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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遂（1888年-1968年1月11日），字敘甫，筆名賤夫，閩侯縣人。辛亥革命元老，民國早期知名軍事教育家和理論家，廣州黃埔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最后一任負責人，22歲畢業于陸軍大學后創立桂省中國同盟會。

1913年，他討袁失敗后赴日學習政治經濟學，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9年）歷訪德、法、英諸戰場。回國后他歷任陸軍第十五混成旅參謀長、國民黨第三軍參謀長、北京政府航空署署長、善后會議會長、暫編陸軍第四師師長等職，并于北伐后歷任廣州黃埔軍校教育長、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政府西京籌備委員會委員、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司法部部長、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68年1月11日，何遂因病在北京大學醫院逝世。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何遂，別字敘甫，別號溥，筆名賤夫，籍貫福建閩侯縣（也有說福建侯官），1888年農歷三月十日生于閩侯縣城靈響路祖宅。何遂6歲入當地私塾啟蒙，1898年隨父遷移南昌市居住。1899年，何遂祖父病逝，其父親不久也在奔喪顛簸中哀傷死去。1901年，其母孫弄琴率子女赴瀘州市投靠二叔生活。1903年，何遂又隨母返回福建省謀生。

經何家一在福建武備學堂任翻譯的遠親介紹，1904年，何遂考入該堂第二期預科學習。期間，他因在漢文課上看禁書被老師發現并上報，隨后被以“文理荒謬，行止欠謹”為由開除學籍。

1906年2月，何遂由林森（時在上海海關任秘書，兼任上海福建學生會會長）介紹到南京去找林述慶、林之夏，林述慶時任第九鎮第三十三標第三營管帶，經他勸說不去日本留學，留在他營任排長。該部當時由趙聲任統帶，革命氣氛較濃。不久，何遂因翻譯了幾篇日本軍事雜志的文章，受到統制徐紹楨賞識，調任第九鎮司令部三等參謀。

1907年秋，何遂考入直隸保定陸軍隨營軍官學堂第二期（第三期以后改稱陸軍大學）學習，因考試成績優良，曾受到段祺瑞召見，勉勵他“首先要忠君報國，恪守三綱五常，學問倒是其次”。在保定市求學時，他結識北方革命黨人孫岳、王法勤、劉汝賢、耿毅、劉建藩、錢鼎、童葆暄等，曾聚集于孫岳住所討論學問。期間，何遂與陳裕時之妹陳坤立結婚，陳坤立早年畢業于武漢市第三十九中學。同時，何遂與同在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的方聲濤、呂公望、林知淵等聚集一起，由方聲濤征得東京中國同盟會總部同意，組成保定支部，先后有72人加入中國同盟會。

參加革命

1909年秋，陸軍大學與速成學堂兩校學生同時畢業，王孝縝受廣西巡撫張鳴岐委托，到北方邀集訓練新建陸軍人才。何遂與耿毅、劉建藩、呂公望、楊明遠等應邀南下。途經香港九龍，再會趙聲和黃興，于1909年秋到達桂林市，先任中越邊防調查長，耿毅為副。繼由河內轉赴昆明市，聯絡云南革命黨人，結交蔡鍔、李根源、唐繼堯、羅佩金、葉荃、趙康時、劉曉嵐等。返回桂林后，1910年1月任廣西新軍督練公署參謀處籌略科科長。

1910年8月，何遂與耿毅、楊明遠、劉建藩、趙正平、梁史等創建廣西同盟會支盟，他任參議，與楊明遠、劉建藩分工負責聯絡新建陸軍，并在桂林福棠街二號租用一所房子作聯系點。他參與出版秘密會刊《南風報》（主編為趙正平），以賤夫為筆名撰文《邊防調查紀實》等。1910年秋《南風報》被禁，易名《南報》繼續出版八期，印數逾萬，風靡全國。

