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戰亦稱“生物戰”，是指利用細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農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種極端滅絕人性的罪行。
使用細菌作為武器去攻擊敵方的記錄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赫梯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細菌理論和null的進步將生物制劑在戰爭中的使用技術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參戰方開始使用生化武器攻擊敵方的牲畜，其中德國率先研制并使用了細菌武器。二戰時期，英美德日均研究細菌備戰。例如日本在1935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中國東北、廣州及南京等地建立制造細菌武器的專門機構，并于1940年至1942年在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過鼠疫和霍亂等病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獲得了日本在進行中國細菌實驗的數據和資料，成為世界上頭號的細菌武器大國并在朝鮮戰爭中使用。進入21世紀，細菌武器以其便利性和影響性被恐怖分子青睞，常被恐怖分子用來進行恐怖行動。
細菌武器可根據攻擊目標的不同可分為兩種，分別是反人員、反農業細菌戰劑。常見的細菌武器有鼠疫、霍亂、傷寒、炭疽病等，通過制作成細菌戰劑和釋放帶有細菌的媒介生物使用。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人接觸生化武器釋放的病原體就會被感染。目前的防護措施有多種，例如物理防護、集體防護、醫療防護等等。細菌作為一種武器，其效果不言而喻。但細菌戰的發動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后果，例如造成國際恐慌、危害雙方人體健康、長久性的破壞生態和巨大的經濟損失。根據相關國際公約例如《日內瓦會議》《禁止細菌武器公約》的條例，細菌戰作為一種不人道的戰爭目前已經被禁止。
歷史沿革
古代
細菌戰作為一種戰爭手段，很早就被應用到戰爭實踐中。最早使用細菌的記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1200年的赫梯文獻中，他們將兔熱病的患者趕到敵對勢力的土地上，并引發流行病。而兔熱病則是由于土拉弗朗西斯菌引起的。漢匈戰爭時期，匈奴將患有疫病的戰馬引入關內，致使漢軍染上疾病，死傷無數并一直肆虐中國大地長達300之久。這種疫病被東漢名醫張仲景稱為“傷寒”。《傷寒論》序中說道：“歲乙未，吾邑疫病大作，予家藏獲率六七就枕席。”匈奴戰敗西遷，同時也把瘟疫一路傳播了出去。公元2世紀，瘟疫爆發于中亞、西亞，2至3世紀流行到羅馬。公元375年，匈奴人出現在頓河草原，之后它橫掃大草原直至大半個歐洲，這些騎馬的入侵者給歐洲帶去的并不只有戰爭，還有更可怕的瘟疫。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流行性瘟疫震撼了整個歐洲，在英國，公元444年的瘟疫讓不列顛人沒有足夠的健康者掩埋尸體；維也納和羅馬也分別在公元455年和公元467年遭遇類似的瘟疫襲擊，死者無數。
一戰
