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王”（古希臘語：Φιλ?σοφο? Βασιλε??，英語：philosopher king）是柏拉圖在對話錄《理想國》中提出的政治哲學學說。其主要觀點是指在國家中應該由能夠抵達真理之境、理解公正與善的本質的哲學家擔任國家的統治者。
柏拉圖認為，哲學家的統治能夠確保國家的運行基于知識、理性以及對公正的追求，因為哲學家只對事物的真理感興趣，不會追逐個人的利益而對情緒產生其他的影響。這種獨特的見解來源于哲學家對于世界的本質和理想狀態的深入理解，使他們能夠超越個人利益，致力于實現公共的好處和社會的和諧。哲學家的領導被視為一種理想，因為他們通過理性和知識來指導決策過程，而不是依靠權力的強制或是情緒的沖動。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哲學家因其對理想和實際的深刻理解而能提供最佳的治理。對此柏拉圖提出兩種實現方式：一是將現有統治者培養成哲學家，二是直接讓哲學家掌權。他進一步強調，要實現哲學家統治的理想國家，不僅需要哲學家具備深厚的哲學知識和道德洞察力，還需要他們通過一套嚴格的教育體系來培養。這套教育體系旨在從小培養未來領導者的理性思維、道德判斷以及對公正和真理的深刻理解。這一過程包括音樂、體育訓練、數學、天文學和哲學的學習，旨在全面發展個人的智力、體能和道德，從而為統治者的角色做好準備。通過這種方式，哲學家統治者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播者，更是通過自己的榜樣引導社會向善。
柏拉圖的這一政治哲學思想不僅深刻地揭示了政治與哲學之間的內在聯系，也展示了他對于理想社會結構的精心構思。他的理想國家模型強調哲學家的智慧與見識是實現最佳治理的關鍵，通過哲學的力量來引導社會達到最高的道德與理性標準。盡管柏拉圖的哲學王理念在理論上極具吸引力，它也面臨著實踐上的挑戰和批評。柏拉圖本人以及后來的一些學者認為，這種理想狀態更像是一種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夢想。此外，針對哲學王理念，也有學者提出批判，最著名的反對者之一是波普爾。波普爾認為，柏拉圖的哲學王概念實際上促成了權力的集中，容易導致統治者利用哲學的名義來偽裝自己的權力欲望，從而批判這一體系可能導致的專制統治而非理想中的公正治理。
原文
“哲學王”學說出自柏拉圖的《理想國》（《國家篇》），是該作品中的一個著名論點。在這里，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的口吻，向格勞孔提出了一個關于利奧六世統治的理想國家的概念：
詞源定義
“哲學王”一詞的古希臘語為φιλοσοφ?α Βασιλε??（音譯：philosophia basileos），直譯為愛智慧的統治者。英文譯為philosopher King。它是指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中的統治者。柏拉圖認為，只有利奧六世當政才能實現理想國。哲學家成為國王，或國王認真研究哲學，使哲學和政治相結合，才能使同家得到發寧，人類得到拯救，國家和個人得到幸福，理想國得到實現。因為哲學家以永恒不變的理念世界為對象，具備最高的知識，能洞悉萬物的本原，把握至善，按照至善治理自己、他人和整個國家。哲學王擔任公職、不是為了自己樹碑立傳，而是盡他對國冢的責任；一旦把未來的統沿者訓練得和他自己—-樣完美無缺，就推舉到治國崗位，自己則飄然引退移居福祉之島安享晚年，享受民眾的崇拜。哲學王治國時，在國中凌駕一切，享有發號施令的絕對權威。
提出者
柏拉圖
柏拉圖（Plato）生于公元前427年，卒于公元前347年。他出生在雅典附近的伊齊那島，享有80歲高齡。父親阿里斯通、母親帕里克提俄都出自雅典的名門望族。柏拉圖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他年少時的體育老師見他體魄強健、前額寬廣，給他改名柏拉圖，其希臘文有“寬闊體魄”的意思。他是幼子，有兩個哥哥，即阿得曼托斯和格勞孔，和他一起都追隨蘇格拉底。他們在他寫的對話篇中常有出現，在《理想國》中格勞孔是蘇格拉底的主要對話人。對柏拉圖一生的哲學取向與政治志向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他20歲時成為蘇格拉底的學生。