廣西陸軍干部學堂第二期招生時，何遂兼任教官，其間秘密籌劃起義事宜。1911年7月，何遂奉廣西巡撫沈秉堃委派，與程潛結伴赴北京，參加清軍永平秋操大典。8月14日，他到達武昌，參觀了漢陽兵工廠，繼赴北京面見劉汝賢、孫岳，后隨王孝縝晉見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奉命隨同吳鴻昌（時任第六鎮第十二協協統）赴山西省進剿。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何遂與閻錫山共同策動第六鎮起義，他任燕直聯軍副都督（都督是閻錫山）。率部到南京后，1912年1月被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委任為淮揚聯軍總司令（孫岳）部總參謀，兼任江北兵站分局長，率部駐軍揚州市。南北議和后，1912年夏，何遂任北京政府陸軍第八師（師長陳之驥）第十六旅（旅長趙恒惕）第三十二團團長，并被北京政府陸軍部補授陸軍少將，獲頒三等文虎勛章，率部駐防南京地區。

1912年秋，何遂任北京政府陸軍第八師（師長王孝縝）司令部代理參謀長，仍兼任步兵團團長。后被迫辭職，擬赴日本留學之際，發生了“宋教仁案”，遂于1913年“二次革命”期間參加軍事策反活動。1913年秋，他與王孝縝、黃愷元、劉建藩逃亡日本，未經考試獲準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其夫人陳坤立亦入東京青山女子實踐學校學習。同年12月，何遂接到陜西省都督陳樹藩的邀請，乘船返國，北上經北京抵達西安市后，被陳樹藩聘任為陜西都督府教導營營長，后任教導團團長。

1915年春，何遂應黎元洪之邀返回北京，任陸軍大學戰術教官，按上校階級取酬。時任陸軍大學校長的是胡龍驤，同期任教官的還有李濟深、張文、林立等。其間入學陸軍大學第四期正則班學習的學員有徐永昌、劉汝賢、周亞衛、林蔚、姚琮、林知淵、周敬孚等，他們經常聚會討論時局，秘密結成反袁聯盟。袁世凱病亡后，何遂返回夫人家鄉宜昌市，居住了一段時間，常與內兄陳裕時研討時局。后返回北京，仍入陸軍大學任教。護法運動時，曾被廣東護法軍政府任命為“靖閩軍”司令官，在福建省參與倒李厚基（時任福建督軍）活動。

1916年12月，何遂受黎元洪委派，以陸軍上校武官身份，與沈鴻烈、鄭桓、徐祖善四人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軍方赴歐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7月回國后，他寫成《歐洲觀戰記》出版。

1920年，何遂應孫岳之邀，任陸軍第十五混成旅司令部參謀長，率部駐防大名縣。1924年，何遂參加辛酉政變，囚禁賄選總統曹錕，參與創建國民聯軍，通電歡迎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后任國民聯軍第三軍（軍長孫岳）司令部參謀長，北京政府航空署署長，國民軍航空司令部司令官等職。1926年北伐戰爭期間，何遂在杭州市寓居賦閑，蔣介石派陳銘樞把他找到南昌市，奉派赴河南省策動國民聯軍系統的軍人倒戈，響應北伐戰爭。

代理黃埔軍校校務

1927年12月底，何遂應李濟深邀請赴廣州市；1928年1月任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總參議。2月，奉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委派，任中國國民黨廣州黃埔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籌備委員；5月，任廣州黃埔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代理校務；9月，主持召集“孫總理紀念碑籌建會議”，全校師生踴躍捐資。他在任期間還主持修建了東征陣亡烈士紀念坊、北伐陣亡烈士紀念碑、中山紀念碑等，撰寫了《中山先生紀念碑文》、《黃埔軍校東征烈士墓碑文》等。

1928年10月11日，他以黃埔軍校代校務身份，率軍校各部長官在長洲島文化旅游風景區八卦山為孫總理紀念碑破土奠基。此項工程于1930年5月竣工。紀念碑孫中山銅像為日本友人梅屋莊吉捐贈，紀念碑東側所刻“和平、奮斗、救中國”是何遂執筆書寫，他還為紀念碑撰寫碑文。