到1900年，細菌理論和細菌學的進步將生物制劑在戰爭中的使用技術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德國是最早研制和使用生化武器的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進行了一場野心勃勃的生物戰計劃，細菌武器的攻擊方式為派遣間諜或特務撒播，傳播范圍較小，殺傷力不大，常用的手段是秘密地感染反法西斯同盟中立貿易伙伴的家畜和喂養動物，然后出口到協約國軍隊中，如用炭和鼻疽病的病原體炭疽桿菌和鼻疽假單胞菌感染羅馬尼亞綿羊然后出口到俄國。1916年，從德國駐羅馬尼亞公使館收繳的細菌培養物，經布加勒斯特細菌學和病理學研究所鑒定為炭疽桿菌和鼻疽假單胞菌。1917年，在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德國特工用鼻疽假單胞菌接種了45000匹騾子，重者死亡，輕者喪失勞動力，并給部隊戰斗力造成了嚴重影響。德國在使法國騎兵的馬匹感染后，將感染了炭疽桿菌和鼻疽假單胞菌的阿根廷家畜故意出口給協約國，結果從1917-1918年間引起200多匹騾子死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曾試圖將污染的供食用的動物出口到美國。
《日內瓦條約》
一戰結束后，根據《凡爾賽條約》成立國際聯盟，總部設在日內瓦，并1920年召開第一次國際大會。1925年，在日內瓦召開的關于禁止化學武器的國際會議上，波蘭代表建議“在禁止化學武器的同時也應該禁止生化武器氣這一建議得到廣泛的支持，因而將《日內瓦議定書》的范圍擴展到包括細菌武器。由于當時科學技術的限制，人們對于病毒等微生物的認知相對有限，因此將該議定書所指的"細菌"理解為"生物"，這種理解一直延續至今。
二戰
德國
德國在這時期的細菌武器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機構，即波茲南和波琛。用以研究細菌武器，包括鼠疫、霍亂、斑疹傷寒和黃熱病和帶菌昆蟲。德軍曾用生物彈施放病原菌，使蘇聯紅軍戰俘營發生斑疹傷寒流行。此外，納粹集中營中的犯人被強迫進行生化武器試驗，然后用疫苗進行治療。德國在1945年5月采取了戰術性使用細菌武器的行動，污染了被圍攻的波希米亞西北部的一個大型水庫。德軍當時采用了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和血清學試驗作為一種生物防護手段來保護自己，并采用外裴氏反應來診斷并預防斑疹傷寒在該地區的流行。然而，有一個巧合發生在被占領的波蘭的某個地方。當地的醫生使用了經甲醛滅活的變形桿菌0X-19株作為疫苗接種當地居民。這一舉措導致德軍在斑疹傷寒測試中出現了假陽性結果，而當地居民因此逃過了被驅逐到集中營的命運。
日本
在日本占領東北地區期間，在中國東北進行生化武器研究。二戰時期，英美德日均研究細菌備戰。例如日本在1935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中國東北、廣州市及南京等地建立制造細菌武器的專門機構，并于1940年至1942年在浙江省、湖南省及江西省等地撒布過鼠疫和霍亂等病菌，以致造成這些疾病的發生和流行，其中包括活體解剖、病菌注射、冷凍試驗等細菌實驗。其中，石井四郎領導的"731部隊"位于哈爾濱市附近平房車站，是日本細菌武器研究計劃的核心機構之一。此外，長春市的"100部隊"、南京的"榮字1644部隊"和廣州的"波字8604部隊"也分別從事生化武器的研制和生產任務。"731部隊"被認為是日本細菌武器研究的中心，設有多個建筑和營地，擁有超過3000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他們在研究過程中使用了多種病原體，如鼠疫桿菌、霍亂弧菌、腸道沙門氏菌和炭疽桿菌等。這些病原體被用于感染被關押的戰俘和平民，導致了大量人員的傷亡。據報道，從1932年到1945年期間，至少有1萬人死于試驗感染或試驗后被處決。此外，"100部隊"還專門研制了針對家畜和農作物的生物戰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后幾個月，日本出臺"櫻花行動"，日本軍方計劃在夜間中使用鼠疫作為生物武器來對付加利福尼亞州圣迭戈的美國平民。該計劃原定于1945年9月22日啟動，但由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而未能執行。
美國