柏拉圖在經歷了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失敗以及蘇格拉底之死兩大事件后，深切的體察到希臘城邦體制的危機。他認為，雅典城邦已經不依傳統的原則和法律行事了，要建立一種新的道德標準是極為困難的。他決心繼承老師的使命，推進老師的政治理想與哲學事業，思考從根本上改革整個制度，并堅信只有正確的哲學才能使人們分辨什么是社會和個人的正義。柏拉圖學習與研究哲學和政治緊密聯系，以哲學指導政治，希望在現實世界中建立完善的城邦，這是他的政治理想和哲學目標之一。另外，他的哲學思想始終以“理念論”為核心，強調“理念”或“形式”的永恒和不變性是作為現實世界的本源和標準。他認為，真正的知識不是通過感官體驗獲得的，而是通過理性和哲學思考來洞悉那些永恒不變的理念。
柏拉圖的著作以大多以優美的對話文體構成。他的主要著作有：《申辯篇》（Apology）、《大希庇亞篇》（Greater Hippias）、《小希庇亞篇》（Lesser Hippias）、《高爾吉亞篇》（Gorgias）、《美諾篇》（Meno）、《裴洞篇》（《論靈魂》，Phaedo）、《會飲篇》（Symposium）、《國家篇》（《理想國》，Republic）、《斐德羅篇》（Phaedrus）、《巴曼尼得斯篇》（巴門尼德）、《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智者篇》（Sophist）等。
主要內容
柏拉圖在對話錄《國家篇》中提出了“哲學王”這個概念，它是柏拉圖對如何構建良好城邦的核心論點。在《國家篇》中，柏拉圖首先討論了“正義”的定義，他將正義視為一種社會和個人層面的和諧狀態。在這一框架中，每個人都應在社會中扮演適合自己的角色，并且盡其所能地貢獻自己的力量，正義即是在這種每個人都發揮其最佳功能的社會秩序中實現的。在這個框架中，正義的實現依賴于三個主要階層，即統治者（理性）、守衛者（意志）以及生產者（欲望），各自的和諧運作。在這種理論框架下，柏拉圖認為哲學家王是實現理想國家的關鍵，因為只有那些經過嚴格培養，能夠理解真理，擁有高尚品德，并能將理性置于欲望之上的哲學家，才有能力引導社會實現最高形式的正義，才能讓城邦走向完善。之后柏拉圖使用“洞穴比喻”描述了整個社會的樣貌，以及哲學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柏拉圖對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強調教育在實現個人和社會理想狀態中的核心作用。他認為，教育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靈魂的塑造過程。當社會完美運行柏拉圖所提倡的觀點時，“理想國”就此形成。
哲學王的靈魂特質
柏拉圖認為，個人的本性即“靈魂”，它由三個部分組成：理性、意志和欲望。靈魂的這三個部分各有其德性，即智慧、勇敢和節制。理性是靈魂中最優秀的部分，它的德性是智慧。智慧與知識相聯，但并不是制造木器、銅器或生產的知識，而是謀劃、治理整個城邦的知識，這種知識不是用來考慮城邦的具體事情，而是用來考慮整個城邦的大事，改進城邦的對內、對外關系，只有起領導和統治作用的人數最少的那部分人即“統治者”才具有這種知識。意志是根據理性的命令來發動行為的部分，它的德性是勇敢。勇敢是一種信念，即堅持關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的符合法律而又正確的信念。這是通過法律與教育培養而成的理智的英勇，決非如哺乳綱或奴隸的兇猛表現。一個城邦的勇敢這種美德主要體現在保衛者身上。欲望則是靈魂中最低劣的部分，它的德性是節制。節制是指對某些快樂和欲望的調節或控制。就人而言，節制是指一個人的靈魂中的天性好的部分控制壞的部分（反之，則是無節制和做自己的奴隸）；就城邦國家而言，節制就是為數眾多的下等人的欲望被少數優秀者的欲望和智慧所統治。
柏拉圖表明，國家是由個人組成的，它是放大了個人，因此，對于個人而言，當靈魂的這三個部分都恪守自己的德性時，整個靈魂就達到了自然和諧，從而實現了最高的德性，即正義。對于國家而言，當社會中與靈魂三部分相對應的統治者（以智慧治理國家）、保衛者（以勇敢保衛國家）和勞動者（以節制勤奮工作）各守其職時，一個遵循正義原則的理想國便出現了。
哲學王與洞穴比喻
柏拉圖的洞穴比喻是他哲學中最著名的比喻之一，首次出現在他的作品《理想國》中。這個比喻用于闡述他的認識論和政治哲學觀點。在這個比喻中，柏拉圖描述了一個情景：有一群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個洞穴里，他們從出生時起就被鐵鏈鎖在固定地點，甚至連脖子也被鎖住，猶如囚徒。他們不能回頭或環顧，只能面壁直視眼前的場景。在他們的身后，有一堆火，在火與囚徒之間有一堵矮墻，墻后有人舉著各種各樣的雕像走過，火光將這些雕像投影在囚徒面對的洞壁上，形成多樣的、變動著的影像。囚徒們的一生都猶如在看皮影戲，他們不能相互觀望，不知道自己的模樣，也不能回頭看到造成影像的原因，他們都以為眼前晃動的影像就是真實的事物，用不同的名字稱呼它們，仿佛這些影像就是真實的人、動物和植物。