1929年1月，何遂再以黃埔軍校代校務一職，受蔣介石委托主持在黃埔島西側萬松嶺瀕江邊，重修黃埔軍校東征陣亡烈士墓，并在墓園前修建門樓，由吳稚暉書寫“東征陣亡烈士紀念坊”；他在紀念坊所立二巨碑題詞。2月，他又主持興建了“黃埔軍校學生北伐陣亡將士紀念碑”，碑身鐫刻其篆書“為民犧牲”，碑座南側亦為他撰寫手書的碑文。此外，何遂還在黃埔島西面主持興建了“濟深公園”，是為銘記黃埔軍校副校長李濟深對軍校之貢獻。他撰寫并手書了“濟深公園記”。同年2月24日，何遂奉蔣介石之命，在廣州市主持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學員畢業典禮。3月，蔣桂戰爭爆發，李濟深因支持桂系集團，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制約，軍校經費日見緊張。12月，何遂終因軍校經費困難而辭職離任。

參與抗日救亡

何遂抵達南京后，攜長子何世庸赴湯山看望李濟深，走時將一大箱舊書留給李濟深排遣。然后舉家遷移返回北平市，寓居城內察院胡同29號，將興趣與精力專注于甲骨文的收集與研究。其間，內兄陳裕時（時任北平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亦來他家居住。

1930年春，何遂曾奉蔣介石意旨，與徐祖善同赴山西太原晉祠會見馮玉祥，勸其保持中立、勿與閻錫山聯合。1931年1月，何遂應楊虎城邀請赴西安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部總參議。后離職返回南京，經蔣介石提名，何遂于1931年10月12日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當時任立法院院長的是孫科，因何遂系老同盟會會員而受到尊崇與倚重。

1932年春，何遂與朱慶瀾將軍共組遼（寧）吉（林）黑（龍江）抗日義勇軍民眾后援會，任副會長兼主任干事，奔走于抗日救亡募捐宣傳活動，自己也毀家難捐款四萬元。他還曾多次赴熱河前線慰問抗日義勇軍，出資支持拍攝過一些抗日救亡紀錄影片。

1933年1月，何遂任以撤退關內義勇軍主力編成的陸軍暫編第五十五軍軍長，副軍長是黃埔區一期學生嚴武。何遂以中央軍名義敦促湯玉麟整軍抗日，率部駐防熱河。他指揮部隊在赤峰、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等地與日偽軍交鋒，部隊受到重創后，撤退至察哈爾省沽源。同年，熱河失守后，何遂于當年秋季辭去軍職，并賣掉北平市的住房。1934年1月，他舉家遷移南京，并兼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陳肇英)委員。1935年11月，他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時家居南京市山西路普陀路4號寓所。

抗戰爆發后，何遂被程潛聘任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高級參謀室主任，其間他在南京住所，先后接待過博古、葉劍英、李克農等中共領導人。1937年9月，何遂受程潛委托，陪同周恩來同乘一小車由河南省前線赴山西五臺山八路軍總部，途中兩人交誼頗深；何遂在八路軍總部會見了朱德、彭德懷等。此外，何遂因與閻錫山結交于辛亥革命時，還曾勸導閻錫山與八路軍精誠合作共同抗日。何遂亦曾利用關系以物資支持八路軍。

1938年2月，何遂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赴河南鄭州駐節。其間他多次赴河南、山西省視察戰區與前線部隊。5月，他攜夫人舉家至武漢。11月下旬，他參加了在湖南衡山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武漢淪陷前，他又舉家遷移重慶市，先后寓居兩路口云莊和督郵街寓所。

1939年9月，何遂赴桂林市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謀劃，11月，又赴桂南前線參與桂南會戰謀劃。1940年春，他赴柳州市前線。4月，任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副主任林蔚)總顧問。1941年9月，他參與第二次長沙會戰的謀劃。11月中旬，參加蔣介石主持的第三次南岳軍事會議。