美國是從1941年開始研制生化武器，研究基地設在馬里蘭州的狄特里克堡，是美國最大的細菌武器研制基地。此外，美國還建立了大規模的野外試驗場和生產廠，如猶他州的達格威試驗場和阿肯色州的陸軍松樹崖兵工廠等，并利用國內的許多研究機構和大學進行細菌武器的研究。1941一1945年，美國在細菌武器研究上取得了兩項重大突破:一是通過“氣霧室計劃”掌握了各種氣溶膠生物戰劑的最佳存活條件和感染致病劑量二是建立了生物戰劑的大規模冷凍干燥技術，從而為細菌武器的實戰應用提供了可行性。美軍在這期間研究過的生物戰劑有炭疽桿菌、鼠疫桿菌、土拉弗朗西斯菌、布氏桿菌、類鼻疽桿菌、洛杉磯斑疹傷寒立克次體、鸚鵡熱衣原體厭酷球抱子菌、黃熱病毒、骨痛熱癥病毒和裂谷熱病毒等。在狄特里克堡trick營地的一家飛機車間生產了大約5000裝有炭痘桿菌的炸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家生產實驗室出租轉為商業藥物生產，但是在生化武器的基礎研究和開發工作仍在進行。被關押在美國軍隊監獄的石井四郎和其他參與了“731計劃”的日本科學家被撤銷起訴，作為回報，他們將其在“731計劃”中獲得的成果提供給美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的細菌武器研制水平已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英國
二戰期間，英國在溫斯頓·丘吉爾的倡導下，在波頓當建立了一個微生物學家保羅·菲爾德斯領導的生物實驗室。1942年，英國在靠近蘇格蘭海岸的格林亞德（Gruinard）島上進行了武器化的炭疽芽抱桿菌炸彈威力試驗，以羊作為試驗對象，經多次試驗獲得成功，試驗羊全部被殺死。但是，令該島造成炭疽芽抱污染的試驗者無法預料的是，盡管在試驗后放火燒了島上的所有野草，但是在24年后的檢驗證明，格林亞德島仍被炭疽芽孢嚴重污染。直至1986年女王陛下政府派人用甲醛和海水對該島進行消毒處理，才徹底滅絕了格林亞德島上的炭疽芽孢。
冷戰階段
朝鮮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研制、生產和儲備了大量的生化武器，使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細菌武器大國。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制定了細菌武器快速發展計劃，并在阿肯色州的派恩布拉夫建立了新的生產實驗室。1952年1月28日，幾架美國軍隊飛機在朝鮮北部伊州附近飛行后飛離，引起了當地居民的疑惑。他們奇怪為什么這次美國人沒有進行轟炸。之后，人們突然發現地面上多了一些從未見過的小蟲子。這些小蟲子有的成群結隊地纏繞在一起，有的匆忙地四處亂跑，還有很多跳蚤和蒼蠅在亂飛。接下來的幾天，美機多次撒放了裝有感染了鼠疫、霍亂的跳蚤、螞蟻、蒼蠅的細菌彈。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前線陣地和北朝鮮的村莊，出現了大量紙包紙筒裝著的跳蚤、蜘蛛、螞蟻、蒼蠅、蟋蟀科和蟣子等小蟲子。志愿軍衛生部門立即進行現場抽樣化驗，化驗結果顯示這些小蟲子攜帶有鼠疫、霍亂等細菌。從1952年1月28日到3月31日，美國軍隊在朝鮮北部撒布細菌達804次之多，遍及朝鮮北方的7個道和44個郡，主要集中在接近前線的地帶和后方重要城市及交通線。經“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考察確認，美軍在上述細菌戰中使用的方法是在日本細菌戰方法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各國細菌武器研究
