的形式轉嫁到貧苦農民身上。很多貧困農民無法負擔，被迫向地主、商人借債，因為無法償還，他們的土地被地主、商人等兼并，其他生產資料也被抵押沒收。很多的小產農民或佃農在層層盤剝之下赤貧如洗，最終淪為沒有任何資產的“流民”。同一時期，安徽、河南省、山東省、江蘇省等省又頻發旱澇等災害，但是各地官吏既不治水，也不救荒，無數農民在破產后只能被迫結伴逃荒，成為流民。此外，由于清廷改河運為海運，當時黃淮兩岸還出現看大批船夫、水手、運輸工人失業，沿河城鎮的工商業也蕭條衰落，一批中小商人、手工業者相繼破產，這些人而后也加入了游民之列。適逢清廷遭遇鹽務危機，大批貪官不斷哄抬官鹽價格，從中牟利。于是一些無業游民、貧苦農民為維持生計，開始集結成“捻黨”，在清廷統治相對薄弱的皖北地區（俗稱“三不管”地區）從事一些劫掠商鋪、販運私鹽的活動。期間，捻黨為了應對清廷的查禁與打擊，逐漸發展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民間武裝力量，直到爆發反清起義。
捻軍形成
捻軍前身稱為“捻黨”。“捻”系皖北方言，為一支一股之意。清朝愛新覺羅·颙琰年間，以宗教形式組織起來的白蓮教起義反清，引起巨大反響。白蓮教起義被清軍撲滅后，殘部在黃河、淮河地區隱蔽起來，分散活動。同一時期，除白蓮教起義之外，河南省、山東省、直隸等地爆發天理教起義，福建省、陜西省、湖南省等南方地區爆發天地會起義，這些起義活動被撲滅后，殘部同樣轉入隱蔽，成為隨時可能被喚醒的民間武裝力量。與此同時，在皖、豫、鄂、魯、蘇等省的交界地區，由于官府管轄治理的缺失，逐漸形成了以宗族、村寨等形式組成的各種結社團體，他們以每一股稱為一捻，秘密從事一些販運私鹽、劫掠富戶的活動，統稱為“捻黨”。最初的捻黨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處于一種零星、隱蔽狀態，他們各自為號，缺乏系統組織，但由于其從事的活動能給宗族及村人帶來實際利益，因此逐漸得到這些人的擁護，并通過“血緣”和“地緣”關系得到進一步滋長。而淮北市一帶自古強悍好斗的風俗民情，與起義斗爭迭起的抗爭歷史，又正好為捻黨擴充實力提供了相宜的社會氛圍。
隨著清王朝的統治走向衰弱，地方官府在盤剝壓迫百姓之余，長期懶政怠政，廣大農村地區社會秩序失衡，具有影響力的地方捻黨首領出面解決百姓糾紛，維護秩序，使捻黨獲得廣泛的民間支持，實力不斷發展壯大。愛新覺羅·旻寧年間，蟄伏民間的白蓮教、天理教、洪門等殘余勢力也被吸納進來，成為捻黨的一部分。而清朝后期，大量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災民、裁汰兵勇、小偷盜匪，以及下級知識分子等，由于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也相繼加入到捻黨的組織中。從愛新覺羅·颙琰十三年（1808年）到咸豐三年（1853年），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捻黨從最初的隱蔽狀態逐漸公開化，最后發展成反抗清朝統治、進攻地方官府的民間武裝。初期的捻黨主要以生存為目標，他們攻打地主鄉紳，奪取糧食財物，避免與清軍直接交戰。后期捻黨發展壯大后，他們開始攻打城鎮，與前來鎮壓的清軍短暫交戰。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長江以北至黃河流域的捻黨勢力在太平軍的影響之下，由原來的小股捻黨逐漸集結為成千上萬人的大股捻黨，乘勢在各地發動反清起義。
起義過程
第一階段：1853年—1863年
響應太平軍