1942年3月，何遂在重慶參加國民政府立法院全體會議，通過《國家總動員法》；12月，參加立法院例行會議，通過“公務員不得直接或間接經商法”。1943年秋，何遂赴廣西柳州，適逢吳石（時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五十華誕，何遂贈詩作《百字令》。

何遂自1943年起任國民政府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45年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特準列席代表。4月27日至5月10日，響應楊家駱（時任中國辭典館館長）發起，參與顧頡剛、馬衡、莊嚴、朱錦江等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團，赴大足區進行考察活動。

建立軍事策反聯絡

抗戰勝利后，1945年10月下旬，何遂參加立法院會議，通過《處理漢奸條例》。1946年1月9日，他與吳石、陳孝威同游縉云山，6月舉家遷回南京。1947年4月，何遂與三子何康陪同吳石（時任國防部史政局局長），在上海錦江飯店與時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及軍事策反負責人張執一等會面交談并建立了聯系。同年底，他賣掉了南京市普陀路四號房產，舉家遷移上海市，購置了上海市愚園路儉德坊二號獨門院宅寓居。

1948年1月，何遂抱病返回福建省參加行憲首屆立法委員選舉，行前拜訪陳立夫獲得支持，并致函福建省主席劉建緒（他的辛亥革命戰友劉建藩胞弟）和福建省議會議長丁超五，贏得福清市何氏宗親鼎力支持，高票當選為行憲國民大會代表。5月，當選為行憲第一屆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

1949年6月，何遂奉派赴臺灣，與女兒何嘉赴高雄市探望已赴臺灣生活一年多的夫人陳坤立及次子何世平。9月1日，其夫人攜同次子何世平一家及女兒何嘉，乘船由基隆市返回廣州市。9月5日，吳石為何遂代買臺北市直飛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票，并親送他登機離臺。何遂抵達香港后居住于九龍塘沙福坦道李朗如的舊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底，何遂與夫人及女兒乘英國輪船到青島市，再轉陸路經濟南市回到上海市。1950年1月，何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任華東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及司法部部長，以無黨派身份參加政府工作。1951年12月底，何遂舊病復發，住進上海華東醫院治療，住院期間，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負責人陳同生前往探望，何遂當面對吳石將軍的暴露和犧牲問題提出尖銳批評。

1953年1月，何遂改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仍兼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及司法部部長，4月免華東司法部部長職。1954年8月華東行政委員會結束，他所任各職也自然免去。9月，何遂以福建省代表身份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會上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

1955年春，何遂舉家遷居北京市西四帥府胡同。1957年7月11日，何遂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做了《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幾點建議》發言。9月，看到報載好友謝雪紅（時任臺盟中央主席）為“大右派”，竟持報茫然呆坐半晌。1959年4月，何遂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續任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1961年10月，何遂作為辛亥革命元老，被邀請參加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座談會及紀念大會。1964年12月，他又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續任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文革”期間，何遂沒有受到沖擊。

人物逝世

1968年1月11日，何遂因病在北京大學醫院逝世。其夫人陳坤立于1980年因病逝世。2007年4月20日，由其子女將他和夫人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個人生活

家庭情況

個人愛好

何遂一生不近煙酒，唯獨酷愛收藏書畫文物，財產主要是大量古文物書畫，并于生前分別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南京博物館、天津市圖書館。僅1950年，何遂捐獻給上海歷史博物館的古文物就有6895件，中國國家文化部曾向他頒發褒獎狀。

健康狀況

1947年8月，何遂患心冠動脈血栓病，住南京中央醫院治療后痊愈。1951年12月底，何遂舊病復發，住進上海華東醫院治療，經過醫護人員的悉心照料，渡過了危險期。

人物軼事

滿門忠烈

1937年，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南京，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何遂，結識了周恩來、葉劍英、博古和李克農等中共領導人。何遂曾在家里宴請中共代表團，在葉劍英表示中共代表團駐地要加強警衛，缺少槍支時，何遂隨即叫兩個兒子把家中的4支長槍和兩支手槍送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抗戰期間，何遂也與共產黨人保持密切聯系。同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堅持抗日的何遂便親自將自己的子女托付給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中共領導，讓他們赴延安市參加革命。