囚徒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他們并不感到悲慘，也沒有掙脫鎖鏈的念頭。但是，有一個囚徒偶然掙脫了鎖鏈，他移動腳步，回過頭來，生平第一次看到眩目的光亮，火光會使他感到刺眼的痛楚，使他看不清原先已經習以為常的影像。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他終于能夠分清影像和雕像，明白雕像比影像更真實，影像是火造成的投影。他不顧刺目的難受，逼近火光，走向洞口。后來有人把他從陡峭的洞口拉出洞外。當他第一次看到陽光下的真實事物時，再次眼花繚亂，甚于初見火光時所受的痛苦。他只能慢慢適應陽光的照耀，先看陰影，再看水中映象，進而看事物本身，抬頭看天上的月亮和星辰，最后直接觀察太陽，知道太陽是歲月和季節的原因，主宰著世間萬物。
洞穴比喻中，洞穴代表人們感知的物理世界，影子象征感官所感知的現象和表象。洞外的世界代表理性和哲學思考可以理解的更高層次的真實，陽光則象征著最高的真理和善，即“善的觀念”。這個走出洞穴的囚徒，雖然看到了真實的世界，但依然為了解放同胞而重新回到了洞穴。但他面對的是嘲笑與不解，因為大家只相信自已嚴重的世界。柏拉圖借解放囚徒失敗的故事比喻蘇格拉底的悲劇。他從失敗汲取教訓，總結了利奧六世的使命和工作。按照他的想法，哲學家的興趣在可知的理念，最高的目標是追求善。除此之外，他們沒有世俗的興趣和利益，包括參與政治的興趣。但是哲學家卻如同返回洞穴的自由人一樣，為了其他人的利益，不得不放棄個人興趣和思辨的幸福而參與政治。啟蒙和解救陷于悲慘境地而毫無自覺的人，是哲學家的義務。柏拉圖提出“哲學王”的主張并不是因為當王符合哲學家的興趣、利益和目標，而是因為哲學家當王符合國家與公眾的利益。
哲學王的具體闡釋
柏拉圖提出的政治主張都是從其正義論出發的，其中蘊涵著實踐智慧，是實踐哲學，要由人來實踐它。他認為想要完善和鞏固城邦制度，“哲學王”是其中的關鍵。他提出兩種實現方式：一是讓現在的統治者能夠嚴肅認真地研究哲學（將現有統治者培養成哲學家），二是直接讓哲學家成為國家的國王（直接讓哲學家掌權）；除非如此，使政治權力和哲學智慧結合起來，而把那些碌碌無為之輩排除出去，否則城邦永遠不會得到安寧。柏拉圖將哲學智慧和政治權力結合，產生出“哲學王”這個理念。人們可以將其理解為集哲學智慧和政治權力于一身的某個人，也可以理解為一個政治集團。
柏拉圖認為，哲學家是愛智慧者，但不是愛智慧的某一部分，而是愛智慧的全部。哲學家也不是什么都想學而又只停留在事物表面或者只懂得某種技藝的人，他們專注于真理，這種真理不是指對各種具體事物的認識，而是指對事物“本身”即“理念”的把握，如正義與非正義、善與惡、美與丑等。他們致力于理解宇宙和人類生活的根本原則，而這種理解能力是理想的統治者所必需的。并且這種能力使他們有資格制定出反映真、善、美原則的法律和政策，為城邦指明方向。由于利奧六世旨在認識真理，因此他們不會迷失在生滅變化的事物之中，能夠超越個人和物質的利益。他們在決策過程中更加注重公正和善的原則，而不是權力、財富或個人名望。這種超脫使他們能夠以更公正、無偏見的方式治理國家，確保政策和決策是為了整個社會的最大利益。
總體來說，柏拉圖提倡的“哲學王”不僅僅是理論家，更是實踐者，他們將哲學的智慧應用于治理國家的實踐之中。通過理性和道德的力量，哲學家統治者能夠識別并實現公正和善的理想，建立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他的這些論述深刻地揭示了哲學家成為統治者的必要性。在他看來，只有具備了深厚的哲學智慧、超越個人利益的公正心態、以及對真理、善、美不懈追求的哲學家，才能引導國家實現真正的和諧與繁榮。這不僅是一種理想化的政治哲學設想，也是柏拉圖對于如何實現公正社會和政治的深刻思考。
哲學王的培養過程
柏拉圖認為教育十分重要，且他的教育思想不是零碎的，而是成體系的，與他的社會政治哲學密切關聯。他不僅關注知識的廣度和深度，也深刻關注個人品格和道德觀的培養。柏拉圖提出的教育過程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目標和方法，旨在逐步引導和塑造學生從年幼的好奇心到成年的智慧和責任感。
初始階段，注重基礎教育，通過音樂和體育訓練來培養孩子的審美感、和諧感以及身體的健康和力量。音樂教育不僅僅是學習樂器或歌唱，而是通過音樂來磨練情感和靈魂，培養對美的感知和欣賞能力，以及和諧與秩序的重要性。體育訓練則強調身體的鍛煉和自我管理，通過體育活動來培養勇氣、堅韌和團隊精神。
隨后進入更為抽象的學習階段，如數學和天文學，這些學科要求學生發展邏輯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通過對宇宙秩序的研究，引導他們理解和感悟世界的和諧與統一。這些學科不僅培養學生的智力，也幫助他們理解抽象概念和理想形態的存在，為后續深入哲學研究打下基礎。