咸豐三年（1853年）三月，太平軍攻占安慶府后定都天京（今南京），建立政權，又迅速出兵攻占鎮江市、揚州市。受此鼓舞，皖北、豫東、蘇北、山東省等地的捻眾和其他農民會黨等聞風而動，自發集結起來響應太平軍，發動反清起義。亳州市捻眾數百人在永城市擊敗清軍，同時蒙城縣一帶的“十八鋪”捻眾起義，遭到潁州區知州毛含煜出兵鎮壓，后在首領張樂行的召集下，起義軍控制了渦河、北淝河一帶。與此同時，江蘇蕭縣、安徽靈壁、安徽臨淮、虞城縣、安徽定遠等地也爆發捻眾起義。同年五月到六月期間，太平軍從江蘇揚州出發，展開北伐，以銳不可當之勢攻進安徽，迅速占領滁州市、臨淮等地，轉入河南省。太平軍的節節勝利，直接推動了當地捻眾反抗清朝的斗爭。隨著太平軍北上，河南東南部、山東省西南部，以及阜陽市、霍邱縣等地的捻眾以及其他農民起義軍揭竿而起，聚集成上百或數千人的隊伍，攻打州縣。
起義軍劫掠地主豪紳，殺死官吏，分發糧食財物等，得到貧苦百姓的擁護，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咸豐四年（1854年）年初，太平軍攻占安徽廬州（今合肥市），安徽捻軍得知太平軍北上，立刻派人邀請，并聯合太平軍攻克六安市；壽州、鳳臺縣、定遠等地捻眾也積極響應，歡迎北伐的太平軍。永城市人蘇天福聚集捻眾四千人，協助太平軍攻打永城；夏邑縣人王冠三也聚眾響應，協助太平軍進占夏邑；太平軍進入山東省后，菏澤市的捻眾三千余人也聚眾響應。同年三月到四月期間，永城、亳州市、蒙城縣與其他地方的捻軍合成大股，人數近萬，由首領張捷三帶領，以毫州義門集為基地，樹起“太平天國金四正將軍”的旗號，在臨湖鋪、義門集、雉河集等處與清軍作戰；河南光州、固始縣、息縣等地的捻軍數萬人，設立旗幟，攻打固始、商城。同年六月，首領張樂行、蘇天福等率毫州捻軍將近萬人，進占永城市、城。此后，淮北一帶的各路捻軍與清軍交戰不斷，期間，部分捻軍隊伍日益壯大，部分捻軍潰敗被殲，也有捻軍在受挫后接受清朝的招安。
雉河集會盟
咸豐四年（1854年）年底，亳州市、蒙城縣一帶由張樂行率領的捻軍，與河南永城一帶蘇添福率領的捻軍多次聯合抗擊清軍。皖北一帶龔得樹率領的捻軍進入河南夏邑，與當地王冠三率領的捻軍結合一起，共同作戰。各地捻軍勢力的聯合，為后來的會盟奠定基礎。恰逢負責征剿捻軍起義的清軍將領袁甲三要更調淮北市官吏，同江南提督和春、安徽巡撫福濟出現矛盾。咸豐五年（1855年）四月，袁甲三遭革職查辦，清軍對捻軍的鎮壓松懈。各路捻軍將領于是在雉河集聚集，舉行會盟。此次會盟，推舉張樂行為盟主，號稱大漢永王，下設軍師、司馬、先鋒等職，并規定了每支捻軍隊伍的旗幟、軍紀，達成互相救護、一致抗清的約定。捻軍也自此從互相獨立的民間武裝，轉變成較為松散的聯盟軍隊。
起義軍壯大
同年九月，張樂行率領捻軍從雉河集出擊，在永城市境內擊敗清軍，進占會亭集和夏邑城。隨后，捻軍東出江蘇山，西攻商丘市馬牧集（今虞城縣），進逼歸德（今商丘），南圍亳州市，占領蒙城縣，并分兵攻打潁上縣和河南鹿邑。同年十二月，河南省按察使余炳燾指揮清軍偷襲雉河集，使捻軍遭受很大損失。捻軍被迫回師救援，重新奪取雉河集，并向北進攻，進圍永城，并在永城附近擊敗湖南提督武隆額率領的清軍。武隆區額兵敗后逃往夏邑縣、虞城，又逃往歸德。捻軍一路追擊武隆額，進取夏邑，攻下虞城，包圍歸德。武隆額被撤職，清廷改派河南巡撫赫舍里·英桂鎮壓捻軍，英桂隨即調集清軍一萬余人馳援，解圍歸德。