在英國，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鼠疫、布氏菌病、兔熱病以及后來的馬腦脊髓炎和牛痘病毒的生物戰劑，但該計劃于1956年被單方面取消。美國陸軍生物戰實驗室將炭疽病、土拉菌病、布氏菌病、Q熱病等武器化。1969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決定單方面終止美國的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只允許進行防御性科學研究。這一決定增強了1969年至1972年在日內瓦聯合國裁軍委員會會議上進行的禁止生物戰談判的勢頭。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1966年，聯合國裁軍委員會召開了控制化學和生物武器方法研討會。同年12月，通過了一份聯合國決議案，要求所有國家加入《日內瓦議定書》并嚴格信守。1968年，英國提出對議定書的修補意見，建議“禁止使用、生產和占有微生物武器”，美國同意該建議并要求增加“核查締約國是否占有、制造生物戰為目的的生物戰劑氣經過與蘇聯的激烈爭論后達成協議，即將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分開考慮，力圖在限制生物和毒素武器方面有所突破。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單方面宣布放棄生物戰政策并銷毀生物武器。此后，經過反復磋商，12個西方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于1971年3月正式向裁軍委員會提出《禁止發展、生產和儲存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銷毀此種武器公約》草案。《禁止發展、生產和儲存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銷毀此種武器公約》簡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或《生物武器公約》，1971年12月16日由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1972年4月分別在倫敦、莫斯科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開放簽署，1975年3月26日生效。
21世紀
生物恐怖主義
生化武器最大的威脅之一是其作為恐怖活動的使用。根據可靠數據顯示，1960年到2000年間發生了121起可查的生物恐怖事件，其中66起是利用生物戰劑進行有預謀的暗殺，另外55起是利用細菌武器進行恐嚇。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念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恐怖主義分子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獲取生物戰劑以及散布方法，從而進行隱蔽、突然的恐怖活動。由于生物戰劑容易獲取、生產和使用后能夠造成巨大的影響和社會危害，利用生化武器進行恐怖活動已經成為恐怖分子喜歡采用的手段之一。例如在“9·11”事件后的一個月內就有近10個國家的總統、總理等高級領導人及議院、外交機構的辦公室遭受生物恐怖襲擾。
細菌戰常見細菌種類
鼠疫
鼠疫的潛伏期很短，多數為2～3d，個別病例可達到9d。起病急，高熱寒戰，體溫迅速達到39～40℃，劇烈頭痛，惡心嘔吐伴有煩躁不安，意識模糊，心律不齊，血壓下降，呼吸急促，皮膚黏膜先有出血斑，繼而大片出血及伴有黑便，血尿。鼠疫的傳播媒介是老鼠和跳蚤，疫鼠是菌蚤的載體。
霍亂
霍亂感染后一般在48-72小時內出現癥狀，少數情況下可能延遲至142小時。病人的癥狀輕重取決于感染的菌量和個體免疫力。典型的危險期可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前驅期，病人會感到輕微的頭暈、疲勞、厭食、腹脹和腸鳴。幾小時后會出現典型的腹瀉和嘔吐癥狀。第二階段為瀉吐期，大多數病人會突然出現無痛性腹瀉，每天排便次數增多，甚至失去肛門控制，腹瀉嚴重。最初的大便是黃色稀水樣，含有糞便，后來糞便減少，大量腸液導致大便變成米泄水樣。少數患者可能出現洗肉水樣大便或少量粘液。腹瀉結束后，病人會感到輕松，通常沒有腹痛或里急后重的癥狀。有些病人在腹瀉后可能出現嘔吐，嘔吐物開始是胃內容物，后來呈米汁水樣，次數較少。少數病人可能先嘔吐后腹瀉，也有些病人沒有嘔吐，但都有腹瀉癥狀。對于腹瀉和嘔吐量較多的病人，可能會發生脫水和循環不足。第三階段為虛脫期，由于瀉吐導致大量液體和電解質丟失，導致有效循環減少。病人會出現面部癥狀、呼吸和循環系統障礙引起的缺氧，腎供血不足導致頭痛、惡心、嘔吐。