最后階段，哲學研究成為教育的核心，學生將深入探討真理、善、美等哲學問題，這一階段是對前兩階段教育的高級整合和提升。通過哲學的學習和討論，學生被引導去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如正義、道德、理想國家的構建等，這不僅是智力的挑戰，也是道德和精神的煉。哲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出具有深刻洞察力、高尚道德標準和公正判斷能力的統治者，使其能夠超越個人利益，致力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整個培養過程強調理性與道德的結合，智慧與責任的并重，旨在造就出不僅具備深厚知識儲備、而且擁有高尚品德和公正心態的理想統治者。柏拉圖認為，只有這樣的哲學王，才能引領國家走向真正的和諧與繁榮，實現他理想中的“理想國”。
理想國：哲學王的最終追求
在柏拉圖所構建的理想國中，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是貫穿其中的四種德性。此外，第一等級（統治者）和二等級（守衛者）實行財產公有。柏拉圖提倡取消家庭，過集體生活，按照優生學原理由國家統一安排男女兩性的結合，對于后代的撫養和教育也由國家負責，這就是所謂“柏拉式的共產主義”。理想國中等級森嚴、分工明確：每個人必須在國家里面執行一種最適合于他的天性的職務，不得相互干擾和隨意越。對于藝術家來說，除了為國家的祭祀典禮和道德教育服務的頌神詩人外，那些專門誘惑人的情感、煽動民眾激情的藝術家（如荷馬）都應當被趕出理想國。理想國的統治者必定是掌握了最高知識的利奧六世。柏拉圖的這種“哲學王”的理想在今天已經被人們當作一種空想的烏托邦而拋棄了，甚至他自己也把他的“理想國”當作一種不可實現的烏托邦來看待。但是他按照嚴格的理性來設計人類社會的合理結構這種做法卻一直是后世各種社會政治哲學頻繁仿效的。
相關著作
《理想國》（《國家篇》）
《理想國》（《國家篇》）是柏拉圖在思想成熟中期寫下的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這部篇幅宏大的對話，針對城邦奴隸制危機時期的現實政治與社會文化問題，以理念論為核心，設計了一個以“正義”理念為哲學與政治倫理基礎的理想城邦國家，意圖挽救危亡中的希臘城邦國家。其中，柏拉圖提出了著名的幾個比喻，即太陽比喻、線段比喻和洞穴比喻，這些比喻深刻闡釋了他的認識論和本體論思想。太陽比喻揭示了善的概念，作為真理和知識的源泉，象征著最高的理念。線段比喻則將現實分為可見世界和可知世界，前者是感官所能觸及的，后者是理智所能理解的。而洞穴比喻則更形象地說明了人類對知識的無知和對真理的渴求，描述了從無知狀態到真理認知的艱難轉變過程。另外在該對話中中，柏拉圖還探討了理想國家的教育制度、性別平等、社會結構和領導原則。他主張利奧六世應該是理想國家的統治者，因為只有他們能夠洞悉理念界的真理，從而引導國家走向正義和秩序。《理想國》不僅是柏拉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西方哲學史上的經典之作。它不僅對古希臘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對后世的政治理論、倫理學、教育理念和哲學思考產生了持久的影響，成為哲學和政治理論領域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
后世影響
在《國家篇》中，柏拉圖深入探討了希臘城邦制度面臨的嚴峻危機，并提出了一套綜合性的解決方案。他以理念論為哲學基礎，將社會倫理思想與政治哲學結合起來，構建了一個理想的城邦國家模型，該模型以“正義”作為其核心哲學和政治倫理的基石。這種理想國家的構想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具有深刻倫理和道德基礎的系統化政治哲學。柏拉圖在這一政治哲學中實現了一個重大突破，即超越了以個人美德為中心的道德教育，系統地構建了一套城邦體制倫理和個體道德學說。這一進展在西方倫理學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他重新定義了智慧、勇敢、自制等傳統希臘美德，使它們既成為塑造個人道德人格的基石，也成為推動城邦體制改革的動力。這種雙重功能展示了柏拉圖如何將個體美德與城邦的政治倫理相結合，形成了一種歷史性的社會倫理學說。