咸豐六年（1856年）二月，張樂行與義軍首領夏白、任乾等率捻軍主力圍攻安徽宿州，遭到清軍將領塔思哈率軍阻擊，進攻受挫。從宿州市撤圍后，張樂行調集捻軍四五萬人，兵分五路大舉進攻河南省東部，在太丘集、樊家集、棗子集等地屢次擊敗清軍。隨后，捻軍進圍歸德，將征剿捻軍的清軍統帥英桂包圍在城中。清軍援軍六千余人趕來，張樂行只得撤退。與此同時，包圍永城市的捻軍遭到清軍內外夾擊，也被迫撤退。捻軍主力返回安徽蒙城一帶，同年三月到四月期間，張樂行率領捻軍向東進入江蘇碭山、蕭縣，與清軍多次交戰，互有勝負；夏白、任乾等率所部捻軍在宿州一帶與清軍交戰，幾番失利。張樂行指揮捻軍再次攻打宿州市，進占懷遠，但是都宣告失敗，捻軍主力退回雉河集。期間，捻軍隊伍迅速擴充到十余萬人，實力雄厚，隨后捻軍以雉河集為據點，四處出征。為了消滅捻軍，清廷起用左副都御史袁甲三，會同與河南巡撫赫舍里·英桂率部進攻捻軍大本營雉河集。同年六月，清軍攻占雉河集。張樂行等捻首被迫率部南下，在三河尖建立臨時基地，但是仍受清軍的威脅，捻軍又向淮南市進發，準備聯合太平軍作戰。
配合太平軍
在捻軍與清軍征戰之時，太平天國內部發生天京變亂，實力大為削弱。在江南太平軍與淮南捻軍都勢單之際，天王洪秀全改變策略，轉而謀求與捻軍合作。咸豐七年（1857年）三月，捻軍在淮南市與太平軍會師后，接受太平軍的領導，而后配合太平軍將領陳玉成、李秀成在河南省、安徽等地作戰。同年四月到五月期間，捻軍與太平軍首次聯合，攻占了霍邱縣、正陽關鎮等地，接著又發動上窯戰役，試圖向西北擴張，未能成功。而后由于太平軍陳玉成部抵抗自湖北東犯的湘軍，李秀成部又要向東援牽制天京外圍的清軍，淮河兩岸的捻軍只能獨自奮戰。清軍將領瓜爾佳·勝保趁機進攻分化，失去外援的捻軍連戰受挫，三河尖、霍丘、正陽關等地也先后失守。
捻軍與太平軍合作后，一方面在淮河流域與清軍作戰，一方面也協助陳玉成、李秀成兩部太平軍分別在鄂東戰場與天京外圍與清軍鏖[áo]戰。然而隨著太平軍在鄂東戰役失利，淮河流域的捻軍不斷受到清軍的沖擊，內部也發生了分歧。同年十二月，藍旗捻軍將領劉永敬、劉天臺不愿與太平軍合作，遭到處死，藍旗捻軍劉永信、劉天福等其余將領不服，率部北歸，脫離張樂行的指揮，捻軍自此分裂為淮南捻軍與淮北捻軍兩個部分。淮北捻軍向山東省和河南省遠征打糧，留在淮南市的捻軍則繼續與太平軍聯合作戰。咸豐八年（1858年）二月，淮南捻軍配合陳玉成所部太平軍攻打河南固始以回援天京，戰敗后回到六安市。不久，捻軍在六安的基地被清軍攻占，張樂行轉而率部北上，攻占懷遠、臨淮、鳳陽等地，并于同年八月配合太平軍攻破清軍的江北大營，解除了天京的危機。隨后，捻軍與太平軍聯合，在三河鎮擊敗清軍，進占桐城市、天柱山、太湖縣。
咸豐九年（1859年），懷遠捻軍在太平軍的協助下攻克定遠縣，并繼續擴張，逐步控制了淮河中游，使捻軍控制區與太平天國轄區聯結。然而捻軍南下之際，清軍攻占了北部防御空虛的懷遠，此后又攻占臨淮、鳳陽縣。次年五月，清軍將領袁甲三圍攻淮南捻軍控制的定遠城。期間，捻軍發起滁州之戰、全椒之戰，與清軍苦戰數月，直至到太平軍將領韓奇峰等率兵來援，定遠之圍才解除。此后，捻軍將領龔德樹等所部捻軍又南下六安市、舒城縣，參加了太平軍為進攻武漢、保衛安慶市而舉行的二次西征。期間，捻軍與太平軍的聯合部隊從桐城市、樅陽縣方向進攻清軍，試圖救援安慶未果。咸豐十一年（1861年），捻軍再次配合太平軍解圍安慶，與清軍展開拉鋸戰，傷亡慘重，同年九月，安慶還是被清軍攻陷。安慶保衛戰失敗后，太平軍將領陳玉成率部退守廬州。鑒于淮南戰局惡化，而淮北捻軍尚且強大，陳玉成于是讓張樂行率所部捻軍北上潁州區，另謀發展。同年十一月，張樂行率淮南捻軍離開太平軍，從定遠縣北上，到達安徽潁上。
雉河集失陷
淮南捻軍配合太平軍作戰之際，淮北捻軍則以雉河集、州、蒙城縣、永城市等為基地，與清軍持續戰斗，攻占寧陵縣、睢縣、桃源、淮安市等地。淮北捻軍將領張敏行等率部進入山東，在濟寧市、寧陽縣、鄆城縣、曲阜市接連挫敗清軍。咸豐十年（1860年）年底，為剿滅淮北市地區的捻軍，清廷命科爾沁區親王僧格林沁率清軍一萬二千余人，開赴山東征剿捻軍。僧格林沁率軍抵達巨野縣，遭到捻軍四萬余人圍攻，傷亡慘重。僧格林沁撤退到濟寧，淮北捻軍乘勝追擊。咸豐十一年（1861年）年初，淮北捻軍聯合當地長槍會起義軍直逼曹州城，而后南下河南。僧格林沁為阻止捻軍進攻，派人在河南考城至魚臺縣南陽湖一帶筑起四百七十余里的長堤。捻軍破堤而入，在菏澤關李家莊再次圍攻僧格林沁部，僧格林沁戰敗潰逃。隨后，淮北捻軍進入山東腹地，在汶上縣北面的楊柳集設伏，第三次包圍并擊敗了僧格林沁率領的清軍，后又攻陷曲阜市、魚臺，進逼濟南市。與此同時，河南境內的捻軍自亳州攻陷歸德，逼近開封市，而后西至中牟縣，南下許州，攻南陽郡，困穰城，聲勢浩大。