傷寒（副傷寒）
傷寒是由傷寒桿菌引起的急性傳染病，主要癥狀包括久熱不退、四肢乏力、頭痛、惡心、腹痛、便秘或腹瀉，有些病人可能出現皮疹。嚴重病例可出現嚴重并發癥，比如腸出血、肝脾腫大、神經系統損害等，甚至可能導致死亡。
炭疽
感染炭疽病通常7d內會出現癥狀。炭疽是由炭疽桿菌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可分為皮膚、肺、腸道及腦膜四種類型，有時伴有炭疽桿菌性敗血癥。皮膚炭疽是最常見的類型，主要通過接觸被污染的毛、皮、革制品或被感染的動物時通過皮膚傷口或擦傷處進入身體，初期癥狀類似昆蟲叮咬后的突起癢塊，1-2天后發展成泡狀，隨后變為無痛的潰瘍，中心有一個獨特的黑色壞死區，周圍區域的淋巴結會腫大，若不及時治療，有20%的病例會死亡。肺炭疽的最初癥狀類似普通感冒，幾天后，癥狀發展為嚴重呼吸問題及休克，通過呼吸感染的肺炭疽通常是致命的。腸炭疽病則在攝入未充分烹飪的感染動物的肉后出現，其癥狀通常為腸道的急性發炎，最初表現為惡心、無食欲、嘔吐、發燒，后出現腹痛、吐血和嚴重腹瀉，腸炭疽會導致25%～60%的患者死亡。
細菌武器分類
反人員細菌戰劑
反人員細菌戰劑包括炭疽桿菌、羊布魯氏菌、鼠疫桿菌、土拉弗朗西斯氏菌、鼻疽假單胞菌、類鼻疽假單胞菌、鸚鵡熱衣原體。針對人類的生物制劑的理想特征是高傳染性、致命性、穩定性和可控性。基于以上原因，炭疽桿菌被認為是最有效的藥劑。首先，它形成耐寒的孢子，非常適合分散氣溶膠。其次，這種微生物不被認為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因此很少會引起繼發感染。肺炭疽感染以普通流感樣癥狀開始，并在3-7天內發展為致命的出血性縱隔炎，未經治療的患者死亡率為90%或更高。
反農業細菌戰劑
反農作物細菌戰劑
反農作物細菌武器主要有銹菌、斑駁菌、炭疽等。第100部隊從農民那里奪走了60多塊土地，用作進行植物實驗的"農場"。這個農場每年種植各種農作物，有早田也有水田，種植的都是適合中國大陸的農作物。他們使用傳統的耕種方法，結果有些作物長得很好，有些則長得很差；有些結了很多果實，有些則沒有。
反牲畜戰劑
反牲畜細菌戰劑包括炭疽、鼻疽等。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使用炭疽和鼻疽使美國和法國的戰馬、羅馬尼亞的羊以及阿根廷為協約國部隊準備的牲畜患病。此外，德國本身也成為類似襲擊的受害者——運往德國的馬匹被瑞士的法國特工感染了伯克霍爾德氏菌。
傳播途徑
接觸傳播
細菌進入人體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穿透皮膚進入人體，這類武器包括表面染有戰劑的小彈丸、細針、彈片和注射器等，這種方式只能造成個別人員的傷害。另一種方式是通過媒介昆蟲的叮咬將戰劑輸入人和畜體的方法。
呼吸傳播
這種方式是通過呼吸道途徑使人和畜感染，也就是通過呼吸吸入細菌戰劑顆粒或氣體來導致感染。這種方式會導致更廣泛的人員感染，因為呼吸道是與外界最直接接觸的部分。是當代細菌戰中廣泛使用的一種細菌戰劑施放方法。
糞口傳播
人或動物通過食用細菌戰劑污染的水或食品而感染發病只能造成局部的點狀或線狀傷害區。敵人可能利用特務放毒，污染食物或水源，或者由飛機投灑戰劑污染水源。
醫源性傳播
醫源性傳播其傳播方式為醫療器械消毒不嚴或藥品及生物制劑被污染而發生的傳播，例如輸血。
土壤傳播
細菌病原體排出體外后存在于土壤中，人通過生產、生活接觸而被感染（有的病原體需經過一定時間發育才具感染性)。某些病菌形成芽抱病原體污染土壤后，可長期保持其傳染性，甚至達數十年之久，如破傷風、炭疽病等。英國的格林亞德島被炭疽污染了40年。
使用方法
投放細菌戰劑