1939年，深受革命影響的何遂三子何康要求去延安學習，盡管該愿望后未能實現，但何康也于同年在重慶南開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地下黨支部書記，時年僅16歲。同年底，何康與兩位兄長何世庸、何世平組成“特別黨小組”，兄弟三人先后受葉劍英和董必武單線領導，被視為“戰略棋子”。1940年夏，因淮、滬鹽被日軍控制，陜中、豫西地區食鹽供應緊張，何遂的親家，鹽務總局局長繆秋杰想從陜甘寧邊區運花馬池鹽接濟。經何遂介紹，繆秋杰在重慶海關宴請中共領導人董必武、葉劍英和博古。席間談妥，由何遂的長子以鹽務總局代表身份赴邊區洽辦，以花馬池鹽換取邊區所需的棉布等大宗商品。

何康的妹妹何嘉也是共產黨員，黨組織還多次安排她利用父女的特殊關系，協助何遂工作，為黨獲取情報、為國共合作奔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爭取并策反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1949年，何嘉作為一名地下黨員，和父親何遂共同工作。同年，父女倆人先后三次會見白崇禧，拜會李宗仁，勸他們和談息兵，避免生靈涂炭。

策反吳石

吳石，1894年生于福建省閩侯縣螺洲吳厝村。1911年，吳石參加辛亥革命，在武昌預備軍官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前后受業4年，與白崇禧為同期同學，吳石被稱為“保定軍校狀元”。1929年，吳石東渡日本留學，先后就讀于日本炮兵學校、日本陸軍大學校，畢業成績也都名列兩校第一，被稱為能文能武、能英日語、能騎射駕泳的“十二能人”。1934年，吳石畢業回國后任參謀本部廳長，專門負責對日情報工作；武漢會戰前后，蔣介石特地每周召見吳石一次，詳細咨詢，對其深深嘉許。

1947年4月，何遂、吳石和中共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有限公司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等在上海錦江飯店秘密會面。此后，吳石以愚園路儉德坊2號何家為中轉站，經常讓副官聶曦往返為共產黨送來許多重要情報。1948年，吳石參加民聯，與中共華東局直接建立聯系，提供重要軍事情報，并于年底調任福州市綏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3月，渡江戰役前夕，吳石曾親自風塵仆仆將一組包括滬寧、滬杭沿線番號細致到團的軍事部署圖送到儉德坊2號何家，讓何康轉交地下黨。解放前夕，吳石飛往臺灣，與中國共產黨漸漸失去聯系。1949年8月，何遂與復旦大學讀書的女兒何嘉一起前往臺北市，與早在那里的兒子何世平會合，準備潛伏臺灣，但在取得與吳石的聯系后，被吳石勸回大陸，吳石表示愿意替其繼續為共產黨工作，隨后向大陸傳遞了《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等大量機密情報，被黨的高層人士稱為“密使一號”。1950年6月，吳石因臺灣省工委書記蔡乾叛變而為中國國民黨殺害。

后世紀念

何遂故里碑

辛亥革命元老何遂將軍故里碑，位于何遂將軍祖籍地——福清市港頭鎮占陽。該碑于2017年10月落成，碑文由福州著名書法家、篆刻家鄧定劍題寫，碑高3米，底座高1.3米，青石質，介紹了何遂傳奇的一生。

何遂銅像

何遂銅像立于瑯岐島三山人文紀念園英雄廣場，于2019年10月落成，與何遂將軍銅像同時落成的還有吳石將軍銅像。銅像高約2.5米，由雕塑家、中央美術學院雕塑藝術創作研究所所長孫偉創作完成。何遂穿旗袍持竹竿迎臺灣海峽之風而立，與身著西裝的吳石銅像遙相對望。吳石、何遂兩尊銅像之間由用不銹鋼雕刻的臺灣海峽波濤連在一起，象征兩人的使命尚未完成，以告慰兩位革命志士之時應是兩岸統一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