同治元年（1862年），張樂行率淮南捻軍北上，陳玉成命太平軍將領馬融和等率部跟隨捻軍一起出發。兩支部隊跨過潁上縣，隨即投入淮北捻軍發動的潁州區戰役，將安徽省布政使賈臻圍困在潁州城中。與此同時，扶王陳得才、遵王賴文光等率領西太平軍抵達新蔡縣，聯合河南捻軍攻城，后進兵陜西省南部，聯合張宗禹所部淮北捻軍攻打洛南縣、西安市。清軍進攻廬州，西太平軍與張宗禹所部捻軍東返，轉而占渭南市，過華陰，攻潼關縣。陜甘地區的回民起義軍與川滇地區的農民起義軍在渭南、華州一帶起義響應，從四川進入陜西，聯合西太平軍與捻軍抗擊清軍。河南地區的捻軍在同年二月攻打周口市、杞縣，被僧格林沁所部清軍擊敗，隨后西進進開封市、尉氏縣，同樣遭遇失敗，只得退回亳州。在潁州戰場上，由于軍閥苗沛霖團練部隊叛變，接受清軍將領勝保的招安，配合清軍襲擊捻軍和太平軍，捻軍和太平軍隨之失去潁上縣，敗于太和縣，接連受挫。
同年五月，廬州危急，陳玉成北上壽州，被清軍俘虜。馬融和率太平軍與張樂行所部捻軍前往救援，被清軍擊退，張樂行轉而率部返回雉河集。扶王陳得才、賴文光賴文光所部西太平軍也從陜西省回師河南省，聯合當地捻軍搭救陳玉成。而彼時清廷招降陳玉成未果，已將其殺害。西太平軍與捻軍的聯合部隊轉而南下圍攻泌陽縣、桐柏縣，并在南陽市與陳大喜所部捻軍會師，部隊擴增到十多萬人。由于清軍在湖北、安徽邊境阻擊，陳得才率領西太平軍與捻軍分兵，遠征西北，攻入漢中市。此時，皖北地區的捻軍遭遇巨大危機。僧格林沁率領清軍發起攻勢，聯合苗沛霖團練大舉進犯亳州市。張樂行所部捻軍在清軍的圍攻之下，腹背受敵。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清軍大軍壓境，張樂行聚集二十萬捻軍主力，決定在雉河集郊外與僧格林沁所部清軍決戰，結果尹家溝、雉河集相繼失陷，捻軍大敗。張樂行也因為戰敗，被清軍捕殺于亳州，前期捻軍的主力自此覆滅。而后張宗禹與陳大喜率所部捻軍轉移到湖北境內，與西北的太平軍繼續維持著在北方的抗清斗爭。
第二階段：1863年—1868年
重組捻軍
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天京告急，西太平軍從漢中市兵分三路東進，增援天京。西太平軍進軍途中，活躍在湖北、山東省、河南等地的殘余捻軍部隊，在捻軍將領張宗禹、陳大喜、任化邦等人的率領之下，前來與西太平軍會師，兩軍部隊迅速增加到十幾萬人。陳得才重新整編隊伍，將捻軍與太平軍聯合在一起，整編成四路大軍，與清軍進行了幾個月的戰斗。同年七月，清軍攻陷天京，天平天國政權覆滅。捻軍余部與西太平軍繼續與僧格林沁所部清軍激戰。同年十一月，扶王陳得才與將領藍成春等率領西太平軍進入安徽，在霍山黑石渡同僧格林沁等所部清兵決戰，由于太平軍將領馬融和投降，結果西太平軍大敗，損失慘重，陳得才自盡，藍成春也戰死。失去西太平軍的支援后，賴文光所部捻軍與任化邦所部捻軍匯合，向京山市、應城市和德安、隋州轉移，并陸續集合了從霍山突圍的殘余部隊，前往棗陽市、襄陽市一帶，隨后在襄陽大敗追擊而來的僧格林沁。從安徽突圍后轉戰河南省、湖北邊界的張宗禹、陳大喜等所部捻軍，也相繼趕來會師；各地一些零散的捻軍和其他太平軍殘部，也前來投奔。捻軍與太平軍余部匯集，組成了一支新的武裝力量。張宗禹、任化邦等捻軍將領愿意與太平軍合作，并推舉遵王賴文光為首領。同年十二月，在賴文光、張宗禹、任化邦等率領下，捻軍和太平軍余部在豫南地區進行整頓與改編，組成新捻軍。