生物戰劑的基本方法是以氣溶膠狀態進行釋放。氣溶膠是指固體或液體形式的生物戰劑在空中形成的微細懸浮顆粒，具有廣泛的殺傷范圍和長時間的危害性。實施氣溶膠釋放可以通過飛機、火箭、導彈等方式，采用爆炸分散的方法進行。此外，還可以使用布灑器或機械發生器進行噴灑，實現單點源、多點源和線源的施放方式。這些方法都能有效地將生物戰劑釋放到目標區域，以達到其危害和傳播的目的。
帶有細菌的媒介生物
這些媒介生物可以是小昆蟲，如蚊、蠅、蚤，也可以是小動物，如老鼠、青蛙、蛤等。此外，還有一些物品，如樹葉、羽毛、食品、玩具等，也可能成為帶菌媒介物。這些生物或物品被裝在特制的容器里，然后通過飛機等方式投放到目標區域。雖然這種方式容易被雷達探測到，但是由于生物戰劑或帶菌媒介物本身很難被發現，因此很難防范和避免其影響。例如，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1941年11月4日，軍利用霧天及凌晨能見度差的“有利”天候對我國常德市實施了細菌戰襲擊。盡管中國軍隊已經發現日軍飛機投下了非爆炸類不明物質，并懷疑日軍可能使用了生化武器，但是，由于戰場情況復雜，結果到空襲警報解除時，已經無法在現場找到帶有病菌的跳蚤和老鼠。隨后，在湖南常德地區爆發了鼠疫。
防御對策
物理防護
物理防護可以通過適當的防護用品和裝備實現。在有準備和來得及的情況下，往往采用效果可靠的制式裝備；在緊急情況下，也可以采用附近的簡易用品進行防護，達到盡量避免吸入、食入和通過皮膚黏膜感染的目的。防護裝備分為個人防護裝備和集體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包括個人用防護面具、口罩、眼罩、手套、防護服和防護靴等用于保護口鼻、皮膚和黏膜的用品和用具；集體防護裝備包括帳篷方艙等移動式遮蔽掩體，以及用于保證一定空間封閉式建筑物和空間內環境不受生物污染的空氣過濾裝置以及隔離用防護門窗等。
集體防護
集體防護是指為了避免和減輕生化武器的傷害而采取的一系列防護措施。它主要通過在工事、帳篷、車輛、飛機和艦船等場所中安裝密閉、濾毒通風、洗消和報警等設施來實現防護。集體防護可以采用隔絕式防護和過濾式防護兩種方式。隔絕式防護是通過建造封閉的空間，形成一個與外界完全隔離的環境，以阻止武器及相關有害物質的進入。這種防護方式適用于長期停留或待命的場所，如地下掩體、防空洞等。過濾式防護則借助空氣過濾系統，將外界空氣經過濾器處理后供給內部呼吸，并排出污染物。這種防護方式適用于移動式的防護設施，如戰機、軍艦等。集體防護還包括對人員的防護培訓和應急預案的制定，以確保人員在面臨威脅時能夠迅速有效地行動。
醫療防護
醫學防護主要包括免疫防護和藥物防護。免疫預防是指通過人工方法制備疫苗、類毒素等制劑，在注射到人體后，使其獲得免疫能力，從而預防疾病的發生。免疫原理是基于人體免疫系統的特性，通過激活免疫細胞和產生特定抗體來對抗病原體，實現保護機體健康的效果。藥物預防，也被稱為化學預防，是生化武器醫學防護中的重要應急措施。在細菌武器襲擊后，常常存在一個潛伏期，即病原體感染后到出現明顯癥狀的時間段。利用這段時間，可以對特定人群進行藥物預防或預防性治療。藥物預防的目的是根據初步判斷的生物戰劑病原體種類，讓受到細菌武器襲擊威脅的人群服用相應的藥物，以預防疾病的發生，降低發病率和病死率。
公共衛生和疾病監測
大多數經典和現代生物武器的病原體都可以從自然感染的植物或動物中獲得。已知最大的生物武器事故——1979年蘇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現葉卡捷琳堡）爆發炭疽病——距離蘇聯東南部軍事設施的生物釋放點200公里處的羊都感染了炭疽病。這座城市至今仍然禁止游客進入。因此，涉及人類臨床醫生和獸醫學的強大監測系統可以在流行病過程的早期識別生物武器攻擊，從而可以對絕大多數暴露但尚未患病的人進行疾病預防。例如，在炭疽病爆發后的24-36小時內，一小部分人可能已經暴露但尚未患病。根據潛伏期的估計，人類的炭疽病潛伏期約為11.8天至12.1天。這些預測結果與之前的疫情數據相吻合，并支持給接觸了低劑量炭疽病的個體進行60天的預防性抗生素治療建議。通過向當地公共衛生官員提供實時數據，大多數炭疽病流行模型表明，超過80%的人群可以在出現癥狀之前接受抗生素治療，從而避免高死亡率。這種及時的干預措施可以顯著降低疾病的傳播和危害。