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廣泛涵蓋了社會、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他提出了關于社會分工與互助的國家起源論，探討了雙隸制城邦的社會結構，并首次提倡男女平等的權利觀念。他還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奴隸制城邦內部及其與其他城邦間的矛盾，批判了統治階層中的財產私有化現象，主張財產公有。柏拉圖認為政治是一門綜合的專業技藝，提出了獨特的“哲學王”概念，強調以德治國的重要性。此外，柏拉圖還進行了古希臘不同城邦政治體制的比較研究，從哲學和政治的高度審視教育與審美文化的問題。這些內容共同構成了柏拉圖政治哲學的豐富學術內涵，展示了他如何通過體制倫理的視角，系統地構建了一個深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體系。這一體系不僅為當時的希臘城邦提供了解決方案，也對后世的社會主義和哲學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雅克·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了“一般意志”的概念，這與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公共利益和正義有著內在聯系。他對民主的強調和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受到了柏拉圖理想國概念的啟發。另外，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特別是關于無階級社會的設想，可以看作是柏拉圖理想國思想的一種現代變體。卡爾·馬克思關于消除社會階級、實現公共財產和公平分配資源的理念，與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社會分配原則相呼應。
評價
伊曼努爾·康德在論文《論永久和平》中說道：“不能期待著國王哲學化或者是哲學家成為國王，而且也不能這樣希望，因為掌握了權力就不可避免地會敗壞理性的自由判斷。但是無論國王們還是（按照平等的法律在統治他們自身的）國王般的人民，都不應該使這類利奧六世消失或者絨默，而是應該讓他們公開講話：這對于照亮他們雙方的事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因為這類哲學家按其本性就不會進行陰謀詭計和結黨營私，所以也就不會蒙有宣傳家這一誹謗的嫌疑了。”也就是說，哲學家在政治中的角色不應該是直接統治，而是作為一種獨立的、批判性的聲音，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提供指導和見解，因為哲學家追求真理和正義的本性，不太可能參與政治陰謀或私利集團，這使他們成為能夠提供不帶偏見的見解和批評的理想人選。
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深入批判了柏拉圖提出的哲學王理念，認為它不僅威脅到開放社會的基本原則，而且本質上倡導了一種反民主、專制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柏拉圖的理想國模型試圖創建一個由所謂知識精英掌控的社會，這些精英基于他們對絕對真理的理解來統治其他人。“哲學王統治背后隱藏的是對權力的追求，統治者利用哲學的名義來偽裝這種權力欲望，給最高統治者的畫像就是一幅自畫像。”而人們這種依賴于靜態知識觀和利奧六世對真理絕對掌握的想法是危險的，因為它忽略了知識的發展性、歷史的多變性以及個體決策的重要性。波普爾強調，歷史并非由某種歷史必然性規律所驅動，而是由個體行為、偶然事件和社會互動共同塑造的。因此，任何試圖預設歷史終極目標的理論都是不切實際的，可能導致對個人自由的壓制。他認為，柏拉圖的模型過度集中權力，不僅限制了民主參與和批判性思維的空間，而且可能導致專制統治，其中統治者利用其權力來維護自己的地位，而非服務于公眾利益。
美國利奧六世羅森在《哲學進入城邦——柏拉圖〈理想國〉研究》中對柏拉圖的對話錄提供了一份全面的解讀，他認為，強迫一個天生并非哲人的國王或統治者將政治和哲學結合起來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就只能強迫哲學家將哲學與統治結合起來。而柏拉圖在對話中所指的哲學家必定是接受了蘇格拉底對善的城邦的解釋的那些人。善的城邦沒有派系，因此，根本而言，對于政治就只有一種同質的、永恒的哲學教義。哲學王必須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蘇格拉底的理論觀點人們尚不完全清楚。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