清軍圍剿
經過整訓的新捻軍戰斗力得到極大提升，隨即在鄧州市唐陂擊敗僧格林沁率領的清軍。同治四年（1865年）一月，新捻軍在魯山再次擊敗僧格林沁率領的清軍，斬殺清軍護軍統領恒齡等人。不久，新捻軍又以誘敵戰術，在鄙陵附近擊敗僧格林沁，而后佯攻湖北、北上山東省，誘使僧格林沁率部追擊，疲于奔命。同年五月，僧格林沁所部清軍追擊到菏澤市縣北的高樓寨。新捻軍早已在此設下埋伏，從四面包抄圍攻，清軍大敗，主帥僧格林沁在數次突圍失敗后，被捻軍斬殺。高樓寨大捷，新捻軍殲敵7000余人，還繳獲了大批戰馬與武器，兵力更盛。但戰后決策遲緩，未能進一步擴大戰果。清廷擔心新捻軍北渡黃河，直搗京津，急命湘軍統帥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率湘淮軍北上征剿捻軍。
同年六月，賴文光、張宗禹等率領捻軍南下安徽，進攻雉河集，包圍了安徽巡撫薩爾圖·英翰所部清軍，試圖重新占據皖北。但是不久，曾國藩就率領湘軍主力抵達臨淮，清廷又不斷加強皖北的駐防，而彼時新捻軍在南面又無太平軍作為依靠，張宗禹、賴文光于是撤圍離去，轉而在豫西南和豫東南一帶活動。同治五年（1866年）一月，賴文光和張宗禹在進兵湖北后，兵分兩路在安徽、山東省一帶作戰，而后在菏澤市會師。同年五月，新捻軍在巨野縣被淮軍將領劉銘傳、周盛波率領的清軍擊敗，而后新捻軍兵分兩路，分別轉戰皖北、豫東、江蘇省一帶。同年六月，新捻軍兩路軍隊在徐州市會師之后，又兵分兩路在河南省、皖北作戰。為了應對新捻軍“飄忽不定”的作戰路線，曾國藩制定了重點設防、修筑圩寨、建立馬隊等迎戰措施，還擬定了河防計劃，在沙河、賈魯河一帶設置防線，試圖要將新捻軍圍而殲之。但是曾國藩的方略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同年九月，賴文光、張宗禹指揮捻軍突破清軍沙河、賈魯河防線，成功從曾國藩的包圍中撤離。
被迫分兵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新捻軍在沖破清軍沙河、賈魯河防線后，進入山東省境內。賴文光率領一部捻軍進軍菏澤市、巨野縣、鄆城縣，張宗禹率領另一部捻軍進軍曹縣、金鄉縣。捻軍轉戰途中，遭到清軍追擊，被迫轉移到河南省境內。賴文光深感“獨力難持，孤軍難立”，擔心新捻軍遭到清軍聚殲，于是做出決定，將新捻軍分為兩股：一股為西捻軍，由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等率領前往陜西省、甘肅省，聯合當地的抗清回族起義軍；另一股為東捻軍，由賴文光自己率領，在中原地區繼續與清軍作戰。東西兩股捻軍在軍事上互相應援。然而事與愿違，同年十月，賴文光率領東捻軍三萬余人越過黃河故道，直入魯西南，打算搶渡運河，在較為富庶運河以東地區籌集糧草，擴大力量。但是由于清軍在運河東岸嚴加設防，東捻軍遭到清軍阻擊，在曹縣、巨野縣一帶來回奔走，始終未能渡過運河，只得放棄東進計劃，隨即西去河南，打算進入陜西與西捻軍會合，但又遭到清軍所阻，最終只得折向皖北。
同年十二月，東捻軍到達湖北東北部后，計劃挺進四川省，留下部分兵力駐守湖北，再以余部進攻河南省、陜西省交界的荊紫關鎮以迎接西捻軍，而后以四川為中心，以陜西、湖北、云南省等為外圍擴展力量，重建一個像太平天國的農民政權。此時清軍方面，曾國藩圍剿捻軍失利，調回兩江總督任上，清廷改派李鴻藻為欽差大臣，節制湘軍、淮軍，專辦征剿捻軍事務。李鴻藻調集大軍，集結在湖北境內。同治六年（1867年）一月，東捻軍攻占云夢、應城市，進軍抵達德安，在羅家集擊敗提督郭松林所部湘軍，不久又在楊家河東岸全殲淮軍總兵張樹珊所部追軍。二月，東捻軍在尹隆河附近與淮軍將領劉銘傳所部、湘軍將領鮑超所部發生激戰，在淮軍與湘軍的配合下，東捻軍軍心動搖，被清軍擊敗，損失慘重。