流行病學警告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42條指出，對傳染病應當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其中，早發現是盡早啟動報告的先決條件；早報告是為盡快收集病例、發現地等資料提供信息，從而為科學分析、精準預測傳染病發生流行趨勢提供充分數據，最終做出合理的預警。
發現疫情
根據傳染病流行病學特征、轄區常年發病率水平與病種等因素，結合法律法規所規定的傳染病監測規則，制定切實可行的制度，在早期發現疫情。利用互聯網、大數據技術，實時監測網絡異常發熱、呼吸道傳染病查詢，快速捕獲疫情相關熱搜詞匯，提示疾病監控部門進一步確認。根據傳染病的流行季節、周期及流行趨勢，設置不同季節流行病預警值，及時發現疫情早期苗頭，采取防控措施。
疫情報告
欲推進報告現代化，則需要優化其相關方面——擴大報告主體，提前報告時間，選取最佳報告方式，以產生早期報告效果。
現代化預警平臺
現代化預警平臺即面向全民、全社會開放的統一系統平臺——傳染病智慧化預警多點觸發共享平臺。同時，甄選一個相對特性輸入信息；即當全民全社會在一定時間內于平臺輸入該信息時，能較快速準確反映某區域出現了某種不明原因疾病或異常健康事件。
生物武器識別
生物戰劑和生物恐怖主義日益增長的威脅導致了特定現場工具的開發，這些工具可以對遇到的可疑材料進行現場分析和識別。 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 (LLNL) 的研究人員正在開發一項此類技術，采用“三明治免疫測定法”，其中針對特定病原體的熒光染料標記抗體附著在銀和金納米線上。
在荷蘭，TNO 公司設計了生物氣溶膠單顆粒識別設備（BiosparQ）。該系統將被納入荷蘭生物武器襲擊國家響應計劃中。
以色列內蓋夫本·古里安大學的研究人員正在開發一種名為BioPen的不同設備，本質上是一個“筆中實驗室”，它可以使用 ELISA 的改進版在 20 分鐘內檢測已知的生物制劑，ELISA 是一種類似的廣泛使用的免疫學方法。技術，在這種情況下結合了光纖。
影響與危害
國際恐慌
由于隱蔽性，生物戰往往出人意料地突然發生，難以防治。出現少數病例時，人們未必能意識到是生物戰。而很多生物戰劑卻能在短時間內大量繁殖，或具有高傳染性，迅速擴散，感染大量有生力量。生物戰劑還有一定潛伏期，潛伏期的病原體可能依然具有高傳染性。當大批有生力量發病時，敵方戰斗力會遭到削弱，生產資源也隨之減損。在信息化時代，小規模的恐慌等負面情緒在信息技術條件下能迅速傳導、蔓延，演變為大規模社會動蕩，破壞社會穩定。
危害健康
細菌戰由于機理特殊，殺傷面積大，威脅還有不斷上升的趨勢。細菌戰可以攻擊對手的政治經濟中心、指揮中心、水源等戰略要地或戰場目標，對人口多且流動性強的國家、尤其是其人口聚居地進行攻擊，能造成災難性后果。生物戰劑氣溶膠能隨風傳播很遠。將50千克炭疽桿菌撒在城市上空，可以導致12萬～50萬人染病死亡。
破壞生態
生物戰能長久污染和破壞敵方生態系統與環境。生物戰劑存活時間長，有些病原體在一定條件下能存活數十年，某些戰劑以動物和昆蟲為宿主，借宿主繁殖并長期存在，在適當的條件下重新開始廣泛傳播，形成難以根除的長期安全威脅。對受感染地區進行消毒和無害化處理的成本可能很高。對動物尸體無論焚燒還是掩埋，都會對水及空氣造成污染。
經濟損失
生物戰危害動植物，可以打擊甚至重創一個國家的經濟。應對生物襲擊，經常需要封閉被污染區域、疏散人員、限制交通運輸等活動，會造成經濟損失，長期、大規模的封閉會導致經濟衰退。傷害牲畜或農作物會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從長期看，針對動植物的“基因戰”甚至能摧毀一國的農業，間接對社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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