東捻被剿
尹隆河之戰后，東捻軍向北撤走。隨后，清軍在鐘祥豐樂河設伏，再次擊敗東捻軍，捻軍戰死近七千人，撤退途中又損失四千余人。賴文光指揮向東北轉移，從隨州市、棗陽市退往河南省唐縣、泌陽縣。同年三月，東捻軍進攻浠水縣，準備重入湖北，在浠水縣附近與清軍遭遇，兩軍激戰，東捻軍取得勝利，殺死湘軍將領彭毓橘。隨后，東捻軍打算轉向西北，打算進入川陜地區，與西捻軍匯合，然而由于清軍阻擊，未能成功。由于山東省沿海地區糧食充裕，賴文光轉而決定率部東進。同年六月，東捻軍從戴廟渡口過運河，殺知縣周南，屯軍東平縣，后攻泰安市，進逼煙臺市。山東巡撫丁寶楨帶兵趕來，英法聯軍也以洋槍火炮援助清軍，東捻軍被迫后撤。與此同時，李鴻藻調集大量淮軍，打算以膠萊河為內圍防線，運河為外圍防線，黃河為北面防線，江蘇省境內總六塘河為南面防線，將東捻軍圍殲于山東半島。東捻軍得知清軍圍殲意圖，緊急向西面突圍。
同年八月，東捻軍自海廟口北沖破清軍防線，渡過濰河，進抵濰縣、昌樂縣。此后，東捻軍打算再渡運河，進入河南省、陜西省，再同西捻軍會師，但是李鴻章已將河防線移至西岸，并加強防守，東捻軍往返搶渡運河受阻，加之清軍的不斷阻擊，東捻軍糧食缺乏，逐漸失去戰場主動權。同年十一月，東捻軍自青州市，經壽光市進抵濰縣，打算就地籌集糧食衣服等物資，以抵御饑寒。清軍將領劉銘傳隨即率軍追到，兵分三路發起進攻，東捻軍接連遭到挫敗，由于叛徒潘貴升勾結清軍，趁亂殺害了捻軍將領任化邦，東捻軍軍心大亂，隨即潰敗。十二月，賴文光指揮殘部捻軍再次進入山東諸城，遭清軍將領潘鼎新擊敗，劉銘傳等率軍趕來，再次在壽光擊敗東捻軍。在清軍多路圍攻之下，東捻軍或死或降，損失盡。賴文光率殘部欲南下江蘇省，突過總六塘河防線，但兵力弱小未能成功。同治七年（1868年）一月，賴文光率部南下抵達揚州市東北的灣頭和瓦窯鋪，試圖再次搶渡運河返回皖北，遭到了清軍北洋水師與陸軍的圍攻。由于兵力懸殊，東捻軍戰敗覆亡，賴文光也在此戰中被清軍俘殺。
西捻敗落
自從東西捻軍分兵后，張宗禹、張禹爵等率西捻軍西進華州，陜甘地區的回民起義軍趁勢東歸，與西捻軍一同向渭河平原進軍。同治六年（1867年）年初，西捻軍擊敗清軍將領劉蓉的軍隊，圍攻西安城未果。三月，西捻軍撤圍西安市，與回民起義軍在漢中市會師，兩軍聯合后再次進攻西安。西安城久攻不下，回民起義軍退至咸陽市附近，西捻軍則轉戰三原縣、富平等地。清廷令陜甘總督左宗棠出兵鎮壓，左宗棠沿渭河布防，從臨潼區、咸陽兩地進兵，試圖將西捻軍圍殲于涇河、北洛河之間。同年十月，西捻軍突破清軍包圍，轉移到陜北地區，與甘肅省東南部回族起義軍聯合，攻克安塞區、宜川縣，在云巖鎮建立臨時基地，并占領延川縣，攻打陽、隴縣等地，向北發展。同年十一月，回民起義軍攻克綏德縣，西捻軍前往鎮守。不久東捻軍告急，張宗禹等決定率部從懷慶、彰德府、大名直入輔，吸引清軍主力至直隸以解東捻軍之圍。西捻軍和回族起義軍撤出綏德，回民起義軍北上米脂縣、佳縣等地牽制清軍，西捻軍除留少數部隊固守云巖外，主力南下宜川。
同治七年（1868年）年初，西捻軍在渡過黃河，攻克吉州，又經懷慶、新鄉等地向直隸挺進，一度攻占保定。清廷為確保京師，從山東省、陜西、河南等地大量調兵。西捻軍隨后回師南下，轉戰于深州、衡水等地。同年三月，西捻軍在饒陽一帶遭到清軍偷襲，損失慘重，張禹爵戰死。四月，西捻軍試圖南進與東捻軍會合，經過封丘、滑縣，從山東東昌城南渡過運河，一路北進抵達天津外圍楊柳青、稍直口等地。清廷調集英法聯軍的洋槍、大炮等進攻西捻軍，西捻軍前進受阻，又得知東捻軍被撲滅，于是重返山東，到達渤海灣的濱海地區。李鴻章在濱海四面設防，打算將西捻軍就地圍殲。由于山東海豐、陽信等地補給充足，張宗禹未能指揮西捻軍及時渡過運河，跳出清軍包圍。李鴻藻指揮清軍縮小包圍，西捻軍渡河受阻，被迫沿運河東岸南下山東平原、高唐、清平、博平等地，搶渡運河不成，轉而北上，后又南折，不斷來回搶渡，都未能成功。同年七月，西捻軍在海豐縣、直隸吳橋、德州市先后受到清軍襲擊，遭受重創，處境日益艱難。八月，西捻軍再次搶渡運河失敗，被迫退往平廣平鎮，向東北方轉移。途中，清軍將領劉銘傳、郭松林、潘鼎新等率部追擊，西捻軍疲于應戰，最終敗亡，張宗禹也不知所蹤。至此，捻軍起義徹底覆滅。
起義結果
關于捻軍起義死亡人數，并無明確記載。據郭豫明所著《捻軍史》，捻軍起義初期，各地捻軍人數在千人到萬人不等，最多不過萬人。咸豐五年（1855年）雉河集會盟時，張樂行所部捻軍發展到三萬人，全部捻軍約五到六萬人。到了咸豐七年（1857年），捻軍經過兩年的四處征戰，人數發展到十多萬人。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清軍圍剿雉河集，張樂行統率的捻軍達二十萬人，與清軍作戰時全軍覆沒。同治三年（1864年）十二月，捻軍殘部與西太平軍殘部組成新捻軍，主力約六七萬人，后分成東捻軍和西捻軍。東捻軍三萬余人，在同治七年（1868年）一月覆亡；西捻軍三萬余人，在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覆亡。
失敗原因
關于捻軍起義的失敗原因，學者徐修宜的《捻軍運動簡史》以及學者徐松榮的《捻軍史稿》總結如下：
其一，斗爭目標不明確，缺乏政治綱領。捻軍作為一支農民武裝，其基本成員為一批在思想上保守落后的小農生產者，缺乏一定政治眼光，難以意識到要推翻清代反動統治的歷史使命以及建立農民政權的政治目標，故始終沒有形成明確的政治綱領，難以廣泛團結斗爭力量到起義活動中。
其二，缺乏統一有效的指揮，未能建立穩定政權或長期根據地。由于捻軍的領導者來自不同階級，成分復雜，導致組織渙散，內部各集團對立，難以形成高效且有統一指揮的長期聯盟。此外，捻軍初期沒有建立軍事根據地，后期雖建立據點卻不注重防御鞏固，并采取大規模的流動作戰，在軍事上陷入了流寇主義，導致軍隊戰斗力在消耗之后，難以獲得物資上的補充。
其三，缺乏軍事化訓練，戰略戰術屢次失誤。由于捻軍的農民領袖是一批文化修養與軍事化訓練普遍欠缺的農民，缺乏戰略思維，因此他們在戰略決策與戰爭指導上也屢次出現失誤，主要表現為將數量上本就處于劣勢地位的捻軍分開作戰，給清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
起義影響
捻軍起義從爆發到被鎮壓前后持續了十五年時間，捻軍曾攻克過70個府、州、縣城，占領過廣大鄉村和許多集鎮，斗爭波及至安徽、河南、湖北、山東省、江蘇省、陜西省、山西省、直隸等8省。據統計，從咸豐元年（1851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在鎮壓捻軍的戰事中，支付軍需的銀為10797.2萬多兩，錢為849.1萬余貫，鈔為700.9萬多兩，耗費巨大。捻軍的長期斗爭，消耗了清朝大量人力、財力與物力，造成清朝政府國庫空虛，財政狀況更加惡化，清朝正統的統治地位也在捻軍的長期斗爭中被動搖。
在鎮壓捻軍起義的過程中，僧格林沁率領的綠營兵和八旗兵損失慘重，僧格林沁本人也被捻軍殺死，清廷被迫調動湘軍與淮軍兩大地方團練武裝鎮壓捻軍。在征剿捻軍的過程中，以曾國藩、李鴻藻為代表的湘軍與淮軍集團的地位不斷上升，不僅掌握了軍事權力，而且取得政治實權；不僅控制了南方，而且擴展到了北方；不僅操縱了地方政權，而且影響了中央政權。清朝的中央權力從滿洲貴族手中向漢族督撫手中轉移，向漢族官僚地主手中轉移，為后來清末民初地方軍閥割據埋下伏筆。此外，捻軍起義過程中打擊富豪、保護窮人，一定程度上給北方地區廣大群眾帶來了益處。捻軍起義有效支援了太平天國運動，以及陜甘地區的回民起義，雖然這些反清起義最終因為清廷的鎮壓都失敗了，但卻在民間埋下了反抗清朝統治的種子，為后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中華民國積蓄了力量。
相關評價
學者徐松榮在《捻軍史稿》中評價：捻軍起義是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了生存，為了跳出苦海，反抗剝削壓迫，反抗清王朝反動統治的農民戰爭。
學者費正清等人在《劍橋中國史》中評價：捻軍起義在政治上對清朝的威脅比太平軍要小得多；然而它們在某些方面卻更持久，更不容易被鎮壓。其持久性主要應歸因于它們與地方社會制度有內在聯系。
捻軍研究學者江地在《捻軍起義概述》中評價：捻軍起義產生于中國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初期，上承白蓮教的川楚陜起義，下接太平天國革命，是19世紀中葉的農民反清起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捻軍起義于華中地區一帶，是讓農民起義活動迅速發展到華北地區、西北的重要橋梁，也是天平天國在北方的屏障與繼承者；此外，捻軍作為北方農民起義的中心，是北方農民戰爭的推動者與組織者，也是西北回族起義的有力同盟軍；捻軍起義反對地主階級的剝削與壓迫，并將反清戰爭擴大到十個省，消滅了數十萬清軍，在政治、經濟上都撼動了清朝的統治根基。
相關爭議
關于捻黨真正轉化為捻軍開始起義的時間，后世多有爭議。苑書義等主編的《中國近代史新編》以1852年初，張樂行等著名捻首在雉河集號召起義作為捻黨正式轉化成為捻軍的時間分界線；軍事科學院編著的《中國近代戰爭史》則以1852年11月，張樂行、龔得樹等在雉河集聚眾起義作為捻黨轉化成捻軍的標志；而捻軍運動最早的研究專家江地經過研究調查認為，1853年太平軍攻占安慶、南京這一時期，是為捻黨真正作為捻軍，響應太平天國起義的時間分界線，這一觀點在學術界具有廣泛的影響與代表性，許多學者均采納這一說法，如徐松榮所著的《捻軍史稿》；此外，還有學者認為1855年，雉河集各路捻軍的正式會盟才是捻黨轉化為捻軍的真正標志，代表的論述作品有徐修宜的《論捻黨運動開始與結束的時間》。
后世紀念
捻軍會盟舊址
捻軍會盟舊址雉河集山西會館位于今安徽渦陽城內，始建于明朝，早年為山西商人來皖經商接洽聯絡之用，后為1855年各路捻軍首次會合結盟，正式確立統一武裝之地。山西會館是一個三排兩進式院落，內有十余間房屋，為磚木結構，上覆琉璃瓦，明柱走廊，花格門窗，早年為清軍焚毀，其舊址僅存“山西會館”石額一方，石獅、石鼓各一對，解放后被列為安徽省文物保護單位，并于1962年在原來的基礎上重建了捻軍史料陳列館。
張樂行故居
早期捻軍領袖張樂行故居位于今安徽省渦陽縣西北六公里處的張老家村，為一座三進、兩院、兩廂的庭院，全系磚基、土墻、木結構、草頂，附近有“民國六年清明節立”碑一方。由于年久失修，先張樂行故居僅存前堂屋五間，西廂房三間。1961年，張樂行故居被列為安徽省人民委員會公布其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參考資料 >
張樂行.安徽黨史方志網.2025-05-28
渦寶印記——渦陽文保單位巡禮之二:捻軍會盟舊址.渦陽縣人民政府.2024-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